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诞生于瑞蚨祥

    “1949”这个数字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特别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北京人，他们觉得那一年的每一天都是放着光的。

    这一年，对位于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店来说，却有着更加特殊的记忆。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成立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是山东省章丘县孟子后人孟雒川投资8万两白银，买下大栅栏街5号这块宝地开设的。其店名的“蚨”字，取自一千多年前东晋作家干宝的《搜神记》里面的古代传说，有一种貌似蝉的昆虫青蚨，母子每次外出都必定要飞回来相聚，永不分离。古人把铜钱称为青蚨，寓意只聚不散，财源滚滚。开业后“蚨”字果然灵验，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仅7年时光账本上就拥有资金40万两白银。

    1900年，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一把大火将大栅栏烧得满目疮痍，瑞蚨祥也未能幸免，房屋、布匹和账目全部变成灰烬。掌门人孟觐侯面对没顶之灾，挺身而出，郑重向社会承诺：凡瑞蚨祥所欠客户的钱物一律赔偿，凡客户所欠瑞蚨祥的钱物一笔勾销。如此的气度和诚信，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人们从瑞蚨祥身上看到信心和希望。孟觐侯又把失散的员工一一找回，带头在地上摆摊售货，让人们能够及时买到瑞蚨祥的绸布。两年后，气势非凡的新营业大楼落成：门面是欧式巴洛克风格，高大威武；店里则仿照北京四合院设计，精致温馨。瑞蚨祥重又迎来日进斗金的繁荣，孟觐侯接连在大栅栏开了四个分店，在前门绸布店着名的“八大祥”中，排名居首。

    民国初年，北平流传着“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的口头禅，足见瑞蚨祥的鼎盛。那时，上自慈禧、溥仪、袁世凯、张学良、宋庆龄，下至普通百姓，都是瑞蚨祥的“粉丝”。

    时光踏进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瑞蚨祥的生意便急剧衰落。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已成了一个破败的空壳，没了脉搏和呼吸。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瑞蚨祥命悬一线，跌到了破产边缘。

    1949年1月21日，大栅栏突然满街抛撒着“号外”，话匣子也传出“傅作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件，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气势非凡的瑞蚨祥门脸为巴洛克建筑风格，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平问题的协议》”的消息。一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带有毁灭性的战争，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了。瑞蚨祥的员工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未来的北平会是什么样子，但他们充满了期待。

    1949年2月3日，瑞蚨祥闭店谢客，所有的员工都跑到前门大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时刻，一个让人激动得几夜都难眠的时刻。瑞蚨祥的员工突然感到，北京城变得陌生而亲切了。

    上午10点，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解放军从永定门沿前门大街走来。入城式部队在插着一面红色指挥旗的指挥车指引下缓缓前进。街道两旁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驱散了北平多年的沉寂和晦气。装甲车队、炮队车队、骑兵方队、坦克部队、摩托部队、步兵方队鱼贯而入，披着一片片希望的阳光。

    1949年解放军开进北平城，途经前门大街。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在前门的箭楼上检阅了入城式部队。

    以后的日子，瑞蚨祥的员工都是在一个又一个喜讯中度过的。他们终于等到了10月1日。这天开国大典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与瑞蚨祥咫尺之遥。

    然而，9月29日，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北京美术服务社的缝纫女工赵文瑞，她气喘吁吁，火急火燎。原来，她接到一个紧急的天大的政治任务，奉命制作开国大典所用的国旗，也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赵文瑞说，她跑遍了北京城，都买不到能做宽3.3米、长5米国旗的大幅红绸面料，现在来到瑞蚨祥试试运气。如果瑞蚨祥再没有，那整个北京城就不会有了。开国大典没有国旗升上去，后果不堪设想啊！然而，现在距10月1日只有两天了！赵文瑞述说着这一切，眼泪都要掉下来。

    原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9月27日委员们通过了新中国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决议。7月13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通过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创作方案。登报后仅1个月零5天，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寄来的应征国旗设计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包括香港、澳门地区以及美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朝鲜等地的来稿。投稿者既有领导干部、社会知名人士、艺术家，也有普通劳动者、军人和学生。最终，五星红旗图案获得投票通过。

    五星红旗图案是由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普通职工曾联松设计的。

    他只是个业余美术爱好者，在最炎热的酷暑天，躲进自家的小阁楼里苦思冥想，灵感一次次像天使一样降临，又一次次被他否定。一个夜晚，无奈中他抬头仰望夜空，突然发现满天星斗是那样美丽，五角星的方案就这样落在了纸上，有如神助。从此，这面代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尊严和形象的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各地，甚至飞上太空，人们不会想到，它竟诞生在像蒸笼一样的小阁楼里。

    国旗是一个国家尊严和形象的重要标志，当一个国家建立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国旗的确定。

    世界上第一面国旗诞生在丹麦。早在1219年，国旗就开始飘扬在丹麦的上空。旗地为红色，旗面上有白色十字形图案，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迄今已有795年。

    近代历史上代表中国的第一面国旗诞生于1881年3月，慈禧太后批准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大清国国旗为长方形黄龙旗，比丹麦国旗整整晚了662年。

    中国的第二面国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27年4月颁布，又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白、红三色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则是中国的第三面国旗。

    其实，伟大并不都属于伟人，开国大典的许多事情都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百姓不期而遇，成为历史的经典。

    赵文瑞就是其中的幸运儿。她没有文化，是北京当时最为赤贫的一族，每天靠四处奔波为人缝补浆洗衣服，维持一家人饥寒交迫的日子。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把她安排到一家美术服务社工作，多年漂泊的小船终于驶进了港湾。赵文瑞不会想到，更大的幸运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她。

    9月中旬，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怀仁堂。

    原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让她们参加会场的布置工作。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她精湛的缝纫技术、不分昼夜不怕吃苦的精神，给大会组织者留下深刻印象。

    9月28日傍晚，赵文瑞接到一份五星红旗的图案，要求她在两天内把红旗缝制出来，为开国大典升旗所用。赵文瑞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分量，但她没有想到会获得“中国五星红旗制作第一人”的殊荣，会成为媒体津津乐道几十年的话题。但是眼下，让她焦头烂额的，不是制作的技术难度，而是找不到面料！

    瑞蚨祥的员工听了赵文瑞的述说，感到事情重大。越是“十一”临近，外面就越是热火朝天，他们一直想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点什么，现在机会终于来了！瑞蚨祥以货全而着称，伙计们立即到仓库中翻箱倒柜，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一卷红绸布和一卷黄缎子布。

    剪裁和缝纫也是瑞蚨祥的拿手好戏，不然怎么能为慈禧和溥仪缝制皇服呢！他们立即帮助赵文瑞按照尺寸裁制五星红旗。台案不够大，就趴在地上。制作中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尺寸不够。他们马上请示，领导同意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第二天清晨，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了。这是个历史性时刻，可惜照相机那时还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不能把创造历史的人们一一收录进镜头。

    9月30日下午1点，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朱德把这第一面国旗展现在634名代表和三百多位来宾面前。

    10月1日下午3时10分，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来了，当时，瑞蚨祥的员工们就站在离旗杆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

    几十年来，关于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有几个版本，在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三面“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些版本大都是以亲历者身份讲述的，言之凿凿，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岁月无情，现在大多数当事人已经故去，人们无法进一步考证。或许，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委托几个人制作国旗也极有可能，因为时间太紧迫了。

    但是，不管是哪个版本，关于红绸布和黄缎子最终都是在瑞蚨祥找到的这一细节，完全一致。有的版本还披露，是周恩来指名要求用瑞蚨祥的绸缎制作国旗。这也完全合乎情理。

    关于到底在哪儿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有的版本说是在瑞蚨祥，有的说是在西单某地。瑞蚨祥当时拥有北京市最优秀的裁缝，就地剪裁、就地制作国旗的可能性更大。

