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两使西域。西域是我国古代对西北疆域的泛用名称。汉初，西域主要是指今天的南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多沙漠，少土地，人们居于绿洲上，共有36国。大国二、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有8万人；小国数千人，最小的依耐只有六、七百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被称为城郭国，随畜牧逐水草而居的没有定处。西汉末年分为50余国。西汉中期，人们对西域的概念扩大，已包括北疆和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自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阳关，南道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包括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西段），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北道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被阻断了。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后者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麓西迁。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头颅砍下来制成尿壶，其人十分痛恨。汉武对这个消息极重视，便想联络对方，与之结成同盟，一起对付匈奴。但大月氏离开敦煌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须经过那。所以，这任务既艰巨又危险，没人敢承担，汉武只好悬赏招募。
建元三年，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张骞（？—公元前114）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汉武帝很欣赏他的胆识，当即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给他，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另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此次出使，半路被匈奴俘获，还娶妻生子，但“身在匈奴心在汉”，羁押8年后逃出，到达大月氏、大夏（今巴克特里亚）。虽没达到结盟目的，却了解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知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有多么广阔。张骞历经艰辛回到大汉，将西域各国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汉武，使汉朝政府对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路上很顺利。他到达乌孙后，一方面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身毒（今印度）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其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公主刘细君远嫁。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回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度，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就派使节随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汉武出巡时，让各国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后，西域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西域”便正式开始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了（详见下节）。
此后，汉武又陆续派多批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或十几次或五六次，每次或百余人或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不久张骞病死，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要道，且富庶美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成为汉朝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西域之路畅通无阻。
唐蒙使夜郎建郡。前三世纪末，因汉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刘汉在经过70余年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时，汉朝“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又已取得初战成功，为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甚为可取。且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汉武因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他在长安附近挖地修“昆明池”习练水军，也是为进攻西南夷作准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成都）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夜郎自大”的故事也发生于此，说明当地偏僻崎岖，交通不便，人们不出远门，不知世界之大。汉武乃拜唐蒙为郎中将，携带大量缯帛、货币，率军从巴蜀笮关入夜郎（南夷），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该地划入犍为郡。蜀郡以西的邛、笮（西夷）等亦请求归附，“如南夷例”，先后建立7个郡。于是汉朝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汉朝为有效控制西南夷，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前者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后者是自蜀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引起了一些西南夷部落反抗，汉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对西南夷的开发。大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暂告结束。
卫青霍去病三打匈奴。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极大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达15次之多，关键性的大战有3次。虽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损失惨重，消耗了庞大军费物资，拖垮了原本殷实的朝廷财政；牺牲了无数普通将士，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荒冢连天。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汉武帝采纳王恢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大军无功而返。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汉武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他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公元前106，河东郡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人）任此职；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
