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小说创作简论

    刘恪

    一

    小说和历史的关系永远纠缠不清。巴尔扎克说自己是历史的书记员。中国自古至今都强调以历史为镜，发展到当代，毛泽东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评价都离不开对历史的估评。这里含有一个特别有意味的美学原则，而且是一个美学悖论。其一，历史小说家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表明小说有史的价值。其二，任何写历史的小说家都不会满足于历史的陈述，借古讽今，小说的落脚点最终还在现实生活中。这刚好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性。现实是当下的进行时，而历史早已结束，如果二者都求其真，刚好是一个绝妙的悖论，唯其有了这种悖论，历史叙事才有了张力，有了特殊的美学意味，有了我们称之为历史与现实的修辞术。因而历史叙事中象征、隐喻、幽默、反讽等策略的运用必不可少。张晓林的历史小说便是在这个悖论中寻找自身前行的路径。十多年走来，他已贡献了不少优秀的小说，有些甚至是精品妙作。

    张晓林曾写过圉镇系列，从明清跨越到民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内，他的笔触主要指向两个端点：一方面是文人雅士；另一方面是民间众生，三教九流，特别是那些被称之为草民的人。这是一种在变化的时间中写不变的空间，用民俗手法勾画了一幅幅众生相图。其中《木钗》最具有震撼的力量。故事极简单，寡妇鹿娘人生仅有两样珍贵的东西：木钗与儿子。可是瘟疫要夺走她的儿子，她只好捐了木钗。用最珍贵的东西去铸佛钟，却又被僧值不重视，扔掉了，致使铸好的钟上留下了一个钗洞。儿子病愈后，鹿娘还愿时，木钗却从佛像的头顶掉了下来。这篇小说始终都在人类生存的深处寻找，这种寻找构成了生命与物、与情、与遗传，贵重的与低贱的，环境的与个人生存的矛盾，并在如此复杂的矛盾中提炼出最深浓的生命意义。一切矛盾都服从生命的再生。鹿娘一名别有意味，动物，哺乳情深。在写木匠情与儿子生命时，以情衬生命。小说还写了一种人生的执著，卑贱者最终赢得情的高贵。

    《诗棺》的绝处在于，奇丑的于之渔热爱的却是两样绝美的东西：一梅花，二诗歌。其生存状态以哭死人之棺而换得苟活。这是极为隐深的，美产生不容易，艺术产生不容易，二者均以生命为代价。小说之眼落在最后，于之渔用诗做了一个奇特的棺材葬了自己。一切艺术之最高境界均由生命而换得。同时艺术是人生的最高规则，我们牺牲了人的日常性而创造了艺术的典范。这篇小说可和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相媲美。

    《陈白丁》是一篇欧·亨利式的小说。这类小说的奇处在文的结尾，一般采用的方法是误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论手法等等。这篇小说把抑扬手法两相颠倒而用，先扬陈白丁，抑土匪，后扬土匪而抑陈白丁，写古人的一种反省精神。题旨隐深地指向当下我们每个人应该注意的，我们是否真正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呢？很可能自己引以为得意的英雄主义则正好危害了人民。旧式文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却正是当代文化中的自我认同问题。在张晓林的小说中还有一类特别手法的运用，那就是戏仿的手法。《西游拾遗》和《从良》，这两篇小说的原创都出于我国古代的经典名著《西游记》和《卖油郎独占花魁》，戏仿的目的是把人物滑稽漫画化，消解传统的价值观，而落脚点却在讽刺与今天相关的现实。前者说的是在今天的社会中，你无论是怎样的本领高强，若作法自毙则是无人可救的，他救均是表象，人只能自救，这便使小说的核心指向了人格的内在修为。人的自我完善，对于今天追名逐利的社会观实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后者本是一个极可读的故事，作者并没有去艳俗化，原作的从良是美娘从欲望世界里摆脱出来，含有一些纯情主义的写作。这里指向的是县令和屠夫，县令暗示权力，屠夫类如今天的暴发户，暗示为金钱。在权力和金钱中争取自由，对今天虽然近乎一种乌托邦，但仍然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美好的吁求。晓林为什么选择圉镇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背景呢？作者一方面避开了浅白直接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升华为一种文化反省，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距离感，写作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能够获得某种创作上的自由。更主要的，历史叙事明白地告诉我们，作为事典，昨天已经存在，这真正是一种史鉴，洞彻今人的肺腑，是一种警世的文学，同时又含有作者的美学追求。

