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在电影中的应用范式
如果对一百多年来的华语电影作一次系统的观察，那么在绝大多数影片中我们几乎都能找到饮食场面！[1]“饮食场面”被普遍、大量地运用于电影创作当中，不单是因为它能让电影显得更加生活化，并有利于交代人物关系、推进故事发展，而且还在于剧照它能引发观众在价值、道德、情趣等方面的诸多联想，从而产生某种表意或隐喻功能。
在实际生活中，某个/些人的饮食状况，往往反映着他/她生存境遇的优劣，社会地位的高低，乃至在特定情势下心绪与情感的哀乐……
更可贵的是，由于“饮食场面”的呈现通常都伴随着影片人物的活动，所以它所发挥的隐喻功能完全可以在影片既定的叙事框架内完成，无须再借助叙事空间之外的物件，这样就能让叙事与表意——这两个层面的诉求，完全缝合在一起，使影片在寓意方面收到举重若轻、不露痕迹的效果，并显得更加流畅自然，因而也就完全避免了“因辞害义”式的造作与矫情。
显然，无论就“能指”而言，还是就“所指”来看，如果编导能将“饮食场面”有机而巧妙地契入影片当中，便有可能收到一举多得的功效。因此，广泛了解我国饮食民俗文化传统，并深入探究这类民俗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应用状况，对于丰富我国电影的创作资源与方法来说，显然大有裨益。
第一节传统饮食文化源流及礼仪概览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饮食风俗主要指一个民族在食物、饮料的构成及其生产、加工、制作和享用仪式等方面沿袭已久的一些风俗，如：饮食习惯、饮食礼仪、饮食观念等，它能直接反映出某个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文明程度。
将饮食风俗加以理性归纳，便构成了系统的“饮食文化”范畴，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哲学的普泛概念，是指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2]它大致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物质层次——饮食的品种、结构和使用的相关器具等。
行为层次——烹饪技艺、器具制作工艺、食物保藏运输方法等。
精神层次——饮食观念与习俗，以及蕴含其中的人文心理、民族特征等文化内涵。
中华传统饮食由历代宫廷、官府，以及各地民间风味饮食菜系与礼仪共同组成，是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华传统饮食源流概览
中华饮食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经济状况、文明素养和技艺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
1.原始社会：中华饮食文化溯源
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历史观念中，盘古开天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说通常被当做历史的起源，但到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我国，大多数人慢慢接受了新观念：人类是在千百万年前，从大海中的藻类生物到森林动物再到“古猿”逐步演变而来的，大约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古猿进一步分化为“类人猿”和“猿人”。其中，类人猿后来变成了大猩猩和猴子等“灵长类动物”，而能够完全直立行走的“猿人”，则成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猿人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开始。
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原始社会大约处于距今170万年至4千年之间，先后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三个时期。
(1）“原始群”时期
“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存在于距今大约1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按体质形态进化的过程，原始群时期的人类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人类叫做“猿人”，后一阶段的人类叫做“古人”。这两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猿人起初不会用火，在饮食方面与普通动物几无区别，只能“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河湖之水、禽兽之血，处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3]采集植物果实、挖掘植物根块是猿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手段；狩猎也是当时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打制的简陋石器是猿人的主要生产工具。
真正属于人类的饮食文化究竟肇始于何时何事已很难考证了。有种说法听来似乎比较可信：雷电引起森林火灾——原始人类在灰烬中捡食被烧烤过的动物或植物（果实）之后，发现“熟食”要比那些生冷的食物好吃得多，于是开始保存天然火种用以烧烤食物和取暖。但天然火种不易维持，一旦熄灭，人们还得“茹毛饮血”……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较早、具有代表性的猿人是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在这些考古发掘中，均有炭屑和烧骨遗存，特别是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还保留有成堆的灰烬，这说明当时人类不仅在使用天然火，而且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使用。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人类在征服自然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大约到了距今一二十万年前，人类发展到了“原始群”的后一阶段——“古人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和陕西大荔人，古人的体质形态比猿人进步，但和现代人相比还是有原始性。古人时期，人们的饮食来源仍是采集和狩猎，使用的工具仍主要是打制石器。这一时期可能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古人时期的婚姻关系，已摆脱了原始的杂交状态，婚姻只能在同辈之间进行，父母和子女间不得婚配，开始逐渐形成“血缘家族”。
据《韩非子·五蠹》载，此前由于人们只能生吃动植物食品，所以“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后来“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人类从此进入了“熟食阶段”。主要的加工方法大约有四种：
燔——直接把食物丢在火中烧熟。
煲——用泥裹后烧烤。
焙炒——把石片烧热，再把植物种子放在上面炒。
此外，还可以把水和食物盛在石臼中，扔进烧红的石子烫熟食物……
1922年，河套地区曾发现距今数万年前用石片烤烧食物的遗迹，证明人类的确经历过“石烹”时期。
学会用火和劳动以后，古人的饮食质量随之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最终在距今约3万年前后其体质进化为“新人”，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代表性文化遗存是北京的“山顶洞人”，这时已经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新人”在体貌特征上已和现代人基本一致，这标志着由猿向人转化的最终完成。
(2）“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母系氏族公社是继原始群之后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是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也是主要阶段。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鼎盛时期在距今约7千～5千年左右。[4]
当时渔猎和采集仍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弓箭的发明，肉类食物迅速增加。此外，原始农业、畜牧业和陶器制造技术也已相继发明，这标志着人类原始饮食文明的开始。
传说有位“神农氏”发明了耒耜等农具，并教会民众播种五谷，后来他又发明了陶器的制作方法，使人们开始拥有了鼎、鬲、鬶等原始炊具和容器，为制作酒、酪等较为精细的食品提供了可能。传说神农氏还遍尝百草，发明了古医药学……
在传说中，原始畜牧业的发明则要归功于“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氏’”。[5]显然，这意味着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能够利用这些规律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制作成植物和肉类食品。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烹饪食物的开端。此前人们制作熟食的方法是“火上燔肉”、“石上燔谷”——将兽肉直接放到火中烧、将粟籽放到石片上焙炒。但自从掌握了人工取火和制陶技术以后，人类就能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6]——用炖、煮、煎、熬等烹饪方法，制作出带汤和调味品的食物。
(3）“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7]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具体到陶器制造以及推进烹调技术方面，传说黄帝的贡献最为卓著。在一些古籍中曾有过以下记载：
①“黄帝作灶，死为灶神”。陶灶节省燃料，能集中火力让食物快熟。
②“黄帝作釜甑（煮锅和蒸锅）”，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
③黄帝的臣子宿沙氏发明了“蒸盐业”。盐是人体所必需的基本调味品，它突破了有“烹”无“调”的局限，使烹和调趋于同步发展。
釜、甑、灶以及盐的出现，堪称饮食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实践和探索后，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的“饮食生活”才得以基本奠定。
这一时期，粮食逐步成为人们的主食，通常包括“糗、饼、饵”等。糗是炒熟米、麦、豆等之后碾成的粉。饼是用麦、米或黍、稻捣成粉后，加水搅拌、碾压成饼状。饵与饼同类。用粮食煮成的粥则是普通人家的日常饮食。
肉的吃法常见的有炙、脍、脯、羹等。炙就是烤肉，脍是细切的鱼或肉，“脍炙人口”这一成语即来源于此。这一时期的饮食结构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有大略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可见，当时除了以谷类食物为主食外，还以牲肉及蔬菜瓜果为副食。
综上可见，我国的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三个时期，大约花了160多万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才从“茹毛饮血”的蛮荒状态，上升到了以粮食为主食，以肉类和蔬菜为副食的饮食文明时代。
2.夏商周秦：中华饮食文化的开端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约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由蛮荒的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进入夏朝特别是商朝以后，人们已普遍以谷物、蔬菜作为主要食物。到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现有的基本农作物都已在中原地区出现。当时旱田作物主要有“稷、黍、麦、菽、麻”，统称“五谷”。“稷”（ji四声，即现在的谷子），脱粒后又称为“粟”（su四声，即现在的小米），稷为五谷之长，长期占粮食作物的主导地位，质量好的稷又叫黄梁。“黍”（shu三声）：即现今的大黄黏米，可食用或造酒；“麦”：麦子；“菽”：豆类，当时主要是黄豆、黑豆；“麻”：麻籽儿。菽和麻主要是百姓穷人吃的。此外，当时的主食还有“秫”（shu 二声，即高粱，可供食用或酿烧酒），以及周朝时从南方引种的“稻”（大米）等。
此外，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已很发达，用于烹调和饮食的金属器皿得以大规模制造，从而大大促进了烹调水平的提高。到周朝时，我国开始出现“烹饪艺术”，其标志便是“西周八珍”的制作——用多种烹调方法制作的八种肴馔，如：炮豚(烧炖乳猪或羊羔)、渍(香酒牛肉)等。
3.汉朝：中华饮食文化得以拓展
两汉时期，由于中原与西域各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使内地不仅从西域引进了大批蔬菜品种，还传入了一些烹调方法，如“胡饼”，即炸油饼、芝麻烧饼等。
此外，汉朝还发明了“碾子”——主要用于把麦子、豆类等农作物粉碎成“面粉”。这为主食的深加工奠定了基础。淮南王刘安还发明了“豆腐”，这不仅使豆类更利于营养，而且还可做出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的汉墓中的大画像石上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
烹调用“油”在汉朝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等的油叫“膏”）。东汉时期发明了“植物油”，主要有杏仁油、麻油等，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日益增加，此后逐步取代了动物油在烹调中的主体地位。“植物油”比“动物油”来源广、产量高，在促使民间烹饪饮食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宫廷和贵族饮食在色、香、味等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
4.隋唐至宋元：中华饮食文化趋于丰富
