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高祖新政

    公元前202年，项羽自绝，楚军覆灭，天下大势已定。诸侯及将相联名上奏，众望所归，请尊汉王刘邦为新帝。盼星星，盼月亮，这一天刘邦已经等待很久了。历经重重磨难、种种艰辛，八年抗战、百场厮杀，俺无名刘季终于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子。大丈夫当如此也！曾经的豪言壮语化为现实，如今江山终于是我的了！

    然而，熟稔为人处世之道的刘邦知道，此时做人仍需谦逊低调。江山初创，尤忌狂妄自大、争权夺利。反秦斗争之中，各路英豪辈出，自己得以夺取最后的胜利，实属不易。刘邦深知，得人心方可江山稳固。于是他推辞道：“我听说皇帝乃贤能之士也，否则只是空言虚语，江山不能稳固。我实在不敢担此重任！”众臣道：“大王出身民间，诛暴逆，顺民心，平定四海。您若不能称帝，天下不能安定！”刘邦摆着高姿态，再三推辞，最终只得答应，效法嬴政称皇帝，黄袍加身，即位于汜水北岸，他便是汉高祖，初定都洛阳，后改为长安（当时距原秦朝首都咸阳南郊两公里），并分封赏赐诸文臣武将。他力排众议才远离家乡，把京城置在西方，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比项羽高明。而在李宗吾那里，他却是深谙“厚黑学”的大师。

    刘邦终于可以安稳地坐上皇帝宝座，大汉王朝赫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汉族”亦由此形成。我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汉王朝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刘邦在王朝开创奠基时期的功劳自然不可抹杀。他建立了一个比秦朝更强大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即将诞生，中国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加上西、东汉之间的更始帝刘玄（公元23—公元25年），加上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两汉王朝坚持了407年时间，要是再算上王莽的新朝（公元8—公元23年），那就有423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封建王朝。

    而平民出身的高祖刘邦，在打下江山之后，并没有立即去沉迷于曾经自己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物欲奢华。经历了风风雨雨、打打杀杀的波折，他早已在随时都会出现的磨难和危险中逐渐成熟起来。刘邦开始思索：曾经自己崇拜的大丈夫秦始皇，他创下的江山为何如此容易被击溃？而雄赳赳的“西楚霸王”项羽，为何又在优势明显的状况之下败得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平凡的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坐上皇帝之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远非一两句话就能将其说清楚、道明白。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或许都已经不再重要。对刘邦来说，此刻最重要的，莫过于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刘邦是凭真本事得到天下的。我今天的地位，绝对不允许任何质疑。

    于是，某日，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款待众位诸侯将相。他在宴会上直截了当地问大家：“希望大家能坦诚相告，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秦始皇又为何失天下呢？”

    高起和王陵回答说：“平时陛下待人散漫，甚至辱骂下属，这是您的小毛病。而项羽仁而爱人，下属都非常尊重他。但是，陛下赏罚分明，在攻打城池时，将所获的战利品大方地赠予，共享天下之利，所以前线诸将士皆备受激励，奋勇杀敌。而项羽妒贤嫉能，怀疑贤能之臣，残害有功之人，战争胜利了却不封赏有功之臣，得到土地财物也不与人分享所获之利，这是他失天下的原因。”

    这是从臣子的角度看刘邦得天下的原因。而此时在座的功臣名将俱到场，为何萧何、张良等人并未阐明想法呢？很显然，此时的刘邦已不再是当年的市井之徒，而是位居九五之尊的高祖皇帝。如果说曾经打江山时，他是渴望甚至是请求众人的协助，又以他日共享天下作为激励机制以达成目的，那么现在的高祖皇帝早已不再需要这些并不情愿的许诺，现在他需要的只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绝对的服从。此时，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开始显露：“我刘家的天下并不想要与你们分享。”因此，高起、王陵之辈所说的答案，虽然实事求是，但并不符合高祖的心意。

    接下来便是刘邦的重头戏，他要亲自来告诉在座的诸位，自己为何得以成功。刘邦首先评价了高起和王陵的说法：“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接着阐述自己的成功之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及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我赶不上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我们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他们都能够为我所用，所以我才能够夺取天下。而项羽虽有范增，可是对其猜忌，且并不愿采纳其建议，由此失掉了天下。”

    这段话几乎成了刘邦成功的最佳总结。日后人们一旦提起刘邦战胜项羽的原由，往往引用此段经典语录。这段话当中，刘邦很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劣势，他知道自己并不擅长运筹、后勤、作战等实际运作；但是他却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只有我才能够将所有的精英人才加以最完美的整合，以创造最大的价值，获得最大的利润。而只凭借这一点，我就是坐上皇帝宝座的最佳人选。可以说，汉朝的开创者刘邦将人力资源管理这门艺术已运用得出神入化，天生的领袖才能，加上年轻时的诸多历练，使得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刘邦还让楚地儒生、太中大夫陆贾著《新语》12篇，在理论上为自己的成功进行总结和阐发。因“粗述存亡之徵”，故号其书为“新语”。书中多阐述《春秋》、《论语》之文，论析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原因，旨在崇王道、黜霸术，归于修身；其实也就是否定人家秦始皇、项羽的那一套，肯定他汉高祖的作为了。

    然而，打下江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面对刚刚从战争创痍之中解脱出来的整个国家，高祖刘邦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汉高祖，亲身经历了秦暴政对天下百姓的残害：始皇一直试图用“法”来统治整个国家，威慑百姓，可最后农民起义皆因法而起，反抗浪潮最终摧毁了秦的统治。而刘邦一直善于用“人”，他正是靠人夺取了天下。法的弊端在其僵化不变，时势变化法却不变，自然矛盾激化。毕竟法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由人制法而不是由法制人。而对于人，统治者又不得不时刻谨慎其变。但无论如何，这些反思已经使得新王朝较之前者有了很大的进步，更何况刘邦在夺得帝位之前，就已经攒够了足够多的支持。比起嬴氏政权来，刘家江山似乎更有久长之势，而刘邦则很快开始了一步步的举措，做大丈夫当做之事，以使刘家江山更为稳固。在他手里，以及其后的“文景之治”，几代刘姓君主能吸取秦朝教训，休养生息，宽厚施政，发展生产，终于平安地度过了“瓶颈危机”。

    (第二节）不出闺阁，天下晏然

    吕后，即吕雉（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字娥姁，史称吕后、吕太后，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秦末名士吕文之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汉高祖刘邦之妻与皇后，汉惠帝、汉少帝时的太后与实际掌权者。后人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女性统治者（吕后、武则天、孝庄文与慈禧太后）的第一个（也是中国帝后专政的第一人）、古代最狠毒的“十大”毒妇之一、古代十大“红颜祸水”之一等。

    早年吕雉之父吕文为避仇，率家迁居沛县，偶尔在一次宴会上碰到高祖刘邦；据说精于相人之术的吕老头，很欣赏他非凡的气度，认为他有大富大贵之貌（当时刘邦还不过是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官衔根本不入流），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刘邦婚后，为了公务及与朋友们周旋，三天两头不见人影。烧饭洗衣、织布耕田、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都一骨脑儿落在吕雉一人身上。那时刘邦可说甚是无赖，常戴顶自制竹帽到处闲逛，诈吃骗喝。一次他押解囚犯，因酒醉致囚犯逃跑而渎职，自己也只好亡命于沼泽地。除独立支撑家庭外，吕雉还不时得长途跋涉，为丈夫送去衣服及食品。刘邦隐匿之地据说时常有一片云气笼罩，吕雉追踪而至就一定能找到他。

    其时，吕雉先后生子刘盈及女鲁元公主，且后来接连成为沛公夫人、汉王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过上舒适的日子。不久楚汉战争爆发，公元前205年刘邦为项羽所败，吕雉和刘邦的父母被俘充军，做了两年人质。面对项羽以自己至亲的生命相要挟，刘邦居然无动于衷，当时吕雉一定是心寒得很。但脸厚心黑、精明下作、笼络人才的刘邦，竟也因此越战越强。公元前203年秋项羽被迫与刘邦讲和，吕雉被释归汉，留守关中。可见，那时的吕雉还是非常贤惠而英勇的，为了刘邦可谓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次年刘邦彻底消灭项羽，称帝建汉，吕雉被立为皇后，刘盈为太子（这也是因为吕后好不容易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请动了高人“商山四皓”教化之）。

    吕后为人有谋略，刚毅阴狠，不甘雌伏。在刘邦前期楚汉之战、争夺天下当中，与后来汉室已立、翦除异姓诸侯王过程当中，她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汉初，吕后协助刘邦，并与相国萧何密谋，公元前196年诱杀韩信、陈烯、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统一局面。公元前195年刘邦薨亡，刘盈立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傀儡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公元前188年惠帝忧郁而崩，立刘恭为少帝，临朝称制8年；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童口犯忌，吕后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弘为帝。吕后先后掌权达16年。

    吕后当政期间，创自高祖刘邦的休养生息之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曾问其身后安排。她问萧何之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即著名的“萧规曹随”）；曹参之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但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天下者必是周勃，可任太尉。吕后虽已手握大权，但仍遵守高祖的遗嘱以安排人事，相继重用萧、曹、王、陈、周等开国功臣。上述大臣都认定高祖的“无为而治”，从民所欲，少有劳民。在吕后统治时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残破的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为后世的“文景之治”繁荣景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后很有政治家风范。刘邦刚死时，匈奴冒顿单于曾下书羞辱她：“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孤偾独居，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翻译出来就是：“你死了丈夫，我也没了妻子，两人都很孤单，干脆我俩结合吧。”吕后采纳季布建议，压住怒火，心平气和地复书一封：“我已年老色衰，发齿也掉光了，步行又不方便，哪里配得上你？”并赠其车马及年轻美女。冒顿单于亦自愧失礼，马上遣使前来认错，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求得了彼此间短时的安宁。

    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嗣后代，怕高祖刘姓子孙欺凌吕氏，故无视刘邦之“白马盟”，大封外戚诸吕如其侄吕产（相国）、吕禄（上将军）、吕台等为王，擅权用事，排斥王陵等老臣，拔擢亲信。而这也为两汉长期的外戚专权埋下了伏笔，可谓有利有弊。

