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人世中最富魅力的字眼之一，是幸福、梦幻的化身，也是血腥的冷面杀手。金元是前门700年历史的编织者，那一个个或悲戚或欢颜的故事原创者。
然而，金元不是前门的一切。就像一个生命不仅需要食粮，还离不开空气和阳光，甚至花草和芳香。
文化，从前门诞生那天起就在悄悄生长，与其形影不离。它没有金元那么妖艳，那么魅惑，它有时了无痕迹，淡泊得无色无味，但是前门没有它的滋养，就会枯槁，不复存在。它不是前门的擎天大柱，没有力拔千钧之力，但却是前门的魂魄。它千缠万绕着前门的每一寸时光，每一次呼吸。
要想把文化与前门剥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就像血与水交融于一体。不是任何文化都能与前门发生化学反应，也不是任何文化都能附着于前门的肢体。前门的文化是前门所专属的，有着前门的DNA。
于是一个新名词诞生了——前门文化。
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前门文化的研究，一旦走进那个浩渺的空间，就会感受到它的馨香与丰盈。人们为前门文化梳理出这样的肌理：商业文化、餐饮文化、梨园文化、会馆文化、士儒文化、起居文化、民俗文化、胡同文化、四合院文化……其实还可以梳理出更多的支脉，学者把前门文化称之为平民文化或曰市井文化的代表，与皇城文化并立，结构成京城文化的两大骨架。
文化，前门桂冠上的翠钻，经历了时间之手的打磨，愈发变得璀璨。
一、抢救传说——为前门寻“根”
1957年，由着名民俗学家、“北京通”金受申撰写的《北京的传说》（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问世，此书汇集了金先生搜集的有关北京的传说20篇，其开页第一篇便是“八臂哪吒城”。传说十分有趣，说北京城是个“八臂哪吒城”，正阳门是哪吒的头，其瓮城东、西开的两座门是他的耳朵，正阳门里的两眼井就是哪吒的眼睛；而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和东直门，分别是哪吒这半边身子的四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和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身子的四臂；北面城门的安定门、德胜门则是哪吒的两只脚。皇城是哪吒的五脏，皇城的正门——天安门是五脏口，从五脏口到正阳门哪吒的脑袋，中间这条长长的平道，是哪吒的食道，而正阳门则是京城的吐纳之口。
这是关于北京城也是关于前门最着名的传说之一，惟妙惟肖的情节让古老的北京城充满了灵性。正阳门被喻为哪吒的头颅，可见其在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北京的传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北京传说的专着，在20世纪0年代、90年代，直至2008年先后多次再版，影响之深、读者之众可想而知。
远在美国西雅图的陈学霖博士，专攻中国宋、金、元、明史，身兼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香港多所大学教授，着述颇丰。他在晚年对北京哪吒城一说饶有兴味，倾注大量心血，1996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近20万字的新着《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2008年此书又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陈学霖详细考证了哪吒城传说的源流和民族特性，论证了对研究北京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城市建设的重要影响。
据考，哪吒城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元代，岁月没能将其湮没，暴政更没能将其从百姓口中灭失。一个传说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在民间更在学界引起深层关注，足见其分量不轻。
传说，源自人类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人们要对历史作记录只能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中国是个传说极为丰富的国度，像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孟姜女哭长城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而穆桂英、白蛇则是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传说一般多少都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在口口相传中，民众以自己的知识、需要、愿望和想象有所增益，添枝加叶。因而传说也是民生民愿、当时政治历史的折光镜。
北京建城的传说，大都始自元代之后。那时虽然有了文字，但能够识文断字的人极少，这就为相关传说的产生和流传打开了方便之门。前门的传说是极为活跃的一个分支。
“文革”期间传说被斥为封建迷信，遭到封杀。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期，对前门传说的搜集和研究，逐渐被人们关注。一些民俗专家、历史学者走街串巷，采集流传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当时的崇文区、宣武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机构，组织研讨会和论坛，研究如何挖掘这些文化遗产。2008年，北京市则将“前门的传说”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加以保护。2011年、2012年由杨建业撰写的《前门和前门的传说》（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前门传说》（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年版）两部专着相继出版。
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赵书，从1971年起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民间传说和民俗的搜集工作，他撰文说，一个没有传说的民族是一个没有人文祖先的民族。“前门的传说”是北京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头文化的代表，从中可以了解到前门地区城市文化性格、城市的前世今生、市民的风俗习惯。他呼吁人们不能忘掉自己的文化之根。
着名民间文艺学者刘锡城对前门传说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前门的传说大体上应当属于地方风物传说或名胜古迹传说。但它又不是单纯的风物传说或名胜传说，既包括了地方传说（如胡同传说、地名传说）、风物传说（如前门楼子的传说），又包括了人物传说（从帝王将相到能工巧匠、从梨园名角到商铺老板）、史事传说（如建城传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出逃、义和团烧药房）、风俗传说（如老字号、庙与庙会、信仰习俗）等。刘锡城认为，前门的传说对于研究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生与繁荣，市井社会、市井文化的流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建业是第一批参与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他对搜集整理前门传说投入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付出巨大努力。他认为，“前门所以令那些在北京生活着的和那些还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们所沉醉、所神往，与其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有着很大关系。前门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胡同、每一家老字号乃至店铺出售的每一种食品，都有着让人心醉神迷的传说。走进前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故事的万花筒。
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然而一个无法遏止的现实，让前门传说的抢救和保护蒙上阴影，让学界尤为忧心：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形势下，以口头传承为主要方式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和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急剧衰微的趋势，遇到了空前的传承困境，大都市的衰微趋势尤甚，北京自然也不例外。
