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雨

    有时候心情突然特别好，在各个方面都感觉很轻松，对社会的许多丑陋也看得不那么重了，这是很奇怪的。假如这时候正好是春天，是开着杏花、下着霏霏薄薄的丝丝春雨的三四月，我就会走到春雨里去，连伞也不打。

    杏花春雨的季节，心情是容易好起来的，但杏花春雨的日子毕竟很短暂，人也就格外珍惜这样的季节。

    好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漫步在毛毛细雨的草地上的。

    那时正在大学里学习，也正在想着毕业后的人生的路。草地上的嫩草叶儿渐渐就把我的裤角给弄湿了。

    有一柄花伞突然在前边的几棵小树间一晃。我站住了。

    我想：假如从我到那女孩子之间的距离是我一生将要走过去的路，假如这柄花伞以及伞下的姑娘，是我的理想，那么我一定会兴致勃勃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走完这段路的。

    有人在春雨飘飘的前方等你，你是幸福的。

    1989年2月25日发表

    秋天以及“春天”——关于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

    一、写作

    1987年的下半年和1988年的上半年，我为了许多事情而疲于奔命：家庭、户口、住房，各种生存和生活的必要的关系和关节，为了保持不辍笔而抛出的数量不少的大部分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小作品（短篇、散文、散文诗及评论文章）等。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奔命都还很有成效，这样就解除了我面临的和潜在的许多后顾之忧。另外，虽然疲于奔命，经常黔驴技穷，但它们毕竟还是体力上或生存智力内的事，而不是创作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所以，我并不感到心力衰竭，相反，却体会到一种休息的快意。创作是一种很可怕的耗尽心血的工作，相对于此而言，许多挣钱的、争权的、交际的以及成名的半工作半游戏的行当（或者行为），简直就是太轻松、太享受、太引诱人并且太值得一干了——这就是我至今仍未死心塌地地决心在文学创作的行当里干一辈子的一个原因。

    1988年的7月底、8月初，我从皖西的六安地区回来。在外面跑了半个月，身体很疲劳，但精神却很好。当时，我住在合肥市西北郊四里河的老梁庄一间租住的民房，前后都是大片空地，十分安静。我彻底休息了一段时间，除了半天上班以外，余下的时间我几乎全在床上度过。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电视，床上放着许多书，而且都是互不相干的，《凡·高论》《西方美术史纲》《动物的建筑艺术》《世界征服者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事物的起源》《战国史》等。在那样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在某一方面的负担骤然减轻了，世俗的、功利性的、生存的自责感却逐渐加重：我突然产生了抛弃以往的一切作品的强烈念头，这也许是我那段时间睡眠过多所致。以前都是些短作品，唯一的一个中篇《蝗》也才2万字多一点。另外，有一个1985年的长篇的初稿被一家出版社压住了，所以，它根本不能算数。我现在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奇怪：在1988年8月的那段日子之前，我很难把作品写长，它们大多在三五千字、五七千字左右徘徊，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计量单位在限制我。就像现在的我，写小说，字数大多在两三万字之间踯躅，很难写短，也很难超过3万，超过3万时，它一定是人工操作的产物。当字数到达2.33万至2.4万字时，那种不可变更的要走向结束的惯性，绝无拖延的余地，它能使笔尖改变方向，能使手指酸胀，能使肩背痛苦，能使大脑杂念横生，如果这时能顺应自然走向结尾的话，那结尾往往不错，至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创作上的愉快，这真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也许说明我是一个有惰性、不灵活、顽固和适应性不强的人。

    我想，我得另起炉灶，我得抛弃以往的全部作品。我立刻决定在温软的秋天里再写几部中篇，因为秋天对于我总是最适宜、最彻底、最厚实的季节。于是，我在去年9月中旬动笔了。我开始写一个女孩。淮北农村的一个女孩。我在淮北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了25年，是纯正的淮北人，我对那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般的情绪。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当宿县地区有三个县被划走了的时候，我曾私下里黯然神伤了许多日子，其实关我什么事？那种狭隘的小农式的土地观念也真是要命的事情，但那其实是一种泛国土情感。我认识到，在文学创作中，我需要它们，我的这份情感是土地培养起来的，它们有根茎，而我又很真诚，我想我的大部分根须都在那里，都在濉浍平原的那些地块里。

    我开始写那个女孩子了——小瓦，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很多淮北农村的姑娘，我其实也是在写我长年积攒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在我以往的许多短诗和一首长诗《还乡》里早已存在，我现在要做的只是把它们具体化、形象化和情节化，这也许就是韵文和非韵文的唯一的和根本的区别。我开始认识并且熟悉她了，我开始能感觉到她在草甸子上走动和晚间在我的耳边吹气的响动了，我开始在她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她的地方注视她了。我看见她从杨树下走过时，杨树的最后一片秋叶落在她的肩上，并且有风吹来撩起她的衣襟以及她肩上的秋叶的情景了……这一切多么清晰、有趣并且使人惊奇呀！

    二、发表

    在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的认真念头，我一边写一边想：我这一篇是为《上海文学》写的。虽然在这之前，《上海文学》的吴泽蕴已经退了我两年的稿子了。而我为什么非要上《上海文学》，或者为什么要以《上海文学》这个具体的纯文学刊物为我创作的潜在动力的一部分，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它的纯文学的档次（假如有档次的话）？也许是它的台阶作用？也许仅仅是我的本能的占有欲望？但我有一种感觉，我写得很兴奋。这时候，我的“野心”有点大了，我一边写一边想，《焚烧的春天》写好后，我还要再写一个。于是我又有了一个中篇，题目叫“惊慌”。接着，我又写了一个中篇。《焚烧的春天》写完并且抄好的时候，我突然获得了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这对于我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带着小说稿到了上海。那时正是11月初，阳光煦暖，秋意深厚。我充满信心，我相信《上海文学》能接受我的这部小说，我的信心之所以比较足，是因为我感觉即使《上海文学》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接受，其他杂志也会接受的，但这只是我的一种自我鼓励。我把稿子送去了，吴泽蕴老师很热情，但我知道，这完全不能说明稿子的命运。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编辑部见。我走到大街上，在人流里很兴奋地穿行。我觉得我卸下了一个包袱，对我来说，技术性的工作已经完成，稿件已经进入了它自己的发展逻辑之中了，能否成功，那是它的素质问题了。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心里毕竟没底。我在椅子上坐下，吴泽蕴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这篇写得不错。我真是感激她连夜看完了我的小说，但我什么话也没讲出来。她说，稿子马上送给领导看，等有结果时，立刻就写信告诉你。不过，她说，题目可能要改一下，《杀人的春天》不太好，想改成《焚烧的春天》或者……我说，您看着办吧……

    两年后，我到上海为《焚烧的春天》领奖，在华亭宾馆认识了我的新的责任编辑卫竹兰女士和《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几乎全部高手。吴泽蕴老师已经退休，但她也到会了，我们谈了很多。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周介人先生说，拿到你的小说后，我是连夜把它看完的。听到他的这些话时，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我的小说所经历的两个夜晚，那两个夜晚都是别人无私奉献的，那两个夜晚对它来说也许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开始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的状态之中了……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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