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人民竟为此编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中国的‘东方红’不是很好吗？”

    “我只穿出去见见客，开开会，要那么好的皮鞋子干什么？”

    一

    中国文化向来对帽子很看重，形容人的美好仪容，常用“衣冠楚楚”、“冠冕堂皇”、“峨冠博带”一类成语，甚至人满20岁也称为“弱冠”之年。毛泽东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戴帽子，但他自己却不甚讲究帽子的质地、式样以及与衣服的搭配，而是以实用、便当为原则，就地取材，有什么就戴什么。所以，他戴过的帽子的式样比较多，军帽、毡帽、盔式太阳帽、礼帽、草帽等都戴过，质量也参差不齐。

    毛泽东戴得最多的当属红军的军帽。从井冈山到延安，漫长的军旅生涯使他与军帽结下了不解之缘。军帽成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重要象征，而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那张照片，也是他平生最为光彩照人，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张照片。那是1936年在陕北保安，有一天，美国记者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照张相，他欣然应允。在窑洞外选好了背景，斯诺发现毛泽东虽身穿军装，但却没戴军帽，头发又很长。灵机一动，迅速从自己头上摘下那顶崭新的军帽，扣在毛泽东的头上。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响，一张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军帽的照片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于当年11月14日首次出现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上，马上引起轰动，并迅速流传于海内外。那顶红军帽在斯诺逝世后，由其夫人赠给了中国政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把所有的军装包括军帽都处理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穿戴的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的军装。虽然是一号，毛泽东穿戴上还是不合适，衣服和帽子都显得太小，以致有许多群众写信表示不满。于是，总后勤部被服厂刘奎元师傅根据不同季节，为毛泽东特制了8套不同质地、厚薄各异的军装，有的确良的，棉布的，马裤呢的；有棉军大衣，厚绒夹大衣，棉军装、单军装等。军帽与衣服质地一致，搭配适当。毛泽东穿着特制的军衣，臂缠红卫兵袖章，从1966年8月31日到11月26日，8次接见红卫兵。在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他不时用手挥动军帽向狂热的红卫兵致意。如今这8套军服，包括那8顶军帽，完好无损地收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戴过一种有长长帽耳的毡帽。这种毡帽是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自己动手生产出来的，在冬天用于御寒。由于原料不好，做工又差，做出来的毡帽外壳平塌塌的，帽檐往下吊，样子难看，大家都不愿意戴。有一天，警卫员从外面拿回来一顶这种帽子，一边给毛泽东看，一边反映大家的意见，并说：“这帽子戴着挺暖和的，就是样子不好看，一戴上就惹人发笑，所以没人肯戴。”

    毛泽东听罢，把毡帽接过来，拿在手里看了看，然后笑着说：“这帽子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帽子放在头上，还故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惹得大家忍俊不禁。以后，毛泽东外出开会、作报告，还常常戴这顶毡帽。他带了头，大家也乐于戴了。后来，边区人民竟为此编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人们也许对毛泽东在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戴的那顶盔式太阳帽记忆犹新。当他走上飞机舷梯，手拿帽子举过头顶用力一挥，向欢送的人群告别时，显得格外的潇洒和自信。这一挥，表达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英勇奋斗的坚强决心。毛泽东何以戴上这顶盔式太阳帽？这帽子又是从哪里来的？说来饶有兴味。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赴重庆谈判。这天上午8时30分，在延安枣园驻地，从院中那棵老槐树往东数第五个窑洞的门轻轻开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并排往前，有说有笑。忽然，细心的周恩来停下脚步，上下打量毛泽东的行装。

    “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太洋气？”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粗布军装，戴灰军帽。这次去重庆谈判，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双皮鞋，在北平定做了一套蓝布中山装。

    “不是，我觉得主席戴的帽子好像不合适，有点小。”周恩来说。

    “噢？”毛泽东下意识地摸头顶上的礼帽。这顶礼帽是江青昨天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