前门，这个“老北京人”高密度聚居的地区，21世纪以来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胡同改造、危房拆迁，许多老北京人或老前门人搬离祖居地，迁徙到北京城各个角落。而大批进京务工者、开店的商人，涌进前门地区。以口头方式传承的传说有赖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居民群体，这个群体现今已被无情地一点点蚕食。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杂处前门地区，传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世居前门地区的老年人，谁的口头上不留存着几十上百个传说？
然而他们无法抗拒生命的新陈代谢，岁月带走的不仅是他们的人生，还有一批批活灵活现的传说。当那一个个老人猝然离世时，人们才发现对传说的抢救过于迟钝和乏力。这是一个难以宽恕的失误，一种愧对先人且被后人诟病的缺失。
那些居住在前门的年轻人，尽管他们是“老前门”的后裔，被物化的心灵已装不下历史旧影，对传说更是兴趣寡然，因为这些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钞票、舒适和幸福。他们是务实的一代，“自我”被夸张放大的一代。真正有志于传承前门文化的年轻人已经少之又少了。那些杂居在前门的外地人，提及前门文化或是传说则是一脸茫然，他们来到北京就是为淘金而来，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毫无兴趣。
前门文化在这个时代以及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了可怕的变异，在一张张涂着口红或喷着酒气的嘴中，是很难听到传说故事了。
不是杞人忧天，专事前门文化或前门传说研究的人员已是凤毛麟角，有见地有分量的专着更是鲜有所闻。为什么对哪吒城一说的研究，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出自远在美国西雅图的美籍教授之手，首先出版的不是北京而是台北？想必陈学霖先生是个惜时如金的学者，在离世前赶出这部着作，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巨量的考证工作对陈先生是个极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他要远涉重洋，且是在花甲之年。没有一批陈学霖式的学者，传承前门文化和传说只会是一片浮云。
有人说文化是软黄金，此话不谬。但是眼下一些人对文化的热衷，过于急功近利，搞文化不过是个幌子，“套现”才是真章。传说挖掘工作遭冷遇，便是难以“套现”所致。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何把挖掘工作与市场结合起来，是推动传说传承工作的关键所在。美国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阿凡达》和《功夫熊猫》其故事原型均来自传说，《变形金刚》以变形机器人演绎故事，《阿凡达》用科幻诠释传说，《功夫熊猫》则全部采用中国元素和传说。
以《功夫熊猫》为例，这是一部由约翰·斯蒂芬森和马克·奥斯本执导，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该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装乃至食物均充满中国元素。影片讲述了一只笨拙的熊猫立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这是一个相当正能量的主题，高潮迭起，情节跌宕，引得全球大人小孩争相涌入影院，大呼过瘾。
美国人为这部影片不惜血本，制作周期长达5年，台前幕后有448人之多。动画人员广纳世界顶级人才，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墨西哥、菲律宾、日本、瑞典、比利时、以色列等国家。
两位美国编剧对中国武术下足了工夫，相当内行。除了影片的主角——胖胖的熊猫阿宝，猴子（猴拳）、毒蛇（蛇拳）、丹顶鹤、老虎（虎鹤双形）、螳螂（螳螂拳）则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的代表。光凭这些特点独具的动画武林人物，便足能招惹全球无数武术迷的眼球。
制作的精益求精、现代科技的应用，前所未有。美术总监花了8年时间，钻研中国文化、艺术、建筑、山水风光，务求做好动画中每个细节，忠实反映中国特色。
《功夫熊猫》仅在在全球的票房就达6.26亿美元，还不包括双碟DVD、蓝光影碟、各种游戏、图书、纪念品的收入。
《功夫熊猫》的横空出世不能不令中国文化人汗颜。
传说的传承工作一味钻在象牙塔里做纯学术研究，之后把它们放在文库里睡大觉，即使再出色的研究成果也形同僵尸。如今的北京人又有几个知道“哪吒城”的故事？哪吒的造型几十年不变，已成为古董级人物，有谁愿意再看？
前门的传说，如果不走进社会，走进学校，走进影院屏幕，不赋予时代新意，不与现代科技嫁接，没有市场营销手段，就永远是没有生命的。
前门的传说，呼唤中国式的《功夫熊猫》问世，一旦那天到来，前门的传说乃至整个前门的影响力和冲击力，都将会增加N次方！
还是抄录几段前门的传说吧，让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故事与读者来一次亲密接触。
《北京城与八臂哪吒》——北京在建城之前，是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谁也难以镇服它。
燕王想在这里建城，就请大军师刘伯温和二军师姚广孝出马。他们来到北京这个地方，分头出去考察。巧的是，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前面看见一个穿红袄短裤的小孩子，很像八臂哪吒，但是追又追不上。两个人的耳朵里都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照着我画，不就成了！”一连四天都是这样。在第十天的中午，两人商定各自拿出一张北京城的设计图。不想，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画出了一座“八臂哪吒城”。
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因为明北京城是永乐年间建造的，刘伯温早已谢世，姚广孝亦无参与，而且哪吒是个佛教和小说中的神异童子，怎会与规划京城发生关系？刘伯温是明代开国元勋朱元璋的谋臣，他主持修建了明代第一个都城南京。刘伯温精通天文地理、兵法精算，有句民谚：“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在民间看来，刘伯温比诸葛亮还要高明。有关他的神奇怪异故事层出不穷，把建北京城的伟业安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阳门的门字没有钩》——细心人会发现，正阳门门洞上石刻的匾额，“正阳门”中的门字，最后一笔是直直的一竖，没有钩。岂止是正阳门，当年内九门的匾额上，门字都没有钩。
传说，皇上乃龙也。龙是水中之物，大凡水中之物没有不怕钩的。皇上出入的地方有钩那还了得——“你要钩谁呀？”皇上追问下来，是要杀头的。于是，皇帝出入的地方，门字都是没有钩的。
有关“正阳门”的门字没有钩的传说，有多个版本，但大都是皇上忌讳出门被绊或是皇途不顺，而严令去掉钩。不过，究竟是皇帝的御旨，还是督造大臣的意思，抑或是工匠的即兴之作，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这则散落于民间的传说，无疑是在嘲讽奉天行事的皇上大人，虚弱的内心。
《乾隆赐扁“都一处”》——北京前门大街的“都一处烧麦”名满全国，这要感谢乾隆皇帝。
传说，“都一处”的老板是个山西人，姓王。苦心经营十数年，在前门大街盖起个二层小楼，生意并不好。每到年根上，客人日渐稀少，大部分店铺都关门歇业。大年三十晚上，只有王老板的酒铺还在支应着店面。半夜时分走进三个人，像是一主二仆。吃到兴头，主人模样的客人问伙计：“你们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呀？”伙计说：“小酒店没有字号。”这个人随即说：“这个时候还不关店门的酒店，京都只有你们这一处了吧？就叫‘都一处’吧！”伙计以为是客人的酒话，也没在意。没想到几天后，皇宫里派人送来一块乾隆皇帝御题的“都一处”牌匾。原来那天前来喝酒的“主人”正是乾隆皇帝，他刚刚到通县微服私访回来。
乾隆皇帝题匾的事立即轰动京城。王老板赶紧把牌匾恭恭敬敬挂在店中，从此“都一处”的生意如日中天。乾隆爷从进店到柜台走过的那段路被店主当作“龙道”，任何人进店都不准踩上这条“龙道”，自己人也不准打扫“龙道”。久而久之，这条“龙道”比店里的两边的地面高出了许多，被人们称为“土龙”。据说这条“土龙”到了民国时期还有。
这段传说出自何时、何处、何人，已无从考证，但流传甚广，人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不过，清史专家阎崇年断然否定了乾隆微服私访的可能性，更何况年三十在小店用餐。阎先生认为，微服私访是现代人的意识，皇帝贵为天子，不可能也没必要走街串巷、体察民意。这则传说只不过反映了百姓的意愿：希望皇帝是一个贤明之君。传说是假，“都一处”的生意从此久盛不衰却是真，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真。
如果把前门传说一个个娓娓道来，恐怕要说上一千零一夜。感谢先祖，感谢前门，为北京也为中华民族留下如此丰硕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着书修志悄然走热
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南来北往的匆匆过客，都无法拒绝前门的诱惑。都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前门，听一听它的声音，领略一下它的神韵。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牵挂。
前门影响了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人群。
