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的冲击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现代化[293]探求：政治革命的缘起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解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冲击-回应”说，“中国中心论”[294]“过密化理论”[295]“权力的文化网络”[296]等解释模型都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然而，就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而言，西方文明的冲击仍然不能不被看作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不得已而融入整个世界发展轨道的时候，现代化问题开始在中国凸显。经济竞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等现代观念席卷而来，迫使一大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求索中国现代化的漫漫路途。他们最初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物质、技术的原因，于是有了以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以自强成为当时的思潮，洋务运动由此展开，中国最早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衰落不仅仅在于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制度落后，要挽救濒于危亡的中国，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现代化的探索由此起步。
把西方政治思想体系最早系统地引入中国且造成极大影响的是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中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观念，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推动了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维新变法是清朝统治者进行的一次较为彻底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尝试。光绪皇帝为此发布“定国是”诏，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为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297]这次改革希望能够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可惜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而终告失败。[298]
与维新派同时兴起的另一派政治力量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革命者经历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辛之后，终于促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成立，但由于革命派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的模式强加于中国，更缺乏对民主政治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知，美国式民主共和的理想终究未能成为现实。除开换了块民国的招牌以外，中国的政治民主并无多大进展。[299]
虽然改良派与革命派具体的政治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手段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主张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学习，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都未获成功。其中的原因后来毛泽东总结道：“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300]言下之意，正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它就很难从容地选择一条渐进的、平和的现代化之路；同时，民族受压的状态使得“民主要求与民族尊严的冲突”[301]愈加激烈，现代性的选择总伴随着对西方价值观的某种警惕，这样一来，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也就很难走得通了。不过，尽管改良派与革命派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揭出了革命与改良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302]，并为此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一种好的制度在别国行得通，而在中国就全走了样？对此梁启超分析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303]梁启超的思索，开启了五四崛起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思考，即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04]。这样一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最终落到了文化层面上，即以文化思想为起点，由彻底翻转人的精神而改物、改制并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文化的现代性由此成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追求，这一追求在20世纪初则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初起时以思想启蒙为宗旨，重点在于对“文化”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在形式上表现为东西文化的交锋，主张抛弃旧文化（即固有的传统文化）而代之以新文化（即西方文化），故陈独秀初办《青年》杂志时，言其主旨并不在批判时政。[305]但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化转向。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路标的《新青年》从“不谈政治”（胡适语）到最终成为政治刊物；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自由主义者而改宗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志着整个新文化运动“由启蒙而革命，由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思潮嬗替”[306]。对于思想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的这一剧变，李泽厚先生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他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是因为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注文化的背后仍然是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努力和尝试，启蒙的目的仍在于拯救中国。这种明确的指向“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使得救亡的主题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307]高力克则认为，“在中国，救亡的民族主义诉求既是启蒙的动力，也是启蒙的最后目的。因而，中国的启蒙从来就是救亡式的启蒙”[308]，无所谓谁压倒谁的问题。
其实，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嬗变过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拯救意识去拥抱外来文化的，因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用目的，正如蓝公武所说，“我们中国人天生一个笼统的头脑，把立宪、共和、社会主义看作是急进的三个阶段。于是有些人对于立宪失望了，便主张共和，共和失望了，又来主张社会主义”[309]。知识分子这种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灵丹妙药的心态，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文化整合功能，使得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被运用时往往是残缺的，甚至是被肢解的。就拿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言，李大钊虽然比较完整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却独推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10]。对马克思学说中的经济决定论、劳动价值说等却颇表质疑。这样的认识显然与他着眼于阶级斗争所具有的革命性功能相关。
二 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
身处于“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311]近代中国，毛泽东热情地投身各种改造中国的方案之中。他最初倾向以和平的改良方式来救中国，这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关。毛泽东刚刚走出韶山冲时，首先受到的是康梁思想的启蒙，康梁成为他当时最崇拜的人物。由于佩服梁启超的学问文章，他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子任”（梁启超号任公）。[312]在长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杨昌济中西兼通，对宋明理学研究尤深，讲求的是立志及道德实践。从学校毕业踏足社会后，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时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313]。在北京的短暂时间里，虽然他也接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并对他们的思想很感兴趣，但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占据思想界优势地位的情况下[314]，毛泽东明显表现出对无政府主义的青睐。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315]由此，对毛泽东最初为什么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主张社会改良的毛泽东何以在时隔一年多之后[316]，就从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想当中脱离出来而最终明确选择了以“俄式之暴力”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呢？我们在这里以早年毛泽东参与的一场历时较长、花费心力较多并留下了不少相关资料的政治活动“驱张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观察并试图加以说明。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在五四大潮的影响下，作为主要领导人第一次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自1918年3月主政湘事后，对湖南实行暴虐统治，被当地人称为“张毒”。《湖南》月刊第1卷第4号一口气列举了张敬尧10项重大罪恶，而当时社会各界对于张敬尧的仇恨已至“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地步。[317]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骨干于1919年9月起开始秘密策划驱张。当时，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曾对这种行动表示怀疑，认为“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318]。史料未显示毛泽东针对这种怀疑立时有所答复，但以何种方式改造中国肯定是他当时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在1920年2月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19]
与“驱张运动”同时，毛泽东也在着力思考并常与友人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赶走了张敬尧之后，湖南该向何处去？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与其他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认为湖南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不是枝节的解决；是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解决；是湖南人民自己解决，不是请政府代为解决；是为湖南人民全体的利益解决，不是为少数特殊人利益解决；是按照湖南现代潮流去解决，不是因循从来习惯去解决”[320]。但具体该如何着手呢？毛泽东此时颇为踌躇。这从他就一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321]而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可窥见一斑：“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根本解决’下手”，《商榷》所列各条虽属“次货”，但在中国现状内又实在是“上货”，要是连这也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322]这表明毛泽东一方面意识到，就中国的全局而言应从“根本解决”下手，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仍不失为可以一试的上策。毛泽东在他和彭璜共同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修订稿中写道，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323]。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对何为“根本改造”并没有很清晰的想法。而从接下来的情形看，这里的“根本改造”还不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而是通过“湖南自治运动”打造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种想法，与当时一些人对中国问题采取渐进的“根本解决”之道颇为相似。[324]
