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听众的预言家

    1819年12月叔本华决定走上实践生活的道路。后来他确认，他产生在大学任职的想法与经济困难有关，他想通过教学活动来弥补物质生活的损失；现在他不但要为哲学而生活，而且不得不靠哲学来生活，他要摸清他学习所在地--大学里的情况。但是，在解释他走上教学之路的公开理由时，话却不一样了：他负有使命，要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冲洗当代哲学的藏垢纳污之地，在给格丁根的布留门巴赫教授的信中，他其实非常小心谨慎地表达了这一话题："在我完成学业和长途旅行之后，我希望他人也能在我这儿学到点什么。"在给柏林的利希腾施泰因教授的信中，直接说明想"进入实践的生活。"

    1819年秋，阿图尔访问海德堡，原指望在那里取得一个位置。他喜欢该城的近郊，他的中学好友和大学同窗埃·安·列瓦尔德在那里当古典哲学教授。然而他又不想在那里留下来：由于克·尚特杀害犹太大学生奥·科采比，被判处死刑，在海得堡掀起了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大学生们纷纷起来闹事。巴·布劳恩心烦意乱，他是被迫处死"好人"的，他就用断头台的木板和长方木在自家的葡萄园里搭建了一个小屋，这小屋便成了大学生们的一个秘密朝拜地；在城里还出售带有尚特画像的烟斗和咖啡杯；从刨下来的断头台木片上还留有被处死者的斑斑血迹，这些木片被奉为珍贵的纪念品。所有这一切都使叔本华极不愉快，所以他赶忙离开海得堡。

    在回程途中，他来到魏玛，未经预约就去见歌德，歌德一般是在家里接见客人的。歌德冷淡地问阿图尔，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样突然出现，并请他过一小时再去找他。阿图尔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接待，因为阿得儿曾告诉他：歌德很欣赏他的书。他还是按规定时间去看歌德了，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和第二天午饭前的一个早上。

    歌德在日记中对这次会见留下了几句好话："叔本华博士来访。他虽未得到人们的公认，别人也很难去了解他，但他是一位很值得赞许的青年人，他的来访使我激动，使我们双方都得到充实。"叔本华讲了他意大利之行的情况和自己的计划。他们也谈了颜色理论，歌德还展示了自己的新作。歌德对《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的意见如何，仍一无所知。

    回到德累斯顿，叔本华最担心的是未来的职业问题。列瓦尔德从海得堡来信说：来任教没有任何障碍。的确，这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书。但是这里有葡萄酒的好收成。反犹太人的过火行动已停息了。布留门巴赫教授肯定说，大学的同学们会善待叔本华的，但是不能有把握地说，他们会听他的课，因为在海得堡谁都不会因失去哲学而苦恼。

    利希腾施泰因的回信说得更有希望：阿图尔可以指望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有一位教员死了，空出了一个职位。最后利希腾施泰因还写了一句颇有吸引力的话："自从黑格尔在这里出现之后，哲学研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叔本华倾向于去柏林：大城市，高文化，能够听他讲课的不仅仅是大学生。而且从德累斯顿乘车去柏林，费用较便宜。但是，柏林物价昂贵，城市又坐落在多沙的荒凉地区，这又使他望而却步。他终于决定乘车去柏林，直奔狮子的洞穴，与对手面对面地进行较量，而对手在此之前是对他一无所知的。费希特去世后过了四年，从1818年秋开始，黑格尔接任当教研室主任，他在柏林大学讲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叔本华还在德累斯顿时就告知哲学系系主任：关于一般哲学这门课程，他讲的题目是《论世界本质和人的精神》，他每星期用五个课时来讲这门课，至于讲课的时间，他写道：最好安排他和黑格尔教授先生讲课的时间一样。瞧！他就这样胆敢冒失地向黑格尔精神的威力提出挑战。在第一学期，到叔本华那里听课的不过五位用功的大学生，他们想听一听新上任的副教授讲的有关世界本质的"学说"。听黑格尔讲课的人数一般超过二百人。

    在第一堂课上叔本华就宣布自己是"报复者"，他来这里是为了用变坏的"格言"和"未加工的灰暗语言"来解救康德以后的哲学，使它摆脱它的报复者们的令人窒息的手法。"报复者"被看成向强大的黑格尔学派挑战的宗派主义鼓动家。这两位哲学家的相撞发生在1820年3月，讨论在大学取得授课资格问题--是否有权讲授有关充足理由的四种根源的哲学。在讨论中，叔本华确定了康德以后的三个有名的德国哲学家是诡辩论者。在课堂讨论时，黑格尔发表了一些意见，而叔本华认为，黑格尔表现出不善于把"动物的"功能和原因与"有机物"区别开来。在有关"理由"的概念上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小冲突。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私人交往。

    俄国教育大臣克·阿尔腾什泰因是个哲学的崇拜者，他庇护黑格尔，给黑格尔高度评价，认为他在惊惶的年代能够理解和表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同时把社会大变动与对国家体制的保守解释联系起来。黑格尔生前一直在柏林大学执教，他讲课时，听众不单单是大学生，他以自己的主要思想--相信历史的前进发展和世界精神的胜利，吸引了全德国的以及国外的许许多多的听众。他有关法哲学、哲学史、历史哲学、修订的《逻辑学》以及《哲学百科》等等的讲课打动了智者们的心。

    然而他本人过着规规矩矩平民的生活，并不想使他的思想被"群众掌握"，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语）。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哲学应当"留在教研室里"，那些去过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奇怪：他的生活方式竟如此简朴、平常，甚至缺乏生气；他未老先衰，弯腰驼背；穿着马虎，灰黄色的罩衫还时不时从肩上滑落下来；既没有令人敬畏的伟大气派，也没有仪表堂堂的英俊长相；谈吐不机敏，又不善辞令；他讲一口勉强能听懂的施瓦本方言--很难叫人承认这就是一位世界精神预言家的外表。

    但是，人们听他讲课，敬重他。辩证法的精神，历史主义的精神，精神向高处、向全人类的最高目标发展，鼓舞了听众，唤醒他们去追求历史乐观主义。加上黑格尔在大学生心目中是一位与教会作斗争的战士。有一次他开玩笑用词不当，他说：假如耗子吃了圣饼，而圣饼是主的化身，那就必须为耗子祈祷，就像为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徒祈祷一样。这些话引起了天主教集团的抗议；这些话还被看成是揶揄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黑格尔不得不出来辩解，包括向大学生们表白。他说，既然他本人就是基督教徒，天主教教会的生活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一位神职人员来听他讲课，用严厉的目光死盯着讲课人。黑格尔理解他那目不转睛的灼热眼光，就简短地说了一句话："我不喜欢您那样看我。"

    然而表现自由的激情和发表爱国主义言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当局需要平静和秩序。复辟势力竭力装成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应当回到18世纪的秩序。但是经过太多的变动，因此要求努力，即使不回到过去，那至少也要保证社会秩序和知识界的稳定。1819年开始迫害"蛊惑者"；逮捕或解雇反对派；大学生联盟是被禁止的。可以与同伴一起喝酒，但决不能把这种聚会变成政治集团；必须工作，但不要大发议论。结果一种两面性的东西灌输到意识中，导致信念褪色；对自由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对不参加活动的辩解，待在"安乐窝"里可以愉快地观望神的世界。