这一时期，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相继出现、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华饮食文化日益兴旺——食物种类和品种不断丰富，各地口味的大体区分已经形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这一阶段各地城市和城镇大量兴起，区域商业文明在总体上日渐发达，所以“市镇餐饮业”也随之飞速发展——南食店、北食店、川食店、羊食店(清真店)、素食店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状况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各界、各地饮食文化的交流共生，饮食的品种和礼仪因此得以广泛普及和提升。在“五代十国”的南唐时期，画家顾闳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对此有生动描绘；南宋的吴自牧曾把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各大饭店的菜单，都收集在他的《梦粱录》里，其菜式达335款之多，再加上各类丰富的小吃，可谓应有尽有。元朝还出版了由太医院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一书，据说该书是我国最早探讨饮食与营养保健的学术专著。
这一时期主食的变化很大，麻籽儿逐渐退出了主食行列，仅用于榨油；豆料也变成了菜肴或副食的原料。“面”成为了宋以后北方的主食。
5.明清时期：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达到了高峰
明清饮食在继承发展唐宋食俗的基础上，又融会了满蒙的民族饮食特色，餐饮结构变化很大。据《本草纲目》记载，仅“粥”的做法就有柏花粥、茶叶粥、莲子粥、百合粥等48种之多。这种杂合式的食物结构，极具营养学价值。当然，在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还要首推清代的“满汉全席”，它大体包括南北名菜名点约百余款，代表了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之最高成就。
由满点汉菜组成的满汉全席是清王朝最高级别的国宴。满点又称“满洲饽饽席”，以点心为主，菜肴品种并不丰富，烹调方法也较简单。后在满席基础上加入大量精美的汉族菜肴，使其在原料、品种、制法、口味、形象上日臻多彩，称为满汉全席。此席在满清政权入关后逐渐形成，始创于康熙年间，相传清圣祖玄烨在皇宫内首尝，并御书“满汉全席”，使之名满天下。当时满汉全席有宫内和宫外之别，宫内的专供皇亲国戚享用，近亲皇族子嗣、功臣（汉族只限二品以上官员和皇帝心腹）才有资格参加宫内朝廷的满汉全席。在宫外，常由满族一、二品官员于主持科考或重大会议时，以满汉全席招待钦差大臣，入席时要佩戴朝珠、着公服，按品次就座。
满汉全席分节令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等多种。规制菜肴为108件——南菜北菜各54件，点菜不在此列，随点随加。满洲饽饽大小花色品种44道，一席使用面粉44斤8两，仅就主副食品种来看，满汉全席之盛况即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不仅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产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还从海外大规模引进了玉米、马铃薯、甘薯等农作物。玉米原产于美洲，又名番麦、玉蜀黍等。16世纪初，玉米由海路传入我国，由于它产量高、耐旱，明末清初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并和甘薯一起成为许多地区的主要食物。
此外，蔬菜的种植在明清达到了较高水准，人工畜养畜禽已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
6.“副食”的历史发展概况
在我国饮食文化发展史上，“副食”的品种和烹调最能集中体现各个时代饮食状况的进化历程，因此构成副食的“原料”——各种蔬菜和畜、禽、鱼、蛋等——在饮食结构中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我国就出现了人工种植的蔬菜——在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出的一个陶罐中，就盛有介菜和白菜的种子。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等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花生、蚕豆、两角菱、甜瓜子、葫芦等蔬菜瓜果。
商周时期以后，蔬菜瓜果生产成为了一种专门职业，当时我国人工种植的蔬菜已有10多种，汉代增加到20多种，南北朝增加到30多种，隋唐时增加到40多种。宋代创造了黄化蔬菜(无光栽培法)新技术，培育出至今还大受欢迎的豆芽和韭黄。此后，历朝历代的蔬菜品种都有所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工栽培的蔬菜已发展到160多种。
在畜禽鱼蛋方面，新石器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人工饲养的马、牛、羊、鸡、犬、豕(猪)。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子的国家；在南北朝时就有了牲畜阉割技术，当时北魏贾思勰在其《齐民要术》中指出：“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
我国先辈们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不断开展国际交流，积极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便从西域引进了石榴、胡麻（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豌豆、蚕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笋、大葱、大蒜等品种；南北朝时引进了莴苣和牛皮菜等；明清时又引进了番茄、马铃薯、辣椒、洋葱、洋白菜、四季豆和荷兰豆等。
7.争奇斗艳的地域风味
中华饮食文化经过170多万年的绵延，在历经“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四个发展阶段之后，在菜肴的风格上逐步形成了“四大风味”（鲁、川、粤、淮扬），以及“八大菜系”（湘、鲁、粤、川、徽、苏、浙、闽），还有累计达六万多种传统菜点和两万多种工业食品。在具体的烹调方法上，由于各种菜肴存在着不同的烹调过程，同一样菜肴在各地又有不同的形状与口感要求，因而烹调技术极为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八类：
（1)氽、烩；（2)拌、炝、腌；（3)煎、贴；（4)炸、熘、爆、炒、烹；（5)炖、焖、卤；（6)烧、煨、煮、蒸；（7)烤、熏、泥烤；（8)拔丝、挂霜、蜜汁等。
由上述烹调方法衍生的各种筵宴及风味食品更是流光溢彩、不胜枚举。
总体而言，中国饮食讲究寒热温凉“四性”分明，甜酸苦辣咸“五味”调和，可谓营养与保健并重，实用与艺术兼得。
二、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概论
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它融合了阴阳五行哲学、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养生学说等多种文化和科学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的饮食礼仪与审美风尚。中华饮食文化不仅涉及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而且也与国泰民安、文学艺术、人生境界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关系。
1.饮食与健康
传统饮食文化格外重视饮食健康，《黄帝内经》、《论语·乡党》、《史记·郦生传》等史籍都以朴素的阴阳五行观念论述了饮食的营养、保健和医疗作用，“养助益充”的营卫论、“五味调和”的境界说、“奇正互变”的烹调法、“畅神怡情”的美食观等四大属性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它们在直接促成东方饮食文化圈的同时，也间接影响到欧美等地的饮食风尚，像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豆制品等，其福泽几乎遍及全球。
此外，传统饮食文化还讲究饮食活动要有利、有理、有节，那些伤风败俗、以酒池肉林为乐的饕餮之徒，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结酒肉朋友，行男盗女娼”之类的社会丑恶现象，历来都为社会正义与良知所深恶痛绝。
2.“酒文化”概说
中国酒文化涉及诸多方面：酿酒工艺的发生与发展；饮酒风俗的形成与流变；酒的社交功能与药用价值；酒的品种、产地与渊源；酒具与酒器文化等。
我国酿酒行业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民间曾流传有“酒星造酒”、“仪狄造酒”、“杜康造酒”等多种传说。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正是由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早期到夏朝初年，这两千余年也是传统酿酒工艺的创始期，逐步形成了人工酿酒的“粮食酿造”技术，它标志着酿酒已成为人类的一种生产方式。
从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历时1800余年，这一时期为传统酿酒工艺的发展期。当时由于火的应用、五谷六畜的出现，以及“曲”的发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用曲酿酒的国家。我国的“曲药酿造”技术堪称人类历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与古阿拉伯地区的麦芽啤酒、爱琴海地区的葡萄酒酿造，并称为现代世界酿酒技术的三大发明。
从公元前202年的汉朝到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朝，历时1200余年，这是传统酿酒工艺的成熟期。“传统酿造”工艺以绍兴黄酒为代表，主要工艺流程如下：浸米——蒸饭——凉饭——落缸发酵——开耙——坛发酵——煎酒——包装。传统酿造是一门综合了食品学、营养学、化学和微生物学种种知识的技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酿酒工艺形成了极为纯熟、多元的生产工艺。
从1271年元朝开国到公元1840年以后的晚清时期，历时近800年，这是传统酿酒工艺的升华期。由于西域的蒸馏器传入中国，从而导致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白酒的发明。“蒸馏酿造”便是白酒（俗称烧酒）的制造技术，即用蒸馏工艺制造含酒精量较高的烈性饮用酒。明清时期，蒸馏酿造已成规模。据说当时的陕西凤翔县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酒香”。
清末以降，西方先进的酿造技术与中国传统酿造技艺日趋完美结合，中国酿酒业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新时期。
历经数千年积淀，我国的酿酒工艺形成了多种方式，如：植物果实酿造、粮食酿造、曲药酿造、蒸馏酿造等。酒的种类也十分齐全：白酒、葡萄酒、啤酒、黄酒、药酒等应有尽有。1979年在全国第三届评酒会上，评出了18种中国名酒：贵州茅台酒、四川五粮液、四川剑南春、贵州董酒、山西汾酒、安徽古井贡、四川泸州老窖酒、江苏洋河大曲、烟台葡萄酒、北京中国红葡萄酒、河北沙城白葡萄酒、河南民权白葡萄酒、烟台味美思、烟台金奖白兰地、山西竹叶青、绍兴加饭酒、福建沉缸酒、青岛啤酒。
随着酿酒业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与普及，“酒事活动”也随之日趋广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饮酒活动与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同步开展，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程式化的饮酒风俗与礼仪，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
例如：在农事节庆时饮酒，以求缅怀先祖、祈祷富裕或欢庆丰收；婚嫁之时饮酒，祝愿新人白头偕老、爱情忠贞不贰；丧葬之日饮酒，表达对长辈的忠孝或对逝者的哀思；寿诞之日饮酒，祝福长者益寿、幼者茁壮；饯行洗尘饮酒，希望行者顺利、来者愉快。此外，在生期满月、亲朋聚会、庆功祭奠、奉迎宾客、造屋修桥、破土动工、开张乔迁、敬神祭祖等民俗仪式或社会活动中，酒也都是必备之物。婚礼筵席称“喜酒”，生了孩子要办“满月酒”，重阳节喝“重阳酒”，端午节喝“菖蒲酒”，祝捷喝“庆功酒”，情人喝“交杯酒”。总之，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如果无酒助兴，那么在人际交往中便缺失了许多乐趣、气氛与仪式，离开了酒，许多民俗活动便无所依托。
饮酒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约定俗成的礼仪。早在夏商周三代，酒与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仪风尚就已紧密相连。当时，曲蘖的使用，使酿酒业空前发展，社会重酒现象日甚。在风俗民情、农事生产中，饮酒活动十分广泛。例如：在周代风俗礼仪中，就有“冠、昏（婚）、丧、祭、乡、射、聘、朝”八种，其中都离不开饮酒助兴、以壮声色。例如：男子年满二十要行冠礼，表示已成为成年人，在冠礼活动中，便要饮酒来庆贺一个生命的成熟。
古代饮酒的礼仪通常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做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主宾共饮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再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行饮尽。
在酒宴上，主人要先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要回敬主人（叫酢），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许多饮酒礼仪传承沿袭至今，近现代民间习尚的婚礼酒、丧葬酒、月米酒、生期酒、节日酒、祭祀酒、庆功酒等，都能够在周代风俗文化的“八礼”中寻到源头。因受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许多民俗活动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变化，唯有使用酒这一现象虽历千载仍沿用不衰。
