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面前耍大刀·刘武叫板黑老大——汉文帝刘恒第二子
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夏，汉都长安袁公馆。
养病在家的袁盎正要上床休息，突然一个黑影从窗前飘过，一柄寒气逼人的长剑已经放在了他的肩上，袁盎一愣，正要询问来者，黑衣人却抢先说道：“别动，我问你答！你可是袁盎？”
袁盎答道：“正是在下！”
黑衣人又道：“我是梁王雇来的杀手，本应取你性命，却听到长安城中许多人都在称赞你的德行，我不忍杀害长者，但我走之后，还会有十几拨高手要找你索命。你好自为之！”
话音未落，人已不见踪影，吓出一身冷汗的袁盎瘫坐在地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此事过后，袁公馆怪事不断。今儿个猪跑到树上了，明儿个老鼠把猫给奸了。袁盎心中不安，就匆匆忙忙地跑去京城有名的算命先生“赛文王”棓先生那里占卜问吉凶，谁知刚走半道就被刺客给捅死了。
袁盎遇害前后，共有十几位中央大员接连遭人暗杀，横尸天子脚下，堪称西汉第一大谋杀案！
那么这次谋杀的起因是什么？幕后黑手是什么人？案件的侦破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这还要从七年前的一次宴会说起。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帝国的东方已经乌云密布，那几个被皇帝逼急了的诸侯王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一次“群殴”做准备。
然而，千里之外的长安城中仍是一片安宁，宫中更是歌舞升平。帝国的主人正在宴请远道而来的弟弟——梁王刘武。
梁王是窦太后为汉文帝生下的第二个儿子，景帝的胞弟。老太太最疼这个小儿子，有求必应；刘武也很孝顺，经常没事儿了就跑到宫里探望老母亲，一住就是大半年。这不，又来了！
窦太后是苦出身，绝对的“根红苗正”。原本只是吕后赏赐给代王刘恒（后为文帝）的宫女，有幸被刘恒看中，生下了二男一女，后又进封为皇后。出身底层的老太太对家庭和睦看得很重，爱子的到来，令她非常高兴，大儿子的热情表现也让她很是欣慰。
席间，老太太笑着对景帝说道：
“老大啊！你作为兄长可要好好照顾弟弟啊！”
景帝不胜酒力，此时已经微醉，一听老妈托自己办事，当即脑子一热，吹起了牛皮：
“妈，您老放心吧，等到孩儿百年之后，就让老二当皇帝。”
梁王一怔，差点喷出饭来。我靠！老哥这么大度，太感人了！
感动归感动，刘武还没犯迷糊。他知道这也许只是老哥讨母亲开心的一句玩笑话，但听后还是很欣慰的，旁边的窦老太太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可景帝的这句话却差点噎死旁边的一个臣子，他就是窦太后的侄子，时任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事）的窦婴。
他端起酒杯，走到景帝跟前，郑重地说道：
“当今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父子相传乃我大汉建国之后立下的制度，陛下怎么能擅自传给梁王呢？您说错话了，请罚酒一杯。”
脑热的景帝一听这话才回过味儿来，知道自己刚才的牛皮吹大了，恰好窦婴献酒，他顺势哈哈一笑，便将窦婴的酒喝了下去，随即转换话题，不提此事。正在兴头上的梁王很是扫兴，窦老太太何止扫兴，简直恨死了这个多嘴的侄子，立刻耷拉下一张脸。窦婴一看得罪了姑姑，第二天就称病辞职了，窦太后不仅不挽留，反而吊销了窦婴进出宫门的资格证，逢年过节也不让这个侄子进宫朝见。
没过多久，吴王刘濞就拉上几个小弟揭竿而起了。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务之急就是挑选主将，挂帅平叛。景帝想起了老爸去世前给他推荐的一位定国之臣：周亚夫。
亚夫出身将门，爸爸是开国功臣绛侯周勃。他此时正担任中尉（首都警备司令）一职。
景帝立刻召见周亚夫，并询问破敌之策。亚夫答道：
吴楚叛军蓄谋已久，准备充足，战斗力强，势头正猛。目前我军很难在正面对敌中占得便宜。因此，臣以为，应避敌锋芒，在正面采取守势，让梁国坚守，拖住敌军；臣率军袭扰叛军后方，断其粮道，待敌疲惫，反守为攻，如此一来，必破叛军。
景帝称善。平叛方略就此敲定。随即任命周亚夫为代理太尉（最高军事长官），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进攻赵军；将军栾布进攻齐地诸叛国；同时，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今河南荥阳市），监视齐赵方向的敌军动态。
从景帝与周亚夫商定的方案不难看出，战略的支点不是中央军，而是梁王刘武的地方军。
梁国辖区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一带，横亘在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北上西进的路上，是抵御叛军的前沿阵地。倘若梁国没能挡住叛军的进攻，叛军将一路西进，直抵洛阳，继而威逼关中。因此，梁军成为平叛战争的中流砥柱。
梁王刘武之所以能够成为此次战争的焦点人物，可以说是他的爷爷和爸爸刻意安排的结果。