    在社会上感觉到需要保证生活准则的稳固性，许多政论家抱怨失去了"素朴性"、"亲密性"、"英雄主义"。先前的浪漫主义颂扬之词一下子转变为向往稳定：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克列门斯·布伦坦诺成了天主教徒，霍夫曼成了司法顾问，黑格尔--普鲁士国家的拥护者。各种协会、俱乐部、团体、圆桌会议等等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赫尔拉希兄弟创立了"德语协会"，霍夫曼成立"谢拉皮翁兄弟"会。"爱道德社"提出的目标是"唤醒昏睡的灵魂"；在弗里特利希大街上举行假日集会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甚至还有像我们的啤酒爱好者协会之类的团体，它提出的目标："最佳方式的讨论--德国午餐"。

    在柏林大学里，一片不同寻常的热爱劳动的景象，与它的创立人威廉·冯·洪堡的最初构想不同，大学的中心任务是培训实践技能的专家。在大学生中间最珍贵的是老老实实的"鼹鼠般的"勤奋。同时，除了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使他们特别感兴趣了。黑格尔学说最能满足这种怯生生的求知欲。正因为如此，国家官员、商界代表、歌剧男高音演员，还有兽医都跑来听他的课。这里还有从俄国来的听众，他们把对世界精神的颂扬带回自己的祖国去传播。

    黑格尔哲学赞扬世界精神通过活动而向自身发展，同时表现为对事件的相关反应，这些事件相互替代，为了更有意义的事件而被时间带走了。这是简单划一的时代，在家具、建筑和生活方式上表明的比德迈埃尔风格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候叔本华来到柏林。

    为什么叔本华未能脱颖而出？库诺·费舍认为，叔本华本应该讲述哲学的一般篇章，不应叙述自己的体系。因为他的体系还完全没有发展成熟。按照费舍的意见，问题只在于：他的《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正文太短。在一学期内每星期五次讲课，这样短的正文是不够用的，要纠正自己的学说容量与大学学期的长度不相称的情况，他显然没有想过或不会这么做的。当然，问题不在这里。叔本华传记最新作者里·萨夫朗斯基公正地指出：他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合时代精神，也在于他自己学说的特点。

    在那些年代，叔本华关于康德哲学的具有独到见解的讲演不可能会有成就，因为康德的批判主义在当时似乎已经被克服了。人们不再注意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就像不久前拿破仑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的凶险魔力完全消失了一样。已经平息下来的历史事件的交替，需要安静，日常生活的讲究实际，使人们的目光转向经验主义的意识。对康德学说的研究集中在他的认识论上。理性和绝对道德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许多人满足于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冷静思考和黑格尔用基督教正统思想熔炼出来的思辨热诚。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在康德批判主义的激进讲演基础上的，特别强调难以摆脱的人类灾难的意志形而上学，就不会有机会取得成就。人们完全是避着它，绕开走，不承认它有合理性，因而也不承认它有独创性。

    《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的评论家认为，意志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费希特学说的变种，他们把意志理解为精神的力量，或者用更简单的说法，理解为理性的另一面。他们把叔本华对自然界中的意志和人身上的自然意志的考察同谢林所说的"自然"联在一起。谢林认为，在自然界的概念里本来就始终蕴藏着主体精神，自然界的主体精神包含着自己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意识中获得了自己最高的回归自身的外貌。

    也有人对叔本华学说的理解是符合原意的，但在叔本华看来，他们在哲学上依赖黑格尔，这种哲学仍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在叔本华那里，理性只是副现象，理性不是自然和历史的动力，它的真正的核心是某种超理性的东西，即自在之物。叔本华奋起反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他的同时代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相信世界精神的发展，相信历史变动的进步意义。叔本华对黑格尔进行滑稽的咒骂，断言历史不过是节日大联欢和化装大游行，痛苦和期盼始终如一，他们把叔本华的这些言论视为陈词滥调，过去时代固有的附属品。除此之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叔本华对可见世界的真实性似乎作了神秘主义的、用印度古物加以装饰的否定，他们或者置若罔闻，或者至少视为大怪物。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叔本华从自己的推论中得出一种露骨的无神论，这有什么用呢！凡是想严肃认真地领悟无神论的人，必然会与宗教发生矛盾，这对复辟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教会的书刊检查和这方面的国家官员都是非常警惕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尽心竭力工作比起在康德和费希特时期要明显得多，康德和费希特当时由于教会书刊检查，就碰到很大的不愉快。黑格尔表明了宗教的历史发展，担心人们责难他陷入无神论，所以写的时候非常谨慎小心。然而，尽管如此，也正是他为以后批判宗教准备了可燃烧的材料。

    在柏林时期，阿图尔·叔本华也是众矢之的。他的没有创世主和世界目的的意志学说，他经常引用的古印度文献资料，不能不引起神职人员的注意。艾勒特主教大惊失色，在1819年写给大学领导人的备忘录中，他猛烈抨击当代哲学的"古怪任意性"，这种哲学创立了没有任何根据的最新体系，同时轻率地破坏并搅乱语言和概念。

    叔本华的艺术哲学也不可能被接受。对艺术的浪漫主义崇拜，在写他的主要著作时已告结束。创作的快感被合理的冷静思考所替代。浪漫主义的主宰者已从生活中消失，或者担当了编制内的职务。黑格尔教导说，艺术是世界上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精神的高级阶段--它的绝对者--体现为国家。而低级阶段标志着向它的高级形式的过渡，其使命是保证这种发展。因而缪斯应当成为这种最高力量。所以艺术不可能是允许目标定位的顶峰。它应当"成为"有益的事情、观赏性的东西等等。

    我们知道，叔本华对待艺术是严肃认真的。艺术没有历史变动，在日常生活中从艺术得不到利益。我们已经指出，叔本华按照康德的说法，把艺术理解为饱含创作冲动和激情的"无利害关系的赏识"。在他看来，艺术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品或休闲物，而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是解除意志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折磨的前提。叔本华把宗教的力量归还给艺术，但这种力量是本身存在的，这是无上帝的宗教，是"无神论的"宗教，这种宗教后来鼓舞了创作者，从里·瓦格纳、弗·尼采、伊·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以及银色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时期的许多代表人物开始，一直到20世纪西方艺术的著名活动家为止。

    还应当指出，叔本华的风格也把叔本华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门外汉。他大量引用古代古典作家，康德以前时代的哲学家以及康德本人的言论，而当代哲学在他眼中是不存在的。他对于哲学圈子里自己的同行，不是讽刺挖苦，便是与他们进行论战；的确，在他的主要著作第一版中，这些攻击还带有克制的性质，尽管他能允许自己把费希特叫做"轻狂仔"，还把康德以后的哲学确定为在康德坟墓上玩弄的鬼把戏。

    正如萨夫朗斯基指出的，他的风格的另一特点是：简明扼要和语言优美，真不愧出自教授能言善辩之口。在他对问题的考察中总有某种素朴的亮点；他使考察的问题贴近心灵，缺乏热情的冷漠态度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是贴近他而存在的，他深有体验。他的全部伦理学，他关于否定意志的想法等等都是这样的。叔本华认为，哲学家不是圣人，他是雕塑家，他塑造美人，但自己不是美人。他仅仅反映世界的本质和真实生活的形象。后来，不少人（尤其是克·费舍）认为叔本华的过错在于：他过日子不是像他教导的那样。

