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子的八种命运-附庸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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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死我活的权力角斗场,常有一些皇子显得无所适从,他们似乎总也学不会争权夺势,天生不是当“官”的料儿。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阴谋诡计如影随形。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借琴棋书画、修禅悟道聊以自慰,希冀能够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污浊。当然,其中不乏借大搞文化项目为自己贴金涂粉之徒。两相比较,高下自现。

    北国学界领风骚·曹子建才高八斗——魏武帝曹操第三子

    中国诗坛山水派开山祖师谢灵运,在刘宋时期算得上是一位学术达人了,他的诗作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每有新作,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甚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才,特地将其从始宁(在今浙江嵊州市)老家召回京城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陪吃陪喝写文章。向来自命不凡的灵运哥受到如此礼遇之后,更加忘乎所以。

    有一次,灵运哥喝高了,脑子一热就开始吹牛皮:

    “天下的才学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其他人共分一斗。”成语“才高八斗”就是这么来的。

    这位令他自愧弗如的曹子建就是著名的大才子陈思王曹植。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曹操与卞皇后的第三个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

    子建天资聪颖,十几岁时就能够背诵和讲解《诗经》、《论语》和辞赋达数十万言,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

    曾经有一回,曹操看到了子建的作品,很是惊奇,难以相信竟是出自孩童之手,就用怀疑的口吻问他:你这是请别人写的吧?

    子建感觉受了委屈,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说道:

    “孩儿能够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父亲若是不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儿子托人代写呢?”

    恰在此时,曹操在邺城营建的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大功告成。曹操十分高兴,在台上大宴群臣,慷慨陈述自己匡复天下的决心和意志,又命文官作文,武将比武,以助酒兴。酒到酣时,他命几个儿子以铜雀台为主题,各自作赋一篇。

    铜雀台是三台当中的主台,楼宇连阙,鳞次栉比,飞阁流丹,金碧辉煌,高耸入云,气势恢弘。

    曹丕打头阵,写下“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的佳句,引来一片叫好。轮到子建,他成竹在胸,援笔立就,一代名篇《登台赋》就此产生。

    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关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真是言词华丽,文采飞扬,仅这摘录的几句,便可看出子建的非凡才华。此时的他年仅21岁,怪不得那位诗人爸爸也会对其刮目相看了。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自任丞相。此后,他就开始考察儿子当中哪个更适合做继承人了。

    曹操多妻多子,15个老婆,25个儿子。长子曹昂战死于建安二年(197)的宛城战役;之后,他打算选择素有神童之称的第七子曹冲(就是用船称大象的那位小朋友)为嗣,可惜曹冲13岁的时候就死掉了。

    余下的儿子当中就要数正房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最有资格了,即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其中曹熊早夭,曹彰重武轻文,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并不在曹操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曹丕年长,也很有才华,虽然比起三弟曹植总是差那么一截子,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所以,主要候选人就是曹丕和曹植,但从主裁判曹操的情感上来说,最中意的要数后者。

    曹操是真心喜欢曹植的,因为出色的父亲大都希望儿子的性情与自己相像。曹植就很像曹操。

    一、父子二人都是真性情,性格洒脱,放荡不羁,说话做事,率性而为,丝毫不加掩饰;

    二、父子二人都爱好文学,手不释卷,博览全书,所写下的文章诗赋各有千秋;

    三、父子二人都是比较简洁的人,车马服饰,都很随意,不崇尚奢华;

    四、父子二人都是爱才之人,曹操曾经多次下诏求贤,而且唯才是举,甚至不计品德好坏,曹植也是如此,专好结识有才之士,不避贵贱。

    此外,从曹操对待两个儿子的态度当中也可以看出。

    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韩遂、马超,让曹丕留守邺城,走前竟然连句体贴勉励的话也没讲,使得曹丕倍感冷落凄凉,他在《感离赋》的序中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曹植察觉“不胜思慕”四字的含义后专门写了篇《离思赋》来安慰兄长。

    对待才高八斗的子建,曹操有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他一见到子建就会有意作难发问,考察其临场应变能力,子建也不负所望,每次都能够做出圆满的答复,因而深得他的宠爱。

    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南征孙权,留曹植驻守邺城,临行之前专门写了篇《戒子植》来勉励曹植,文中说:

    我以前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执法严明,不避豪强,回想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无悔。你现在刚好也是二十三岁,能不努力吗?

    曹操以自己青年时代的作为勉励曹植,在严格要求的背后,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但经过两位选手的多轮激烈较量之后,主裁判最终还是宣告了曹丕的获胜,而放弃了曹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曹植败给曹丕的三大原因:

    1.对手太狡诈

    曹丕常常因为自己的才华赶不上曹植而急得抓耳挠腮,就派人向老谋深算的贾诩询问巩固地位的方法。贾诩说:

    希望将军能够发扬德性和气度,待人谦卑,事必躬亲,总之是要低调处世,只需尽到儿子应尽的本分就可以了。

    曹丕很认可这种方略,暗自修炼作秀神功。

    一次,曹操带兵出征,儿子们都去送行。曹植仗着自己才思敏捷,大拍马屁,不断称颂曹操的盖世功德,文武百官无不交口称赞,曹老爷子也很高兴,觉得这儿子既聪明又孝顺。

    曹丕自知文采不敌,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傻傻地在那儿愣着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智囊吴质在他耳边提醒:

    待会儿魏王上路时,你啥都不用说,只管放声大哭就中了。

    待到辞别的时候,曹丕依计趴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拽也拽不起来,那叫一个悲啊!曹操和其他官员无不为之动容。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曹植华而不实,远不及曹丕至诚至孝。

    2.军师不给力

    曹植的智囊团主要有三名成员:丁仪、丁廙和杨修。

    据说,当初曹操十分欣赏丁仪的才华,想招他做女婿,曹丕却嫌弃丁仪是个独眼龙,形象不佳,就常常在曹操面前说他的坏话,致使丁仪没能喊上曹操老丈人,深以为憾。丁仪因此跟曹丕铆上了劲儿,拉拢弟弟丁廙和好友杨修加入到了曹植的阵营。

    杨修,字德祖,出身东汉豪门——弘农杨氏,父亲是太尉杨彪。他博学多才,很受曹操赏识,特被任命为丞相府主簿。

    曹丞相日理万机,杨修则凭借出众的才能,协助丞相处理内外事务,干得非常出色,就连曹操也常常自叹弗如。

    由于杨修才华出众而且不拘小节,曹丕和曹植等公子都愿意与他结交,例如杨修曾赠送曹丕一把王髦剑,曹丕常将此剑佩戴在身上,非常珍惜;曹植更是多次给他写信,请他喝酒。

    两相比较,杨修更加看好才华横溢的曹植,丁仪来拉拢,他就入伙了。

    杨修的加入,使得曹植阵营如虎添翼,实力大增,三个谋士成天在曹操那里称赞曹植文才武略,可担大任,曹操虽未点头,心里却很高兴。

    这可吓坏了曹丕,他想让好朋友吴质再给支个招儿,可惜吴老弟此时正在朝歌(今河南淇县)任职,怎可擅离职守。

    情急之下,曹丕竟让人把吴质藏在竹箱当中,用车拉到府上,然后商量对策。谁知保密措施没做好,这事儿竟被杨修侦察到了,他立刻将此上报。曹操因为那天有事,没有来得及调查。

    曹丕知道事泄后吓坏了,哆哆嗦嗦地问吴质:

    “这可如何是好!”

