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1．未名湖畔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要（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及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当年王选选择去南模中学就读，曾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而他对北京大学及数学专业的选择，定会给他带来非凡的意义，虽然这之前他还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京大学西校门时，王选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他在上海从未见过这类建筑。而北大这块凝结着革命传统、大师云集、人才济济的沃土，更使王选内心充满了朝觐者的敬慕。
王选流连在蜚声中外的未名湖畔。未名湖对于北大的意义就像汉唐之于中国一样，除了它本身所固有的秀美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象征。未名湖是北大的灵魂，也是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家园。
湖水很静，她安然地躺在燕园之中，周围起伏的地势与湖岸交接形成的流畅线条，将未名湖勾勒得如同一块温润的软玉。湖畔杨柳依依、曲径通幽，使她显得更加淡泊宁静。风过无痕，水面上却泛起粼粼波光。王选凝望着，浮想联翩，陷入深深的沉思。如今自己是她怀抱中的一员，这块曾洒下过无数青春的脚步及热血的土地，又被自己走着了。该留下一串怎么样的脚印给她，给自己呢？
王选很优秀，可在这样一群更加卓越的人群中，他却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若想有所建树，一定要加倍努力并有过人的东西。否则，就会被群星的光芒所湮没。
1954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共录取了200多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学生分成9个班，每班20多人，王选被分在6班。后来王选才知道，6班和9班从分班的那天起被定为尖子班，皆是全国高考成绩名列前几十名的学生。
有位叫张恭庆的学生，他是王选的南模校友，中学时数学成绩就非常突出。当时有一本杂志《数学通报》，每期出6道难题让大家解答，下一期再把答对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张恭庆经常名列其中。中学毕业大会上，数学老师赵宪初先生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当然这里有谦逊的成分，却足见赵老师对张恭庆的赞赏。多年后，张恭庆成为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当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
有位叫马希文的同学，上大学时只有15岁，是系着红领巾踏进北大校园的。《北京日报》为此专门作过报道，称他是“神童”。马希文多才多艺，精通德文及蒙古文；音乐的造诣很高，不但会作曲，还会拉大提琴。后来在计算机方面也显示了极高的天分。1982年，他担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其才能让在校的老师非常佩服。2001年在美国去世。
张景中同学虽然不在尖子班，成绩却非常突出。他颇具文采，会做诗，写的读书报告常被作为范本展览。多年后，张景中成为科学院院士。此外，还有杨路和陈天权，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北大54级数学系聚集了如此多的人才，可谓群星闪烁，在北大数学系的历史上，这届学生共出了6位院士，这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
当时，北大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他主张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础课上，抽调校内著名的学者教授基础课程。
教王选解析几何的是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当时已是一级教授的江泽涵；教数学分析的是34岁的教授程民德（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教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后担任北大校长）。
多年后，王选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富有真才实学、教学方法科学，治学态度严谨，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后来多年的科研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计算机本身就是数学和电子学结合的产物，数学基础对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其一，‘抽象’是数学的本质，而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高级语言和应用系统的设计中经常使用抽象的手法；其二，数学基础好、逻辑思维严密的人，一旦掌握了软件设计和编程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后，就能研制出结构清晰、高效率和可靠的软件系统；其三，好的算法往往会大大改进系统的性能，而数学基础对构思算法是很有帮助的。”（《王选文集》，428页）
2．大学生活
王选深深地爱着北大，对在北方生活遇到的诸多困难从没抱怨过一声。他们住的寝室是一个大房间隔出的三小间，共住着24位同学。北京的冬天不比上海温暖，室内没有暖气，偌大的屋子里仅有一个煤球炉子，门窗四处透风。人们张嘴喘气或开口说话时，会呼出一缕缕白色的呵气。到了夏天，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又热又闷，都能把穿在身上的衬衣拧出水来。
