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择

    进入大学的尼采，首先遇到的是专业和学习环境的选择。他放弃了神学，选择了古典语言学；他放弃了波恩，而选择了莱比锡。在大学求学期间，叔本华的著作震撼了他那悲观抑郁的心灵；瓦格纳的音乐似乎使他看到了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这两位大师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经过普尔塔学校的严格约束之后，尼采进入大学生的世界，他好像是获得了解放，觉得自己置身于最广泛、最美丽的自由之中。

    在去波恩大学的路上，尼采和多伊森等几个伙伴骑着马，兴高采烈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当行至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酒店时，他们小憩并过量地品尝了啤酒。这时，尼采有些忘乎所以，他对着自己坐骑的长耳朵断言道：“这是一头驴。”多伊森说：“不，这是一匹马。”尼采重新打量了一下，固执地坚持道：“这是一头驴！”一直到傍晚时分，他们一行人还在大声嚷嚷，慷慨激昂，尼采还用柔和的颤音唱情歌，使得一些女孩子被引到窗边、门口窥视这队人马。对此，居民们非常愤慨，一个长者特意出来斥责这些喧闹者，并且以恐吓的口气赶他们上路。经过一场恶作剧之后，他们终于在波恩大学安顿下来。

    波恩大学在古典语言学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因此首先为尼采所选中。

    在这里，尼采学习古典语言学和神学。

    应该说，选择古典语言学是尼采自己的志愿。早在中学时代，尼采就深深爱上了有关古希腊的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独居榜首。他试图把语言学作为在自己爱好之间寻求平衡的工具，作为自己防卫固有的浪漫主义素质的手段。他说：“我渴望得到一种抑制至今为止变化多端的、不稳定的意向的工具，渴望一种科学，人们可以用冷静的深思熟虑、无情的逻辑和同样的形式的工作使它得到发展，但它并不以其成果使人立即动心，当时我相信在语言学中可以找到这一切。而一个普尔塔学校的学生已经完全具备了研究语言学的先决条件。”

    可是学习神学，是来自家庭的希望。尼采的祖父是个写过神学著作的勤勉的信徒，他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直接抚养他的那些虔诚的女家眷们，当然希望他继承祖业，将来献身神职。而尼采早在中学里就对基督教发生了怀疑，认为耶稣基督与酒神狄俄尼索斯是难以相容的。就在进入中学的第二个月，尼采读了施特劳斯的《基督一生》，经过慎重考虑后，他确认希腊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是势不两立的。尼采在日后的自传中曾经说道：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一般说来为什么我这样敏锐？因为我从未在一个不是真实的问题上作思考。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例如，我没有实际解决宗教难题的经验。对于“原罪”之感，我完全不熟悉。我也缺乏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决定良心上的忏悔：我觉得良心的忏悔是不必加以重视的……良心上的忏悔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的眼光”……“上帝”，“灵魂的不朽”，“拯救”，“超越”，这些只是概念，我并不注意这些，也从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我根本不把无神论视为一个结果，更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我的天性原是如此。我太好问，太多疑，也过于自大，致使我自己不满于事物的粗浅的解决。上帝则是如此一个粗浅的解答。

    到波恩大学后，尼采进一步发现：“这儿有个严重的后果——你若放弃基督，你就不得不同时放弃上帝。”他在1865年给妹妹的信中说：“难道我们应该恢复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于真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结果难道不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尽管他也许是痛苦的，可怕的。这就是业已划分出来的众人之路：假如你祈求心灵的安宁与幸福，那就去信仰吧！假如你想成为献身真理的人，就得去探索！”不仅如此，尼采的这种认识还在行动上表现了出来，他不愿意参加任何宗教仪式，他不顾母亲的劝说拒绝接受复活节圣餐……于是，尼采在进入波恩大学仅仅半年，就断然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