    吴质淡定地说:“没啥事儿,您擎好吧!”

    第二天,吴质让人用竹箱装满了绢,拉进曹丕的宅邸。杨修又去报告了曹操,下令检查,结果里边却全是绢,哪里有人。杨修等人傻眼了,曹操也因此对他们产生了怀疑。

    3.曹丕人气旺

    既然曹植做事任性,言行不加掩饰,那么曹丕则反其道行之,精心包装,连连作秀,竭力结交和讨好内外之人,宫里人和朝中大臣大多为他说好话。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晋爵为魏王,选立继承人的事情再次成为焦点。

    杨修等人加紧了攻势,劝曹老爷子早日立曹植为继承人。虽然他们的话确实说到了老曹的心坎上,但遇到这等大事,处事谨慎的曹操自然要集思广益,多问上几个人了。

    曹操首先以密信的方式征求诸位谋臣的意见。

    尚书崔琰大大方方地用不封口的信答复说:

    按照《春秋》大义,自然应当册立长子,而且公子曹丕仁厚、忠孝、聪明,完全具备接班人的资格,臣对此事的看法至死不变。

    话说崔琰的哥哥还是曹植的老丈人呢,可他却站在曹丕的一边。曹操觉得崔琰光明磊落,十分难得,就升他做了中尉。

    尚书仆射毛玠的回答很是巧妙:

    前不久,袁绍因为嫡庶不分,弄得诸子纷争,家破人亡,地盘尽失。但是,废立接班人这种大事,不是臣子所能预料的。

    毛玠既用袁绍的失败教训提醒了曹操应该选定长子,却又表示自己作为臣子不敢参与选定接班人这一敏感事情。

    东曹掾邢颙说:“以旁支取代正统作为接班人,那可是先代的戒条,希望魏王详加考虑。”

    他的意思很明确,即不希望曹操废长立幼,无疑是向着曹丕。

    听了臣子们的意见,曹操心里已经基本明朗,但却仍是不敢敲定,在一次会议之后,单独留下了足智多谋的贾诩,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贾诩却憋着气儿不吱声。曹操急了,问他:

    “本王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

    贾诩缓缓地回答:

    “臣正在思考,所以没有立即回话。”

    曹操说:“你考虑什么呢?”

    贾诩说:“臣是在想袁绍、刘表两家父子啊!”

    曹操哈哈大笑,就此确立曹丕为接班人。

    想当初,优柔寡断的袁绍不册立能征善战的长子袁谭,却选定了小儿子袁尚,结果引发家族内耗,最终被曹操各个击破;刘表老迈昏庸,听信妇人之言,结果吓跑了长子刘琦。他死后,软弱无能的小儿子刘琮接班。曹操南征,刘琮随即投降,断送了刘表经营多年的大片地盘。

    几位力挺曹丕的臣子都是用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来对曹操进行旁敲侧击,收到的效果远高于丁仪、杨修等人的直抒胸臆。

    曹操喜好舞文弄墨,但这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他首先是位国家领导人,其次才是诗人,因而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纵然他非常欣赏曹植的才华,但理智终究战胜了情感。

    他深知:曹植是个出色的文人,但做事轻率,不计后果,虽然机敏,却不够稳重,终究难堪大任,不是当领导的好材料。

    建安二十二年(217),魏王曹操正式册立曹丕为世子。

    也许是为了抚慰曹植受伤的心灵,曹操特意增加了他的封邑五千户,加上以前的共计万户,曹植成了当时唯一的万户侯。

    自从斗法失败之后,曹植终日以酒为伴,做事更加放纵,逐渐被父亲疏远。可他却毫不收敛、自省,依旧不停地主动找杨修玩儿。杨修呢,也不敢和他断绝来往,还得处处替他兜事儿。

    杨修很担心曹植又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就揣度曹操的意图,预先为他草拟了十几条答辞,然后告诉曹植手下的人:

    “魏王若是有什么指示,就按照我的条子作出相应的回答。”

    因此,曹操的指示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经准备好了。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很是不解,经过追问,才获知了真相。曹操因此开始讨厌杨修,又想起来此人还是死对头袁术的外甥,就更加厌恶了。

    为了消除曹植集团对接班人曹丕的威胁,曹操就以泄露机密、交结诸侯的罪名,杀了杨修。

    杨修的死,令曹植更加惶恐不安,竟然自暴自弃,纵情恣欲,毫无节制,终于闯下大祸,惹恼了曹操。

    第一件:擅闯司马门

    建安二十三年(218),任城王曹彰征讨乌桓大胜而归,曹操特地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大摆筵席,以示庆贺。曹植也出席了宴会,但却倍感压抑。他心想:去年的时候,自己败给大哥曹丕,如今二哥曹彰不但立下大功,还在路过邺城的时候受到曹丕的特别关照,两人关系更加亲密。唯独自己,不但未有尺寸之功,反而被边缘化了,真是令人越想越气。他心中苦闷,只好借酒浇愁,不知不觉就喝醉了,他一看见父亲因故离席,便气呼呼地私自跑了出去。

    失去理智的曹植和一个叫做白修的人,一边嘲笑曹彰,一边乘车在特供皇帝使用的驰道上飞奔,然后径直从唯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出城,闯下弥天大祸。

    这时,所谓的皇帝当然不是指形同傀儡的汉献帝,而是实际领导人曹操。

    曹操知道后,先是震怒,后又十分失望地说:以前总是觉得这孩子最能成就大事,如今看来,本王真是看走了眼。

    第二件:醉酒误军情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驻守荆州的蜀国大将关羽奉命向曹操爱将曹仁镇守的樊城(在今湖北襄阳市)发动进攻。

    八月,关羽趁连日暴雨,汉江泛溢之机,大破曹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乘胜猛攻樊城。

    当时,樊城守军不过数千,加之城池被淹,水面距离城楼只有数尺,形势万分危急。

    樊城告急,曹操遂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代理征虏将军,率兵救援曹仁。临行之前,曹操召他前来面授机宜,谁知他竟然喝得烂醉如泥,一醉不醒。曹操只得改派徐晃出征。

    这次事件,让曹操彻底伤透了心,也宣告了曹植与接班人的位子彻底说拜拜了。

    权力斗争,你死我活,对方的胜利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遭殃。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世子曹丕继位为魏王,改元延康。不久,汉献帝被禅让,曹丕自称皇帝,即魏文帝。

    曹植的苦日子来到了。

    曹丕上台之后首先要办的就是清除政敌。于是,丁仪、丁廙两家的男子全部被杀,幸亏杨修死得早,否则估计下场也差不太多。命令曹植等诸侯全部回到封地,未经特许,不得进京。

    黄初二年(221),鄢陵侯曹彰等公子全部晋爵为公,曹植却险些丧命。

    原来,中央派驻在曹植身边的特务灌均,秉承文帝旨意,举报曹植醉酒之后叛逆傲慢,要挟朝廷使臣。主管官员揣摩圣意,要求严惩曹植。曹丕正有此意,只因老母亲卞太后不愿看到兄弟相残,多次求情,哥哥才饶弟弟不死。

    但是,曹植依旧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他被连降两级,由郡国级别的临淄侯贬为了乡镇级别的安乡侯。过了段时间,也许曹丕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了,又将曹植升格为县级的鄄城侯。