    历史不是小说，可以天衣无缝地创作故事，让读者无懈可击。历史常常有意无意遗留下一个个谜团，让后人去猜想，沉入迷惘的泥沼，以显示它的深不可测。

    二、查封妓院，两老鸨立即正法

    几百年来，八大胡同像驱不散的阴影飘荡在前门，也飘荡在人们心上。1949年11月21日，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政府果断查封北京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光怪陆离的故事就此永远画上了句号。然而，八大胡同并没有销声匿迹，它就像一个稀世古玩，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甚至性学家热衷的课题；一代又一代造访者跋涉而来，希图寻找到当年烟花柳巷的蛛丝马迹，尽管今天的八大胡同已经面目全非。

    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市后，诸多问题浮出水面，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妓院的去留。毕竟娼妓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北京城从出现那天起就有了它的身影。八大胡同的妓院全国闻名，它已成为前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否认，这种行当养活了一批人，满足了一批人私欲，像一棵罂粟盛开着恶之花。也不可否认，现在许多国家仍然容许这朵恶之花的存在，成为现代文明一个蹩脚的点缀。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否应该留有它的容身之地？娼妓在北京乃至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存轨迹？它又在怎样影响着这个民族和国家？只有弄清楚这一切，才能真正理解八大胡同寿终正寝的必然性。

    1.中国娼妓流变线路图

    按照民国时期学者王书奴1933年所着《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的说法，中国的娼妓始于殷商时代，距今已有3700多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实有了人，有了男女，特别是男权时代的到来，妓女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王书奴把中国的娼妓历史分为五个阶段。

    殷商至纣亡国算是第一阶段，为“巫娼时代”，前后历时660年（前1783-前1123）。就像欧洲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等国一样，在社会蒙昧时期娼妓历史所必须经历过的阶段。巫娼，也称为宗教卖淫。这种卖淫在寺院的殿堂里，“巫女”或“舞女”应拜谒者希望，提供肉体，获得一种报酬香钱。这个香钱，变为祝仪，归寺院收纳。

    宗教卖淫最早流行于古巴比伦王国（前3500-前729，今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女子为了表示对神的虔诚，就在神庙里贡献自己的贞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写的《历史》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古巴比伦不同地位的女子，不管尊卑贵贱，都必须在神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庙妓。这些庙妓大多是妙龄女郎，她们用绳子串成花冠戴在头上，在庙中一排排坐好，中间空出一条条的路，让那些参拜神灵的人能在中间走过。拜谒者进入庙里后，便可以在庙妓中挑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如果觉得哪个好，只要把一枚银币抛置在那位庙妓膝下的围裙中，那个庙妓就要立刻站起来，随着他走到女神前。那个男子便以米利达女神的名义要求和她做爱，庙妓没有权利反对。这是所有女子应尽的义务，即使是最高贵最富有的女子也只能这样。与男子完事后，那个女子也算完成了庙妓的任务，可以摘除头上的花冠，恢复自由回家去。

    事实上，宗教卖淫并不是为了满足男子的性欲而设的，只是借助这个仪式来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由这一点来看，“宗教卖淫”与金钱无关，和后世的娼妓有本质区别。

    第二阶段为“奴隶娼妓及官娼时代”，由西周起至东汉亡（前1046-220），历时1266年。这是随着奴隶制度的萌芽和兴起而产生的，顾名思义是供奴隶主或官员专用的娼妓。以后又发展有宫妓和营妓，前者是专供皇帝所用，后者也就是军妓。这些妓女地位低下，但生活待遇优厚。她们都是吃皇粮的，属国家财政开支的“公职人员”。

    这类妓女到了唐、宋进入鼎盛时期，妓女们不仅姿色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有的官员还把自己的宠妓做礼物送给朋友，以示哥儿们友情，或者作为官职晋升的一种手段。

    第三阶段是“家妓”和“奴隶娼妓”并行时代，自三国起至隋亡止（220-18），凡398年。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盛况空前，此后“男妓”悄然出现并逐渐流行。

    第四阶段，唐、宋、元、明四朝为“官妓”鼎盛时代（618-1644），凡1026年。“官妓”其实是“奴隶娼妓”的变种，也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的产物。那时养“官妓”成风，皇帝及官员每日沉迷于酒色之中，哪有心思打理朝政！

    第五阶段自清代至民国（1644-949），为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凡305年。或是吸取了“红颜祸水”的教训，清代对娼妓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顺治十六年（1660）京师教坊司女乐改用太监，康熙十二年（1674）礼部奏各省春仪禁用伶人娼妇，雍正元年（1723）以后屡次诏谕，解放各省教坊乐等贱民阶级。私人经营的娼妓便逐渐兴起。

    王书奴所划定的时代分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不过，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就个体而言，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女子，其营业方式是不会受这个限定的。私娼（私下单独营业而不向政府纳税的娼妓）、暗娼（在政府明令禁止嫖娼卖淫的情况下，暗中秘密营业的娼妓）哪个朝代都有，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北京自然也不会是一片净土，经营性的妓院早在元代就已出现。

    那时主要集中在内城，特别是西城西四砖塔胡同附近。砖塔胡同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有七百多年历史，因胡同里有一青砖古塔而得名。砖塔胡同在元朝时很是繁华，歌舞、杂耍、演戏及庙会，应有尽有。出现妓院也是情理之中，附近至今仍有粉子胡同和花枝胡同，该是当年妓院留下的痕迹。明朝妓院东移至东城地带，与东城的富商较多有关。

    2.八大胡同成名于玩“相公”

    八大胡同的妓院群落，最早出现于清初，至清中期兴起，真正名声大噪则在清末与民国初年，令内城的妓院相形见绌。

    明代后期，官场养妓成风。官妓之兴也是朝廷腐败重要的表现之一。官员们沉溺于异性肉体的欢愉不能自拔，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正是埋葬自己乃至朝廷的坟墓。

    清世祖进京后大力整肃朝廷，明令禁止嫖妓，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乾隆、嘉庆、光绪诸帝相继上台，均有禁止官员嫖娼的大法颁布。康熙的处罚最为严厉，为首者斩，从者流放边远疆域。官员们个个噤若寒蝉，哪敢越雷池一步。八大胡同虽然与清廷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只是一路之隔，但妓院生意清冷，始终难成气候。

    机会来自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明令禁止内城开设妓院，妓院便纷纷迁至大栅栏一带。因为这里紧靠内城，又有繁华的商业街区，是妓院生长的温床。于是八大胡同渐成规模，有了雏形。但多年过去，皮肉市场的香火仍然不旺。因为富商有限，普通嫖客也只能小打小闹。唯有庞大的官员群体，他们人数众多，挥金如土，争风吃醋，可以平地搅起三尺浪。

    清政府禁止玩女人，可没有禁止玩男人呀——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官员智商确实很高，八大胡同里终于催生了另一种奇葩——“相公堂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相公指的就是男妓，最初的相公多是戏子。相公一词，是古代妻子对丈夫的尊称，后来移植到戏曲中。到了清代，相公成了男妓的代名词。

    乾隆五十五年（1790）掀起徽班进京浪潮，这些名伶大都扎根于八大胡同，他们的私寓叫“堂”。例如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谭鑫培的英秀堂，等等。名伶在堂里除了教授徒弟，便是接客交友，从事伺宴陪酒的有偿服务。当时旦角都由男性扮演，他们面目姣好，皮肤白皙，举手投足女人味十足，颇得官员赏识，“玩鸭子”开始盛行。许多堂便成“堂子”了，后来堂子就演变成男妓院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娼、优并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家潭是当时堂子最为集中的地方。堂子与妓院不同，屋内挂着点有红烛的角灯作为幌子。想逛堂子的人，看见角灯径直往里走就是了。

    那时，培养一个上等相公要比培养上等妓女费事多了。那些皮肤洁白细腻、相貌可人的优童大多从江、浙选来，他们需要从小培养。

    除了学戏、学女人身形语态之外，还要以淡肉汁洗面，饮食睡卧的要求都极为严格烦琐。相公就这样一批批制造出来，像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

    王公贵族们终于找到空虚心灵和肉体刺激的双重填充物，纷纷走进八大胡同，优等相公炙手可热。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对当时八大胡同玩相公的盛景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其繁盛超出一般人想象，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许多人以为同性恋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翻翻八大胡同的旧账，玩相公在这里呼风唤雨了近两百年，恐怕在世界范围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3.坐上“过山车”的八大胡同