    尼采潜心攻读，但他也同时发现自己离群索居、沉默寡交的弱点十分不利于学业，所以他努力改变自己的天性，开始与外界广泛接触了。他听任新生活秩序的摆布，于是学术讨论、水上荡舟、在河边小饭馆里轻松愉快的时光以及傍晚路上的即兴合唱等，这种单纯无邪的交往和乐趣，尼采都很好地利用了。

    尼采为使自己成为一名完美的学生，甚至希望进行一场决斗，因为没有对手，他便选择了一位同学。他对这位同学说：“我是新生，我想你比较合适，让我们开始吧。”对方说：“非常乐意。”1864年12月两人展开决斗，结果尼采鼻梁受伤，三天后才痊愈。

    1865年2月，尼采去科隆游览，其间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他请了一个仆人带路去找一家饭馆，但领路人却把他领进了妓院。多伊森在他的《回忆尼采》中记叙了当时尼采的情形：

    我突然发觉自己被半打浓妆艳抹的动物所包围，她们都以期待的眼光凝视着我；在这刹那间我完全惊呆地站在她们面前。后来，好像本能的驱使，我走到钢琴旁边，那是在这一群中唯一有灵魂的东西，我弹了一两个和弦。音乐恢复了我四肢的活动，在这瞬间，我跑出户外。

    尼采这个举世闻名的反女权主义者，是否与此有关？这只能是个猜测。

    为了更便于同外界广泛接触，尼采加入了一个大学生组织“法、兰克尼亚”，当时的这个组织失去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只具一种社交团体的性质。尼采认为通过它更便于直接了解世界和人。尽管如此，他的这一行动，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1864年10月24日至25日尼采用一种请求原谅的语气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现在我已经看到，你们十分奇特地摇着头，发出惊讶的叫声。这一步骤也确实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因此我不能抱怨你们。例如，几乎在同一时期有7个普尔塔学校的毕业生参加了‘法兰克尼亚’，也就是说除了两个人外，在波恩的所有普尔塔毕业生都参加了，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在读第四学期。我给你们举出你们大概认识的几个：多伊森、施特克特、豪斯哈特、特佩尔曼、施特德费特、施洛伊斯内、米夏埃尔和我本人。”“当然对于这一步骤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我的天性，我认为这一步骤几乎是必要的。我们大多数都是语言学者，同时也都是音乐爱好者。一般来说，在‘法兰克尼亚’里笼罩着一种非常有趣的气氛，我们也十分喜欢那些老人。”在这种有趣的气氛里，虽然尼采对种种庆祝活动、击剑、决斗、舞会、同妇女交际还感到满意，但是，他很快就觉得这种肤浅的活动不能吸引他，反而使他生厌。他痛斥自己浪费的时间，从而确定了一种更严谨、更专注的生活。这时，尼采选修了一门难度相当大的三年级课程，并决定和朋友们坦率地谈一下，试图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日趋高尚。尼采设想从这里开始行使自己的天职，并且想有朝一日把这种影响扩大到整个德意志。于是，他建议改革“法兰克尼亚”的一些规则，要求减少那些使人深恶痛绝的吸烟饮酒会。尼采的建议没有发生作用，反而招来了讽刺挖苦以及“怪人”的名称，并被请出了这个联盟。尼采尝到了最痛苦的孤独，一种被击败后所特有的孤独。

    在第一学年即将结束时，尼采给家里写信说：“在这里的大学生圈子里我被看做是音乐权威，此外还被看做是奇特的怪人……我决不是不受欢迎的人，尽管我有点喜欢嘲弄别人，并且被认为是讽刺。也许你们对这种根据别人的评判所作的自我的特性描写不是不感兴趣的。作为本人的评判，我可以补充一下，第一点我不同意；我常常不高兴，有过多的脾气，是个有点讨厌的人，不仅对自己，也对别人。”