改革开放后，当人们定住了神，喘匀了气，解开了精神上的种种羁绊，许多人拿起笔，开始为前门着书修志。
他们不愿意让前门的前世与今生，伴着时光的流逝而随风飘散；他们也不愿意让前门这棵巨大的财富和智慧之树，被人任意描画变得影像模糊；他们更不愿意让前门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走向衰微甚至歧路……
他们有太多的爱需要倾注笔端，有太多的思考应该告知公众，有太多的责任必须付诸行动。于是，有关于前门的历史、轶闻甚至是疑窦丛生的谬说，从故纸堆中，从紧闭的书库里，从人们的记忆深处，纷纷挖掘出来，变成一部部专着，一篇篇论文或是随笔、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捉笔的人越来越多，其热度悄然走高。这是一个庞大的、荫及子孙且非官方的文化工程。那些学者、史家以及数不清的前门的拥趸，都自觉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不求回报，无悔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才智，甘愿为文化工程添柴加薪。
出生于1924年的王永斌先生可谓前门的万事通。他生在南城，长在前门，13岁便进了大栅栏精明眼镜行学徒，与前门结下一生情缘。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前门中学教书，直至退休。他生性好玩，又博闻强记，对前门的历史、老字号商铺了如指掌，而对那些繁复的民俗民风、婚丧嫁娶、时令年节也是烂熟于心。退休后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沉浸在对前门历史和风俗的研究中，先后出版了《北京大栅栏》《话说前门》《大前门》等三部有关前门的专着，而在《杂谈老北京》《北京商业街和老字号》《商贾北京》等着作中，以及在《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发表的六百多篇文章中，前门都占有重要的分量。
在《话说前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王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阅历和多年考察，披露了从金中都城到明清北京城，前门的演变过程；对正阳门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的建筑特点进行了梳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前门5条主要街道的形成，以及会馆、戏园、客店、交通、老字号一一加以精到的阐述。
2005年，已经81岁高龄的王永斌先生，与两位后学开始筹划、整理、撰写26万字的《大前门》一书（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前后历时4年。
王先生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前门五行八作、百态人生，以及街头巷尾的吹拉弹唱，一一翔实记录，实为一部极为珍贵的前门百科全书。
《前门大栅栏》（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系“北京风物志·风物图志丛书”中的一册。作者罗保平、张惠岐通过大量考证，全面阐述了前门大栅栏的产生、发展与繁荣过程，对北京发展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该书不仅对大栅栏商业、文化演出业、餐饮业、金融业、服务业的今昔都有详尽记述，还将大栅栏商业区与京城其他着名商业区的异同进行了深度查考。
由北京市崇文区史志办公室编写、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前门史话》，则以南中轴线为经，前门地区的悲欢为纬，介绍了前门的发展历史、人文特点、街巷寺庙、店铺名吃。沿着一行行文字逡巡，犹如游走在密如蛛网的胡同八卦阵中，吸吮着前门那特有的味道。
《崇宣旧迹》（陈溥、陈晴编着，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和《当代北京商号史话》（刘宝明、戴明超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虽然是两本侧重点不同的着述，但前门都是它们的共同重点。
在原崇文区和原宣武区的历史旧迹中，在北京市的商号历史中，前门无疑都是最引人的亮点之一。
……
与着书立说的专着相比，遍布报纸杂志以及互联网上关于前门的篇什，那就浩如烟海了。谈到北京你能绕过前门吗，谁的家中、谁的人生没有沾染上前门的印记呢？有捉笔弄墨雅兴的大有人在，信手拈来写个“豆腐块”并非难事。而编辑部也不吝版面，因为关心前门的人多多。
中国素有“修志问道”之说，志并非简单的流水账，其间承载着一个地域一个时段的历史文明，那里的智慧足以照亮后人的行程，那里的坎坷和泪滴也足以令后人警醒。
为前门修史续志，让人不期然想到司马迁。这位西汉时期的伟大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忍受着遭遇宫刑的奇耻大辱，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超高视野和阔达气派，在狱中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前门修史固然与《史记》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从《史记》能够穿越两千年时光来看，不足以高就难以致远。前门皇皇700年之史，绝非举一人之力即可完成。眼下篇什虽繁，热闹是足够了，但散乱且缺乏梳理，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纵观古今、集纳中外的穿透性力作尚少。大多人各自为战，仓促上阵，良莠不齐。未能集京城贤士，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当前修史续志的蓬勃景象已足令人惊喜了，只是希望那风满楼之势尽快到来。
三、文学与影视的一往情深
文学艺术界向来是不肯寂寞的，他们有一触即发的情感，有慧眼独具的禀赋，即便是再贫瘠的土地，也能掘出满地黄金，更何况前门这块金元宝地。
自前门诞生之始，文学就是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明、清两代为前门咏诗赋词的贤门雅士大有人在，流传至今的名篇佳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抹去的一页。
清道光年间刊出的《都门杂咏》有一首竹枝词，描写前门荷包巷的繁华景象堪称绝妙：“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这首不过28个字的词赋，把热闹的现场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此外，清王伯弓的《蜷庐随笔》、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余蛟的《春明杂谈》、英廉的《日下旧闻考》、《燕京杂记》（阙名）、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等都有对前门的精彩记述或歌咏，流传百年而过目难忘。
时间走进中华民国，沐浴着新时代香风的前门，向文人墨客频频抛出从未有过的迷人媚眼。那些一代文学大家也是一见倾心，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
以《啼笑因缘》闻名天下的鸳鸯蝴蝶派、现代章回小说作家张恨水，对前门情有独钟。他索性搬到大栅栏安营扎寨，其居所有大小七个院子，各种花木果树繁茂异常，可谓闹市中的世外桃源。他在这里品茗会友，饮酒赋诗，许多佳作就是蘸着丁香花的香气落笔成章的。
《月影成树图》一文记述了他在这里的惬意生活。
鲁迅对前门的热爱毫不逊色于张恨水，虽然没有在这里购置深宅大院，仅在《鲁迅日记》中逛大栅栏西街的记录就有四百多次。最吸引先生的莫过于青云阁了。
青云阁位于大栅栏西街33号，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是一座典型的轿子型建筑，楼有三层。所谓轿子楼建筑主厅为四方形，不临街，在主厅两侧各伸出两个像轿杆样的狭长通道通向大街。青云阁是清末民初北京四大商场之首，其他三家是东安市场、劝业场和首善第一楼。
早年的青云阁是个人气极旺的综合型商业娱乐场所，这里集购物、娱乐、饮食、品茗、服务于一体，文人雅士、官甲贵胄多愿汇聚于此。
台球这一时尚运动就是被青云阁最先引进京城，供达官贵人们消遣。
清末文人许愈初在《肃吟馆诗集》中有这样一首诗：
迤逦青云阁，喧腾估客过。
珠光争闪烁，古董几摩挲。
栋栋书场满，家家相士多。
居然好风景，堪唱太平歌。
诗中，真实地描写了当年青云阁热闹景象。
青云阁内的普珍园菜馆、玉壶春茶楼、步云斋鞋店、富晋书社等众多的老字号留下了鲁迅、周作人、陈百年、刘叔雅、朱逖先、沈士远、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马幼渔等众多知名学者的足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历史名人也经常来此品茗会友、小酌膝谈，思文赏乐。
1932年8月，聂耳从上海来到北京求学，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
刚到北平的第二天，就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
在清末民初年间，不少戏曲名角都在京城各处茶园里献艺，青云阁也不例外。程砚秋、马连良、梅兰芳等京剧名角先后在此登台亮相，他们的精彩表演引得观者如云，使青云阁名噪一时。