其时的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也有所了解，但他认为走这条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这办法就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325]。从9月3日到10月7日的一个多月内，毛泽东就湖南自治问题连续发表10篇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中国并不具备十月革命的条件，不宜发起总的革命，一省一省的治好了，全中国也就治好了，所以“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326]。固然，他也充满激情地说过：“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327]有学者据此判断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已经有了明确认识，同时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两种可选择的办法：一种是搞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一种是从湖南开始搞‘省自治’”，甚至还说毛泽东“当时已经选定了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道路”[328]。就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这样的结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湖南自治失败后毛泽东的沮丧和接下来的反省。事实上，这时的毛泽东仍在进行着政治改良的实验。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湖南自治运动是倾情投入的。他从总体上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329]，并积极地通过撰文宣传、拟定民办自治文件并发动公开签名、游行请愿等活动来实施。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说，他这样做是“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330]。当然，这样一个缺乏权力基础、全凭一番热情设想出来的方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湖南自治运动也最终因谭延闿、赵恒惕等撕开了伪装而宣告失败。这一场似乎充满着希望的耗时耗力的政治改良实验的失败，使得正处于抉择各种主义[331]中的毛泽东开始彻底地对“以往”及“今后”进行反思。[332]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说得很清楚：“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333]给李思安的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334]而给罗章龙的信似乎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有着更多辩解的意味：“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335]在为新民学会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所加的按语中，毛泽东回答了一年前陈赞周提出的“根本改造”与“驱张”的关系问题，说驱张和自治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336]，但“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又说“‘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337]。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总结已经是基于经验教训的一种事后认识了，他这时提到的“根本改造”，较他刚开始进行湖南自治运动时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接下来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几种方法，其中一种即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338]。此时的毛泽东，才真正对俄式革命的道路有了明确的认识：“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339]这个政治革命的路径一经选择便再无更改。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思想从改良到革命，从赞成无政府主义以及“思想的大杂烩”状态到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家，看似突然的思想转变，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举。其一，时代的背景使然。正如我们曾经分析过的，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都是带着问题意识去接受各种理论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理论中异军突起，最重要的就是它具有“根本解决问题”的功能。诚如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说：“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340]所以五四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有在极短时间内发生急速的思想转变的经历。毛泽东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发生思想上的突变并不奇怪。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首先是个中国人，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341]其二，毛泽东的个性及文化背景使然。湖南人的个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信邪”:“湖南人，包括受过文教陶冶的学者在内，总是喜欢作豪语：‘老子不怕邪！’湖南人的勇敢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全国驰名。”[342]而形成于湖南一带的湖湘文化则以“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343]的理学和实学相结合的特点著称。坚毅的个性使得毛泽东从不放弃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重在行事、“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的湘学之风又使他可以决然地放弃不合实际的方案去另辟他途。其三，几年的亲身实践让他对中国社会的道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此时，他已经从“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344]的求学阶段走出来，明确认识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45]。他仔细比较了以前曾经信奉过的各种主义、方法，认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比较之后，他断言：“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46]
关于毛泽东对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我们还需指明两个问题：（1）尽管毛泽东从小性格倔强，勇于反叛，但他并非像有些国外学者所说的崇尚暴力。对于他来说，暴力革命的方式实在是多次试错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必然要达到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347]。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正像高瑞泉所指出的：“历史的发展并非某些思想设计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在‘试-改变-再试’的过程中推进着，改良的一套方案试验过了、失败了，历史就无法拒绝革命性的试验。”[348]因此，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不是历史的态度。（2）就毛泽东从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来看，他少有在理论上进行思想清理的痕迹，主要是依赖“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作出最终选择，“这种实践主义精神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就前者来说，它有利于避免形而上学的僵化倾向，使理论灌注于时代、实践的活性生活；就后者来说，它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泥潭，一旦直观的把握出现错觉，其在初衷上的危害同样是不可低估的”[349]。
三 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政治革命策略
青年毛泽东在艰难的探索之后，最终确信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相信了“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350]的道理，明确意识到了革命与政权的关系。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终以共产党被国民党绞杀落幕，更让毛泽东强烈感受到“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这个硬道理[351]。从此以后，毛泽东的政治革命策略大都以“夺取政权”为中心来展开。
（一）“枪杆子”与夺权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在谈到武力与权力的关系时说道：
宣称武力是主要的，惟一的，或最终的权力形式的主张，在社会思想上历史悠久。“强权即公理”在若干欧洲语言中是古老谚语。……马基雅弗利声称：“一切武装的预言成功了，非武装的失败了。”霍布斯写道：“没有利剑的公约只是空话，连一个人也保不住。”也许当代最有名的武力第一论断是毛泽东的箴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52]
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强权即公理”相提并论，显然是抽去了中国历史与毛泽东个人背景的产物。毛泽东虽“欣赏敢于反抗，敢于不惜同束缚个性发展的一切网罗同归于尽的强者人生”[353]，但他一生从未信奉过强权，相反，他主张以“枪杆子”的方式夺取政权，是他“压迫—反抗”的革命逻辑在政治革命上的集中体现。对此，毛泽东曾说：
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354]
这是不是毛泽东为“枪杆子”夺权的辩解之词？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曾从普遍的人性论出发，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355]。但改良的经历却让他明白，“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356]。由一介书生而参加革命的毛泽东“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要打仗”[357]，但一次又一次工农起义被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镇压的事实，使他明白赤手空拳肯定敌不过“枪杆子”，“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58]一旦认清了这一点，欣赏曾国藩“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他不怕被指责为“单纯的军事冒险”，在秋收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惜冒着“逃跑”的罪名而上山保存军事实力，因为他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359]
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采取战争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详细分析说：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360]
如同施拉姆所指出的：“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像威特福格尔及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变成一个喜欢单纯为军事而军事的人。”[361]的确，毛泽东并非“武力第一”论者，而是一个讲求策略的革命者。他看重的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唯有枪杆子才有可能夺权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固定的理论或模型。对于那些口头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鄙视地说：“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362]充分体认到“枪杆子”与“夺权”之关系的毛泽东不惮于被指责为“战争万能论”者，甚至宣称：“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363]
（二）农村中心与夺权
当年毛泽东最受党内指责之处恐怕就是上山“落草为寇”了，为此他还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无论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夺权的设想，还是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农村革命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观念都有离经叛道之嫌。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可以支持利用农民的力量进一步推动革命，可以在现实面前承认“枪杆子”必不可少，但囿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要他们彻底改变城市中心与暴动夺权的观念是极为困难的。对此，张国焘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即使农民打下了大城市，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恐怕也会将城市烧掉的，因此，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正确观念。[364]后来李立三更为激进地指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炸断了他的四肢，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所以“夺取主要城市是很严重的问题，他有全国意义”[365]。
