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青少年时代-滇南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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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作为西南革命策源地的云南处在新旧交替、蜕化嬗变之中。人们普遍地欢迎新事物,厌恶旧事物。主政云南的蔡锷是一位开明的进步人士,他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开展新云南的建设。云南开始出现了新气象。朱德与蔡锷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云南军队虽然没有像他希望的下长江而一揽全局的气魄,但是他还是参与了新云南的建设。

    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使云南贫瘠不堪,穷困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几乎到了无以维系的境地,甚至从前线转战回来的军队也没有钱发饷。蔡锷看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决定从政权内部进行某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替代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来代替旧军官,并加强了对讲武堂和军队的教育和整顿,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鲜的民主的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俭,规定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60元,并且以身作则。蔡锷的这些措施使破烂不堪的云南呈现出一种讲求实际,廉洁奉公的新风气。朱德高度评价蔡锷在云南的政绩说:“真正在革命后打下新基础的,全中国当时还只有一个云南啊!”

    援川返滇之后,朱德以连长的身份在滇军中训练了两个月新兵,随后奉调到云南讲武堂,担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负责管理学生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

    辛亥革命期间,云南讲武堂一度停办,1912年秋重新开学。这时,讲武堂有学生5个区队,每队百余人。这些学生中,一部分曾是朱德在讲武堂时的丙班同学,他们中,有的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援川战斗,有的回各省参加过当地的辛亥起义。辛亥革命后,他们都回到学校完成学业。还有一部分是因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而遭通缉逃亡而来的各省青年学生,其中也有教官。这些学生的情况复杂,不像从前那样容易管理,如果教得不好,学生就不欢迎。面对挑战,朱德把他们当做一批新生力量,对他们严格管理,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他认真备课,努力钻研军事教材,尤其注重用辛亥革命和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战斗实践来充实和检验自己教授的军事理论,然后再教给学生,使学生感到既深刻,又亲切。

    在这里,朱德一方面管理和教育学生,同时,又向学生请教,努力吸取政治营养。他利用空闲时间,同那些从各地亡命而来的青年学生和教官摆龙门阵,他们讲述在各地参加辛亥革命的见闻与实践,听他们揭露袁世凯怎样逮捕、监禁、虐杀共和派人士的暴行,听他们揭露袁世凯怎样利用“善后贷款”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还听他们介绍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卖国和专制而坚持斗争的事迹。在教官中,有几个还是流亡云南的留法学生。朱德如饥似渴地向他们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能够成功,而中国就失败了呢?为此,他用很多的时间向他们几位探询法国的议会制度。教学相长,通过与学生交流,朱德受益匪浅,他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军事素养更上层楼。

    朱德以极大的热忱在讲武堂工作和生活了11个月。1913年夏,朱德离开讲武堂回到部队当了营长。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南地区早已垂涎三尺,他们把铁路从法属殖民地越南修到了昆明,就像一根大吸血管插进了中国的内脏。同时,他们还抢夺了云南南部的矿产开采权,进而妄图把云南等地完全变成法国的殖民地。为此,法国帝国主义在临近越南的我国云南边疆,包括蒙自、个旧、开远、临安(今建水)一带,收买并武装土匪和少数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挑起民族纠纷,制造事端,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武装反叛,聚众械斗,袭击各级地方政权,滋扰边界,破坏边疆人民的和平生活。甚至还唆使这些土匪袭击印度支那法属越南,为法国军队攻入并占领我国云南寻找借口。