    相公们在八大胡同风靡的时候，妓女们只能痛苦地蛰伏着，啜饮着贫穷和孤独。不过，她们终于等来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光绪皇帝登基后，对嫖妓官员惩罚的力度大减，只是拘留十来天，罚没几个钱。

    这对那些达官贵人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于是，嫖女人之风骤起，很快，相公们黯然失色，八大胡同遂成妓女的天下。

    赛金花、小凤仙惊天动地的故事，客观上为八大胡同进行了一次次极佳的商业炒作。至此八大胡同进入鼎盛时期，名冠天下。

    八大胡同到底是哪八条胡同，时至今日有多种说法。在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曾经流传一首顺口溜暗指这八条胡同：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

    簇簇胭脂坡上行。

    较为普遍认同的说法，一般是指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胭脂胡同、外廊营、皮条营。

    其实，所谓“八”只是一种泛指。中国人喜欢这个数字，很多事情愿意凑成“八”字，例如，八宝粥、八大怪、八大金刚等。八大胡同是对大栅栏一带数十条烟花柳巷的统称。它的大致范围是：西起南新华街，东至煤市街；北起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而珠市口西街虽然也有大批妓院，也算是红灯区，但那都是“窑子”，肮脏破烂不堪，妓女也都是人老珠黄，只为社会最下等的脚夫、苦力所用，与八大胡同有着天壤之别。

    八大胡同的青楼别院，就像封建朝廷一样是有着等级的，一般人初来乍到要是迈错了门槛，就会被老鸨扫地出门。等级依装饰的高雅程度和女子的才艺及素质而分，一般分为四等：“清吟小班”为四级之首，或曰“大地方”“大胡同”。此等烟花女子擅长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其秋波明媚，颦笑情深之态，令名流士绅、权贵富商趋之若鹜。“清吟小班”的妓女大都来自苏州、扬州和杭州，妓院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里，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大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买官卖官、营私舞弊、拉拢勾结，小小庭院包藏着巨大的祸心。位于韩家潭胡同里的庆元春，就是当时着名的清吟小班。

    “茶室”则为次于小班的二等风尘聚所，也叫“中地方”。茶室亦属于较为高尚的风月场所，室内的装饰、雕花艳染颇为讲究。至今从朱茅胡同的聚宝茶室，朱家胡同的临春楼及福顺茶舍，仍可看出当时茶室的华丽和精致。茶室这一等级的莺莺燕燕，其擅画精唱之艺，虽然不及小班艺女素质高，但仍不乏年轻貌美、识文尚艺之质。嫖客大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

    在古代，高等妓院还称为“青楼”，因为它们大都用青砖盖成，与达官显贵的居所相似。

    三等妓院，别名“下处”，则无前两者楼院之美，室内装饰简单，烟花女子相对年龄较高，貌质一般，或者年纪较轻但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店员、做买卖的生意人。

    至于最下等，也就是“窑子”，俗称“老妈堂”“土娼”。房屋极为简陋，仅有简桌铺炕。

    头两等妓院是八大胡同一道亮丽的风景。清末民初，说逛胡同，就是逛妓院，与今天的旅游逛胡同大相径庭。那时，逛八大胡同不仅是寻花问柳，也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那些叫洋车去八大胡同的人，完全不用遮遮掩掩，反而透着一种“牛气”。着名学者、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梁实秋尚且极力推荐，可见八大胡同并不被视为龌龊之地。

    位于陕西巷22号的西式二层小楼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今风韵犹在。

    在那个纷乱多事而又畸形的年代，八大胡同已不仅仅是情色淫窝，它成了很多高层人士手中的一张牌，一个实现各自目的的政治平台。

    蔡锷将军反袁救国大计的实现，便是得益于八大胡同。

    袁世凯、直系军阀曹锟想登上总统宝座，尽管是前后相隔八年的事情，他们贿赂议员，不选城内各大饭店，却不约而同地都选了八大胡同，可见八大胡同当时的影响力。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布尔对世界八大都市做了调查，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北京、上海为最高，堪称世界之最。如果按那时的公娼与居民比为1比200计算，再加上私娼，北平大约每20名妇女中就会有1名妓女，这实在是个惊人数字。

    八大胡同的衰落，起自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北京改称北平。

    大批政要商贾撤出，经济衰退，人气骤减，就连八大胡同的一二等妓院都支撑不下去了，纷纷逃离。

    八大胡同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从峰顶骤然坠落至谷底，风光不再。

    据张浩所着《解放初期北京市禁娼工作述略》一文披露，到了20世纪0年代，北平各等级的妓院总数仍然有2263家。尽管大都是三四等妓院，妓女成色不高，嫖客也多是社会中下层，囊中羞涩，但市场仍在。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的妓院只剩下273家、妓女1268人。这些妓女大都来自北平周边地区，而且多是家中无米下锅，或是家里有危重病人，迫不得已。

    掐指算来，八大胡同属于妓女们的一统天下，不过五六十年光景。它的急剧膨胀来势过猛，刺眼的光芒映照出那个时代的荒谬。而八大胡同气脉衰微得也过于迅速，像一个老妪，昨天还能吃能喝，今天就卧床不起了。

    不管是相公时代还是妓女时代，它们的诞生和发展，都是社会的罪恶。不知道有多少青春和生命，被宦官商贾们的淫乐所扭曲或扼杀！

    4.凌晨5时，改变历史的时刻

    1949年3月的一天，共产党刚刚接管北平市不久，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北平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出现在八大胡同。妓女们以为共产党的大官也来逛妓院了，妓院起死回生或许指日可待。她们不知道，这是整饬以至关闭妓院的前奏，是彻底结束中国娼妓制度的信号，也是她们获得新生的一缕曙光初露。

    那一天，彭真和刘仁来到陕西巷，看望了一个身染梅毒、童真未消的妓女，那一年她只有13岁！

    也就是在这个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对妓院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核；

    （2）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

    （3）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

    （4）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旧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

    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碍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架吵闹，扰乱社会治安。

    妓院有了紧箍咒，这池藏污纳垢的浑水不再肆意泛滥。

    派出所民警经常在八大胡同一带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是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或适当处置。有的则在嫖客的证件、货单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系列的举措，让许多嫖客怕丢脸而不敢再登妓院大门。

    对妓女也进行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规劝她们从事自食其力的正当职业，净身从良，但效果不明显。许多吃惯了靠出卖色相和肉体这碗饭的妓女，你让她净身，或是从事体力劳动，她还真不愿意。毕竟这个行当来钱快且容易，床笫之欢，她们已驾轻就熟，没有了还真觉得难受，像大麻吸食者。一些妓女改做暗娼，有的则潜入其他城市重操旧业。

    恶之花只要一息尚存，就会悄然开放。毕竟那是斗室里的事情，是你情我愿买卖双方顷刻即可了结的事情——必须斩草除根，那朵恶之花才可能彻底铲除。

    大网渐次张开，这是一张改变历史之网，是一张清算几千年罪恶的正义之网，谁也无法阻止其张开并最终紧紧收起，就像日升月落一样不能更改。

    1949年5月，北平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妓女的处理问题，市长叶剑英要求：先深入了解情况，再决定处理方针。

    5-7月，由市民政局、公安局和市妇联组成工作组，对全市的妓院分布、名称和地址；妓女数目、姓名、住址以及老板、领家的姓名、住址、罪恶和财产；妓女的年龄、籍贯、从事妓女的年限、吸毒嗜好、沦为妓女的原因等，进行详细摸底。

    8月9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改造妓女、参加生产的决议。

    9月26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并对其统一集训；对老板、领家采取取缔政策，命令其停业，对于罪恶昭彰并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

    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统一领导封闭妓院工作。

    11月21日下午5时，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会议刚刚结束，市长聂荣臻立即下达了执行决议的命令。

    晚上8时，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乘坐37辆汽车分赴外城5个区和东郊、西郊等地封闭妓院。显然，八大胡同是封闭重点。