刘武初封代王，后徙为淮阳王。文帝十一年（前169），梁王刘揖骑马摔死，深谋远虑的贾谊鉴于梁国地处咽喉要地，是拱卫首都的东部屏障。强烈建议文帝不但要找个靠得住的诸侯王来镇守梁国，还应给梁国扩充地盘，使其成为震慑东部藩国的坚强堡垒。文帝思来想去，觉得儿子最靠得住，就将刘武徙封为梁王。
景帝一上台，就开始进行削藩，老谋深算的景帝自然知道这么做早晚会惹毛了那帮本家兄弟。因而在削藩的同时便一直不断地扩大梁国的辖区，增强其实力，使得梁国“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四十余城”，一跃而成为新的诸侯大国。
如今，当年的准备活儿总算没有白做，终于派上了用场。
来势汹汹的吴楚联军强渡淮水，很快打到了梁国的家门口。联军先声夺人，头一仗就在梁国东南边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干掉梁军数万人。进而乘胜推进至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城下，发起猛烈进攻。情急之下，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却被一口回绝，再求，又拒。无奈之下，梁王只好找大哥帮忙，求他直接下道圣旨，命令周亚夫火速救援。谁知周亚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毫不理会诏令，依旧按原计划方案固守退敌。求救无望的梁王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亲率梁国军民抵御来敌，使得叛军屯兵睢阳城下，伤亡惨重却不能前进半步。
此时的周亚夫率兵来到叛军的侧后方，屯兵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修筑防御工事，玩起了阵地战，同时也不放弃有利的运动战，派遣精锐骑兵，南下偷袭敌军后方，断其粮道。
梁王依靠本国力量坚守奋战，苦苦支撑，屡挫叛军，使其无法越梁西进。叛兵攻梁不下，转攻中央军。谁知老周更是一块硬骨头，陷入两难的敌军锐气大挫，军粮被断，士卒饥饿，下邑（今安徽砀山县）一战，全军溃散。刘濞弃军南逃，退保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不久被军中的东越人出卖，被杀。楚王刘戊也兵败自杀。吴楚败亡，树倒猢狲散，齐地诸王和赵王先后伏诛或自裁。
吴王刘濞领导的这次起义，仅仅折腾了三个月即告失败。战后清点战果，梁国的杀伤人数竟和中央军不相上下，梁王刘武因此威震天下，成为匡扶汉室的大英雄！
梁王立此不世之功，哥哥自然大加犒劳，赏赐财宝无数，还特赐其天子仪仗。梁王每次出行，随从上万，前呼后拥，城管清场，警车开道，排场之壮观好比天子降临。
景帝的慷慨大方似乎不仅仅只是为了奖励弟弟，更是为了下一步棋能够走得更加悠然。
景帝四年（前153），景帝特意忘记了当初对弟弟的许诺，选定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他的这一举措无疑宣告了刘武的出局。有了前面的铺垫工作，从史书记载来看，梁王对此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此时的梁王正在自己的地盘组织文娱活动。
他修建了一座顶级度假村，起名菟园，即后人所说的“梁园”。度假村方圆三百余里，楼台轩榭、曲径流水，相互辉映；雕龙剔柱，金碧辉煌；奇果佳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的天堂。凭借度假村绚丽的风景、奢靡的物质条件和梁王超高的人气指数，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到此，其中有齐人公孙诡、羊胜、邹阳，更有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大文豪。梁王与他们通过举办文化沙龙的形式，寻找灵感，写辞作赋，逐渐形成了享誉文坛的“梁园文学”。
景帝七年（前150年）十月，梁王入京探亲。为了嘉奖梁王，景帝给予其超高级待遇。
景帝遣特使手持天子符节，驾驶“陆军一号”，亲自赶到函谷关迎候梁王，然后让他乘坐天子座驾进城入宫，招摇过市，威风凛凛，无以复加。梁王朝见完毕，请求留京度假，景帝准奏。
依汉制，诸侯王每次进京面圣，只准许进宫四次，停留二十天而已。梁王却仗着母亲的宠爱和兄长的纵容，常常赖着不走，一住就是大半年。所谓的规矩，在梁王眼里不过是为别人准备的而已。
留京期间，景帝给足了刘武面子，每次逛街都与他同乘一辆座驾，打猎亦是如此，哥儿俩异常亲密。主子受到礼遇，奴才们也跟着有面儿。景帝特许随梁王入京的官员可与朝臣享受同等待遇。梁王因此愈加骄横不可一世，为其将来的鲁莽举动埋下了伏笔。
到了十一月，政局突变。栗姬失宠，太子刘荣被废。储君的座儿暂时空缺出来。这使得梁王心花怒放，蠢蠢欲动，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
刘武旧事重提，央求母亲去给皇帝下话，立他为接班人。老太太本有此意，就在一次家宴上暗示景帝履行诺言。景帝求救于大臣，在家养病的袁盎立刻赶赴宫中，带领十几位大臣对窦太后进行劝说。
袁盎首先发问：
“听说太后想要立梁王为储君，那么梁王死后由谁接班？”
太后答：“老身再立皇帝（指景帝）的儿子。”
