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摇篮: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花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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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对宗教的撼动

    在那个时期,人们的道德评判标准往往是与对上帝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与这个国家对神统治世界的信仰的认识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不管这一信仰是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众所周知,此时的意大利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动摇的,许多人在想尽各种办法找寻宗教的种种不是。幸运的是,这些人找到了而且找到了不少。

    早期,意大利人从教会那里学到了很多,如对上帝的信仰。但随着发展,教会变得十分腐败,这时的人们开始对其远离甚至推翻。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教会也不会甘于退出舞台的,它会想法设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也许人们会有疑惑,为什么意大利这种极具智慧的民族没有出现像德意志那样的宗教改革运动来反抗教会的统治,这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思想没有受到教会的控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在教会控制的范围内。而德意志的宗教发展得益于它的积极教义,而当教会腐败的时候,便催生了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不管怎样,意大利早期的宗教运动,无论是从13世纪的神秘主义者还是到萨瓦纳罗拉,都是有很多积极教义的。

    当文艺复兴达到高潮时,社会的上层及中层对教会的感情很复杂,其中夹杂着极端的蔑视与反感,但出于对宗教的习惯和对圣礼与圣典的信任而束手无策,不得不承认宗教的权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学中有不少的作家和文人反映出了对宗教统治的不满,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中都有揭露教会的腐败、教士的贪婪淫欲。在对教会的批判当中,修道士是被批判的最凶的,因为他们是最不受欢迎的阶层,但在整个教会组织、教会体系和宗教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在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弗朗哥·萨克蒂的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辱骂修女和修道士的词比比皆是。等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这种辱骂更加变本加厉了。当时很多的著作都是以一种愤怒的语调写出来的,目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愤怒。当时很多教士为了让人们相信上帝显灵,造福人间,不惜捏造事实,以此来愚弄人们,这使得当时有思想的人们不得不喊出自己的声音。意大利史上曾有这样的记载,描述了那些僧侣到各地募捐,他们欺骗、偷盗、私通,当所有的手段用尽之后,他们开始伪造,有的拿出了某位圣人的驴缰绳,有的假扮成瞎子,还有的假装成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让他们触摸圣器,瞬间治愈。当然旁边还有一些煽风点火的人,这些人高喊“上帝慈悲”,接着钟声响了,这一庄严而又神圣的一刻被记载在史册。他们还有这样的小伎俩,当修道士正在布道时,突然冲进一个人大喊:“一派胡言,这是愚弄市民的把戏。”这时这位修道士不但不会生气,还会走到那个人的面前,向他耐心宣扬上帝的怀仁、慈悲,于是在修道士的感化下,这个人皈依基督教,其实这是修道士早已安排好的一出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而是想要人们钱袋里叮叮当当响的钱,以便从枢机主教那里购买到一个主教的职位,这样他们就可以依靠这一职位过上富裕的生活。当时“圣芳济会派”与“多密尼克会派”两派打得不亦乐乎,人们甚至陷入了两派的争论当中,但实际上是一丘之貉。

    当然这些僧侣制造的“奇迹”不止这些,他们不但愚弄普通民众,而且将触角伸向了统治阶级。在费兰特时代,他们曾经试图说服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他们甚至制造了一个石碣,称这一石碣上刻着圣加达德的名字,曾经埋在塔伦图某个地方,现在被发掘出来,费兰特并没有轻信他们的话,经过调查才发现这是一个欺骗行为,僧侣见事情败露,对他进行了公然的反抗。

    15世纪后半期,多密尼克修道院的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做出的决定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宗教保持敬畏和盲目的信仰。人们已经能够轻易地摆脱信仰异教的罪名,因为那时的宗教的威力已经不足以像以前那样以思想罪来对人们进行惩罚。当然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为了铲除自己的政敌才不得不通过宗教的力量,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而对于那些裁判所的法官来说,往往会以极端浅薄可笑的理由撤销对当事人的控诉。即使有人被判处死刑,也有人会在去往刑场的路上将犯人救下,而他们对于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比如一个叫尼科洛的教士在圣多密尼克礼拜堂前被撤职并被处以火刑,理由是他当众表演魔术亵渎了《圣经》。那时魔术被视为妖术并且禁止在公众面前表演。在押往刑场的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的朋友阿里奇·阿尔维奇带领着一群人将其救下,而阿里奇·阿尔维奇就是一个声名远播的邪教人物,并且还犯有强奸修女罪,对于这样的人物,当时的枢机主教萨利昂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将这一群人的一个处以了绞刑,而尼科洛却平安无事。