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匈奴两万骑兵侵我边境，由渔阳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制定声东击西策略，派卫青率军出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方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被大汉收复。河套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初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套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利用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减省军需粮饷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西争夺战。元朔六年（公元前123），汉武帝又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脱颖而出。霍是卫青外甥，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汉武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战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原产地）军马牧场时，汉武任命他为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他行动勇健轻捷。卫青还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率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军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2000余，杀死匈奴单于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班师凯旋。汉武发布命令，称许霍去病勇冠三军，封为冠军侯。霍初上战场，就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霍去病任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敌8000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同年夏，霍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深入2000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3万多。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此役后，汉朝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为“畅通西域”创造了重要条件。不久，汉武在河西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漠北之战。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至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决定攻其不备，发动第三次大战役。汉武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2万人。在此次战役中，“飞将军”李广的进军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于沙漠中迷失方向，错过会合时间，他因误期而自杀。根据作战计划，东路霍去病是主力军，汉武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将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其指挥。霍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对方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霍在抗匈战争中建立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奖赏，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24岁时不幸病逝，汉武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青年英雄。其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始终激励着后人。
边地移民又屯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派霍去病两次进军祁连山，击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河西纳入汉王朝版图后，实行了大规模移民实边政策，大量汉人移居古浪；又设郡置县，实行屯田，修建长城，筑置烽燧，开发河西。为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供应问题，逐步发展起来的屯田制对我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秦始皇沿长城设郡、徙民实边始，已开创了这一制度，西汉进一步推行筑城、屯田制。特别在汉武和昭宣时期，采纳桑弘羊、晁错、赵充国等人建议，大量发展徙民实边，开展屯田。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类，有时称作“屯戍”，就是一面戍边防御一面生产。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及荒远地区，由守军士卒和移民共同开垦田地，兴修水利，进行耕作备战。赵充国在奏书上说：“臣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后来又发展了西域诸属国的屯田，远至车师、渠犁、赤谷城（今俄罗斯伊塞克湖边）。由于西汉大力推行屯田，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也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屯田制被历代继承下来，以至发展到长城以外地区，对全国各荒僻落后地域的开发也曾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二节）亚欧大陆的“彩色飘带”
西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广义的西域包括中国新疆、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俄罗斯、欧洲等地）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品茶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其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珠宝、玉石和铁器、漆器等，也传入西域各地。而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石榴、苜蓿、葡萄、胡萝卜、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还有香料，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流，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中国特产丝绸横贯广袤的亚欧大陆腹地，连接起地球上东西方两大世界的这条著名通道，堪称是人类古代的“彩色飘带”。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西域大月氏对付匈奴，派张骞带着100多人从长安出发，向西去寻找对方。因路途遥远，自然恶劣，匈奴阻拦，张骞在路上足足走了13年才回来。他向汉武详细汇报了包括天竺（今印度）在内的西域各国情况。汉武便再次派他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天竺，后因困难重重而并未到达。公元前119年汉武再派张骞通西域。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举着汉朝的旌节，带着300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几年后张骞病逝，他派去西域各国的副手也陆续回到长安。大家把到过的地方一统计，竟有36国之多！打那以后，汉武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交往。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特别是后来西汉政府在西域建立了都护机构，这条道路便更加通畅，商贾、使节和货物往来也更加频繁。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后来人们把这条路线称作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在位时。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首都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张、酒、敦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北二道，其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经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至大宛。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安息、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或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海路也可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