    吕后虽有谋略而性残忍，嫉妒心强。高祖死后，她将其宠姬戚夫人所生的聪慧可爱之子赵王如意活活毒死；并在幽禁美貌多姿、能歌善舞的戚夫人后，又令砍断其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让她辗转哀号，名曰“人彘（猪也）”，实在惨不忍睹。汉惠帝撞见后，惊吓成病，卧床不起。对其他刘氏诸王，她亦狠毒地加以剪除、残害。为巩固权利，吕后甚至逼刘盈娶姐姐之女为皇后，外甥女嫁舅舅，成为一桩政治婚姻的惨剧。她还残暴剿杀开国功臣韩信（让萧何将他骗入未央宫，用布袋兜紧，以竹签刺死，杀他时“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就是为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等的人头上，使群臣慑服，从中取得实际政权。连刘邦对此也只得“且喜且哀”（详见《史记》）。就是高祖本人，也有大半原因死在结发妻子之手；因吕后说服正在病中的他亲征淮南王黥布反叛，虽很快平定，但自己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才拖3个月便驾崩了。

    公元前180年吕后崩，终年62岁，与汉高祖合葬长陵。诸吕欲为乱，遭周勃、陈平、王陵等诛平之，拥立薄姬之子代王刘桓为帝，即汉文帝。由此吕后的女皇梦彻底破灭，结束了汉初诡谲、惊险的政局。

    历史上对吕后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是应以她在当时为其人民所作出的重要成绩为定论。所以仅从这一方面而言，对她的评价应该是正面的，她的功毕竟大于过，是大于非。过去的论者多持儒家正统思想，其实是偏颇的。不管是女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她）对百姓好，把当时的国家治理好，有利于历史发展，就应得到承认。连堪称历代信史经典的《史记》和《汉书》都十足赞许她：“高后女主，制政不出闺阁，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刘邦立雉为后是对还是错？应该还是对的。

    刘邦对吕雉有没有感情？应该还是有的，而且很有。

    (第三节）平定诸吕之变

    平定诸吕之变，首推功臣便是周勃和陈平。两人当时分别担任太尉和丞相，属于军政界一把手。面对权倾朝野的吕氏集团，他们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为刘家争回宝座？

    当年高祖刘邦也看到了吕氏集团的危害，但他想着外乱未除、内忧未平，不宜处理家事，切不可搞内乱，可谓有想法而没有办法。弥留之际，他做了最后一件事，将未了之愿以遗诏形式处理，这也是历史上很多牛人的做法。遗诏的主要内容为：一，“非刘氏当王者，天下共伐之”。二，“为刘氏讨伐非刘氏称王者之功臣，可封王侯”。三，“凡刘氏天下，周勃太尉之部属永属周勃”。从遗诏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邦对自家天下的担忧。他虽然不好直接点明是针对吕氏外戚集团，但朝中人都明白子弱母强的问题。在如何处理吕氏集团的问题上，拥有军权的周勃被委以重任。

    周勃何许人也，刘邦怎么就选择他来铲除这颗汉初政界的大瘤？周公乃沛县人，刘邦老乡，跟随他一起起兵反秦，在其从偏安汉中到坐镇关中的大小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汉朝开国元勋之一；随后在平定韩信的判乱中又屡建奇功，升为太尉，为刘邦所倚重。

    回头再看吕氏集团的情况。吕后名正言顺地掌朝，是在汉惠帝驾崩之后。因惠帝没有子嗣，吕氏就在民间随便找了个婴儿，称为惠帝之子。公元前188年惠帝驾鹤西去，此婴顺利接替皇位。此后，吕后开始在朝中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要立吕家人为王。朝中大臣对此有不同看法。丞相王陵认为高祖曾立下白马盟约，不是刘姓不可封王。陈平、周勃则认为高祖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封自己子弟为王，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太后临朝当政，分封自己吕氏子弟为王，也没有不妥。可见当时吕后在朝中的实力。连昔年先帝委以重任的周勃，对此也极其无奈。王陵对他俩很是不满，指责陈、周忘恩负义。其实这两个老鬼心中有数，随后给王陵吃了颗定心丸：“此事不宜急。在朝廷上与太后争论，引经据典，我们没有你的水平。但是，要想保全刘家天下，不辜负当年高祖皇帝重托，我看我们就应该比你强。做自己该做的事去，老夫心中有数，不足与常人道也。”

    吕氏的建议得到当朝两位重臣支持，此后她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试图从刘家手中夺取天下。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吕太后陆续将其内侄、侄孙，如吕台、吕产、吕禄、吕嘉、吕通等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在吕氏当朝的多年间，吕家人可谓风光，权倾朝野。

    吕后临终前，封了自己哥哥的两个儿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北军，南军的统帅权则交给吕产。吕后试图将两军都控制在吕家手中，以维护其势力。但她对此心里也没底，因为她违背了丈夫当年的意愿；另外，在她眼中侄子们也个个资质平平。她临终也有遗言，提醒吕家人，尤其是委以厚望的吕产和吕禄兄弟：“我快要离开人世了，我们吕家以后富贵与否就看你们自己了。我们可能有灭门之灾啊！我们吕家当王的不少，朝中大臣肯定不满，他们会拿先帝的遗诏来为难你们，皇帝又还小，他们可能会作乱。因此，我死后你们不要忙着办丧事，要派自己亲兵守住长乐、未央二宫，千万别出长安城，免得大臣们捷足先登。尤其是周勃和陈平这两个老臣，他们虽当初没有反对我给咱吕家人封王，但我还是不放心。他们心中有自己的算盘，周勃手中有兵，陈平又是一个老谋深算者，你们千万要当心。”

    吕后病危之际，周勃和陈平在干什么呢？时机来临了，看他们怎么抓住。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陈平约周勃秘密商量：“太后主政这些年，你我势单力薄不能制止。我听说吕后现已病重，不久将离人世。你我当年和高祖出生入死，取得天下。高祖临终时又那么看重你我，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啊！”周勃叹息：“是啊，先帝对我们不薄。可是吕家权重，依你我现在的状况又该如何？”陈平低声道：“我看刘氏后人中，刘章可成大器。他虽然对吕氏言听计从，但那纯属表面，实际上他对吕氏极其不满。再说他也是刘姓之人，不会让吕家取代刘家的。我们不妨找他商量？”周勃怀疑道：“他行吗？他的妻子可是吕禄之女，平时也很少见他有对吕氏不满的行动。你能把准他的脉吗？倘若不能，那我们就一败涂地了。这是一步险棋啊！”陈平说：“太尉放心，我对此有把握，我的心腹刘揭，就是荆王刘贾的侄子，现在朝中官为典客，平日与刘章颇有交情，深知其对吕氏不满，行的是韬晦之计，此人可信。”周勃听后大喜。

    说到刘揭，刘揭就到。此时他也来陈平处商量如何对付吕氏，见周勃在此，大喜：“有您二位为国操心，刘揭愿助一臂之力。臣有一好友曹窋（曹参之子），现任御史大夫之职，可获取吕家机密。”但二位老臣对曹窋并不信任，认为是吕后的人，要求对他施行试探。刘揭当即去请曹窋，陈平躲在屏风后。周勃问曹窋：“听说吕后病重，你现在有何打算？”曹窋将实情告知：“我正联系齐、楚两地的人，准备讨伐。”陈平从屏风后突然窜出：“你想造反，我要举报你。”曹窋拔剑：“好啊，你要举报，我现在就干掉你。”幸亏周勃及时抱住，将试探之计如实说明。曹窋怒道：“两位大人不信，我们可歃血为盟。”事后，刘揭当夜就去刘章府约谈共举之事，与刘章结盟的事也很顺利地完成了。

    刘章，刘肥次子，封为朱虚侯，刘吕两家之事的关键人物之一。吕后二年刘章和弟弟刘兴居住长安，吕后八年时年已二十。刘章文武双全，品貌皆佳，为吕后所钟爱。吕后主张刘吕通婚，将吕禄之女嫁给他。吕后这么做，实际上是想在刘家安插自己的人，以获取有效情报。刘章也是个聪明人，虽对吕后为人甚是不满，但仍能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对吕后亦言听计从，夫妻之间恩恩爱爱，很得吕后喜欢。

    吕氏死后，吕产和吕禄依照吕后意思，步步为营，利用手中兵权，伺机发动叛乱。但他们心中有余悸，尤其是太尉周勃，军界一号人物。对于他们的行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最后还是为刘章知道。

    刘章见吕后已崩，却何以迟迟不发丧。他本想利用他们出城发丧之际成就大业，可天天看到甲兵巡视城内，并加紧了皇宫护卫，还不许少帝上朝。回家后向妻子打听情况，将疑惑问之于伊。吕女和盘托出：“你真够笨的，知道什么！太后在临终时对我父亲有遗言，不让他们出城发丧，好好守住长乐、未央二宫，从各地调兵，稳定局势。等到时机成熟，即废少帝自立为皇，到时你也就成驸马了。放心，没人会加害你。”刘章为之吓出一身冷汗，好在自己并没让吕氏看出破绽。当夜他便写密信给兄长齐王刘襄，说明吕氏要在关中叛乱，请他派兵援助诛杀诸吕。刘襄收到弟弟来信，马上派兵西征。吕产在长安得到消息，派将军灌婴带兵迎敌。灌婴也是和高祖出生入死的将领，但仍领兵出战，其实是想离开关中，免得受吕氏节制，伺机反攻。灌婴领部队走到半路的荥阳，对自己手下将领说：“我们这次出征，如果向齐王开战，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在帮吕氏夺取刘家天下，也就是在做叛乱之事，违背高祖遗言，为天下人不齿。”大家商量后，决定在此安营扎寨；还暗中联络齐王，希望他能联合更多诸侯，等待时机成熟，一起向长安和各地吕氏军队发动总攻。齐王采纳建议，也按兵不动，联络各路诸侯。

    长安城里，周勃等人得知消息后，聚集到曹参府商量对策。周勃说：“据我探到的情报，吕氏已在河北、两淮等地调集兵马，用不了多久就可到达京城。现在吕产在京之所以不敢叛乱，是考虑到我们还有十几万军队集结在长安，如果他们不能一举成功，长期的战争对他们自己不利，到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倘若现在我们不先发制人，等吕禄援兵到来，可就不好对付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采取行动，先铲除城内的吕产和吕禄，再对付各地援兵，这样对我们最有利。不知大伙什么意见？”陈平、曹参等都表示同意。商定具体时间、分工后，各自依计行事。