    这时，尼采决意要在学年结束时离开波恩。1865年8月30日，他在给朋友赫尔曼·姆萨克的信中说，再在波恩呆下去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波恩大学里的人没有什么政治判断力，他们完全服从领导的意见和看法，我觉得他们表现出的行为既粗俗又令人作呕。

    在波恩大学所度过的一年时光里，除了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政治诗人的一个报告，一个关于北美德国人宗教活动状况的讲座，以及他关于西奥格尼斯的补充研究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唯感幸运的是，他结识了一位好老师——里奇尔。

    这位好老师有很高的威望，尼采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大师，他的学术思想不仅精湛，而且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尼采很尊重这位教师的为人和学识。里奇尔也很器重尼采的才华。当尼采准备离开波恩去莱比锡继续读书时，里奇尔也接受了到莱比锡大学任教的聘请。

    1865年10月18日，尼采终于离开了波恩。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像亡命之徒一样离开了波恩。子夜时分，我和我的朋友M君一起站在莱茵河的码头上，等候从科伦开出的轮船。在即将离开如此繁华的乡村、如此美丽的城市和一大批青年伙伴的时刻，我没有感到丝毫的痛苦。事实上正相反，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作出不适当的评判。可是身处其中，我的天性丝毫不会感到满足。我仍然对自已太缺乏自信，并且无力在这么多正在对我发生影响的人们中间始终扮好自己的角色。一切都干涉我，因为我无法有效地主宰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对于科学无所作为，对于生活无所事事，只是在以各种谬论充塞自已，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情沉重。轮船驶来，载我离去。在潮湿的夜色中，我一直站在驾驶台上，注视着那些勾勒出波恩城河岸的小灯渐渐消失，一切都给我一种逃亡的感觉。”

    尼采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他牢记在波恩几乎荒废的第一学年，重新按照适应于他的方式生活，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尼采认为：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而且首先要能够在青年人中激发起必不可少的深刻思维与培养他们自己的评判能力，这样在他们心里就能不断提出为了什么要学习研究，什么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以及怎样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在里奇尔老师的指导下，尼采这个名字很快闻名于古典语言学界。他第一次关于梅格拉的《西奥格尼斯》的新版本的讲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里奇尔老师认为他的讲演是低年级大学生作品中最为生气勃勃，而且结构严谨的。他们师生之间因此建立了友谊，并约定每周两次午饭时间彼此讨论问题。从此，尼采的作品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还获得了该大学研究课题的奖学金。于是，尼采的名字在语言学界很快传开，获得了优秀的科学家的声誉。在成功面前，尼采感到赞扬的刺激作用，他说：“在这个场面之后，我的自负同我一起飞上了天。中午，我们几个朋友一起散步到戈利斯去。那天，天气晴朗，我的幸福挂在嘴边。在旅馆里，我们面前摆着咖啡和薄煎饼，这时我终于忍不住了，给感到惊讶而不嫉妒的朋友们讲我所遭遇的事情。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好像昏头昏脑地跑来跑去；这是我成为语言学者的时期，我感到赞扬的刺激作用，对我来说，在这种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应该争取这种赞扬的。”

    与此同时，尼采也进一步增加了对哲学的兴趣。他阅读了1866年刚刚出版的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兼评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意义》一书，并作了摘记及推荐。尼采认为，这是一本近百年来最有意义的著作。朗格从生理学角度发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思想，把认识完全归于人类的生理构造，否认自然之物的存在，认为物本身只是一个极限概念。在此基础上，尼采开始了撰写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康德以来的目的论》。他还认真研究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德谟克利特是一位想把人类从对上帝的建议和恐惧中解放出来的革命者。通过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尼采指出：“我们用怀疑主义为传统思想掘下了坟墓。”这应该说是尼采以后关于一切价值重估思想的胚芽。

    以上这些成功、荣誉和探索，对于在莱比锡求学的尼采来说，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他真正要寻求的东西，都不能治愈他心灵的哀痛，不能解除他内心深处那个从未消失的疑问——对人生的疑问。