中华民族的“酒文化”还寄寓着多种功能和意义，例如：治病、保健；成礼、成欢；解忧、壮胆等，当然酒也可能使人沉湎、堕落，以至伤风败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中，除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一般不饮酒外，其他民族都饮酒，并且各有酒俗。
酒的核心成分是酒精，而酒精可以让人亢奋乃至忘乎所以，因此除了作为一种日常饮料，酒还被人们赋予了很多文化意味或实用功能。历代统治者也常以“酒”作为犒赏将士、鼓舞军心的重要手段——出征时赐酒以壮军威；激战时赏酒激励士气；大捷后颁酒以嘉军功。和酒有关的历史典故也有很多：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关公“温酒斩华雄”；苏东坡“把酒问青天”；武松“醉打蒋门神”……
酒还是历代文人挥毫泼墨的助兴佳品。
诗人们畅饮抒情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张元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书画大家们同样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传说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据说书圣王羲之醉时所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草圣张旭更是“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怀素同样是在酒醉之后“须臾扫尽数千张”，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尽管酒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但自古以来因酗酒误事乃至命丧黄泉者也不在少数。当然，这并不是酒的罪过，说到底还是人的自律能力与修为境界在起作用。
3.“茶”文化概说
茶被誉为“国饮”。所谓“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茶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可以说，喝茶有益、喝茶有礼、喝茶有道。饮茶在我国有着绵长的历史，并逐步形成了诸多饮茶礼仪。
“茶”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一书，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药物著作。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曾被作为祭品使用，春秋时代茶鲜叶又被作为菜食，而在战国时期茶叶还充当过治病的药品，到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大众饮料在民间普及。
唐代的陆羽有“茶圣”之名，他写的《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中，还有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娱乐休闲场所。
随着饮茶风尚的普及，饮茶的礼仪也在民间逐步形成。例如：茶礼与婚俗就有着不解之缘，这主要是取茶所具有的吉祥、纯洁之意，人们以茶订婚，喝茶完婚。茶还作为丧葬、祭祖之品，寄托人们的追思。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礼仪风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
在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中，“茶道”无疑是核心内容，它既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增进友谊、美心修德、熏陶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审美仪式。
中国茶道形成于唐朝，发展于宋朝，兴盛于明朝，先后产生过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前两者在我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尚存生机。
具体来说，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茶艺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茶礼是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茶境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修道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本体道。
自古以来，茶道活动在民间逐步形成了不少带有寓意的礼节。如：冲泡时的“凤凰三点头”——手提水壶高冲低斟反复三次，寓意是向客人三鞠躬以示欢迎。茶壶放置时壶嘴不能正对客人，否则表示请客人离开；在进行回转斟水、斟茶、烫壶等动作时，右手必须沿逆时针方向回转，左手则以顺时针方向回转，表示招手“来！来！来！”——欢迎客人来观看；若相反方向操作，则表示挥手“去！去！去！”。另外，有时请客人选点茶叶，有“主随客愿”之敬意；有杯柄的茶杯在奉茶时要将杯柄放置在客人的右手一侧，所敬茶点要考虑取食方便。
总体而言，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和修道的统一，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
4.岁时节日与饮食
历史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只有我国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历史流脉，加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我国的民俗节令也格外多姿多彩，而且每个节日几乎都有与之相关的历史渊源和对应的饮食品种，并联系着许多美妙的传说、寄寓着独特的生活情趣与思想内涵，所有这些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国颇为繁复的“时令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在我国民众中根基深厚、影响深远，不仅反映了各地、各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也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祈愿……
（1）春节——饺子与年糕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据说，早在汉武帝时，就将农历正月初一确定为“岁首”，称之为“元旦”、“元日”等，并加以隆重庆祝。辛亥革命以后，我国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公历纪年法，转而将公历每年的第一天称作“元旦”，而将原先农历的正月初一改称“春节”。
春节食俗因地而异。北方人多吃饺子、面条和年糕。南方人则更喜欢吃年糕、元宵、面条等。
正月初一吃年糕的风俗兴于宋代，盛于明代，人们取其谐音，希望自己的生活“年（年）高（升）”。年糕有黄、白两色，象征金银。
饺子又称水饺，历史上是我国北方年节的主要食品。民间有“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好吃不过饺子”等俗语。在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中已记载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基本类似后来的饺子。到南北朝时关于馄饨又有“形如偃月，天下通食”等说法。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叫“馄饨”。这种吃法目前在有些地区仍存在，如：在豫、陕、晋等地，有时人们仍会把煮好的饺子烩在添加了香菜、葱花、虾皮、韭菜、海带等小料的汤里吃。有些地方在春节除吃饺子外，还要特意吃豆腐，借谐音“都福”，祈望合家幸福。
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一样了，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元朝称饺子为“匾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据说“匾食”这个叫法可能出自蒙古语，后来在字面上逐步演化为“扁食”，目前在山西等地老人们的方言中仍偶有使用。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
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在大年三十包好，待到半夜子时（12点）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此外还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例如：传说女娲抟土造人时，因天寒地冻，土人的耳朵老是被冻掉，于是女娲在土人的耳朵上扎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百姓为纪念女娲功绩，就用面捏成耳朵的形状，里面再包上馅（线），并用嘴咬着吃……
民间还赋予饺子很多寓意，例如：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希望“招财进宝”；河南有的地方还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曰“金线穿元宝”。有时人们还把硬币、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希望吃到的人来年如意、甜美、健康长寿，或者“早生贵子”（枣和栗子）。
除了春节必吃饺子之外，我国不少地方在“冬至”那天也要吃饺子，民间至今还有“冬至饺子夏至面”之说，据说吃饺子是怕冻掉耳朵，“饺儿”乃谐音“胶耳”。
饺子在民间如此受欢迎，自然少不了被文人墨客引入诗词，清代何耳便曾有《水饺》诗曰：
略同汤饼赛新年，荠菜中含著齿鲜。
最是上春三五日，盘餐到处定居先。
（2）元宵节——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人们对此加以庆祝，既是新春佳节的延续，也有祈望新年“圆满、祥瑞”之意。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有关元宵节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汉，经过历代变迁，人们的庆祝活动日益丰富，主要有：吃元宵、挂花灯、猜灯谜、放焰火、耍社火、赏月等。
元宵节吃元宵是各地的普遍食俗，据说这一习俗始于宋朝，意在祝福全家团圆和睦，在新的一年康乐幸福。元宵分实心和带馅两种。常见的有以肉馅、豆沙、芝麻、桂花、果仁制成的“五味元宵”，以及用葱、芥、蒜、韭、姜制成的象征勤劳、长久、向上的“五辛元宵”。吃法有煮、炒、炸、蒸等。
此外，据说古时候的元宵夜，还是青年人相亲的日子。宋代文豪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一诗中曾对此有生动描绘：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3）立春——春饼、春盘、春卷
“立春”（2月4日），又称“芒神节”，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人们习惯上将“立春”作为春天的开始。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周代，立春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至东郊迎春，并祭太皓、芒神，祈求农业丰收。明清时期，民间有迎土牛、迎农祥、浴蚕种等习俗。山西民谣云：“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
立春之日，有吃春饼、春盘的食俗。春饼是以麦面蒸制或烙制的薄圆饼，食时卷以豆芽菜、韭黄等炒菜，卷成圆筒形，故历来有“春到人间一卷之”的说法，讲究的人家还要用油炸成金黄色。
立春食春饼，谓之“咬春”，据说可以“却春困”。目前春饼仍是人们喜好的点心，不过在很多地方已称之为“春卷”，有甜、咸等不同馅心。
在江苏高邮等地，立春的前一日还要举行“迎春宴”，人们相互馈赠盛有萝卜、芹菜、韭黄等蔬菜和春饼的菜盘，谓之“春盘”，以祝愿彼此开春以后农事顺利。苏东坡有诗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
另外，在我国有些地区，“立春”之日民间还要举行娱乐活动。例如：广西侗族人就以立春为“春牛节”。这天晚饭后，村寨里的劳动能手和歌舞能手，要组成“送春牛”小分队，敲锣打鼓，挨家挨户“送春牛”，意为将丰收和幸福送到各家各户。
立春的喜气沾染到了诗、画之中，春饼、春卷等食物也自然挂上了吉祥、希望的寓意，宋朝女诗人朱淑贞的《立春》一诗就充满了轻快的愉悦：停杯不饮待春来，和气先春动六街。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
休论残腊千重恨，管入新年百事谐。从此对花并对景，尽拘风月入诗怀。
（4）清明节——冷食
清明节在每年的4月5日前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此时气温升高宜于耕种，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等农谚。
由于历史上的清明节与寒食节临近，后来人们渐渐将两者合二为一，统称“清明节”或“寒食节”，而寒食节原本是民间扫墓、祭奠亲人的日子，为表达哀思，大家在当天通常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北方人一般吃事先做好的枣饼、麦糕等，南方人则多食青团（又名翡翠团子）和糯米糖藕等。在山东博山等地还要特意吃“煮鸡蛋”，据说那会使眼睛明亮。
北方有的地方，在这天还要煮上一锅小米干饭让牛饱餐一顿，谓之“饭牛”，这天所有的牛都不使役，也不准打骂，民间有“打一千，骂一万，清明节一碗饭”的农谚，以犒赏耕牛一年的辛劳。
清明节期间通常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是郊游的好日子，因此从前在扫墓之余，人们还要借机从事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活动。