    他的主要著作的命运，与他的教学活动相比也是够悲惨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赫尔墨斯》杂志上，它的作者是来自柯尼斯堡的赫尔巴特。赫尔巴特认为，从语言机智和风格方面看，叔本华可以同利希腾施泰因和莱辛相媲美。但是，除了可读性、精巧性和鲜明性以外，评论作者没有指出该书的其他优点。另一位评论家--学校教师彼茨指出了叔本华的伦理学的意义，但否定了他的悲观主义。

    艾·贝涅克，叔本华的年轻同事，看了他的讲义之后，在《耶拿文学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篇评论在几十年内竟成了对他的这本书的最后反应。虽然评论写得很客观、沉着，口气平稳，但它引起了阿图尔极大的愤怒，阿图尔认为在某些引文中有故意歪曲的地方。开始同报纸编辑打笔仗，而贝涅克在生前成了叔本华的最凶恶的敌人。也许，使他愤怒的内情是：指责他粗鲁地攻击哲学家同人，这是决不允许的。阿图尔则猜疑贝涅克在搞阴谋，指责他追逐名利等等。

    然而贝涅克简括地、完全准确地叙述了叔本华的学说：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关注个人存在；在他的观念中世界表现为人的存在，只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经验才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表象，而充满在世界中的意志首先显露在单个人的存在中，只有个人身上的意愿和认识的主体的等同才提供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全部存在集中在这种身体上的等同中，集中在幸福和痛苦中。

    在那个时候，这种说法是不被接受的。于是就有另一番议论。存在是在人之外的--在对象和事物之中，在历史的过程中，在精神的发展中。叔本华在自己的意愿世界里能够把个体思考为精神的抽象因素，但他片刻也不忘记，这一个体首先是在身体上存在的，这两个要素--意愿主体和认识主体是等同的。所有这一切也就是他想在1820年向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叙述的东西。这时，在黑格尔讲课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而叔本华的课很少有人问津，这样，他就可能在任何时间停止授课。这真是一场灾难。

    二、不愉快

    学术上的完全失败，迫使阿图尔做出重要的生活结论。应当说，灾难没有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已经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没有怀疑。但他有时仍然会疑虑重重，甚至产生绝望。必须重新考虑已经走过的道路，哪怕得到点宽慰也好。

    1823年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不幸的，由于犯了错误或失策（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对自己的鄙视），这时我把自己当作不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我为他的不幸而哭泣。例如：为一位编制外的副教授没有当上教授、他讲课没有听众而悲哀；或者为这个俗人讲别人的坏话或长舌妇喝咖啡闲聊而悲痛；或者为不公正的审判中的被告而伤心；或者为一位姑娘的情人而痛心，他爱她，但她不愿听他的话；或者为一个重病缠身的患者……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我，这些是别人的衣料，用来缝制我不常穿的礼服太大了，把它扔掉。但是，我究竟是谁呢？写《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的那个人，也对存在的大问题作出了解答……我正是那个人，这是不容争论的，现在他还有呼吸。"

    在这本笔记中罗列了他在柏林生活期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纠纷和混乱事件，在大学教课的工作没有做好；被指控犯有重伤致残罪，被害人女裁缝玛尔凯特提起诉讼，与合唱团员和舞蹈演员卡罗玲娜·李希特（梅顿）毫无乐趣地谈过恋爱；神经功能失常和耳朵疼。我们看到：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他之所以容忍下来，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事--那是别人的事。把痛苦和疼痛丢开不顾，能够缓解和安慰痛苦，他在自己的学说中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这个药方，已是在书写成之后的事了，他在书中宣布了自己的这种丢开不顾的生活立场。

    他想到自己写成了大部头哲学著作，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安慰。阿图尔在自己的笔记中强调指出，全部外界生活--假面具和角色的游戏，日常生活的喜剧--都是在他的真正生活和创作的范围以外上演的。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外界生活的那颗微粒，而是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何况，他的生活--好像是从他的学说派生出来的；他的学说不单纯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一生活本身从属于他的学说。

    "我的哲学的真实性和永恒性由下面一点得到证实：创立这个哲学的完全不是我；相反，它是自己创立起来的。它产生在我身上，完全没有我的协助，这时我的意志仿佛已经沉睡了……只有当完整的纯粹的知识在我身上显示出来的时刻，我便在自己的书中记下了并利用了它，我只不过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正因为这样，他认为他的哲学注定会得到普遍的承认。

    这样的评价是安慰的尝试，是一种远离生活给他造成的失望和委屈的手段。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力图自我确认：他原是这样一个孤单的人。阿图尔在1820年的手稿中写道："我的时间不属于我活动的圈子；它仅仅是我的身体站在上面的立足点，然而身体是我的完整个性的极小部分。"这完整的个性超越了时代，但是不能十分清楚地看清它，这好比从高山顶峰俯视云雾缭绕的平原一样。叔本华珍视来自旁人的关注的最小迹象。他在1823年的手稿中记下了某位不相识者预言他会写出大作品。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注意到有些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对他的智慧很赞赏。

    叔本华经常贬低他的同时代人和当今时代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在当代没有鲜明的个性，而是因为同时代人的嗓音被日常生活琐事所淹没了，这些琐事是由日益热衷于寻常信件和授课引起的。对于那些获得较大可能性来表现自己的群众来说，只有那种使富有创造力的幻想得以自我保护和满足的东西，才具有意义，叔本华的这一思想成了20世纪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发挥的特征描述，此人在研究"大众反抗"时，谈及群众文化问题。

    普通人--《工厂制品》--内心充满恐惧。他想永远停留在使他满意和让他安宁的寂静的世界观港湾。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上帝关怀这种人，向他们预示美好的命运。这个上帝叫做"历史"、"绝对精神"、"自然"、"科学"等等，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古代的或换上现代衣裳的许诺，都不能保证提供保护；事实上它们始终再现丧失意义的人的孤独感。这时人们力图在所谓社会舆论中找出支撑点，而舆论只不过是游移的鬼火，决不是指路的明星。真正的哲学家无须有保护，而他确实是自由的。

    叔本华在那时的笔记中时时回到当代哲学，否定当代哲学，因为他以为当代哲学轻视人，不提知识为人的生活服务。受苦人的问题是叔本华哲学的内在神经，他非常重视人。力求尽可能深入理解人的生活的内在含义，这种意向维持着他的高傲的沉默，我不愿同忽视我的人交谈，我的哲学是高于市场和超出市场之外的，我不拿它出卖。他转而默默地崇拜希腊秘密宗教仪式，在这种秘密宗教仪式里，真理只有少数人才可以理解；而且在这少数人中只有那些比较明白又比较能够抓住真理的人才可以享用真理。

    叔本华明显的贵族气派自然是同下面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他深信他的著作的世界意义，人类很快就会承认它。他断言："我的智力不属于我，而属于全世界。"在同一本笔记中，在记下这种崇高思想的同时，也以自私自利的口吻断言自己有权成为父亲遗产的守护者，没有物质富裕，世界从他那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呀。