    他们先是采取和平方式去说服吕禄放弃北军大权；并故意劫持大臣郦商，让其子郦寄去说服吕禄，因为他俩是好友。郦寄奉劝吕禄：“太后死了，皇帝年纪又小，您身为赵王，应在自己封地，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您，现在齐王不是正带兵西来？于情于理都对您不利。何必为刘家的事操那份心？如果您能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封地，齐国的兵就会撤退，大臣们也心安了。”吕禄主意不定，犹豫顾虑之际，另一边周勃正在采取行动。周勃拿着将军大印，快马加鞭来到北军营地，向全军将士发了道命令：“现吕氏想发动叛乱，夺取刘氏天下，作为军人的你们怎么办？给大家一个选择，想帮吕家的袒露右臂，帮刘家的袒露左臂。”全军将士对当时长安的形势非常明白，一边是靠姑姑得到军权的吕氏，一边是多年征战的老太尉周勃，更何况如今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又是周勃，谁处在优势已很明显，于是纷纷左袒。这样周勃就将吕禄的北军夺过来了。

    消息传到吕产耳朵里，他和贾寿商议，企图马上跑到未央宫发动叛乱，先杀皇帝，然后诛杀群臣。曹窋闻讯后迅速同陈平商议，陈平依计让他赶紧去未央宫，告诉那里的廷尉们：“朝中有叛乱，皇帝生命危险，不得让相国吕产进宫。”吕产赶到时，廷尉严格遵守曹窋命令，不让他进去。吕产拿不定主意，正往来徘徊之际，周勃和刘章早有计划，带了一千多亲兵，赶来把吕产杀了。长安城外的吕氏力量随后也被一一解决。

    平定诸吕后，大家开始商量另立新君，最后决定拥戴代王刘恒为帝。他是高祖现存几个儿子中，年龄最大，品格也比较好的，这就是随后的汉文帝。

    (第四节）平息七王之乱

    昔日高祖刘邦从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干到君临天下，有着传奇的人生。与常人一样，他也在考虑当自己离开后，刘氏江山该如何维持。他采用的是同姓王分封，将兄弟子侄们安排到全国各地，并给予优厚待遇，让刘氏子孙们共享和维护这份家产。可刘邦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种下了刘氏后人内讧的恶种。先是在汉文帝时发生了王国叛乱：济北王乘文帝亲自率兵抗击匈奴时，于公元前177年非法起兵；淮南王刘长也于公元前174年起兵谋反。这两次叛乱虽然很快便被平定，却反映汉初以来刘姓诸王与中央的矛盾已日趋尖锐。然后在汉景帝时，即爆发了规模更大的“七王之乱”。刘邦真是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

    七王之乱的“老大”是吴王刘濞，此人是刘邦兄长刘仲之子，曾随高祖讨伐英布，立了不少战功，高祖十二年时被封为吴王。吴在当时的全国并非政治、经济中心，属于偏远荒凉之地，但它拥有会稽等郡和50多个城池，这些地方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在各诸侯国中力量最强大。刘濞施行了开采铜矿以铸钱、煮海盐、免赋税等一系列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措施。随着实力增长，他的野心也开始滋生。

    刘濞与长安方面结下的仇，还要从汉文帝时说起。文帝时，刘濞之子即吴太子刘贤到长安，有一次与当时的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两人因为棋的问题发生争执，皇太子一怒之下用棋盘不慎将吴太子砸死了。由于双方地位差别悬殊，并没掀起什么轩然大波。但吴王心里是相当气愤的。当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时，刘濞怒骂：“都是刘家人，死在长安葬在长安又有何妨？为什么还要运回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下葬。失子之痛可以理解，但又很是无奈，对文帝极其不满，干脆称病不朝，汉景帝时就更加骄横跋扈了。

    汉景帝即位后，提拔了在汉文帝时就极力主张“削藩”的博士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著名政治家、政论家，颖川即今河南禹县人，景帝还是太子时他便是其宠臣，先后任太子舍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为内史，后来又提拔为御史大夫。晁错认为，高祖时刘姓兄弟子侄少，血缘关系密切，各地封地都不小，发展到现在显然已形成一种尾大不掉之势。因此他经常向景帝阐述王国对中央的危害，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应将更多权力集中到中央。晁错还认为，早日削去各王国封地，他们就反得快，对国家祸害小；晚削或者不削，他们则反得慢，祸害就更大。景帝认为晁错力陈的《削藩策》相当有道理，于是就将此事和大臣们商讨。很多大臣反对，但景帝削藩之意已决。他找出封王的种种不好，作为削藩的理由。如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在为薄太后治丧期间因发生淫乱，被下令削掉楚国一个郡。后来，因赵王、胶西王的一些不法行为，景帝也下令削掉了赵国的一个郡和胶西国的6个县。

    面对汉景帝咄咄逼人的削藩举措，各地藩王之间加强了联系，商讨对策。景帝三年正月，中央准备对强大的吴国采取行动。长安派人送削地诏书到吴国，打算削掉其两个郡。吴王濞立即诛杀了朝廷派来送诏书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对削藩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抗拒对策。随后刘濞实行武力反对削藩，面对吴国百姓发起临战前动员会。他以自己和自己最小参军的儿子年龄为限，要求62岁到14岁的吴国男子都必须随军出征。他还打上“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号召各地诸侯国一起举事。马上，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王之乱终于爆发了。刘濞率20万大军渡过淮河，与西边的楚军会合，组成了吴楚联盟，继续挥师向西北进攻，战争刚开始即杀汉军数万，大败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军队，军威大振。

    面对七国咄咄逼人的形势，汉景帝也对战争作了进一步部署，立即派名将周亚夫带领众将领和汉军主力去各地镇压叛军，对手主要是南方的吴楚联军。针对东部的赵国、胶东、胶西诸国，则派郦寄和将军栾布带领一支军队去镇压，解齐鲁之围。在河南荥阳坐镇的是大将军窦婴，他作好对各路军马的统筹和后援工作。周亚夫在镇压七王之乱中功劳最大，他是平定诸吕首功之臣周勃的第二子，肖其父，有大将之才，可堪重任。在七王叛乱前，他是中尉（负责京城治安），那时便已闻名在外了。景帝随后对他委以重任，继承其父职位，官升太尉，成为镇压七王之乱的首领。景帝这么做并非无故。当年汉文帝在经历了细柳营事件后，对周亚夫的治军为人相当推崇，因此临终之际曾告诉景帝：“以后万一国家有什么动乱，派周亚夫去，肯定不会失望。”景帝铭记在心，此大动乱一来，即毫不犹豫地起用周亚夫。

    外面战火纷飞，军情不断传入长安城，有喜有忧，坐守长安的文武百官也在商量对策。汉景帝当年坚决削藩的想法开始动摇。这时朝中有人主张诛杀晁错，这样可以让七王发泄私愤，他们再叛乱就没有借口了。其中喊得最响的就是袁盎，他当年在吴国为相，与刘濞关系甚好。景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残忍腰斩晁错于东市，并屠灭三族。但事与愿违，七王的兵力并未撤退，战争仍在进行。这时景帝终于看清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自己当皇帝；也明白他的所作所为还不算晚，只是增加了一点悲情色彩。晁错的削藩建议，其实就是害怕诸侯强大起来难以控制，这完全是为了汉朝的百年大计，忧国忧民。但他的主张还没实现，景帝就把他杀了，这等于堵住忠臣的嘴，替诸侯报仇。景帝为此追悔莫及，于是通知周亚夫全力镇压，下定了用武力平定七王之乱的决心。

    汉初几位皇帝，黄老无为，休养生息，百姓的生活日渐好转，所以都很拥戴汉室。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周亚夫的战略战术得当，他认为楚军个个勇敢、剽悍，若正面交锋，硬碰硬地斗，恐怕难以取胜，损失也很大。将在谋而不在勇。和汉景帝商议后，他决定放弃梁国，然后断其军粮来源，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以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整体胜利，从战略高度安排战术的全盘计划，为后世很多军事家所仿效。如计所设，中央军给了吴楚联军以沉重的打击。周亚夫不负皇恩，敌军在他的计策作用下陷入被动，节节败退。最后楚王刘戊走投无路，只好引刀自刭；吴王刘濞逃到东越国，因当年越王曾许诺帮他成就大业，刘濞在危难之际希望越王能助他一臂之力，谁知越王倒戈，反而把他杀了，向景帝献礼。北方各个战场也开始屡战屡捷，各王最后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七王之乱平息后，汉初政权顺利通过“瓶颈时期”。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汉王朝威望大大提高。痛定思痛，汉景帝认真总结这次教训，开始着手调整诸侯王国设置。他采取了许多限制和削弱诸侯国的措施，诸侯国领郡的数目由高祖时的42个变成现在的26个，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领地；中央直接控制区则由以前的15郡增至44郡，从而远远多于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实际上就成了郡、县。景帝还趁机收回了他们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且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集权大大得到加强，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意义极其重大。虽然诸侯国这个问题并未最终解决，但还是非常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后终于逐渐解决。

    (第五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文景之治”是旧世史家对西汉初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称颂之词。自高祖刘邦始，汉初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景帝在位38年，亲儒臣，求贤良，严以律己，恭俭无为，减轻赋税徭役，重视农业生产，经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田野开辟，人口增加，封建国家积敛了大量财富，出现相对繁荣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当我们谈论到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世时，“文景之治”的定位是第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盛世。汉接秦弊，经过长期战乱，高祖刘邦马上取天下，建立的汉朝当时是一穷二白、民生凋蔽、国力虚弱、满目疮痍。身为天子的刘邦，其出行驾乘的驷马尚不能同色，多以牛车代之。纵观上下五千年，凡是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因为都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灾难，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种状况。汉朝又是所有封建王朝中的第一个盛世，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而实现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这个盛世的出现，与文景二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是分不开的。汉文帝刘恒即位时虽然还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荷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大儿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诸书。文帝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老子）的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他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景帝继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