    二

    从2005年开始，张晓林雄心勃勃地开始打造《宋朝故事》系列，计划写一千篇。过去借明清时代背景写普通人的众生相，有时让人感到只要把时空一换，仍是今天的现实故事。当下他索性实施一种严格的历史叙事。据作者自己表述，他要打造一种汴京味儿的小说，发扬一种地方文化。因此，他以二十五史为依据，参照各种野史、笔记，广泛收集与宋朝有关的一切史料与逸闻，同时还注意在今天的开封搜索一些民间轶闻。这样做一方面尽量还历史一些真实的面貌，同时又可以看到古老都城的遗韵。

    最重要的是，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彼得·盖伊语）。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历史？而小说在怎样的维度上才算真正的历史？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强调的史实。他选择的是北宋时期的历史，特别是近期的小说锁定在赵恒做皇帝的那一段，主要写王公大臣，如吕蒙正、寇准、李遵勖、丁谓、吕端、李沆、张齐贤、杨砺、邢昺、陈尧咨等人。而这些人的故事仅是大体遵循了历史事件相连的真实，如亲征、变革，包括职务的升降等。每个小故事则仅为当时之事的佐料，并无正史佐证。因而我们从时间上看，它一定是历史的。

    其次作品反映出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状态。特别是人物命运的状态，基本依据他的所作所为及政治业绩。这种个人的社会命运是已经发生过了的，有不可更改性，例如吕蒙正和赵普三次任相。上述两个方面是我们传统思维中所谓人证如山的历史真实。

    其三，历史人物可能有的心理动机，决定了当时朝政与人物命运的变迁。丁谓和寇准的矛盾，在历史上可能有更多的说法，这个冤结到底在什么地方？阴谋又是怎样制造的？在正史上是冠冕堂皇的一些事，在《宋朝故事》中却发生了变化。如《佞臣》中通过陈恕与丁谓两人的处世方式不一样，又补出了七条玉带轶事，揭示了丁谓心理的阴暗多于谋算。那么乾佑天书仅提点了一下，巧说寇准命运，推及其死。宋史寇准之死或许另有权威的说法，但《佞臣》中丁谓的故事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这些心理动机虽属推测，但根据当事人做事的方式法则，丁谓害寇准可能更顺理成章，因此在心理的维度上说，《佞臣》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其四，历史是独裁者专制的话语。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性质来看，最能显示出历史本质的，便是独裁者的专制。如果历史小说忽略或歪曲了这点，所谓历史的真实就会荡然无存。无论多么开明的封建帝王，他最终还是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天下。晓林笔下的赵恒大体还是位开明君主，很能用人纳言，对贪婪腐朽也有所警惕，但本质上他仍然是独裁者，喜欢阿谀逢迎。他知道丁谓口蜜腹剑，搞阴谋，仍然重用他；王钦若是个吹牛拍马高手，人品极坏，最后却做了执政大臣。独裁者喜欢这些人，而潜意识中排斥才华卓越的能臣，如贬寇准，把陈尧咨视为玩物等。在历史评述上帝王也有为人民大众的，但落脚点却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上，因此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其本质是非常残酷的反人性。赵恒是封建君主，晓林在《九经邢昺》《射箭》《战栗》等小说中都对他作了历史真实的反映。