鲁迅先生在京14年，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文艺、文物、动植物园等事宜。闲余经常到青云阁里的玉壶春茶楼。先生最爱吃玉壶春的春卷、虾仁面等名点，翻开《鲁迅日记》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壬子（1912年）五月二十六日记云：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啜茗……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记云：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歯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
丁巳（1917年）十一月十八日记云：午同二弟往观音寺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
他经常徜徉于琉璃厂，由西面来，逛完琉璃厂，正好顺路到青云阁。青云阁有不少书铺，先生在这里没少买书。
从青云阁后门出来，往东不远的升平园浴池是他老人家洗澡的地方。这个浴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是京城最大、档次最高的浴池。
当时的有钱人和文人都愿意到这里来洗澡。新中国成立后升平园浴池几经变迁，现改叫龙晓宾馆，庆幸的是建筑还保持着民初的模样。
讨袁名将蔡锷将军就是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的，从而演绎一段名留千古的爱情故事。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并在此与她后来的丈夫相识，因为他的长相很像将军。之后小凤仙便隐姓埋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青云阁受到特别保护，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座保存最完整的轿子楼建筑。
郭沫若先生曾为内联升赋诗一首：“凭谁踏破天险，助你攀登高峰。志同务必克己，事成不以为功。”想必先生是到内联升买过鞋的。
沈从文有一篇《棉鞋》的短文，记述了在大栅栏买鞋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一个穷学生，不免寒酸，文中没有郭老那份慷慨豪情。
徐志摩、梁实秋都曾为前门留下了不止一篇美文。
在前门这个地盘里，文学艺术家们最热衷的题材要算是八大胡同了，而赛金花则是绝对的第一主角。
樊增祥在清末民初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官吏。他着作等身，书法传世。他写的两首诗《前彩云曲》和《后彩云曲》，描写了清末名妓傅彩云即赛金花的坎坷身世，为人们传颂一时。
曾朴着《孽海花》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三十五回，以苏州状元金沟（洪钧）和名妓傅彩云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这30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书中笔墨最为集中也最成功的是对封建知识分子与官僚士大夫的刻画，写他们的虚伪造作，写他们面对西方文明冲突时的庸腐无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张春帆着《九尾鱼》同以八大胡同和赛金花为题材，却被列为清末言情色情小说，曾一度遭禁。
民国的文人对赛金花的创作热情丝毫不减。赛金花也成了百变神女，任凭作家们贴上各种标签。
抗日战争时期，夏衍和熊佛西先后创作了同名话剧《赛金花》，彰显爱国和民族气节。
北京大学教授、着名诗人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在众多竞争者中抢先一步，得到晚年赛金花的应允，采取赛金花口述、刘商二人笔录的形式，完成了《赛金花本事》一书，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这本书少了杜撰和粉饰，更接近赛金花本人。1985年岳麓书社又再版了这本书。
台湾着名作家高阳写了一部名为《八大胡同》的小说，并没有落笔风月场，而是写袁世凯和曹锟贿选的事情。
民国时期关于前门的文学作品，除了以赛金花为题的弄出一些动静外，其他的都是随笔散文类短篇，数量不少分量不足，更别说扛鼎之作了。那些文学巨匠不屑写也不熟悉商人们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政治运动不断，前门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作家们更热衷于紧随政治形势。虽然出现了《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不朽力作，与前门的生活极为相似或相近，除了《龙须沟》，作家并没有标明故事地点，也就不能硬性往上贴靠了。
1957年，上海拍出一部由孙道临主演的《不夜城》，轰动全国。
是写民族资本家张耀堂致力于“工业救国”的坎坷经历，最终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了人生夙愿。据说人物原型取自荣毅仁，遗憾的是北京没能拍出这样的影片，乐松生那时是与荣毅仁齐名的。
谈到电影还需插入一段史实。众所周知，前门是京剧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电影的发祥之地。1905年，任庆泰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并在他开设的大栅栏大观楼影戏园（当时叫大亨轩茶园）放映，一时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定军山》是一部戏曲纪录片，由京剧名角谭鑫培主演，共20分钟。此后任庆泰接连拍了8部短片，大观楼都是首演之地。20世纪20年代大观楼成为中国第一家男女同座的影院。20世纪60年代初，陈强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在大观楼影院首演。总共在这里播放万余场次，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项难以改写的纪录。
改革开放后，文坛与前门沾边的作品，首先复苏的题材仍然是赛金花和小凤仙。
1981年由张瑜主演的电影《知音》红遍大江南北，50后、60后、70后第一次知道了小凤仙与蔡锷的浪漫故事。其后，刘晓庆、蒋勤勤、周海媚、姚笛又先后出演不同版本电视剧的小凤仙，其持续的热度让人不可思议。扮演小凤仙的第一人应该是影星胡蝶，她在1932年就成功主演了电影《自由之花》中的小凤仙。
有关赛金花的电影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朱石麟导演、屠光启主演的《赛金花》。“文革”后的1988年，内地曾拍摄了一部17集电视连续剧《赛金花》，收视率不高，很少有人看过。值得一提的倒是2012年上演的话剧《风华绝代》，由年近60岁的刘晓庆主演，舞台上且歌且舞。一年多时间在全国数十座城市上演百余场，成为一时佳话。
由何冀平编剧的三幕话剧《天下第一楼》，是有关前门题材文艺作品的重要收获。全剧讲述了老北京一个名叫“福聚德”的烤鸭店里发生的故事，几十载悲欢离合，世事变迁，人事沉浮，烤鸭店也伴随着主人公的命运经历了兴衰荣辱。显然这是以全聚德烤鸭店为蓝本的，它已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2003年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播映。
2012年，32集电视连续剧《正阳门下》在全国几十家电视台热播。
该剧以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以韩春明、苏萌、关大爷、破烂侯等为代表的一群生活在正阳门下的普通百姓，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努力改变生活现状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京味儿文化底蕴的人文、励志戏。
这部戏就情节而言是够热闹了，但与许多电视剧有着同样的通病，公式化剧情、脸谱化人物充斥始终。剧演完了，人们也不记得那些俊男靓女的名字了，甚至连剧情也忘得差不多。
这几十年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可谓寥若晨星。不过，台湾文学祖母级人物林海音（1918-2001）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台湾尔雅出版社1960年版），倒是一枝独秀。小说以作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林海音从1923年5岁起就居住在大栅栏西侧的耀武胡同，紧依惠安会馆的一座四合院里。这段弥足珍贵儿时记忆，以至1948年赴台后仍然缠绕在心间，挥之不去。这部小说集在台湾和大陆都多次再版，影响甚大。1981年，大陆导演吴贻弓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城南旧事》也获得了巨大成功，林海音和她的小说立即红遍大江南北。电影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
作家肖复兴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长大，前门成了他不竭的创作源泉。《蓝调城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八大胡同八章》（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相继出版。前者是作家有感于城南大批历史遗迹迅速消失，用自己的亲历记述下会馆、名人故居、戏园、寺庙和老字号的今昔。后者则是以严谨的考证、生动的笔触，对八大胡同进行了一次最具个人性的人文地理探索。