天真的老太太竟以为自己是王母娘娘，可以长生不老呢！更天真的是，这位颇有政治经验的女人竟然妄想让亲情驾驭权力，简直就是搞笑！且不说，梁王是否能够接班，即便接班，景帝的儿子们什么反应？梁王死了，皇位传给谁？给儿子，侄子不答应，给侄子，儿子更不干。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私天下时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袁盎等人对老太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还特意向她讲述了春秋时期宋宣公不立儿子传兄弟的严重后果，提醒她不要因私害公，坏了规矩。还好，袁盎等人没有白费唇舌，老太太总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不再坚持当初的想法。
梁王求封未果，只得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的刘武仍旧念念不忘未央宫中的龙椅，对哥哥的言而无信耿耿于怀。不久，景帝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消息传来，刘武既失望又恼恨，遂迁怒于阻挠自己上位的袁盎等人。
刘武召集手下门客羊胜和公孙诡商讨对策，谁知三个“臭皮匠”竟然商量出了一个派人暗杀的笨招儿，不久便上演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
案件发生后，景帝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王，不仅是因为这些遇害的大臣得罪过梁王，更主要的是除他之外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胆量了。景帝立刻下令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经过排查，案情很快有了眉目。
刺杀袁盎的那个杀手在行刺之后突然受惊，竟然未及拔出凶器就仓皇逃窜，从而留下物证。没想到梁王派来的“高手”竟然如此业余。
查案人员发现凶器上有刚刚打磨过的痕迹，遂挨户到京城中的兵器作坊中去调查，果然抓住了线索。据其中一个铸剑师说，前些日子有位梁国的郎官曾经拿着这把剑前来打磨。专案人员顺藤摸瓜，“业余杀手”不久被捕，供出幕后指使者——梁王。
景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波又一波的专案小组被派往梁国取证并捉拿凶手。
宫中的老太太一听说幕后黑手竟是最疼爱的小儿子，景帝还要严查，顿时就傻了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终日以泪洗面，哭哭啼啼个不停。景帝一看老妈成了这样，立刻慌了神儿，一大把年纪了万一哭出个好歹怎么办？若落个不孝的骂名，帝王颜面何在。景帝没辙，让臣子想办法。有人建议应该派遣精通经学、识大体的官吏去处理此事，才可让太后宽心。于是景帝派遣老谋深算的田叔和吕季主到梁国主持查案工作。
这两位公差到了梁国之后，定下了“只抓从犯，主犯不论”的方针。对公孙诡和羊胜进行了全城大搜捕，结果搜了一个多月也没抓着。原来，骄横惯了的梁王尚未意识到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此刻仍旧不忘江湖义气，竟将那两个小弟藏到了王宫之中。特派员无奈，只能不断督责梁国丞相轩丘豹等官员。轩丘豹不敢去找梁王要人，就拉上梁国内史（主管民政）韩安国一同入宫拜见梁王。韩内史一见刘武就哇哇地大哭起来，说道：
“主子受到侮辱，臣下罪该万死。大王正是因为没有好的臣子，所以事情才弄到如今这步田地。既然抓不到那两个惹事的家伙，就请大王赐臣自裁吧！”
梁王有些惭愧地说道：“内史何必如此呢？”
韩安国一看梁王还是不招，哭得更凶了，呜咽着问道：
“大王想想，您与圣上的关系比起太上皇（刘邦的爸爸刘太公）与高皇帝、圣上与临江王（废太子刘荣）哪个更亲密呢？”
梁王答道：“自然比不了他们。”
安国进一步分析，话说太上皇、临江王与高皇帝和当今圣上那都是父子关系，然而，高皇帝反复强调：当年，手提三尺长剑夺取天下的是朕啊！因而，老太爷最终也没资格过问政事；临江王曾是圣上的长子兼太子，却因为母亲说错了句话就被废掉太子之位，贬到了临江国，后又因扩建宫殿，侵占宗庙地界而死在了中尉府。这是为什么呢？治理天下终不能因私废公啊！常言道：即便是亲生父亲，安能知道他不会变成跳跳虎？虽是亲兄弟，安能知道他不会变成灰太狼？
如今，大王位列诸侯，却轻信那些邪恶臣子的虚妄言论，违反天子禁令，阻挠我大汉创建法治社会的进程。圣上因为太后的缘故才不忍心用法令来对付您。老太太日夜哭泣，大王于心何忍？还望大王三思，早日改过自新。臣下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假如哪天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您还能指望谁啊？
话还没有说完，梁王早已泣不成声，向韩安国深鞠一躬，说道：“寡人现在就交出那两个混账东西。”公孙诡、羊胜随即“被”自杀，做了刘武的替罪羊。
专案组回京复命。
景帝迫不及待地向田叔问道：“是梁王干的吗？”
田叔回禀：“没错，正是梁王。”
景帝又问：“具体情况如何？”
田叔答：“陛下还是不要再过问梁王的事情了。”