关于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来历，民间有个十分动人的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计谋害了太子申生，申生之弟重耳被迫流亡。在荒无人烟的途中，重耳饿极晕倒。随行的忠臣介子推无奈之下，便从自己腿上割了块肉，烤熟后救了重耳一命。十九年后，重耳归国当政，成为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登基后，对昔日共患难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经人提醒忙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但介子推已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位于今山西介休县东南）。在搜山未果后，他接受臣僚建议：放火烧山，三面点火，只留一方，试图逼出介子推。三天后大火熄灭，仍不见介子推踪影。上山一看，但见在一棵大柳树下，介子推母子已被烧死，人们在介子推背后的柳树树洞里，发现了一片题有“血诗”的衣襟，诗云：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哀痛之极的晋文公，收起血书，把介子推母子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并敕令把绵山改名“介山”，还在山上建了祠堂，并把放火烧山这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国人每年这天要禁忌烟火、只吃寒食，以纪念忠臣。[8]次年，晋文公率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行至坟前，只见那株老柳竟死而复活，晋文公仿佛看见了重生的介子推，他敬重地掐了一条柳枝，编成花环状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后来每届清明，人们也会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对亲人的怀念。
唐代宋之问的《途中寒食》一诗便吟咏了这段令人欷歔嗟叹的旧事，曰：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断肠处，日夜柳条新。
（5）端午节——粽子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通常在公历六月初）。端是“开端、起初”之意，初五自然就是当月的“端五”了；五月在农历中也被称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所以“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等。从史籍来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主要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
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据说，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时期，还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是为“碱水粽”（因水中含碱，广东现在还有此种吃法）。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
到了唐代，粽子的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展示，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材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目前，北方多为包有小枣的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在我国历千年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端午节及其食俗据说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舍生取义的故事：[9]
传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废黜后，因对楚国时政绝望，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于水中，以驱散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顺江而下直至洞庭湖仍未找到屈原。附近的人们得知是在打捞贤臣屈大夫时，也纷纷争相划船冲进茫茫的洞庭湖继续打捞……后来每到端午，人们便举行“龙舟竞赛”，以纪念屈原。唐代诗人文秀曾赋《端午》诗云：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6）中秋节——月饼
农历八月居秋季三个月之中，因而也叫“仲秋”；而在一个月里，十五又居当中，故农历八月十五日被称为“中秋”。每年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瓜果飘香，农作物也到了收获的时候，而十五这天夜里一轮圆月高挂苍穹，于是人们便于当天合家团圆，共庆丰收……“中秋节”的影响力仅次于春节，这一习俗在上古时代称为“秋报”。
中秋节的传统食品以“月饼”为主，再辅以各色果品。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等，据说最早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圆形的月饼象征团圆，反映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记》中曾谈到：“八月十五日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民国年间的北平俗曲唱道：“荷花未全谢，又到中秋节，家家户户把月饼切，香蜡纸马兔儿爷，猜拳行令同赏月。”月饼发展到今天，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其中京式、苏式、广式、潮式月饼尤佳。月饼的食俗在唐代已成风尚，宋代已相当考究，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很可能与古人的日月崇拜有关。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间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肃穆的祭祀演化为快乐的欢娱。我国各地至今还能见到“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等古迹。其中最著名的尤数北京“月坛”，它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而造。
有关祭月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朝，在《周礼》中已有“中秋”一词。不过，直到唐初，中秋节才成为固定节日，《唐书·太宗记》中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字句。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即现在的春节）齐名，成为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人们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葡萄、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阖家拜月后，便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
在民间，关于中秋节的来历有多种传说，如：嫦娥奔月、朱元璋起义、唐明皇游月宫等。
嫦娥奔月：传说远古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轮流出现，给大地带来光明与温暖，但有一天，十个太阳却一起出现，大地上的农作物都被烤焦了，人们被晒得痛不欲生。这时神箭手“后羿”挺身而出，把其中九个太阳射了下来，解万民于倒悬，后羿因此被拥立为王，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穷奢极欲、肆意杀人的暴君。后羿为了长生不老，还派人上昆仑山盗取了王母娘娘的不死药，吃了这药就可以升天成仙。后羿的妻子嫦娥心地善良，她为解除百姓的无尽苦难，便偷吃了不死药，随即飘上了月宫……
朱元璋起义：元朝末年，朱元璋号召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约定在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起义，并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以互赠月饼的办法传递消息。朱元璋赢得天下后，敕令每年八月十五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内容之一就是吃月饼。
从古至今，中秋那一轮皎洁明月，总不免让人思及人、情的圆缺与世事的变迁，或许也正是因此，吟咏中秋的诗歌才格外多。唐代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便吟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7）重阳节——重阳糕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易经》把偶数称为阴数，把奇数称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或重九。九是最大的阳数，古人认为“重九”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之日，且“九九”与“久久”同音，有长寿之意，所以重阳节就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节。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重阳”一词最早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在《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但这里的“重阳”仅指时间，还与节日无关。汉代刘歆在《西京杂记》中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可见汉代已有重阳求寿之俗。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写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显然，当时“重阳”已经成为节日了。
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除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放纸鸢外，在饮食方面则以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为主。
重阳糕寓意“高寿”，做法与形态和年糕基本相同，只是上面通常还洒有些各色花瓣和蜜饯，十分香甜诱人。
菊花乃我国名花，“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陶渊明语），所以菊花以其独特品性成为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做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菊花酒的酿制在汉魏时期已盛行，《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晋代陶渊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之说。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之句。显然，此时菊花酒已是盛行的健身饮料。明清时期，菊花酒又加入了多种草药：用甘菊花煎汁，用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由于菊花酒能疏风除热、养肝明目、消炎解毒，故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指出，菊花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瘅、治百病”的功效。
有关重阳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较早的见于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婓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唐代的《初学记》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书都曾转述此故事，并认为九月九日登高喝菊花酒，妇女在胳膊上系茱萸囊辟邪去灾的习俗由此而来。茱萸是一种草本植物，可入药，亦可制酒养身祛病。
和我国其他传统节日一样，人们在重阳节上寄寓的情感也是复杂多样的，并不仅仅限于“尊老敬老”或“益寿延年”。例如：毛泽东写于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一词，所慨叹的就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以及战胜敌军后的喜悦心情：“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而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则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8）腊八节——腊八粥
在上古时期，每到农历十二月都要祭祀“众神”，这一活动被称为“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据说腊月初八这天喝“腊八粥”的习俗，源于佛家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之得道成佛。