    阿图尔叫人关注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工作。柏林时期，他的私人生活也是极不幸的。在那些年代，他同年轻的卡罗玲娜·李希特（梅顿）搞恋爱叫人不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极少。只有几封她在30年代初写给阿图尔的信保存下来了，那时阿图尔已住在法兰克福了。大家知道，她于1819年来到柏林，年方19。由于某一位靠山的推荐，她被民族剧院合唱团录取。很快她就与机要秘书路易·梅顿（她的假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建立了恋爱关系，在1820年夏初，她生了个儿子，这个孩子没活多久便夭折了，这是她在与阿图尔相识之前发生的事。

    戏剧迷阿图尔在1821年遇见卡罗玲娜，恰恰在这时他写道："因为天才观念的真正时间已经过去了，而我的生活现在仅适合于教学，这一情况应当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并取得社会地位，而我这个年轻的副手，是不可能一下子便获得社会地位的。"

    但是，卡罗玲娜不是那种可以获得"社会地位的"妇女。那时她已经是柏林近郊的剧院的女演员，演二号情人角色，为了补偿自己的舞台上的微小成就，在实际生活中便同时与几个情人交往。她的美丽和剧院的习俗的自由，人们容忍了这种情况，而叔本华妒火中烧，受够了折磨。

    1822年5月，当阿图尔又去意大利的时候，卡罗玲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卡尔·路德维希·古斯塔夫·梅顿。阿图尔一生保持着对卡罗玲娜的忠诚（甚至在自己的遗言中还提到了她），但在生前一直不喜欢这个孩子--爱人"背叛"的成果。1831年他打算离开柏林，他召回了卡罗玲娜，但是未能一起动身，因为卡罗玲娜拒绝丢下孩子，而阿图尔在自己家里不愿看见这个孩子。阿图尔悲观失望，满怀委屈，一个人走了。

    卡罗玲娜在信中责备叔本华冷酷无情，肯定说她愿意和他迁居法兰克福，不过只能带孩子一起走。给她以物质支援的叔本华在回信中显然指责她也从别的男人那里取得给养。对此她回答说："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轻佻女人，我的债务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有一个时期发现卡罗玲娜患肺病，这使阿图尔很害怕，他曾躲开过这个患肺病的女人。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先是害怕情人患病，然后妒火中烧，不愿丧失在共同生活情况下的独立性，最后，怀疑这可是应把自己的生活与她捆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他被制服了。

    阿图尔的恋爱感受没有在他的笔记中直接记下来，但这些感受被编进了他的哲学议论。例如，他把父母做爱的结果孩子出生与理念的产生相比，孩子的出生和理念的产生都是在巨大的激情和实现的渴望中发生的。1822年第一次记下了这个想法，后来它在《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第二卷另一题解中得到了发挥（见《性爱形而上学》篇）。

    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阿图尔责备了自己，他自己没有想要把卡罗玲娜与自己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甚至诗句油然而生：

    千百次痛苦地看见：幸福在步步逼近，愚蠢的轻狂却把它一一毁尽。

    远离卡罗玲娜，在他脑袋里涌现出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寻思着：对女人来说，一夫一妻制是过分的要求，他试图打消对情人不信任的猜疑态度，自我宽慰。对于女人来说，一个男人在短时间内使她心花怒放，具有魅力--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她不得不为一个男人保留的那种东西，也许是他不需要的，却是其他男人所强求于她的：她失去了，并拒绝了他们。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女人能够同时拥有许多男人，而男人因此也会拥有许多女人。男人一开始追求许多不正常关系，而女人相反；所以男人在前半生是好色之徒，而后半生则成了戴绿帽子的人。同卡罗玲娜在一起的情况，叔本华不得不容忍的正是戴绿帽子的角色。

    但是，与卡罗玲娜的故事，只是阿图尔在柏林遭遇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之一。恋爱中的人往往缺乏理智，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作出完全适合的反应。1821年8月份的一天，那时阿图尔正在家里等待卡罗玲娜的到来，他的女邻居47岁的裁缝玛尔凯特及其女友住在他的会客室里。阿图尔忍受不了好奇的目光。再说，会客室按租赁法是属于他的。

    他要求腾地方，女友们躲出去了，但玛尔凯特太太硬是不搬。开始动手打起来了。女邻居揪住阿图尔的脖子，他扯下她的睡帽，出拳痛打，尽管她奋力反抗，终于败下阵来被抛出室外，这样她就躺倒在地，动弹不了。自然女邻居把叔本华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叔本华咬定她是故意躺倒在地的。但是法庭判叔本华有罪，他的粗暴行为造成了人身不大的伤害，判处罚款20塔列尔银币，偿付玛尔凯特太太。

    但是玛尔凯特不服。在第二次审判中她证明：由于跌倒在地她的右半身麻木瘫痪，她的胳膊不听使唤，因此，要求给以补养费和治疗费，并要求把阿图尔拘禁起来。法庭接受了她的诉讼。那时叔本华正出门旅行，柏林银行便冻结了他的存款。阿图尔很快回到柏林，提出反诉。官司打了五年，于1827年法院责令他每个季度付玛尔凯特太太15塔列尔银币。玛尔凯特又活了20年。叔本华有一次指出，一辈子不会忘记她的胳膊受了伤，并担心她的胳膊一辈子抖个不停。

    柏林很快就使阿图尔厌倦了。1822年他就写信给妹妹说，想回德累斯顿。但是让他继续留在这里的想法是：在教学领域他并非全无用武之地。现在他决定停下来喘口气，再去访问意大利。1822年5月28日他上路了，他请自己在魏玛时期的一个熟人弗·奥尚给他通通风报报信：在德语的书报、杂志上有没有人提到他写的书。奥尚可不用操心：这里一片静悄悄，一点反应也没有。

    阿图尔从从容容到意大利旅行，途经瑞士和米兰，到佛罗伦萨，已是九月了，在那里一直待到下一年的五月。在十月他给奥尚的信中说："……又见那墨绿的叶子森严地、郁闷地停在静止的半空中一动不动，刺破了湛蓝的天空，又见那橄榄树、五针松、葡萄园和柏树构成一幅风景画，小巧玲珑的幢幢别墅隐约其间。……我又到城里去了，那一座座桥不禁使人想起形形色色的拼图玩具……我又每天到广场来回蹓跶，那里到处是塑像……我又生活在放浪形骸的民族中间……在意大利生活，就像和情人在一起生活，今天吵得凶，明天爱得狂；而在德国生活，就像同妻子在一起过日子，没有愤怒，也没有更多的爱。"

    阿图尔在意大利待了一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一想起，他总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在回家的路上，他在慕尼黑耽搁了，疾病接踵而至，他长时间病魔缠身，不能摆脱--痔疮带瘘管、痛风、神经痛，耳朵发炎。几乎害了一年病。也许正是疾病诱发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意大利，他是一个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的不为人知的游人。在祖国，他是一个肩负谁都不懂的伟大学说重担的、不为人知的哲学家，被迫成为匿名者。

    他很难承受这种沉默、这种忽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的情人的轻佻更加深了他的抑郁，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人们说：生活从头到尾无非是经常不断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又几乎总是否定的；那么，可以回答说：只要为了安静，不打扰我，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既不需要教训，也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