    这是一次极为缜密而又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在妓院附近及所在的胡同口，甚至房上，都布置了便衣和武装警察。涉事胡同临时戒严，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或走动。

    老板、领班被押送至市公安局，听候处理。由于行动高级机密，这些老板、领班惊愕不已，往日的狡黠和傲慢荡然无存。她们甚至后悔自己过于麻木，对共产党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未能事先逃逸或是藏觅财产。

    妓女们则大呼小叫，像是撒泼也像是撒娇。事前曾听说，共产党将把她们强行发配给煤矿工人或是开荒种地的军垦战士为“妻”，如今果然灾难临头。

    所有的妓女当夜12点全部被集中到八大胡同韩家潭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及所属8个教养所，这些地方都是原来的一等妓院。斗转星移，当妓女们重新走进这里的时候，已经完全转换了人生角色。当妓女们被告知，封闭妓院是为了解放妇女；对妓女将以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妓女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她们不再忐忑，露出几分释然神情。

    22日凌晨5时，战果发布：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老板、领家424人被集中；妓女1286人被解救，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52岁，大部分是18岁至25岁的青年女子。

    封闭妓院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市，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84岁高龄、原清朝翰林学士、着名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潘龄皋说，我是封建时代的旧官僚，照我的出身，应该说封建制度好。

    可是我现在要说新民主好，新民主比封建制度好过千万倍。封闭妓院这件事，我过去在甘肃任内时做过的，可是做不到，办不好。现在北京市人民政府马上就办到了，这是一件大善事。

    ——北京大学的女同学说：“这是我们女同学早就关切的事情，记得《共同纲领》上说要解放妇女，现在得到了事实证明，人民政府说到做到。”

    ——一个妓女的母亲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到女儿跳出了火坑，感动得哭了：“要不是国民党在太原抓人要钱，谁愿意把亲生女儿押到窑子里来呢！”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短评《解放妓女》。

    北京市为这次行动拍摄的纪录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在全国公映。

    5.黄树卿、宛华清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黄树卿、宛华清，两个必定要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字。

    宛华清是黄树卿的姘头，邪恶与无耻让他们走到一起。

    他们在八大胡同开了个三等华清馆妓院，男的外号“活阎王”，女的叫“母老虎”，恶贯满盈。在关闭妓院的行动中，二人成为理所当然的重点抓捕对象。

    在公判大会上，人们控诉着他们令人发指的罪恶——华清馆妓院有三十多名妓女。他们在家里私设刑室，备有皮鞭、火筷、火钩、通条、茶碗口粗的木棍、带钩丝的绳子等刑具，专门虐待妓女。妓女们接客少了要挨打，想从良更要挨打，常常是棒子打断了再换皮鞭。

    有个叫杨翠兰的妓女怀孕后被“母老虎”把胎打了，小产后马上逼她接客。她不肯，就被两个恶魔用烧红的火筷连烫带打，打得体无完肤。这个妓女患了严重的杨梅疮，领家不给治，却用烧红的通条去烫，烫后还逼她接客，不能接客就毒打。“母老虎”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就像捻死一只蚂蚁！”看到杨翠兰已是奄奄一息，就装进麻袋拉出去活埋。一路上，她还苦苦哀求：“妈，我还没死呢……”杨翠兰不是唯一的一个，先后有张翼、小翠、田秀英等五六名妓女被折磨而死埋掉。

    许多被卖到妓院的女孩子，刚开始不愿意接客。有的性子比较刚烈，就选择自杀。对待这样的妓女，老鸨的办法很多，其中最恶毒的整治方法就是把猫放在女孩子的裤子里，上下扎紧，然后用掸子或者笤帚使劲打那只猫。猫疼了，就到处乱抓，等到猫被打得半死的时候，女孩子的身上早就已经被抓烂了。经过老鸨整治的人，都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最后只好认命替老鸨去挣钱了。

    ……

    在华清馆，没有一丝人类文明和良知的光亮，邪恶与兽性统治一切。

    公判会上，宣布对黄、宛二人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开赴刑场的汽车特地绕到八大胡同韩家潭，400名正在学习的妓女跑出来观看，齐声高呼：“姐妹翻身万岁！”那响彻云霄的声音，释放出姐妹们多少愤恨与喜悦！

    据《北京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披露，在这次封闭妓院的行动中，除黄、宛二人外，有19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判处5年以上徒刑，4人课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教育释放。此外，没收房产168处共1824间。

    到1950年6月底，1286名昔日的妓女都有了新的生活。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医务工作者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的进了工厂。留下来的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八十多台机器，办起新生织布厂，当上了工人。

    值得一提的是，由着名戏剧家马少波编剧、着名导演洪琛排演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曾经轰动一时。这是一部以黄树卿、宛华清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八大胡同教养院三十多名妓女参加演出，这出话剧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参加演出的妓女，有几个显露出表演才华，还分别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北艺术学院。

    人生如戏。如果说，妓女们过去的人生是荒诞剧的话，现在该是喜剧的主角了。

    三、同仁堂老板乐松生当选副市长

    1.乐松生当选副市长，竟不敢去上任

    1955年2月，北京市爆出一条新闻，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药店老板，能当副市长？人们的疑问首先来自传统观念：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商业视为末，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入士者不经商，经商者难入士”，商人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这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律条；疑问的第二点，一个药店老板能管好北京市吗？

    不仅市民们疑问连连，就连乐松生本人也不相信，竟会当选副市长。自己管个丸散膏丹、参茸饮片什么的还差不多。北京市，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人都能掌管的吗？

    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是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平选举产生的，完全符合宪法程序。

    上任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月到中天，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的，从来就没有当官的这根苗啊，偌大的北京从哪下手啊？东方已经发白了，头脑里更是倒海翻江：还是辞去这个职务吧，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他索性起身，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日头高照。

    这是乐松生上任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办公桌、办公椅、会客用的沙发，一切井井有条，特意精选出的盆花被阳光一照，显得分外鲜艳，似乎也在盼着乐副市长履新。可是左等，乐副市长不来，右等，乐副市长还不来。一位副市长就任的第一天就没有上班，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工作人员赶紧向彭真市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彭真亲自到乐家登门拜访。

    乐松生一见，很感意外：“您怎么来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彭真市长是为什么来的了。

    “应当来看看你嘛。”彭真说，“刘备三顾茅庐，我才来了第一次呀。”

    乐松生听出来了，如果他不上任，彭真市长不仅会一顾，还会再顾、三顾……

    经过一番交谈，彭真了解了乐松生的想法，就诚恳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各界人士参加，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得更好。”

    乐松生被彭真市长敬贤重才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暗自思忖：同仁堂传人、北京市原副市长乐松生。

    “既然人民这么信任我，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这副担子再重也要挑啊！”

    乐松生终于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分量不轻的担子。

    2.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

    乐松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一步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以至会让彭真三顾茅庐呢？

    乐松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他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掌管着全国最大最着名的中药企业——同仁堂。请看看下面这张年表，就会对这家企业的根深叶茂略知一二：

    1669年（清康熙八年）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

    1702年乐凤鸣将药铺迁至前门大栅栏路南。

    1706年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祖传配方基础上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该书序言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

    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

    1948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同仁堂在世事多变的345年间长盛不衰，并是清宫唯一的御药供奉者，在药界该是一个传奇。

    有这样一个故事，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想必那个郎中就是乐显扬，想必这个故事不会是虚编乱造，它起码来自同仁堂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折射。

    中医是中国的骄傲，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发萌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开始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多种；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着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经验，收集五千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着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巨大。

    同仁堂是祖国中医精髓的杰出继承者，极大地丰富了药学实践。

    慈禧当政后，同仁堂的红运再次升级。老佛爷认为同仁堂的药好，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有了皇宫这块金字招牌，同仁堂已是亨通天下，老百姓更是非同仁堂的药不买。就这样，同仁堂垄断操控中国药业市场，长达两百余年。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从购进原料到包装出厂，总有上百道工序，加工每种药物的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投料的数量必须精确，各种珍贵细料药物的投料误差控制在微克以下。

    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药，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体现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3.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工会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000平方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运动开始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国家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顶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4.前门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改造