    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了朝中诽谤谣言等罪，这样臣子们就可以积极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策，真正做到官尽其职，不但要在其位，还要谋其政。更为难得的是，文帝曾下诏书声明：官员们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相应的责任，如同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种精神相当难得。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朝时期，几乎没有哪一个皇帝会有这样的认识，值得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学习。而且，两位皇帝与后世很多封建君主骄奢淫逸的形象大为不同，他们的生活相当节俭。文帝在位20余年，屡次下诏禁止各诸侯王国、各地郡城向中央贡献奇珍异宝。皇帝大力提倡节俭，并能做到身体力行，那些贵族官僚们也就不敢太放肆荒淫。这样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口繁，四野辟”是封建社会繁荣的象征。高祖刘邦建汉之初，各地大侯封国人口不过万家，小的甚至只有五六百户。到文景时期，朝廷调整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允许百姓到土地多的地方开地种植，因战争而失去土地的人和流民也大量归还田园耕种，于是耕地很快增加、户口迅速增长。各诸侯王国，人口最多的已达到三四万户，小的也出现了至少一倍的增加。这样既增长了人口，又富裕了百姓。百姓的粮食很充足，供大于求，粮价也大大降低。

    百姓富裕，国家也就殷实。据史书记载，经过文景两帝几十年的励精图治、聚敛财物，到汉武帝时，各地郡国的粮仓里都堆满了粮食，由于吃不完，陈年累积，最后都出现了腐烂不能食用的情况。国库里的钱币数量达到了千百万，连那些串钱的绳，由于时间久远都朽断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后来汉武帝刘彻创立天下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没有文景两帝的积累，蓄势待发，就不可能有后来汉武的政治、军事作为。汉武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叱咤风云，大部分开支都是依赖其祖、父这30余年的丰富储藏。

    文景之治时期，出现了各地诸侯王国的叛乱，最著名的便是“七王之乱”。我们必须明白，种下这个诸侯国叛乱恶种的人，不是文景二帝，而是高祖刘邦。战争虽然在他们当政时爆发，但并不能抹杀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并非无能，相反这更能体现他们在汉朝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对各地诸侯国的处理，就不会有汉武帝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七国的叛变，由于名将周亚夫指挥得当，不到3个月就把他们漂亮地搞定了，七王都悲惨地死去，吴王刘濞的妻子入宫为奴。

    文景二帝在各自当政期间，努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百姓生活，减轻徭役赋税，改革刑法，崇尚节俭，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给百姓提供了不少实惠，终于突破秦朝的短命而夭、昙花一现，顺利度过新朝初创的“瓶颈时期”，将大汉这艘刘氏超级巨轮平稳交接到汉武帝的黄金时代。在平定“七王之乱”后，他们又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对诸侯王国进行改革，有利于泱泱国家的统一、中央权力的集中。这些都为汉武施展他的雄才伟略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和施政经验，对开创更伟大的汉武盛世局面作了举足轻重的准备。

    当然，黄老政治也并非十全十美，除了思想保守、缺乏创新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其田园一望无际，而穷人竟无立锥之地。

    (第六节）后宫争斗的优胜者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刘彻，汉景帝第十子。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70岁）、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为、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与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班固《汉书》称之为“雄才大略”，开创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而中国（大汉王朝）也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汉景帝十六年七月初七早晨，刘彻出生于长安汉宫猗兰殿。兄弟中他排行第十，上有9个兄长，下有4个弟弟，此外还有许多姐姐、妹妹。4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但是，这并非一心想荣华富贵的平民外家所能满足的。当年其外祖母坚信卜者之言，将已为金氏人妻、并生有一女的武帝生母王美人强行送入宫廷，进献时为皇太子的刘启，而王美人对此也是机关算尽。在外家的这种期待下，刘彻出生，母亲精心捏造“梦日入怀”的传奇，他也因此名“彘”，即太阳之意。史称“彘三岁，心藏洞彻”，“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作为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刘彻本来毫无继承皇位的优势。刘彻之母王美人，在景帝众妃中地位并不高；且刘彻排行老十，在诸兄弟中地位原本也很低，最初仅被封为胶东王。但刘彻天资聪慧，又受到其母王美人的精心培育和教导，熟读诗书，善解人意，乖巧过人，活泼伶俐，懂事能说，自小便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地行走在错综复杂甚至危机四伏的宫廷政治关系中。6岁时，以“金屋藏娇”之言（详见后文）讨得姑母长公主嫖（景帝与这个姐姐感情很好，窦太后也很宠爱这个女儿）的欢心，更赢得其日后在政治道路上的支持。据史书记载，最初景帝见皇后薄氏无子，便想改立宠妃栗姬为后，即先立栗姬子刘荣为太子。但栗姬与刘嫖关系不和（主要还是源于性格与利益），王美人则趁机讨好刘嫖。刘嫖利用机会，在太后、景帝面前诽谤栗姬，认为她是第二个吕后，野心勃勃，好强自私；同时不断为王美人母子美言，说母亲多么贤惠淡大度，而儿子又多么知书达礼。经过生母及长公主、太后的多方活动，终使刘彻在宫廷争斗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优胜者。景帝接受姐姐和母亲的提议，于公元前150年将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改立刘彻，不久又立王美人为后。于是，7岁的刘彻终于成了皇位继承人，并在16岁时正式继位称帝。

    除了生母王美人与姑母刘嫖的多方支持外，汉景帝的偏爱也为刘彻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景帝得了肺病之后，身体每况愈下，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在他的眼里，皇子刘彻禀赋极高，堪充重任，有望将大汉王朝的基业继续推向顶峰。他所担忧的是，刘彻虽聪明干练，但年纪尚幼。于是他开始着手为刘彻扫清亲政前的障碍。其实，这些障碍在景帝看来就是那些强臣，他担心自己儿子没有威望，不足以镇住群臣，将来会让这些臣子颐指气使、我行我素，不把年少的皇帝看在眼里。

    一代枭雄梁王刘武病殁后，被追号为梁孝王，梁国一分为五，由梁王的5个儿子继任，实力大为削弱。刘武此人在平定吴楚七国判乱中风头十足，立了大功，倒也有过一番雄心，但此后却倚仗赫赫军功、与景帝的兄弟密切关系和强大政治威望，生活作风糜烂，自暴自弃，最后竟死在汉景帝之前。名将周亚夫则自从被“荣升”为丞相后，却毫无政绩。在外人眼里，皇上此举实乃赶鸭上架，周亚夫只会领兵不懂参政，看来是要夺去他的兵权，也就是“明升暗降”。一次君臣聚会，周亚夫因故跚跚来迟。景帝为惩戒他的傲慢骄横，命人收去其碗筷，而后又重言斥责，将其赶出皇宫。此后，周亚夫之子又因为乃父修筑墓地时私购甲盾，恰好将他送入廷尉府大牢，绝食三天三夜后终于吐血而亡。

    梁王殁，亚夫毙，汉景帝为刘彻的上台已准备得水到渠成、一帆风顺，便不再有什么忧虑和牵挂，可以安然而去矣。因日感身体难支，景帝于刘彻16岁那年（公元前141年）为他行冠礼，并于同年病逝于长安未央宫，谥号“孝景皇帝”，将一个强盛的国家留给了儿子。

    汉武帝登基即位，标志着大汉王朝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一代少年天子的文治武力之下，以“文景之治”为背景的大汉盛世继续被推向高潮，中国历史首次步入全面繁荣时期。

    (第七节）空前的黄金岁月

    公元前140年刘彻登基，即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他在位54年，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对内创设制度，广揽人才，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使大汉王朝走向鼎盛。汉武是一位雄才大略、具有进取精神的帝王。他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第一次确立了儒家在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班固高度赞扬汉武，说他继位之初就卓然罢黜百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他所开创的功业有上古尧舜前贤的遗风。汉武的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的传统美德，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历史上把他在位这段时期称为“汉武盛世”。

    到汉武登基时，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大汉王朝国力不断强盛，为刘彻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彻在位时干了几件大事：废黄老“无为而治”，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削减丞相之职，将官吏任免权牢牢操纵于自己手里，并大力削藩，巩固统一成果；鼓励吏民直接上书，并由他亲自处理，一定程度上广开言路，选拔民间贤良之士；将全国分为12州，打击豪强，实行盐铁官营、加强水利建设。这些举措使国力更加雄厚。汉武又发兵征匈奴、平百越、收西羌，开疆拓土，威及四方。与历史上其他几个“治世”相比，汉武盛世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等方面确有卓绝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客观评价：古代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汉武时代功业显赫，垂范后世。

    单纯描绘汉武时期恢弘盛大的繁荣景象，流于千篇一律，也许不足以表现出他的伟大业绩。从汉武盛世的内在因素来分析，或许更能凸现其卓然脱俗之处。

    功绩首推制度创新。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不足以开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

    真正的时代伟人，在于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脚踏实地地站在前代伟人肩膀上，敢于打破常规，谋求更高的政治追求。在是否需要改革政治的关键问题上，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儒学大师董仲舒关注时政，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他在呼吁以改革求治方面无疑站在时代前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汉武自己也在积极谋求变法，他认为汉王朝在仓促当中建立，加上战争频繁，如不变更制度，后世将无法令可依。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纵观汉武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善用人才，万马奔腾。国势强弱取决于人才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为如此。让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成就盛世大业的一大保障。班固曾大力赞扬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代人才的繁盛，以汉武时代为最。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卫青、董仲舒、主父偃、公孙弘、桑弘羊、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霍光、霍去病、李延年、张骞、苏武、卜式、金日磾、儿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等。这些人真正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光辉业绩，尤其在制度创新方面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堪称千秋万代的楷模。

    汉武时期部分文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操纵能力。在提高儒家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产生的流弊，他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汉武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称“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之前，或直言进谏，或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嬉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又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时代文士中多一流人才，这与其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说明汉武破格用人的雅量。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事手段，一时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汉武召见，并慨叹相见恨晚，求贤若渴溢于言表。汉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与时俱进的政治变革。汉武时期政论家严助，特别推崇制度变革，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他还采纳主父偃建议实施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诸侯王将土地分与子弟，用和平手段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中央政府名利双收。此外，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完善监察制度。汉武为强化对百官的监察，增设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前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后者则“以六条问事”，除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其余都是针对郡国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汉武时期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和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藏富于民，百姓赋税不增加，而国库丰盈，财富足用。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盛世。制度建设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超出明君个人作用之上。