    尽管教士和修道士面临着种种指责、甚至是敌视,但他们还是安然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主要是一种习惯的力量,人们已经习惯于他们的存在。而这种习惯也是任何势力难以取代的。在意大利,几乎每个人都与教会的人认识甚至是亲戚,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从教会那里得到利益,甚至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翁。重要的一点是,教会没有阻碍人们的言论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因为限制人们言论自由而爆发的暴动的例子。那些稍有学识的人需要一个缺口去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而一旦这个缺口被堵牢,暴动是在所难免的,而意大利的教会就很好地避开了这一纷争。当时在意大利很多文人都发表文章抨击教会,对其进行辛辣的讽刺。著名的讽刺作家弗兰切斯科·贝尔尼也曾在大教堂做过主持,但其言论也没有遭受到封杀。

    尽管教会有种种的不是,但对教会的信仰、对圣礼的信赖依然存在与人们的生活当中,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深受传统教条的影响依然很深刻,而那些将死的人们还想通过教士的帮助洗脱今世犯下的罪孽,以期进入天堂。教会向人们传达的“不可泯灭的神印”的思想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也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人们可能很讨厌教士本人但是还是期望可以从他那里去接触上帝,得到神的恩赐。当然还有一些像加莱奥托这样蔑视宗教的人物,他在去世之际都没有得到赦免。而在此之前,他度过了16年的被驱逐出教的生活。

    欧洲其他国家可能因为圣洁僧侣们的讲话而感动,但在意大利,这一感动只是表面的。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他们与生俱来具备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这个时代给予了他们更强烈的个性,使得他们在对待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就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内心世界的双重作用下使他们趋向世俗化。在欧洲其他地区,宗教始终作为一个外部授予的东西,但在实际生活中,利己主义和肉欲不可避免的会与信仰和忏悔交替出现。意大利人对与拜占庭和穆斯林人的交往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客观的容忍态度,与此同时削弱了基督教在此地的发展。而当古典文化重新流行起来,他们从古老东方的迷信中找到了出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染上了一层浓浓的世俗性。这一世俗的态度不是轻薄的而是认真的,为艺术和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

    而文人对于宗教的态度也使得宗教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著作让世人了解到了基督教伪善的面目,虽然有点夸张,但毕竟无风不起浪。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但丁和薄伽丘。如果说但丁启蒙了整个意大利,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他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教会的讥讽。15世纪,古典文化著作被发现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可以说现在所能看到的希腊哲学家的所有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但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些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传播者很大一部分是虔诚的上帝的信仰者或者是禁欲主义者。

    但是这样产生的人文主义却还是被视为异教,并随着它的扩大越来越成为异教。

    这些人文主义者没有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无宗教信仰人士,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样很容易被视为无神论者,从而被打入异教行列当中。研究意大利发展史甚至整个基督教发展史,很容易发现文艺复兴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急着摆脱宗教的统治,相反两者还和平相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还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并利用这一信仰推动人文主义的发展。再一个就是教会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前面讲佛罗伦萨的时候,就曾提到过教会对于其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教会的存在使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联系更加的便利,因为毕竟当时教会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教会在各地设立了各种的税收征收场所以及通兑业务,这成为了意大利经济发展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之处,我们虽不能说“存在即是合理”,但是在意大利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教会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合理之处。文艺复兴与教会就像两块磁铁,有彼此吸引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排斥的时候,这样的一吸一斥之间诠释了教会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之光与文艺复兴

    任何民族,科学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懵懂到逐渐明晰的过程。在这期间,可能会夹杂着恐惧,甚至对传统学说的迷信,但只要突破了这一障碍,科学才会很好的发展。当别的民族对自然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时,而意大利这个民族开始重视研究自然。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意大利人对但丁的《神曲》津津乐道,因为他们从这部书中找到了但丁对自然科学探究的兴趣的暗示或者证据。一些自然问题是否是他最先发现的,这个暂不讨论,但他在《神曲》中表现出来的对外部世界丰富的知识就足以让意大利自然科学研究者为之动容。但丁从自然界或者从人类现实社会中汲取知识,再加以运用,而这一切并不是仅仅是点缀,而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所描述的事物,这一点,他要比近代诗人做得要好。