但毛泽东在经过对中国社会的切实分析后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一特点决定了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连续不断的战争，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建立小片的红色政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只有“上山”才是夺取政权的唯一出路。“上山”包含有几方面含义：（1）它意味着革命必须依靠农村而开展，这样一来，广大的农民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可以保存有限的军事势力，也可在土地革命中发展壮大队伍，将以前的工农武装发展为正式的军队，以对付国民党的军队；（3）可以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起红色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扩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革命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认为，只有采用这种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直至建立正规红军，使红色政权的发展波浪式向前扩大的办法，才是正确的。[366]
史华兹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农村战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367]毛泽东关心这个问题吗？当然，因为他毕竟要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革命，否则他的革命就不具有合法性。为此，他一再以自己的方式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中国不是体现在工人阶级的数量上，而是体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然而实际上，他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面对来自“上级机关”类似“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责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68]因而，正如史华兹所判断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前提的狭窄框架内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共产主义中毛泽东主义的形成”[369]，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他需要时时把握住的是“夺取政权”这个政治革命的中心任务而不是被单纯的意识形态框架所束缚。
（三）土地革命与夺权
革命意味着什么？对于旧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而言它意味着“翻身”，它首先使几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站了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并最终“进入一个新世界”[370]。对于共产党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在与国民党的抗衡中获得胜利，而取得胜利的关键依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371]。土地革命本身并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毛泽东在其中的活动以至于后来对土地革命的领导都深深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
就夺取政权的目标而言，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中策略性地完成了两个任务。
其一，他有效地抓住了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孜孜以求的心理，“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372]，以此调动了全国最广大的贫雇农的革命热情，使得中国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强大主体。正因为如此，中共的土地改革就成为“国民党比什么都害怕的事，它知道这是共产党唯一的秘密武器，它比任何新式武器更有效的给当前的蒋政权以致命的打击”[373]。
虽说消灭一切剥削、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是毛泽东所执持的价值理念，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面对着各个不同阶段革命的需要以及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采取灵活的策略。毛泽东将这一策略总括为“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与消灭地主”[374]。在毛泽东看来，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和雇农，二者的数量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就抓住中国绝大多数的革命力量。[375]而中农作为农村中间阶层的主要力量，必须对其利益加以保护，“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376]。对富农则要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避免逼得富农造反，使贫农、雇农陷于孤立。[377]这种稳健的、策略型的土地革命政策，最大限度地将革命的有生力量与潜在力量团结起来，与敌对势力进行对抗，为政治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其二，他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有效地唤起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的自主意识。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是一种阶级斗争，必须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378]党的作用是领导和帮助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37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将中国的土地政策与苏联进行对比时说，苏联是由政府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而中国的土地革命则是共产党通过“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的途径，“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380]。应该说，土地革命的这一策略，除了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外，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毛泽东强调通过贫苦大众自觉的阶级斗争而求得自身的解放，实现“土地还家”，这就摆脱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由最高统治者通过各种休养生息的措施来抚慰百姓、求得社会稳定的朝代循环模式。它可以“树立广大贫苦农民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借以“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381]。另一方面，毛泽东以“压迫—反抗”式的革命思维，鼓动农民采取“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对压迫者进行革命，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农民的社会心理结构，将农民传统的守成心理转化为变革心理，这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统一战线与夺权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占据首位。当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毛泽东这样做是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特别青睐，但就他写这篇文章时所处的抗日战争时期而言，统一战线运用得当与否，的确于中国革命事关紧要。毛泽东在分析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三个阶段统一战线的历史后说：
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382]
与大资产阶级（主要指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暗示着毛泽东的两个基本政治目标：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与保存其军事上的实力。无论共产国际如何干涉，无论党内有怎样不同的意见，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毛泽东始终坚守一点：要夺取政权，必须要具备实力，统一战线（特别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必须服从于这个目的而不是相反。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他的矛盾辩证法，“毛泽东把世界看成是存在于紧张和冲突中的各种力量的一个复合体，其中某些冲突比其他冲突更重要。一个有力的领导者要理解隐藏在事务中的冲突——毛的术语中称之为‘矛盾’——并采取策略从冲突中获得好的结果”[383]。简单分析毛泽东在抗战国共合作期间的两个策略，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策略。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始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极大的让步，作出了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384]这四项保证是中共第一次明确表示愿以南京政府为中心，服从南京政府的指导，并对苏维埃及红军进行改编。“四项保证”在表面上看来中共甚至以牺牲原则为代价实现了两党的合作，但事实上，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在实力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中共以原则的让步使国民党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围剿，对外形成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为共产党赢得了口碑，对内则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可谓一举两得。在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还形象地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一方针：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385]以此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无论如何对国民党让步，有两条他是坚决不让的，即“绝不交出他部队中的一支枪和一个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国民党人来指挥和控制他的部队”[386]。
抗战中的游击战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共产党该采取何种战略战术，这个问题曾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形下，党内高层中不少人主张和国民党并肩作战，与日军正面抗衡，认为为党的利益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避免同日本军队进行大的交锋会有损党和军队的形象。[387]对此，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他反复强调要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要对蒋介石有所防备，为保障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不宜正面作战，不宜打硬仗，应该“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因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388]。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战争中保存与扩大党的武装力量，避免逞一时之勇而作无谓的牺牲。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颇遭一些人诟病，说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还只顾打政敌而不打日本人。[389]诚然，毛泽东的战略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当然有其功利色彩。但以此来责难毛泽东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看重政党利益，但绝没有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相反，在抗日战争中，以放手发动群众为主的游击战略几乎成了日军最为头疼的事情，因为“只要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遍布农村，它几乎作为农村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日本人就很难宣称它已经完全征服了中国”[390]。
