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我一早去北京参加图书订货会，匆匆下楼，回头，看见土土被外婆抱着，打开的窗户后面是一个孩子在挥手。他知道，这个动作代表再见，因为还不懂得离愁，所以我看见他快乐地挥着手。我放心地走了，临走还告诉我妈，先别打防疫针，等我回来，因为我希望在孩子最希望怀抱的时候我能给予。在土土出生一年半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离他那么远，一个晚上很短，但对我却那么漫长。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上火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了医院，例行完成这个国家给每个新生儿从一岁到三岁的每月一针的防疫任务。下午，在最应该在家休息的时候，保姆把土土带出去玩，并且只给穿了一条绒裤，回来后土土的手脚冰凉，一个小时后开始发烧，两个小时后体温达到四十度。而我并不知道，唯一与家里的一次通话，是被告知土土很乖，知道妈妈晚上回不来，已经睡着了。
十八日下午五点多的火车，打车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土土正蹲在椅子旁边玩，看见我回家，很高兴，他的性格腼腆，很少直接对你表达自己的亲热。我刚坐在沙发上，他就跑过来帮我解鞋带，我连忙说谢谢，他又晃着小身子跑到门口拿来了我的拖鞋。我把他搂在怀里，他很快就挣脱了，我把记者证挂在他的脖子上，证件的带子太长了，一直拖到地上，我想把它摘下来弄短些，他往后退了一步，跑了。
直到睡觉的时候，我才发现土土的呼吸急促。妈妈说他们下午已经去了一次儿童医院，土土有点发烧，吃了退烧药。半夜体温三十九度六，凌晨四十度二。家里的体温表最高刻度到四十一摄氏度，水银就在我的视线里残忍地填满了所有空间，那支沾染着土土体温的表，像一根刺，扎得我满心都是血。
十九日天一亮，我们就打车去儿童医院。从十七日到十九日，土土的体温就没从四十度那个横道上下来过，此时的体温：四十度六。
急诊。
土土看见穿白大褂的护士，在我怀里踹着腿，摇晃着我的肩膀叫妈妈：“回家！回家！不打针！”大哭。他的哭声淹没在众多哭声之中，我的头是晕的。他使劲抱着我，我也用力搂着他，这是我们唯一能给予对方的安慰。
我听见护士在叫：“何思羽家长！谁是何思羽家长？赶快到注射室给孩子打退烧针，太高了！”
到注射室，因为我们去医院前已经吃了强制退烧药，所以大夫不给打针。
挂号。
排队。
土土哭着，无助地被我从肩膀上把他的胳膊拽下来，将他按在我的腿上，面对大夫坐好。那个年轻女人撩起土土的小衣服，把冰凉的听诊器放在他的皮肤上。我不停地在土土耳边撒谎，我说：“咱们马上就走，咱们不打针，阿姨爱土土。”
只有哭声，是我耳边持续的声音。
验血。
又是同样的动作，土土只是哭，却那么安静地坐在我的腿上，并伸出胳膊张开自己的小手，我用我的手掰住他的食指，一根如同钉子似的三棱针穿透皮肤，那个瞬间也穿透我的耳膜，我仿佛听见巨大的破碎声。
化验结果是：血象异常，病毒非常厉害，必须马上住院输液。
对这个结果我充满质疑，想挂主任号再给孩子好好看看，可是儿童医院规定，体温必须在三十八度五以下才允许挂主任号。也就是说，我们连看病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求助，想找个熟人。可惜辗转找到的人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
当时我想，谁要能给土土好好看看，我给他跪下都行，可是这个毫无自尊的愿望依然没有什么意义。
等待，令人窒息的等待。
土土烧红了的小脸贴着我的脸，温度燃烧着我的绝望。我们像海洋深处两个漂浮物，土土用胳膊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我紧紧抱着他的小身体，我知道我是他的希望，是安慰，是爱，是信任，是安全，我像一块木板，被他搂着，他的眼泪顺着我的衣服流进脖子，我的眼泪顺着脸淌湿了他的衣服。其实，他哪里知道，他最信任的人此时比他还无助，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
只好继续等待，等待土土的体温降低到可以挂专家号的温度。
土土说的最频繁的一个字就是“走”。我抱着他在医院大厅里一圈一圈地走，我让自己笑着在他耳边轻声唱歌，“宝宝哭了，不好看呀，宝宝笑了，大家都喜欢”，他就停止哭泣了，而我的内心早就泣不成声。