    次年,曹植和其他兄弟全部晋爵为王,但他的封邑却只有可怜的二千五百户,较之先前的万户,整整少了四分之三。而且,曹植这个诸侯王只是个光杆司令,下面连一个官吏都没有,士兵全是些老弱病残,人数最多不过两百人,若是没有皇帝的征召,决不准离开封地半步。不仅如此,因为曹植犯有前科,算是罪臣,所以待遇样样都得减半,这简直就是圈养了。

    可曹植刚在鄄城呆了两年,就又得搬家了。他被改封为雍丘王,封地从原先的山东鄄城迁到了河南杞县,间距200公里。

    不久,文帝批准曹植进京朝觐。他激动万分,彻夜难眠,给文帝写了篇文情并茂的悔过书,先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初的罪过,后又对文帝的法外开恩感激涕零,还期望获得一次将功赎过的机会,摘掉罪臣的帽子。

    对此,文帝仅仅对其文采赞赏了一番。

    黄初六年(225),曹丕东征吴国,回来的时候刚好路过雍丘,就去了趟曹植的住处。兄弟相见,曹丕大吃一惊,只见眼前的曹植,胡子拉碴,容貌枯槁,萎靡不振,短短六年时间,昔日那个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临淄侯竟成了这般模样。曹丕也动了恻隐之心,给他增加了五百户食邑。

    没过多久,曹丕病死了,享年40岁。长子曹叡继承帝位,即魏明帝。

    明帝跟他老子一样,也是个刻薄的主,刚一上台就想着折腾三叔,先是让曹植到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就封,第二年又让他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依旧封在雍丘。

    曹植却还没认清明帝的嘴脸,觉得侄子也许会比那个专门难为自己的哥哥好点,就上书明帝,希望赏他个机会,哪怕是当一个小小的兵卒,好歹让他施展一下压抑多年的抱负。

    明帝虚与委蛇一番,丝毫没有起用他的意思。

    太和六年(232),曹植的封地再次更换,这次被调到了陈县(今河南淮阳市),称陈王。

    多年以来,曹植数次上书皇帝,希望能够报效朝廷,但却都是杳无音讯。一旦进京,他就会再三恳求皇帝,希望受到单独召见,讨论时政,获得试用的机会,却连皇帝的面儿都没见上。

    回到封地以后,曹植怅然绝望。他非但报国无门,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反而不断遭到皇帝的猜忌。十一年间,曹植的封地和名号不断变更,犹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曹植郁郁而终,终年41岁,谥号为“思”,追悔前过的意思,故而史称“陈思王”。

    曹植在政治斗争方面是个失败者,人生也充满了悲情色彩,但这并没有扼杀他奔放的创作激情。飘零的身世,却使他成熟起来,文学上的成就更为辉煌。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辞赋,他的成就均高于当世文人,被后人誉为建安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

    南国文坛一枝花·昭明太子编文选——南梁武帝萧衍长子

    魏晋南朝时期,与政局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的空前昌盛。不仅文学形式与理论得到很大发展,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也是远超前代。在此背景下,对它们进行点评分类、去芜存菁,成了当务之急,选录优秀文学作品的文集随之应运而生。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至隋,文学总集共计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宋代刘义庆的《集林》等,但均已亡佚。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就是《文选》了,它的作者便是本篇主人公——昭明太子萧统。

    萧统,字德施,小名摩诘,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南齐中兴元年(501)九月生于襄阳。

    萧统出生之际,正赶上老爸率兵围攻建康(今江苏南京),试图推翻东昏侯萧宝卷的残暴统治。不久,军事重地东府城守将徐元瑜倒戈。接着,萧衍的主要政敌——荆州刺史萧颖胄暴卒。

    萧衍年近四十才得到头一个儿子,事业上又接连取得重大进展,真可谓是三喜临门,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

    第二年四月,大权在握的萧衍逼迫齐和帝给自己挪窝,登上皇位,建立了南梁政权。

    到了十一月,群臣奏请册立萧统为皇太子。武帝心中窃喜,却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为由拒绝了。臣子们知道,皇帝此举,意在试探他们的诚意,故而不依不饶,坚持请立。凡此再三,武帝觉得火候已到,就依了臣子们的请求。

    这时的萧统刚过周岁,武帝便让他依旧住在皇宫大内,所配备的东宫官员也都在宫内的永福省办公,一直长到六岁的时候才搬往东宫。

    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萧统很不适应,日夜思念父母,变得郁郁寡欢。父亲得知以后,就隔三差五地去东宫住上几日,陪儿子读书、聊天、做游戏。父子感情之深厚在冷酷无情的皇家当中堪称罕见。

    梁武帝萧衍是位大才子,可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仅如此,他在佛教研究方面也颇多建树。除了著有《涅萃》、《大品》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外,还创立了著名的“三教同源说”。萧统在这些方面遗传了爸爸的基因。

    萧统天生聪慧,资质出众,记忆力更是超群拔类,三岁学《孝经》、《论语》,五岁时就已经能通篇背诵《五经》了。九岁时,武帝为了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特命其在寿安殿讲授《孝经》。萧统侃侃而谈,尽通其中大义。武帝深表赞许,满朝文武更是交口称赞。

    长大以后的萧统相貌英俊,温文尔雅,颇富学者气质,读书亦是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每当郊游宴饮或是亲友分别之际,萧统往往乘兴赋诗,总能够出口成章,写作之时,也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萧统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以文化沙龙的形式,在一起讨论典籍、商榷古今,并开展文学创作。《南史》本传中称:“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梁武帝家中本来世奉道教,所以父母用道家术语给他取小名为“练儿”,意思当是修炼、“练师”(道教中修行高深者的尊称)。他后来改信佛教,就用佛教术语给儿子们起小名。

    萧统的小名“摩诘”即是出自佛教著名居士维摩诘。人如其名,萧统也和爸妈一样笃信佛教,不仅喜好结交高僧大德,还在宫内专门设了座用来举行佛事,讲经说法的殿堂,取名慧义殿。萧统遍览佛经,除了自创“三十二分则”对《金刚经》进行编辑整理之外,还提出了《二谛》、《法身义》等佛教义理。

    除了这些爱好,萧统还非常喜欢畅游于山水之间。他曾在玄圃开池筑山,打造了一座顶级园林,常常邀请朝中大臣和社会名流来此饮酒赋诗,泛舟湖面,放浪与形骸之外。

    一次,众人来此游玩,番禹侯萧轨不禁感慨道:

    “如此美丽的风景,若是有美女献歌助兴,真是再好不过了!”