四“党-军-民”三位一体的政治革命模型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特色，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将政治革命所需要的三个基本元素：革命的领导者——政党、革命的武装力量——军队以及革命的主体——“民”（群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结合的过程中确立起鲜明的人民革命观。这一强烈地体现着毛泽东独特的政治策略、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人民革命观，成为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政党——人民自觉选择的自救工具
在革命时期，具有政党形式的革命党对于完成革命任务无疑发挥着核心的作用。[391]毛泽东自从选择了俄式革命的道路之后，就积极地投身这一革命组织当中。当然，毛泽东真正在这个组织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模式、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接连遭受挫折之后。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反省的毛泽东开始探索一种符合当时革命实际的、能有效运作的政党模式，而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也在这个不断创造并不断等待革命机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列宁主义范式中得以塑造。[392]
成立伊始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模式构建起来的[393]，“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394]。按照列宁主义的一般概念，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着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必须动员群众，使之成为政治力量的来源。但列宁在阐述这个组织的作用时，更着重于其政治精英的性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少数作为革命骨干的职业革命家，另一部分是各地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普通党员。[395] 而在俄国当时的环境下，他更强调党作为“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意义，“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396]。毛泽东坚持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动员群众这一列宁主义政党概念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和列宁相比，他大大地发展了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关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似乎更乐于在与人民的关系性质中来讨论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
党在革命中到底充当着什么角色？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有过这样一段概括：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397]
我们在第二章曾分析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个人的成长经历，毛泽东形成了“压迫—反抗”式的革命逻辑，这一革命逻辑在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后得到了强化。在这一革命逻辑中，主体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也就是上述这段话中的“敌人——人民”，而革命党则是人民用以反抗敌人、获得自身解放的工具——这就是党存在的最实在的价值。[398] 毛泽东在批评选举中党内表现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时明确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399]
那么，共产党何以能充当且必须充当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呢？毛泽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其一，是基于历史的选择。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历次革命来看，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取得胜利。辛亥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没有党的领导，所以流产了；国民革命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参加和领导，有了共产党，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抗日战争也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而团结了全民族。[400]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政党就只剩下了共产党，它就必须担当起革命的组织责任。[401]
其二，是基于共产党的性质。对此，毛泽东分析道，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下也可以参加革命战争，但由于它的自私性和在政治、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虽然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因其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最能虚心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因此，它就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领导人民并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402]
其三，是基于人民的需要。毛泽东说：“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403] 作为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他们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不可能自发地推翻势力强大的压迫者，他们必须要寻找一个真正能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来发号施令。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教育了全民族的人民，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为的是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因而为人民所信任。[404]
其四，是基于人民的委托。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405]，“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406]。那么，接受了这种委托的共产党人就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就必须在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上充当急先锋。
这样，作为党，既要责无旁贷地充当起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又必须自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人民寻求自身解放的“工具”而已。因而在客观上，它必须充当群众的“向导”，必须“向人民负责”；在主观上，它必须“甘为人民孺子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党真正能够成为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有效工具呢？在毛泽东看来，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对于群众路线，毛泽东曾作出过十分经典的概括：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407]
而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用更加通俗生动的方式表达过群众路线的雏形：
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408]
我们知道，在列宁那里，基于政党的精英职责，党与群众的基本关系就是通过鼓动和宣传，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单向主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党的路线与群众当前的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来自于领导人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一种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以及对工人阶级最佳利益的毫无保留的职业献身”[409]。而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路线”，则典型地反映了党与群众互动的“双向模式”，这种方式“可以削弱独断的两个弊端：一是不了解民众情绪，二是造成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认为自己对领导者没有影响力”[410]。它成为共产党人进行决策并发挥政治动员的最有效途径。正是这一点，成为毛泽东政治革命思想中独特的领导艺术，并由此“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区分开来”[411]。
借助“工具”这一比喻，通过双向互动的关系模式，党与人民（群众）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至于后来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将“相信群众，相信党”作为“两条根本的原理”，怀疑这一点，“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412]。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盲目相信群众，迷信群众运动，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发动群众乱来。[413] 这样的判断即使不是全无道理，也略嫌轻率。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所说“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两条原理，那就是“不能只相信党，也不能只相信群众”。毛泽东固然相信在普遍民众身上蕴含着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但他也知道群众需要领导，这正是他的群众路线所一再强调的。他曾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414] 这明显地表现出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的两个基本原则的坚持。党与群众在毛泽东的政治图式中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制衡，它们处于一个互相牵制的大系统内。融合，就是通过干部下乡劳动、调查研究等各种方式，使党了解群众、走近群众，其目的是保证党真正能够成为群众的代表，以保证其路线的实施；而制衡，则是由群众对党进行监督，比如1957年毛泽东就发动党外人士来监督、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毛泽东认为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动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每当他认为群众行动过激时，他就开始强调党的领导。可以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政治工作的两条腿，这两条腿一方面避免了像俄国民粹主义那样盲目相信群众而导致无政府主义，保证了政府的权威和效能；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府从权威走向过度集权化而伤害甚至扼杀群众的创造性。当然，在实践中，毛泽东并没能一直将两者的关系处理好，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阶级的组织——工会，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以及它的武装组织——红军。[415] 军队作为政党的武装组织，在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中发挥着最为直接的作用，因而完全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416]。
在中国历史上，军队的基本性质是雇佣军。士兵从百姓中挑选、招募而来，他们吃“主人”的俸禄，为“主人”打仗，官兵上下级等级森严。军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较强的身份地位意识，遵循的基本上是一种“主-仆关系”模式。这种正规军的建构主要依赖于两个要素：金钱和权威。草创时期的红军，其来源成分比较复杂，一部分是工人，一部分是农民，还有不少的游民无产者。这样的兵源当然不算好，特别是游民无产者占了很大部分，他们以无组织无纪律著称，有着浓厚的流寇思想。这样一支军队在一无正规薪饷、二无较强权威、三无坚定信仰的情况下，要想稳定下来并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抗衡，谈何容易？略举二例可说明问题。一是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失败部队南下的过程中，行军条件极为艰苦，“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417] 二是1928年7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当时湖南省委巡视员错误坚持省委的命令，附和红二十九军团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了湘南，在遭到毛泽东、陈毅等阻止后不得不往回返。可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二十九军团官兵硬是不肯过河，部队只好又打到湘南，攻打郴州战败后二十九军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418]