朱晓平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栅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还算是溅起了几多涟漪。故事以大栅栏为背景，以罗、仇两家的世代恩怨为线索，展现了上自光绪皇帝下至妓女车夫的一段沧桑历史。清光绪年间宫廷内帝后两党之争加剧，慈禧暗中欲废掉光绪帝立“大阿哥”为帝。光绪帝被幽禁瀛台，心情郁闷成疾。光绪帝的贴身太监见光绪帝病情日渐严重，万般无奈，遂以乱党名义将大栅栏“永丰堂”名医乌少伯抓起，秘密送进宫中为光绪帝治病。不明真相的罗家不惜倾家荡产营救乌少伯，而“永丰堂”劲敌仇子瑜落井下石，将罗家一步步推向绝境……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已慢慢偏离人们关注的视野，阅读成了少数人的奢侈品。书籍卖不出去，出版社赚不到钱，稿费少得可怜，这种恶性循环让很多人远离创作。电视剧、电影的制作则多由投资商主宰，编剧、导演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在这种形势下，前门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佳作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应该感谢那些为前门笔耕不辍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相信，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终会产生文学大家，经世之作的诞生也不会遥遥无期。
四、愿老戏园不再有噩梦
改革开放后，前门像个沉睡已久的巨人慢慢苏醒。杂沓的脚步、匆忙的人影，编织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故事。
然而，前门星罗棋布的众多戏园却迟迟未能醒来。它们大多诞生于清末，有的是清中期、甚至明代。在大栅栏、鲜鱼口两条长约00米的胡同里，茶楼和戏楼就有13家。这些祖师爷一级的戏园，如今大都像迟暮的老人，斑驳的墙壁，积满灰尘且破落的大门被生锈的大锁紧锁着。喧嚣的人群从它们面前潮水般涌过，却没有谁愿意留下一瞥。
这是一个为前门创造过辉煌、曾经红极一时的群落，清末民初是它们生命的顶峰。那时的演出通宵达旦，一票难求。一代名伶让中国京剧在这里登上极盛的殿堂。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渐渐失宠，前门的戏园也随之遭受冷落。一座座现代化的大剧院在城里接连拔地而起，老戏园更显简陋且逼仄。人们开始热捧邓丽君、崔健、王菲，喜欢摇滚、重金属，愿意且歌且跳且吼，老戏园哪能承载这么多激情！
面对人们多元化的精神和艺术需求，老戏园的出路何在？各种探索都在尝试，希望能在浮躁的社会中，找到一条生存的小径。然而，努力并非都能如愿，套用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的话，稍加改造：“幸运的戏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戏园则各有各的不幸。”
位于大栅栏东口内路北的庆乐戏院，系清乾隆时期修建，是北京最古老也是最着名的戏园之一。着名京剧大师杨小楼、李万春都曾在此驻演。
2011年11月，搜狐网刊出一位罗氏老人20世纪40年代在庆乐戏院看戏的回忆文章，当时他不足10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对武打戏更有了兴趣。我曾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票，在庆乐戏院看过李万春的《三探冲霄楼大破铜网阵》。在窗口买票时，有一张座号图，观众可以选座。座号卖出后，卖票人用红蓝铅笔划掉。随父亲看戏，父亲是自带茶叶，还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庆乐戏院已成了小摊小贩的天下用送过来的热毛巾擦拭。当时，我看见在池座中部左侧茶炉处，有伙计在几条白毛巾中间浇上热水，把水拧在白铁桶里。毛巾拧成麻花式硬卷，向池座前排右侧的伙计投去，白毛巾冒着热气在观众头顶上空飞过，这边伙计以太极拳“云手”的优美姿势接着，再抖散送到需要毛巾的观众手中。
对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科班戏和李万春创办的鸣春社科班戏，我特别有好感，所以去三庆、庆乐戏院的次数最多。我经常在上午十一点多钟，看到荣春社科班上百学员，个个光头，身穿鸭蛋青色布长衫，手拿纸折扇，排成双行，从大栅栏西口文静地向中部庆乐戏院走去。许多行人停步观看，成为老北京难得的一景。
特别是尚长春主演的《齐天大圣闹天宫》，从三张桌子上的高处，向下翻跟头，看了真过瘾。看戏后，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摆个架势，玩个动作。七十岁之前，我穿布鞋还能来两个“旋风脚”，在身子跳离地面的旋转中，手指拍打在脚面上，发出“叭！叭！”的清脆声响，自己听着全身舒服。这是那个时候学的。
罗老先生的回忆，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已经辉煌不再的庆乐戏院的昨天。新中国成立后，吴素秋、姜铁麟组建的新兴京剧团长期在这里演出。1957年吴素秋、姜铁鳞夫妻双获“右派”之罪，剧团解散，戏院因此而闲置。1973年成为北京杂技团的专用演出场地，1990年改为游戏厅和商场，后来又“沦落”为桑拿浴室。
200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人林中华将庆乐戏院租下，挂牌成立了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他要挽救的不仅是祖国的皮影艺术，还有庆乐戏院。年轻人陆续投入将近50万元用于装修舞台、购买中英文字幕机，建立了研发、制作、表演、公关、后勤队伍，筹办皮影艺术博物馆。还从全国招募了64位有天赋的袖珍人，培养成皮影演员。他们身高平均1.26米，年龄平均22岁。艺术团先后开发了五百多个古今中外剧目。无论是否有人观看，“龙在天”每天都举办三场皮影演出；无论是否有演出收入，“龙在天”的艺人们都会按时拿到固定工资。林中华成为中国皮影艺术的领军人物，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皮影艺术复兴的曙光。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很骨感。老天并没有成全这位有志青年，庆乐戏院承包人每年要收400万元场租费，林中华终于撑不下去了，2010年戏院被吉龙集团接管。经过改造，庆乐戏院变身为总面积3500平方米的三层商城。大门上方的“庆乐大戏院”的招牌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东来顺饭庄的横匾。走进东来顺饭庄，登楼梯上到二层，还能依稀看出老戏园的模样。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捉弄下，林中华败下阵来，一同失败的还有他矢志扞卫的皮影事业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商业大潮面前，文化太脆弱了。你尽可以用市场经济理论解释这一切，但是文化的不堪一击，难道不是时代的一种悲哀吗？
和林中华一同败下阵来的还有庆乐戏院，这座承载着两百多年历史和文化的三层戏楼，就这样诀别了大栅栏。它那深厚的艺术积淀和难以复制的辉煌，被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冲刷得一干二净。“庆乐戏院”四个字将被时间的灰尘彻底淹没。
不过，庆乐戏院好歹还留下了楼的骨架。有的老戏园被推土机铲得片瓦不留，一座座新楼明晃晃，卓然而立。好像这里从没有过历史，更没有过文化。一切都埋葬得很干净，切换得很彻底。
广德楼戏园与庆乐大戏院相隔不远，境遇可大不相同。广德楼位于大栅栏街39号，兴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戏园之一。它几乎是和法国巴黎歌剧院、意大利斯卡拉剧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同时期建成。
尽管广德楼与上述三个蜚声世界的大剧院难以比肩，但也有着足令后人仰慕的资本。广德楼是当时戏曲祖师爷、名伶们施展才艺，迅速走红的宝地。程长庚、余紫云、梅巧玲、余三胜、汪桂芬等，以及后来的“喜连成”“双庆社”“斌庆社”戏班曾先后在此长期献艺，是当时京城场地最火、人气最旺、艺术最佳的戏园。
老北京曾是一座戏剧之城。中国的戏剧最早出现在元朝，七百多年前关汉卿的戏剧就在北京的剧场（那时叫勾栏瓦舍）里演出。到了明代，戏楼在北京出现了，至清代北京的戏楼之多不仅是全国之最，而且是宫廷、王府与民间并存，这也是其他城市所看不到的。
旧时王公贵族要看戏，或在宫廷王府里面建戏楼，或在自家厅堂里搭戏台，表演的都是“文人戏曲”，道具精美、唱词婉约、表演细腻。老百姓看的多是在广场高台上演的大戏，锣鼓铿锵、唱腔高亢、服饰艳丽。此外在商业区的茶楼、会馆、戏园、酒馆里也有戏曲演出，那时前门地区为最多，广德楼就是最红火的一个。
那时每到演出开始前，戏园子里除有捧角儿的乱喊乱叫外，前台还出现了“三行”，即茶水行、小卖行、手巾把行。正像侯宝林先生相声里所描述的，那时戏园里沏茶倒水、卖烟卷花生瓜子的、扔手巾把的，一片嘈杂，一直到压轴戏开演，才稍静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着名曲艺演员魏喜奎、曹宝禄创建了新剧种曲剧，把广德楼定为演出基地，改名“前门小剧场”。1957年北京曲剧团搬迁后又改称“北京曲艺厅”，专演曲艺节目。曲艺名家侯宝林、郭启儒、高德明、王长友、孙宝才、王世臣、高凤山、罗荣寿、刘司昌、梁厚民、赵振铎、赵世忠、王谦祥、李增瑞、关学曾、马玉萍等纷纷契约登台亮相。其繁荣景象在整个京城都不多见。