    以战争促革新。凡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反对，进而表现为层层阻力。可汉武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新政，却没引发多少争议，个中原因何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利益矛盾，也是汉武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汉武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由上种种分析可见，汉武开创了真正的盛世时代，其成熟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更重要的是为千秋万世创立了不朽的制度财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盛世永葆青春的法宝。

    (第八节）“金屋藏娇”的悲喜剧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李白《妾薄命》

    “金屋藏娇”现在似乎成了贬义词，指男人另筑香巢，娶小纳妾包二奶，含有戏谑、调侃的成分；但在最初，却是有关汉武帝刘彻与他表妹（一说表姐）、后来又成了他妻子的陈阿娇的故事。这个故事分成两段，前面是喜剧，后面却成了悲剧。文首李白的那篇《妾薄命》，便比较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这个故事。

    陈阿娇是刘彻父亲汉景帝的姐姐、也就是刘彻姑妈馆陶公主（长公主刘嫖）的女儿，而她也就是刘彻的表妹。刘彻从小与阿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阿娇自然也是非常美丽、聪明、可爱。刘彻4岁那年就被封为胶东王。馆陶公主原想把阿娇许配给当时的太子、汉景帝宠妃栗姬的儿子刘荣，奈何愚蠢的刘荣竟然拒绝了；于是她便转向了王美人（刘彻之母）母子。一次，她抱着小刘彻说：“彻儿长大了要讨媳妇，这些宫女你要哪一个？”刘彻便答：“如果能娶到阿娇，我就造一座金屋让她住在里面。”小孩子一句无心的话，把在场的人都哄笑了。但大人却是有心的。（故事详见《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大概汉景帝也觉得这段姻缘是由天注定的吧，便应允了。“金屋藏娇”的典故亦由此得名。

    阿娇后来真的嫁给了刘彻，刘彻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刘彻当太子时，阿娇是太子妃；刘彻成了汉武帝时，阿娇成了陈皇后。其实除了阿娇的美丽可爱、刘彻喜欢她以外，他俩的结合也是一种政治需要。王美人借助长公主的权势和力量（当然，长公主自己也想攀龙附凤），才使汉景帝让刘彻作了太子、进而坐了帝位的。

    最初刘彻还是对阿娇很好的，尽管并没给她造一座金屋。娇生惯养的阿娇，开始有刘彻的宠爱，倒也是相安无事。但后来掌握极权且好色贪欲的男人刘彻身边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有了既美丽又多心机的新欢卫子夫（据说是歌女出身，还是汉朝一代名将卫青的异父同母的姐姐）之后，阿娇逐渐被冷落。再加上她也是个无福之人，没能给刘彻生下一男半女来，则处境尤其凄凉。只可惜阿娇又为人骄傲、善妒，岂能善罢甘休？在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阿娇显得过分的骄横无理，甚至与刘彻有类似于村野男女的厮打场面，从而导致两人更加感情不合。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也许还要复杂得多。据《汉书·外戚传上》记载，阿娇在卫子夫出现之后，曾多次寻死觅活，致使刘彻愤怒（“妒深情却疏”）。后来她又利令智昏，信用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用巫术诅咒刘彻喜欢的后宫女子，即“巫蛊之祸”的事件。事情败露后，楚服被处死，枭首于市，三千余人遭株连。刘彻无奈，对阿娇恩断情绝，宣布废去她的皇后称号（好在他还看在两人过去的感情份上，给她留了后路，并未一刀杀了她），让她退居长门宫，“金屋”变成了“冷宫”。

    后来，为挽回刘彻的心，幽怨独居、长夜难眠的阿娇，用重金请当朝才子司马相如洋洋洒洒作下一篇文采飞扬、情调哀惋、奴意殷切的《长门赋》。汉武虽欣赏这篇赋文，有过短暂的柔情感喟，却始终没有回头。（辛弃疾《摸鱼儿》：“长门事，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这有什么奇怪？一则，也许刘彻对阿娇过去的所作所为已伤透心；再则，更重要的是，阿娇早已年长色衰，哪里还能让“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美妇”的刘彻回心转意？此刻他正沉浸在卫子夫的甜情蜜意、香体暖怀里呢！再说他早已羽毛丰满，无须长公主襄助。于是阿娇只能成天以泪洗面，郁郁而终。但是，后来被立为皇后的卫子夫，同样也很悲惨。我想，其情形、原由与阿娇必定是大同小异而已。汉武帝虽然文治武功、彪炳千古，但他在儿女之情上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色欲男子。

    金屋藏娇的故事虽美，却没有一个好结果。这倒是古往今来所有被金屋藏娇者的灰色命运。我想，这大概也是金屋藏娇本身的宿命论吧。金屋藏娇固然是富贵和情爱的象征，却过于浪漫、不切实际，镜中月、雾中花，空中楼阁、水中浮萍罢了。李白的那首诗，便揭示了富贵和情感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光靠色相悦人，而没有其他基础，岂得永久？可是，中国古代的女人，一向是从属于男人的，缺乏政治、经济、人身乃至人性的独立，你又能叫她们怎么办？

    (第九节）简直与始皇帝同一版本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帝王气派，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汉武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呢？他又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所以，他的过错简直与始皇帝同一个版本。他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贪图享乐，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暴戾恣肆，为所欲为，滥杀无辜；广建宫室，大兴土木，奢侈挥霍；穷兵黩武，连年打仗，血流成河；迷信神仙，大举封禅，多次巡游；徭役繁重，百姓流离，起义频发……看看前文，嬴政大帝不也是这样吗？同时，他的丰功伟绩，包括加强统治，实现集权；笼络人才，完善制度；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巩固边疆，开拓领土；勤于执政，治国英明……也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总之，汉武与秦皇的功绩一样伟大，过失一样严重。所不同的是，汉武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重；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另外，他的基础、背景、处境与秦始皇也很不一样，他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征伐过度。汉武在位54年，战争持续43年，武功极盛。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军费动辄数十亿，军功赏赐一次达黄金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了“海内虚耗”，国库空乏。更不用说千万将士捐躯疆场，血流成河；无数家庭丧父死夫，凄苦悲哭的惨状了。

    穷奢极欲。汉武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汉武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典型的例子。专供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偌大一座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了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四周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也都移植了进去，可见用费之巨。

    信惑神怪。汉武以为其“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110—公元前89），汉武共举行了6次泰山封禅活动。每次活动均气势浩大、规模空前，开支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汉武从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上已无法得到满足，他期冀寿命无限延长，故多次受方士欺骗。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摇唇鼓舌，一派胡言，谎称自己有长生不老药。汉武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又把女儿长公主嫁于他；最后还专门为他刻一方玉印，以对待贵宾之礼封他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栾大骗局败露，汉武怒极，腰斩了他。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蛊惑之祸，太子丧命。刘据是汉武帝中期宠妃卫子夫给他生下的长子，所以又称卫太子，死后谥号为戾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因得子而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后，卫子夫和刘据母子俩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接着，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已移情别恋于戚夫人。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汉武一面已十分困难。封建时代女子缺乏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且相对心胸狭小，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而太子又与汉武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汉武“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汉武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种种原因，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交流，缺乏感情沟通，父子间疑心越来越大：汉武怀疑儿子可能想提前抢班夺权，太子则担心父皇会听信谗言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以来，终究让佞臣江充趁虚而入，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汉武父子之间导致相残的悲剧。

    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为其下葬，念咒盼其早死，并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这在西汉很盛行，汉武早年便曾因此废了陈阿娇皇后（详见上节），没想到他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晚年汉武居甘泉宫，生病在床，精神恍惚，总疑有人暗中作怪。江充将其生病原因归咎为巫蛊，汉武深信不疑，指令他追查，江充借机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汉武闻讯赶回，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认定他是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太子走投无路，不久于湖县殉难。征和三年（公元前90），经调查认定为冤案。汉武也明白太子此举是被逼上绝路，他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建思子宫，又在太子殉难处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血缘产生的父子之情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可惜太晚！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分析道：“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机构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第十节）一个盛世的背影

    中国古代被后人称为“盛世”的，倒有那么几个时期，所谓汉唐气象、宋明初治、大清百年之类。通常，作为一般规律，盛世往往有被过分夸耀的一面。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眼里，盛世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惯用称谓，是对德政的一种护符，是对官方文书的一种装饰。他还讲到一个观点，对当时百姓而言，盛世带给他们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呢？我们现代人很难断言。由此我想，对汉武盛世的历史真相，我们也应注意这个角度，那就是不要被过去的官方文书所蒙蔽，要超出这个之上。我们要看待盛世的问题，就得从社会底层、从百姓的自身感受来关注。在这个视野之下，我想，汉武时期的盛世，是在“盛世”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政府危机。百姓流离，起义频发，这就是汉武盛世的背影。

    首先是兵连祸结，百姓因此付出惨重代价。汉武帝的军事征发，前文曾经讲到，这是他建立强国优势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那么，生活在汉武统治下的臣民，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残酷。看看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无人倾诉，就是说哭告无门，他们要给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尸首，只好遥拜，这是何等悲惨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看到。

    其次就是汉武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汉武非常喜欢搞大型土木建设工程。汉初建的宫殿很少，因为萧何建了个未央宫太过壮丽，还受到汉高祖刘邦批评，此后文景时期基本没有大宫殿建筑出现。但是到了汉武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兴土木，建造了若干宫殿群，把原有的甘泉宫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等，规模都非常大，气势宏伟。甚至，他还在建章宫、明光宫和未央宫三者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率领着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所以，汉武时期的社会危机，有的是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有的纯粹是汉武自己出于专制君主一人的私欲。此外还有求仙。汉武为此被多少方士骗过呢？但是他一直乐此不疲，国家再穷，也要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供养这批方士。其中的那个栾大，汉武还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并封了侯，又把自己女儿下嫁给这位，亦即招了驸马。到了这种程度，花钱花得是太多了，还赔了女儿！所以，汉武时期经济的困境，与长期战争有关，也与这种专制君主个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关。

    因为统治者的暴戾恣肆，奢侈糜费，连年征战，导致老百姓徭役繁多、负担沉重，加上水旱虫疫等自然灾害、疾病死伤等罹遭大难，广大农民生活艰苦、人亡家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流亡。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史书上类似记载还不少。而且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原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即今山东、安徽、江苏、河北、河南一带，都有贫苦农民揭竿而起，打击当地官府和豪强。虽然最终他们都被镇压了，但都是对汉朝统治者的抗议和斗争。