    在天文方面,但丁是以学者、专家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许多诗篇都有关于天文学的。尽管现在看起来学究气很浓,但当时的读者并不这么看待。除了专门的天文学知识外,他还谈到了天空的一些通俗知识。由于意大利是一个航海民族,所以他们对于天文的兴趣很浓烈。那时与星象发生关系的伪科学非常盛行。意大利人喜欢研究这个,他们希望能够洞察未来、了解自我命运。当时的教会对于伪科学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于真科学,只要有人揭发这是异端或者是巫术,教会就会立刻采取敌视的态度。多密尼克会的异教徒审判所的法官们出于对自然科学实验的憎恨或者是应这些犯人的政敌的要求对犯人做出审判。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阿尔巴诺一位著名的医生彼埃特罗遭到了另一个医学家的妒忌,被异教徒审判所加诸于异端和使用幻术的罪名,最后被判处了死刑。与他同时代的乔万尼诺·桑圭纳奇也被诬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医学革新者,幸运的是他只被处以流放罪而幸免于难。意大利的宗教审判并不是一成不变、绝对权威的。14世纪,君主和自由城邦有时以一种极其蔑视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教会对于那些极端违反宗教的人也无能为力。而在15世纪,古典文化盛行并且成为了意大利研究的主流,教会对科学的研究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人文主义盛行的时候,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被古典文学所吸引,渐渐地,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越来越少。但宗教审判所并没有放过这些人。他们将医生作为亵渎神明、使用幻术的巫师,将他们惩罚或者是烧死,虽然现在很难判断这种判罪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但像托斯卡内利、达芬奇等人在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人可及的。数学研究的兴起,伴随着希腊知识和生活准则的复活。众所周知,15世纪时,古希腊、罗马的古籍大量涌入欧洲,人们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方式设计的,有着十分和谐优美的排列组合。那时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没有公开地违背教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上帝按照数学的方式创造了整个大自然,并且将上帝描述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数学家,这使得数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成为一项合法的宗教活动,这样也鼓舞了之后数学家们的研究。当时数学家们被视为神学家,只不过他们是用研究自然取代了《圣经》。

    除了对天文、数学的研究外,意大利人对动物研究也情有独钟,这也是他们兴趣广泛并且博学多才的有力证据。意大利人一直自诩是植物园的主要创建者,虽然这些植物园可能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当时奢华的生活风气盛行,除了有一座宏伟的别墅当然还需要一座可以用来游玩的花园,所以君主和富翁在建造花园时,自然会注重搜集各式各样不同的植物。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美第奇家族加里吉别墅的壮丽的庭院。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这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座植物园,因为汇集了无数奇花异草。就连16世纪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也属于同一个类型,他们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玫瑰花圈成篱笆,还配有各种不同的树木,而果树的种类尤为惊人,可以在一个花园种植二十多种果树。这与当时西欧其他国家的宫廷和修道院的花园很不同。

    意大利人不光对植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动物也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喜欢动物,并不仅仅是为了观赏,还有其他目的。由于意大利地处便利的海运,使得它能够从南方运来比较大型的动物,或者接受苏丹送来的礼物。很多城市的君主特别渴望饲养一头狮子,尽管他们不像佛罗伦萨那样,将狮子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但至少它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它的健康状况往往会被视为某种吉祥或是厄运的象征,特别是当这些猛兽多产的时候,会被视为繁荣的象征,而那些小狮子常常被送给联邦和君主们,或者是送给佣兵队的队长以示嘉奖他们的勇敢。除狮子外,佛罗伦萨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饲养豹子,并派有专门的人看护。到了15世纪末,很多君主都有了自己的动物园,而它们也被视为宫廷设施的一部分。

    动物学研究逐步在意大利盛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育马场的建立,曼图亚育马场就是一个实证。十字军的东征为两大洲的马种的杂交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除了动物园之外,意大利还不乏有“人类动物园”,当时有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伊波利托·美第奇就在他的宫殿里饲养了一批野蛮人,他们操着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其中有鞑靼人,黑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他们会各种不同的技艺,比如射箭、摔跤、潜水等。当他们慷慨的赞助人不幸去世的时候,他们穿着本民族的衣服表达了对这位枢机主教的深切哀悼。

    意大利科学的发展虽然不像文学那样影响深远,但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在化学、数学以及人体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这么说,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民俗的改变