21世纪初，广德楼恢复原名，并重新翻建。重张开业的广德楼是一座青砖金瓦、雕梁画栋、垂花门帘、古色古香的剧场。走进大门，便路过数十块印有曲艺名家“手痕脚印”的方砖步道，继而是“艺术沙龙（休息厅）”和“曲艺博物馆”。再往里走，即是容纳两百座席的演出大厅，大厅后面设有上五、下四共九个包厢。这里有晚场和下午场演出，票价30元、50元，包厢200元，普通人都消费得起。
另有可单卖的茶点供应。
不过，和大栅栏众多商铺相比，广德楼要落寞得多，远没有过去那么受宠。门前静静的，即使有演出也是稀稀落落的人影。显然，大栅栏不缺乏观众，缺乏的是喜闻乐见的节目。人们宁愿回家枯坐，或是喝着小酒胡思乱想，也不愿到剧场去打瞌睡。也难为那些青涩的年轻演员了，他们很卖力气，但无奈观众的笑点太高——人们的幽默感都哪儿去了？
让人欣慰的是，广德楼还在，演出仍然继续。只要“活着”，就有未来。
与广德楼走平民化道路不同，天乐园有着另外的活法。
天乐园坐落于前门鲜鱼口东侧，虽然是门脸不大的二层小楼，却有着不凡的身世。它建于清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田际云、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大师都长期在此驻场演出，我国第一个京剧女子科班“崇雅社”成立于此。1900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在大栅栏的戏园无一幸免。火未能跨过前门大街，天乐园因祸得福，许多失去演出场地的戏班，打破脑袋要挤进天乐园。
天乐园还是北京第一个演出西洋音乐会的场所。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热心教育的李君盘、刘树楠两人，为翔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办学。在天乐园举办西洋音乐舞蹈义演，节目实在精彩：既有风琴独奏、军乐合奏、洋笛古琴合奏，又有各国国乐演奏，五花八门，让人足不出户，便能领略全球风采。怎奈当时的北京保守闭塞，老百姓对这西洋玩意并不买账。连演两天，票房惨淡。后来在这些西洋节目间，加演京戏、梆子、京韵大鼓、大擂拉戏等，上座率马上提高，竟然一票难求。
新中国成立后更名大众剧场，是北京市第一家国营剧场。
1950年，反映妓女改造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就是在这里演出，轰动京城。同年12月，梅兰芳事隔37年之后重登“天乐园”，在大众剧场连续演出了四天，人们冒着鹅毛大雪排队买票，队伍绵延一里多长，蔚为壮观。
那是没有黄牛，没有后门票的时代，据说就连周恩来前来看戏，也是买票入场。
1951年，大众剧场举办“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庆典，毛泽东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在此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天乐园是评剧的天下。新凤霞、小白玉霜、喜彩莲、席宝昆、陈少舫、魏荣元、李忆兰、马泰，长期在这里驻演。新凤霞的《刘巧儿》，马泰的《夺印》和《箭杆河边》，都是在这里唱红的。其中的几个着名唱段，男女老少都能来上几句，大街小巷处处可闻，其普及程度不亚于后来的京剧革命样板戏。
在经历了长达6年闭门歇业的销声匿迹后，2012年8月18日天乐园一鸣惊人。
这一天，修葺一新的天乐园举行重张开台仪式，上演首部由京剧、昆曲、越剧混合而成的新戏《情问三叠》。让人们惊讶的不是三剧混搭，而是首演票价高达每张785元。《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各大报章纷纷刊文抨击天乐园的不亲民行为。
天乐园原是从唱落子、耍杂耍的小馆起家，属于贩夫走卒也能买得起票、看得起戏的平民戏园子。在天乐园附近的老住户赵老先生说，他小时候常跟父亲在天乐园和大栅栏的庆乐戏院看戏。那时候，前门的戏院都是平民戏院，20世纪0年代在天乐园看戏，票价也就一元钱，谁都掏得起。如今老戏院还是那个名儿，票价却六亲不认了！
有网友调侃道，天乐园经修缮后华丽转身，走上“中高端”演出之路，这些起死回生的文化场所“只让富人消费得起，普通百姓唯有止步”，实在是“蔑视”大众，天乐园应该名为“失乐园”。
还有更犀利的批评：天乐园的目标观众定为小众，如富人、公款消费者，到头来可能是，这里的文化消费被用来拜官员、谢客户，看戏的不掏钱，掏钱的却不看戏。爱戏的看不起，弘扬梨园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天乐园运营管理方北京国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郭晨希向公众作了一次表白，他说，在两年内，国秀堂投入了千万元，从策划定位、设计、工程、家具配饰，对天乐园内部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和装修，让老戏楼焕然一新。新戏楼集观戏、宴饮、品茗于一体，定位“中高端”。
郭晨希继续说，高票价风波其实是被媒体误读了。《情问三叠》现在还处于试演状态，并未开始对外售票。而媒体报道的1785元的高票价，实际上是纪念赠票未对外销售，我们在票面上已有标明，之所以标价1785元，是因为天乐园剧场始建于1785年。
郭晨希同时解释，天乐园的运营本身就是市场行为，票价的制定也是要符合市场规律，《情问三叠》的制作成本超过百万元，票价稍高于一般演出也符合市场规律。高价票不仅只是戏票还包含其他的附加产品和服务。
天乐园的运营模式是否可行，还需经由市场检验。不过，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剥开高票价的外衣，究竟是寻求暴利所致，还是成本难降的无奈之举，老板的心里有本明细账。
前门老戏园如今大都是年迈多病者，它们是前门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活化石，荣华之梦与恶魇之梦缠绕着绵绵岁月。它们希望与时代同行，与繁盛共荣。
五、“刘老根”入驻前门的是与非
前门的演艺市场是一锅总也煮不开的水，任你如何添薪加柴也达不到100度。这急煞了前门地区管理者，也愁煞了剧场老板和演艺老板。人们纷纷把脉问药，也无济于事。难道昔日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景象，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前门很大度，能够兼容各地、各种文化；前门也很挑剔，能够无情地剔除异类文化。当年，安徽、陕西、山西、苏杭一带的戏人，激烈拼杀，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抢夺前门演艺市场的大战。然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完成了一次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交融，诞生出一个混血的文化巨人——京剧。那些来势汹汹的徽剧、秦腔、越剧、昆曲等一概铩羽而归，在前门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其实，在前门唱红的京剧大师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统统被北京归化了，或是说被北京的文化归化了，转而成为前门文化的创造者或传承者。如果检验前门的DNA，它的遗传基因肯定很混乱，其“生父”绝不会只是一个人。
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个剧种或是文艺团体敢于擅闯前门，更不敢有在此举旗升帐的奢望。
然而，这个历史被赵本山改写。2009年5月2日，“刘老根大舞台”在前门外的小江胡同34号平阳会馆高调开业。
下午举行的盛典上，可谓是群星灿烂：张艺谋、宋祖英、成龙、曾志伟、姜文、冯小刚、葛优、那英等，以及央视四大名嘴崔永元、毕福剑、白岩松、水均益。
宏大的开业仪式，显示出赵本山超旺的人气和超足的底气。赵本闻名中外的平阳会馆已变身为赵氏大舞台山称，刘老根大舞台能驻足前门，异常激动。“刘老根”进北京，就是东北人和东北文化进了北京。他甚至把此举比喻为当年的徽班进京。显然，赵本山打算书写一段21世纪的中国文化传奇。
平阳会馆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会馆戏楼。平阳会馆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但有人推测，大约建于1652年。
清嘉庆七年（1802）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二十余县商人联合重建。重建后戏楼为12檩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顶木结构建筑。戏楼在会馆南面，坐西向东。戏台为三面敞开伸出式，呈方形突出于场内。为现今世界仅存的木构架古代室内剧场，是一所国宝级的建筑。
可证明阳平会馆的修建年代与莎士比亚是同时期的。舞台艺术专家李畅先生指出，这个戏楼和当年莎士比亚的“天鹅剧院”的选址都在河边，皆是为了木结构剧场防火的需要。可见阳平会馆戏楼的建设遵循了世界范围内剧场的发展规律，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会馆坐东朝西，由三路四合院组成，中路四合院有倒座，南北厢房，与戏房和戏楼相通。