    阿图尔在慕尼黑过了一个可怕的冬天。他双手颤抖，右耳聋了。1824年春他到巴德加施泰因疗养院去住了一个月；慕尼黑的"恶劣天气"就像柏林的"多沙荒凉地"一样，他不想再回去了，决定到曼海姆去过夏天，而在秋天迁居德累斯顿，在那里过完整个冬天。其实，他又宣布自己要在柏林大学授课，虽然他也做好准备不会有愿意听课的人。情况果然如此。在休息三年以后，于1825年初阿图尔返回柏林，与玛尔凯特的官司需要他出庭。他照旧被卡罗玲娜·梅顿吸引住了；同她恢复了关系。根据维·格温奈尔的消息，叔本华在某个时候甚至打算结婚。

    阿图尔在柏林的恋爱厄运有了啼笑皆非的结果，他竟向一位不知底细的十七岁的姑娘求婚。在坐船郊游时，他向她赠送葡萄。弗洛拉·维司（人们都这样叫她）一点也不高兴，已过中年的叔本华就在她对面，而她小心翼翼地把浆果投入水中。求婚的事传到父亲耳朵里，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父亲咆哮了："她还是一个孩子呢！"叔本华认为有责任说明自己的状况。但是姑娘坚决拒绝了他，因为她看见了他在日常生活习惯中的种种琐事就更增强了她对他怀有的厌恶感。

    情况委实滑稽可笑，但是，这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是够庸俗的了。这种情况叔本华二十年前就说过了："严肃认真使我们变得滑稽可笑，我们就是用这种严肃认真来对待眼下事件的，而眼下事件本身包含的是眼下事件的意义假象。也只有精神伟大的人才把滑稽可笑变成笑对人生而不引人注意。"

    阿图尔在柏林大学的状况没有变化。这里仍然是黑格尔主持工作。亚历山大·冯·洪堡在自己的壮游之后，胜利地回到柏林，在大学里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尤其对妇女来说是如此。甚至连黑格尔的妻子，一个平时到教堂去，与孩子们在一起，或待在厨房里的人（著名的德国三"K"--教堂、孩子、厨房--教徒），对丈夫非常不满，也去听了报告。而叔本华照旧是孤立的。甚至大学的门卫都可以对他粗鲁无礼。早在1827年他就开始寻找迁居的地方。他向巴伐利亚大官费·梯尔什打听，他可不可以到慕尼黑大学去讲课。梯尔什原想帮助他。但是，有决定权的官员拒绝了他。巴伐利亚驻普鲁士的大使认为，既然无人知道叔本华是位作家和讲师，加上他又不招人喜欢，大学录用他是不会得到好处的。著名法学家弗·萨维尼给叔本华作了这样的评述："我不能对他写的书作出评判，因为我不了解它们；至于他个人，他总是表现得太过于自信了，此外，我经常听到较多的反对他的意见。"

    叔本华又想在海得堡大学碰碰运气。他写信给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著名学者格·克罗伊策尔，想在那里谋得一个位置。克罗伊策尔劝他不要再去奔走了，因为在他看来，大学里对哲学的兴趣走入低谷。这几个月来，阿图尔寻找工作无着落，他深信对他已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阴谋。

    在大大小小不愉快的事件频仍的年代，叔本华竭力想给自己找出新的应用领域。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参加某一公众活动，他决定从事翻译。他向布罗克豪斯公司送交了斯特恩的《项狄传》译本，结果遭到拒绝。20年代末他翻译了17世纪西班牙怀疑论者格拉齐安的生活格言，这个译品在叔本华去世后经过两年才问世。他想翻译德·休谟的有关宗教批判的著作，没有成功。叔本华在德累斯顿逗留期间甚至开始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但没有发表。叔本华对休谟的宗教批判遗产感兴趣，不是偶然的，他已把信仰事业贴近了心灵。

    早在德累斯顿的时候他就与尔·蒂克相识，蒂克是一位出色的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阿图尔的母亲的一位熟人恐怖地描绘了蒂克家中的一次争论，他当时是见证人。阿图尔否定了雅各比学说的宗教方面。蒂克维护该学说的宗教方面。叔本华开始的时候骂骂咧咧，后来竟像"毒蜘蛛"那样过来向他猛扑，还带着恶狠狠的微笑重复着说："怎么啦？您需要上帝吗？"蒂克打从这次争论之后一整天都未能恢复元气，而争论见证人更是愤怒不已。

    叔本华想参加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成英文的工作。当《外国评论报》上匿名发表了这一建议时，叔本华立即作出反应，请求编辑让他与匿名作者联系。匿名作者的名字是法兰西斯·海富德，他建议阿图尔把海富德本人的译作校订一遍。叔本华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事情就这样告吹了。

    唯一成功的是：他在1830年发表的《论视觉和颜色》一文被译成拉丁文。这是一个可以大大快乐一番的理由。由于让·保尔在一篇文章中提起叔本华写的书，叔本华才体验到了这一感觉。让·保尔写道："叔本华的《世界即意志和表象》是一部天才的哲学著作，道理深奥而内容丰富的著作。它充满了机智和深刻的思想，但往往是悲伤的，深奥莫测的，可以与挪威的凄凉湖泊相媲美，在那黑湖的上空没有鸟儿翱翔，没有白云朵朵，在昏暗的环形侧壁上，在陡峭的岩石间，见不到阳光--只是在深处才可窥测夜空繁星满天。很荣幸，我可以夸奖这本书，但不能（在书上）签名。"

    20年代的笔记不仅仅证明自找宽慰、自我确证、寻求其他职业等尝试。叔本华力求发展自己的学说，使自己的学说具有更大的鲜明性，而且同时还摆脱了没有离开过他的怀疑。这些思考成了《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补充材料的基础，这些补充材料是他为第二版准备的，也是为把札记和片断思考汇编成册而准备的，后来他给补充材料定名为《摘编和补遗》。

    他考虑得最多的是意志和自在之物等同的想法。自在之物之所以是意志，原因在于：从我们内心深处进发出的意志活动中存在有某种因素，通过这种因素可以最充分而直接地代表统一的现实本身。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的本质，由于这种明显的特性即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意志而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但同时，他认为意志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在之物。"认识自在之物，这里有矛盾，因为一切知识都是表象。而自在之物是某种客体，并非表象。"

    他给自己提出问题：意志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对叔本华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本身包含着意义的东西本来就是存在的，所以不需作出回答。上帝、本质、精神这些概念是先验地规定的。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意志的存在就好比吞食阳光的一个黑洞。因此，叔本华总结说，他的哲学把许许多多的问题搁在一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思维尚未掌握相应的形式。

    认识存在，没有成功；我们关于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界限的知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而且这些知识仍留在存在范围之外。因此，抱怨笼罩我们生活的黑暗，抱怨我们不能阐明我们的道路、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和本质，这种抱怨是无益的，这种抱怨是不公正的，它产生于错误观点：事物整体来自智力，而这一整体假定就是表象；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受我们的知识控制。至于我们的全部知识存在于其中的表象，那么"它们仅仅是现有物的外在方面，某种暂时的东西，某种为理解存在于整个世界的一般事物的内容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它们仅仅是为维持有生命的个体所必需的东西。"

    在认识中有矛盾、断裂、个性化。但是在存在本身也有矛盾。如果拿我们的自身存在来说，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本身知道什么呢？身体是感官直观到的；然后，内在意愿是由于表象而产生的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意志活动：这--就是一切。相反，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有意志的、可以认识的根基，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外面，内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仍处于昏暗之中。