土土喜欢电梯，用小手比画着，我就抱他上电梯，然后再下来。我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就这样一直在电梯那儿上上下下，看所有的景象起起伏伏。
外婆给土土买来果冻，他用勺子挖了一块，侧过脸说：“给妈妈吃。”我张开嘴，只是，舌尖满是眼泪的味道。
终于，体温表再抽出来的时候，水银柱停在三十八度八上，此时，我们已在儿童医院待了十六个小时。
乞求，哀求，换来的是一张小纸条，那个纸条通往另一个楼道。
依然是长久的排队等待，几乎所有的孩子脑门上都贴着退热贴，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家长说他的孩子在这儿住院一个星期，病毒性肺炎刚好，又传上病毒性感冒，还在持续高烧，提醒我们千万别住院，交叉感染太可怕了。我看见那个比土土大几岁的小男孩已经倒在妈妈怀里没力气了。
终于排到了，检查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妈战战兢兢地问那主任：“您看不用住院吧？”主任停下写病历的手，侧了侧头，质疑地问：“住院？还用住院？”再没说话。我轻轻喘了一口气。他开了两针，我们走向注射室方向，先要皮试。
大夫迅速在土土手腕子上划开两道口，点了药水，二十分钟以后看有没有反应。我依然在土土一再强烈要求“走、走”之后又回到他最恐惧的地方。从注射室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哭的，我看见我之前的那个带孩子打针的父亲像耍大刀一样把孩子脸冲下横放在自己腿上，裤子被扒开的一瞬间，那孩子大声喊“爸爸不打针”之后，就轮到土土了。打针的女人，脸阴沉沉的，不耐烦地对我说：“用你的腿夹住他的腿，快点！”土土的小屁股从裤子里露出来了，他也大声哭，使劲喊：“让妈妈打，让妈妈打。”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最温柔的。我听见孩子外婆在一边说：“就是妈妈打的，就是妈妈打的。”因为有这句话，在整个注射过程中，土土居然没怎么哭，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流着眼泪说：“走喽！”我紧紧抱住他无助的小身体，在他耳边轻轻说：“土土，咱们的噩梦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妈妈带你回家！”土土重复着：“结束了，回家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个结束。
晚上七点到家，水银柱重新停在四十度一的位置上。那个体温表被我攥在手里，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四十八小时里，我没喝过一滴水，只上过一次厕所，我的心已经是个空壳。
夜晚，那么难熬。
给他吃了超大剂量的强制退烧药，然后哄他睡觉。一直在惊吓中度过的他疲惫地躺在床上睡着了，一只小手还死死拽着我的领子，很多次的惊醒，很多次我拍着他说：“妈妈在呢，妈妈不走，妈妈永远陪着你。”然后，看他放心地睡去，手始终没从我的领子上拿走，因为他以为他抓住的是安全感。此时的“永远”是那么空洞，苍白得如同失血的嘴唇。因为高烧，土土浑身不舒服，所以一晚上都在床上翻来翻去，最后趴在我的身上沉沉睡去。我的体温与他的难以融合，我的皮肤敏感地触摸着他的温度。
三个小时过去了，三十九度二。四个小时过去了，三十九度六。他忽然醒了，自己坐起来，看了我一眼，笑着唱：“大老雕，真厉害。”然后身体一歪，倒在枕头上很快又睡着了。我们收拾好一切住院用的东西，因为实在心疼土土，决定再让他睡半个小时，然后回儿童医院。时间是二十日凌晨两点。
两点半的时候，再试表，体温：三十九度五。只是小数点后的一个微弱变化，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或者是给自己一个再让土土睡一会儿的理由，于是，想再等半个小时。我在这半个小时里，忽然睡着了，惊醒的时候，皮肤提示我土土的体温已经下降。我摸了摸他的脑门，有汗！我在心里提醒自己，能确定是真的？能吗？能！
我小声告诉大家：“土土开始退烧了，不用试表，我保证他退烧了！”于是，大家都安心地睡了。只有我还处在惊喜里，一直等到天亮，一直抚摸着他的头。我太清楚温度的变化了，早晨没有再试表，但土土的体温肯定已经降到了三十八度左右。
噩梦真的结束了。
我忽然理解了那些母亲，为了交换孩子生存的机会可以放弃自己，因为，我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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