    萧统没搭理他,只是高声吟唱左思的《招隐诗》: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番禹侯一听这话,脸刷地红到了肚脐眼,心想:太子境界如此之高,相比之下自己却显得俗不可耐,遂再不敢言。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武帝为已经十五岁的萧统行冠礼。

    冠礼是我国汉族传统的男子成人礼仪(女子成人行笄礼,“笄”是一种簪子),标志着男子成人,到了可以婚配的年龄,准许参加宗族内部的各项活动了。虽然《仪礼》上规定: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但实际上并不十分严格。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说明皇帝可以亲政了,而对于太子来说,则意味他具备了参与朝政的资格。

    冠礼之后,武帝开始让萧统实习政务。

    各个部门每天前来奏事的官员一拨又一拨,事务也是各形各色,堆积如山。萧统却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不仅通晓政务,体察下情,而且明察秋毫,常常能够当面指出奏章当中所存在的问题,或是瞒报谎报,或是偷奸耍滑,抑或是阿谀奉承。可是,生性宽厚的萧统仅仅是告诉官员应该如何改正,却从未举报弹劾过一人。

    处理案件的时候,萧统也是秉承宽刑缓行的宗旨,保全了许多被判重刑的犯人,梁国百姓无不赞颂太子的厚德仁爱。

    普通年间(520—527),梁武帝曾经多次出兵北伐,攻打魏国,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够抢占多少地盘,还弄得国内民生凋敝,闹起了经济危机。

    萧统获知很多百姓因为物价过高而生活艰辛,甚至有的喝不上一碗玉米糊糊,心中十分忧虑,遂率先垂范,减少自己平日的膳食供应,并鼓励王公大臣们开展节衣缩食运动,做出朝廷将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的姿态。然而却是曲高和寡,“肉食者”怎会在意百姓死活。

    每当阴雨连绵或是天降大雪的时候,萧统就会派遣身边的亲信前去问候穷苦百姓,还免费发放粮食和衣物给那些流落街头的人,若是遇到无钱收敛下葬死者的,还会为他们提供棺木。

    有一回,萧统看到宫里的侍卫手里拿着长长的荆条,他感到很不解,问后才知道这是用来在仪仗出行之时驱逐路人的。他觉得这种做法过于残忍,就让他们丢弃荆条,改用木板。

    对待身边的宫人,萧统也是宽宏大量。

    也许是江南潮湿,蚊虫过多,抑或是东宫厨房的卫生条件不达标的原因,萧统经常在饭菜当中吃出苍蝇之类的小虫虫。然而,为了不因此而牵连厨子,他每次都是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东西放在盘子旁边,从不声张。

    萧统是个至孝之人。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萧统的妈妈丁贵嫔患病。他赶紧跑回宫中侍候,衣不解带,昼夜守护在旁。然而,无情的病魔依旧夺去了丁氏的生命,时年42岁。

    丁氏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深得众人爱戴,与萧统更是感情深厚。如今,昔日母子却成阴阳两隔,怎不令萧统悲痛欲绝。

    出殡期间,萧统水米不进,多次昏死过去。武帝得知后,非常担忧,就派了个官员给儿子捎话:

    “圣人教导我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便因为失去至亲而悲痛,却也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否则就是不孝。现如今,你妈死了,可你爸还活着呢,你怎么能够这样折磨自己呢?朕现在命令你,立即进食。”

    萧统不敢抗旨,但也只是喝些稀饭而已。

    母亲下葬之后,萧统依旧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终日以泪洗面,身体日渐消瘦下去。武帝再次下诏:

    朕听说你每天只吃那么一点,变得羸弱不堪,这怎么能行。朕本来没什么病,如今得知你成天这样,朕的胸口也堵出病来了。人是铁,饭是钢,你应该迫使自己吃些硬饭。这么大了,不要总是让朕为你担心。

    然而,即便武帝多次逼劝,萧统顶多也就是改喝稠粥,蔬菜水果一概不吃。

    过了段时间,原本膀大腰圆,十分魁梧的萧统,变身成了大竹竿。每次上朝,凡是看到他的官员和百姓没有不伤心落泪的。

    萧统在母丧期间的表现虽然赢得了至诚至孝的美名,却未能赢得皇帝爸爸的心。因为,在皇帝的眼里,身为帝国预备领导人的太子,怎能如此感情用事?倘若毁了身子,岂不是因小失大?故而,武帝不免对他有些失望。

    萧统为了给母亲挑一处风水好的墓地,就派人外出四处选购。

    有个投机商向宦官俞三副行贿,请他帮忙将自己手中的一块墓地卖与太子,并答应若能顶到三百万钱,就给他三分之一的回扣。想不到墓地行业在那时就已是一项暴利行业了。

    俞氏遇此发财良机,怎可错失,立即面见武帝,忽悠道:

    陛下,奴才得知一块绝好的墓地,它依山傍水、势如宝盆,收气遮风、趋吉避凶,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真乃是逝者的天堂,往生的乐土。若是比起太子先前为娘娘所选的那块墓地,此处的风水对陛下更加有益。

    武帝晚年,愈加迷信,颇多忌讳,经小俞子这么一忽悠,就命人将这块地买了下来。

    丁贵嫔下葬之后,有个善看风水的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但如果镇上一镇,或许还可改善。于是就将蜡鹅之类用于驱灾辟邪的物品埋在了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

    东宫官员鲍邈之和魏雅失和,鲍氏释放谣言,说是魏雅为太子行巫术诅咒祈祷。

    武帝得知以后,派人去墓地检查,果然挖出了蜡鹅等物。武帝大惊,要彻查此事。大臣徐勉深知,此事若是深究,没准就会酿成西汉戾太子的“巫蛊惨案”,因而竭力劝阻,武帝这才作罢,只是诛杀了那位算人不算己的道士。

    萧统知道此事后,既惭愧不安又委屈忧愤,觉得自己摊上这种嫌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父子二人也因为此事生出嫌隙,不复当年的信任无间。

    中大通三年(531)三月,萧统在荡舟的时候不慎坠入水中,伤到大腿。患病期间。因为担心父皇惦念,所以每次使臣前来问安,他都会亲自写信答复,信中所写也都是安好勿念之类的话语。

    待到病情突然加重,侍从请求上奏皇帝,萧统仍然不许,他说,哪能让至尊知道我病得如此之重呢!说罢,呜咽不止。

    也许,萧统仍然在为那起墓地事件自责,深感无颜面对父亲,而且,身系家国天下,年近七旬的老皇帝要比自己的身体重要得多。不久,萧统病逝,享年31岁。

    武帝晚年丧子,怎能不悲!他亲自到东宫尽哀,赐谥号“昭明”,特命王筠写了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祷文,以表哀思。

    满朝文武无不为太子的英年早逝而痛惜扼腕,梁国百姓更是为失去一位仁慈的“未来君父”而悲痛万分。时至今日,南方地区依旧保留着许多关于萧统的遗迹和传说。

    大唐学科带头人·李泰著书心不正——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

    秦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玄武门之变中击败太子李建成集团,除了自身的出众才能之外,其父李渊的长期刻意栽培,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当然,李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搭上了十多个儿孙的性命,自己的皇帝宝座也被世民夺了去,教训不可谓不深。

    然而,十八年后,向来注重借鉴前代经验的李世民同志,竟然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重蹈其父当年覆辙,致使兄弟相争的景象再度上演。这一回,扮演当年世民角色的乃是濮王李泰。

    李泰字惠褒,是唐太宗的第四子,其母为长孙皇后,胞兄为太子承乾,胞弟为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

    武德三年(620),高祖李渊封李泰为宜都王,次年晋封卫王,将其过继给了卫怀王李玄霸(李渊第三子,早夭)。

    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自然不会再将自己的爱子置于他人名下,遂改封李泰为越王,而让宗室李保定接替了李泰的差事,去当李玄霸的后嗣。

    李泰是个才子,聪慧绝伦,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了过人的才华,不仅工于书画,而且善写文章,因而很招太宗皇帝的喜爱,史称“宠冠诸王”。

    较之生性好动、喜好打猎的太子承乾,李泰比较安静,不喜欢运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写字,加之营养过剩,胃口太好,导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吃成了将军肚,甚至连走路都不利索。

    太宗皇帝考虑到李泰腰粗腹大,行动不便,特许其可以乘坐小车进宫朝见,相比之下,自小患有足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太子承乾却都没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贞观十年(636),朝中三品以上的大员全被主子狠狠地斥责了一顿,原因竟然是有人散布谣言,说是他们瞧不起越王李泰。身为李泰父亲的太宗皇帝深感威严受损,决心替儿子出头。

    太宗叱问:

    以前的天子是天子,如今的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前天子的儿子是天子的儿子,如今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了吗?朕看隋朝的藩王,连高官都不免受其侮辱。朕不许自己的儿子骄横霸道,你们觉得日子舒坦了,就一起藐视他们了。倘若朕放纵不管,难道他们不敢欺负你们吗?