如何将这样一支松散的军队改造成为钢铁之师？在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党-军-民三位一体”的人民军队体制：军队上接受党的领导，下联系人民群众，其本身充当战斗队（打仗消灭敌人）、工作队（通过宣传工作以争取广大群众）和生产队（通过生产达到军队自给）三大职能，从而避免将军队变为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专业军事组织。当然，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并非易事，毛泽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1）树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毛泽东看来，军队与党一样，本质上都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其目标和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共产党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有信仰的组织不同的是，军队是军事组织，首先要执行战斗任务，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先锋队组织来保证军队不偏离其宗旨和目标。如果没有作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419] 具体说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通过党对军队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的领导确立起来的。在政治上，要求全体官兵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模范地完成各个时期的任务，防止“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420]；在思想上，要对军队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军阀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即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度，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初步确立了党在组织上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实践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421]。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中国的军队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军部”，始终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二者的关系完全一体化了。[422]
（2）实行部队民主制度，做到官兵一致。在以往的军队制度中，当兵意味着用极大的危险获得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更好的享受和更高的薪饷，简单地说，靠的是物质条件。而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物质条件极端恶劣，战斗频繁发生，靠什么来维持其战斗力呢？靠的是精神。毛泽东认为，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使得士兵们，“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423]。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为部队规定了一系列军内民主制度，如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和繁琐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平，官兵待遇一致，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等。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坚持了这一民主制度。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军队必须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废除封建主义打骂制度，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424]。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将军内的民主制度完善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民主，通过三大民主方法“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425]。
（3）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做到军民一致。中国古代向有“仁义之师”的说法，如刘邦率军入咸阳后“约法三章”，曹操马踏百姓青苗后“割发代首”等。这种“仁义之师”表现在军队与百姓之间的亲和关系中，突出的是率军者的“仁义”，它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之道，其着眼点是“圣”而非“民”。对于毛泽东来说，共产党所创建的军队，本质上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它和共产党一样，“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426]。因此，它以“民”为着眼点，要求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毛泽东曾将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鱼水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一方面，“没有群众这个‘水’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军队这条‘鱼’便会毫无希望地死去”；另一方面，“军事斗争将由代表群众利益的红军进行，而不是由群众自身承担起来”[427]。那么，如何使得军队与人民既如鱼水般亲密无间，又能各司其职呢？
首先，以严明的纪律彻底改变军队在老百姓眼中的形象，保证军民之间的融洽关系。在井冈山时期，针对老百姓对旧军队既怕又恨、退避三舍的心理，毛泽东首先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稍后，当毛泽东发现红军中有些人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侵犯了小商小贩的利益，即为红军规定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428] 这些军纪都得到了严格实施，逐渐消除了当地老百姓的疑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军民关系，将共产党的军队与以往的一切军队完全区别开来。其次，对于军队作为工作队和生产队职能的塑造，也使得军队在最大限度上与民众结合在一起。作为工作队，军队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作为生产队，军队通过生产自给，不要老百姓发饷，从而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甚至在生产中进行变工互助，加强了军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承担这些职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429]。也就是说，他们天然就可以成为一体。
应该说，毛泽东进行的这一系列努力，在于他发现了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对占中国人口压倒性多数的受压迫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动员，而要有效地进行这种动员，政策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党和群众被武装起来：各种各样的地方军事和准军事单位都被组织起来，民众对于军事努力所负有的义务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强调。”[430] 从而保证了党、军队和人民这几个革命的要素具有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和游击战争思想才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基础性保证。
（三）“民”意味着什么：政治革命主体的选择
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是政党组织，还是军事组织，最终都是以“民”（群众）为基础的。“民”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革命最终的落脚点。那么，“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民”——民众
我们曾经讨论过，青年毛泽东深受儒家具有强烈民本主义色彩的“圣人救世”思想的影响。在这种视角之下，“民”虽极为重要，甚至民心可与天心直接相通，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但这种重要性是相对于君的统治而言的，不是“民自贵”，而是君使民贵。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民”是一个“未开化”的、需要等待圣人君子来拯救的群体，而革命（即毛泽东当时所说的社会改造）就是由“存慈悲之心的”圣人君子“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救“小人”于水火之中，最后达到君子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大同境界。
青年毛泽东求学期间，基本上持守的都是这种圣凡隔离式的“拯救”观，包括他在从事一些与“民”有关的社会活动时，也强烈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如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曾主持举办工人夜学，并为此写过一则《夜学招学广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431]
这则广告的用语是一般人都能懂得的大白话，它的确体现了毛泽东从工人的实际出发，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而“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432]，但显然，无论从他所站的立场还是说话的语气来看，都没有脱离上智对下愚进行开蒙、启智的心态。
毛泽东真正开始注意到“民”的力量和作用，是在五四前后一段时期。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平民主义思潮[433]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界的重心。这种以重视民众的力量打倒各种束缚和强权来获得自由为核心的思潮，无论是理论取向还是价值情感取向都与毛泽东深为契合。在青年毛泽东参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当中，无不强烈地体现出他的平民主义倾向。
针对强权者，青年毛泽东首先确立了“民众”这一主体。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借“民众联合”来打倒一切强权。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将民众的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坚信民众的大联合一定能够战胜强权者的大联合。这里的“民众”具体何指？毛泽东在文章中先是一般性地在与“贵族资本家”对立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并列举了法国革命中“民众的大联合”与“王党的大联合”相抗，俄国革命中“民众的大联合”与“贵族的大联合与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434]的例子，对民众联合的作用进行具体说明。而后他使用了“民众小联合”的概念，以大量实例说明“民众”就是社会中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受欺压者，如相对于田主的农夫，相对于资本家的工人，相对于教师的学生，等等，他们几千年来一直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深受着强权的压迫，他们的联合是为着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435]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所理解的“民”——民众，泛指一切受压迫者，并没有确切的政治内涵。但其中有一点与其求学期间的看法明显不同，就是这些受压迫的民众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着“圣人”来拯救的群体，而是主动地联合起来向强权者争利益的群体。对于“民”的理解视角的转换，表明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已经从民本哲学的君权本位转向了近代民主主义的人民本位”[436]。
基于这种理解，毛泽东在践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否则“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437]。而针对当时民众对于政治的疑惑，他强调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438]。他还借助西方的历史经验[439]指出，市民应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这场运动最终被军阀压制以后，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440]。对“人民本位”的初步理解和实践，为毛泽东此后人民革命观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此时对于“民”的理解，基本上还局限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现象层面，尚未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建制进行思考和研究，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也为其后来在践行人民革命观上的失误埋下了伏笔。