    晓林在他的《宋朝故事》系列中基本采用了历史叙事和现实主义原则，是一种历史的纪实，我以为这是一种镜像写法。司汤达曾经说小说是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宋朝故事》便是用这面镜子映照我们开封曾在数百年前发生的历史故事。但他没有把宋代前三朝写成一本宫廷生活演义，或者宋代政治事件的纲鉴，而是采取了一种网络结构，把庞大的历史分割成一个个的空间框，展示每个框内的奥秘，使每个框之间产生一种互文性联系，有如一面棱形的镜子从不同角度映射，《脆弱》中的事件与人物分别延续到《佞臣》和《闲云魏野》之中，晏殊和吕端分别在几个小说里关联出现，采用不同的环扣把历史人物与事件连在一起，缀成了一串价值连城的项链。

    三

    作为笔记体小说，接续了唐宋传奇与《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写得精紧简约是晓林小说的首要特征。从篇幅上看少则一千余字，多则五千字，人物不多，故事压缩，往往把故事结构在一个核心事件上，或者人物的某个行为方式上。他的结体为什么会如此紧凑呢？原因在他采取了删省与集中两种方法，也即对立辩证的方法。例如寇准作为贤相可以写上一本厚厚的传记，而在小说《脆弱》中，却把他登相拜将前的故事均删省掉了，只写了他在权力高峰时的故事，这里从选帝、治贪、廉政、亲征等事件上突出寇准的智慧，还有人格力量。但从《脆弱》的命题看，他仍有性格上的毛病，大到澶渊之盟，小到退避朝野，细节很多但非常集中地突出了寇准性格的两个侧面。

    其次，精紧简约还来自作者语言别出心裁的提炼上。一方面他继承了宋元话本中的精白，多用短句，把看似闲散的句子纳入到故事中来透出人物的智慧。魏野作诗以白鹤为题，前两句是闲笔，到后两句便成了一种智慧。晓林爱用这种貌似闲笔的东西，笔锋一转又另出新意。《枷锁》先写九公主之贤，人厨为丈夫的朋友烧菜，焚掉颂扬她的诗歌，初看觉得入厨焚诗着墨较多，应简写，但文在最后赵恒要砍李遵勖的头，九公主以家事驳哥哥命令救了丈夫，再回头看，要渲染出九公主之贤，烧诗文字便不多了。

    文字太精紧简白便会显得质木无文。这种情况在晓林的小说中不存在，他的小说均显得很丰润，柔和。《汴门三柳》写得文彩沛然，趣味悠扬。《柳白藤》文人情怀，韵味十足。《柳诗寒》写命运起伏跌宕，几动衷肠。在《枷锁》中并没用文字描绘九公主，小说着力写行为，重细节，把九公主写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一个封建贵妇人是否太村妇性情了呢？估且不作价值评判，文字塑造人物的力度却是跃然纸上。

    当代小说写作中聂鑫森、谈歌、阿成、孙方友均有不少笔记小说，他们似乎承接了汪曾祺、林斤澜的韵味。张晓林是如何把自己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呢？这方面晓林作了努力。例如他选择了宋朝故事，使材料与当代笔记小说作家都区别开了。他侧重写了一些文人墨客的故事，透露出了汴京作为古都的文化味。但从目前看到的小说而言，大多还是集中在意识形态的思考上，这又和当代笔记小说家混合起来了。文化的独特性在小说中不够，文化不是写几个文人墨客或民俗生活，而是特定的宋朝大都市滋养起来的宋代市民的生活方式，心理矛盾与思维方式。这一点是晓林要特别注意的，不然，汴京味在哪儿？特点何在？《宋朝故事》要重现的是960一1279年间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大都会兴起的市民生活的风俗民情，要找到那种文化的精神实质所在。除此，晓林似乎还应加强语言的个性化训练，要吸收部分宋代城市中的市民语言。

    晓林的小说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被很多人所注意，而且在河南省内有了自已的创作特色。我想，他在书法上浸润已经多年，把书法的文化意味也融入小说，会使他的文化味更浓。等到他的一千篇《宋朝故事》全部完成，我们将会完整地看到一个汴京味小说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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