明清时期，平阳地区人多外出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京城的干果、药材业大半由平阳府人经营。老掌柜刘其懂药材会经营，在大栅栏口内路北开设同济堂药店，专售丸散膏丹成药。平阳会馆是同济堂的制药车间与药库，只有节假日戏台才有演出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该会馆包括戏楼一直是同仁堂药店的库房。为保护文化遗产，2000年将会馆划归崇文区文化文物局管理。2003年，会馆一期抢救工程开始，不仅腾退了周边居民，还解除了戏楼建筑的险情。2006年4月起，二期修缮工程开始，共投资近500万元人民币，修复内部彩画等等，直到2008年6月该会馆及戏楼初步具备使用功能。修复后的戏楼有300个座位。
2009年4月26日，崇文区人民政府同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公司正式签订协议，崇文区人民政府将戏楼的经营权转让给本山传媒公司。
刘老根大舞台占据了平阳会馆和旁边的晋翼会馆。
赵本山深知东北二人转能够进京并站住脚并非易事。1990年，他携小品《相亲》登上央视春晚一炮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笑星。此后又成功拍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创央视收视率新高。这一切都为“刘老根”进京进行了铺垫。然而，赵本山并没有轻举妄动。当“刘老根大舞台”在长春、天津、哈尔滨、本溪等地接连开了八家，均大获成功之后才敢进军北京。
二人转亦称“蹦蹦”，是东北地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盟一市（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和赤峰市）。在东北有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说。
赵本山出身于二人转演员，他在小品节目中糅进了大量二人转元素。刘老根大舞台就是把这种连唱带跳、载歌载舞、火爆通俗的娱乐晋翼会馆成了刘老根“吃大餐、唱大戏”的道具。形态，通过整合呈献给观众。每天傍晚，正式演出之前都要进行热场活动。所有的演员在门前的空地上集体表演半小时。完全东北风格的歌舞吸引了很多人驻足围观，里三层外三层，十分热闹。本来很宽的自行车道，给堵了个严严实实，有些看不见的甚至站到了栅栏上。大红灯笼、苞米棒子、毛驴拉磨，还有滑稽表演，这些玩意的确新颖，现场时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
二人转过去只是游走在田头和村头，甚至是炕头。如今打入京城后，强势走高端路线。选择毗邻天安门广场，北京最热闹的前门地区的黄金地段。每晚一场，票价380元至680元不等，而包厢则从3000元（6人）梯次升为最高8800元（15人）。
草根文化经过包装后，跃入贵族文化之列。高票价并没有吓退观众的热情，开业初期场场爆满，有时黄牛会把几百元的门票炒到上千元。据本山传媒艺术总监刘双平介绍，2010年，刘老根大舞台实现票房收入6300万，仅次于国家大剧院，居全北京剧场票房收入第二位。
他还透露，北京市场很大，再开四五个刘老根大舞台也没问题，只是我们的演员不够，待条件具备将在北京再开几家新店。
2011年8月16日刘老根大舞台再度扩张，与平阳会馆比肩而立的晋翼会馆被改造为刘老根会馆。本山传媒以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文化为创意核心，由演艺业为主升级为集演艺、餐饮、艺术品于一体多种经营的文化产业链。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每日两场的室外踩高跷表演，还可以享受“绿色二人转”与美食带来的双重感官刺激。“刘老根会馆”主要营造“过大年、赶大集、吃大席、唱大戏”的喜庆氛围，彰显本山传媒“快乐生产、生产快乐”的企业文化。敲锣鼓、扭秧歌、踩高跷、唱大戏，场面隆重而热烈。刘老根私房菜则是会馆的第二大亮点，在东北传统菜肴的基础上，结合了宫廷菜、王府菜的制作方法，兼收粤、京、鲁、川等地烹调方法之精华。此外，会馆内还有由陶艺家汉方设计制作的刘老根陶艺群雕，由八百余件各色人物和各种道具及油画背景组成。那些大碗喝酒的东北汉子、丰乳肥臀的泼辣女人、拄着拐棍的老人、懵懂憨厚的村娃……展示了300年的二人转历史以及粗犷、豪放、热情的东北文化。
在一片叫好声中，“刘老根”尽情演绎着二人转文化。
北京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耘说，刘老根大舞台已经成为前门地区的一大亮点，剧场开业以来，每到傍晚，刘老根大舞台门口游人络绎不绝。刘老根大舞台提升了前门的人气，前门也为二人转剧场的火爆孕育了更为浓厚的文化消费氛围。
在前门商会会长王再云看来，刘老根大舞台落户前门与明清两代前门地区盛行的民间文艺传统颇为“搭调”，也体现了前门地区包容各种地方文化的传统，是文化艺术与城市文明渗透交融的表现。
2009年6月10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就刘老根大舞台在前门开业做了一期专题节目。评论员认为，对中国很多奄奄一息、后继无人的民间艺术来说，刘老根大舞台的尝试确实具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赵本山在很多场合都多次强调，刘老根大舞台上演的二人转都是经过改良的“绿色二人转”。不过，他没有改变二人转的民间身份，没有改变这种民间说唱艺术和平民、草根阶层的血肉联系。相反，他把这种草根内涵做了市场化包装，公司化运营，打造成一条条可复制的流水线。
《人民日报》2011年9月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从刘老根会馆开业看前门市井文化的复兴”。文章认为刘老根会馆把文化品牌和民俗中的“快乐文化”输入到餐饮业和艺术品领域，突破了之前单靠演艺产业赚钱的单一模式，用文化创意提升既有的服务业，促进产业升级。做足民俗文化的功夫，这一点既能满足北京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的需求，同时也保护了前门的文化遗存和文化传统。
然而，再美好的事物也会有不同声音。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采访中，有不少观众反应票价太贵，不会买票观看。
有观众认为，二人转本是民间田头艺术，简洁、朴实、亲民是它的重要艺术特色。整个演出成本并不高，为什么非要把它打造成贵族身呢？过于趋利，最终会毁掉二人转艺术。
民间文艺评论家石林说，二人转进京与徽班进京不可同日而语。
二人转与京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都相差甚远。京剧是京味文化的产物，而二人转则不是，除非它吸纳京味文化的有益营养，进行较大变身，否则要想让北京人像喜欢京剧那样喜欢二人转是不可能的。
石林认为，目前“刘老根”火爆的实质还是赵本山效应，赵本山走红是凭借小品这种艺术形式而非二人转。随着赵本山退出小品演出一线，赵本山效应也将大打折扣。二人转还没有独打天下，征服北京甚至全国的艺术魅力。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至今没能开设第二家就是例证。
2011年8月29日，作家肖复兴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把晋翼会馆交给了赵本山》的文章，对本山传媒在晋翼会馆又是搭罩棚又是挖泳池，破坏文物之举感到忧虑。以下是网上的一段文字：晋翼会馆位于小江胡同30号。原为山西翼城布商行会会馆，清雍正十一年（1733）建，坐东向西，大门内有南北对称的小型四合院各一，后院正中有一座勾连搭合瓦卷棚顶房屋，供奉神像，两侧各有厢房。到民国年间，其用途已不是布商行会，既为本县在京人士团聚之所，又为本县临时赴京人士持函件免费居住之地。有瓦房32间，灰房12间。解放初期被收归国有。至今有近300年历史，现在只剩下两进院子，占地1100余平方米。
2009年，会馆由政府统一修缮，恢复了原貌。
2011年，文保人士曾一智向东城区文委实名举报刘老根会馆涉嫌破坏晋翼会馆原状，被改造成最低消费18万元的私人会所，在装修中屋顶增加罩棚，院内设游泳池等。
2011年7月29日，曾一智在户外拍摄时，无意间拍摄了一张正在修建中的刘老根会馆的照片。曾一智将此照片与自己自2005年12月起，拍摄的晋翼会馆的多幅照片进行对比发现，在晋翼会馆第一进院内，原本是过道和两个小院落的位置，被改成“三座楼”了，楼顶是3个尖顶罩棚。曾一智向北京市东城区文委、北京市文物监察执法队实名举报刘老根会馆涉嫌破坏文物原状。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部门以“会馆只是加盖了罩棚，没有动文物本体”，“只是进行内部装饰”，回复了举报者曾一智。
市文物局接到举报之后，一方面派人调查，同时责成东城文委妥善处理此事。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认为，在会馆的屋顶上加玻璃木头罩棚，从事实上改变了文物的原貌，超越了所谓“仅仅是装饰”，文物已经面目全非。
会馆内北房的后墙变成了高出原有建筑一层楼的山墙，也从事实上改变了文物的原貌。
文物是全国人民的，是公共的场所，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公益事业。如果文物未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则该文物可不对外开放，而事实上刘老根会馆是对外开放的，但只是对消费达到一定级别的人开放该文物，对普通大众却采取“免进”姿态，这说明该会馆只是在为少数人服务，这显然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公益性质。
看来“刘老根”入驻前门，引发的不仅是演艺范畴的争论，还有对文物如何使用和保护的问题。人们对二人转的贵族化变身以及对文物侵占所带来的诘问，不无道理。
