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次会议，与一千年后的英国《大宪章》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会议的全部内容都被记录下来，由汉宣帝时期的学者恒宽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发行出版，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完整地了解整个会议的过程。如果让我一个个地把会议内容写出来，估计……我这本书一大半都在说这个。我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们就表明了立场：盐铁国营、酒精饮料专卖、均输等政策都是与人民群众争夺利益！正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争夺利益，才导致了人心不古，淳朴的民风一去不复返，每个人都很贪婪自私。农民普遍愿意放弃农业，从事一些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希望政府放弃盐铁国营等政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业上，减轻对工商业的控制力度。
官员们则解释说：不是我们要和人民群众争夺利益，这些钱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先帝搞这些政策，无非是增加财政收入，加强边疆的防御和增强军事实力，说白了就是增加军费开支以应对与匈奴的战争。如果要是废除这些政策，国家军事实力会受到严重影响。
文学不服，说：一定要打仗啊？靠软实力不行么？用道德、文化的力量降服匈奴难道不行么？
政府代表说：匈奴人太狡猾了，不按常理出牌，进入边境就跟进了他家一样，随便抢啊。很多百姓、基层干部和汉军指战员都死在匈奴人手上。先帝也是想平定这个不安定因素，才发动的战争。
之后，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经济。针对官营企业过分开采自然资源的情况，地方代表一阵见血地拿出了孟子的话：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
用现在的话总结，叫可持续发展。地方代表们认为，政府无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早晚会导致森林资源减少、农业减产、丝织品减少和动物数量的锐减，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连糠都吃不上。
怎么样？这样的见识你说牛不牛？但是地方代表也不是完美的，后来聊到货币政策，这是桑弘羊他们本行。有的地方代表的观点，现在看来简直是奇葩——甚至觉得文帝时期人人可以造钱的制度也不错。
后来谈到国有经济的问题，贤良们再一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拿铁制农具来说，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土质都不一样。过去市场经济时代，铁器生产厂家会按照不同的市场需求，制作适应不同地方、不同土质的生产工具。自从实现铁器国营之后，国家颁布了硬性标准，厂家的制作、销售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不愁卖，根本不考虑市场需求。于是所有铁器都一样，不能满足很多地方的需要，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便。在采矿、运输等问题上，工人的收入很大程度被降低，至于原因，就是因为僵化体制下出现的腐败。
对此，官员解释说：当初扇水都尉曾经回老家处理丧事，正好接受了记者关于盐铁事务的采访。他回答说，国有制度是个好制度，国企的工作人员生活也非常好，但是有个别国企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是很好，没有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之后官员们向民间代表做出保证：我们保证今后加大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深度拓宽优秀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上升的道路，在现有体制内，尽最大努力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民意代表并不买账：那个都尉说的，估计也就是一时一地的情况，难道我们全中国的人就这么被代表了？先帝搞这些政策我们理解，有他的苦衷。现在皇帝召集我们，叫我们来开会，就是让我们来对现有体制提意见的。体制不改，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官员代表们急了：国家体制是大事，哪容得你们废话！先帝的意思哪是你们能理解得了的？你们这些臭老九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贤良文学继续不卑不亢：我们不懂，你们懂？别嚣张，一意孤行，担心跟李斯、赵高一样丢了小命哦。我们这些臭老九，担心的正是民间疾苦，天下兴亡。
