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风云变幻的时局令人心寒，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正在化作过眼云烟。凝视着浩淼的长江日日夜夜奔流不息，朱德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和郁悒之中。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巨轮在云封雾锁中驶出了一条新路。
1915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政治上主张民主，反对封建君主制度；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此同时，《新青年》又提出了“科学”的口号，反对迷信，提倡科学。这样，“民主”和“科学”便成了当时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政治的两大旗帜，成了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中心口号。这一宣传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开始摆脱封建制度的樊笼，去追求新思想，努力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出路。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新青年》也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它报导了十月革命的真相，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章，还发表了他们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文章。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1919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青年》也以更新的面貌，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开始大量地、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登载一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
新文化的思潮和五四的激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荡涤着中国大地，也同时冲击着各种人们的思想。反动、倒退的人们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从各方面去阻止它。而那些渴求进步，追求光明，对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充满同情和忧虑的人们则如久旱逢甘露，热情地欢迎它，努力地学习它，宣传它。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远在四川泸州的朱德百思不得其解。他让军需官到成都为他购买了大批书籍，开始阅读其中记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和宣传共产主义的通俗读物。恰逢其时，朱德的挚友孙炳文向他介绍了《新青年》。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885年生。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他禀性敦厚，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名列前茅。1911年武昌起义时，孙炳文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并被推选为文牍部部长。后来又担任北京《民国日报》的总编辑，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痛斥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文章。为了躲避袁世凯的搜捕和迫害，他不得不回到四川，先后在南溪、成都、遂宁等地教书。
1915年，孙炳文在成都结识了同盟会会员李贞白。李贞白在护国战争中与朱德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他很器重朱德这位爱国将领。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在战争胜利后，他仍担任团长，未能晋升。因此，李贞白对朱德的待遇忿忿不平，对他更为关怀。在成都，李贞白和孙炳文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评价一些古今人物。李贞白经常提到朱德，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1917年春，李贞白介绍孙炳文前往泸州和朱德见面。对于这样一位思想进步、有胆有识的年轻人的造访，朱德感到分外的喜悦。他喜欢年轻人，尤其喜欢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于是他便不由自主地向来访者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们海阔天空地纵论天下，旁征博引地剖析时局。尤使朱德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竟惊人相似或完全一致。
初次见面，朱德朴实、谦逊、豁达的品格和作风给孙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成都后，他告诉李贞白：“朱德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丝毫也没有使人难于接近的阴狠粗鲁，而是一位博学多才、十分高雅的人。这就是我最初的全部印象。”
李贞白听后笑着说：“你说得很对。一个武将，如果粗鲁，就会暴虐；如果阴狠，就会险毒。而朱德却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能成事立功。正因为他集英武高雅于一身，反而埋没了他的功名。可是，他的功业最终一定昌盛，他的名声最终不会磨灭。”
初次见面，互相欣赏。函来信往，赤诚相见。1918年1月，孙炳文应邀到朱德旅部任职。在泸州，孙炳文成了朱德家里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当上了朱德的咨谋（相当于秘书）。朱德在泸州有一批知心朋友，他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从不嫉妒别人的才华。朱德这种高洁的品德让孙炳文倍加崇敬。从此，朱德与孙炳文成了朝夕相处，亲密无间，肝胆相照，情同手足的挚友。
如何把中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是朱德和孙炳文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朱德苦闷地叹息道：“我们本来是满腔热血地为共和而战，可是如今共和在哪里？越来越看不见了嘛。再这样搞下去，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孙炳文感慨万端地说：“是啊，国家被搞成这个样子，一切爱国有志之士，谁能不为此而揪心呢！北洋军阀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卖国贼，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反而借助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我认为，在我们中国，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必须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不然的话，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孙炳文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长期在北京工作，接触过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观察问题的视野果然宽阔得多，思考的问题也果然深刻得多。朱德聆听着孙炳文的谈话，觉得很新鲜，很有道理，恰似从窗棂里透进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朱德虚怀若谷，他向孙炳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希望能从好友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和启发。比如，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就能那样迅速地取得胜利，而我们中国革命却屡遭挫折和失败呢？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再比如，我们中国有些人总是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拜人家为师。可奇怪的是，那些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我们学生呢？
就孙炳文当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来说，他也无法解答朱德这些复杂而深奥的问题，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初步看法。孙炳文向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人求助，邮购了一些新出版发行的书刊。其中《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就有探讨朱德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章。朱德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欢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如饥似渴地搜寻和阅读有关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社会主义这类题材的书报和杂志。
朱德在自己家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邀集一些男女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这里读书看报，议论流行中的新思想，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思想和旧习惯。他们以极大的兴趣热烈地讨论着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没有能够见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他们所见到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报纸杂志上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文章。因此，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清楚。开始，有些青年人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役和自流井一带的盐工，而且很难想象这样的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达到共产主义。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斗争，才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认识逐渐有所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思想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转变。他日益怀疑和憎恶那种官场生活。他极力想摆脱它，但是要想摆脱它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朱德认为“单单吃饭不做工，就是社会寄生虫，只有不做工没饭吃的人，才能真正摆脱得开那些东西。”这种思想对于朱德摆脱那易于沉醉的生活，向前来一个飞跃，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一种新的动力。
这时，朱德虽然还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但是他正在试图用新的思想和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朱德和孙炳文在学习和讨论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有基本错误，用老的军事斗争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也逐渐认识到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办法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他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辛勤的耕耘终于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朱德和孙炳文的思想觉悟在短期内得到了飞速的提高。孙炳文审慎地提出：“玉阶兄，别在这里消磨时间了。我们一起走吧！到俄国或德国去学习学习，将来回国再从头干起。”
朱德坚定地说：“这样吧，你先动身去北京，设法会见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向他们请教，并做好出国的准备。等我回云南打倒唐继尧之后，马上离开军队，再去北京找你会合。”
1922年5月，朱德终于从苦闷彷徨中挣脱出来，跨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登上新的航船，驶向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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