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第一届前门历史文化节暨前门大街开市一周年庆典”活动于2010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隆重举行。这是前门管理方改革开放以来，或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文化活动。
前门历史文化节内容异常丰富，包括文化活动、商业活动和庆典活动。“前门历史文化展示区发展论坛”邀请了建筑、历史、文化、民俗、商业、旅游等相关领域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前门历史文化展示区的规划和发展。
文化节期间，前门大街还携手现代科技，推出了个性化消费门户网站及3D虚拟购物街，在国内率先将文化创意与电子商务进行融合，通过信息化支撑手段，搭建连线商户与游客的深度交流和互动。实现了“前门大街虚拟游览体验”和“前门大街网上购物”。
首届前门历史文化节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内容也不断翻新。
第二届（2011），举办了中华老字号发展前门论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歌曲演唱会、天街亮宝会等系列活动。
第三届（2012），别出心裁地举办了“大驾卤簿”艺术展演，再现了中国古代皇家的“季秋享帝大礼”；此外还有“天街亮宝会”、中轴诗会、台湾工艺精品展等活动，评出了“前门十大宝物”。
第四届（2013），又增加了前门购物季、前门文化之旅、台湾民俗文化展演季、《前门人家》话剧演出等系列活动。
除历史文化节外，2010年前门地区还推出天街年市和上元灯会两项大型活动。
在前门步行街举办春节“天街年市”活动，则是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持续到大年三十。活动内容有全国年画展、年货采购、民俗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等。横跨大街的十条灯笼联，寓意着十全十美；传统的踩街表演由上百名业余演员穿着古代服装且舞且行。大街两侧，二百四十余个年货商亭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货精品，吴裕泰、稻香村、锦芳小吃等传统的京味儿老字号也现场练起年货“摊儿”。
据悉，每天有数万人从京城各个角落前来年市采购年货。前门上元灯会并非当下的前门管委会发明，而是从明代就有。
上元节也称元宵节。元宵节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元”指月亮正圆，一年之中有所谓“三元”──正月十五称为“上元”，七月十五称为“中元”，十月十五称为“下元”。
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旧习上元之夜，城里乡间到处张灯结彩，观花灯，猜灯谜，盛况空前。届时，不论皇室贵戚，平民百姓，深闺淑女，均可破常规，顺习俗，制灯玩赏，出游嬉闹。平时足不出户的闺阁女子，往往乘此机与意中人谈情相会。
明清时期前门一带的上元灯会，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为此也留下由乾隆皇帝首开每逢此日奉母观灯、大行孝道、与民同乐的历史传说。
前门灯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俗，女人们都要在正月十六这一天到正阳门来摸门钉。为什么呢？古代女人最大的事，就是结婚生子。
如果生不出孩子，这个女人一辈子就完了。而门钉据说是鲁班发明的，那样子做的有点像男人的生殖器。正阳门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地方，正阳门上的东西不也就是皇上的东西吗，想要孩子的女人们，这一天都要争着去摸门钉。正阳门上近百个门钉，摸得越多越好，将来每年春节举办的前门“天街年市”肯定人丁兴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武英殿刻本《日下旧闻考》卷147“风俗篇”引《陈检讨集》就有这样的记载：“燕京风俗，元夜妇女竞往前门摸钉为戏，相传谶宜男也。”
2010年2月15日至17日，中断了数十年的前门上元灯会再次重现京城。
正月十五晚六时半，前门大街举办了隆重的“上元灯会”点灯仪式，前门大街北端的两面灯墙、兔形灯、八面威风鼓和前门大街南口的十组十二生肖造型灯被同时点亮。丰富多彩的花灯展示、传统民族手工艺表演展卖令游人目不暇接，有捏面人、草编、剪纸、龙凤字、烙画、手指画、鼻烟壶、中国结、剪纸布贴画、风车、扎灯笼等，还有赏花灯猜灯谜、提灯游走等游人能参与的项目。
尽管初春的天气仍然料峭，却挡不住四九城的人群涌向这里。当圆月高挂之时，前门成了花灯的海洋，人们摩肩接踵，像拥塞的河流，被挡在围堰之中。尽管难以挪步，甚至赶不上末班车，很可能要露宿街头，男男女女都顾不了那么许多，仍然笑着、闹着、吵着，尽情宣泄。毕竟生活的压力太大，人际间的摩擦太多，谁也无法超越现实和免俗，难得有片刻忘记一切烦恼的机会。这里有碰撞却没有暗算，这里有陌生却没有冷漠，这里有笑脸却不需要设防。眼前的一盏盏彩灯，似乎可以拂去心灵的积垢，可以解开平日难解的心结，可以为你奉上新一年的吉兆。
遗憾的是，上元灯会只举行了两届，出于对安全的担心，从2012年就停办了。
2013年2月25日的《新京报》刊出了“误信有灯会，前门附近变人海”的消息。文章说，昨天17时30分许，因从网上看到前门地区有灯会的消息后，数以万计的游客前往观灯，致前门大街一度寸步难行，地铁前门站被迫封站。
“6点半到7点半时，人都挤满了，挪不动窝，只能在街上站着。”前门大街保安队侯先生说，人流激增始于当日17点，他们虽然采取了疏导措施，但不断有人赶来，效果并不明显。大街的南北口已拉上警戒线，开始还在控制进入大街的人流，后来“只准离开，不准进入”。直到晚上9点，人群还没有疏散完毕。
现场执勤的一位民警称，他们是龙潭湖派出所的，得到消息后，立即赶来增援。
前门大街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两届前门灯会参加的人数都特别多，为了保证到场人员的安全，他们只能暂时停办，待有了更好的安保措施和方案，再继续举办上元灯会，至于具体恢复时间仍然待定。
人们对灯会的闻风而动，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驱使，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少了这点期许，似乎一年就会空落落的。相信，上元那盏盏花灯会重新点亮；相信，安全不会成为永远的掣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前门地区所举办的活动远非这几项，但不管什么活动往往都要和文化攀亲。这是一件漂亮而时尚的外衣，任凭谁穿上都会变得楚楚动人。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出自20世纪90年代，在此后的岁月越唱越响，越唱越频繁，似乎没有文化这个台，经济就无法唱戏。
文化学者杜学锋在《中外企业文化》杂志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为什么经济唱戏而偏偏要文化来搭台？文化与经济难道就是这种“搭台”与“唱戏”的关系？“搭台文化”的文化品位与“唱戏经济”的经济效益到底如何？其表象背后的利益驱动又如何？这些问题确实到了需要认真面对并冷静思考的时候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些人想拉动经济，或者干脆说想挣钱，怕落下“小人”之名，便用“文化”遮羞，扮出君子模样。这恐怕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深层原因，此乃孔老夫子之过矣。致力于市场经济研究的郭卉如是说。
文化与经济本是社会的同袍兄弟，血乳相融。前门地区搞的文化活动无疑都是想聚拢人气、扩大地区影响，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推动并不景气的商业市场复苏。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进行仿古、复古表演是否就能真正拉动经济？每逢过节，北京的城市、农村处处都在做仿古表演，不仿古似乎就无以代表北京，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前门也没能跳出这个俗套。而“历史文化节”这顶文化帽子过大过于笼统，缺乏明确的指向和卖点。每年策划出的若干个亮点，又使人们对这项活动的总体认知，产生模糊的影像。组织者编制了一个大筐，想装什么就装什么，并以为装得越多人气越旺，结果事与愿违。
历史文化节另一个软肋，则是百姓只充当看客，而不是欢愉的主角，人们的兴趣便大打折扣。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巴西的狂欢节和美国的迪士尼乐园。那里的走街，让人热血沸腾，而且随便参与，每个人都是狂欢的主角。
世界最着名的节庆活动主题都很单一：德国啤酒节，法国葡萄节，西班牙斗牛节，巴西、墨西哥狂欢节。这些汇聚全球上百万人参加的盛会，诞生于民间传统，兴盛于民间的欢愉，没有赤裸裸的文化说教和经济诉求，其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则不言而喻。
国内的一些节庆也相当成功，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洛阳牡丹节等，这些一眼就明了的节日，安排了许多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虽然与国际着名节庆还相差甚远，但已有了较好的口碑。
同属前门的节庆，在人气上，“历史文化节”显然敌不过“上元灯节”，组织者应该明察其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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