    第三个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即戾太子兵变。这也是汉武晚年一场最大的政治惨案。戾太子刘据为人排斥，但这也与汉武不愿交出自己的权力直接相关。汉武做了那么久的皇帝，其太子做继承人也很久，到后来竟被人诬陷，说他用巫蛊之术陷害父皇。汉武对他产生了怀疑。太子要面见父皇给予解释，汉武却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英明睿智之君，竟也有如此糊涂的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来人毕竟是人，不是神，怎么可能时时刻刻都很清醒？人到暮年，难免昏聩啊！太子在情急之下，无计可施，狗急跳墙，只得起兵捍卫自己的生命。汉武下令征讨平叛，一场上层军事滥杀由此产生。一番战乱下来，几千人被杀，百官牵扯其中很多，事后朝廷臣工位置半空。在后来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上万人被株连。这直接动摇了汉武后期的统治。

    汉武帝和秦始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秦皇最后导致亡国，而汉武尽管晚年也有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政治问题，却还是平安地把政权过渡给了后继者。为啥？应该说，汉武晚年尽管有些昏聩，却也不乏英明。他搞的“轮台之诏”，就是由桑弘羊等人奏请，在西域轮台继续屯田。汉武是想说，他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已有悔恨之心，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危机他意识到了。现在不再是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恢复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重新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已从原来的扩疆拓土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后不久汉武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并没看到它直接产生的作用；但他的后继者却因为有了它的存在，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转向和平建设。所以后来出现了一段恢复发展时期，也就是西汉第二个盛世——“昭宣中兴”。汉武有秦皇之失而无秦皇之败，关键就在他最终仍能审时度势，向着正确方向转轨，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对时局仍了然于胸，尽管已垂暮的有为之主。

    (第十一节）汉武盛世的一段余音

    汉武大帝前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庶；后好大喜功，对外发动战事，对内徭役繁重，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不断爆发起义。但好在因为各种有利条件，他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汉武见此情景，深刻认识到，如仍按此路子发展下去，将重蹈秦亡覆辙；遂做出明智选择，颁布著名的轮台屯田罪己诏书，公开承认过失并决定停止对外征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修养生息政策。传统社会，操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天子能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错误，这需要何等胸怀和气魄！汉武的努力没有白费，衰败的经济得以恢复。他的继任者汉昭帝（公元前86—公元前74年在位）和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基本秉持其遗志。昭帝继位时年仅8岁，由汉武任命的霍光任辅政大臣，一切政事由其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继续推行修养生息政策，缓解战事带来的创伤，社会经济获得发展，吏制严明，这一时期汉代社会一度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可喜局面。

    霍光（？—公元前68），字子孟，汉武帝元光年间出生于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汉武时期名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曾连续担任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辅政大臣。值得一提的是，昭帝继位时年纪尚小，小皇帝在施政方面须仰仗以霍光为首的股肱大臣们的献言献策。而宣帝能登上宝座，更是与霍光的努力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忠心不二、公正无私和知人善任，昭宣两世在他的辅佐下，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让汉朝国运又迈向了一个高峰。《汉书》记载：“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有些传统史家甚至把他比作伊尹周公。但当代学者黄仁宇冷静地认为对其评价有些太过粉饰。

    汉武帝尚在时，霍光初为郎，后任奉车都尉，负责保护汉武安全，“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由于他“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所以很受汉武信任，再迁光禄大夫。后元二年（前87）汉武病死，霍光接受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政大臣，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共同辅佐朝政，又以他权力最大，任大司马、大将军，行政、军事一把手一手抓，“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始元二年（前85）封博陆侯。此种情况有点像明朝的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且都能善始善终，寿终正寝（只在他死后，霍氏家族因犯谋逆，被诛，亦属两汉外戚之患一例）。在此期间，上官桀、桑弘羊等曾密谋废昭帝，立燕王旦，事发，被霍光杀。霍光在皇帝的信任下，一直辅佐政事长达13年，为汉朝的巩固及安定打下了一定基础。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得病去世。因他生前无子，其死后的皇位继承就成了霍光等国家干臣面临的棘手难题。当时尚存的武帝后裔，有行事不检点的儿子刘胥（昭帝同辈）；霍光等人对他表示失望，只好选择孙子昌邑王刘贺（昭帝子辈）。但荒淫无度的刘贺在来京路上，竟沿途掠取民间女子、财宝，胡作非为，才登基数十天，又被霍光等人废掉。霍光只好率诸大臣奏请太后，改立在当年汉武时期蛊惑之案中父母遇害而流落民间的刘询。刘询当时年仅18岁，是武帝曾孙（昭帝孙辈），即位后是为汉宣帝。宣帝是个感情专一，知恩图报的人。民间流落的经历，或多或少让他了解了百姓的疾苦，或许对自己的“平民”因子有所认同。他面见霍光“若有芒刺在背”（堂堂天子竟自卑、孤立到这等地步），其成语即出自此。3年后霍光病重，弥留之际，宣帝亲至其家探访。直到霍光过世，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感念他做为汉朝两代皇帝的辅政大臣，前后长达20年的辛苦贡献。亲政后，宣帝励精图治，任贤用能，又好刑名之术，重视吏治，轻徭薄赋，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等相继为相，赵广汉、朱邑、龚遂、尹翁归等皆以廉洁持法见称。

    昭宣时期，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汉初期无为及修养生息政策的继续，是汉武盛世的的余音。昭宣统治的30多年里，曾7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并6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离失所的农民重返故乡。而当郡国遇到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时，朝廷又全部免除了当年的租赋、徭役。昭帝曾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曾下令降低食盐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国库屯粮开始有了剩余。

    贯彻一种政策，时间长了，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偏差。如何变通地贯彻汉武帝遗诏，由霍光领头，引发了一场关于“盐铁”垄断的讨论。霍光、桑弘羊召集了60多名贤良、文学与等剔，围绕着盐铁官营话题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最终还是由霍光等人商定，罢除了酒榷和关内铁官。时人桓宽所纂的《盐铁论》60篇，现在大家已耳熟能详，成为研究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范例。

    有了好的制度和政策，还得有人执行。执行的好坏，关键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尤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还是“有治人，无治法”。因此，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显得越发重要。昭宣二帝都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例如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这似乎就有了荐举和引见的特征。宣帝还大力褒奖廉洁奉公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中选拔公卿大臣。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也有利于地方向中央输送人才。为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也亲儒生、倡仁政，废除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对曾被武帝削爵的诸侯后裔加以慰问和赏赐，收揽人心。宣帝还专门设置了廷尉一职，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转危为安，再度兴盛起来。

    昭宣中兴是在修养生息这条主线的指引下，前后主要由一个位尊权重，令行禁止，而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臣来辅佐，这就使得政策的执行具有一种惯性。作为三朝元老的霍光，以其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显赫地位，深得皇帝信任。昭宣中兴改变了汉武帝后期的经济不景气，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复苏和繁荣。

    (第十二节）撒遍神州的璀璨都会

    从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中国综合经济力量强大的城市开始成群出现，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撒落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勃兴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群的崛起。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耕地面积扩大，全国人口增多和迁移，农业、手工业大发展，商业随之发达，商品流通频繁，水陆交通便利，历史基础雄厚，居民和商品集中，加上不同经济区域的形成，为城市经济的勃兴提供了条件。再者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自己的都城，加之当时对商品经济的管理相对宽松，也为城市经济的勃兴提供了广阔空间。到秦汉时期，各诸侯王国首都、郡县治所，亦成了其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和文化枢纽中心。此时形成的城市，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政治型、综合型、流通枢纽型、手工业发达型、商品集散和贸易发达型、边贸型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首都所建城墙规模宏大，大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证实。秦统一全国后，各王朝的首都修筑城墙已成定例，且都城范围愈来愈大、城墙愈来愈坚固。作为地方性统治中心，从汉代起，普遍筑城也成为定制。《汉书·高帝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从此后，县级以上的城市就无不筑城。各级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也无不修建城隍庙，以祁求神灵保佑。此外，中国的经济城市往往亦有政治功能，但终究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经济都会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以前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共计13个。有些虽然是首都，但由于经济发达，也被划为经济都会。

    本文仅以见诸《史记》、《汉书》记载和介绍的经济都会（城市）为主，来说明中国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那时的城市，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地区，江南开发还比较迟。北方的城市，主要是春秋战国几个朝代的国都，以及秦汉诸侯王国的京城和郡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这对“双子星座”。

    长安（古称镐京），今陕西省会西安，历史上先后是西周、秦朝（咸阳在附近）、西汉、隋朝、唐朝等的京师所在地。位于关中平原中央，四方辐凑，是全国最大经济、交通都会，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拥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网，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便以它为起点，而全国的运河网则以关中漕渠为归宿。西汉政府采取“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富豪于京畿附近诸陵县。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汉代长安城周围环境十分优美，城西上林苑是天然和人工结合的自然保护区，周长300余里，系皇家游猎之处。其中离宫70所，奇草异木3000种，稀兽珍禽不知其数。苑中有昆明池，周长40里，为武帝训练水军所建，以后则成了历代帝王游乐和皇家饲养鱼鳖的场所。昆明池北有镐池，长安城内另有沧池、太液池，整个京城陂池密布，花木茂盛。总之，西汉时的长安城自然生态优越，加上人工修饰，成为天下最美的所在。

    洛阳（古称洛邑），历史上先后是东周、东汉、西晋等的京师所在地，也是秦、隋、唐诸朝的“东都”。位于洛阳小平原西端，又靠近黄河、洛水交汇处，从关中到中原和全国各地的大道经过此地，成为控制东西交通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繁忙的农业生产，使之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商业最为集中和鼎盛。因东汉诸帝好佛，又是全国佛教中心，白马寺是中国首座寺庙。