2.“民”——国民
在1923年4月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使用了“国民”一词。他分析了中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其时的中国必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政治上必然极反动极混乱，但是“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441]。
国民，指一国之民，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具有政治上人人平等之内涵。此时毛泽东以“国民”替代泛指的“民众”，既与他接受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思潮有关，更与当时国共两党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密切相关。孙中山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指“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442]。1912年他将辛亥革命也看作是国民的革命。[443]共产国际在1920年就曾建议中国“应干国民革命”[444]，在他们内部的一些往来信件中，也以“国民革命”来指称中国的革命。[445]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明确提出“国民革命”概念的是陈独秀。他在1922年发表于《向导》的《造国论》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446]。1923年6月中共三大《宣言》则明确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三大同时还讨论了两党合作问题，并最终确认“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447]。
关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共党内意见并不统一。陈独秀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才同意两党合作[448]，蔡和森、张国焘等激进派在三大会议上还坚持建立独立的工人党，毛泽东则根据他从事湖南、江西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认为中国工人数量少、力量小、斗争的水平低，要把工人运动迅速地引向政治轨道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中国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由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是能够领导革命的。[449]在这个问题上已初步显示他务实的风格。三大以后，毛泽东热情地投入“国民革命”当中，理所当然地把对革命的关注点投射到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身上。“国民”到底包括了什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受压迫的人”，由于商人代表了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他还着重对商人的革命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两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强调“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450]就在毛泽东风风火火地干着国民革命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451]，他不得不携妻带子回到湖南老家，但由此却让他发现了中国革命的一片新天地。
3.“民”——农民
发现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并不是毛泽东的独特之处。他的独特在于冒着被指责为马克思主义异端的风险，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变成一场以农民为现实主体的革命。
一般来说，农民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存体系中，都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农民阶级默认并参与现存体系，那么它就为该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该体系，那么它就变成了革命的载体。”[452]但在以工业和城市为指向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往往被看作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他们即便对农民的力量抱以极大的关注，认为如果能够争取到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453]。但对于农民的革命性还是有相当保留的。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学说，他们明确将城市无产阶级看作革命的主体。列宁在农民占多数的俄国领导革命，当然更强调争取农民的重要性，后来还曾专门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454]但事实上，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仍然是一场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精英的革命，农民只不过充当了支持革命的角色。在此背景之下，以俄国革命作为蓝本的中国共产党，很难不受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束缚。当毛泽东在现实中发现了农民革命的巨大潜力之后，中国革命的主体问题才有了切实的着落。
从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455]开始，到后来不同阶段的革命实践以及理论著述中，毛泽东多次论及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456]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457]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458]
类似上面的论述，在毛泽东就有关农民革命问题的阐发中比比皆是。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是一般性地肯定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而是鲜明地确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那么，对毛泽东来说，农民何以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
农民首先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建党初期，如何发动人民参加革命、形成革命热潮，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农民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事实已被当时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所重视。陈独秀在1923年就曾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潜势力”[459]。而类似于“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460]“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461]等判断也都正式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其时的毛泽东虽然主要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但他对于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潜力也颇为关注。在中共三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所以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国焘评价说，提出农民运动的问题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462]。毛泽东在为国民党二大准备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提到：
吾国人口既然农民实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审是则吾国四万万之人口，农民实占三万万有奇，所以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基于以上之论点，则中国国民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463]
及至后来他在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中，都一直特别强调“大多数”这个最为现实的问题。周恩来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发时曾明确指出，“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于农民问题也是一样，虽然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但“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464]
不过，使毛泽东真正认识到必须到农村去寻找革命潜力的，还不单单是农民的数量问题，而是农民的革命性问题。[465]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农民所代表的是落后的、保守的力量。毛泽东虽不否认这点，但在“压迫—反抗”的革命逻辑下，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的革命性，是农民在受压迫境况之下被激发出的巨大的斗争热情，就像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所描述和分析的那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受到“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与死亡”。尤其是贫民，他们“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属于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466]，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467]。这是毛泽东在理论层面上对农民的认知。在现实层面上，毛泽东由开始不甚关注农民运动[468]到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农民运动，是因为他亲身体会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旦被发动起来进行斗争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他在思想上的迅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如施拉姆所分析的，这“是当时革命本身的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当时农民的斗争热情在不断增长，彭湃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在积极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把农民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力量”[469]。基于初步的理性分析和斗争实践，毛泽东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并用决断的语气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470]这种判断与中共早期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比如陈独秀对于农民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注意到了农民在数量上的优势，认为革命需要依靠他们，另一方面又说由于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趋于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他们“难以加入革命”[471]。他一方面并不否认农民在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也有加入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分析说，“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472]，认为农民始终缺少革命的要求。在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下，他最终将兴趣集中到了资产阶级身上。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则直接对农民加以贬斥，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473]。
除了农民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以外，毛泽东还将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到了更大的背景当中去观察：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是解放农民……不过农民的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民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474]
这种观察固然颇嫌简单，但无可否认，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已相当高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同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联系在了一起”[475]。