    我们的认识可以弄懂的那部分东西，当然是和不能弄懂的另一部分东西完全不同的。但是，难道我们不能弄懂的部分中的最本质的东西真的仍然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的吗？假如把它同认识方面同样分隔开来，那为什么它不可能成为整个统一的和相等的东西的本质呢？对于我们存在的不受认识影响的方面，我们大家都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意志"："乐观主义者号召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多美好--有高山、植物、空气、动物等等--当然，它们是美好的，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某种另外的东西。"

    我们知道，叔本华赋予视觉很大的意义。如果主体的意向不再服从意志，他就有机会看见意志的存在，从而揭示世界的秘密。但这一论断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有矛盾；这里表明企图把不可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世界分成面向现有存在的表象和保护存在秘密的意志，不是随便就这样统一的；然而他从内心感受的隐秘领域中排除了意志，把意志引到自然的辽阔地带。这里，超个性的东西（"最佳意识"）转到与个性无关的东西（自然界中的意志），意志在主体上消失了，却更明显地出现在客体上；一个方面的负数变成另一方面的正数。

    但是，丧失了意志的主体是否相信存在可以弄懂呢？叔本华的回答是这样的："人的真正本质是意志。表象是派生的、补充性的、所谓外在的东西。人只有在意志从意识中消失而留下一个表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得救。因而，本质应当取消，而它的现象（表象），它的添加物留下来了。这必须认真地加以考虑。"

    叔本华经过思考和怀疑，终于得出关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有更深刻内在联系的想法。如果说，对真理的认识需要摆脱意志进攻的自由思考，那么，真理中的存在应当通过更加经常和长期摆脱意志力量的方式而实现。真理的实现同时就是意志的生命力的削弱。

    自在之物主要是由意志送过来的，而意志最明显地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叔本华指出性交："假如有人问我，世界本质的最隐秘的知识，我称之为生活意志的那种自在之物的最隐秘的知识，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或者，这一本质在意识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自私自利最单纯的表现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就会指明性交的享受。这就是这么回事！"这是真正的本质和万物之核心，任何存在的目的和界限。叔本华在1826年这么写的，这时他与卡罗玲娜的恋爱关系已经持续了五年。

    然而正如他断言的那样，真理的实现需要同时削弱意志的生命力。因此，照叔本华的说法，认识、追求真理同生活是有矛盾的。尼采接受这一想法，但明显换了一种说法：因为真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必须换之以实现意志在哲学上的恢复权利；最后，这里应当不是指真理，而是指生命力。当叔本华在摆脱意志的纯粹"视觉"中寻找"真正拯救"的时候，正如萨夫朗斯基指出的，他明确知道想要摆脱什么：想要摆脱狄奥尼斯。毫不奇怪，尼采把对人的拯救放在这位酒神的手里。

    自然，叔本华在所有这些年代都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写的书总还是会被接受并得到普遍承认的。但是怀疑的忧虑也没有离开过他。在1821年，他为该书第二版写序言初稿，决定出书日期是1828年。但是，恰好在那时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通知他说，他的书还有150本没有售出去（第一次印数是800本），并且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书卖不掉，因为有时卖不掉的书就会成为废纸一堆。

    叔本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又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出书日期定在1830年。叔本华骂读者是"麻木不仁的同时代人"，摆出一付自高自大的架势，宣称他们大家都受外来的偏见的支配。他的著作的第二版是专供后代人用的，而不是写给"一群猢狲"看的。在这篇新的序言中看来包含有对这些"猢狲"最凶猛的攻击。"有一些人好像是从费希特的鼓风机里掉出来的，是从黑格尔的赤裸裸的招摇撞骗中冒出来的。"

    他总结自己在柏林的这段生活，写道："我觉得自己一生孤单极了，总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叫唤，"给我人吧！"徒劳无益！我依旧孑然一身。但我可以坦率地说，谁都不会厌弃，谁都没有从我内心和心灵中消失；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是一个不幸的受压迫的人，笨头笨脑，心眼坏，感觉从头到尾一个样。"

    1831年八月，阿图尔逃离柏林，躲避霍乱。在该城霍乱猖獗已达数月。黑格尔成了它的牺牲品，阿图尔在那慌乱的日子里做梦得到警告，他这样写道："在1830年至1831年的新年的一个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告诉我今年必死。我6岁的时候和一个同龄男孩要好，这个男孩叫格特弗里德·雅尼什，他在我十岁的时候死了，当时我在法国。在以后的30年内，我很少想起他。但是，在这个夜晚，我看到自己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地坪上站着一群男人，其中有一个成年人，高个子，精瘦，不知怎么的，我认出他就是格特弗里德·雅尼什。他在向我招手哩。"

    他解释说，这个梦就是要他离开柏林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与死了的朋友在另一世界会面。阿图尔决定立即出走。卡罗玲娜·梅顿本打算和他一起走，但推迟了动身日期；阿图尔考虑很长时间，哪里可以躲过霍乱。最后，他一个人，不带卡罗玲娜，不知不觉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仅仅是因为那里还没有发生过霍乱；他在这个城市一直生活到他去世。

    三、寻找安静

    1831年8月，叔本华来到法兰克福。但在新地方生活伊始，对他来说并不幸福，他也不是立即就在这里安居下来。法国1830年的革命在这里唤起了群众性骚乱。工人和年轻人、激进知识分子早已酝酿成熟的不满情绪以冲击当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每年的射击纪念日，许多士兵受了伤；有一名官员还被污水浇灌；一小群大学生占领了警署，要求宣布"德意志自由"。所有这些情况使叔本华忐忑不安：他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有了这笔财产，他才能够安静地从事哲学研究。

    祸不单行，他很快就生病了。在迁居法兰克福之后，叔本华又做了一回未卜先知的梦：他梦见了双亲--母亲和父亲。父亲拿着一盏灯。阿图尔是这样解释这个梦的：他活得比自己的母亲长久。而父亲照亮了他今后的道路。然而几星期过后他的病情加重了。阿图尔病了整整一个冬天，完全是孤身一人，被关在自己住房的四面围墙之中。他常常想起卡罗玲娜，他接二连三地发信给柏林的好友冯·洛维策，仔细打听卡罗玲娜的生活情况以及她是如何消磨时光的。那位好友企图安慰他。但叔本华再也不能相信卡罗玲娜了，他们的关系最终一刀两断。

    叔本华觉得他到法兰克福来居住太没有道理了。想起在曼海姆的时候，把病养好了，抑郁状态也消失了，于是在1832年7月又移居曼海姆，并在那里过了一年。然而最后叔本华还是选择了法兰克福，他这样说明自己作出决定的原委：这里气候好，咖啡馆好，英国人较多，无水患之忧，牙医本事大，总之坏医生较少，而且他的独立自主性总能得手，在必要的时候，帮他中止同周围不合心意的人们的关系，避开暗探，总能退有余地。1833年夏，他离开曼海姆，回到法兰克福。