难的还不只是这些，在王选看来，一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的人初到北方生活，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语言关。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平时大家聊天、电台的广播及老师授课讲的无一不是上海话。在北京，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为此，王选和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一样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北京人在给别人添了麻烦或想求得帮助时，喜欢说“劳驾”、“借光”，这样显得有礼貌。睡在他下铺的朱建士同学，有一次在大礼堂看电影，一位北京人从他身边走过，对他说：“同学借光。”朱建士以为人家要抽烟向他“借火”，连忙摇着头说：“我没有。”闹得对方不知所措。北京人买饭都说买“几两”，上海人则说：要一碗。王选的一个无锡同学买饺子时说“买一盘儿”，他没把儿话音拿捏准确，听上去像是“买一百二”，结果服务员真的端上来120个饺子。他望着装了好几大盘的饺子吓傻了眼，这才知道都是自己的语言不过关惹的祸。
同学们闹出的一桩桩笑话，致使普通话水平不高的王选在课堂上不太敢讲话，尤其是小组会上，怕自己说出来的普通话不准确，与想表达的意思不一致，让自己尴尬。在课下，没有了课堂上紧张严肃的气氛便会好一些。尽管这样，王选在生活中仍是笑话不断。有一次他在城里吃饭，服务员问他要几两。王选对“两”没有任何概念，便胡乱地说“要一两”。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看了看王选好心地说：“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一两饭是不够吃的，你应该要半斤才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以后，他才对“两”有了精准的概念。
在南模上学时，王选对参加课外活动非常积极，到了北大也不例外。这是他与同学们沟通感情及学习语言的机会。篮球、乒乓球场、集体舞场、各种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游行集会上总能看到他奔跑投篮、奋力扣杀、青春旋动或激情飞扬的身影。
同学们非常喜欢他。上大一时王选睡在朱建士的上铺，起夜时王选经常迷迷糊糊地把脚踩在他的头上，把他从梦中惊醒。谁知，这位后来做了工程院院士和核武器专家的朱建士总是憨憨地笑着说：“你踩到我头上没啥，若踩到的是个西瓜，闹不好就会摔着了，没啥没啥。”
王选和同学们相处的非常好，相互关心，以诚相待。有位同学来自海南，因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得了肺结核。王选看到他生活困难，已是深秋季节了，瘦弱的身子还穿着单衣，善良的王选把自己的一件新秋衣借给这位同学穿，还省出了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送给他，添置过冬的棉衣，让这位同学感动不已。还有一位同学，因家中贫困寒冬腊月也穿不上棉衣。王选和大家一起凑钱给他买了过冬的衣服，怕这位同学不接受，还让一位女生在绒裤上绣上了他的名字，悄悄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是金子，放到哪儿都会发光。刚入学不久，系党组织就发现王选不但学习优秀、积极上进，而且能把思维活跃、性格各异的同学们团结到自己身边，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把他列入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同学们也选他为团支部书记。
世间的许多事，并非一味地按人的意愿发展。正当王选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他热爱的学习及党团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中，想在追求政治进步和学业有成齐头并进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把他推入困境。
3．几度困惑
1955年，上大学二年级的王选被评为了三好学生积极分子，这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是一件极具荣誉感的事。系里还为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同学们纷纷畅谈感想，气氛庄重而又热烈。
在与会的同学中，王选看到一位身材小巧却又文静端庄的女生，一双纯净的大眼睛美丽而又传神。她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轻易说话，而只要开口话语就能切中要害，极有见地，带着上海口音的嗓音非常动声。他从同学口中得知，这位女生比自己高一年级，叫陈堃銶，和他是上海老乡。王选不曾想到，这位女生的出现，对他以后的人生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将意味着什么。
王选的数学成绩非常优秀，他却对自己现有的成绩不满意。经过认识的分析，王选认为这一状态的产生，与自己把太多精力用于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上有关。王选认清问题症结后，在不影响学习和工作的同时，抽出更多时间扎在北大的图书馆里。
除了专业课知识，王选对别人不关注的一些课外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英文版的《民族前卫》杂志上，他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全文，这在全数学系的同学中也是第一人。他还看到一则报道，前苏联向1905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中死去的俄国人献花。他想不通，因为那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苏联这样做是不是有大国主义倾向？更为严重的是，王选对朝鲜战争中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不理解。
思考越多，王选越发现，对于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想法跟报纸上宣传的某些内容、做法有很大出入，思想跟当时流行的一些政策并不一致。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1956年，在一次系党支部人员找王选谈话时，王选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觉得在入党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跟组织上说出来。在此种心情的驱使下，他把自己的心声毫不隐讳地吐露了出来。
不幸就在这之后发生了。王选被上纲上线到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倾向，他的入党问题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此乃一直满怀热情、追求进步的王选始料未及。他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一些推心置腹的真心话，就定了如此“罪名”让他难以接受。