    宰相房玄龄等人吓得浑身哆嗦,只知叩头谢罪,魏徵却很不服气地说道:

    谣传,绝对是谣传。依据礼制,陛下对臣下和皇子应当等同看待。现在三品以上者,全都位列公卿,是天子所尊敬优待的大臣,即便小有过错,越王怎么可以随便欺侮他们呢?更何况,现今天子圣明,天下大治,岂是纲纪崩坏时代所能相比。

    当初,隋文帝不知礼法,纵容抬高诸王,致使他们行事张狂,最后获罪被废,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魏徵这番话,虽然驳回了皇帝,但却夸赞了当今领袖的伟大,使得太宗转怒为喜,还赏了他一千匹绢,但其他人依旧被训斥了一顿。

    太宗此举,意在警告大臣打狗尚需看主人,何况皇子,同时也体现出了他对李泰的特别宠爱。

    此后不久,太宗改封李泰为魏王。

    李泰喜好儒学,乐于结交才学之士,太宗有意让他发挥专长,特准其可在王府之内设立文学馆,自行招揽学士。

    这一事件,令人想起了武德四年(621)十月,高祖特许天策上将军李世民可于府中开馆招士的事情。

    当年,已经战功赫赫的李世民在锐意经籍、讨论文典的幌子之下,筹划夺位大计,大量罗致文武人才,组建起了自己的智囊团和夺权班底,主要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

    如今,太宗皇帝也给了李泰这样一个邀名射利、发展势力的绝好机遇。

    贞观十二年(638),苏勖劝说李泰:

    “自古以来,那些著名的王子无不招引宾客,著书立说,以为美事,殿下何不奏请修撰一部《括地志》呢?”

    李泰深表赞许,随即大开馆舍,延请天下俊彦贤才参加修撰,京中的权贵子弟更是闻声而来,竞相依附。一时间,魏王府门庭若市,甚为壮观。

    为了表示对儿子工作的大力支持,太宗特别批准:著书期间的所有开支全都由政府供给。

    李泰为求速成,遂借鉴《汉书·地理志》和南朝顾野王《舆地志》两书的编纂特点,依照贞观十道(监察区)排比358州,再以县为单位,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分述各地的沿革、地望、山川、城池、风俗、掌故等众多内容。

    四年之后,大功告成。

    《括地志》共计五百五十卷,保存了许多前代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全面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情况,其创新型体例更是为后来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开了先河。

    十分遗憾的是南宋后此书散佚。

    其间,太宗曾多次亲临魏王府,视察工程进度。当他看到,在李泰的统一协调之下,如此纷繁复杂的工作竟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之时,非常高兴,大笔一挥就赦免了京城的一大批死囚犯,还免除了魏王府所在的延康坊地区百姓当年的赋税。

    此事过后,太宗更加宠爱李泰了,不仅赏赐无数,而且接连提高其每月的开销费用,甚至超过了太子承乾。

    对于这一明显不合礼制的做法,褚遂良上奏劝谏:

    圣人制定礼仪,是为了尊嫡卑庶。即便是君主喜欢的庶子,却也不能使其待遇超过嫡子,这是为了堵塞嫌疑,避免祸乱。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被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反而被低贱,那些奸佞之人,必然会乘此时机得势。

    从前,西汉窦太后宠幸梁孝王,汉宣帝宠幸淮阳宪王,无不造成恶劣后果。如今魏王刚刚做藩王,应该引导他遵守礼仪制度,学习谦逊节俭,如此才能成为良才。

    太宗表示同意。

    关于如何安置皇子,太宗曾与群臣专门进行过一场辩论,最后敲定的方案为:不行分封制,皇子成年后必须去地方任职,不得长驻京畿。

    可是,太宗却因为偏爱李泰的缘故,特许其不必到任。即便如此,太宗还是不过瘾,竟又让他从王府搬到了东宫西面的武德殿居住,成了太子的邻居。

    当然,太宗皇帝爱子心切,想和儿子多亲近一些的心情应该理解。但是,既然他选择了做一个明君,那么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打乱秩序。

    李泰入住武德殿,显示出太宗萌生了废长立幼的意图,也是对群臣态度的试探。

    结果,搬家令一出,立马遭到了魏徵等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感到时机不够成熟,遂就此作罢。

    太宗皇帝之所以如此溺爱李泰,甚至是有意扶植,也是因为太子李承乾自甘堕落,难堪大任,令其倍感失望所致。

    承乾,字高明,因为出生在承乾殿的缘故,爷爷李渊遂以殿名为其取名。

    承乾小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聪慧机敏,能力出众,每次太宗出巡,都令其主持国事,办事很讲原则。

    可一场疾病深深地改变了承乾,不仅使其落下了跛脚的病根,形象大损,也因此使其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竟然自暴自弃。

    承乾长大后,聪明依旧,却已然全都成了小聪明。他沉迷歌舞美色,亲近奸佞小人,浪荡游玩没有节制,但却唯恐被严厉的父亲察觉,因此行踪极其诡秘。

    每次入朝面圣,承乾都会大谈特谈忠孝仁义之道,做出一副胸怀天下的样子。退下之后,原形毕露,照旧顽劣。

    若是有东宫辅官想要对其进行劝诫,承乾便事先揣摩对方的来意,然后快步迎上去行礼;接下来,他会正襟危坐,面色凝重地痛心自责,说出一大堆理由掩饰自己的过错,弄得进谏之人无暇应对,不得不急忙拜辞。

    对于那些犯言直谏的硬骨头,承乾则会使出撒手锏——暗杀。

    于志宁与张玄素就因为多次上书直谏,而遭到承乾的暗杀。于志宁有幸躲过,张玄素则被打成一级伤残,险些丧命。

    承乾很爱玩,也很会玩,他有五大爱好。

    一、承乾命令数百家奴学习音乐,练习爬杆、舞剑等杂技,排练大型歌舞,东宫鼓乐之声彻夜不绝。

    二、招募逃亡奴隶,偷盗民间牛马,亲自烹煮,以此为乐。

    三、狂热追求突厥文化,喜说突厥语,爱穿戴突厥服饰,还经常模拟突厥部落放养牧马和举办丧礼的景象。

    四、承乾与七叔汉王李元昌的关系最为要好,俩人经常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玩带兵打仗的游戏。

    五、承乾竟然还有娈童的癖好。有一个叫做称心的戏子,容貌俊美,擅长歌舞,令他十分着迷,而且发展到了同居的地步。这件事情,承乾没包住,后被太宗得知。

    太宗大怒,先将承乾大加斥责一番,然后立马把称心给咔嚓了,还将牵连入内的人员一并处死。

    事后,承乾不思悔改,日夜思念称心。他在东宫特筑一小屋,竖立称心的塑像,早晚进行祭奠,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后来,他又在苑内弄了个衣冠冢,立上石碑,刻上自己私下赠予恋人的官爵。