    1955年，前门地区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些店主或是企业老板也失去了往日的矜持与持重。喧天的锣鼓、冲霄的鞭炮震耳欲聋，似乎在任何一个角落，随时都会突然爆裂出这样的声响。显然，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对声音分贝的承受能力大有提高。

    这是同仁堂宣布公私合营后，所产生的蝴蝶效应。随之而起的，是月盛斋、都一处、全聚德、一条龙、瑞蚨祥、内联升、张一元等一干商业大亨相继宣布实现公私合营。那些中小店铺的公私合营浪潮更是风起云涌。

    无可否认，这是对前门延续几百年的经济制度的彻底颠覆。那些含辛茹苦经营几代人的店铺，突然间就不属于自己了。相信有一些人无法理解，有的会躲在被窝里暗暗哭泣，甚至哭爹骂娘。但当旋风席卷而来时，你只有顺势而行，像乐松生那样张开双臂，迎接这场痛彻心扉的洗礼。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换言之，中国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

    “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要到20世纪0年代初，才能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然而，这个改造并没有按照事先设计的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它一旦启动，就形成了摧枯拉朽的浪潮，人们的革命热情难以估量，更难以阻止。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并于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万人的、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出席了大会。

    1月21日，上海和重庆同时举行了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在全国8个主要城市拥有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荣毅仁此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部副部长，1993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场改造的顺利远远超过人们预期：到1956年底，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8月7日，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历史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前门就这样走进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

    四、五牌楼，魂归何处

    1.关于北京牌楼去留的舌战持续了三年

    1955年，北京传出一条令人惊愕的消息：始建于明朝正统四年（1439），位于正阳门箭楼南的五牌楼将要拆除！

    所谓惊愕只是在极小的圈子里——那些极力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们。他们为保留所剩不多的街头古牌楼，已经据理力争了三年。特别是前门的五牌楼，是京城跨街最大的牌楼，堪称国宝。

    寻常百姓对此并不知情，甚至也不关心。普遍认为，新中国贵在“新”字，北京古城已是破烂不堪，应该除旧布新。尤其是有碍交通，更应该拆掉。那时的北京不过200万人，总体文化水平并不高，更何况还有相当多的文盲。你很难让他们站在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维度去看待拆与不拆，去审视五牌楼的去留，更不能要求他们借鉴世界各国保护古城的经验，作出利弊决断——很多人连北京的城门还没出过呢！

    不过，有一位着名的历史学家就力主拆掉。他学富五车，是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头衔——北京市副市长，是讨论研究有碍北京建设的古建筑去留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名字——吴晗，应该被北京人铭记。因为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北京的解放和建设上，他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与吴晗意见相左的代表人物是着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他不仅是中国建着名历史学家吴晗筑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城保护的旗帜性人物。

    早在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大举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就派人到清华大学找到梁思成，要他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保护文物之需。梁思成写的第一项就是“北平全城”，他认为北平城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破坏。

    1949年10月，作为北京市首都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参加了开国后首次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会议。会上，尽管他是极为孤立的少数，仍然不遗余力地主张：为保护北京古城，中央行政中心不要放在天安门一带，而应放在郊区，五棵松或者复兴门外三里河。梁思成还断言，如果把行政中心放在天安门，今后会有一系列棘手问题难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扩展天安门广场，在研究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以及中华门时，梁思成都极力反对，并挥动着手臂说：“长安左门是我的左臂，长安右门就是我的右臂啊！”在拆除现场他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水。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刚直不阿的传统，他们为坚守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

    作为史学界泰斗级人物，吴晗同样坚定执守着自己的人品和学品。有一事例尽可直窥他的心灵底色：鉴于一些人委曲求全，不敢讲真话，1959年9月，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他，接连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开辟《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正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吴晗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最终于1969年10月在狱中罹难。

    可以预料，在牌楼去留问题上，吴晗与梁思成各执一词，他们的碰撞肯定会火星四射。

    早在1952年5月，北京市就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在多次会议上，梁思成与吴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争论。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梁思成的夫人，同样是着名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则从艺术层面谈及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

    梁思成的发言直率而锋芒毕露：“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随即，吴晗针锋相对：“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北京古城的重要建筑大多是明代建设的，作为明史研究权威，吴晗对北京城比他人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浓重的感情。他为何如此坚定地要拆掉呢？或许作为副市长，更多的是考虑解决眼前现实的压力？

    拉锯似的舌战，居然让牌楼的拆除拖延了三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是思想活跃，言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人们尽可直抒胸臆，更何况交锋的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问题。没有谁会担心扣帽子、打棍子。

    尽管是极小范围，极少数人的争论，但却关系到一大批国宝级建筑文物的生死，影响着日后北京市城市建设改造的走向。

    2.“四门三桥五牌楼”是一个不能拆分的整体

    来到前门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两座巨大威严的身影。不管是男女老少，也不管是高官巨贾，在它们面前都会变得渺小，都会情不自禁地投来敬慕的目光。它们能够穿越过时间的封锁，能够一次次从粉身碎骨的灾难中重新昂然而立。

    然而，它们却是孤独的。

    如今，在泱泱古都，像它们这样卓然矗立的世界级遗存已经太少了。它们面临着日盛一日贴着洋标签的现代建筑群的合围，那是一波又一波潮汐，蚕食着老胡同、四合院，蚕食着城门、城墙、庙宇和牌楼。人们已无法辨认这座古城的真实面貌，对于今人来说，北京古城是一个遥远的梦幻般的存在。

    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就像牛郎织女一样只能隔街相望。那是由无数汽车组成的星宿之河，喧嚣和杂乱让它们不得安宁，它们的相会也变得遥遥无期。

    这段有点哀伤的叙述，只是怀念600年前，正阳门建设之初温情的镜像——“四门三桥五牌楼”，那是一个天造地设般的组合，一个凸显中华民族智慧与超级建筑技艺的瑰宝。

    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原本是被东西两道弧形的月墙连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瓮城。城楼与箭楼正中位置各开一座门（其他八座内城城楼和箭楼都是没有门的），东西月墙也各有一道门，这就是所谓的“四门”；紧挨箭楼下南边，原来是护城河涓涓流过，上面有正阳桥跨河而建，因是三座桥，故称“三桥”；桥南立有五间六柱五楼式正阳门牌楼，人们俗称“五牌楼”。于是就有“四门三桥五牌楼”一说，流传至今。

    现在有必要仔细端详一下它的原貌，因为当下几乎没有人有幸一睹它们的真容，那实在是北京人的一大遗憾。

    ——正阳门是明清北京城内城的正南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原名丽正门，正统元年（1436）改称正阳门。是内城九门最早建成的门，也是形制最大、最为壮丽的城门。它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现存的城楼和箭楼是1900年焚毁后重建的，也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城门。

    ——正阳门城楼建在砖砌的城台上，占地3047平方米，城台高13.2米，南北上沿各有1.2米高的宇墙。城台正中辟有券门（圆拱形），门内设千斤闸。城楼高两层，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三滴水结构（即三层檐屋顶形式建筑）。城楼的楼上、楼下均四面有门。面宽七间（41米），进深三间（21米）。上下均有回廊。楼身宽36.7米，深16.5米，高27.3米。整座城楼的整体高度为42米，是北京所有城门中最高大的一座。

    据清吴长元所着《宸垣识略》记：“正阳外门设而不开，唯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也就是说正阳门城楼的大门平时是不开的，为皇帝出行专用。

    ——正阳门城楼南设有箭楼，占地2147平方米，砖砌壁垒式建筑。顶部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顶。箭楼上下共有四层，南边为楼，北边为抱厦（正屋后面的房屋）；南侧面宽七间，宽62米，进深12米；楼高26米，连城台通高38米，也是北京所有箭楼中最高大的一座。箭楼设四层箭孔，每层13个（内城其余八门箭楼为每层12个箭孔），东西各设4层箭孔，每层4孔。

