朱德所在的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将军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名将，他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但却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暗地里与同盟会保持着秘密的联系。1911年2月，他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在云南讲武堂任兼职教官。朱德敬佩蔡锷将军博学多才，能文能武，经常在课操之余去他家借阅进步书刊和求教军事学术。能在蔡锷将军麾下任职，朱德感到十分高兴，他决心带好兵，打好仗。
司务长在连队里主要负责“吃喝拉撒睡”，方便联系士兵和下级军官，与社会上各方面的交往也比较多。朱德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按照云南同盟会支部的要求，积极而又巧妙地开展联络新军和会党的工作。
新军是清朝政府仿照西方军事制度和技术组建的新型武装力量，原本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同盟会领导的若干次武装起义都是清王朝调集新军去镇压的。在八旗和绿营旧军腐朽不堪的情况下，新军成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利器。这一严峻事实使同盟会日益看清了争取新军的重要性。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指示各省分会，“希望国内同志竭力向清朝新军之初级军官运动”，争取他们倒向人民，倒向革命。
同盟会云南支部立即秘密派遣会员深入新军，做争取新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新军绝大多数是从云南、四川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清朝反动腐朽的统治和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体罚制度和军官克扣军饷以饱私囊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朱德在自己所在的部队抓住这些矛盾开展工作。他从“反对打人”，“反对克扣军饷”着手，更进一步激发广大士兵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与此同时，云南同盟会支部还派朱德到四川步兵标中去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一个很艰难、很危险的工作。这支部队曾镇压过同盟会领导的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它的军官多数是前任总督锡良从四川带来的。同时，新任云南总督李经羲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侦探网，搜寻同盟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
朱德利用家乡观念，首先找到了他在川军步兵标当时结识的3个朋友，通过他们深入部队，联络士兵，开展工作。这里的士兵基本上都是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朱德就利用哥老会，甚至以自己也加入了哥老会的方式深入部队，广泛接触士兵、了解士兵和争取士兵。他经常和士兵交谈各自的家庭情况和经历，并且替他们写家信，联络感情，这样由浅入深，进而谈及时事、政治。这些士兵曾向朱德叙述了他们被派往河口镇压起义的经过。朱德立即抓住时机，向他们解释同盟会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启发他们逐步认识到帮助腐朽的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是错误的。
1911年，美、英、法、德帝国主义者为了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的开采权，他们合组了“四国银行团”，强迫清政府大量借款修筑铁路，以攫取中国的铁路主权。而清政府却采取投降媚外的卖国政策，以“上谕”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国策”，接着便和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全国铁路的建筑权和所有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朱德就这一事件同川军步兵标的兵士们长谈过许多次。朱德向他们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借款控制中国铁路主权的侵略本质，揭露清王朝腐朽无能、出卖国家主权的丑恶嘴脸，启发士兵们的爱国思想。革命的种子渐渐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当时，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局势越来越紧张，革命力量在动员，在聚积。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也正在云南酝酿。云贵总督李经羲预感到革命风暴的来临，惊恐万状，极力作垂死挣扎，在总督衙门内外加紧修筑工事，并调集辎重营、卫队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来保卫总督衙门。因此，迫在眉睫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中，做好争取衙门卫队的工作便成了当时的紧迫任务。朱德又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利用四川同乡关系和哥老会关系，找到了衙门卫队里的几个四川同乡，通过他们深入士兵做政治思想工作。不久，这一部分士兵也滋长了“反正要革命”的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像春雷一般震动了中国大地，极大地鼓舞了正在积极准备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召集了几次秘密会议，筹划起义。同盟会云南支部马幼伯、朱德、邓泰中、董鸿勋、杨蓁等人也立即开会，决议昆明宣布起义，响应武昌。会后，他们满腔热忱，更加紧了对新军和衙门卫队的宣传争取工作。同时，他们又想尽各种办法积累枪支弹药。朱德利用野外演习的机会领取弹药，在演习过程中号召大家节省弹药，还规定了具体数目。起义的时候，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发子弹。
当时，云南的反动派已准备向革命党人下毒手。他们撤换了第74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同盟会员），还计议要将第73标的几名管带（相当于营长）调职，并收缴各营队枪械的机柄，还拟定了捕杀革命党人的计划。由于革命党人在军队中已做了大量工作，使越来越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因而这个捕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立即被衙门卫队机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革命起义已刻不容缓。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毅然地举行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云南起义的决定宣布以后，朱德按照预定计划，先到城内承华圃讲武堂营房，紧急动员讲武堂丙班学生，做好起义准备，与北校场、巫家坝两地起义军互相呼应，协力作战。然后返回巫家坝第74标，继续掌握第2营左队。这时，朱德被任命为左队队长（相当于连长）。朱德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下台。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我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后来，一下子就反正起来。”
威武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向省城进发。朱德所在的第2营为前卫，向省城东南门攻击前进。云贵总督李经羲急忙命令守城骑兵团阻击。可是，骑兵团中的很多人早就和革命党人有联系，他们不但不阻止起义，反而加入了起义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也乘势打开了城门。午夜12时，起义军全部入城。拂晓，起义军开始进攻总督衙门。由于朱德等在衙门卫队营中曾做过很多宣传工作，因此当朱德等率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卫队营没有怎么抵抗，很快就缴了械。朱德率部队直翻衙门的高墙而入，打开大门，一举占领了总督府。李经羲仓皇逃走。接着，起义军又一举攻克了五华山和军械库这两个敌人的重要据点，击毙了第19镇统制（相当于师长）钟麟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昆明全城便光复了。
在云南起义中，朱德身先士卒，英勇机智，被人广为传颂。昆明光复后，他率领部队高唱战歌，在城内各街道巡逻，打击反动分子，保护革命成果。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的时候，朱德曾写过一首诗：“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对云南重九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朱德以誓拼铁血铸中华的男儿气概，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践行“从戎救国”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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