    在莱比锡大学的四年中，使他最为关注和感到安慰的，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

    二、偶遇叔本华

    在大学里，尼采时常用孤独的散步来安慰自己，他说：“当时我正在孤独无援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极其失望，没有原则，没有希望，没有亲切的回忆。从早到晚，我苦思冥想。”

    由于特殊的人生机遇和天性，少年时期的尼采就带着忧郁和伤感的心情思索着“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向何处去”等人生问题；16岁的他就呼唤出“我为何这样忧伤”“我真想随心所欲，飞向憧憬的地方”，呼唤出我“又忧戚，又孤零”；20岁的他就明显表现出“我要认识你，未认识者”。这种忧伤中包含着追求、飘摇而不安的心态。尼采在普尔塔学校时就读了许多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和卢梭的著作；在波恩大学他读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书籍。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以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论，与内心充满忧伤、思索现实人生的尼采是不相容的。21岁的尼采已经进一步思索是否放弃基督，是否放弃上帝的问题，他认为，放弃什么东西，总是伴随着思想上的苦闷、斗争和追求，虔诚的信仰也可能使你感到幸福、满足，但不能为你追求真理提供帮助。他从自身的体验中已经感觉到，从小相信灵魂的拯救者是基督耶稣，如同相信拯救者是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结果并无两样。这样，原有的信仰彻底崩溃了，失望和痛苦，探索和追求，使尼采正处在十字路口。他向何处去？

    正是在这种心境里，尼采发现了心灵的知音叔本华。

    1865年10月下旬的一天，尼采在房东开的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一本1818年出版的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从未见到过这本书，拿在手里随便地翻着。这时不知是哪个魔鬼向他耳语：“把这本书买回去吧。”照尼采平时的习惯，他是不急于买书的，但是这次却违背了这个习惯，并且回家以后便躺在沙发上读起来。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书里的每一行都发出超脱、否定与超然的呼声，我看见了一面极为深刻的反映整个世界、生活和我内心的镜子，那本有力但沉默的天才之作开始占据了他的心。尼采觉得，叔本华就像是特地为他写了这部著作一样。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他强迫自己每天夜里两点钟才上床睡觉，早晨六点又准时起床，废寝忘食地读叔本华的这本书，心中充满着神经质的激动，真是相见恨晚。如果当时有可能的话，尼采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去拜见这位心灵的大师。

    可惜的是，在这五年之前叔本华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叔本华（1788—1860），生于波兰，后迁居德国汉堡，其父是银行家，母亲是小说家。他本人起初从事商业，不久又弃商进入大学，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理性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争夺听众遭致惨败后，他便愤而辞职，闭门著书立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叔本华的所有著作中居于最主要、最核心的地位，从这本书中基本可以了解作者思想的全貌。叔本华自己对这本书的结论是：“我活着就是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说，我活在世界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献的99%都已完成了，其余的只是些次要的东西，我的生命和命运也是如此。”

    在这部著作中，叔本华把世界二重化为表象和意志。他的第一个命题是“世界是我的表象”，意即世界上的一切都要以主体为条件，他们只为主体而存在。叔本华还进一步指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仅仅是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还有一个方面那才是真正内在的、本质的，这就是意志。所以叔本华的第二个命题是“世界是我的意志”。他认为，意志是我真实的自我。身体的活动是客体化了的意志活动。最后叔本华的结论是——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意志是世界的自在之物，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即表象。

    这样，意志就成了叔本华整个哲学大厦的基石。在叔本华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都把主客体对立起来了。叔本华认为，物质第一性否认了认识对象依赖于认识的主体；精神第一性否认了认识主体是相对于客体存在的。于是他提出了意志本体论。