结果两边越吵越凶，官员们把商鞅抬出来，地方代表一个劲儿地反对商鞅。因为商鞅只强调法治，忽略道德，反对社会福利，这恰恰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忍的。法治和德治，应该相辅相成，只追求法治，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福利，恰恰是秦代灭亡的原因之一。最后连御史大夫桑弘羊，都亲自出面了。
可是桑弘羊不识相，算账理财是他强项，搞政治思想他可就不行了。辩论中，他碰触到了一个逆鳞——儒家思想。
其实，桑弘羊是个带有明显法家倾向的人，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在辩论中说：
伊尹，商代的贤人吧？百里奚，秦国的名臣吧？他们什么身份？一个是厨师，一个是放牛的。这么说，什么思想不行，什么道路走不通呢？商鞅如果用儒家那套去劝说秦王，管用么？不管用，那就用法家那套呗。怎么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马跑一千里的里程，不一定要去别的国家，知识分子参与国政，不一定要有多少文化，对吧？孟轲（注意，为了表示蔑视他都没有称之为孟子）当年就是不愿意变通，所以在梁国、宋国日子过得困难。孔子认死理，所以还饿过肚子。要是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不是晋文公靠欺骗诸侯来尊重周天子，管仲忍辱负重让齐国富强都不算什么了？
桑弘羊啊，桑弘羊，你这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武帝当初可是钦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啊！讲得直白点，这就相当于一个美国官员在白宫门前唱一首纳粹军歌。
知识分子们奋起反击：伊尹跟随商汤王，是因为知道汤王是圣君。百里奚为什么投奔秦国，因为他知道秦王是明君。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哪是那种没有原则的附和就能成就事业的？君子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忘记节操。
最后桑弘羊急了眼，竟然骂了孔子——这实在不是他身为国家干部该干的事。最后桑弘羊被文学们说得无言以对。
会议结束后，汉朝中央确立了在政治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在思想上坚持高举孔孟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对外关系上，汉朝也趋于缓和，向匈奴等国放出了和平鸽——要不然苏武等人还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放羊。
不过，地方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吵得太凶，会议结束之后还讨论了很长时间。
其实吧，桑弘羊当初的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已经逐渐偏离了当初的意愿。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更多的是因为他想安排自己的弟弟和儿子去国企工作。
这年秋天，汉朝正式实行国有体制改革，首先就是取消了政府对酒精饮料的垄断。汉朝中央到地方，裁撤了酒类专卖的相关部门，允许私人开办酿酒厂，对于现有的国有酒厂等进行市场化改造，逐步改为私营酒厂。但是，私人搞酿酒业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获取营业执照，并且按时缴纳一定的税赋。
同时，在关内地区取消了盐铁的国营，建了个经济特区，还对各个地方上的冶铁厂、制盐合作社进行了深度的改革，对选拔相关公务人员也是小心谨慎，并且加大监察力度。