    城台的正中也辟有券门，门内设千斤闸。闸门为铁皮包实木，布满加固铁钉，闸门宽6米，高6.5米，厚度9厘米，重约1990公斤。

    开闸时，闸门升至门洞以上城台内闸槽中；关闸时，闸门从闸槽中平稳落下，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箭楼千斤闸，是北京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大的千斤闸。但由于部分辅助结构件缺失，对千斤闸升降原理、机关的研究，尚待完成。

    正阳门箭楼形式比较独特，一直被看成是老北京的象征。

    ——箭楼与城门楼之间为瓮城，宽08米，深85米，东西设有两座闸楼，于闸楼下开券门，门内也有千斤闸。

    平时箭楼及东闸楼下的城门关闭，出入百姓绕行西闸楼下券门。

    北京内城的瓮城内都各有一座庙，而唯独正阳门有两座庙，东为关帝庙，西为观音庙。正阳门关帝庙内塑像为明朝原物，清朝皇帝由天坛郊祭回宫时必在庙内拈香。庙内有“三宝”，一为大刀，一为关帝画像，一为白玉石马。

    ——箭楼之南护城河上原有三座石拱桥（其他城门则仅有一座吊桥），名为“正阳桥”，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曾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大的一座古桥。1919年因迎接“铛铛车”驶入，面积达1735平方米的正阳桥被拆除。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当时在青石路面上铺出了一层汉白玉的桥面轮廓线。

    1992年3月修前门地下通道时，发现位于正阳桥东侧燕尾石堤上有一个镇水石兽。石兽卧于石基上，头探向河中，身披鳞甲，四肢粗壮，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神兽体量巨大，为京城所罕见，其身长2.85米，身宽1.6米。传说这尊神兽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四子，能吸水镇洪、驱逐水怪，确保两岸百姓和桥梁平安。文物专家侯仁之、郑孝燮闻讯亲自前来考察，确认为明代建桥时原物。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石兽原地保护，待将来古桥复建时人们仍有机会一睹它的真容，随后调整了通道方案。

    ——位于正阳桥南的五牌楼，是正阳桥牌楼的俗称，也是北京最着名的道路牌坊之一。明正统四年（1439）建成时为木结构，“五间、六柱、五楼”柱出头式；6根立柱均为通天柱（亦为冲天柱），每根立柱各有一对戗柱，每间上有两道额仿，仿间有镂空花板，仿上各以斗拱承楼顶；五楼均为四坡顶，正间额仿间镶“正阳桥”匾额，夹杆石上有石雕小兽。

    为什么建的是“五牌楼”而不是“四牌楼”或“六牌楼”呢？当然，古人初建时首先会根据大街宽度，对通行便利和视觉审美进行考量，不过也应有对吉利的诉求。“五”在古人心目中是最好的数字，它囊括了金、木、水、火、土，也一下把东、西、南、北、中揽入怀中。

    五牌楼在明万历，清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先后多次遭遇大火。

    1900年义和团火烧专卖洋药的“老德记”殃及五牌楼，该算是最大的一次了。五牌楼或翻修或重建，早已不是原装的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袁良当市长时，曾哄传东四、西四牌楼和这座五牌楼木柱朽腐，遂将东四，西四牌楼拆除，按原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唯正阳门五牌楼未拆，五牌楼基本构造没有变，只因为混凝土加大了承载负荷而取消了戗柱，满汉合璧的正阳桥福额也去掉了满文。

    正阳门建成于相对落后的冷兵器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城市军事防御系统堪称完美。但是与其他八座内城城门相比，正阳门在封建帝制时代还兼有内向“仰拱宸居”，外向“隆示万邦”的国门和礼仪之门之功能。

    民国时期，正阳门为现代社会发展所用，成为举办国货展览、观光与放映电影的场所，从封建帝都威严的国门转变为宣扬民菁国粹的公益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正阳门的功能由“实用型”转化为“文化型”。

    1954年的前门大街及五牌楼1990年和1991年正阳门箭楼、城楼分别对公众开放，成为一座展示老北京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正阳门抱着残缺之躯，仍然不遗余力地造福炎黄子孙，真是鞠躬尽瘁了。

    3.朱启钤拆下正阳门第一砖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谁首先开启了拆改正阳门的先例，致使这座中国最完美的城防系统，最终落得个只剩两座孤零零的城楼呢？

    民国初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方案，得到批准后，于1915年6月开工。

    当时朱启钤提出一揽子计划，包括：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

    不可否认，正阳门一带是京城最为拥堵的地段之一。现代交通工具在清末民初一窝蜂地拥进北京，又一窝蜂地拥向前门。京奉（沈）、京汉铁路的起止点都设在这里，汽车、有轨电车、出租车，还有马车、人力车都要在这里汇集。拥堵已成为常态。

    改建正阳门有两项任务：其一，拆掉城楼和箭楼之间的瓮城城墙；其二，改建箭楼。

    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启钤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铜质镀银镐，上刻“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朱启钤。

    城第一块砖。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亲自赐镐，由交通总长拆第一砖，足见此事之重。应该说那时的政府还是深存对正阳门的敬畏之心，肯定是斟酌再三而为的。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此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至今一直珍藏在那里。

    拆掉瓮城城墙后，瓮城变成一个大广场，人们可以自由穿梭。朱启钤又在正阳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分别开了一个门洞，人们可以由此进出内外城。

    也就是在这一年，为了修环城铁路，朱启钤又一口气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4个城门的瓮城。这位交通总长的胆大可谓是前无古人。事有凑巧，整整50年后的1965年，为修建环城地铁，内城城墙也陆续被拆除。

    朱启钤（1872-1964）算是博学多识之人，青年时期便热衷于洋务，北洋政府时期深得袁世凯宠信，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身兼众多要职，还曾出任代理国务总理。不可否认，民国初年他对北京市政和交通建设都有重要贡献。但是拆改正阳门却是极大的败笔，不仅破坏了正阳门的完整性，而且开启了一个恶劣先例：解决交通问题的要诀就是“拆”，这样既简单又立竿见影。此后“拆”风延续了几十年，几乎成为人们建设与发展的一种思维定式。

    随着袁世凯的暴亡，朱启钤也在政坛陨落。1921年后他无官一身轻，曾遍游欧洲，巴黎、伦敦等众多古城的成功保护不会不触动他的神经，不过此时他的醒悟已经晚矣，消失的瓮城难以重生。那柄躺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银镐，至今已近百年，上面镌刻的文字不再是骄傲，而是讲述着一个时代曾有的愚昧。

    箭楼在这次改建工程中改变较大：箭楼南侧增建了悬空眺台、汉白玉抱柱、栏杆。并在一、二层箭窗上方，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的白色弧形华盖。原箭楼没有匾，改建时，在箭楼门洞上增添了汉文书写的“正阳门”横匾。箭楼下的城墙部分，东西两侧都加宽，并加建栏杆，增建了东、西“之”字形的登城马道。箭楼北面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混凝土仿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平台。另外，这次改建，还在抱厦两侧各增加了4个箭窗，这样，就使箭窗的数量从原来的86孔变成了94孔。由于当时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担任设计师，因此，使这座古老的中式建筑融入了西洋的建筑风格——喜耶悲耶？

    有人说，变得更漂亮了，中国古建筑应适时而变，才能有新的生命力；有人说，这是窝头上抹奶酪，风马牛不相及，是对中国古建筑的亵渎！

    不管怎么说，正阳门变了，不再是原装、原样、原味了。

    朱启钤的拆之风也刮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迫于交通压力，先后拆掉正阳桥，填平护城河；“文革”中“扫除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又把正阳门城楼下的关帝庙和观音寺一并拆除。

    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也是先后两次面临拆除之祸。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决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并建设一系列具有时代纪念碑式的大型建筑。

    一千多名规划、建筑精英从全国各地应召而来，他们以毛泽东建成“百万人广场”的指示为指南，大胆畅想，如何使天安门广场既要满足政治活动的需要，又要显示出社会主义大国气魄。

    讨论中，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的呼声一度高涨。一些人认为，正阳门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坦荡与宽阔；天安门前长安街的车流日益增多，有碍天安门的庄严和宁静。把正阳门拆除，既缓解了前门地区的拥堵，又分流了长安街的车流，一举两得。