    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邯郸（今河北邯郸），战国时赵国都城，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偏西，傍巍巍太行，处在黄河下游最富庶的农业地区，是沿黄河、漳河北上的必经之地，控制南北干道的枢纽。郑、卫两国是黄河下游商业兴盛之国，两国商人沿南北干道北上，燕国商人南下，都必经邯郸。蓟（今北京），燕国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交通发达，分别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趋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成了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临淄（今山东临淄），齐国都城，位于渤海南侧、淄河西岸，关东繁荣时间最长的经济都会。齐国手工业中心，海、岱之间著名物资集中地；同时也是东西干道枢纽，水运交通发达。宛（今河南南阳），位于南阳盆地，楚国北争中原的孔道和秦国南下长江中游的必由之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地。陶（今山东定陶），位于鲁西南，水运交通网枢纽之地，春秋时依次作过曹国、宋国国都，战国时为秦齐两国争夺焦点，终被秦国所占。人称“陶朱公”的富商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与西施一叶扁舟而去，成为一代佳话。雎阳（今河南商丘），位于华北大平原最早的经济地区之中，宋国曾建都于此。另有彭城（今江苏徐州），位于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又是汉高祖刘邦和西汉许多开国元勋的家乡，当然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南方的重要城市则有：寿春（今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淮河南北水运中心，战国时楚曾迁都于此。合肥（今安徽合肥），位于江淮之间，水运枢纽，南北货物集散中心。江陵（今湖北江陵），楚国长期建都于此，位于长江中游，“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换中心，而发展成“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著名经济都会。吴（今江苏苏州），春秋时期吴国在此建都，位于太湖之滨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水运四通八达，物产丰饶，又是文化发达之所，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会。番禺（今广东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有珠江流域作为广阔的腹地，又滨临南海，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海路交通发达是其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另有蜀郡（今四川成都），又称锦官城、益州，后来是三国蜀、成汉、西蜀、前蜀等的首都，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央，特别是都江堰的开凿，使之成为富庶的天府之国，直到现当代重庆崛起前，两千余年来一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第十三节）外戚、宦官粉墨登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强大的两汉王朝，不断地被破坏，不断地被削弱，不断地衰落，最后灭亡，分析它的原因，除了来自外部（主要是匈奴）的巨大威胁，除了主要统治者即历任皇帝的各种问题（如专制独裁、奢华糜费、穷兵黩武、昏庸无能、没有作为等，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赋役繁重，不堪重负，起来反抗）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西汉初期先后主要是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之乱，前者已在高祖刘邦和吕后手里解决，后者也先后在文、景、武帝三代陆续得到处理；但两汉朝廷最大的政治隐患，导致刘家江山不断被损害、最终被葬送的最重要因素，主要还是这两个，一是外戚专权，一是宦官干政，此两大问题一直贯穿着两汉始终。

    外戚、宦官等与皇帝较为亲近，大臣们为谋取一己私利，趋炎附势，这无疑会影响政局清明，甚至丧失士大夫人格。外戚与宦官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拥有大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皇帝的权力让渡，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但是，当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后，就走向了皇权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将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其手。外戚、宦官纷纷粉墨登场，权势赫赫，影响甚至决定朝政与国策，而他们自己也野心勃勃，觊觎皇位，势必对刘氏统治产生隐患。最后才有外戚异类王莽的篡夺政权，消灭西汉，建立新朝。东汉立国后，外戚、宦官二患同样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我们下文再作讲解。

    首先说外戚专权。外戚者，主要指皇帝老婆（即皇后）或母亲（即太后）的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之类直系亲属。两汉的外戚政治，在中国历朝中是最有特色也最严重的。其始作俑者、后继者们的“榜样”，自然是高祖之妻、有大汉“国母”之称的吕雉吕后了。前文已有详细讲解。她刚毅而残酷，杀死赵王如意，断戚夫人手足为“人彘”，在惠帝时期“垂帘听政”，此后少帝刘恭、常山王刘弘时期更是由她“东朝”专权，并压抑同姓诸王，排挤元老重臣，打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候，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吕后先后封吕台等6人为王，吕种等10余人为候，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外戚虽已出现，但由于元老级大臣的约束，使得他们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吕后死后，诸吕欲图发动叛乱篡夺刘家江山，遭周勃、陈平、刘章等诛平（一阵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却很快消弭于无形，进一步说明那时外戚政治还在最初状态，底气不足，力量有限），拥立代王刘桓为帝，即文帝。但外戚与刘姓诸王已势不两立，为后世的外戚专权与宦官勾结、王莽改制埋下了伏笔。毕竟，你杀得完吕氏，却杀不完所有戚族，这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开的结。自此后，西汉历代皇后，除昭帝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武帝赐死（就是担心外戚专权而为）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

    两汉历代皇帝时期，外戚均权倾朝廷，炙手可热，只是具体其作为好坏、利弊大小的不同而已。如文帝刘恒之妻、景帝刘启生母窦太后的侄儿窦婴，景帝时任大将军，武帝刚登基时任丞相，不久被刘彻罢黜，他曾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景帝之妻、武帝生母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刘彻的舅舅田蚡，武帝时期先后任太尉、丞相，后因私怨杀窦婴，权势赫赫，但对汉武初政有较大辅佐作用；武帝第二个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分别任大将军、骠骑将军，是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两大名将、军事家，对抗击匈奴、稳定边境，建立了莫大功勋；昭帝皇后上官氏的父亲、刘弗陵的岳父上官杰，昭帝之初也曾高居庙堂，盛极一时；而上官氏的外祖父、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在昭宣二帝时期更是列诸辅政大臣之首，集大司马与大将军于一身，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但他对延续汉武盛世，执行休养生息，实现昭宣中兴，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宣帝刘询后期的史高（宣帝祖母、昭帝母亲、武帝之妃史良娣的弟弟）、许延寿（宣帝皇后许氏的叔叔），元帝刘奭时期的许嘉（刘奭的舅舅）等，也先后曾高官厚禄，权凌众臣，威胁皇权；元帝时期还另有宦官干政。成帝刘骜时期，其生母皇太后王政君之弟、他的几位王氏舅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等，皆封为侯，且次第任大司马兼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王氏势力左右着西汉后期整个朝廷。最后才有王政君之侄（后为汉平帝皇后王氏之父、刘衎岳父）、大野心家王莽的粉墨登场，从代叔父王根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起，一步一步控制政局，而终于取刘家天子而代之。其间只有哀帝刘欣登基之初数年，重用其舅父、生母丁太后之弟丁明和祖母傅太后之弟傅喜（也都是戚族），而让王莽郁闷、收敛、等待、蓄养了一段时间。

    再说宦官干政。宦官（后另名太监、阉人）是一种由于后天因素，被制造和改变得非男非女的怪物（虽说是迫于无奈），孳生于中国古代封建宫廷里的一个既可怜又可悲、但有时又非常可怕可恨可恶可耻的群体。根据柏杨的总结，宦官们“一是自卑，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和性交能力；二是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三是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是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是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所以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好事呢？前文已提到秦朝大宦官赵高，由于他的好使阴谋、贪恋权术，导致嬴氏政权覆亡，他要负很大责任。秦汉时期，由于“百官之首”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与丞相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喜欢独断专行的强硬帝君，对此尤其不满。于是，精明、英武的汉武帝便开始选用身边的宦官位列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文书，以削弱丞相权力。这些人与皇帝极为亲近，俨然已成为决策机构，称之为“内朝”；而与之相对应的以丞相为首的行政机关则沦为“外朝”。外朝机构虽并未做调整，但权力的重心明显已偏向内朝一边，外朝只是一般的执行机构而已。这也就在制度上为宦官拥有参与行政决策权提供了保证。特别是在元帝时期，宦官干政最为猖獗。刘奭与其说是个皇帝，倒不如说更像个文人。他多才多艺，感情丰富，温文尔雅，淡泊无为；但优柔寡断，执政不力，而使宦官弘恭、石显等趁虚而入，参与朝事，开后世宦官外戚迭相为政之局（尤其发展到东汉时为甚）。

    汉武帝晚期，西汉王朝已呈衰败之势，昭宣中兴虽有所缓和，但内在的激烈矛盾只是没暴露出来而已，至元帝、成帝便开始走下坡路。皇帝亲近宦官和外戚，与百官产生矛盾，皇权削弱，朝局动摇，政策难施。元帝统治时期，天子犹豫不决、疏于理政，而宦官、戚族相互勾结、一片混乱，且放弃汉初以来迁关东豪强充实关中之制，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成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事废弛，皇帝纵情声色、淫欲无度，嗜酒贪杯、癖好微行，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导致铜车起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汉朝就此衰落，病入膏肓。

    (第十四节）“骨感美人”赵飞燕姐妹

    汉成帝（公元前51－公元前7），即刘骜，字太孙，汉元帝刘奭之子，母为皇后王政君。元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元帝病逝，他继帝位（18岁），在位27年。45岁时，因中风而殁于都城长安之未央官内，实为纵欲过度暴死。汉成帝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风流荒淫的一位，也是汉朝昏庸之主；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因服春药而死的帝王。

    汉成帝当上皇帝后不久，尊母亲王政君为太后，拜舅舅王凤（王政君兄）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武帝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凡任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在“三公”之上，且可专揽政权。河平二年（公元前27），又诏封王凤之弟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世称“一日五侯”，显赫一时，炙手可热。五侯生活奢华，各有姬妾数十人，僮仆以千百计。王氏其余子弟亦皆任卿大夫、侍中等要职。阳朔三年（公元前22），王凤临终推荐从弟王音继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王音死后，由王商以大司马卫将军秉政。王商死后，由王根任大司马骠骑将军。终成帝一世，政权都掌握在王氏兄弟手中，形成外戚专权。

    汉成帝将朝廷政务交给外戚王氏家族，自己则不治朝政，整日沉迷在酒色之中，宠歌妓赵飞燕、赵合德姊妹，分别立之为皇后、昭仪，奢侈浪费无度，生活荒淫昏庸，致使西汉王朝很快走向灭亡。在他死后，经哀、平两帝和孺子刘婴，不过十余年，刘氏江山就为外戚王莽所篡。

    汉成帝曾为自己大规模营建陵墓。他征发成千上万贫苦百姓为其服役，连夜赶工，从很远的东山上取土，土石价格如同谷物一般，整个工程花费相当于秦始皇所建的骊山陵。老百姓竭尽财力、物力、人力，无数人被饿死。他们无以为生，只好举行起义。这说明那时的西汉朝廷已走上了末路，若不思革新、继续衰落，则亡日不远。