传说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他见众生受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便舍弃王位，出家修行。经六年苦修，于腊月初八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在那六年中，他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人敬仰其精神，便在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示缅怀。这样“腊八”就成了佛教的“佛祖成道纪念日”，我国历史上每到此日，各地佛寺都举办浴佛会并诵经，并用香谷、果实等煮粥供佛，称“腊八粥”，佛事毕，则将粥分赠门徒及善男信女食用，以后便在民间相沿成俗。据说有的寺院还常于腊八前由僧人手持钵盂，沿街化缘，将收集来的米、栗、枣、果仁等材料煮成腊八粥散发给穷人，人们认为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所以也把它称做“佛粥”。南宋陆游诗云：“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节物新。”据说杭州名刹天宁寺内有储藏剩饭的“栈饭楼”，平时寺僧每日把剩饭晒干，积一年的余粮，到腊月初八煮成腊八粥分赠信徒，称为“福寿粥”、“福德粥”，意为增福增寿，可见斯时佛家爱惜粮食之美德。
腊八粥在古时是用红小豆、糯米煮成，后来材料逐渐增多。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云：“用胡桃、松子、乳蕈、柿蕈、柿栗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至今在我国江南、东北、西北等地仍有吃腊八粥的习俗。所用材料各有不同，多用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等煮成甜粥，也有加入桂圆、龙眼肉、蜜饯等同煮的。冬季食用由多种豆类、干果熬成的腊八粥，显然属于应季营养食品，确实有益健康。
由于腊八节的特殊意味，文人墨客们常以腊八为题，用诗歌抒发崇神敬佛之情，北齐魏收有《腊节》一诗曰：
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
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
5.饮食与礼仪、社交
饮食习俗历千年发展，形成了诸多饮食礼仪，在远古的祭礼中，就已开始通过饮食活动来区分君臣、尊卑、长幼。礼仪产生后，反过来又将饮食活动“程式化”，使饮食活动符合于礼教。在前面有关“酒文化”与“茶文化”的论述当中，我们已提到了一些相应的礼俗，其实在我国饮食文化当中，还融会着很多礼仪和社交功能，人们常常通过饮食活动来履行礼仪、增进感情，提倡“尊让契敬”精神。
宴会往往是集中反映中国饮食礼仪的平台。据说，设宴请客始于周代，并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邀客要用请柬，席间要向客人敬茶、敬酒；宴会的场所和规格要与客人的地位身份相称；入席时，以长幼、尊卑、亲疏、贵贱排座次，这是宴会礼仪中最重要的项目。叶梦珠在《阅世编·宴会》中载，举办筵席“必以南北开桌为敬，即家宴亦然。其他宾客，即朝夕聚首者，每逢令节传贴邀请，必设开桌，若疏亲严友，东客西宾，更不待言……”《清稗类钞》又载：“若有多席，则以在左之席为首席，以次递推。”此外，宴会敬酒、上茶也有种种规定。
传统饮食讲求色、香、味、形俱佳，食器也要力求精美，形成了雅丽和实用相统一的饮食感观之美；在一些重大饮宴活动中，还常伴有音乐、舞蹈表演。这些都反映了传统饮食与中国美学观念的密切渊源。
尽管我国饮食文化精深博大，并且现如今各色食品亦日渐丰富，但国人在饮食礼仪方面非但没有传承与长进，反而粗鄙之相随处可见。例如：遍布城乡的餐馆几无僻静之所，大都嘈杂不堪、乌烟瘴气；有些食客或吆五喝六、肆意喧哗，或于用餐时不断“吧唧嘴”，令同场用餐者闻之作呕，哪还有心享受美味；还有些人在搛菜时，或随意拨弄、翻捡菜肴，或挟起来又扔回盘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几同村姑莽汉无异。正可谓：
国色天香佳肴美，奈何食客欠礼仪。
即令华堂筵满席，难企风雅徒现鄙。
小结
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饮食文化中，历经数千年演化而来的中华饮食谱系，堪称最为源远流长、璀璨夺目的一脉。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胜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之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10]
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以其工艺精湛、工序严谨、烹调方法丰富多变等特点见长，其高超的烹饪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把我国传统饮食文化恰当地运用到电影创作当中，不仅有助于影片铺陈情节、塑造人物，而且也能使作品之民族气质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节饮食文化在电影中的应用范式
饮食文化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电影的根本价值之一就是记录、反映与表现社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部电影都有“饮食场面”的缘由。
当“餐饮场面”被有机地契入电影情节当中时，那些场面便具备了“能指”与“所指”双重功能——具有了“符号学”意义。一方面，记录、描绘、表现和评价人类社会生活，原本就是电影文化的核心使命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饮食行为”负载着诸多或直观或抽象的文化信息，因此在不少影片中，“餐饮场面”不单具有叙事功能，同时也发挥着多种“表意”潜能，它早已成为构成、升华电影艺术的一种有效元素，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将择其精华，扼要阐释“饮食场面”在电影创作中的表意功能——运用方法及效果。
一、表意功能：隐喻、象征与对比
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其他事项相比，饮食无疑是最基本、最常见的行为之一。
大至国际交往、出征班师、政治结盟、贸易谈判；小至社团联谊、亲友聚会、风花雪月、人情往来，可以说，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不论高低贵贱都离不开饮食。由于“饮食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同时又可以在其中寄寓多重文化或思想含义，因此，有不少编导都有意识地把一些饮食场面嵌入影片的情节当中——作为一种“蒙太奇元素”加以充分运用，并以此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趣味性或思想性。
从苏联电影界20世纪20年代创立“蒙太奇学派”以来，其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对比等功能/手法，就以其言简意赅而又寓意深刻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在国际电影界被广为应用。在我国电影史上，也曾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其中《掷果缘》、《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邻居》、《人到中年》、《活着》、《饮食男女》、《生死抉择》、《千里走单骑》等影片，在运用“饮食场面”表达蒙太奇意味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值得认真探讨。
1.“水果”、“茶坊”与《掷果缘》（张石川导演，1922年）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影片，又名《劳工之爱情》：郑木匠改行在小巷里经营起了水果摊，他对面是祝医生父女租房开设的诊所。郑木匠热恋祝女，但祝医生却横加干涉。为此，郑木匠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祝医生的赞许，最终修成正果。影片在多处运用了“饮食场面”来刻画人物或传情达意，例如：郑木匠常给对面的祝女“投掷水果”，以讨其欢心——郑木匠的“爱意”由此凸现；祝女到“茶坊”打水遭流氓调戏，郑木匠挺身将无赖摁在锅里，并提水兜头浇去——郑木匠追求爱情的“勇气”得以证明；一群小孩乘郑木匠不在哄抢水果，郑木匠发现后非但没施以惩罚，反而还给了他们几个水果——郑木匠的“善良”由此得到表现。
显然，无论从剧情的推进、喜剧效果的营造来看，还是就影片所倡导的“劳工神圣”、“恋爱自由”等思想寓意的彰显来说，“饮食场面”的有机运用，在在都为这部可爱的短片提供了多种契机与光彩。
2.“饭菜”与《神女》（吴永刚导演，1934年）
《神女》是中国无声片的巅峰之作，它讲述了一个令人十分伤悲的故事：孤苦无依的母亲为抚养幼子被迫出卖肉体，结果由于失手打死屡屡欺压她的流氓，最终身陷囹圄……
白天是神圣的母亲，夜晚是街头的流莺——影片的主题显然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通过“神女与流氓”的关系，揭示了社会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二是通过“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凸现了隐忍顽强的母爱精神。饮食场面的介入，使影片在表达与渲染这两种关系时，都呈现出含蓄隽永的思想意味。
从“神女与流氓”的关系来看，当流氓章老大赌博输钱后，便打起了“神女”的主意。他带着两个喽啰尾随到了神女家里，在看到神女为自己准备的一点饭菜后，便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喽啰之一还调侃说这是“喝老大的喜酒”[11]。在这里，流氓“吃掉”神女卖身所得的“饭菜”，意味着神女已经沦为被压榨的对象；而所谓“喝喜酒”，则预示着流氓将像寄生虫一样赖在神女身上，把她当做了一种可以长期掠夺的“资源”。
从“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来说，当儿子被邻里小孩嘲笑为“贱种”，回家问母亲“为什么他们老骂我贱种”时，母亲只能强忍着屈辱与悲愤安慰儿子“以后别再跟他们玩了”，随即给儿子端上了饭菜[12]。显然，身为“神女”的母亲是无法与社会舆论抗衡的，她只能用自己的母爱（“饭菜”）来慰藉儿子受伤的心灵……
可见，影片通过两次对饭菜的运用，就举重若轻地使主题得到了有效而含蓄的表达。相对于当时和后来很多动辄高呼“口号”的所谓“左翼电影”相比，这种表达方式真不知高超了多少倍。
3.“做饭”与《邻居》（郑洞天、徐谷明导演，1981年）
该片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界探索“纪实美学”的代表作。
影片通过发生在一座“筒子楼”里的“住房纷争”，表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分配住房”矛盾，并由此引申出诸多社会问题，堪称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影片那样，从一开始便“直奔主题”，而是首先用一个长达数分钟之久“长镜头”，呈现了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做饭”时的拥挤和嘈杂场面，从而在顷刻间就凸现了这幢“筒子楼”里憋屈之极的住房状况，由此也就为后面矛盾的爆发，铺垫了一个张力十足的叙事基础。
应当说，能够表现“住房紧张”的场面与角度有很多，但仔细想来，通过“做饭”来表现这一主题似乎更有说服力，也更能赢得观众共鸣——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做饭”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维持生命和工作的最基本保障，但如果连“做饭的空间”都已拥挤不堪，那么其他空间的窘迫程度便可想而知！
显然，在影片《邻居》“提出问题”这一环节上，“饮食场面”的介入，无疑发挥了见微知著、以一当十的绝佳功能。
4.“烧饼”与《人到中年》（王启民、孙羽导演，1982年）
该片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生活状态。
陆文婷虽然是某市一家大医院的眼科专家、业务骨干，每天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门诊与手术，但人到中年却连个主治大夫都不是，工资仅有56元，一家四口住着12平米的小屋，生活窘困之极。尽管如此，陆文婷却依然十分敬业，终至累倒在岗位上……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其中陆文婷“吃烧饼”的那段情节尤为令人动容：疲惫之极的陆文婷抱着生病的女儿回了家，接着便去给急着上学的儿子做饭，结果却发现厨房里什么也没有，她只好从家里仅剩的一些零钱里拿了一点让儿子去买个烧饼充饥。儿子出门了，此时的陆文婷累得刚在桌前坐下就打起了盹儿。少顷，她被一阵轻微的声音惊醒，发现儿子已悄悄在她面前放了一杯水、一只烧饼。陆文婷百感交集，在吞下一口烧饼的同时，夺眶而出的眼泪也滴在了水杯里……
“一杯白水/一块烧饼/一滴眼泪”——每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里都禁不住心潮起伏、潸然泪下——难道这就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眼科专家应该过的日子吗？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可以说影片里“吃烧饼”这个细节不啻一阵情感的飓风，它让“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处境”——这个在当时已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顷刻间便演化成了一种理解、同情和反思，在观众心头涌起万丈波澜……
5.“饺子”与《活着》（张艺谋导演，1993年）
影片通过富贵一家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左倾狂飙”的荒唐与残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堪称一部当代民族血泪史。其中，“有庆之死”那一段落尤为催人泪下。
小学生有庆是富贵的儿子。在1958年那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富贵一家所在的镇上终于炼出一大块“铁疙瘩”。镇长让“公共食堂”做饺子犒劳大伙儿，当富贵和妻子家珍把饺子端回家时，已经在“运动”中折腾了几天几夜的有庆睡得正香。此时，有庆的同学来叫他返校继续炼铁，因为区长要来检查。结果，连饺子的味道都没来得及闻一下，有庆就因疲劳之极而死于非命……
显然，把“饺子”和“有庆之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颇为犀利而深刻的隐喻：那场疯狂的“大跃进”，不仅无法让人过上好日子（吃饺子），反而变成了荼毒生命的恶魔！历史已经证明，那场运动不过是给民众涂抹出的一只浪漫画饼而已。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曾经的每一场“运动”，几乎都曾打着“吃饺子”的幌子，而这一个个“幌子”也的确曾把亿万民众蒙蔽得如痴如醉、忘乎所以。这或许正是影片《活着》的独特魅力所在，它不仅让我们深刻地触摸到了一段历史悲剧，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魔力与残酷，进而不能不令人深省——中华民族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真正让大家实现吃“饺子”的愿望……