    “主席，你戴上这顶试试吧，重庆的目光是很锐利的。”周恩来摘下自己头上的盔式太阳帽，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帽子戴上，大小正合适，他开怀地笑了：“恩来，我可夺人所好喽！这顶帽子好像是专为我准备的。”转念一想，毛泽东问：“恩来，那你戴什么呢？”

    “我还有。再说，重庆我比你熟，总是可以搞到一顶的，这顶就送给你吧。”周恩来回答。

    毛泽东说：“好，那我就戴吧。”

    其实，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这顶帽子，也是别人送给周恩来的。在周恩来之前，还有3个人戴过这顶帽子。第一个戴这顶帽子的是林琼秀。林琼秀是一位爱国华侨。抗战爆发后，他毅然从南洋回到祖国效力，1939年在广西桂林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开车，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阿林”。这顶帽子便是他从南洋归国时带来的。当时有一个叫郭正的青年（1938年3月在长沙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在桂林办事处做电台工作，郭正与阿林相处得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形势，谈抗战前途和未来的理想，友谊日日见深。阿林急切地盼望到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打击日寇的战斗。终于有一天，阿林的愿望实现了，组织上批准他到新四军工作。当阿林即将离开办事处时。与郭正彻夜长谈，并将那顶盔式太阳帽送给郭正。阿林说：“我就要到新四军中穿军衣、戴军帽了，这顶帽子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办事处奉命撤离，郭正被组织安排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郭正非常珍惜这顶盔式太阳帽，从桂林到重庆有时需步行，帽子放在行李中不方便，他就小心翼翼地包好带在身边，到重庆时帽子没有一点损坏。1941年在重庆戴上照过一张照片后，便将它保存在办事处的储藏室里，一存就是几年。1945年初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龙飞虎（人称“老虎”）看见了这顶帽子。他笑着说：“老收着干什么，拿出来戴嘛！”郭正见龙飞虎喜欢，又想到他经常随周副主席外出，确实用得着，便转送给了龙飞虎。以后这顶帽子又戴到了周恩来头上。

    再说毛泽东到达重庆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毛泽东走进红岩嘴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时，人群中的郭正一眼就认出了这顶盔式帽，他悄声问龙飞虎：是我送你的那顶帽子吧？龙飞虎连连点头：“这帽子派上大用场了。”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并没有将帽子继续留作己用，而是“完璧归赵”，还给了周恩来。1946年秋，国共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周恩来在即将撤离国统区回延安时，到南京中山陵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头戴盔式太阳帽，在陵堂墓碑前留影纪念。

    现在，这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的遗物，成了两位伟人患难与共、战友情深的历史见证。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中，有一顶特殊的礼帽，也是唯一的一顶礼帽。礼帽用黑棕色呢料做成，帽檐宽7.5厘米，帽顶下部装饰一条4厘米宽的同色绸带，闪光发亮。帽顶内部则围着一条牛皮带，带上印有银灰色字样：“鹿牌呢帽，公私合营上海中国瑞记制帽厂出品。”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便是戴的这顶礼帽。11月5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献了花圈，然后取下礼帽，毕恭毕敬三鞠躬，向这两位共产主义先驱表示崇敬怀念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经常去农村视察，碰上热天便戴上草帽。有一年到河南许昌视察，毛泽东身穿一件普通白绸衬衣，头戴一顶黄色草帽，笑嘻嘻地站在齐腰深的烟叶中，那个形象还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韶山，当他外出察看农业生产情况时，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顶用普通麦秆编织，直径为56厘米的黄色草帽。戴着这顶草帽，他详细地向当地农民询问了水稻品种、产量和密植等情况。

    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直穿中山装，而且大都是灰色的，面料有啥味呢、哔叽、派力司等，每套中山服都配有相应的帽子。为毛泽东做中山服的师傅是北京红都服装店的田阿桐。田阿桐不仅衣服做得好，做帽子也肯动脑筋。他根据毛泽东的身材和头形，把帽子做成圆顶的，且顶面比一般人的大一些，面料、颜色与衣服一致。这样，毛泽东穿戴起来，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美，以至于有人将毛泽东的中山服称为“毛氏服”。