    既然承乾如此不成器,太宗皇帝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了。承乾知道父亲不待见自己,却不思进取,而是消极应付,处处躲着,动辄几个月称病不去朝见。父子隔阂日渐严重。

    李泰本就恃才傲物,再加上太宗的长期纵容,承乾的人气大跌,更加滋长了他夺位的野心。身为太子的承乾,虽然自惭形秽,十分嫉恨李泰,但也不会坐以待毙,将位子拱手相让。于是乎,双方各自拉拢朝臣,结为朋党,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李泰集团的重要成员多达二三十人,其中以他的两个妹夫柴令武(柴绍次子,其妻为巴陵公主)和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其妻为高阳公主)以及曾先后担任魏王府大管家的韦挺和杜楚客为核心成员。

    这些骨干分子,怀揣黄金,贿赂权贵,抬高李泰,贬低承乾,上蹿下跳,煽动蛊惑,为李泰夺位制造声势。

    相比李泰阵营,承乾一方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当中不仅包括开化公赵节(承乾的表弟)、妹夫杜荷(杜如晦次子,其妻为城阳公主),还包括一个重量级人物,即大将侯君集。

    侯君集战功卓著,曾经征讨吐谷浑,攻灭高昌国,后却因掠夺珍宝,强抢妇女而被下狱,因此心中郁郁不平,渐有反叛之心。

    他的女婿贺兰楚石为东宫侍卫官,承乾通过这层关系,多次将侯君集请到家中,询问自保之策。侯君集觉得承乾的智商太低,就想乘机利用,于是劝他干掉皇帝和李泰,早日登基称帝。

    承乾早就当腻了太子,一心想着更上一层楼,如今又得强手支持,就更来劲儿了,就用重礼贿赂侯君集等人,让他们刺探太宗心思,拉拢朝中权贵。

    汉王李元昌也不断蛊惑承乾谋反,还色迷迷地说道:

    “近来,我看见皇上身旁有一个美人,善于弹奏琵琶,事成之后,殿下可得把她赐给我。”

    承乾自然应允。

    面对李泰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承乾十分恐慌,力图反击。他不仅私下豢养了纥干承基等一百多名刺客,而且暗中派人诈称魏王府典签,跑到玄武门投递密信,揭发魏王的种种罪行。

    太宗看完举报信后,大发雷霆,下令全力搜捕投信之人,但却没能抓住。

    贞观十七年(643),杜荷对太子说:

    天象有变,应当迅即行动以应天象,殿下只需假称身患暴病,危在旦夕,皇上必然前来探视,乘此机会行刺,一击可定天下。

    承乾迟疑之际,传来了齐王李祐(太宗第五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起兵叛乱的事情。

    承乾很兴奋,对心腹纥干承基等人说:

    “东宫西墙,距离皇上住的大内只有区区二十步,咱们若是行动,岂是齐王所能相比!”

    谁知,齐王李祐雷声大,雨点小,起兵没几日就兵败被擒了。经审问,此案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按罪当诛。在此生死之际,纥干承基没能把持住,将主子承乾的造反阴谋全都捅了出去,以求戴罪立功。

    太宗大吃一惊,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与相关部门联合审讯。结果,承乾罪行确凿。

    四月初六,太宗下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囚禁于右领军府;赐汉王李元昌自尽;侯君集、杜荷等人皆被处斩。

    承乾被废,李泰得志。他每天进宫侍奉太宗,十分殷勤。太宗也当面许诺要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等大臣力挺李泰。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太宗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大臣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应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英武的太宗皇帝其实并不喜欢生性柔弱、素无大志的李治。可李治却得到了朝中元老重臣的鼎力支持,也许这些人觉得他更好摆布些,便于长期掌权。

    太宗不死心,依旧试图立李泰为太子。某日,他对大臣说:

    昨天,李泰趴到朕的怀里说,若是有朝一日能够继承大统,定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死后将皇位传给弟弟李治。没想到李泰竟能说出这么诚恳的话,令朕十分感动。

    话音一落,褚遂良立刻表示反对:

    “陛下此言大为不妥。试想,陛下百年之后,魏王占有天下,他怎么肯杀掉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呢?从前,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却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承乾,以致酿成今日的灾祸。殷鉴不远,若是陛下要立魏王为太子,那就只能先把晋王处置了,非如此不能安定政局。”

    太宗流着眼泪,痛苦地说道:朕怎么忍心那么做啊!

    说完起身,掩面回到宫内。

    面对危局,李泰惟恐父皇立李治为太子,就吓唬弟弟说:“你与李元昌关系密切,元昌谋反未遂,现已自尽,你怎能逃脱干系?”

    年仅十六岁的李治听到这番恐吓之后,满脸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太宗看他神情恍惚,感到奇怪,多次询问之后,李治才将李泰的话说了出来。

    太宗大为失望,终于认识到了李泰虚伪狡诈的本来面目,后悔起了先前对其所作的承诺。这时,太宗又想起了当初承乾在申辩时所说的话:

    儿臣身为太子,夫复何求!只因不断被李泰图谋,便常与大臣谋求自保之计,一些不逞之徒遂趁机唆使我图谋不轨。如今,若是您册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好上了这小子的套儿了。

    太宗思绪万千,犹豫不决,便在退朝之后专门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四位大臣商议册立之事。

    太宗叹息道:

    “朕的三子一弟(即李承乾、李泰、李祐与李元昌)竟然如此作为,实在是令朕心灰意冷,百无聊赖,倒不如死了干净。”

    话说间,太宗就向床头撞去,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赶紧将其抱住。太宗使劲挣开,又抽出佩刀想要自杀,褚遂良上前一把将刀夺下,交给了旁边的李治。

    无忌等人问道:“陛下欲立何人为太子?”

    太宗无奈地说:“朕想要立晋王为太子。”

    无忌赶紧说:“谨奉诏令,若有异议者,臣请求将其立刻斩首!”

    太宗又对李治说:“你舅舅许诺立你了,你应当拜谢他。”

    于是,李治拜谢长孙无忌。

    不久,太宗亲临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大臣,大声问道:

    “李承乾大逆不道,李泰居心险恶,二人都不能承继大统。今天你们必须当面告诉朕,谁可立为太子?”

    众人高呼:“晋王恭孝仁义,应为太子。”

    于是,李泰遭到软禁,晋王李治成了太子。

    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承乾与李泰互咬了好多年,不但什么也没捞着,却给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李治做了嫁衣,实在可悲可笑。

    事后,太宗向大臣谈论起最终选择李治的原因:

    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经过钻营而得到。自今往后,凡是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应弃置不用,后世子孙对此应该恪守。况且,若是立李泰为太子,则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而李治为太子,则承乾与李泰均可安然无恙。

    虽然承乾与李泰未被直接处死,但其下场仍是十分悲惨的。

    李承乾被流放到了黔州(治所位于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没过多久,猝然死去。

    李泰的去处稍微好些,被发配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十堰市郧县)。此地群山环绕,交通闭塞,乃是唐代时期发配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圣地。

    后来,太宗多次流露出对李泰的思念之情,特晋封其为濮王。

    李治上台之后,虽然给李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却没有还他人身自由。永徽三年(652),李泰死在了发配之地,终年35岁,谥号为“恭”,留有文集二十卷,可惜早已亡佚。

    醉心学术是无奈·朱权问道龙虎山——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

    《平沙落雁》是一首十分著名的古琴曲,其意在借大雁之远志,来表达对于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该曲又名《雁落平沙》,最早刊于明代的《古音正宗》。关于它的作者,有唐代陈子昂之说,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说,而流传最广的则是明代宁献王朱权所作。