    文明的形成不仅在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上打下了烙印,还在社交生活中留下了些许印记。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民俗与中世纪完全不同,当时的社交形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最高级、最完美的社交不论等级差别,完全建立在受教育的基础之上,人们在社交场所谈论的不再是出身和家世。毫无疑问,从12世纪以来,贵族和市民杂居相处,从而使得这两个阶级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在意大利,教会没有沦为那些贵族家庭长子之外的子弟的“避难所”,虽然也会出于某种“理由”提供给某些人主教、修道院长、大教堂住持等职位,但却不是按照候补人门第高低来任命的。但丁时代,意大利人深受新的文学和诗歌的影响以及对古典文化复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手握兵权的雇佣兵队长成为了君主,这似乎昭示着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贵族的信仰在慢慢地消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文主义对意大利的影响越来越大,门第与个人好坏的信念愈发受到质疑。到了15世纪,那些固守认为只有门第才能决定一个人才能的世俗成见被人嘲笑。洛伦佐开始偏袒贵族,并不是因为他天生对贵族有好感,而是认为贵族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他的看法并没有得到文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只有真正追求美好的人才能称为贵族,而一个人要想成为贵族主要是依靠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出身。而当时在意大利生活的许多贵族,他们既不工作也不经营他们的事业,而且还耻于从事商业,但他们却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获得了一个称号——一种值得尊敬的但却是乡下的贵族。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或者宫廷上所享受的一系列的特权不足以激起任何等级感情。威尼斯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里的“贵族”与他们同胞们的生活方式并无差异,仅有的差别就是在名誉上的特权。而在那不勒斯,贵族却是真正的贵族,他们过着与世相隔的生活,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徘徊在文艺复兴这条路之外。尽管这些贵族有着很强的虚荣心,但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只能称得上是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开始展现这样的姿态,希望能与其他阶级以平等的方式对话、交往,并且能在学术和艺术上寻求一种天然的同盟。但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贵族的身份,他的个人价值也会随之降低。当然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君主交往的对象只能是贵族,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期间,他们除了接触贵族之外,还广泛资助那些有才气的文人和艺术家。

    出身显贵的人不再被赋予各种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能尽量发挥自身的优点,而社会的发展也同样是这样的要求,于是个人的风度以及一些较高形式的社交手段成为了人们孜孜不断追求的目标,而表现这一点的主要在于男女外貌以及生活习惯上,这就使得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加追求高雅与优美。从意大利现存的建筑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居住的环境,无疑是一座座艺术品,成为了艺术史的典范。他们的住所在舒适度、整洁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贵族的住所。而当时的装束,服装的式样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从意大利画家们的画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服装应该是在欧洲最舒适方便的,也是最赏心悦目的,当然也不能仅凭画家之手而下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地方像意大利那样重视服装。从意大利整个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国家,在当时甚至一些严肃、认真的人也会把漂亮、合体的衣服看做是人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佛罗伦萨有段时期内,服装被人们看成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服装。16世纪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有人这样做,而其他大多数人能够按照个人的身材改变服装的式样。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佛罗伦萨明文规定限制女人服装的奢侈以及统一男人服装样式,这使得一些道学家不无遗憾,贵族和普通市民在穿着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女人天生爱美,她们总是想尽办法打扮自己,她们就用化妆装扮自己。应该说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意大利那样会不胜其烦地用化妆来改变自己的容貌、肤色甚至头发的长度。在意大利,用的最多的是假发,这些假发是用白色或者黄色的蚕丝做成,在现在一些表现14、15世纪欧洲的戏剧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些假发。当时法律条文明文禁止佩戴假发,甚至利用教义来感化这些戴假发者,但收效甚微。有人甚至采取极端方式,在中心广场上堆积很高的柴堆,烧掉大批的假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假发的盛行,但无济于事。那时的人们所喜欢的发色都是金黄色的,所以他们不惜用燃料混合其他药物来达到这种效果。除此之外,女性还在脸上涂抹一些东西,如油膏、美颜水以及脂粉,她们的疯狂程度甚至让自诩处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的今人都难以想象。尽管当时面对着世人的嘲笑、说教者的怒斥以及这些化妆品所带来的负面反应,但都不能阻止她们爱美之心。不光生活在城市的女性这样,就连居住在乡下,相对封闭的乡间妇女也争相学习,劝解者对她们说化妆是高等级女性才做的,最最可敬的妇女是终年不施粉黛的,这样的劝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节日里仍然阻挡不了她们。除了假发、化妆外,女人当然还离不开香水,她们对香水的运用也超过了一定的度。它们被使用在一切可以与人接触的物体上。在节日里,可怜的骡子也被涂上了香水和油膏,这当然不是它们的选择。当时的意大利人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清洁,即使是现在这个社会,清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观念意大利人发展的要比其他地方要早,从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的着装举止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清洁是十分注意的,尤其是用餐的时候。