景帝微怒，问道：“为何？”
田叔从容答曰：“这次陛下不杀梁王，将会使我大汉法律无法推行，可如果杀了，太后就会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了，到时候忧虑的还是您老。再说，臣进京之前已将案宗全部烧掉了！”
景帝一听，觉得是这么个理儿，遂不再追究。田叔等人体谅主子难处，很会办事儿，当即加官晋爵。
皇权时代的法律本质立刻呈现出来。帝国法律敌不过老太太的哀愁。所谓法律，不过是皇权化的法律，其设计、制定和执行，无不是为了维护和稳定皇权统治而已。血腥的专制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美丽”了。
刘武的愚蠢举动，触动了皇权的至尊性和独一性。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一个诸侯王竟然敢在皇城根儿刺杀皇帝的奴才，跟人家玩黑社会伎俩，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愚蠢的梁王忘了皇帝才是帝国真正的大老板，他的这两下子，比起皇帝那简直就是小打小闹。皇帝若想办谁，哪里用得着偷偷摸摸，大白天就可以把他株连十族还名正言顺！
专案组走了之后，梁王还是不放心，又派韩安国进京去求见自己的大姐——馆陶长公主，请她入宫疏通讲情。景帝嘴上说罢了罢了，可心里却开始厌恶和提防这个弟弟。
中元六年（前144年），梁王进京谢罪。景帝对其冷淡了许多，既不让他乘坐“陆军一号”，也不准许他在宫里过年。
自知理亏的刘武悻悻而回，内心压抑，闷闷不乐，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得了一场热病，只挺了六天就挂掉了，谥号为“孝”，西汉梁孝王是也！
榜样力量最无穷·孙登同志树标杆——三国吴大帝孙权庶长子
古代皇子数量庞大，但却质量不高，多半都是些纨绔子弟，甚至不乏恶贯满盈之徒，至于德才兼备者那是少之又少，东吴宣太子孙登就是其中一位，他不仅敏而好学，而且礼贤下士，尊师重教，不但至诚至孝，而且体恤民间疾苦……集众多美德于一身，堪称皇子楷模。
孙登，字子高，吴大帝孙权的庶长子。
公元220年，曹丕彻底扔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牌子，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刘备知道以后，伤心之余更多的是兴奋，心想着这么好的一块牌子，你不要了我要，遂于第二年在成都称帝，立国号为“汉”，表示自己将继承汉室大统。
三家公司，有两家上市了，孙权正在琢磨着要不要紧跟形势，哪知刚当上皇帝的刘备就按捺不住了，竟以倾国之师东下，试图夺回几年前被东吴袭占的荆州地区。孙权一看大耳贼来势汹汹，不好对付，遂重施故技，上表曹丕称臣纳贡。曹丕顺水推舟，加封孙权为吴王。
暂时稳住了北方的强邻，孙权稍微放松了些，就于公元222年正月，称王建国，建元黄武。
虽然在与魏国交往的时候孙权还必须上表称臣，但在国内的权力和礼仪与帝王没什么两样，只是名号有些不同而已。同年，孙权册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
为了将孙登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孙权可谓是煞费苦心。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孙权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特地从“官二代”当中挑选了几位青年才俊来作儿子的师傅。这些人不仅学识渊博，文武兼备，而且比儿子大不了太多，容易沟通，不存在代沟问题，上完课了还可以陪他外出游玩，骑马打猎，因而可以说既是授业老师，又是伙伴同学。
南郡太守诸葛瑾之子诸葛恪、绥远将军张昭之子张休、大理顾雍之子顾谭、偏将军陈武之子陈表等人光荣入选。
这四位各有所长，诸葛恪号称神童，IQ指数大于140；张休为人正直，敢于直谏；顾谭记忆力强，擅长心算；陈表武艺高强，而且深受士卒爱戴。
孙登与这几位年纪相仿，在一起时也就很随便，毫不拘泥于主仆、师徒的礼数，甚至卧则同床，出则同车，形影不离。
孙权想让儿子学习《汉书》，熟悉一下此前的历史，张昭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有家学渊源，可张爷爷不但德高望重，而且年事已高，一大把年纪了再出来给孙登上课，不大合适，孙权就托张昭先传授给儿子张休，再让张休教给孙登。
黄龙元年（229）春，百官劝孙权更进一步。四月，夏口和武昌的官员都说是黄龙、凤凰现世，开始为其上台营造声势。当月，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大吴。
之后，孙登也顺势成了皇太子，孙权任命诸葛恪为左辅都尉，张休为右弼都尉，顾谭为辅正都尉，陈表为翼正都尉，当时号称“东宫四友”。除此之外，谢景、范慎、刁玄等著名学者也都是太子的宾客，因而东宫号称名士盈门、人才济济。
最初，孙权定武昌为国都，称帝之后，蜀汉派遣使臣前来道贺，从而实现了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而且还结成战略同盟关系，约定共同讨伐魏国，瓜分天下。虽然听起来咋咋呼呼，徒具象征意义。但吴蜀联盟，也表示蜀国暂时放弃了争夺荆州地区的打算，因而吴国的西部边境暂时安定了下来。鉴于武昌地处战略前沿，不太适合作为首都，孙权决定迁都建邺（今南京）。