丝绸之路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地理环境改变和政治宗教形势演变，不断有新道路被开通，也有道路的原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其西迁，而中原王朝占领伊吾（今哈密）后，便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于是，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吐谷浑都城，西穿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与丝路南道合，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人们也叫它青海道。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进入中亚，这条道亦被称作北新道，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人从汉代开始还开通了一条从广东到印度的海上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岸。人们将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海上丝绸之路”。
这里的陆路交通，是指自中原达于边疆乃至国外的重要陆上交通路线，在西汉前期便已存在。至汉武帝时，随着对边疆经营的不管加强，推进了陆路交通发展。当时的重要陆路有四条：自蓟（今北京城西南）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今之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今之缅甸和印度；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等地。
海外交通也很发达。重要航线有两条，即海上丝绸之路：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绕半岛而东可达日本。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境内）、合浦（今广西境内）沿中南半岛近海南行，可到东南亚各国；又经马六甲海峡，西过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这些国家运至汉地的货物有明珠、璧流离等奇石异物，汉人运去的则为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这和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发展及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又是匈奴这个“冤家”
东亚的蒙古高原，是凶悍的游牧部落和好战民族的故乡。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四处侵略农耕文化国家。尤其是每当出现较大的自然灾害，牲畜大批死亡时，他们就会进入农业文明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亚洲帝国，并一度成为半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与中原历朝历代长期并存，时而激战，时而和好，盛时相伴，衰时相随，可谓“生死冤家”。他们是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用现代学者陈寅恪的说法，我们今之中国人是掺合着大量“胡羯之血”的。匈奴（亦称胡，还先后叫鬼方、混夷、獫狁、山戎）显然是其中最重要、最著名、历时最久长的一个。
可要正确解读匈奴历史，亦非易事，他们并未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样有自己的文字。记录其历史的文献资料，全都是由对其持敌对态度的汉朝官员用汉文写下来的，所以不一定客观、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自从匈奴汗国崛起，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地来自北方。跟古代欧洲日尔曼人锲而不舍地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与和暖，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不过他们也很聪明，当中国没有力量反抗时就来凌辱，当中国强大时就乖得多了——停止挑衅，远远观望，发展自身，甚至请求和亲。双方时战时和，或敌或友，对彼此民族自身的更新、文明的传承，其实是利远大于弊的。
战国时，匈奴人分布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等）一带，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东周赧王初年（前310年左右），势力达到秦、赵、燕三国边境，悄然崛起。秦始皇时派名将蒙恬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一带），设置郡县；并筑连原秦、赵、燕三国长城为一体，以阻隔匈奴入侵；且多年领兵驻屯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匈奴不敢进犯，只得北退（详见本书第二章）。秦亡，又迁回原地。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强盛起来。到汉初，粗犷的酋长头曼之子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征服临近部落，拥有骑兵30万，其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境，横跨蒙古高原，向南至河套地区、今山西北部一带，疆域比大汉还大，并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不断南下进行武装掠夺。前200年，冒顿单于亲自带兵南下，将韩王信围困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刘邦率兵来迎，被匈奴骑兵围困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天7夜。刘邦鉴于国力不济，采纳谋士娄敬意见与匈奴和亲，并开放双方关市。吕太后、文景两帝时期，继续采取和亲政策，但并未避免匈奴侵袭。文帝还采纳晁错建议，募民赴边地屯田（详见本书第五章）。
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转采攻势，多次进军漠北、漠西，尤其是两位名将卫青、霍去病先后指挥的三大决战，“飞将军”李广也捷报不断，使匈奴受到很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多年，至少永远再不会对中原政权构成生存威胁（详见本书第六章）。汉武时期与匈奴的故事，另外著名的还有大汉外交正使苏武（？—公元前60，字子卿，杜陵即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任中郎将）在一场不知情的暴乱后。拒绝投降且提侯单于，被放逐于冰天雪地、遥不可及的北海（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牧羊达20年（公元前100—公元前81年），气节不屈，终被释放；“贰师将军”李广利先后兵败未降、未败却降（因刘彻将其妻子下狱而使他心寒）；李陵苦战不敌被俘而降，令“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遭遇腐刑。
公元前100年之前（武帝在位），中匈战争时期。公元前100年（武帝在位），中匈恢复邦交；因一政客破坏，又马上兵戎相见。公元前81年（昭帝在位），中匈再次复交。公元前60年（宣帝在位）前后，匈奴在西方被乌孙王国击败、在东方又被新兴的乌桓部落（今辽宁、内蒙古交界一带）击败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内讧，汗国分裂，五单于并立，局面大乱。呼韩邪单于最后取胜，却又被其族兄郅支单于打击。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附西汉，并亲到长安朝觐，求得支持；元帝时期（公元前33年）又请求和亲，昭君出塞，对两国友好、共同发展有突出贡献（详见本章第六节）。其前后六七十年间，汉与匈奴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出现边城晏闭、牛羊遍野的和平景象。此后便是东汉，将在下文第十章中再作讲解。