而此时，经过武帝时期的多年改革，此时的政治制度也十分有意思。武帝从早年提拔民间儒生开始，到最后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他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于丞相之外的权力系统，或者说官僚体系。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成果。以丞相等人为首的三公九卿为外朝，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皇帝近臣为内朝。并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内外朝的沟通。内朝外朝既相互独立，相互牵制，也相互交错，逐渐成为后世三省六部的起源。
表面上看，好像皇权得到加强，丞相权利被分化。实际上，因为内外朝需要争取各项权利和民意，“封驳”一事，就出自于汉代。封驳，就是驳回皇上的圣旨，改正大臣的言论。到了后世，封驳制度逐渐成熟。想不到吧，古代大臣还有否决圣旨的权利。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代，并不完全是专制，更不是独裁。到了明代，设置了六科给事中，专门负责封驳，让皇帝苦不堪言。但是你如果硬说从汉代到明代皇权是不断强化的，我也没办法。
继续回到正题，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深入，霍光的民意支持率唰唰地就上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减轻了，生活水平上去了，文景时期的和谐气象也回归了。
但是，上官桀和桑弘羊心里可就不服了。搞政治不像做买卖，虽然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但是很多时候买卖都不存仁义，何况政治呢！
上官桀和桑弘羊，起了杀心。正好，元凤元年（前80），他们找着机会了。
如果说，仅仅靠上官桀和桑弘羊，肯定不够。当时，小皇帝的姐姐鄂邑长公主生活作风不是很好，养了一个小白脸叫丁外人。这个嘛，其实在汉代比较普遍。那时候的公主就跟现在不少明星一样，动不动就好几任丈夫。换丈夫还算好的，公然养小白脸的也不少，一直到南北朝，这个风气都还在，直到唐宋时期才好些。
丁外人，毕竟只是个卖相的，没什么地位。这个鄂邑长公主或许还真的想改嫁给他，托上官桀帮他在政府部门找份工作，封个侯。但是霍光能同意么？无功者不封侯，这是原则。
公主退而求其次，让上官桀帮忙把丁外人介绍到光禄勋（原郎中令，侍卫领导机构），安排个工作，弄个编制。上官桀硬着头皮去提交议案，但是霍光对这个提议表示“呵呵”。
流言止于智者，感情止于“呵呵”。长公主这下恼了，跟上官桀吐槽：霍光这人，给脸不要脸。就这样，上官桀、桑弘羊和长公主一拍即合，把霍光给做了，来个借刀杀人。
就在这时，一直密切关注朝中情况的燕王刘旦得到了消息，动不动就悄悄地给上官桀他们送钱啊、古董啊什么的。这下，长公主、刘旦、上官桀、桑弘羊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正式成立，意气相投，然后就沆瀣一气。
某天，霍光休假，上官桀主事。皇帝收到了一封号称是燕王寄来的信，上面说：
“霍光集结了骑兵侍卫和羽林郎（侍卫，全是大内高手），在路上安排事情，还说是皇上要从这儿通过，禁止闲杂人等出入。到时候让太官（皇家厨师）先走。”
接着又是一段长篇大论，最后进入主题：“苏武老先生出使匈奴，被匈扣押了二十年都没有投降，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回来仅仅做了属国典（少数民族事务办公室主任）。但是大将军的秘书没有什么功劳就当了搜粟都尉（汉军总后勤部部长），大将军办公大楼的校尉也有所增加和调动。总之，霍光现在很嚣张，最近很不对劲。哥哥我愿意把国王的印玺上交给你，给你做侍卫，保证不让那些奸臣伤害你。”
这下，只需要皇上在这道奏折上写个“准”字，就可以立即逮捕霍光。但是，小皇帝就是不批，这时候他已经十四岁了，而且事关他本人的利益，他也不好插嘴。
上官桀很郁闷，难不成小皇帝忘记“准”字怎么写了？不对啊，刚刚还看他写了呢。
事情传开了，传到了霍光那里。霍光急了，立即结束假期，去宫里解释。第二天早上，霍光就在画室等着，不敢进内殿，在那儿着急得走来走去。画室，不是教人画画的地方，是当时皇帝办公室外面的屋子，因为画了很多古代帝王相，所以叫画室。
就这时候，小皇帝突然问了上官桀一句：“大将军今天在哪里？”
“呃，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行，他不敢过来。”
“叫他过来，我有话说。”
上官桀心里那个乐啊，一出门看到了霍光：“卑职参见大将军，万岁让您进去一趟。”
霍光魂都快没了，完了，这下真完了。霍光把官帽脱了下来，进去之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小皇帝很淡定地说：“大将军请把帽子戴上，我知道这个信是假的，你是无罪的。”
