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曾卓的夫人薛如茵老师给我电话，言卓老去世已十年，作为未亡人，她想为卓老出一本纪念文集，希望我能写点什么。我爽快地承诺下来。这是因为卓老是曾经影响过我的文学生涯与人生品质的前辈，纪念他是我的分内之事。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卓老的。之前只是见过他而没有机会交往。其因是我在省文联当专业作家，而卓老在市文联，除了会议，省市文联之间平常见面的机会不多。加之我是小字辈，对他这样饱经风霜且又载誉既久的大诗人，虽然心仪，但若无攀援之决心，想熟络起来绝非易事。1985年，省作家协会与省文联分家单独建制并举行了首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卓老与我都当选为副主席。这才有机会与卓老近距离地接触并感受到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的魅力。
湖北作家的隔阂，似乎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上世纪的文艺春天里，大作家们固然能做到和衷共济，但往往也不能做到泰然相处。因为性格、经历、文风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让作家们难以肝胆相照，甚至有时也会生出龌龉。譬如作协单独建制后的那次代表大会，徐迟老提出的主席人选是碧野和曾卓，他与这两位老作家谈话时我均在场，但最终选举的结果是骆文。记得选举结果公布后，徐迟很生气。他见了曾卓劈头就问：“这结果你满意吗？”卓老笑着说：“骆文同志长期担任文联的领导工作，作协单独建制，他来当主席是合适的。一，他有资源，二，他也有能力。”徐老听了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卓老的明智与淡泊，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危机被化解了。徐迟与骆文，都是我的恩师，他俩闹起来，我这个当学生的夹在中间很难受。事后，徐迟老对我说：“曾卓这个人，手上有一支彩笔。”想了想，又补充一句：“骆文手上也有一支彩笔，今后，他应该多写作品。”文学对于徐迟，不是爱好，不是工作，而是信仰与宗教。他从不轻易表扬人，从他口中说曾卓与骆文手中都有一支彩笔，这是很难的。当我将这句话分别告诉曾卓与骆文时，两位老作家的脸上都绽出开心的笑容。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出三位老作家高贵的人品。他们可以闹意见，但绝不勾心斗角，更不会膨胀自己。就像曾卓那样舍弃私利而对骆文作出中肯的评价，可见其冲虚淡泊的胸怀。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也对我日后的做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兹，我与卓老的交往多了起来，每次见他，我都执弟子礼。那时候，我的身份是诗人，对他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我的期盼很高，总希望他在写作上传一点真经给我，而他每次总是笑着与我谈读书心得。我曾问过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悬崖边的树》那首名作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诗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你可以很有智慧，很有灵气，但若没有深刻的感情经历，甚至是苦难，你就难以写出好诗来。”如果读过卓老的所有作品，就会理解这段话的内涵。记得他去世的前两年，在他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汉口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为他庆祝寿辰。席间，应我们的要求，他朗诵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写给薛如茵老师的诗，当念到“你敢牵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种从巨大的苦难中诞生的至深至诚的感情，只有像我这样也经历过坎坷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离开过文坛一些日子，那期间我与卓老的交往日见频繁。用过从甚密四个字也毫不过分。我成了他位于鄂城墩的家中的常客。下海经商，我几乎与文坛隔绝，但始终与徐迟、骆文、曾卓三位老师保持着深厚的师生之情。1996年，我想回到文坛写作我酝酿既久的长篇小说《张居正》，徐迟表示不赞成，他认为我可以写作，但不应该回到文坛。而骆文、曾卓两老都表示赞同。当《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出版时，徐迟已经仙逝，骆文与曾卓二老都在极短的时间内看完第一卷。至今，我的相册里还保留有一张卓老在他的书房里翻阅《木兰歌》的照片。他说：“可惜姚老（指姚雪垠）走了，没有看到你的这本书。他若看到，一定会惊讶！”在我孤独写作的时候，这句话是对我极大的鞭策。那期间，我正筹备出版我的第一本旧体诗词集《闲人诗稿》，请徐老与卓老都为我写了序言，但诗集出版时，两位老人都已作古。
卓老有一本诗集，名为《老水手的歌》。这名字对于卓老的人生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他就是一位在生活与诗歌的海洋中，驾驶着生命之舟勇往直前的老水手。把苦难与辛酸留给自己，把爱奉献给亲人与社会。他生命中最后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这四个字，与弘一法师的遗言“悲欣交集”有异曲同工之妙。伟大的感情落到实处，总是朴素无华的。
2011年12月1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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