    此论惊动了周恩来。他亲自实地考察，乘车在正阳门转了一圈，当即否定拆除论。正阳门算是躲过一劫。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把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所说的“纪念碑南”，具体地方没有指明。

    同样是大批贤能汇集京城，研究落实中央指示。经过若干轮的争辩后，就纪念堂的具体位置，最后形成了三个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拆掉正阳门。方案认为，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城楼的位置上，使天安门与纪念堂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上，而纪念碑就如同一座天平的支点。

    这个颇富想象力的方案，经过深入论证后发现，保留正阳门城楼的益处更多：

    ——如果把纪念堂建在正阳门城楼的位置，来回穿梭的车辆和人群将会使其失去宁静；

    ——保留城楼，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门有所分隔，起到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正阳门门洞眺望纪念堂，好像是画框，更会增加景深。

    ——正阳门与天安门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

    拆掉正阳门的方案最终被否决了，正阳门运气不错。

    进入21世纪，北京市成了世界最拥堵的城市之一。正阳门的两座城楼依然还在，前门地区没有因为它们变得更拥堵。这就说明不大拆大卸古建筑照样可以解决交通问题。

    2011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启动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阳门名列其中。但在第一批修缮、重建文物名单中没有正阳门，也就是说恢复明代原建的正阳门规制还没有列入计划。

    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人们不愿意把这项任务交给下一代，不愿意怀着忧伤的心，看着两座城楼继续孤独地伫立着。

    4.五牌楼情结何时了

    1955年6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最终宣布，对牌楼做出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留下来；大街上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五牌楼被列入拆除之列。

    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的结果。

    那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是文物古董，随便走进一条胡同就有三五百年历史，随便一抬头：这座门楼是明代的，那款门额是清代的。人们已熟视无睹，文物保护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暴殄天物、煮鹤焚琴的事已经见怪不怪，拆几个牌楼算什么？

    然而有些人并不知晓，牌楼在中国有着极为悠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编纂的《诗经》，就有关于牌楼的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陈风·衡门》）“衡门”是什么呢？古人用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立在街头，称之为衡门，也就是后来的牌楼。可以推断，中国的牌楼在春秋以前就有了。

    天安门在明永乐十五年（1418）刚刚建成时就是一座牌楼，为三层五间式木结构牌楼，黄琉璃瓦铺顶，上悬“承天之门”匾额。牌楼不仅用于普通道路的装饰和标志，皇宫也需要它装点门面，足见其地位和作用绝非一般之物。后来承天之门被大火烧毁，才于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成现在天安门城楼的模样。

    元、明、清时期，北京的主要街道都矗立着设计精美、制作精细的牌楼。牌楼的优劣，是那条道路重要与否、那儿的居民地位高低的标志。牌楼下还安有大门，白天开启夜晚关闭，护佑着在此居住的百姓。那时虽有胡同名，但没有胡同牌钉在路口，胡同路牌是1934年才出现的。早先文盲太多，钉上路牌也没用。胡同名都是口口相传，代代相袭，人们识别胡同就是靠牌楼。

    北京的东单、西单、东四、西四都是大地方，尽人皆知。但是很多人都会感到这些名字有点怪，难解其意，其实它们都是因牌楼而得名。

    东四、西四十字路口在元代就有，分别叫东大市街和西大市街。

    后来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分别修建了牌楼，于是街名就改叫“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为了省事，人们就干脆称之“东四”“西四”了。东单、西单也如是，只不过明永乐年间在两个路口分别只建了一座牌楼，其路名也就从“东单牌楼”演变成“东单”了。

    历史上，北京是世界上牌楼最多的城市，有着“牌楼之都”的美誉。

    清代达到鼎盛，有三百多座。当然这个数字还包括宫殿庙宇中的牌楼。

    1955年被拆除的牌楼有二十多座，除了五牌楼还有：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帝王庙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北海大桥上的两座金鳌玉牌楼等，座座都是牌楼的精品，乃国之瑰宝也。

    北京现存明清时期的牌楼有65座，其中有琉璃砖牌楼6座、木牌楼42座、石牌楼17座。现存街道上的牌楼仅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宫门前的牌楼。

    随着时代的变迁，牌楼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和文化载体。它的造型、雕饰以及绘画，代表着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祈愿。

    五牌楼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它立于国门之前，被称为迎宾门。

    但它又是前门商业区的大门，跨过了它，才算是跨进了前门。

    人们把五牌楼称之为前门大街乃至整个前门地区的灵魂。五牌楼被拆除后，总感到正阳门前光秃秃的，令城楼的威严和壮丽顿然减色不少；反过来看，没有五牌楼的前门地区，好像是座没有大门的宅院，空落落的，寒酸了许多；而没有五牌楼的前门大街就像丢了魂似的，不再有天街的神韵和气势。

    一座牌楼，不过是若干木雕或石雕拼接之作，但它一旦矗立起来，就会有了呼吸和脉搏，就会有了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体温，就会融入那一带民众的生命。冥冥中，成为心灵深处的图腾。五牌楼消失了，人们对它的思念和呼唤日盛一日，人们无法接受前门没有五牌楼的现实。

    2001年，一座貌似五牌楼的牌楼在原址矗立起来了，考虑到车辆通行，牌楼的6根立柱有4根采取悬空设计。这座既不形似又不神似的“假五牌楼”，人们不买账。在一片抨击声中，有关部门不得不拆掉。

    2008年，又一座按原样复制的五牌楼矗立起来了，人们总觉得没有原来的精气神，就像一个浓妆艳抹不谙世事的少女，和自己心目中的五牌楼相差甚远。

    文物不能复制，就像历史不能复制一样。或许一百年甚至两百年后，当这座五牌楼也浸染上厚重的岁月风霜，人们才会接受它。

    不过今朝今世，人们只能默默吞咽“拆”字所结出的苦果了。

    五、“文化大革命”让前门丢盔卸甲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袭来，前门地区毫无疑问地成为重灾区。因为在红卫兵看来，前门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铜臭，每一个店铺都是封、资、修的藏污纳垢之处。“造反”“扫四旧”的红卫兵，全市各区县的大、中学生都有，对前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扫荡”。

    1.老字号遭受重创

    受冲击最大的该算是老字号了，它们首要的罪恶就是“老”：老到穿越过封建社会，为封建社会所生，为封建社会服务最久、最忠诚，处处散发着封建社会的腐朽之气。特别是那些曾经供奉过皇帝的老字号，更是罪孽深重，没有他们无微不至的伺候，封建王朝就不会那么奢靡腐败，也不会统治那么长久——这就是当年造反的理由与逻辑，今天看来极为荒谬和幼稚。

    全聚德、同仁堂、老正兴、稻香村、瑞蚨祥、便宜坊、都一处、六必居、月盛斋等店铺，牌匾被砸，老板被批斗，店铺被红卫兵占领，就连技师店员也是封、资、修的走卒，他们的头脑也必须要来个大清洗——“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1966年8月19日晚，上百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七十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做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造反”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门前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他们认为，工农兵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推动革命的主力军，所有的商店都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烤鸭店过去是为那些有钱人服务的，尤其是皇帝爱吃——“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今天就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于是，红卫兵们接管了全部管理工作，并亲自主厨。他们身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胸佩毛主席像章，臂戴红袖章，进来用餐的人要先学毛主席语录，甚至要站起来挥动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种革命用餐方式曾经风靡一时。可以想见，那时的烤鸭店是很少有人愿意登门的，即使坐进去了，也没有胃口呀。更何况这些只会造反胡闹的少男少女们，哪儿会炒菜、挂炉啊，没几天，红卫兵们就坚持不下去了，一场闹剧匆匆收场。

    “都一处烧麦馆”创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当时是山西人王瑞福在前门大街开的酒铺，主营“佛手露”（西洋酒）和自制的糟肉、凉肉、马莲肉等中国菜。生意很好，第二年就盖起两层小楼，成为主营炒菜和烧卖的饭馆。据传，乾隆十七年（1752），皇帝由通州私访回京，正值除夕，前门一带只有王记酒铺还在营业。一主二仆进来吃饭，主人对酒、菜满意，听到酒店没有名字后说：大年三十晚上还营业，京都只有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王瑞福当时没在意。过了些天，太监们送来书写“都一处”的蝠头匾，说明是乾隆皇上御笔赏赐。王瑞福赶忙叩拜，将匾挂起，将乾隆坐过的“宝座”用黄绸围供起来（民国中期因破旧被扔掉）。