1957年反右斗争中，王选所在年级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被打成右派。张景中、杨路等同学，他们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品德非常好，也无一避免地被打成“极右”，送到边疆改造。与他们相比，王选算是幸运的，但是，他从内心里却为他们鸣不平。
王选在上海的家中，许多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选的母亲一直是一名优秀的街道干部，为了工作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忙碌，却被无缘无故地革职。不但如此，还有人往母亲身上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有一次街道出现了“反革命”传单，是用钢板刻后油印的，有人因为王选家庭的出身怀疑是他的家人所为，派人到他家借钢板以试探虚实。王选的母亲困惑地说：“我们家哪来的钢板？”后来，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说出了内幕。使王选的母亲非常生气，情绪变得很不好。王选的父亲后来也莫名其妙地错划为右派，整个家庭陷入了阴霾之中。
后来，“肃反”扩大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使王选产生了怀疑，而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王选无法理解。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想不通的事就更多了。越学习，越关心政治，他的怀疑和不解就越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选非常希望自己是一个糊涂虫。人糊涂一些，什么独立思想都没有就可以不痛苦，痛苦的产生都源于思想的深刻。有时，他甚至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苦大仇深的家庭里，但是出身又岂是人自己能够选择得了的？王选陷入极度苦闷、困惑与迷茫之中。
4．非常抉择
比尔·盖茨在谈到成功经验时说：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还是两个字——选择。这句成功的秘诀，在王选身上也同样应验了。
大学一、二年级没有具体分专业，同学们上的都是统一的基础课程。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划分出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王选做事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他把这三个专业的现状与前景作了认真的研究，然后作出了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抉择——计算数学专业。
张恭庆、张景中等一批成绩突出的同学选择了数学专业。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同学，也选择了散发着迷人气息的数学专业。相比较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王选却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王选的表姐夫辛一心，当年就是选择了较冷门的造船专业，才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计算数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一旦选择它就意味着天天与计算机打交道，计算机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还闻所未闻，它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前景无法估量。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王选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两篇文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篇是钱学森关于电子计算机与航天工业的论述，王选看后激动不已，他甚至还产生了驾驶宇宙飞船畅游太空的遐想。另一篇是胡世华写的关于计算机在国防中重要作用的文章。胡世华断言：在未来战争中，导弹的发射、拦截，飞机投掷炸弹及空战，统统离不开计算机。从计算机在未来的国防及航天工业中的神奇作用，都可以看出，计算机不仅能应用到高科技领域，还有可能改变人们未来的生活。计算机发展的前景，对王选的震撼非同小可。
恰好在这时，王选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周恩来总理还特别强调，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的重点技术。这对王选是个莫大的鼓舞。他又留意了报刊上一些关于计算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而又神奇的作用。他想，一个人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王选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
多年后，王选在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说：“我能够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具有远见和洞察力。我在解难题上面的本事并不大，年轻时精力最旺盛的阶段，解题能力可能也不如现在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李平立；在电路的功底和动手能力方面不如同学毛德行，更不用说跟无线电系毕业来方正的王永达比了。但是有一点我大概是突出的，就是洞察力、远见力，英语叫vision或insight，具体表现就是我能比别人早一拍走到正确道路上。选择计算数学，以及后来自觉地训练英语听力，从硬件跨到软件，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直到选择搞激光照排，都是这种vision在起作用。”（丛中笑：《王选的世界》，46—47页）