    那么贵为皇子的朱权究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竟要借大雁来发泄苦闷之情呢?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自幼聪慧异常。

    成年以后的朱权,生得秀朗白皙,体貌魁伟,智略渊宏,可谓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他本人也很自信,自称“大明奇士”。

    朱权美须髯,气质高雅,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而且十分喜好道家学说,朱元璋曾经当众夸奖他:这孩子有修仙的天分。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进行第三次大分封。年仅13岁的朱权被封为宁王,封地位于军事重镇大宁城(今内蒙古宁城县),此地东连辽东,西接宣府(今河北宣化市),处于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交接地带,是抵御北元势力的前哨阵地。

    两年之后,朱权前往封地。

    明朝建立以后,元朝势力退回大漠,但仍十分活跃,时常南下,试图恢复故国,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

    朱元璋生性猜忌,深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觉得功臣宿将靠不住,于是实行“诸王靖边”之策,先后分封秦王朱樉、晋王朱、燕王朱棣、辽王朱植、宁王朱权等九个儿子前去驻守边疆,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北的边防线上。

    这些藩王,手握重兵,权限颇大,而驻扎抗敌最前沿的宁王更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堪称重装甲类集团军。值得一提的是,宁王管辖之下的兀良哈三卫(即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因其中朵颜卫最强,故又称“朵颜三卫”)骑兵更是骁勇善战,勇猛异常。可以说,在当时的二十五个藩王中,宁王兵力最盛。

    朱权小小年纪就被委以重任,足见其父对他十分的看好。

    其间,朱权多次会同几个哥哥出塞,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大都凯旋而归。诸王当中,朱权虽然年幼,但却以足智多谋而著称。

    朱权驻守的大宁城,可不是什么富庶的地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而且经常面临蒙古骑兵的侵扰。

    朱权上任以后,以节俭治国,带领士卒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改良土壤,种植草木,并根据当地条件选择适宜作物,而不是盲目垦殖,发展粮食作物。经过他的治理,当地很快实现了“国用饶裕”。

    除了擅长行军打仗,朱权还十分热衷于学术研究。史称其“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旁通释老,尤深于史”,是皇子当中不可多得的才子。

    据载,朱权一生著述十分丰富,达到百三十余种,留存至今的尚有近30种,早期作品多为历史类著作。

    洪武二十九年(1396),18岁的朱权奉朱元璋之命撰写《通鉴博论》、《史断》和《汉唐秘史》等书,总结历代帝王统治的得失教训,用来指导当下。

    他在随后撰写的《隋唐得失论》中明确指出,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建邦立国所重者,不于血属之亲,而属他人”。这反映出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即强烈支持朱元璋通过分封藩王,以“夹辅皇室”的策略,而对于后来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则是持反对态度。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终年71岁。皇太孙朱允炆接班,改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

    藩王位高权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早在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就常与老师黄子澄商量削藩的对策。

    待到帝国的开山祖师爷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藩王们免不了对于台上的这个侄子有些轻视,年幼的朱允炆在面对这些个彪悍的叔叔之时,也难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排行老四的燕王朱棣。

    在老大朱标、老二朱樉和老三朱相继挂掉之后,朱老四成为家族中的长辈,而且燕王长期镇守北疆,兵多将广,实力雄厚,怎能不令新皇帝内心发憷。

    为了尽快树立权威,巩固地位,沉不住气的建文帝未及站稳脚跟,就迫不及待举起了削藩的大旗。

    首先被搞掉的是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紧接着,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岷王朱楩纷纷落马。短短一年之内,就有五个举足轻重的藩王沦为庶人,足见建文帝削藩的决心,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燕王朱棣。可朱棣怎会坐以待毙呢?

    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杀掉中央安插在身边的几个特务,准备停当后,举起了“清君侧”的造反大旗。

    起兵之初,燕军不过占据北平一隅之地,实力处于弱势,中央军则在人员和物资等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面对这种困境,朱棣开始打起了某人的算盘,即兵力雄厚的宁王朱权。

    朱棣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想当初,本王在巡视塞上之时,亲眼看到宁王帐下的那些将士,真叫一个彪啊!倘若我能够得到大宁城,切断内地与辽东的联系,解除后顾之忧,再争取到边塞骑兵(指朵颜三卫)的援助,大事必成!”

    朱棣盘算之际,宁王也遇到了麻烦。

    朝廷担心距离叛军不远,而且手握重兵的宁王朱权、辽王朱植(驻地位于辽宁北镇县)会与叛军联手,遂诏令二王进京,试图将其控制。朱植比较老实,乖乖地从海路前往首都南京,随后被改封到了荆州。

    朱权很苦恼,心想:

    朝廷此举,用心昭然若揭,就是猜忌。若是在这节骨眼儿上,离开老巢,奉旨进京,必定会成为瓮中之物,没什么好下场;若是不去,则会落下抗旨不遵的罪名。

    权衡再三之后,朱权借口老婆张氏病重而没有奉召,决定留在封地相机行事,坐看二虎相争。

    建文帝感觉很没面子,下令削除朱权的护卫部队,可说实话,他这回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宁王兵强马壮,也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野心,而且紧靠燕王领地,此时应是朝廷的重点拉拢对象。可建文帝却犹如惊弓之鸟,对所有的藩王全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不是采用争取大多数、孤立小部分的策略,一味猜忌,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举足轻重的宁王,反而使他对朝廷产生了顾忌。这对于平叛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朱棣造反之后,建文帝命已经65岁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兵北上平叛,同时诏令辽东诸军挥师入关,从侧翼威胁朱棣。

    这年九月,江阴侯吴高和副手杨文率兵进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永平若失,北平危矣!朱棣留长子朱高炽坚守老巢北平,自己则率兵前往救援。

    朱棣认为:吴高虽然胆小,但做事基本靠谱。杨文则是粗而无谋,不足为虑,遂设计离间二人。不久,计策奏效。建文帝把吴高贬到广西,而让杨文独自镇守辽东。

    此后,辽兵军纪涣散,人心不稳,战斗力大为削弱,在与叛军的交锋中败下阵来。

    永平之围解除后,朱棣从刘家口关(位于卢龙县城北)抄小路潜往大宁城。

    面对朝廷的叛党,朱权不敢掉以轻心,询问四哥朱棣此来何为?朱棣谎称自己作战失利,无计可施,特地前来求援。

    为防不测,朱权只准许他单骑入城。

    入城以后,朱棣开始施展表演天赋。他先是抱着朱权放声大哭,后又详细叙说自己起兵的缘由:朝廷紧逼,为图自保,不得不反。他还装模作样地请求朱权代为起草表章,向朝廷谢罪。

    一阵烟雾迷弹,弄得朱权也对这位四哥生出了同情之心。而且朱棣此来,很少言及借兵之事,只是重温兄弟情谊,十分低调,过了几天,朱权也就对其放松了警惕。

    其实,朱棣可一直没闲着,他暗中结交朵颜三卫的头领,用高官厚禄拉拢他们背弃宁王,转投自己,并答应一旦夺取天下,就将大宁卫(辖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割让给他们,并派发耕牛、种子等物资,还许诺在开原(今辽宁开原县)等地开设互市,供双方进行贸易。这实际上是给予这三个部落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按照朱棣事先的安排,城外军队已做好埋伏,精锐小分队则潜伏进大宁城,等待号令。