    临安、蒙自、开远、个旧在云南南部,与当时法属殖民地越南接壤,滇越铁路从这里通过。这一带是有名的“匪窝”。特别是辛亥云南光复后,被打散的清军巡防营溃兵流窜各地,成了有相当势力的武装匪群。他们有的藏匿于山中,有的混杂于民间,有的甚至还混进了军队。这些混进军队的土匪既懂得军事,又阴与匪通,不断制造事端。1911年10月发生的蒙自兵变,其重要原因就是蒙自驻军中混进了土匪,这些土匪中很多都是原巡防营的溃兵。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官兵关系,破坏军民关系,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直至聚众哗变,叛军先攻军械局抢快枪二百余杆,接着攻蒙自关道署,库藏饷银劫掠一空,市场被焚掠,商埠被蹂躏。法国帝国主义跃跃欲试,立即调驻越南军队,沿我云南边界集结,准备借口保护路矿安全侵入我云南。形势十分危急。云南军政府立即与法国驻昆明领事交涉,谓蒙乱指日可平,铁路一带当派兵沿途驻扎保护,决无他虞,法商所受损失事后议偿。这样,才制止了法国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为了南防毗邻法属越南的侵略和他们豢养的土匪势力的骚扰,巩固边疆,蔡锷和云南军政府经常往这里派出官员和部队进行镇守和清剿。1913年秋,蔡锷又派出了云南陆军第1师沿滇越铁路及边境布防。朱德作为该师的营长率队伍到临安,镇守蒙自、个旧一带。

    滇南地区,山峦重叠,酷热多雨,疟疾猖狂,瘴气重重,环境十分恶劣,生活十分艰苦。这里的土匪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凶狠狡猾。他们大多数接受过法国的训练,拿着法国的新式武器,依仗着人熟地熟,神出鬼没地横行于山林河谷之间。大部队进剿,则潜逃无踪,部队撤离,又聚众骚扰,鱼肉人民。部队防地也不时受到土匪的偷袭。为了防止土匪的袭击,朱德在营房的四周用巨石垒起了高高的围墙。可是放在门口的哨兵有时却被砍了头。尤其狠毒的是,他们蒙蔽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纠纷。这给清剿土匪,巩固边疆带来了新的困难。

    朱德在这复杂和艰苦的环境里,以他那特殊的毅力和智慧清剿土匪,镇守边疆。

    当时,有蒙自的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迤南剿匪事务所屡拿未获。后又纠集匪徒盘踞冷水滩黄喜店中,继续作恶。1914年11月,朱德督兵围剿,但匪徒负隅顽抗。朱德命令部队开火,方位抵挡不住,由屋后跳下,躲避在附近深沟里,伺机逃跑,后被士兵击毙。其余匪徒仍不投降,朱德命令士兵用火将他们烧死。除了当地一大祸害,人民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1915年9月18日,建水的匪首白万莫卜等纠集土匪五六百名进攻少数民族土寨渣腊。20日夜,攻破土寨,放火焚烧。渣腊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土司化装逃走。当时担任副团长的朱德亲率两个连的队伍进抵渣腊,会同地方武装部署清剿计划。朱德亲自率兵一连向松岭岗寨进发。当抵达松岭岗附近的山上时,朱德亲自登高侦察,见山下村里有土匪正在烧杀抢掠,他立即命令军队用炮向匪徒轰击。匪徒闻炮声由寨内奔出,当场被击毙六七人,残匪将村内草房焚烧,火烟弥漫,乘机溃逃。在普谷渣的土匪四五十人闻军队赶到,正在大捞一把准备逃跑的时候,朱德率领的围剿军突然向该村包围攻击,当场击毙匪徒十余名,余匪向山林内逃窜。盘踞衣葱的土匪侦探到官军即将来此清剿,早已逃遁。

    朱德在滇南生活战斗了整整两个年头,使这里从动乱恢复到平静,土匪日益减少,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祖国的西南边疆得到巩固。

    在滇南剿匪作战中,朱德十分注意官兵关系。他深入士兵中,跟他们密切接触,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并且对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士兵了解政治,知道为什么而战斗。他也因而获得了广大士兵的信任,做到了上下一心,团结战斗。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军民关系。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也不许侵犯群众的利益,他亲自率领部队围攻正在烧杀抢掠的土匪,救民于水火。他还耐心地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劝告他们不要听信帝国主义分子的挑拨和土匪的煽动,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滇南剿匪作战造就了朱德适应特殊艰苦环境的坚强毅力,并在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与土匪作战的经验教训。例如: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打仗方法,创造了他那有名的流动游击战术。此外,他还有一个要诀,就是不管大战小战,事先都要亲自查勘地形,力求从各个角度查明敌人的阵地,在此基础上精密计划一切。因而能做到知己知彼,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的。”

    朱德十分珍惜在滇南剿匪作战中创造和积累的流动游击战术,他后来回忆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集群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中,朱德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强大敌人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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