    听了这段传说，红卫兵怒不可遏，把“都一处”蝠头匾摘下来就用菜刀砍，砍了两下没能砍动，就让锅炉工杨海泉拿去烧锅炉。杨海泉觉得可惜，将匾藏在木柴垛下。过了几天造反派来问，杨说：“匾烧完了，只剩下两个托”，并当面把托扔进锅炉，将造反派诓走。

    1981年，杨海泉把私藏匾的事情披露，但匾已破旧，又请专为故宫修复牌匾的老师傅修好后才挂出。

    在“文革”能躲过一劫的牌匾，尤其是皇帝的御题，实为罕见。

    现在，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1月16日，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第八代传人竟是25岁的河南农村女孩吴华侠，她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老字号的遭遇，同仁堂该是另一种版本。

    1966年，北京同仁堂的厂、店全部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就在此时，“文革”开始，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在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战火后，却未能躲过造反派的火眼金睛，毁于1966年8月20日。从此，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

    “同仁堂药店”老字号就这样在大栅栏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消失的不仅是店名，还有那些深入人心的几十种传统名药，被纷纷改成莫名其妙的名字，例如：安宫牛黄丸改名为抗热牛黄丸，再造丸改为半身不遂丸。他们企图把同仁堂在地球上铲除得一干二净，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药品滞销，不管出口还是内销，统统少人问津。人们不知道北京中药店这个门号，更不知道这些新药到底都是什么、疗效如何，谁敢买呀？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当时北京市委被冠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都是泥菩萨过河，更何况民主人士乐松生了，虽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只留下一份遗书。这位“红色资本家”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谢幕。

    尽管同仁堂已经改名换姓，当家人也凄然离去，但是同仁堂的传统仍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为了保护、继承和发掘祖国中医药的宝贵遗产，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的需要，同仁堂的职工顶住各种干扰，作出了艰苦努力。

    在干部参加“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许多人都在临行前买一些中成药，以备急需。同仁堂的职工们克服了原材料短缺、交通不畅的种种困难，冒着被扣上“只专不红”“资产阶级卫生路线”帽子的风险，积极组织货源，加班加点，千方百计满足下乡干部和知识青年的需要。有的知识青年家长在同仁堂下班后，还赶来买药，说是“孩子明天一早就走……”职工们二话不说，把药送上。

    这些家长非常感激，可是卖药的职工说：“我的孩子也要上山下乡了，将心比心吧……”

    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新生事物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出现了。同仁堂的职工们积极参加了为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的工作，教他们识别中草药，用中草药和针灸等祖国传统医学为农民解除病痛。

    一个故事在军队广泛传播：1973年，海南岛某地发生森林大火，一位救火的解放军战士被严重烧伤，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神昏谵语，病情十分危险。当在场的医生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参加会诊的老中医提出：“试试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吧！”令人惊喜的是，服药后不久，战士的体温开始下降，渐渐脱离险境，很快病体痊愈。“同仁堂”三个字再次深深烙进人们脑海中。

    当1978年同仁堂的老字号重新恢复后，人们似乎从未远离过它。

    即使“文革”十年，它也仍然“活”着。

    “文革”期间老字号几乎全军覆没，普通店铺更是奄奄一息。此时的前门基本上已全部转变成国有商店，大批同性质的店铺合并，分不出好坏，辨不清“男女”。

    许多店铺年久失修，重修后的新店似乎用的都是一张图纸，像是一排排营房。

    往昔那个生动、富有个性，逛上千遍也不觉得累、也不会产生审美疲劳的前门，在经过“文革”这场大病之后竟然脱了形。

    大街上不再是熙熙攘攘，不再是说说笑笑。人们表情呆滞，眼神无光，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同样没有表情的前门。

    2.八大胡同再生波澜

    自从被冠上“八大胡同”之名那天起，八大胡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是非之地，“文革”也再一次陷入是非的怪圈。

    造反的年轻人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对旧社会以及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个偏激的层面上。尤其红卫兵们还处于情窦未开之时，对男女之事更是知之寥寥——妓女等于破鞋，嫖客等于流氓，这个公式在他们心目中就像1＋1＝2那么简单，那么千真万确。

    其实，八大胡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20年岁月的洗礼，已经物是人非。昔日的“大地方”“中地方”，也就是一二等妓院，大都是二层小楼，“文革”前陆续变成了旅馆，或是某单位的办事处、招待所，有个别的还改作小学校、街道的办事处。而“小地方”，则大多成了普通居民的住处。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名伶由于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大为改变，纷纷迁出八大胡同，他们的旧居也成了大杂院。

    在红卫兵眼里，八大胡同是全北京最为龌龊的孽之源，对这里的“扫荡”也就最彻底，最频繁。他们希望捞到“大鱼”，以彰显革命的成就。

    八大胡同自20世纪30年代就衰落了，已没有什么大鱼。清末民初的大鱼或是另寻高就，或是与八大胡同一起坐上过山车，跌落到人生的谷底，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八大胡同四大名妓的头牌赛金花，1913年与清光绪举人、中华民国江西省民政厅厅长魏斯炅结婚，住在前门樱桃斜街。1921年魏斯炅过世，赛金花被逐出魏宅，搬到天桥位于红灯区的居仁里。赛金花晚年极为悲惨，靠别人救济度日。1936年12月4日在寒风中告别了人世，也为自己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终年67岁。如果赛金花活到了“文革”，想必是没什么好果子吃。

    小凤仙在沈阳化名张洗非，改嫁后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过去，就连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如果她活到1976年，“文革”十年必定会受到冲击，其身世也会全部浮出水面。然而，大小报纸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看来是安然无恙。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在八大胡同生活的妓女不多，那是她们的伤心地，不利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个个远走高飞。也有少数留下的，“文革”中也就必然大祸临头。

    住在朱家胡同的阿英就是其一，从良后嫁给一个茶庄老板小李。

    小李钱不多，但长得帅气，而且小她三岁。阿英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脸蛋虽然没有当年那么丰润俊俏了，但仍然是个大美人，仍有勾引男人魂魄的魅力。尽管她已是两个女儿的妈妈，尽管她想彻底脱去往昔岁月的痕迹，但一笑一颦间依旧能看出当年青楼的影子。在朱家胡同，这个四口之家不算富裕，但却是最招眼的。

    “文革”刚开始不久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呼喊着突然闯进大院，不由分说就把阿英和小李揪到院子里，给他们分别挂上“大破鞋”“大流氓”的牌子，阿英的脖子上还特地挂上一串高跟鞋。随后用皮带就是一顿暴打，要阿英交代到底睡过多少男人，要小李交代搞过多少个破鞋、逛过多少回窑子。红卫兵们打累了，就命令两个人互相抽打，让他们的两个女儿站在一旁看着……

    随后的一切就不要叙述了，那确是极为残酷、极为摧残人性的一幕。阿英的心灵肯定是分裂的，她一直在努力重新做人，一直在默默地为往昔淌血的岁月疗伤，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她的伤口在“文革”被重新撕开，而且又撒上一把盐。

    他们被勒令挂着牌子、剃着阴阳头，天天清扫胡同。不知道听过多少过路人的辱骂，也不知道有多少鄙夷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几个月后，一家四口被遣返到小李的老家山西平陆。据说老乡们对他们不错，盖了房子。农耕生活尽管拮据，但很平静。乡里人对他们的过去很少打听，也不感兴趣，只是愿意尽心尽力帮助这个落难的四口之家。小小的屋舍渐渐听到了笑声。

    经过“文革”涤荡的八大胡同，又多了几分岁月的风霜。尽管这场风暴过于迅猛，但仍然不能改变它的基本面貌。就像一个人老了，仍能从眉宇间辨认出儿时长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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