霍光很惊异：“陛下怎么知道的？”
“前些日子您在广明亭召集侍卫，只不过是召开例会罢了。您办公室的校尉调动还不到十天，燕王怎么知道的？从长安到燕地，骑马也要十几天啊，十天之内把消息传到燕地，除非是驿站，否则我大汉没有这样的先进科技。再说了，您要是真造反，那几个校尉顶个屁用啊。”
十四岁的小少年说出这样的话，大家都惊呆了。霍光感激不尽，皇上，您真是活柯南，大汉的福尔摩斯。其实这封信有一部分还真是燕王写的，就是上官桀等人自作聪明硬是把霍光的动向也加了进去。
事情还没完，小皇帝又下令：“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底，到底是谁送的信，给我查清楚。”
上官桀急了：“陛下，只不过是一点小事，恶作剧罢了，干吗那么认真？认真您就输了。”
皇上和霍光异口同声地说了句：“呵呵。”
但是，转交书信的那个人已经跑了，怎么抓都抓不到（有上官桀他们在怎么可能抓得到）。上官桀等人还不死心，霍光的流言蜚语屡禁不止。小皇帝急了，公开宣称：“你们别逼我啊，大将军是我爹……”
“啊！？……”
“等我把话说完！是我爹当年把我托付给他，你们说他是奸臣就是怀疑我爹的眼光，以后再有人说大将军坏话，我告他诽谤啊。”
这下，靠造谣诽谤这条路不行了，上官桀等人打算铤而走险，四人反革命集团气焰越发嚣张。他们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计划：
让长公主请霍光吃饭，埋伏好刀斧手。只要霍光一坐下，嘿嘿，就让他尝尝中国功夫的厉害。然后顺便把跟霍光“狼狈为奸”的小皇帝给废了，拥立刘旦为皇帝。
远在燕国的刘旦听到这个消息，那叫一个高兴啊。嗯，一定能成功，当年曾爷爷文皇帝不就是这么上位的么？刘旦连夜派人给上官桀他们送去书信，许诺上官桀以后封王。
这下，反革命集团内部有人起了更大胆的想法，这个人就是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上官安野心膨胀，与其让老爹做王爷，干脆到时候把燕王也杀了，让老爹上官桀当皇上好了。
有人问上官安：“要是真杀了小皇帝，您女儿怎么办？她可是皇后啊……”
上官安不以为然：“抓麋鹿的狗，还管得着兔子么？利用皇后来让家里人风光，不靠谱，万一哪天皇帝变心了，咱也就跟着倒霉。”
就在这群反革命集团集体意淫的时候，公主家的舍人（门客）知道了这个计划。这个舍人的父亲是稻田使者，也就是在农业部门负责水稻的种植和税赋。稻田使者将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大司农（财政部长兼农业部长）杨敞。
杨敞比较谨慎，不敢乱说话。因为他岳父当年就是因为乱说话被判了重刑——他岳父是司马迁。他知道后请了病假，悄悄地把这个事告诉了谏大夫（管监察、弹劾）杜延年，毕竟他是管这个的。
杜延年将事情汇报给了皇帝和霍光。随后，丞相田千秋下令，将上官桀、桑弘羊、上官安、丁外人等全部逮捕，长公主畏罪自杀。
事情传到刘旦那里，刘旦还不死心，问相国：“我听说事情已经败露了。”
“是啊，人家上官桀也招供了，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打算把你也杀了自立为皇帝呢。”
“那咱们起兵吧！起义！”
“上官桀已经死了，老百姓现在都已经知道了，醒醒吧。”
刘旦明白日子不久了，搞了家宴，和妃子们好好吃了一顿散伙饭。没多久，刘旦被朝廷赐死，王后、王妃一共二十多人殉情（真是哄女人的高手）。
在处理完这些政敌后，霍光更加大胆地贯彻武帝晚年的政治思想，继续对政局进行改组，为大汉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他提拔了平定政变有功劳的杜延年、任宫等人，提拔前任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代替上官桀的职务。
霍光处置事情比较严格，而杜延年比较宽容，加上田千秋这样的和事佬丞相，正好形成一个有效的领导集体。所以田千秋很受重用，因为田千秋岁数有点大了，皇上知道他腿脚不方便，干脆允许他每天在皇宫里坐一辆小车出入。
这可是皇恩浩荡啊！在那个时代，能够拥有这样殊荣的仅有田千秋一人，为了纪念这个荣誉，田千秋干脆连姓都改了，姓车。所以在汉书里找不到田千秋传，但是有个车千秋传。现在汉族大部分姓车的人，都是车千秋的后代。
国家政治步入正轨，而且从征和四年（前89）颁布轮台罪己诏到现在元凤元年（前80）已经八九年了，经济也已经逐渐恢复。汉朝再次自信地面向北方，面对匈奴。
也就在这年，匈奴将刚刚重生的和平局面扼杀，发兵两万人，分为四队，再次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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