    过去的帝国自由市法兰克福，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城市。这里设立了共和制宪机构；参议院和管理机关由贵族家庭构成。该城是德意志联邦参议院的所在地，在参议院内，德意志的许多小邦的著名公使可以东拉西扯没有个完。这些公使都占有上好的公寓套房和从"英吉利宫"饭店里找来的桌子。未来的德国统一者奥托·冯·俾斯麦，当时就是联邦参议院里的普鲁士公使，在公使中间还有其他的名人。

    法兰克福也是中欧市场资本的中心。这里是洛希尔财团的驻地。财团的头子阿·洛希尔住在城市要区的豪华宫殿里（他的母亲则住在犹太人区域的简陋小屋里一直到去世），每星期一，一位穿燕尾服的人站在从家里拿来的草席上进行交易，并操纵市场行情。城市的市场挤满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德国本土的外地人。

    在法兰克福没有大学。但利用自然科学则有很大的需求。各种工厂在城郊迅速发展。这里出现了德国第一条柏油马路，铺设了可以向高楼大厦顶层送水的自来水管道，在街上和建筑物入口处都安装了煤气照明设备。居民非常珍视合理的想法和实证知识，因此在城市里兴起了许多自然科学联合会，叔本华是"高山科学协会"的会员。

    显贵们都住在郊区，那里花园和公园林立，还专门划出散步休闲区。穷人们都挤在旧城。占领中心地区的是手工业行会及所属的住房、作坊和仓库，拖家带口，还有帮手，学徒和仆人。许多市民还养牛，每天早晨把牛赶往郊区牧场。污水沟因下大雨而污水横流，顺着街道"散发香气"，因此议员大人们就不得不趟水过街。

    虽然如此，阿图尔仍然喜欢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可以看到和听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住在市中心，开头常常换房子，后来从1839年起，直到逝世，他住在美因河畔一座大桥附近，在法哈斯拐角处，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这同一所住房内。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才搬进相邻的一所房子里，因为原先的女房东再也不能容忍他的一条鬈毛狗了。他成了"英吉利宫"的常客，他在那里吃饭，同来访者交谈，与偶尔相识的人会见，而饭后便到邻近的图书馆去阅报。

    叔本华只是在50岁（1838）的时候才购置家具，开始使自己的住处保持整洁。他住楼房底层，着火时很容易从那里跑出来。他这样布置房间：要使陈设符合他的思想和感情。他买了狗，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生灵所表现的意志对人具有特别的价值，在他住的房间里，挂上了狗的相片（总共有16张之多），其中有救人生命的著名门托尔狗的相片。白色鬈毛狗就是他唯一的伴侣，他的确也需要这个伴侣。当这条忠实的公犬死于老龄时，叔本华又找了一条具有深棕色毛的小狗来代替它。

    在叔本华的书房墙上挂着他尊敬的笛卡儿和康德的画像，以及他少年时期所喜爱的马·克劳迪的画像。叔本华认为，歌德像康德一样是天才，他的相片挂在他的沙发床上边。叔本华向雕塑家劳赫定做的康德半身塑像复制品，站立在"康德宝座的真正继承者"的工作室内。

    在巴黎为他购置的青铜佛像，涂上了黑漆，从1856年5月起就安放在房角落的大理石座上，从此以后这里就被称为"神圣的安息地"。令叔本华高兴的是：他的佛来自中国西藏；顺便说一下，他把自己的鬈毛犬叫做"阿腾"（"世界之灵"）。

    叔本华的经济多年以来由马卡列塔·施奈普经管，他对此人极为信任，在遗言中把不多的钱，家具和日常用具都转交给了她。

    阿图尔把在法兰克福最初几年形成的严格的生活制度一直坚持到死。清晨，他头脑清醒，连续写作3小时，特别注意叙述自己思想的风格和鲜明性。接着吹长笛一小时，最后几年改为专听俄罗斯音乐。他到外面吃午饭，起初到市内较好的饭店"俄罗斯宫"、"天鹅饭店"，以后就到马市的"英吉利宫"。在这里待5小时，在后来几年，他同崇拜者交谈，崇拜者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叔本华的一位偶然相识的作家赫尔曼·罗列特留下了对他外表的描述：这是一个身材很好、穿着讲究，但有点过时的中年人，灰白色的短发，准军人式的胡须，利落干净，面色红润，目光炯炯像星星那样闪烁，眼球是蓝色的。他的面孔不太美，但精神抖擞，而且往往流露出讽刺和嘲弄的表情。他的胃口相当好。据说他一下子能吃光两份肉菜，并用大勺大口大口地喝油腻腻的浇汁。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有人让他分心，他要发火的，但在喝咖啡的时候，他喜欢同偶尔相识的人或邻座的人交谈，往往采取唠叨不休的方式。周围的人都对他暗自发笑，认为他是个好怪好怪的人哟。

    但是，有时候他发怒了。他想骂自己的鬈毛狗，他呼唤它："喂，小伙子！"--把恶狠狠的目光投向四周。据一个叫施奈德尔的人讲，有一次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同哲学家谈论音乐，服务员端着一盆牛肉站在旁边，阿图尔正在热烈争论，没有注意到他。交谈者开玩笑地向阿图尔提议："您就先验地拿点肉吧，而我是根据经验取肉的，"这时，叔本华用无法形容的愤怒和轻视的口气喊道："不要亵渎这些神圣的用词，这些词的意义，您是不懂的！"以后，叔本华为了避开"不学无术者"的干扰，细心地注意让人们为他摆桌开饭尽可能地离此人远点。

    午饭后，阿图尔常常到阅览厅去阅报，之后，由鬈毛犬随同，作长距离散步而不问天气如何，边走边喃喃自语，旁若无人。小男孩跟在后面向他抛石块。晚上埋头看书，这时不见任何人。在法兰克福生活的最初年代他常常去剧院，看戏剧，看歌剧，出席音乐会。叔本华讨厌喧闹，这不单会打断思路，妨碍思想的明确性，而且还包藏着某种威胁。在《摘编和补遗》中他特别注意这个主题。

    在日常生活的礼仪化的需要上，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状况。银行利息应当由同一个职员送到家里来；鞋匠应当准确地按他的指示干活儿；在写字台上物品要各安其位：如果女管家胆敢改变这种学究式的"世界秩序"的话，她就要倒霉了。在墨水瓶下面他藏了一块金币：在危急时刻，它应当用于保障生活；在他的藏书室里，书籍井井有条按次序排列；重要物品，他都一一登记造册：利息券保存在旧信件中和笔记本的原纸夹中，私人笔记本都加上假标题，以便引起好奇者的误解；不速之客不予接待；理发师的来到则更费工夫，他必须让他知道，他会不会划破他的脖子？阿图尔比爱护自己的眼睛更爱护他的佛像。有一次他差点把自己的女管家赶出家门，因为她竟敢擦去佛像上的灰尘。

    注意直觉，注意哲学的审美成分，加上性格的特点，产生了叔本华学说的特殊语言和风格，使叔本华的学说与同时代人的体系有了显著的不同，不仅如此，还产生了他在解决关键问题方面的特征。他写道："风格--精神面貌，它比身体面貌更真实。模仿别人的文体，就好比戴假面具一样。"语言--艺术作品；所以必须客观地采用语言，根据这一点，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应当适应规则并符合自己的目的，每一句话表明它客观地具有的内容--人们通过它想表明的东西；决不能纯粹主观地使用语言，随随便便表述希望之物，以致他人能猜得出其中的含意……"