其实，农民之成为革命的主体，在当时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的中国，几乎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毛泽东的智慧就在于他认清了这个事实，并使这一事实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一味为农民叫好，作为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农家子弟，他虽然竭力肯定农民的革命性，但对于农民的弱点也看得十分清楚：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476]
很明显，农民在经济上具有小生产的特点，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他们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体，但却不可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甚至还曾抱怨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的成分太少，很难开展工作。[477]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社会，“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478]。由此，革命的领导权也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他并没有像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被农村中爆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所左右，以至于很轻易地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479]。在他看来，“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480]。
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一方面正在于他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特别注重对进入革命队伍中的农民进行思想改造，尽可能地驱除保留在他们身上的自私性和狭隘性，使之具有更高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了解农民的特点和需求，知道“农民由于传统自然经济养成的习惯，轻易不相信各种许诺，必须有看得见的利益才愿意为之奋斗”[481]。为此，他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制定了灵活的土地政策，通过进行土地革命而给农民实际利益，使农民随时能够看到革命带给他们的好处。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得到人民拥护从而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之一。
4.“民”——人民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不是全部。在毛泽东“压迫—反抗”的革命逻辑中，“敌人”与“人民”成为这一逻辑的两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路线里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482]。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与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指出的，毛泽东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在于确定革命真正的主体，在于挖掘革命的潜力，因而他常常会作出“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483]之类的判断。尽管他也常常从分析民众的经济地位入手来分析他们的革命性，但实际上，“苦难，而不是经济学，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基本标准”，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总是“回归到对绝大多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自由的同情和理解上，他相信这种苦难可以通过动员而转化成一种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484]。这样一来，具有了阶级内涵的“民”就毫不困难地与毛泽东早期所理解的作为一切受压迫者的“民”衔接了起来，人民这一概念也借由阶级斗争这一分析问题的工具逐渐变得具体而清晰。
在“阶级”的视野下，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国内各阶级的状况，指出这五种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性不同，受压迫的程度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同。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85]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社会各阶级所做的详细分析，这种分析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将人民与敌人分成占90％的“绝大多数”与占10％的“极少数”的二分法的基础，而“大多数”原则也成为毛泽东一生革命理论和实践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虽然“人民”的具体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变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486]。但“人民”始终是占90％的绝大多数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87]，“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488]。
这样，毛泽东早期所泛指的受压迫的“民”就具体化为不同历史时期作为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同盟军的一切遭受阶级压迫并具有革命潜能的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与他此前使用过的具有近代西方抽象平等内涵的“国民”不同的是，“人民”具有了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权利主体特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专门就“国民”一词作了说明，认为“国民”概念的使用是资产阶级为了隐瞒阶级地位，而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目的。他明确指出，“‘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489]。对于毛泽东来说，“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它们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立，是弱势与强权的对立，是大多数与极少数的对立，也是权利的被剥夺者与剥夺者的对立。人民大众进行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一切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在对人民主体的深刻体认当中，在人民与敌人的两极对立中，毛泽东确立起他的人民革命观。
（四）“人民革命观”的确立
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本来就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几千年的强权社会中，由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着政治和文化的特权，正统史学家大都将历史写成了“圣贤救世”的文化史，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作为受欺压的弱者，却遭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他认为，这个被颠倒的历史必须再颠倒过来，要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90]。为此，他高度赞扬在正统文化里被当作“贼”“匪”“盗”“寇”而受到贬斥的农民起义：“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491]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圣人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直到晚年，他最想要的称号仍然是“TEACHER”，他始终未能摆脱“君临”的思想意识，“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492]。我以为，如果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我们很难解释他一生所持有的对底层民众那种深切而真挚的情感，那种虽位居权力之巅仍时时体现出来的为民请命的热情。事实上，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总在哀叹“吾国国民之愚”“千年来民智之不开”的话，那么，当他真正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自身也逐渐完成了对于“人民”的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对于自己的思想变化轨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有过一段自述，他说自己是个学生出身的人，不愿意做一点劳动的事，生怕掉了架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493]
从这时起，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再是君子对小人的拯救，而是人民觉醒后的自我拯救；他心目中的“圣人”，不再是具有超越意义的先知先觉者，而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经验和要求的总结者和提炼者，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494]。他进一步认为，真正的圣人不是古圣先贤，而是人民，人民是上帝，“老百姓也是圣贤”[495]。他经常用“上帝”来指称人民大众，在《愚公移山》中他讲：“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496]直到晚年，他仍在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497]所以，当毛泽东走出了他青年时期的探索阶段，将自己投身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后，他已超越了传统的圣人救世思想的框架。他的救世不再是君子对小人的居高临下的施舍、圣凡隔离式的拯救，而是与黎民百姓休戚与共的真切关照。人民是真正的圣人，如果说他自己，包括共产党从先锋队的意义上来说也算得上圣贤的话，那这种圣贤最多也不过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和价值的工具。
于是，毛泽东最终确立起了他的人民革命观。这种革命观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一种自觉的革命，而不是历史上自发的“压迫—反抗”式的革命。但是，在这种革命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一，从理论上，人民是革命的主体，但人民是个集合概念，它无法作出自身的意志判断，必须要有它的代言人，那么，如何来保证这一代言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呢？其二，人民，如果将其具体化，他们就是长期处于最下层的广大工人和农民，他们尽管拥有巨大的潜能，但却是需要帮助才能获得觉悟进而充分发挥其潜能的人，究竟靠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使人民保持觉悟呢？其三，人民这一群体多处于感性认识的层面，具有情绪化的特点，他们的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但控制情绪的能力是低下的，这就是孔子之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缘由。从这个角度而言，群众始终需要有人为他们引路，可谁来引路？其四，革命的时机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个时机也总是要有个体的觉悟者才能加以把握，谁来把握这样的时机？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案：一是寻找获得了大本大源的圣人；二是成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党；三是建构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民意的制度。应该说，第一种方案可遇而不可求，可以存而不论；第二种方案在某一时期内可以达成目标，如在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的目标与广大民众的要求在最大限度上是相吻合的，因而党成功地充当了人民与目标之间的中介。但是，这一方案并不能保障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第三种方案即健全的制度才能保证人民的意愿和权利不会受到太大损害。正是对这第三种方案的思考和抉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其政治革命并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缘由。
五 政治革命的现代图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谈到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时，曾经说过：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498]
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其政治革命的生涯中，根据客观实践为我们描画了许许多多的“小图样”“分图样”。在历经了近二十年革命的跌宕起伏后，他以“新民主主义”[499]这一概念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以及革命的前途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为中国革命描画出了一个“总图样”。不过，只要“房屋”未建成，他总是根据各种关系的变化随时修改着图样，在策略与目标之间把握着平衡，并尽量使策略趋向于目标。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就近而言，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依当时的理解也就是工业化。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500]“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01]。