临行之前，孙权让孙登留下来镇守武昌，并指定大臣陆逊、是仪等为辅臣。孙登很谦逊，十分敬重这些长者，处理事务时谨慎得体，凡事都先向是仪等人咨询，然后方才施行。
当时，正驻守在西陵县（今湖北宜昌市境内）的临湘侯步骘是一位贤人，孙登专门给他写信请教施政方针。步骘先是把当时荆州境内的山川地貌、物产人文等情况作了介绍，又对各级官吏的人品才能作了评析，并上书鼓励规劝说：
臣听说，君王不会事必躬亲，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只是任用九位贤人，即可不出庙堂而天下大治。所以选贤任能乃是兴衰之关键。希望太子能够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若如此，天下幸甚！
孙登对此深表赞许。
他心地善良，体恤民间疾苦，每次外出打猎，都是绕道远行，为的就是避免践踏庄稼，影响农民生计。休息时也是挑选空旷处，远离民宅，不去打扰百姓。
孙登心思缜密，从不胡乱冤枉人，而且非常大度。他有一回骑马外出，突然有颗弹丸“嗖”的一声从耳边飞过，险些伤到他那俊美的容貌，手下的武士搜捕射击之人，突然发现有个路人手里拿着弹弓，身上还装着弹丸，武士们随即认定此人即刚才的射手。但路人却矢口否认，武士们急了，上来就要揍他。孙登远远地看到了，赶紧过来阻止。他叱问下属：
“你们怎么随便打人？”
众人答：“这家伙就是刚才险些射伤您的人。”
孙登问：“有何证据？”
众人答：“他身上装着弹弓和弹丸。”
孙登又说：“拿着这些东西的人多了，怎么就能轻易断定是他所为呢？你们去把刚才的那颗弹丸找来，然后和这个人的弹丸比照一下，真相自白。”
于是，武士们赶紧跑去寻找弹丸，找到之后和那个路人的弹丸一比照，发现大小竟然不一样，个个干瞪眼。孙登淡定地说：
“这就说明刚才不是他射的，让他走吧。”
还有一回，孙登丢了一个用来盛水的金马盂，很着急，就命人抓紧寻找。不久，盗窃者被抓获，竟是孙登的一个仆人。孙登感念此人多年侍奉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他冒险行窃，也许是家中急需用钱，就责备数落了一顿，然后打发他回家了。
孙登很有可能是孙权的私生子。《三国志》中说他的生母地位十分卑微，而且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孙权和徐夫人没有儿子，就肩负起了抚养孙登的重任，二人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徐夫人是个醋坛子，总是妒忌其他的嫔妃，动不动就给孙权使脸色，结果得罪了丈夫，被扔在了吴郡（今江苏苏州市）。步夫人则比较聪明，她深知丈夫是个好色之徒，遂投其所好，向他推荐各色美女，结果更加得宠。
当初，孙权要立孙登为太子，选定哪个老婆当正房的问题也自然提上了日程。
通常情况多是把太子的母亲册封为皇后，孙登的亲妈虽然没资格，但养母徐夫人却健在，而且徐家和孙家是世交。群臣请立徐氏为皇后，孙权不乐意，心里想着善解人意的步夫人。君臣双方谈不拢，就暂时把这事儿搁置了。这时，孙登又闹腾起来，说不想当太子了。
孙权问孙登原因，他回答说：
“根本确立，道义才能产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
孙权问：“你的母亲（意指徐夫人）在哪里呢？”
孙登坚定地说：“在吴郡。”
孙权沉默不语，心想着：立个皇后也这么麻烦，干脆谁都别当了，于是“国母”的位子就空着，直到孙权蹬腿的时候才把接班人孙亮的母亲潘氏立为皇后。
嘉禾元年（232），孙权最宠爱的儿子孙虑死了，年仅二十岁。孙权十分悲伤，终日茶饭不思，为此消瘦了许多。孙登得知以后，很是担忧，日夜兼程地赶到京城面见父皇。
孙登是孙虑的胞兄，所以孙权一看见他就又想起了孙虑，大哭起来。孙登见此，赶紧劝道：
“孙虑卧床不起，此乃天命，还望父皇保重龙体，切不可哭坏了身子。如今北方尚未统一，天下臣民莫不翘首企盼着陛下前来解救。陛下身系家国天下，却因为对晚辈的哀思而饮食大减，这不符合礼制，儿臣惶恐忧虑。”
孙权听从孙登的意见，恢复了饮食。十多天后，孙权觉得他在京城待的时间不短了，就问他为什么还不回武昌去？孙登回答：
“儿臣身为人子却长期居住在武昌，没有机会侍奉父母，这是孝道有失啊！陆逊公忠体国，善于用兵，足可震慑魏蜀，陛下尽可放心。恳请陛下恩准儿臣能够留居京城，以尽孝道。”
孙权见儿子态度极为诚恳，就批准了。
嘉禾三年（234），孙权亲自统率大军，进攻魏国军事重镇新城（今安徽合肥市北郊），让孙登留守京城，总揽军国要务。该年，吴国天灾不断，粮食歉收，许多吃不上饭的百姓揭竿而起，举起造反大旗。孙登早就想到这些，很快制定出严格的法律条文，诸如禁止民间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类，以防患于未然。
不久，孙权无功而还，却看到孙登的维稳工作干得很出色，稳固了孙氏江山，很是欣慰，对其夸奖一番。
孙权晚年的时候，强化了对官员的监控力度，为此还专门设了两个特务官职：校事和察战，用来督责百官，罗织罪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做吕壹的校事。在主子的默许纵容之下，吕壹操弄权柄，擅作威福，执法严酷狠毒，官员备受其苦。为此，孙登多次劝谏，但孙权置若罔闻。