如果说，影片中的“有庆之死”似乎有些偶然的话，那么，那一次又一次泯灭人性的“运动”，无疑就是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一场又一场灾难，它们在中国当代史上洒下了一页又一页的斑斑血泪。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庆之死”又是必然的，它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它清晰而深刻地表明：神经质的、疯狂的政治运动只能成为戕害生命的渊薮，而美好生活——“饺子”——只能是个缥缈的梦幻。
以悲衬喜愈见其喜，以喜衬悲愈见其悲。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饺子”既是一种食品，也是一种寓意祥瑞团圆的喜庆“符号”。但在该片中，“饺子”却成了富贵夫妻与儿子生离死别的“见证”，寄托哀思的“祭品”——每当给儿子上坟时，家珍总要摆上一饭盒饺子、念叨着“有庆吃饺子……”影片通过这样的“两极”呈现，无疑在观众的心理期待上构成了巨大的情绪反差，从而也就使其艺术感染力、冲击力达到了极致……
几只小小的“饺子”，对于一个由张艺谋、葛优、巩俐、赵季平等组成的大腕云集的剧组而言，其成本实在微不足道，但恰恰就是这个极其平常的“饮食细节”，却在本片中掀起轩然波澜，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民俗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神奇潜力与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饮食场面在影片《活着》当中还有多处十分出彩的表现，例如：“文革”当中，医院里被批斗得奄奄一息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偶然有机会“吃馒头”时，竟一气连吃七个，以致胀晕了过去。结果导致凤霞（富贵的女儿）在产后大出血时，因无人施救而撒手人寰……显然，“吃馒头”这一情节在此也收到了双重效果，既反映了当时学者们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也折射了他们的社会价值……
类似上面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影片《白毛女》、《祝福》等影片中也有呈现，读者诸君不妨触类旁通，体味一番。
6.“豪宴”与《生死抉择》（于本正导演，2000年）
这是一部直面当下官场腐败的力作。市长李高成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就面临着相当复杂棘手的局面：中阳纺织厂上千工人要来市政府请愿……随着调查的深入，李高成发现：他一手提拔的纺织厂领导班子竟然集体腐败，甚至自己的妻子也深陷其中。更令他震惊的是，这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的根子，竟然正是培养、提拔他的省委副书记严阵。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呢？李高成在短暂的犹豫彷徨之后，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应当说这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反腐倡廉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影片中所揭露的种种腐败现象发人深省，尤其是那桌“饕餮豪宴”，无疑就是一种表现腐败分子穷奢极欲、贪婪嘴脸的直观象征，而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市长李高成挺身而出，特别是他在激愤之下，一举掀翻那桌“豪宴”的壮举，无疑又从另一个角度、极具震撼力地隐喻了“党组织”惩治腐败的决心与力度。
尽管相对于现实中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来说，这样的银幕呈现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顶多就是一次“意淫”式的快感宣泄而已，但相对于同类影片动辄以“开会”、“读文件”来“弘扬正气”的处理方式而言，本片无疑要显得更“电影化”一些，至少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片刻的畅快之感。
7.《千里走单骑》（张艺谋导演，2005年）
这是一部旨在彰显亲情的佳作，讲述了一个十分单纯却相当感人的故事。
日本老人高田为化解与儿子的隔阂，毅然“千里走单骑”，远赴中国丽江，亲自拍摄“面具戏”以求了却儿子的心愿。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当村民们理解了高田的愿望后，主动在街上为他摆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百家宴”，对他的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规模壮观的宴席所表达的，不仅是村民们对高田的欢迎，更是对凝结在其言行中那些“尊老爱幼”、“推己及人”、“睦邻友爱”、“团结互助”、“执著顽强”等普世情怀的认同与倡导。
事实上，影片中这场由民间自发举办的盛筵，似乎更像一个洋溢着脉脉温情的窗口，它让我们看到：流淌在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优良传统，是那样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又深入人心，就仿佛眼前蜿蜒在这古老街巷中“百家宴”一样，从远古迤逦而来，又向未来延伸开去……
二、经典：《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导演，1947年）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在空间上横跨上海、武汉、重庆等许多地区，在时间上纵贯抗战前后15年之久的史诗性巨片，它长达21本，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两集；首映时曾创下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0余万人次的空前纪录。
该片以一种类似“编年史”的时间处理方式，展示了在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苦难岁月里，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它在表现和描述历史进程时，选择了张忠良一家的悲欢离合作为叙事载体，通过这个家庭中不同成员命运的沉浮变幻，浓缩和汇聚了时代变迁的沧海桑田。
影片人物众多，但杂而不乱。他们主要代表四个阶层或四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分别是：受尽战乱之苦的普通民众；忙于发国难财的奸商政客；残暴贪婪的侵略者和汉奸；同仇敌忾、舍生忘死的抗日民主战士。
通过对上述种种复杂人物关系以及各自生存状态的描写，影片揭示出了各种社会力量间的明争暗斗、此消彼长，而这四种社会力量，又通过张忠良这个核心人物扭结在一起，在相互对立和比照之中，从一定程度上凸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
为了增强影片的概括力，编导还采用了“交叉蒙太奇”的结构形式，让三条情节线（忠良、素芬、忠民）同时发展，从而将历史进程的客观性，与人物命运的传奇性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股股令人荡气回肠的情感冲击波：
张忠良原本是个热血青年，在工厂夜校教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并与志同道合的工人素芬结婚。抗战爆发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告别妻子素芬、儿子抗生和自己的老母亲，参加了前线救护队，后不幸被日寇俘虏；在历经艰险后，终于死里逃生到了重庆。落魄之中，忠良找到在上海时的旧识——交际花王丽珍，后在她的“援助”下，就职于大资本家庞浩公名下的“贸易公司”。大后方纸醉金迷的环境，逐步蚕食了张忠良的良知，他由抵触、郁闷而麻木、堕落，最终投入了王丽珍的怀抱，并深得庞浩公器重，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狡诈贪婪的奸商。
素芬日夜盼夫归来。数年后抗战胜利，但以“接收大员”身份回到上海的张忠良，早已将老母妻儿置于脑后。此时，素芬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正在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家当女佣（何的丈夫、汉奸温经理已被捕）。在何家的一次宴会上，素芬突然认出了久别的丈夫，而忠良却迫于王丽珍的淫威，竟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结果，素芬在屈辱和绝望中跳江而亡！
这部作品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张忠良。可以说，影片对时代、社会的反思与控诉，以及蕴含其中的思想意味，大都通过张忠良的嬗变、堕落过程，得到了细致的描绘与彰显，在这一过程中有六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环节，它们都是借助“饮食场面”来加以导引和展开的（在上、下集中各有三次）。下面我们就逐个分析该片DVD影碟中的相关段落：
①上集（01∶15∶08）
此前张忠良已在重庆某“贸易公司”上班，但他对同事们那种蝇营狗苟、尸位素餐的状态却颇不适应，公司的龚科长等人为笼络忠良，便请他“下馆子”——这是忠良到重庆后的第一次“吃喝”，显然他是被动的甚至还有些抵触（拒绝喝酒），席间忠良心不在焉地随手翻阅报纸，不经意间，报上的一个大标题赫然入目——“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使良知犹存的忠良愈加难堪……结果，他和大家不欢而散。
这次“饮食”场面，不仅表现了张忠良在初入“江湖”时的矜持，而且还得当而机巧地通过一张报纸揭示了抗战期间“大后方”的腐败状况。
②上集（01∶24∶20）
张忠良到重庆后，起初并不适应那种寄人篱下、百无聊赖的生活，但“名利场”上骄奢淫逸的“魅力”，不久便诱惑、征服了他的灵魂。他渴望出人头地，却一时又下不了“卖身投靠”的决心，郁闷、烦躁之际，忠良主动请龚科长去“喝酒”。
很快，不胜酒力而又十分抑郁的忠良就醉了，他咆哮着向老龚吐出了胸中的块垒：“……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希望、前途、奋斗，一切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活死人了，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还厉害，我有点抵抗不住了……你瞧着，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忠良的这番“酒话”，充分揭示了他此时在良知与堕落的边缘痛苦挣扎的矛盾心态。显然，只要再增加一点微弱的诱惑，他便会身不由己地沉醉到那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漩涡里……
③上集（01∶34∶30）
诱使忠良突破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的瞬间终于到来：这天夜里，王丽珍主动走进忠良卧室，邀请长夜难眠的忠良一起“喝酒”……
孤男寡女、酒后乱性——这一切自不待言。这是在影片上集最后一次出现“饮食场面”，也是主人公张忠良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位热血青年开始堕落为一个无耻奸诈的投机商。
影片的上集到此戛然而止。
④下集（00∶06∶10）
忠良和王丽珍应邀来出席庞浩公的家宴，席间既有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龙虾，也有空运自上海阳澄湖的大闸蟹，宾主甚至得意而无耻地为此调侃：“大闸蟹也飞到重庆来了”，“看来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嘛”……
在这次“饮食场面”中，庞浩公把忠良引荐给了重庆商界和政界的一些名流，由此作为“切入点”，忠良开始在庞浩公麾下纵横商海、大发国难财了。
显然，这次宴会不仅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同时更以黑色幽默的格调，再次凸显了当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特征，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讽刺意味。
⑤下集（00∶14∶33）
这是忠良和王丽珍的“乔迁”家宴——王丽珍已经成为了忠良的“抗战夫人”。
在这次宴会进行中，影片充分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对比功能：一方面觥筹交错——忠良在重庆的豪华寓所坐拥艳妇、大宴宾朋；另一方面风雨交加——素芬老少三代蜗居在上海的茅棚里手足无措、徒唤奈何……
这一段落不仅用忠良的忘恩负义和寻欢作乐，强烈地反衬出素芬的痴情善良与含辛茹苦，更由此集中强调/对比了沦陷区平民百姓的苦难艰辛和大后方统治阶层的醉生梦死，从而使这部作品凸现出了浓重而严肃的“道德批判”意味——如果说身处铁蹄之下的沦陷区人民在劫难逃、不得不在“凄风苦雨”中承受着国破家亡的痛苦的话，那么躲避在陪都重庆的“阔人们”就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饕餮民脂民膏吗？！
显然，影片中的这次“饮食场面”，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次现实体认，更是现实对历史的一场深刻反思。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⑥下集（00∶51∶50）
这是全片出现的最后一次“饮食场面”，也是整部影片戏剧冲突的高潮。
王丽珍的汉奸表姐何文艳在其豪宅举办庆祝“双十节”（民国的国庆节）的家宴，庞浩公、王丽珍、张忠良等众多“名流”纷纷出席……
影片在这次宴会的进行中，分两个步骤呈现出了对于家国命运的双重关照：
首先是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直观的剖白。当宴会上的人们在狂欢作乐的时候，素芬（此时是何家佣人）却因为“婆婆和孩子都没有饭吃”，不得不在厨房向厨师讨要剩下的冷饭和猪骨头，并让抗儿（素芬与忠良的儿子）带给奶奶；当奶奶对抗儿说：“这根大骨头得留着，再捡些菜叶熬一熬又能吃几天……”时，王丽珍却在酒席上对忠良抱怨“我都快胀死了”。