    叔本华的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其实是生存意志。他的生存意志，一是指个体求生存的本能：这股奔流于人周身的本能欲望的冲动，不就是一股最原始、最深沉、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吗？我吃、我喝、我穿、我行、我哭、我笑、我争名求利、我寻欢作乐……这一切，原来都是由我的求生的意志支配的，我的一切行为原来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叔本华认为，大象不可能有走过不甚坚固的大桥而掉下去的惊险，但是它拒绝走不坚固的大桥；小狗不可能有从高处跳下去就会摔伤的推理，但是它不从高高的桌子上跳下去。这些现象如果用传统的理性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只有生存意志才能说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的第二层意思是指种族求延续的生殖本能。如人类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折磨自己，如雄蜘蛛完成授精后被雌蜘蛛吃掉等，这些也只能从延续生命的意义上说明。这样，叔本华就从人和动物的某些本能活动推出宇宙万物这种共同的本能，又把这种本能看做是求生存的意志，从而勾画出了一个意志本体论世界。

    在这种生存意志的基础上，叔本华推出了一幅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图画。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生是悲观的呢？其一，欲望是困乏之苦。生存意志的本质是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痛苦与人生是终生伴随的。尽管在生存意志的驱使下，人要与痛苦命运抗争，但这只能是改变痛苦的形态，立即又会有诸如嫉妒、恐惧、疾病、情敌、虚荣等接踵而来，苦难的人生同地狱乃是异曲同工，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其二，满足是无聊之苦。他认为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即使暂时得到满足，也是一种空虚、乏味和无聊之苦。“星期日代表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则代表困乏。”就这样，人生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着，循环反复，陪伴终生。其三，私心是害己之苦。叔本华指出，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总是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和毁灭世界。其后果无非是得不到满足而陷入痛苦的深渊，或者由于加害于他人，导致他人的不幸以及“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造成自身的痛苦。其四，意志越强越痛苦。他说，意志越完善，对苦的感受越深刻，那些智力高超、知识渊博、意志坚强的天才人物是最为痛苦的。所以，个人应自觉否定生命意志，进入人类似印度教的归入梵天、佛教的涅盘那样的解脱境界。总之，人类总是一幕悲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悲观与失望袭击社会时的思想反映。

    本来已经悲观抑郁的尼采，当他目睹叔本华描绘的这一幅阴郁的人生之画的时候，他感到何等的战栗和痉挛！何等的激动和绝望！他的耳边总是回想着叔本华的无情呵斥：放弃生命吧！听天由命吧！

    尼采相信了，却又不甘心。他早年的经历，忧郁的气质，再经过叔本华哲学的启示，使他这个充满人生疑虑的心灵似乎清晰了，意识到了自己最需要的应是以探求生命意义为使命的哲学。他觉得，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站在人生画面之前，解其全部画意给我们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就应该从人生之画的全景中寻找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尼采对叔本华描绘的人生悲剧十分叹服，对他探索人生的真诚态度十分赞同，一时间，叔本华成了尼采心目中的上帝。尼采在后来服兵役期间的隆隆炮声中还低声呼喊“叔本华保佑”。

    三、服兵役

    尼采在莱比锡上大学期间，先后两次参加了统一德国的战争。

    一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永远消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于7月发动了普奥战争。当普鲁士军队入侵萨克森，萨克森宣布战争状态时，尼采再也无心呆在学校里听课了，他迫切希望能够应征入伍。他认为，当祖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战斗的时候，在家里坐着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一个月后，奥地利军队被普军击败，使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得以确立，成立了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尼采认为俾斯麦这一政策是高尚的目标，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是个伟大的成就，并对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将来表示乐观。但是他又痛惜奥地利的失败，抨击俾斯麦的入侵，说俾斯麦的高尚的目标是通过邪恶的手段来实现的。