    二

    在人的穿着上，鞋子比帽子更重要，帽子可以不戴，而鞋子则不可不穿。

    毛泽东在穿鞋上很有自己的特点。他居家时，一般穿布鞋或拖鞋。毛泽东一生穿布鞋的时间最长，喜欢穿那种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这种鞋结实耐用，穿起来也轻便舒适。特别是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几乎都穿布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穿的布鞋大都是在北京大栅栏内联升鞋店定做，面料为黑色礼服呢，具有不沾灰的特点。鞋底是手工纳的，相当结实。在毛泽东穿过的布鞋中，有一双鞋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双鞋比一般的鞋要长、要宽，长28厘米，宽10.2厘米。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毛泽东病重，双脚浮肿，原先的布鞋都穿不进，工作人员与内联升鞋店联系，要求为毛泽东做一双新鞋，并递交了鞋样。鞋店负责人一看鞋样，觉得很特殊，声称做不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吴连登几经周折，终于在河北大兴县找到了一位擅做布鞋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按要求将布鞋做好了，毛泽东穿上很合脚，很满意。2月12日，他就是穿着这位乡下老太太做的布鞋，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

    毛泽东喜欢穿旧鞋，不大喜欢穿新鞋，原因是新鞋夹脚。所以，毛泽东常常把新鞋让给年轻人穿，到了一定时候再取回来。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我们各取所需。”

    毛泽东穿什么鞋，以舒适为原则，不容他人干涉。一次，他与陈毅一起接见外宾，脚上蹬着一双北方老百姓穿的大毛窝鞋。陈毅说：“人家接见外宾都穿皮鞋，你怎么就穿个大毛窝呢？”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我就穿这种鞋，干吗要跟别人一样？我穿得舒服。”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事前，毛泽东进去检查了一下会场，看到桌子上摆了一台外国收音机，不悦地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中国的‘东方红’不是很好吗？”毛泽东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从不屈从和依附于他人。那天，毛泽东穿了一双大头棕色皮鞋，罗瑞卿一看，不以为然地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按照国外惯例……”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他轻跺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毛泽东对棕色皮鞋情有独钟。他的遗物中的大部分皮鞋都是棕色的，只有少数几双黑皮鞋，而且很新，这显然是没穿或少穿的结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主持开国大典。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毛泽东脚蹬的便是一双棕褐色的皮鞋，鞋底是用有弹性的软橡胶制成。

    在毛泽东遗物中，有两双棕色网眼皮凉鞋，一双较旧，一双较新。这两双网眼皮凉鞋的来历，说起来有点偶然。有一次，毛泽东发现周恩来穿了一双网眼皮凉鞋，心想这种鞋可以散热透气，可能比一般皮鞋要舒适，于是，他询问工作人员：“总理那双皮鞋是从哪里做的？”工作人员经打听，告诉他：“是北京王凤德师傅做的。”毛泽东点点头，再没有作声。工作人员心领神会：主席肯定喜欢那种鞋，于是找王凤德师傅定做一双。王师傅花了几天时间，做出了一双外观雅致的棕色网眼皮凉鞋。皮凉鞋用软橡胶做鞋底，鞋尖与鞋后帮为棕色牛皮质地，鞋面中间部分为裁成2毫米左右宽的棕色鹿皮织成的网眼。试穿后，毛泽东对王凤德的手艺赞不绝口。1963年夏，当毛泽东穿上这双鞋时又想起了做鞋师傅，问“王凤德哪里去了？”还评价说：“他做的网眼皮鞋很好嘛。”当毛泽东的这双皮鞋穿旧了以后，工作人员又找王凤德做了一双同式样的皮凉鞋。

    毛泽东的皮鞋中，只有一双高帮、棕色的皮棉鞋，由于皮棉鞋比较重，穿起来也不方便，毛泽东很少穿。在穿鞋上，毛泽东图一个简便，他穿单皮鞋时，鞋带都系得比较松，脚往里一伸就行，脱时稍一扯就出来了。