    不可否认,15世纪及16世纪早期,人们对外表的重视远远不及意大利。除此之外,很多舒适的东西也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比如意大利的许多城市的街道非常宽阔、平坦。在一些作品中,可以读到柔软而有弹性的床、名贵的家具、珍贵的地毯……而这一切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听说过。文艺复兴开始后,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赞助,起码使得意大利在装饰艺术方面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社交也是一种艺术,它有默认的或者已经成文的规则,并且在这规则上进行。那些不是十分高雅的社交圈,采取的往往是一种永久性社团的形式。佛罗伦萨的很多艺术家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在那些较为轻松的社交集会中,他们找一位漂亮的女性作为当晚的主席,她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在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前言部分就可以看到他所虚构的芭比尼亚做主席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还是可以找到现实原型的。距薄伽丘写的那篇文章后的两个世纪,也有人曾以同样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更接近于真实。故事中女主席发表了一篇正式演说,讲述了一群人准备以什么方式度过在乡下的时光。早晨起来在山间漫步,探讨一些哲学问题;然后进行早餐,听高雅音乐;紧接下来就是找一块阴凉的地方新诗朗诵,而题目早在前一晚规定好了。晚上的时候,来到泉水边,坐下来,每个人讲一个故事,最后晚餐并伴有活泼生动的讲话。可以看出,女主席拥有了绝对的权利,她规定了一天的活动,包括时间以及活动的形式,甚至连谈话的方式都由她负责。他们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也要遵循秩序和礼貌规范,并且还要注意怎样使得这样严肃、健康的讨论富于变化,更加吸引每一个人。而人们对于那种高贵的社交方式的要求更高,只要那些名誉不受到损害的女性才可以成为主席。

    前面提到,意大利的社交方式与其他各国明显不同在于阶级之间可以自由的交往。庆典时,全民族共同参与,而节目表演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奇迹剧的演出,另一种则是游行活动,而这两种活动或多或少都带有宗教的性质。意大利的奇迹剧正如其名那样,一开始的时候就表现的比较壮观,而且深受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奇迹剧分化出闹剧、普通话剧以及哑剧。而在意大利宽阔的街道上,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逐步发展成为了“凯旋式”,人们无论是乘车还是步行都画着各式各样的妆,进行不同的装扮,而这一活动的宗教性质逐步被世俗所替代。同样狂欢节等活动也是以此方式进行的,这给了以后皇家或者君主的巡游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虽然其他国家竞相模仿,但只有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家,才能将游行安排成一个和谐而有意义的整体。提到意大利的节目演出优于其他国家的时候,不得不指出那种具有个人形式的艺术特征的发展,在表演中,画家、雕塑家通常会设计面具,并用戏剧的技巧赋予其表现力,他们还会参加会场的设计与装饰,帮助装扮角色、设计道具,而人们由于对于这一艺术形式十分熟悉,所以也十分地感兴趣。

    意大利不分阶级的自由交往不仅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自由的空间,而且也影响到了社交活动以及节日庆典等,也正是由于这种上行下效的交往方式,使得整个意大利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环境,而文艺复兴也是在这一自由的空气中滥觞开来。

    教育的发展

    提到文艺复兴,人们想到的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的思想及对人的孜孜不断的追求,但很少有人知道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是人文主义者对神学教育的挑战。此时的人文主义者向教会发起了挑战,兴办了世俗学校,以期打破教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他们大力提倡人性教育,反对神学教育,希望进一步将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这一解放是有限的,人文主义者的大部分的教学内容还是脱离不了圣经和神学的范畴,从而使得人文主义思想打上了神学的烙印,这也使得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出了深深的矛盾及过渡性的特征。

    文艺复兴应该说是一场继往开来的运动,它既是对过去的一种思考也是对将来的一种谋划。在这场运动中人文主义者高举两面大旗——“现世艺术”和“人文主义”,就像我国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一样。人文主义者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并在他们的召唤下,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领域的科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而教育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重镇,当然也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教育体系。