    二是1867年，当时莱比锡受到了流行性霍乱的侵袭，他离开大学参加了志愿军。9月，在瑙姆堡参加入伍体检，由于他的近视在当时普鲁士标准的合格范围之内，被瑙姆堡的地方炮兵部队录取，服役期为一年。在那里，他每天除半小时午饭以外，要从早晨七点训练到晚上六点，但他享受着每天住在家里的待遇。这样，每晚还可以继续学习。当时他在给罗德的信中说：

    我的哲学现在有了用的机会，迄今为止我从没有感到一种屈辱，但我又常常像对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那样发出嘲笑。有时我也藏在马肚子下面悄悄地喊“叔本华帮助我”，即使我每晚回到家时筋疲力尽，浑身汗水，可只要一看到桌上叔本华的照片，我就感到安慰。

    起初，尼采在部队主要是进行队列和骑术训练。1868年3月，他骑马时发生事故，胸部肌肉拉伤，当天两度昏迷，卧床两天后接受了手术。两个月后，医生诊断出他在原来的训练中胸骨所受的损伤，而且炎症开始渗入骨腔。于是尼采被送到海尔会诊。医生对他进行了水浴治疗，效果明显。这次骑马受伤，病休达五六个月。1868年10月，尼采过完了他的24岁生日后，退役回莱比锡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日后他的妹妹回忆说：“那次重病给哥哥带来了莫大的恩赐。在这半年中，他享受着完全自由的生活，不为大学的课程左右，也不需为学业或交际耗费时间，从繁重的军务中解放出来，一心沉潜于自我孤独之境，遂倾全力于哲学问题的思索，这段时间所撰写的文献学论著，也不知不觉带有哲学意味。”

    在服兵役期间，尼采虽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伤员的呻吟和痛苦，但是他也感受到了胜利的喜乐、人力的伟大和战斗的悲壮，从而他体察到了人生的活力与乐趣，认为应该思考一种行动起来的人生哲学。

    就在尼采退役后不久，德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可是德国帝国主义是迟到者，当它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当然要求按实力对比重新分割殖民地，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表现出急于扩张领土、扩张势力、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的特征。关于这种现实，尼采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德国正处于胜利的狂潮之中。当时的德国国歌唱道：“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尼采没有卷进这股狂潮之中。在他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等于文化的胜利，一切物质上的进步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奢侈与舒适。所以在他的眼中，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彻底毁灭了德国精神，这时的德国已变得自满而没有灵魂。尼采认为，一次巨大的胜利是一次巨大的危险，人的本性忍受这种胜利比忍受失败更困难，如果以为德国军事的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成功，这是十足的谬见。于是尼采惊呼，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所谓的“公共舆论”。

    四、结识瓦格纳

    在莱比锡学习快要结束时，尼采结实了他崇拜多年的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理在德·瓦格纳。他们初次会面是在1868年秋，当时尼采已同瓦格纳的姐姐认识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当瓦格纳到他的姐姐家看望时，尼采同瓦恪纳认识了。尼采曾向好友罗德通报了这一情况：“在吃饭前后，瓦格纳衷演了卓越的歌唱家们所有重要的唱段，他模仿一切声音而且毫无拘束。他是一个非常活泼而热情的人，说话很快，很诙谐，往往使得人们在聚会时感到非常亲切、愉快。在这当儿我同他就叔本华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啊，你会理解，当我听到他用无法形容的热情谈到叔本华时我是多么高兴，他说他对叔本华十分感激，叔本华是认识音乐的本质的唯一的哲学家！然后他打听现在教授们对叔本华采取什么态度，他嘲笑在布拉格举行的哲学家大会，并且谈到这些‘哲学走卒’。以后他朗读了一段他正在写的传记，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生活中的十分有趣的一页，现在我想到它还不禁发笑。此外他善于写作，很有才华。”尼采日后在他的自传中也述说了当时的激动心情：“第一次接触到瓦格纳，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深呼吸。我尊敬他，把他当做一个和德国人不同的外国人看待，把他当做是反抗‘德意志道德’的化身。”