    叔本华把这种对语言和风格的看法传达给自己的读者。萨夫朗斯基认为，他是19世纪哲学家中间的修辞大师。叔本华的崇拜者--卡夫卡认为，叔本华是语言艺术家：他的思想来自语言。毫无疑问，哪怕为了语言，也应当读读他的著作。叔本华不追求丰裕过剩，而力求控制和掌握语言的丰富性。萨夫朗斯基是这样描述的：他听语言，感觉到语言的自然呼吸，它的能量，把语言圆周的结构铺设成具有弹性的、但外形准确的网络：整个世界--这是反叛的意志，既然世界上没有高度形而上学的或时间上的导致拯救和进步的制度，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井井有条的语言的魅力了。"

    对于叔本华来说，下面的规则具有巨大意义。一般能了解的东西，要了解清楚；一般能说出的东西，可以十分明确地说出来。例如他坐在"英吉利宫"，他能和邻座说话，不担心他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他告诉他们他发现的治性病的单方：在性交后用漂白粉溶液冲洗下身。如果当真，那么他认为，那就只有明确勾画出用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被认识之物和被表达之物就都变成漆黑一团和无法表达。"什么样的火把，我们也点不亮，什么样的空间，火把也照不亮，我们的视野永远被重重黑暗所笼罩，漆黑一团。"

    另一件事--思想的严密性和没有矛盾。叔本华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学说的这些品质。黑格尔把辩证的矛盾视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叔本华与黑格尔不同，他咒骂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不赞成康德的辩证思想，尤其激烈地批判范畴表，他认不清范畴的辩证性质，他还试图驳倒康德的二律背反，因为二律背反证明不可能克服信仰和知识的对立性。

    20世纪初，在思想家的声誉飙升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判定叔本华学说有矛盾的著作。奥·恩辛断言，叔本华坚决要求人们反复阅读他的著作，为的是理解他的著作的深意，但结果相反：对它们读得越多，作者的矛盾表现得越明显。依·福尔盖尔对这位哲学家著作中的矛盾作了统计，甚至列表算出矛盾超过50处；其实他通过自己的统计便成了一个大形式主义者：他不弄清事情的本质，突出了统计结果，而这些统计也可能带有偶然的性质。

    今天，普里默提出的目标是表明叔本华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123）。事实上，在叔本华那里，有时候术语具有多种含意，其实，在其他思想家那里也是如此。有时候术语的内容扩大了，或者根据前后文关系还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但是，重要的一点：正在研究的事物正常范围内包含着矛盾。叔本华还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总结自己的著作时，集中注意力在意志概念的二律背反上，说明如下：

    意志的对立面：（一）在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一切行为的绝对必然性之间；（二）在自然现象的纯原因的解释和目的论的解释之间；（三）在事件的偶然性和它们的道德必然性，即对该个体来说是超验地适合的道德必然性之间，作为事物的自然过程和天意之间的对立面。对它们的二律背反性的理解，尽管是不全面的，仍可通过一般特征指明对个人生活的神秘指导。

    我们的暂时存在由于它空虚、不完美、微不足道和转瞬即逝，在这里没有支柱，必须到个人生活以外的、永恒的存在中去寻找支柱：全部知识会影响符合形而上学的意志要素--人的核心和本质。因此，每一个按自己方式行事的个人和人类在一起，逐渐渴望否定生活意志，因为痛苦和不幸事实上在强烈呼唤它舍弃私利："否定生活意志似乎是靠剖腹产手术来达到的。"

    阿图尔迁居法兰克福以后，整顿好自己的生活，恢复了同妹妹，甚至同母亲的通信，母亲像以往一样，始终给他以善意的告诫：感冒了，要喝甘菊花茶；或者哀声叹息：他独自一人，整整两个月住在乡村茅屋里，见不到人；这使她很伤心：人不该如此生活。阿图尔在同母亲的信件来往中表现出精明强干，保持距离，采用讥讽性的宽容口吻。在他们的通信中谈到有可能共同利用在但泽留下的部分遗产。

    母亲和妹妹失去了财产以后，卖掉在魏玛的房子，于1829年迁居赖讷。冬季她们住在波恩，夏季她们住在乡下。约甘娜登上了荣誉的顶峰。1813年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了她的全集，共24卷。这对她们的生活有帮助。但是，没有出嫁的阿得儿的状况是很不稳定的：女儿从父亲遗产中分得的那部分遗产带来的收入归母亲掌管；母亲无权动用这笔财产本身，但总有办法来花费它。阿得儿成了没有嫁妆的姑娘。母亲把自己的那份不多的财产移交给阿得儿，以便她可以得到哪怕是母亲卖书收入的一部分。但是这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在30年代中期，母亲的知名度已经开始下降，收入也是如此。

    妹妹写信给阿图尔，诉说她自己的忧虑：母亲病了，阿得儿侍候她；她们靠她们离开魏玛时公爵指定的很少一点养老金生活。在1837年，她们迁居耶拿，在那里约甘娜开始写回忆录，命中注定她写不完。她写到阿图尔出生时的回忆，而在1839年她就一命呜呼了。

    阿得儿的个人生活没有着落。有一位她中意的追求者--医学院的大学生，从她那里得到了一本歌德的《伊菲革涅娅》并附有作者题词之后，就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同另一妇女结了婚。另一个追求者，其亲属反对他与阿得儿结婚，他未能冲破阻力，后来竟娶了一个女佣（为了表示抗议？）。在断绝关系时，在从耶拿到魏玛的路上，阿得儿从四轮轿式马车上摔了下来；据说，那是企图自杀。

    母亲死后，阿得儿在给阿图尔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不幸的生活，最后说她的灵魂在死和疯之间游荡。她既没有感情，也没有希望，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愿望。她孤苦伶仃，害怕衰老。这种凄凉的光景，她可以忍受下去，但是，如果霍乱会使她摆脱这种可怜的生活的话，她会感谢它的。她很想亲近兄长，如果他会准备为她敞开大门的话。

    但是，阿图尔不愿承担责任，哪怕减轻一点她的孤独也好。他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怜悯的义务，作为不可违抗的责任吓倒了他。他始终是相当自私自利的，而现在，按整个情况来说，他甘愿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单身汉，深深陷入沉郁之中，不能自拔。阿得儿奇怪，他竟如此令人感动地同情她的牙病，而一点不想知道她的其他灾难。阿图尔惊慌失措地害怕担当起对妹妹的责任。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自己放弃财产的遗嘱寄给了阿得儿。她不可能相信这种装出的样子，就把文件寄回。她回信告诉他，虽然他比她富有，她自己会度过难关、安于孤独的。阿图尔重新又把遗嘱寄给了她。

    在法兰克福，他们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是在她死前的几个星期。她住在波恩，由她的老友西比拉·梅尔顿斯一沙夫豪森照顾。在死的当天，1849年8月20日她给阿图尔写了一封谈事务的信："在我突然死亡的时候，请允许按照我的意愿，由我的女友西比拉·梅尔顿斯（她知道我的意愿）把这些你用不着的东西分给我少年时代的女友。把这些东西出售之后，你也会得到很少的一点好处。"阿得儿死后，世界上再也没有留下阿图尔应当和可能会去关心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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