向来都说皇帝年老之后会变得猜忌好杀，即便是所谓的明君圣主也都难逃窠臼，对于孙权的所作所为，历来也都将其归因于年迈昏聩。难道皇帝们一上岁数就真的全都成了老糊涂吗？恐怕未必全然如此。
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朝中会自然形成一些位高权重的功勋之臣，而每当皇帝年老之时，就会有意识地为下一任皇帝消除潜在威胁，因为新皇往往年轻，威望不足，难以震慑元老重臣。可皇帝毕竟不好天天琢磨着如何整人，如何网罗罪证，并且，这与皇帝的伟大英明的形象显然是不符的，于是奸佞之徒开始发迹。
所谓的忠臣与奸臣其实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两张牌而已。忠臣用来建言献策，规避风险，保驾护航，同时具备装点门面的作用，可以彰显皇帝的圣明。因此，皇帝不能没有忠臣。
奸臣投帝王之所好，急帝王之所急，所做的事情都是皇帝想做但却不方便去做的事情。皇帝借其打压桀骜不驯的正直官员，清除所谓异己势力，树立绝对权威。因此，皇帝也离不开奸臣。
但若是忠臣“逆龙鳞”，奸臣犯众怒，那么，二者皆可抛弃。杀死触怒龙颜的耿直之人，可以立威，弄死玩火过头的奸佞小人，可以显示“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皇帝依旧伟大正确。
故而，那几个历史上所谓的明君圣主，身边总是少不了奸佞之徒的身影，众多昏暴之君的背后也总是站着几位不怕死的忠臣义士。
赤乌四年（241），孙登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孙权老年丧子，十分悲伤。痛哭流涕之际，东宫的侍从奉上孙登临终前的一份奏疏。
孙登在奏疏当中主要说了四方面内容。
一、自责。他说，儿臣正值壮年却身染重疾，这是因为自己品行鄙陋，不够贤明。此后不但再也无法侍奉双亲，而且还会给父母带来沉重的悲伤，实在是不孝。
二、举贤。孙登在奏疏中对三弟孙和大加称赞，希望父亲能够在他去世之后，安排孙和接替太子之位。孙登还对朝中的文臣武将点评一番，建议父皇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特点而善加利用。后来，孙登的这些举荐，大部分得到了孙权的认同。
三、规劝。吴国多次对魏战争，镇压国内少数民族，结果造成兵役繁重，官民矛盾十分尖锐。孙登对此十分担忧，在奏疏中多次建议孙权能够宽缓刑罚，减轻赋税，废除苛政，取消不必要的劳役、兵役，使百姓早日过上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
四、祝愿。最后，孙登希望父皇能够将他彻底忘掉，以天下苍生为念，选贤任能，安抚百姓，富国强兵，争取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事业。
孙权读完这篇情真意切并散发着智慧光芒的奏疏后，心中愈加悲痛，好长一段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一谈到孙登就会老泪横流。
事后，孙权赐孙登谥号为“宣”，史称吴国宣太子。
善男弘法搞慈善·萧子良悲天悯人——南齐武帝萧赜第二子
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繁，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民众内心急需宗教的抚慰；国外高僧大德纷纷不远万里，远赴东土，弘法济世；加之统治者试图利用佛教劝人向善等作用来巩固自身统治，从而大加倡导。总之，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佛教在这一时期的繁荣昌盛。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王公贵族身体力行，加入到了普度众生，救世济民的慈善事业之中，其中尤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居士最为著名。对此，就连著名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也不禁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当中赞叹道：“竟陵王者，乃一诚恳之宗教徒也。”
子良字云英，是齐武帝萧赜和穆皇后裴惠昭的第二个儿子。
子良小的时候就很聪敏。
刘宋时期，萧赜最初在赣县（今江西赣州市）当县长。某日，两口子闹别扭，萧赜一发飙，非要把媳妇儿送回京城，后者本已起程上路，却又被劝了回来。原来是儿子不答应。
当时，子良还是个小孩，听说爸妈吵架，很不高兴，站在屋前耷拉个脸。爸爸看到后斥问他：
“你小子不去读书在这儿发什么呆？”
子良反问：“我娘呢？你把她赶到哪里去了？娘都没了，还读个什么书。”
萧赜大吃一惊：“这小子可以啊，孝顺、胆儿大，是个好苗子。二话没说就派人把媳妇儿追了回来。”
自从文帝刘义隆去世之后，刘宋朝政日益混乱，此后上台的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和后废帝刘昱，非但治国无方，荒淫成性，而且个个都是杀人如麻的魔头。以文帝的十九个儿子为例，除夭折和病死的之外，真正幸免于难的只有三个，两个是皇帝（刘骏和刘彧），一个亡命他国（第九子刘昶逃往北魏），其余的十一个儿子全部死于窝里斗。以至于后世之人纷纷怀疑刘宋皇室成员集体患上了精神病。