显然，编导在这里再次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对比效果，在抨击了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与汉奸们相互勾结的无耻行径的同时，也揭示了尽管已经“天亮”，但凄苦的民众依旧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绝望处境之中。
其次便是通过对素芬人生结局的悲情渲染，极为犀利而深刻地揭示了民众曾经寄托在“抗战胜利”上的种种梦想，以及希望的彻底破灭——在八年离乱中，素芬扶老携幼、历经无数屈辱与伤痛都没有倒下，但“胜利”后，却在瞬间就被无情的“江水”吞没了。正像忠良老母质问苍天那样：“这究竟是为什么啊？”——影片由此表明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与决绝否定！
综上可见，无论就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比照描绘，还是从人物的细腻刻画、社会的深刻批判，以及感天动地的情感表达、博大深广的叙事视野等方面来看，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所达到的高度概括力与有机统一性，都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典范之作，而“饮食场面”在这当中与其他叙事与造型元素的珠联璧合，则共同为这部史诗巨作在意蕴的呈现与升华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居功至伟的作用。
第三节《饮食男女》：来自宝岛的盛宴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电影史，《饮食男女》（李安导演，1994年）无疑是运用“烹调饮食场面”最为充分，也最有意味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烹调和饮食”场面被贯穿始终，成为了全片的结构轴线和叙事载体，从剧情编织到人物塑造，从气氛营造到寓意凸现，在在都得到了烹调或饮食场面的着力支撑与渲染。该片以一个家庭为叙事平台，将“饮食意趣”与“男女情感”极为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以深沉而宽容的气度，讲述了一组现代都市的亲情、爱情故事：
鳏夫老朱乃台湾名厨，曾供职于顶级豪华酒店“大厨房”，退休后与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家珍、家倩、家宁生活一起，但日子过得并不清闲：每天晨跑后要叫女儿们起床；还要经常用洗衣机给女儿们洗衣服；每周日晚上，他都要给三个女儿搞一桌隆重的家宴；此外，还要时常“牵挂”处于漫长离婚诉讼中的锦荣（她是家珍同学的姐姐）……
一家人心事各异、芥蒂日深。老朱本人虽情有所系，但碍于伦常不便明言；老大家珍在中学教书，刻板、信教、情无所依；老二家倩极有烹调天赋，但早年在老爸干涉下未能如愿，后来虽做到航空公司的高管，但爱情却仍没着落，只能与情人维持“阴阳平衡”；老三家宁情窦初开，暗恋着女同学的男朋友。一家人如此心猿意马、个个焦虑不堪，尽管老朱竭力想当个好父亲，但事态的发展却令他不胜烦恼，终至味觉失灵。
老朱一家在“饮食”和“男女”问题上周折频频。几番冲突之后，一家人陆续在家宴上宣布了各自的“男女”归宿，最终各奔东西——家宁梦想成真，迅速结婚生子；家珍和学校的体育教师在学生们的“撮合”下共结连理；家倩原本也想远走高飞，但在买房受骗，又目睹姐妹的先后搬走后，为了体恤老爸的孤独无助，她决定放弃升迁机会，留下来陪伴老爸。然而，老爸的感情抉择却令她十分吃惊！
女儿们原本觉得从美国回来的“老巫婆”梁伯母——锦荣的母亲，应该最有可能成为父亲的老伴儿，但所料不及的是，此时老朱却与离异后的锦荣早已珠胎暗结，并最终成就了“老少配”。老朱的惊人之举，使得自认为与其“蛮谈得来”的梁伯母登时晕厥……
影片的末尾，老朱在享用家倩为他一个人烹调的家宴时，竟发现自己神奇地恢复了味觉……
显然，影片《饮食男女》的宗旨，无疑是要呈现、探讨当代台湾都市人的情感问题。它让我们看到：无分男女老幼、无论教育背景，也不论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对于爱情、亲情的渴望都别无二致——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想也难”（片中老朱语）。
事实上，在一百多年来蔚为大观的中国电影中，宗旨与《饮食男女》类似的作品并不鲜见，然而能够像该片一样意味隽永又赏心悦目的佳作却十分罕见，之所以如此，除了故事编织的巧妙与导演手法的圆熟外，大量烹调与饮食场面的得当运用，可谓至关重要！
1.片名先声夺人，理念深入人心
从我国传统观念来看，儒家文化曾明确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用人类不可或缺的“饮食”来类比人们的生理或情爱欲望，可谓十分贴切。如同其片名一样，影片《饮食男女》正是把饮食作为“男女”问题的切入点，才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理性力量与感性魅力——如果承认饮食是人类共同的需求，那么就应当理解和接受人们对于满足情欲的追求是合理的。
可以说，激荡在《饮食男女》中的那些关于“饮食”与“男女”之间的种种暧昧隐喻，不但在观片之前就已引人遐思，而且于观片之后仍能发人深省。一部电影在传达自身理念时，能做到如此朦胧而又清晰，既可意会又能言传，实在是达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境界。
2.烹调与饮食场面是该片塑造人物、表达情感的主要载体
如何把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有趣又不露痕迹？如何把人物关系交代得周到明了又得体隽永？这是每一部影片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饮食男女》在这两方面无疑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颇为成功的经验。
(1）关于老朱的职业风采
影片开篇就用了近4分钟的一组镜头，充分凸现了老朱的“名厨”本色——溜、炒、烹、煎、炸样样精湛，无论红案白案一样潇洒自如。其间还插入了一段头戴厨师高帽的老朱与台湾政要名流的多幅合影，同时他还在电话中，向锦荣传授了鱼的若干作法，这一切都显示出老朱有着异常高超的烹调技艺。
这组镜头不仅彰显了老朱的职业水准、社会声望，而且也用他在烹调饮食时那种不厌其烦的敬业态度，预示了他日后在自己的“男女”问题上锲而不舍的逻辑合理性。
(2）关于老朱的爱情
老朱作为本片的主人公，编导更是不遗余力而又恰如其分地在他身上大作“饮食男女”文章。借饮食场面来表现他与三个女儿间“别扭关系”的那些段落，可谓浓墨重彩、妙趣横生，其喜剧效果自不待言。单就对他本人的“男女”问题来说也同样精彩：
老朱深爱着决意离婚的锦荣，但作为一个老年人他却有重重顾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只好背着锦荣，常常把这种爱转移在她的小孩儿姗姗身上——积极主动、有求必应地为姗姗做各种精美的“便当”（盒饭），同时却把锦荣给孩子上学带的那些较为粗糙的便当拿回家独自“享用”。尽管老朱此时已然失去了味觉，并且锦荣做的那些饭菜也明显很差，但老朱却似乎吃得津津有味——显然，老朱从中享受到的并非“饮食”乐趣，而是把饮食作为一种“载体”，通过它去品味蕴含在其中的“男女之情”……
（3）关于老朱的友情
对于老朱与同事老温之间的“友情”，影片也是通过“饮食场面”来表现的。
第一次是在老朱为“大厨房”“救场”收工之后，两人在工作间喝酒聊天，那种无话不谈、彼此间知根知底、知冷知暖的状态，不仅让观众对这两位老人感情之笃厚一目了然，而且还隐约暗示了激荡在老朱胸中的种种郁闷——对自己丧失味觉的苦闷；对家珍婚姻问题的担忧；与家倩之间的隔阂；对锦荣的期待。对此，老温用一句歇后语给老朱作了极其准确而又生动的概括——“你想要的要不来，你想赶的赶不走。正好啊，是‘干烧甲鱼’——鳖（憋）。”
第二次是两人再度在“大厨房”合作烧菜，老温在替老朱品尝菜的味道时突然发病，瘫倒在老朱怀里——影片由此表现出两人在长期合作中建立的生死与共的友情。
第三次是老朱在安放完老温的骨灰，回家坐下后，家倩要给他沏一杯“高山茶”，但老朱坚持只喝“白开水”——因为“我的味觉已经死了。”（老朱对白）显然，老朱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怀念自己的老友。
（4）关于家倩的刻画
家倩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现代女性，一方面她于外在行为上相当“西化”，如：开放的性观念、勇于进取的职业精神、干练性感的举止与装束等；另一方面她于内心深处仍留存着深厚的东方情怀：克己隐忍、孝敬长辈、豁达顽强……对于前者，影片用她为“性伴侣”雷蒙做菜等场面来诠释；对于后者，影片则主要用她在片尾为老爸奉上的一顿美餐来表达。显然，“饮食”对于家倩和老朱这对父女而言，已不再是“男女”问题，而成为了亲情告白的载体。
影片在运用“饮食”来表现家倩与她心仪的男同事李凯（已婚）的“男女”关系上，尤为别具一格。这两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在意趣上琴瑟相和，可谓一见钟情，堪称一对红尘知己。然而彼此却囿于各自头绪纷扰的“内忧外患”，最终并未能缔结秦晋之好。编导对这段始聚终散的感情表现得颇为凝练洒脱：在两人因相互倾慕，于某个夜晚首次在家倩的办公室——这个“准私人空间”单独相处时，仅用了一个“共饮洋酒”的细节，便将一种惺惺相惜之情不露痕迹又情趣盎然地表达得恰到好处。待两人最终决定此后仅以“好朋友”相处时，编导又刻意为他们选择了“茶馆”——这个“公共空间”，来了断那份曾经的“情缘”，此时却是以一个“共饮高山茶”的动作，为两人的“新关系”添上了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美丽注脚。
(5）关于家宁及其与国伦的关系
影片为三女儿家宁安排的出场动作是在一家“快餐店”里打工——炸鸡块儿。编导对这个典型空间与动作的刻意选择，或许有两个寓意：一是隐喻了年轻人饮食观念的嬗变；二是象征着新一代在“男女”问题上“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速配”“闪婚”时尚。
影片对于家宁和国伦这两个年轻人的“男女”关系的推进，也适时而巧妙地运用了两次“饮食”细节。
第一次是两人在一个“大排档”就餐——这既符合他们的大学生身份，也是对其未来感情模式的隐喻——实惠、快捷。更为有趣的是这个片断的结尾：服务员递上来一盘“臭豆腐”，国伦随即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或许编导是想暗示我们：对于国伦来说，尽管家宁不如以“折磨”他为乐事的“小滋滋”——他的现任女友那么“秀色可餐”，但却是一块让他能够真正吃在嘴里，并且有滋有味的“臭豆腐”。
第二次是两人相好后，国伦首次把家宁带回自己家里。进门后，他问她：“喝什么？”“冰水。”家宁回答。一般而言，这只不过是一句不经意的过场性的对白，但仔细一想，似乎编导也在其中寄予了“微言大义”：一方面冰与水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另一方面两者都比较干净、纯真。果然，两人很快结婚生子，并且十分恩爱……
3.六次“家宴”串起全片的叙事轴线
《饮食男女》片长两个多小时（2∶02∶21），其中一多半的篇幅都与“饮食”相关，从剧作结构上来看，一系列烹调与饮食场面显然担当了全片承上启下的枢纽和触发矛盾的平台，而其中那六次“家宴”无疑便是结构全片的叙事轴线。
从一开始，影片便花了10分16秒的时间，以平行剪辑的方式，展示了老朱和三个女儿对待“家宴”迥然不同的态度：
周末到了，老朱专心致志地在厨房内外忙着烹制各色菜品，悉心准备着每周一次的例行家宴。显然，对于不苟言笑、性格内向的老朱而言，“家宴”既是其维系家庭团结的纽带，也是他用以不断强化自己作为父亲/家长的尊严/权威的仪式。因此，老朱对待家宴的态度可谓十分积极、主动、认真。
与老朱相反，三位各有所好又各怀心事的女儿，却把家宴看做是一种负担（只是为了敷衍老爸）。家珍在回家途中的冷漠神态，家倩和家宁与同学/同事的对话，都暗示出她们对待家宴的无奈态度。三个已成年的女儿早就厌倦了老爸的“关爱”（束缚），与这顿例行的“集体饮食”相比，她们无疑更渴望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体自由”——这种欲求在本质上集中地体现为她们对于自身“男女生活”的热烈渴求。
显然，影片《饮食男女》从开篇就用老朱和女儿们对待“家宴”的悬殊态度，含蓄而又明了地为后来围绕“饮食和男女”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冲突埋下了伏笔。这些“冲突”集中地体现在片中的六次“周末家宴”上，它们在该片DVD影碟中的次序、时码、内容和寓意分别为：
①00∶10∶16
这是片中推出的首次家宴。这次家宴所传达的信息主要有两点：
首先，家倩宣布自己买了房，不久将会搬走。这不仅意味着此后家宴的“大团圆”状态有可能被打破，而且也昭示着老朱所苦心经营的这个“家庭共同体”出现了裂隙……
其次，老朱从家倩在品尝菜肴时的怪异表情上，感到自己的“手艺”出了问题，待追问家倩后，才得知自己的菜有问题。这一细节暗示老朱的“味觉”失灵了——这对于一个终生以厨师为职业，并以此自豪的人来说，不啻人生价值的丧失，其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这不仅让老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受打击，而且也意味着他的父权地位开始动摇或受到质疑。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影片接着便让老朱直奔“大厨房”前去“救场”，并以其在现场当机立断、指挥若定、化险为夷的大师风范，及时重塑或修补了老朱（包括观众）对其技艺的信心。
至此，影片通过对家庭与社会这两次“饮食危机”的渲染，已基本奠定了老朱这个人物的基调与处境：他在家里的权威已开始受到挑战、质疑，但在社会上仍然备受尊崇；他在烹调上道行深厚但又面临“味觉”困境；他苦心经营天伦亲情，但女儿们却对此心不在焉甚至冷脸相向。
显然，编导并不想神化老朱，影片在让我们欣赏老朱那出神入化的烹调技艺的同时，也开始引领我们走进他矛盾重重的内心世界——尽管他常常故作洒脱，但焦虑落寞还是常常涌现在他的眼角眉梢。
那么，老朱何以非要强人所难、费尽心思也想把女儿们“凝聚”在自己身边呢？他晚年情感世界的空虚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惜乎他对女儿们的强求只不过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并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但是化解老朱郁闷和困境的真正出路又在哪里呢？影片在这一段落的末尾，还是让老朱自己委婉地道出了他的隐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想也难。”（“救场”之后，在与老朋友老温喝完酒后吐出的“真言”）
②00∶58∶14
这是第二次家宴。此前家倩一方面买房被骗，另一方面却得到了不久将被公司派驻荷兰的升迁机会。在这次家宴上，家倩原本只想通知大家后者，但因老朱已在报纸上得知了前者，所以当家倩刚要开口说事时，他便抢先表示家倩仍可住在家里，结果家倩无语……这一细节凸现了父女二人南辕北辙的心理诉求和日益加剧的思想隔阂。
这次家宴的另一个重要信息，便是家宁发现老爸做的“‘海棠百花菇’忘了打虾酱了。”这不仅意味着老朱已经精力不济，而且也暗示着“家宴”的凝聚力进一步被削弱了。