    朱棣将上述事情全部搞定之后,向朱权告辞。朱权在郊外设宴为其践行。二人谈笑之间,忽然伏兵四起,朱权未及反应过来就已被劫持,朵颜三卫骑兵也蜂拥而至,站到了朱棣的阵营。大宁守将朱鑑率兵抵御,却被敌人里应外合杀了个措手不及,不久战死。

    朱棣实力大增,遂回师北平。

    这时,中央军正在围困北平城,守军疲敝不堪,亟待救援。朱棣大军呼啸而至,犹如从天而降,杀得中央军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主将李景隆更是一口气跑到了山东德州。

    这时的朱权已成笼中之鸟,老婆孩子也一同被掳了来,一家子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凭朱棣宰割。

    朱棣没有下黑手,倒不是他破天荒地发了回善心,而是因为朱权毕竟是那些刚刚被他收编的数万精兵的领袖,此时若杀,必定会引起这些将士的骚乱。而且,朱棣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夺了朱权的兵马,本已十分下流,若是再将其杀害,定会遗臭万年,遭世人唾骂。

    再者,朱权平日里也没得罪过他,被挟持后也表现得很安稳,已经认命服软,实在没有动粗的道理。

    为了笼络和安抚朱权,朱棣多次拍着胸脯向其许诺:

    夺得皇位之后,二人平分天下。

    对于朱棣的吹嘘,朱权倒也没有全信,但他觉得,即便将来朱棣食言,也总不会亏待自己,因而变得很合作。

    他不仅成了朱棣的高参,为其出谋划策,还起草檄文,鼓噪声势。当时盛传: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由此可见,朱权不但搭上了数万部队,自己也为朱棣出了不少力。

    然而,朱权看走眼了。

    建文四年(1402)六月,叛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乱臣贼子朱棣,摇身一变成为九五之尊,即明成祖。

    朱权随朱棣登上城楼,观看入城阅兵仪式,却发现上面竟然只有一把椅子,这显然不是给他预备的,而先前在军中开会之时可都是两把。朱权后悔了,没想到朱老四翻脸竟然这么快。随后,他便以身体不适为由,回到家中不再参与政治事务了。

    朱权已经不奢望什么平分天下了,他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大宁城,可自从朱棣将城中的兵民全都裹挟而去之后,大宁城就成了荒芜之地,而且,朱棣已经将那里许给朵颜三卫做牧场了。

    朱权请求朱棣把苏州封给自己,朱棣却以苏州地处京畿重地为由,将其拒绝。朱权又想去钱塘(即杭州),朱棣又说:

    “相当年,父皇最初想把五弟(即周王朱橚)封在钱塘,后来考虑到此处乃国家财赋重地,不适宜建藩,便又将他改封到了开封。后来,朱允炆这个小子,想把他的弟弟朱允熥封在这里,结果还没封就完蛋了。建宁(在今福建省北部)、重庆、荆州和东昌(今山东聊城市)都是不错的地方,老弟可从中任选,然后上报,朕将命人在封地给你营建府邸。”

    谁知,还没等朱权回话,朱棣就将他封到了南昌,上述的四个好地方又成了空话。

    永乐元年(1403)二月,朱权离开南京,前往封地南昌。朱棣亲自写了首送别诗为其送行。

    来到南昌之后,朱权并没有见到皇帝为他新建的王府,而是奉旨住进了布政司(主管一省民政)的署衙。而且,皇帝下旨,署衙只需换个招牌即可,不必依照亲王的规模建制进行改建。

    一位响当当的亲王,却要被迫住进从二品官员的署衙,真是太掉价了!

    手中没了军权的朱权,往日威风不再,甚至虎落平阳被犬欺,来到南昌没多久,就被身边的特务告了一状,罪名是以巫蛊之术诽谤朝廷。

    这真是老掉牙的诬陷伎俩,但却屡屡奏效,长久以来,栽在这方面的王公贵族数不胜数。朱权这次比较幸运,皇帝派来的密探查来查去,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好不了了之,想必成祖皇帝对此很是失望。

    此事过后,朱权算是彻底认清了朱棣的本来面目。年仅26岁的他不得不收起了雄心壮志,变得谨慎起来。

    朱权在南昌郊外构筑了一座精舍,每日只是抚琴读书,与文人学士切磋学问,终于使其在成祖一朝不敢过问政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死在了第五次北征的回军途中,长子朱高炽接班,即仁宗。鉴于成祖在位期间,严刑酷法的特务统治引发了诸多尖锐矛盾,仁宗上台后,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政令较前舒缓了一些。

    朱权对自己的前途重新燃起了希望,上书皇帝说南昌不是自己的封国。

    仁宗反问:“先帝在位之时就已把叔父封在了南昌,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南昌不是您的封国是什么?”

    眼看这位侄子不打算给自己换地方,朱权保持了沉默。

    仁宗福薄命短,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挂掉了,太子朱瞻基接棒,是为宣宗。这样一来,朱权的辈分更高了,成了皇帝的叔祖。他就又倚老卖老了一回。

    宣德四年(1429),朱权上书中央,对于宣宗皇帝依据亲疏关系而将宗室成员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政策表示反对,认为一家子应当不避亲疏,现行政策不利于家族团结。

    皇帝对朱权的这种言论很是不满,多次进行训斥。朱权只得上书赔罪。

    上面没人罩,下面的虾兵蟹将也就不把这位一把年纪的王爷当回事了,多次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能耐。

    朱棣以来的三代皇帝没有一个对这位曾为夺权事业出过大力的藩王当回事,反而不断猜忌和侮辱,现实的残酷使得空怀壮志的朱权彻底丧失了建功立业的念想。于是,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学道修仙的事业当中。

    朱权先后将字号改为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南极遐龄老人,这些名号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道家风韵。他还亲自跑去道教正一派祖庭江西龙虎山,拜第43代天师张宇初为师。

    张宇初,字子旋,是历代天师中最博学者之一,有道门硕儒之称。朱权也是位不可多得的皇室才子,且对道教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研习道典,弘扬道教义理。朱权所撰的道教专著《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后被收入《续道藏》。

    此外,晚年的朱权还醉心于戏曲、医药、音乐、茶道和天文历法等。

    他不仅对戏曲理论颇有研究,还是位剧作家。现今所知由他编著的杂剧名目有12种,如《大罗天》、《私奔相如》等。

    对于音乐,朱权也颇有研究,所著《神奇秘谱》是现存最早的琴曲专集。书中所收的64首琴曲是朱权从当时可知的众多曲谱中精选出来的,其中颇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名作,史料价值极高。业界人士通过此书将一些久已绝响的名曲发掘出来,不少动听的旋律重获新生。

    他制作的“中和”琴,号“飞瀑连珠”,是历史上的旷世宝琴,被称为明代第一琴。

    朱权耽乐清虚,悉心茶道,所著《茶谱》对于饮茶的功用、器具、环境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茶文化颇有贡献。

    正统三年(1438),朱权上奏中央,说是想要自建生坟,英宗皇帝批准。于是,他就在西山缑岭(在今南昌市石埠乡)开工建设生坟,还时常到里面参观。

    墓前建有南极长生宫,左有泰元殿和冲霄楼,右有旋玑殿和凌江楼。宫前还有醉仙亭和一对八棱形华表,上刻道家符箓。

    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朱权病逝,享寿七十有二。英宗皇帝赐谥号为“献”,因而史称宁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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