正在皇室内部杀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之时，出身低微、起于行伍的萧道成一步步地窃取了刘宋的大权，并于南朝宋昇明三年（479）成功逼迫年仅13岁的顺帝刘凖退位，宋亡，共历八帝，六十年。
萧道成荣登大宝，是为齐太祖高皇帝。
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萧道成黄袍加身，子孙们自然加官晋爵。长子萧赜成了皇太子，长孙萧长懋封南郡王，次孙子良升任辅国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太守。
子良留心政务，体察下情，刚一上任就给爷爷上了道奏折，请求废除一项弊政。
原来，刘宋文帝时期，钱粮赋税都由郡县逐级征收，无甚异常，但到了孝武帝时期，觉得如此方法过于迟缓，改由中央下派特使直接征收。这些钦差，凭仗皇命，无法无天，不仅贪婪狡诈，专断弄权，而且横征暴敛，为祸一方，弄得民怨沸腾。子良经过调查走访，深感这项弊政危害无穷，遂立即上书，请求废止，并恳请皇帝减免差役和苛捐杂税，真正舒缓人民负担。
皇帝爷爷看过孙子的奏章之后，非常欣慰，不仅全部照准，而且加封其为闻喜县公，赏食邑一千户。
子良敦厚仁义，崇尚古风。
会稽郡的朱百年德行高洁，远近闻名。可惜死得有些早，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子良听说后，很是同情，当即给寡妇送去一斛米，又特地派了个仆役负责给她砍柴拾草。
子良特别喜好收藏古物。会稽郡署衙藏有一张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学者虞翻睡过的旧床，子良觉得十分珍贵，就在回京述职的时候给带走了。后来他专门盖了一座文物陈列馆，将所收集的各种器物、服饰摆放其中，供人观赏。
建元二年（480），子良改任丹阳尹。此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并有着很好的灌溉条件，却由于连年战祸而导致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子良为此深感痛心，先是自掏腰包，发放粮食，赈济灾民。继而疏通水道，修整池塘洼地，招揽民众垦殖，将已经荒芜的土地改成了良田。
两年后，道成病逝，萧赜接班，即南齐武帝。子良的地位随之上升，封竟陵郡王、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市）刺史、赐封邑两千户。随后几年，子良的仕途更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永明四年（486）的时候已经升至侍中、车骑将军。
武帝即位之初，水旱灾害频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子良秘密奏请父皇免除灾区百姓拖欠的税款，并接连提出了公平执法、宽缓刑罚、停止差役、减免赋税等多项改善民生的计划。皇帝准奏。
子良不仅聪慧，而且品德高尚，礼贤下士。凡有德行的人，他都会竭诚相待，从不在意对方身份的贵贱。夏天的时候，子良会拿出瓜果饮料，盛情招待远近来客，被传为美谈。
永明五年（487），对于萧子良的人生来说，意义非凡，对于中国文学界和佛教界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子良不仅升任司徒，且有乔迁之喜，搬到了鸡笼山（今安徽和县西北，现为国家森林公园）的西邸居住。
在这里，竟陵王凭借皇室贵胄的高贵身份，位列三公的显赫权势，大肆招揽僧俗各界人才。众多优秀的士族子弟和高僧大德进入王府，在子良的引领组织下进行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史称“开西邸”。
文学领域，形成了以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和陆倕组成的文学团体，史称“竟陵八友”。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不仅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还推广了一种新的文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不仅对于纠正晋宋以来诗歌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起到一定作用，而且使创作逐步转向清新通畅，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子良还组织这些文坛名士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并依据《皇览》的范例，编成了《四部要略》一千卷。
佛教领域，子良延请众多高僧来此讲论佛法，创制了梵文诵经的新声，并多次举行大型斋戒法会，邀请同僚来此参加，期间更是亲自端饭送水，敬奉和尚和居士。