从汉初高祖刘邦滥觞，和亲政策一直是中国对付境外野蛮民族的重要法宝。除了北宋（10世纪）、明朝（14世纪）外，都不断使用此法宝。柏杨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凡使用和亲政策的时代，反倒是中国强大的时代；而拒绝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衰弱的时代。这应该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两汉和亲西域和匈奴的“公主”，并非真正皇帝之女，其实多为从诸侯王室或民间选来的女子，她们见于史书的仅有10几位。最初，刘邦差点让其独生女鲁元公主离婚远嫁，正是由于吕后舍不得宝贝女儿走，哭闹不休，百般阻挠，这才换了个宗室少女，当然少不了丰厚嫁妆。元封六年（公元前105），武帝封江都王之女刘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宣帝即位之初（公元前71年），匈奴单于发兵威胁乌孙，要他们献出来自大汉的解忧公主，并和汉廷断绝一切关系。面对匈奴人的欺凌，肥王与解忧大为震怒，火速遣使邀汉廷出兵，分进合击，对付匈奴。当时汉廷由大将军霍光辅政。他们立即派兵分五路进击，又派人到乌孙监督作战。匈奴不敢和汉军正面作战，一路向西北逃窜，被乌孙军队截击，迅速败退，死亡4万人，损失牛马羊及骆驼70多万头，从此势力大减，多年不敢兴兵，汉代西北边疆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平静。
(第四节）“楼兰新娘”始属华
设都护。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达，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但是，当时匈奴贵族还控制着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等国，经常出兵截击大汉和西域各地的交通，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派李广利出征大宛，败大宛后，西域之路更加畅通，西域各国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来往更加频繁。从汉武到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学界另一说是始于公元前59年）。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18人。
至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光武以国力不足，拒绝了这个要求。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永元十四年，班超还洛阳后，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公元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关于东汉的西域故事，第十章再详细讲解。
西域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它的建立，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着西域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而大汉的疆域更加广阔。其面积在近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新疆大部分，中亚诸国一部分。同时，因其在当地实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当时称之为都护府。都护开幕府，以下设有属官，包括副校尉、丞、司马等。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级别与渠犁田官和内地郡守相近；东汉时为单任官职。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俄罗斯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即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多位公主远嫁于此（最著名的是刘细君），故尤亲倚都护。
筑长城。在遥远的汉代，边防哨所的戍卒，从玉门关、阳关传递敌情消息至京城长安，可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和轻松，他们传递情报、消息、信息的形式比较复杂。根据现有资料显示，主要是借用烽火手段。西汉占有河西后，便开始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经营西域。为防御匈奴入侵，维护西部边疆安全，汉武帝在公元前121年设置酒泉郡的同时，就开始下令修筑令居（永登）以西边防——亭、障、塞。汉武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公元前105），又开始修筑酒泉以西边塞，“酒泉列障至玉门矣”。据《汉书·赵充国传》载：“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公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汉书·西域传》也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盖得职，于是自敦煌西止盐泽往往有亭。”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终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由此可知，敦煌西止罗布泊一段的长城，建成于汉武太初年间。此后，在宣、元、成帝诸代，以至东汉，长城都多少有所休憩与完善。
现已查明，在今敦煌西北的戈壁上，东起安西东碱墩，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蜿蜒朝西，经东泉、大方盘、哈拉淖尔、玉门关、后坑子、吐火罗、天桥墩、湾腰墩正西，直入盐泽（罗布泊），在延绵逾百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分布着烽燧81座。长城在抵御匈奴南下入侵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体看来，长城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被动，一种防守，而不是体现主动和进取。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长城的战线较长，防御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在以往对匈奴的战争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只有在国力丰厚时，并采取主动进攻，才能将匈奴击溃。但更重要的是，长城在传递信息方面起的作用不容忽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西汉长城使秦朝长城在祖国西北边陲又延伸了很多。它还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历史价值，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创造性劳动的智慧和血汗。它巍然屹立在广袤、蛮荒的边防线上，将滚滚狼烟阻隔在外，也是一个国家强大和凛然不可侵犯的象征。
(第五节）元帝与昭君无缘
汉元帝（公元前76—公元前33），即刘奭，中国西汉皇帝，汉宣帝之子，在位16年。生于民间，8岁被立为太子。多才艺，善史书，喜爱鼓琴瑟、吹洞箫，但缺乏果断。刘奭少而好儒，主张任用儒生。他认为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持刑太深，故不为父皇所喜。黄龙元年（公元前49）宣帝卒，刘奭即位，次年改元初元。元帝温文尔雅，出入恭俭。他先后以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儒生为相，变动甚频。这些儒生不达事宜，喜欢颂古非今；且优柔寡断，不知所守。而宦官弘恭、石显则专擅朝政。元帝统治期间，为怀柔关东豪强，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之风日益盛行，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至此盛大汉朝已略露衰势。
汉元帝为结束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以宫人王昭君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初元元年（公元前48），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管理屯田和防务。建昭三年（公元前36），汉打通西域道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