    毛泽东事事处处注重勤俭节约。别人一双鞋穿不了多久，而他却一穿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革命战争年代，公家发的新鞋，他每每保存着舍不得穿，当别人需要时，他则慷慨以赠。长征途中，他曾把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鞋送给中央工作团主任王观澜。王观澜回忆说：“我的鞋同主席的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走起路来似乎特别轻快。”转战陕北时，他又送给汪东兴一双新鞋，因为汪东兴特别费鞋，公家发的鞋不够他穿。1938年春，毛泽东在写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接着写《论持久战》。一天，气温骤降，警卫员怕毛泽东冷，生了一盆炭火，搁上他脚边。深夜，卫士给毛泽东送晚餐，刚进屋，便闻到一股焦煳味，低头一看，主席的棉鞋都冒烟了！毛泽东这才反应过来，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是怎么搞的？唉！棉鞋烧了一个大窟窿，太可惜了！”“太对不起老乡了，又要难为他们帮我补啊！”几天后，陕北老乡把这双穿了3个冬春，已补了多次的棉鞋补好了，毛泽东继续穿着。

    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转了。按理，作为“一国之主”，多买几双鞋备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毛泽东仍不轻易同意买新鞋。人们哪里会想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那双棕色皮鞋竟穿了10多年！一次，毛泽东准备接见外宾，卫士李银桥找出这双皮鞋，鞋面已有了不少皱折，皮子也褪了色，李银桥擦了两次油，鞋面还是晦涩无光。皮鞋后跟磨去有1公分厚了，又不好钉补丁，穿着走路时，脚会往外偏。李银桥一边擦鞋，一边感叹，差点儿流下了眼泪。他多次劝主席换新鞋，可毛泽东总是说：“我只穿出去见见客，开开会，要那么好的皮鞋子干什么？这双鞋我穿惯了，虽然很旧了，但我很喜欢它。”

    1966年6月，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回韶山，携带的物品中便有穿了17年的那双皮拖鞋。这次回韶山，毛泽东先在湖南省委九所三号楼留宿一晚。当时服务员见他的拖鞋太破，建议换双新鞋回家乡，毛泽东摇头说：“鞋暂不换，但请你拿到鞋摊上补一补。”服务员只好遵令。鞋匠接过鞋一看，见半截鞋面已有几次修补的痕迹，鞋底已快磨穿，于是不耐烦地把鞋往旁边一丢说：“这样烂的鞋，我还没补过，实在无法再补，还是买双新的省事。”服务员又不好说这是毛主席的鞋，只是再三央求鞋匠：“这鞋子的主人最喜欢这双鞋，硬是舍不得丢，还是请您多费神，好歹给补补吧。”鞋匠听了，这才凑合着补了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0天，在房内一直穿这双皮拖鞋。临走时又叫工作人员收起来备用。

    这双连鞋匠都不愿补的皮拖鞋，竟然还有两次被丢失的经历。说它丢失，不是因为它好，而恰恰是因为它太破旧，有碍“观瞻”。一次是在长沙，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见南方潮湿，待他休息后把这鞋搁在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谁知待毛泽东快起床，周福明去阳台取鞋时，突然发现鞋没了。这可急坏了周福明，他赶紧去问值勤人员。值勤员一听，二话没说，飞似的跑出去把鞋捡了回来，原来，值勤人员在巡逻时，发现了阳台上的这双鞋，心想，谁把这样烂的鞋放在主席住房附近，也太不雅观了，于是赶快把鞋扔到垃圾坑里，他哪里知道这是毛主席穿的鞋！另一次是1967年在武汉，毛泽东准备起程去上海，在住处搬行李时，放拖鞋的行李袋没封口，鞋从袋中滑出，掉在通往卧室的路上，住地警卫发现后，弄不清楚此处怎么会有如此破烂不堪的拖鞋，上去捡起就扔了。直到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检查时发现少了拖鞋，四处寻找打听时，扔鞋的战士才恍然大悟，将鞋捡了回来。

    （胡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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