    意大利各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教育。从12世纪开始,初等教育就开始在意大利普及开来,这些学校是私立的,由世俗老师来监管,城市公社监管着这些老师,有时候也会支付这些老师薪金,那时数以千计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希望成为商人、手工业者或者公务员。那时的初等教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读书和写字,这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一阶段是每个学生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因为这是继续学习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写作,这比第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就可以看出写作是一个人必须的技能,高超的写作技能使他们更容易在社会上赢得尊重。一个完整的初等教育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大约一半以上的男孩接受了初等教育,但女孩的比率却低很多。初等教育的第二个阶段,男孩必须学习算术、语法和逻辑这三门课程,而后两个科目是当时社会所必须的一种技能,是自我表达的基础。在完成这些科目的学习之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可以从事人文主义的相关职业,也可以去教会谋求一份工作。学校的开设只是针对那些立志从事文学工作的学生的,而那些从小立志要成为商人的学生可以进入“珠算学校”,在这里他们用一种叫“算盘”的计算板来学习算术,有时也学习新的计算方法,即用阿拉伯数字和零作为基础的算术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是意大利人自创的,而是由列奥纳多·菲波纳奇从阿拉伯引入的,并在意大利慢慢开展。掌握了初步的知识和社会体验之后,这些学生可以走向社会了,但学习并没有因此而中止,而是从工作中获得更多的实用知识。那时比较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基本都有外出的经历,菲波纳奇就是跟随父亲去过突尼斯,在那里学到了算术技能,并将这一技能带到了意大利。薄伽丘曾在那不勒斯旅居过多年,学习了丰富的知识,不仅了解了当地的生活方式,还培养了对文学的喜好,《十日谈》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就是来自那些经常出入地中海地区的贵族。

    学校蓬勃发展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文学形式-游记。虽然当时讲述较多的是朝圣之旅,但还是有很多人文主义者将他们去往各地的见闻忠实地记载下来,比如最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当时很多人都喜欢到亚洲去游历,马可·波罗将他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向西方展现了一个繁荣、富有的中国。与此同时很多人文主义者喜欢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国外或者是古代的著作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如皮耶罗·德·克莱辛齐曾作为督政官的助手游遍了整个意大利,还拥有自己的土地,于是他将自己游历的见闻与土地经营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写成了一本农学书,迅速风靡了整个欧洲。意大利的贡献不仅仅只在实用学科的学习及旅行上,它还诞生了大学。博罗尼亚大学曾是罗马法研习的中心,在这里汇聚了欧洲各国希望成为法官和公务员的年轻人。同时博洛尼亚大学还是培养公证人的中心,而公证人也是意大利实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证人的工作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律师,他们帮助人们起草合同、制定私人之间的协议,而要成为公证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除了要掌握必须的写作技能和法律知识之外,还需要精通拉丁语和具备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们既可以为个人工作也可以为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当时公证人之盛行让人瞠目结舌,平均1000个人就有近10个公证人为其服务,可见公证人数量之大。而这些公证人也用人文主义精神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比如,在一些城市公社当中,制定法律都需要有一个前言,而这些前言往往是为法律的制定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天堂书》是为解放农奴制而颁布的,公证人就在前言中这样说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农奴制是由于人的“原罪”和人性中的“恶”才被创造出来的。

    文艺复兴之前,整个欧洲的教育都被教会垄断,无论是在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手段上都无疑被赋予了宗教的味道。僧侣们把持着教育的垄断地位,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以《圣经》为课本,用圣训教化人们,使得宗教信条成为了主要的教育内容。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完全已经被宗教信条蒙蔽了双眼、禁锢了思想。人文主义者为了反对宗教对教育的垄断,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开始不断地兴办各种世俗学校。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建立了宫廷学园,成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地。13世纪,在佛罗伦萨甚至整个意大利半岛,世俗学校开始兴盛起来,而这些学校大都是由王公贵族和地方的统治者支持的。博洛尼亚甚至将国库收入的一半用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1423年,维多利诺·达·菲尔特雷在曼都亚创办的学校被誉为“快乐之家”,这所学校不仅吸引了很多富贾绅贵的子弟前来就学,还吸引了德意志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在这里学习。当然这些学校除了吸收这样的富家子弟之外,还接纳了一些出身寒门但极具天赋的穷苦学生。学校学习内容非常丰富,学生的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可以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1429年,意大利的另一位教育家盖利诺在费拉拉创办了一所宫廷学校,这所学校除了招收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学子外,还招收了来自德、法、英等国家的学生。这所学校注重通才的培养,聘请了著名的学者传授知识,智育和德育全面发展的同时,还偏向于纯学术性的学习。因此,这所学校的学生广泛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学养很高。这两所学校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的明星学校。学生学业完成后回国,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播到当地,这也使得文艺复兴思想广为传播,为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人文主义者自己创办的学校之外,一些城市的政府考虑到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参与了教育事业。换句话说,与教会展开了斗争。早在中世纪末,西欧各个国家就有了大学,意大利也是大学最早诞生地之一,如帕多瓦大学、都灵大学、卡塔尼亚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仍然还是一流的大学。在14世纪即文艺复兴早期,这些大学被教会掌控,但由于世俗政府与教会的斗争,已经使得这些学校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政府已经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和监督权,同时为了满足市民对语言、计算、读写的渴求,开办了专门学校。这些学校既有政府创建的,也有私人经营的。它们充分汲取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的精髓,主要教授人文主义学科方面的知识,试图冲破中世纪以来教会对教育的禁锢。这些学校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先河。