    朝中王氏专权，政治黑暗，加上黄河泛滥，人民流离死亡者以百万计，四方百姓起义，朝廷统治日益动摇。但汉成帝并不放在眼里，心中只想着赏花醉酒，纵情享乐。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此深深不安。光禄大夫刘向曾上书直陈道：“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从上古至今，外戚专权尊贵，自来无此突出。”成帝看罢上书，深有感触。然而他并没有认真去想这些，还是在宫中淫乐。

    开始汉成帝宠爱的是班婕妤。婕妤生性聪明伶俐，楚楚动人，但很懂世事。一天成帝在后庭游览，要婕妤和他一起坐在车子上。婕妤推辞说：“妾观古时图画，圣帝贤王都有名臣在侧为陪，不闻妇女同游；传至夏、商、周三代末主，才让妻妾时时为伴。今陛下欲与妾同车，这不是很似三代末主吗？妾不敢奉命！”听了婕妤的劝谏，成帝心里很不舒服，但表面只好同意，未与婕妤同车。

    直臣的上疏、贤妃的劝谏，并未打动汉成帝的荒淫享乐之心。他仍然想尽办法，挖空心思，纵情玩乐。他经常微服驾车外出，不是为访贤问苦，也不是为了解下情，而是去寻花问柳，花天酒地。

    有一天汉成帝出宫嬉游，来到阳阿公主家。阳阿见皇帝兄弟驾到，盛宴款待，并让几名歌女一旁歌舞助兴。其中有位歌女，歌声娇脆、舞姿优美、身材袅娜、娇小可爱。成帝一见钟情，急不可待，马上在更衣室大布云雨，随后又把她带回宫中，当即拜为婕妤。

    这人就是古今有名的民间舞蹈家赵飞燕，名宜主，绝对的骨感美人，体态轻盈，据说可于常人之手掌上曼舞；而且天生的猫步，如风拂杨柳、燕飞翩跹，“赵飞燕”之名亦由此而来。汉成帝专门制了水晶盘让她起舞，制了七宝避风台怕她被风刮了去，“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环肥燕瘦”的成语，就是拿她的苗条与杨贵妃的丰腴相比。不久成帝还废掉了许皇后（据说与赵飞燕诬告有关）、疏远了班婕妤（据说也是赵飞燕指责她有邪媚之道），并顶住后宫压力，册立赵飞燕为皇后，从此与她一起登舟游乐，宠爱无比，“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并给她优裕的物质待遇，“红妆宝镜珊瑚台，青琐银簧云母扇”。

    对于汉成帝的昏庸荒淫，朝臣不断讽劝。有一次，侍中班伯（班婕妤胞弟）曾因病请假，假满病愈，入宫进谒。当时成帝正与赵飞燕欢饮。班伯拜罢，两眼直盯着屏风上的一幅画。成帝叫他一起饮宴，都没有听到，仍专注画面。成帝以为屏风上有什么，一看，原来是商纣与妲己夜饮图。这对成帝已司空见惯了，不过他也明白了班伯的用意，故意问道：“此图何为示戒？”班伯这才说：“此图从反面教戒君上不要沉湎于酒色，古代诗书所言淫乱原因，无非因酒色惹祸哩！”成帝只好下令撤席，但未免怏怏不乐。

    赵飞燕后来又向汉成帝推荐了自己的妹妹赵合德。赵合德更加漂亮迷人、花容月貌，据说皮肤滑如凝脂，又性格活泼，与姐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美，也更能吸引成帝，被册封为昭仪。因为赵合德皮肤好、洗澡身上不沾水（“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于是野史上还留下了“成帝窥浴”的传说，“汉成帝爱看别人（当然得是美女了）洗澡”的怪癖也便让后人指责了两千多载。

    汉成帝自此左拥右抱，尽情享乐，更不理朝政了，“三人行”坚持了长达近10个春秋。赵氏姐妹利用美色、玩弄心术，将好淫的皇帝牢牢控制在了其“石榴裙”下。姐妹俩本来出身卑微，其父不过是宫府家奴，自己从小做歌舞伎；但“一朝选在君王侧”，也便大富大贵起来。在古代，女人的美貌同男人的才学一样，“售与帝王家”似乎便是其最高的理想了。

    据野史记载，后来赵飞燕因与成帝没有子嗣，渐遭冷落，便铤而走险与宫中侍卫私通。戴了“绿帽子”的汉成帝后来终于发现，尤为厌恶；但好在有赵合德百般求情，并未一气之下当场宰了她。但也许主要还是喜新厌旧吧。此后成帝的爱都转到了赵合德身上，甚至称她是他的“温柔乡”。真是“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

    当一向身体健壮的汉成帝在仅45岁便暴亡时，内廷猜疑不已。以皇太后为首的高层对赵昭仪进行了调查，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赵昭仪与成帝的死有关。在这吵吵嚷嚷的闹剧中，最后赵昭仪被逼自杀。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成帝本人自取灭亡。一对老夫少妻，而他精力难盛，只得服用术士丹药助性，纵欲过度，透支了生命。但赵昭仪也有残忍之处，据说为了维持成帝的专宠，她竟把所有怀孕的妃子、宫女杀死。“复闻飞燕啄皇孙，皇孙不死燕啄折。”

    汉成帝驾崩后，赵昭仪的姐姐赵皇后也早在妹妹自杀之前，先是被免了皇太后（她曾帮助成帝的侄儿刘欣即位而被尊为太后）之位，不久又被废为庶人。至此，这两位贵倾后宫、深受国君宠爱的姊妹花，在这连绵的政治风雨中终于零落成泥。而她俩与成帝的一段风流荒淫往事，亦早已划上了句号，仅仅留给后人耻笑和深思。

    (第十五节）两汉之间的异类——王莽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西、东汉之间新王朝建立者，公元8—公元23年在位。子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史载他长相如禽兽，“侈口蹶颐，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活脱脱一代谋逆枭雄。父王曼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虽生活艰苦，但敏而好学，恭俭礼让，勤奋博识，敬事叔伯，孝顺母亲，养护寡嫂兄子，结交名士，以德行著称。从小就养成、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少年老成之极，颇为宗族众人赏识。虽后来地位提高，权力增大，但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益发谦恭有礼，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穷贫、轻财好施，伪君子的戏演得很高明。

    自中叶以来，西汉皆以外戚辅政。王莽生在红极一时的王氏家族，几个伯父、叔父在汉成帝时代一个个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家甚为显赫。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历佐四世60余年为天下母，莽以她为凭借。初任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封新都侯、骑都尉，好匿情求名。绥和元年（公元前8），其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举他以代，族众均曰然。哀帝即位后（公元前6年），因外戚丁氏、傅氏贵盛，未得势，归乡闭门自守，等待时机，常歇斯底里。新野三年，多人上书为他美言，足见人缘之佳。公元前2年获允回京居住。隔年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收玉玺，临朝称制，召他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百官奏书也由其处理，总揽朝政。此时莽45岁，一夕之间成了国家最高行政首长，一上台即清除丁傅外戚势力，立中山王之子、9岁的刘衎为平帝，还为平帝祖母冯太后及东平王昭雪，其迅速果断的行动受到朝野上下拥戴，为推行以后的新政奠定基础。隔年太皇太后赐号太傅安汉公，类似周公受封之号。莽假意推辞再三，终接受名号，却拒绝俸禄二万八千户，又奏请封赏诸皇室子弟和大小官员，大家皆歌颂其恩德（公元1年）。但亦开始暴露真面目，捐钱献地，沽名钓誉，又广树党羽，笼络儒生，屡兴大狱，排斥异己，得同党拥护。48岁时立女儿为平帝后。同年，其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他逼迫自杀，牵连数百人。莽之同党即上书称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又作8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49岁（公元4年）被封为宰衡，其地位在诸侯王公大臣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增加各经博士名额，由1人增至5人，广建学校、宿舍，使有才干之士纷来京师，顿时文教昌盛，因此得到汉廷儒生拥戴，甚至包括扬雄这等大文人。群臣纷纷上书阿谀，周公设礼作乐需7年，而莽只用4年天下就升平。莽因而加封九锡，此次却未谦让。又毒死平帝，改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他以摄政名义，后又称“假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王莽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和平夺权。登极前，依他既狡诈又烦琐的个性，自然还有一番假惺惺的托辞：“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颁了一篇用深奥古文写成的诏书，十足的“深文周纳”。柏杨认为，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回。刘邦夺权只是为当皇帝，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是为实践他的儒家思想。黄仁宇则为他解释说：“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外，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他做了15年皇帝，欲有所作为，动引经义，翌年以周礼等三代政治为理想，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托古改制，大肆改革，号为新政，却是复古：首定国家经济政策，立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一家男子不满8人，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余田分与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分配；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赊贷和六筦政策，即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控制和垄断工商业；普通百姓因祭祀或丧葬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利用朝廷权力调整市场经济，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很有点像社会主义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到人民养生嫁娶，官室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皆依周礼；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一系列改革充满空洞理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奉行不得其人，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改革步骤太快，朝令夕改，屡次变更币制，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经济混乱。“王田”、“私属”影响了大地主、官僚及商人利益；加上刘姓宗室失去权位，自然不满和抵制。莽又看不起边疆诸国，野蛮无文明，削王为侯，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致使边地乱起，不得平息。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阶级矛盾尖锐，人民不堪其苦。

    天凤四年（公元17），全国发生蝗患旱灾，饥荒四起，莽叫百姓煮草根为酩以代粮，无效，饥民起而暴乱，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莽军相继败于农民军，又在昆阳之战中以40余万军而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自此大衰。地皇四年（公元23），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可另几支暴乱劲旅赤眉下江起事军、刘玄（更始帝）新市平林军等已攻入长安，城中少年响应，至渐台。商人杜吴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为起事军悬于宛市之中。两年后，西汉宗室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

    王莽是两汉之间的异类，代罪羔羊。是他平息了混乱，又是他挑起了更大的混乱，他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由其早年的经历、自己的努力及外戚掌权、特殊际遇造就的。其政治失败，史书评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不诚无物及人心思汉等。他的一系列改革未能见效，因为诱发了社会动荡，损害了统治阶级利益，又未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最终只能是理想主义改革者的梦想破灭。柏杨则认为，他的失败原因主要有5点：复古，守旧；缺乏技术能力；控制不了豪强官僚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击；过于迷信制度，而且烦琐、屡变；固执己见，不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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