选择，甚至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开始到成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付出的努力、坚持、痛苦和承受，常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王选饱受不公平待遇，精神上饱受摧残和打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事业上保持旺盛的激情直至忘我的境地，一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王选却做到了。只是这样的结果，几乎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任教北大
时间到了1958年，王选已面临毕业前的实习阶段。这时，一项重要的任务——改进“北大一号”计算机，落在了成绩优异的王选和同学们肩上。学校把调试“北大一号”计算机作为计算数学的实习课内容。交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是不到30岁的年轻教师张世龙。
张世龙于1929年10月10日生于天津，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任党总支专职委员，燕京大学政治大课讲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学研究科科长、党委委员。1956年调任数学力学系计算机数学教研室教师。后来，又任无线电系计算机教研室主任。
张世龙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很强，是个无线电迷，对王选有深远的影响。他看中王选的是他思维敏捷、逻辑性强和多年做学生工作的管理组织能力与共同协作的团队精神。他认为这项工作，非王选莫属。王选对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张世龙老师非常尊重，不仅喜欢听他讲的课，对他自行设计数字计算机的开创性行为充满敬佩。
王选的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是张世龙讲授的。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他所教的课程，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居上终于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北大一号”正是张世龙的作品，当时设计它时没有任何成品可进行比对，他仅凭翻阅资料，再加上自己的聪明、胆识和想象力把它研制了出来。虽然工艺水平很差，主板上没有插件形式，只是焊了一块板子，既无法进行成功调试又无法进行正常运行。现在看来，它只能算是一块计算机模型。就是这块模型，在当年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它的逻辑设计和电路设计严格准确，原理图绘制的也相当细致详尽。这台计算机模板使王选和同学们在学习计算机课程时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
1958年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北京大学对改进“北大一号”非常重视，希望用半年时间研制成功，作为献给国庆节的厚礼。
时间紧迫，王选像上足了劲儿的钟表日夜兼程地工作，几乎把自己脑力、体力和精力用到了极限。半夜，王选常常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下来往机房赶。有一次夜里，他又去机房接班调机，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去食堂买饭。路上，他感觉许多人用怪异的目光望着自己，当时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谁知刚走进食堂，有位同学就冲他大喊起来：“哈哈，你们看呢，王选这是把谁的褂子穿在身上了？”话音未落，立刻引起一片笑声。王选这才低头打量自己，发现身上的衣服又瘦又小，几乎把上身捆成了一个肉粽。他这才恍然大悟，半夜起床时把同学的衣服胡乱地穿到自己身上，大半天过去了竟一点都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他用装在口袋里的笔写字时，发现它好像瘦了一圈。他还纳闷过，以为是自己的手指由于不断地劳作变粗了，竟没有发现这天天握着的笔也不是自己的。
虽然投入了大量精力，改进“北大一号”计算机的工作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计算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顺利通过了调试，只是当时我国生产的存储器磁鼓不过关，王选和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也未能使机器投入正式运行。不过，数学和电子学在计算机中完美的相结合，使王选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逻辑设计到调试也有了一个完整认识，实际动手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对计算机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年夏天，王选毕业了。他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再加上实习中的完美表现，校方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把王选留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任教。
接到通知的那天，王选激动不已，第一时间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父母。“好好干，儿子。为祖国争光，为北大争光！”父母的话还响在耳边的时候，王选来到未名湖畔。
放眼望去，夕阳的余晖尽染了西边的天空，也把波光粼粼的湖面涂抹成了一片金橘色。王选的内心久久地不能平静，有感动也有感慨。四年前他第一次走进北大，流连在未名湖畔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他深深地爱着北大，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幢建筑、每一则流芳的名人故事，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间。留在北大工作是他的梦想，如今，他终于可以用所学到的知识报答哺育过他的母校了。他甚至幻想，有一天自己也可以用骄人的成绩，成为北京大学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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