为了践行佛教徒普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子良不仅时刻牢记劝人为善，还和同样笃信佛教的太子哥哥萧长懋，联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六疾馆”，收容那些无力医病的穷苦百姓，并免费提供衣服和药物。“六疾”是谓：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精神病）和心疾，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所知的各类疾病。
竟陵王的这些活动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朝野上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永明十一年（493），身患肥胖症，而且很少参加户外运动的太子萧长懋病逝，其长子萧昭业被立为皇太孙。
武帝检视东宫，发现太子生前使用的服饰、座驾和羽仪（仪仗中以羽毛装饰的旌旗之类）等物品大多超越规格，愤怒异常，命人将这些东西全部毁掉。不仅如此，武帝还迁怒于与太子交好，知情不报的子良，狠狠地责备了他一番。
不久，北魏实行军事管制，声称南下攻齐。齐武帝大规模征兵买马，用以防备敌军入侵。
正在备战之际，武帝突然病倒。身处特殊时期，他为防止不测，特命子良全副武装，入宫侍奉左右。
子良仁孝，不仅日夜守护殿中，服侍父亲的饮食医药，而且请来众多僧人在殿外诵经祈福。武帝为之感动，梦中看到优昙钵罗花（梵文音译，意为祥瑞灵异之花，即昙花），子良就按照佛经上的描述用铜制作了这种花，然后安插在龙床的四角。
皇太孙隔天前来问安、侍奉，每次都会哭得稀里哗啦，以此骗得爷爷的信任。
没多久，武帝病势加重，陷入昏迷状态。皇太孙尚未入宫，内外人心惶惶，文武百官也都穿上了丧服。“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打算假传圣旨，扶立子良继承皇位，甚至已将诏书起草完毕。
王融出身士族豪门——琅琊王氏，文思敏捷，才高八斗，但却恃才傲物，急功近利，年纪轻轻就成天想着位列三公四辅（借指宰辅重臣）。
有一次，王融路过朱雀桥，正赶上交通高峰期，道路拥挤，行人车马难以通过，急得他用手捶打车厢，嚷嚷道：
“车前没有八个骑兵清场开道，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
子良喜爱王融的文才，所以对他特别优厚亲热。
等到萧昭业试图进宫，王融已是全副武装，身着红色战袍，横刀立马在入宫要道，阻止东宫卫队进入。过了一会儿，武帝苏醒过来，询问皇太孙在哪里，东宫卫队才得以入内。
武帝指定萧昭业接班，不久去世。
话说武帝垂危之际，本欲以子良为头号辅政大臣，然而他却淡泊名利，不喜俗务，推荐堂叔萧鸾（后篡位，即南齐明帝）总揽军国要务。
不久，作秀高手原形毕露。武帝遗体刚一入殓，萧昭业就将爷爷的所有歌舞伎都叫来，让他们挨个演奏各种乐曲。
萧昭业本是由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长大，二婶子对他非常慈爱关心。然而，经过王融阴谋推举子良事件之后，他对二叔也就深为忌恨起来。
武帝的遗体移至太极殿时，子良住在中书省，于是，萧昭业就派虎贲中郎将（禁军将领）潘敞率领二百名武士驻守在大殿西侧，防备子良。等到入殓，各位王爷出宫，子良依依不舍，请求等到父亲下葬那天再离开，然而却被拒绝。
浑小子萧昭业即位刚十几天就开始反攻倒算。先是逮捕了王融，继而给他扣上阴险、浮躁、轻率、狡黠，招降纳叛没有成功，讥讽朝廷等臭帽子。王融向子良求救，子良深知已被嫌疑，因而又忧又怕，不敢去救。于是，王融被赐自尽，年仅27岁。
素有威望的二叔成了萧昭业的一块心病。
他常常担心子良图谋造反，很想像处置王融那样，直接将其弄死，但这么做却不够稳妥。一来毫无罪名，难以服人；二来根基未稳，不宜诛杀亲贵大臣；三来如此蛮干，势必有损皇帝的英明形象。故而，萧昭业对其采取了明升暗降的法子。
子良被授予南齐在世官员所能享有的最高加衔——太傅，他的贴身士卫增至三十人，仪仗更加威武。
皇帝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意思是说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之时不必小跑，朝拜时司仪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这些礼遇多是历代权臣才可享用的特别待遇。
皇帝在做足面子工程的同时，罢免了子良在中央的侍中一职，外放都督南徐州。昔日权势显赫的竟陵王就这样成了寓公。
权力争斗的凶险，使得心地善良的子良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这里本不属于他。有了权力和职位并不等同于可以很好地混迹于官场，这里充斥了人性的所有丑陋，那些适应能力不足的选手，终究是要被淘汰出局的。接连的政治变故，给子良带来了深深的惊恐、忧惧和苦闷，他很快就病倒了。弥留之际，他恍若所思地对身边人说：
“城门外应该有异常的情况。”
仆人跑去查看，只见到淮河水面上黑压压的一片，有数不清的鱼儿浮了出来，它们全都朝向城门方向，像是在为某个人送行。不久，子良去世，享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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