应该说，汉元帝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出色（但也有一定功劳），只是因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生在他的时代，而且王昭君出塞嫁给匈奴单于呼韩邪这个中国古代两大最著名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典范之一（另一个就是唐朝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也是在他的主持与支持下完成的，而且后人还过于夸张了他与王昭君之间的爱情并大肆宣扬和流传，因此得以名气不小。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1），西汉后期北方少数民族大国匈奴的一位著名首领，被称为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某网友以幸运、睿智、勇敢三词概括他。名稽侯珊，虚闾权渠单于子。父死，未能立，逃至妻父乌禅幕处。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被乌禅幕及左地贵人等拥立即位，在位27年。同年发兵击败暴虐滥杀的握衍朐鞮单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秋，击败右地屠耆单于。五凤四年（公元前54）夏，被其族兄郅支单于击败，引众南移近塞，遣子入汉，对汉称臣，欲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甘露三年（公元前51）正月，朝见宣帝于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受特殊礼遇。数年后，鉴于郅支单于西迁（于公元前36年在西域乌孙国被汉将陈汤消灭），内患已消，力量渐强，乃率部重归漠北，成为匈奴汉国唯一政权。竟宁元年（公元前33）正月，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娶汉宫女王嫱（昭君）为妻，号为宁胡阏氏。此后，汉与匈奴40余年无战事。
王昭君（公元前52—公元前19），名嫱，出生于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大诗人屈原的同乡，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另有西施、貂蝉、杨贵妃）之一，有沉鱼落雁之容，汉元帝时期宫女，后嫁于呼韩邪单于为妻。后世为避晋王司马昭之讳，又称其“明妃”、“明君”。匈汉和亲，昭君出塞，对于缓解两国矛盾与冲突，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发展匈奴社会经济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昭君打一出生，其父王穰老来得女，视为掌上明珠，兄嫂也对她宠爱有加。昭君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昭君的绝世才貌，顺着香溪水传遍南郡，传至京城。公元前36年，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昭君为南郡首选。元帝下诏，命其择吉日进京。其父道：“小女年纪尚幼，难以应命”，无奈圣命难违。此年仲春，昭君泪别父母乡亲，登上雕花龙凤官船顺香溪，入长江，逆汉水，过秦岭，历时3月之久，于同年初夏到达京城长安，为掖庭待诏，“以良家子选入掖庭”。空谷幽兰、小家碧玉的她，虽然貌若天人，但因品格高尚，不似他人用各种手段以谋求皇帝宠爱，于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三次来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朝觐请求和亲，希对汉称臣，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尽召后宫妃嫔，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诏，自愿要求嫁于匈奴；此后在队队车毡细马的簇拥下，肩负着汉匈和亲之重任，别长安、出潼关、渡黄河、过雁门，历时一年多，至塞外漠北为后，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后呼韩邪封其为“宁胡阏氏（意思是使国安宁的王后）”，夫妻两人非常恩爱。昭君与呼韩邪育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右日逐王。公元前31年呼韩邪死后，昭君从大局出发，忍受极大委屈，根据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再嫁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呼韩邪长子），育有二女，长女须卜居次（“居次”即公主），次女当于居次。公元前20年，复株累又死，昭君自此寡居。次年昭君死后，葬于依大青山、傍黄河水的“青冢”（今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南，已更名为昭君墓），并被匈奴人民奉为神仙。
在《后汉书》中曾提到这么一段：“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介绍了王昭君为什么要出塞的原因。据说她家经济寒窘，更自恃美冠群芳，没有贿赂画工毛延寿，也不屑于欺瞒天子，使毛心中很不是滋味，不但把她画得十分平庸，更在其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当元帝看到昭君的画像时，嫌恶之余，更以为她是个不实在的女人。等到后来真相大白，昭君绝色显露，元帝惊艳之下，又得马上将其拱手出让，能不痛心？只好赏给她锦帛二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出送长安十余里，依依惜别，肝肠寸断，呼天不应（《汉宫秋》中唱道：“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自然，祸首毛延寿之命亦无法保，被元帝当即砍了头。不久，元帝自己亦郁郁而死。
和亲是中国古代尤其汉唐时期，君王为搞好与周围少数民族关系而特设的一种外交政策。自古和亲的人不少，独王昭君的事迹代代相传，妇孺皆知。可见，一方面昭君本人自有其出众的魅力（包括美貌与才干）；另一方面，她作出的贡献的确非常大。据说昭君出塞后，劝呼韩邪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在西汉的支持下，呼韩邪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长达近半个世纪。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元代诗人赵介认为她的功劳实不亚于汉朝名将霍去病。这真是“巾帼抵万夫”啊！
关于王昭君本人，关于昭君出塞，关于她的美色即“沉鱼落雁”，在悠悠两千余载历史中，流传下来许多典故与文艺佳作。如提到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是指她为汉朝与匈奴之间结束战争、加强彼此友好关系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后来甚至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大象征、代名词。如“沉鱼落雁”的典故，传说昭君天生丽质，越年长就越散发出典雅柔美的气质；当她少女年代还在老家到小河边洗脸时，河里的鱼都惊羡于她的美貌而深沉水底，“沉鱼”便由此得名（至今昭君的湖北故里还有条小溪名为“香溪”，便是因她长年在此洗脸，使溪水有芬芳之气、香传千里而得名）；昭君出塞时，行于大漠途中，悲怀于自身命运和远离家乡，因而在马上百无聊赖，弹奏《出塞曲》；而天边飞过的大雁，听到曲调的幽怨和感伤，亦肝肠寸断，纷纷掉落在地，“落雁”便由此得名。
更不用说，古往今来王昭君题材的大量文艺作品了。如“诗圣”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为无数人所能背诵。此外，庾信、白居易也写过两首《王昭君》的诗作，李白、李商隐也写过一首《王昭君》的诗作，王安石则写过《明妃曲》（“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宋朝郭茂倩编有《乐府诗集》卷五十九《昭君怨》，元朝剧作家马致远著有杂剧《汉宫秋》，现代作家曹禺著有话剧《王昭君》，著名学者翦伯赞写有长诗《游昭君墓》（“旗亭历历路茫茫，风雪关山道路长。莫道娥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通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著有长篇小说《王昭君》，最近电视上还播映了连续剧《王昭君》。它们大多都是赞美昭君的美貌和多才、歌颂她主动和亲匈奴的刚毅气度和伟大事迹，描述汉元帝对她的热爱、与失去她的伤痛，她后来与单于的美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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