    人文主义者要想取得文艺复兴的全面胜利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必须向教会神学发起挑战,这也是人文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文艺复兴之前,教会的教育垄断长达1000年,当教会慢慢演变成封建最大的统治者时,教会的教育已经沦为神学教义的诡辩的工具,他们教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教士,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教父学及七种基本技能的学习,他们授课主要以读课及辩论的形式进行。拉伯雷当时就对教会的教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时代毕竟在不断地进步,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迟早要被淘汰,人文主义的教学理念应运而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势必要求在教育领域冲破教会教育的种种束缚,提倡以人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反对神学教育对人的桎梏,压制人本性的禁欲主义教育,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反对那种咬文嚼字的教学,希望传授真正的知识。在这种反对声中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体系。中世纪的神学教育,是一种人性极端扭曲的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所以为了培养神职人员,它必须传授一种盲目的信仰与服从,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势必思想僵化、严重脱离现实、不讲求实际,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与文艺复兴所要求的培养全面人才的教育理念南辕北辙。人文主义者希望培养出那种多才多艺、全面和谐、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他们针对教会用信仰排挤理性、宗教取代道德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应以智育为核心,文、思、行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人文主义者还要具备坚强、勇敢、节制、爱国、勤劳、自由等品德,这充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追求以及道德理念,维多尼诺创办的“快乐之家”的教育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还提出了对儿童要实施完全教育,注重学生文学修养的培养,同时要求学生学习古希腊、罗马的名著,同时也希望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培养完整人格,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为了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人文主义者也扩展了教学内容,创建了新型的教学体系。中世纪教会教授的主要是七艺,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而新型的教学又增加了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学科的学习,并使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些学科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些人文主义学科中,他们十分重视古典文学的学习,认为人道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当中,只有它才能发挥人类完美的人性,才能使人获得全部的学识。此外,还开设了逻辑学和体育,体育是第一次与科学学科一起被视为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科目。古代的体育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斯巴达式的军事体育,目的就是为了竞技及战争,而人文主义的体育就像它的名字那样,是为了爱护人的身体,锻炼身体,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他们还注重法学的学习。意大利的法学人才的培养不仅限于大学,同时还有专门的学校,佛罗伦萨是没有大学的,但有一所公证事务学校,人们以能够上这所学校为荣。这所学校强调学习一切知识,不仅强调要从书本上学,还要从社会中学,正所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他们认为只有全面掌握知识,才能使人有能力把握世界,而这一全面的学识观成为了全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教学是因为它的死板,整个教学全部是老师读,学生记,即便是辩论那也只不过是学生进行的文字游戏罢了,完全没有一点理性的光辉,学生完全没有自主权,以至于学校在孩子的眼中充满了恐怖,完完全全地扼杀了孩子们的才智。相对来说,人文主义者却要求效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让孩子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上课,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同时也发展了他们的才智。维多利诺的“快乐之家”建在一个美丽的湖滨,环境优美,空气新鲜,阳光充足。他还在教室中贴满了儿童游戏的壁画,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发展,加上老师的善意的引导,培养全面、合格的人才。

    但人文主义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教会思想的束缚,毕竟教会已经统治欧洲数百年,如果一下子将教会的思想废除,那样不仅会引起教会的强烈反对,还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文主义者只能慢慢从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人文主义教育观能够闪现其光芒,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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