③01∶13∶22
这是第三次家宴。此前家宁已与男友“珠胎暗结”，这时家宁突然宣布此事，表示要搬出去住，结果大家只能别无选择地同意她搬走。显然，和姐姐们相比，年轻的家宁更少有思想禁锢，因此她可以率性而为、先斩后奏，一举颠覆了女儿们传统的“出阁”顺序。家宁“未婚先孕”的时尚做派，不仅冲击了“饮食男女”的传统程序或观念，而且在让全家人瞠目结舌、无可奈何之余，也无形之中增添了他们解决各自“男女”问题的勇气和信心。
至此，朱家的“大一统”开始崩溃了……
④01∶35∶02
这是第四次家宴，但家宁已然缺席。
此前，笃信宗教的老处女家珍终于得到上帝的眷顾——她被意外地“赐予”了一位虽不高雅，但却十分纯朴可爱、善良活泼的体育老师，于是她在家宴上突然宣布：“……我们已经等不及了，他要……我又是个教徒，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请牧师公证过了……”结果，家珍恋恋不舍却又迫不及待地走了。至此，在朱家偌大的老宅里只剩下了形影相吊的老朱和家倩父女二人。
这次家宴用“家珍的离去”再次强调了“人之大欲”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它既可以让一个人扭曲、委顿（以前患“相思病”的家珍），更能够叫人振作、顽强（现在“敢想敢干”的家珍）；甚至“人之大欲”还可以让人们跨越宗教的藩篱，实现心与心的共鸣与融合！
⑤01∶44∶10
这是第五次家宴，也是全片的高潮。
家宴上，老朱高调宣布他要娶已离婚的锦荣为妻，这不仅令女儿们大为惊讶，而且也让已经对他情有独钟并且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梁伯母登时晕倒。
这次家宴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说又一次冲击了传统的“饮食男女”观念，尽管“老少配”还谈不上大逆不道，但它却是常人所不愿认同甚至歧视有加的一种男女婚配关系（如：8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女研究生翁帆的“老少配”，曾被一些好事者奚落为“祖孙恋”，并成为2004年的热门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影片《饮食男女》才从更为开放的平台上，凸现出了“爱情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更为人道的现代爱情观念。
⑥01∶56∶56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次家宴，因为种种原因，出席的仅有老朱和家倩这父女二人。
这次家宴首先暗示我们：个人条件最为优越、按常理最应该先“搬走”的家倩，却成为朱家老宅最后一位“留守者”。这表明编导并不打算为我们营造一个“皆大欢喜”的老套梦幻，而是以极为严肃的创作态度，向观众表明了坎坷的人生、多舛的命运，原本就是那样的无常而诡谲。
影片由此启示我们，尽管“饮食男女”乃人生最为平常、最为普遍的“大欲”——“不想也难”，但并不是每一个“想”它的人都能“梦想成真”，即便是个人状况优越者也并不必然就能够“心想事成”。如果我们再省思一下家宁、家珍和老朱在各自“男女”之事上的种种遭际，便愈发能够感受到这道“爱情大餐”中的“人生百味”……
这次家宴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老朱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味觉”恢复了。尽管我们在“经受”了前五次家宴上那一个又一个意外之后，此时早已习惯了朱家老少的种种“突然袭击”或“不期而至”，但多少还是觉得老朱这“味觉”恢复得有些突兀，但仔细一想便会理解这一切原本也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人之感官的敏锐与迟钝，或多或少会受到情绪和心态的影响，比如震怒可以导致失聪；长期抑郁则会使人感觉麻木等。具体到老朱来说，尽管他尊为一家之长，并且还有显赫的声名与卓越的烹调技艺，但囿于性格或观念的桎梏，一方面长期难于和女儿们沟通——事实上他几乎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天伦之乐，因而他的“亲情”世界相当苍白；另一方面，他与锦荣虽早已两情相悦，但迫于世俗的压力又难于向家人启齿，因此他不得不忍受那“不想也难”的欲望/爱情的煎熬。两相交加，让一个老人食不甘味乃至味觉失灵——这显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好在窝囊隐忍并不是老朱的性格。他终于在影片中的“第五次”家宴上鼓足勇气、挺身而出，宣布了自己那桩“说了也没有对不住谁”（老朱语）的心事，尽管现场的气氛有些狼狈，但积压在老朱胸中的块垒却因此得以冰释。随后他也断然搬出老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样，老朱不但能充分享受来之不易的“幸（性）福”，同时还可以对女儿们的所作所为“眼不见心不烦”。凡此种种喜多忧少的状态，自然让老朱精神焕发，从而他那部分原本已经麻木迟钝的神经系统，也就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
及至这次家宴上，当老朱深切感受到一向与他顶牛的家倩，原来是那样深挚地关爱着他这个老爸时，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顿时便让上述“可能”在他身上骤变为了一种现实（“味觉”恢复）！尽管影片在处理这一段落时，在表演、摄影、音乐/音响、对白等方面都极为克制，显然是在追求某种“引而不发”的情绪张力，但洋溢在这对父女之间的那种不言而喻的大爱，还是在我们胸中涌起了看片过程中最大的一次情感波澜……
综上可见，影片《饮食男女》在认同“爱情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同时，还以更为豁达的情怀包容了各种非常规的“男女”模式，并且所有这些情节的推进、寓意的阐发，都得到了“饮食场面”的呼应与渲染。片中那一道道佳肴、一桌桌宴席，还有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的烹调场面，不仅是故事本身和人物动作的载体，而且也是中国民族文化与民俗特色的有机体现。如果说仅就“男女”而言，全世界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话，那么把“男女”与“饮食”如此天衣无缝又形象生动地结合在一起，却实在是华夏儿女的“发明”。可以说，《饮食男女》无疑便是对这一“专利”的出色发掘与弘扬，而“饮食场面”也就成为了片中的一群虽没有对白，但颇为出彩的“群众演员”。
结语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饮食无疑是最基本的物质前提，正所谓“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13]饮食既是人类维持生命、繁衍种族、一日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享受生活、表达情感的主要依托，在凝聚人伦亲情、促进社会交往、反映地域文化等诸多方面，饮食都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并具有十分显著的民俗差异与特色。
进一步来看，世间的饮食状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饮食习俗固然悬殊极大，即便同一地区的不同个人、家庭、群体、阶级在餐饮上也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既是生活习俗的反映，也是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象征，还是精神世界与内心情感的反映。
例如：透过观察某个族群饮食内容的豪华与寒酸、奢侈与俭朴的表象，我们往往能大致感受到该族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果再加以历时性的跟踪研究，我们甚至可以据此把握该族群的荣辱兴衰历程——因为饮食状况的好坏，往往与族群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再如：餐饮的内容、盛放与享用食物的餐具，以及就餐的环境等，通常也能体现出用餐者在物质上的丰盈或匮乏程度，以及主人乃至客人在精神意趣、思想修养、情感格调等方面的高下。
综上可见，除果腹以解决饥渴，品尝以满足快感之外，饮食的品质和场面往往还蕴含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等多种文化信息。因而，人类的饮食活动既是一种生理行为，同时也承载着诸多心理诉求，是一种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负载着多元信息的文化现象。因而，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把饮食文化恰当地运用到电影创作当中，不仅有助于影片铺陈情节、塑造人物，而且也能为增加作品之民族气质、强化作品之地域质感，发挥一举多得的神奇功效。
中华饮食文化以其高超的烹饪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国际烹饪史上独树一帜，已经成为令炎黄子孙殊堪自豪的民俗文化遗产，并且在既往的中国电影中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但我们也要看到，能够像《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邻居》、《人到中年》、《饮食男女》等经典作品那样，将“饮食元素”的“所指”意味发挥得那样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毕竟寥寥可数，在大多数影片当中，“烹调与饮食场面”仍局限于作为铺陈情节的“过场戏”来使用（能指），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与大多数从业者的文化局限相关，但是电影理论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引导与提倡，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饮食文化”能够裨益于电影创作的功能，远不止前面所分析到的那些内容。例如：我国众多的岁时节日几乎都有与之对应或相关的饮食品种，这样的“场面”如果能有机地契入影片当中，显然既可丰富故事与画面的内容，也能强化作品的民族风韵。此外，由于这些“节令食品”大多负载着种种民间传说和精神理念，而这些信息在我国民众当中又有相当普遍的“知晓度”与“认同感”，那么每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相应的“饮食场面”时，自然会唤起某些情感与价值方面的认同与联想，如果再结合剧情与人物的状态，无疑能够让影片在传播效应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1.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秦永州著：《中国社会风俗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华国梁著：《中华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吴澎主编：《中国饮食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5.王仁湘著：《民以食为天：中华饮食文化》，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
6.白东升主编：《中华传统文化书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孟勇主编：《中国传统节日饮食习俗》，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版。
8.蔡亚兰编著：《中国美食地理与美食传说》，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9.来自“中华饮食网”、“中国春节网”、“农历网”等网站上的部分资料。
[1]就我国各类民俗事象在电影中的采用频率问题，笔者曾在2010年做过一次历时性的粗略统计，方法是从20世纪20代以来出品的华语电影当中，每十年抽取十部影响较大的作品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被采用率最高的一类民俗便是“饮食”。
[2]吴澎主编：《中国饮食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引自〔南朝·梁〕萧统：《〈文选〉序》。
[4]“母系氏族公社”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鼎盛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遍布中原的“仰韶文化”、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就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5]引自〔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
[6]引自《礼记·礼运》。《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由西汉的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述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其中的“礼运”部分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7]“父系氏族公社”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和青铜时代的初期，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河南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其典型。
[8]传说晋文公临走时，命人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回去做了双木屐，常常望着它哀叹：“悲哉足下。”据说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足下”就是来源于此。
[9]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著的《荆楚岁时记》。
[10]陈芬森：《西方饮食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1]在该片DVD影碟时码的00∶14∶14处。
[12]在该片DVD影碟时码的00∶27∶15处。
[13]引自《汉书·郦食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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