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工业革命，因而将现代化首先理解为工业化或“西化”是很自然的，且从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本身就表现为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富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于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争中，且与“西方化”相提并论。[502]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成为“现代化”概念被推广始用的开端。当时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1）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2）中国的现代化应当采取哪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之方式的步骤怎样。从这两个主要的论题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来寻求现代性的。讨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主张走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503]在讨论中，现代化普遍地取代了“西化”的概念，其意义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504]我们虽无法证明毛泽东关注过这场讨论，但从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述来看，他无疑回应了人们所关心的关于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革命后的中国一定会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这一点至少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是没有疑问的。尽管毛泽东独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道路，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是走向了“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的民粹主义。[505]细究起来，这种观点是将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与政治追求混为一谈了。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506]，而农民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507]。也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完全认同现代化的最基本表征：工业化和城市化，且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宣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508]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将“农村包围城市”看作一种取得革命成功的斗争策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509]。用施拉姆的话来说：“尽管毛取得权力的方式是非正统的，但是，一旦胜利在握，他就摆出了从此按正统方式行事的姿态。”[510]不过显然，毛泽东不仅仅是摆个姿态而已。
那么，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现代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渡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却也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也肯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不过，随后毛泽东迅速地放弃了这个方案，开始急于过渡。有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遗憾地认为，如果当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511]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不能在这条路上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罅漏吗？[512]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中，他对资本主义一直采取的是既打又拉、既肯定又否定、既利用又准备消灭的态度。抗战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一方面设想了一个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方案，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513]，从而抓紧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反共”“限共”活动加紧的情形下，毛泽东打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明确表达了两个基本的理念：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它追求的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从而在全国人民面前亮出了自己的底气和底牌。不过，在国共尚处合作期、国民党仍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论述十分艺术地把握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关系。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的结果则“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因而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514]。这时候，他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设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给予了资本主义更多的肯定，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指出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515]。考察当时的背景我们发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确认”，其实与当时共产党意欲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516]而在内战全面爆发、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又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中未明确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设想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也被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进一步削弱资产阶级地位的“人民民主专政”取而代之了。
上述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变化着的认识和表述，明显体现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的双重取向。我们知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自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大问题：一方面，他们在痛苦的革命探索中，彻底否弃了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艰辛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又深感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步到位难乎其难。于是，他们长期在“一步走”和“两步走”之间权衡和徘徊。在两难之中，虽然不少人体会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逾越性，但在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支配下，急于过渡仍成为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普遍心态。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将资本家视为“天下之恶魔”，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强权的社会，在价值上对其采取了批判的立场。[517]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将素朴的“锄强扶弱”观念转变为立足于阶级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实践。在革命的实践中，作为一个务实派，毛泽东历经了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清楚地知道“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518]。而这个“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力量对比，体现在政治革命期间的斗争态势上，就是国共两党实力的对比。所以，基于斗争策略，毛泽东可以随时“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519]，对资产阶级或拉或打；但基于价值理念，只要“力量”足够、条件具备，就应该尽早使“资本主义绝种”，让它从历史中消失。在这个问题上，诚如有学者所判断的，明显反映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持有的是一种“脱离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论的思维模式”[520]。在这种模式下，理论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就不是什么“罅漏”，而是实践的必然要求。利用这种模式，他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有效地处理着既要消灭资本主义又要利用资本主义这一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的二元论题。对此，刘小枫曾分析认为：“毛泽东是实践型的思想家，作为具体制定政治斗争策略的政治家和建构一种‘主义’论述的思想家，毛泽东的论述包含两个不同的结构层面：政治斗争的策略性论述和意识形态的‘主义’论述。在前一个结构层面，不难发现出尔反尔和根据时局修改论述的情形。在后一个结构层面，则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但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思想而言，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而且一以贯之”[521]。正因为如此，一旦条件具足，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虽然“也可增产”但却很“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牢牢绑定在一起。
小结
在历经“试—改变—再试”的社会改造过程中，毛泽东选择了暴力型的政治革命道路。这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当中，总体上离不开自由民主等现代政治的普遍诉求。然而，通往自由民主的革命之路该如何走？中国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和民主？对于将自己的朴素情感与思想信仰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毛泽东而言，坚持“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522]是他的革命留给那个时代以及后世的最强音。执持着这样的理念，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将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及革命的主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斯大林在苏联实施的中央集权、职能专业、等级森严、命令方式有着惊人不同的操作原则和实践”[523]，昭示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宣告了一切教条主义的破产。执持着这样的理念，毛泽东高扬起与西方的精英民主截然有别的“人民民主”的旗帜，它以群众路线为核心，“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政治活动的目的是实现群众利益，而且认为人民群众是政治活动的主体，群众不仅间接参与民主，而且直接行使权力”[524]。尽管这条民主之路历经坎坷，也备受争议，但它却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的政治过程开启了一种可能性，“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525]。
当然，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毛泽东的政治革命结束了近代中国四分五裂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克服了长期阻碍国家现代化的最大政治障碍”，使中国从一个“对现代化挑战被迫响应的时代”进入“对现代化挑战主动响应的时代”[526]。只有在这时，现代性中国才真正具有了其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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