    两个星期之后，瓦格纳在尼采心目中已成为仅次于叔本华的第二位崇拜对象。

    在他和瓦格纳的多次交往中，瓦格纳常常欺辱他，几句笑话就把他折磨得烦躁不安，而瓦格纳却像疯子似的说得更加起劲。瓦格纳也确实像个疯子，在生气时暴跳如雷，高兴时则在沙发上竖蜻蜓，在钢琴上跳上跳下，跑到花园里爬树，相形之下，尼采却显得恬静而又带几分羞涩。

    瓦格纳和妻子科西玛对这位年轻学者颇有好感，彼此很快就亲密起来。不久尼采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家里，尼采不仅是受欢迎的客人，而且长期使用着两个房间，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任意出入。在这个家里，他不仅因为能随时接近他十分尊敬的音乐天才而感到快慰，同时，在这种脱俗的家庭气氛中也感到明显的舒服。他称瓦格纳是叔本华在精神上的兄弟。他感到热爱瓦格纳胜过除自己父亲之外的任何人。

    尼采很早就崇拜瓦格纳的作品，现在他对瓦格纳的为人也十分崇拜：“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人，从没有像他那样，向我显示了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形象，他被那奇妙的感人的哲学彻底渗透。这不是别人，正是理查德·瓦格纳。关于他，你不可相信报纸和音乐评论家对他作出的评价，没有人了解他，也没有人能够评论他，因为所有的人都站在另一个基础上，对他的气氛感到不习惯。在他身上存在着绝对的理想性，一种深切而动人的人性，一种崇高的生命的品格，以至我在他的近旁就感到像在神的近旁一样。我已经在四林湖旁的诱人的村庄里度过了不少天，这美妙的人自然无比新颖而无穷无尽。”

    尼采声称，与瓦格纳相处的日子为最舒适、最有收获和价值的日子。在这期间尼采曾向瓦格纳倾诉了他对德国知识界的处境的迷惘与忧虑，瓦格纳也曾向尼采推荐了被人忽视的学者，并给尼采看了他早期所写的美学与哲学方面的杂文。一时间，瓦格纳的观点成了尼采思想的要旨，使得尼采对古希腊悲剧的认识也开始有所改变。尼采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歌剧旋律的发展是对音乐的一种叛逆”“纯音乐与日常戏剧是音乐剧的两个分支”。在瓦格纳的直接影响下，尼采为自己第一部书确定的主要思想是：悲剧是纯音乐的产物。该书的基调是：音乐——悲剧之母。这时的尼采认为，正如叔本华是自柏拉图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瓦格纳代表了现代音乐发展的高峰。可以看出，此时尼采对当代文化的忧虑，表现在了对瓦格纳理论的归依上。

    尼采和瓦格纳之间的友谊，不仅是建立在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尼采在给他的朋友罗德的信中，曾详细地叙述了他和瓦格纳第一次会晤的经过，他这样写道：“我设法同他进行了有关叔本华的相当长的谈话。喔，你会理解，当我听到他带着如此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我们这位大师，谈到他在许多地方得益于叔本华，说叔本华是唯一认识到音乐的本质的哲学家时，我是多么高兴啊！”会晤结束时，尼采向瓦格纳告别，瓦格纳热情地邀请他去访问，一起谈谈哲学。在另一封信中，尼采告诉朋友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最好不过地展示了叔本华所说的天才的形象，并彻底地渗透着叔本华哲学的精神，那个人就是瓦格纳。1869年，他在给罗德的信中还说，与瓦格纳相处是他学习叔本华哲学的实习课。

    尼采带着对人生的疑虑进入大学校门，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神学而专攻语言学，在迷惘之中发现了反映自己内心世界的镜子，体验到了勇敢和战斗比消极颓废更有意义，结识了代表音乐发展高峰的大师等。这些作为他人生的重要环节，使他的人生酝酿起一种寻求真实的人生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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