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连鬼都来创业

    张书嘉小姐《创智赢家》节目第二季中荣登榜首，赢得百万奖金。她的”手艺中国”计划也赢得了宝贵的种子资本。但是评委们其实很清楚，她的计划并不是那种最有成长性的计划，而是相对传统的一个创业计划。实际上，整个这季创业的计划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更明显的在传统领域创业的特点，”小生意”的色彩更浓，这一反以往推崇新经济带来的IT或者网络概念浓厚的风险创业计划，实际上这才恰恰是最为反应当前创业主流的生意之道。正如著名风险投资家IDG的章苏阳和贝恩投资的黄晶生所说的那样，那些日常的生活之道中到处都是创业机会，尽管能够被VC看中的项目是有限的，但是真正被VC看中的项目也不见得是好项目，绝大部分的创业项目并不属于VC喜欢的那类高成长项目。

    我于1992年下海创业，当时适值邓小平南巡讲话，政府部门一时间纷纷意图改革，工商部门对各种新业务公司的注册态度空前开放，因此我去注册市场调查公司也就比较容易获准。在我下海的同时，同部也有三名同事一起下海——处长老夏去当了深圳一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团委书记李明春去捣腾汽车买卖，政策法规司的笔杆子吴允下海作了律师，只有我干的这个算新鲜玩艺儿。记得当时还有人注册了私人侦探、信用调查等公司均获准试营业，事实上1992-1995年正是中国第三次创业高峰期，包括张朝阳等在内的网络门户公司也差不多在那时开始创业，我犹记得张朝阳经一位使馆签证处老美朋友介绍与我认识，他期望我能向他所代表的Internet Security公司提供数据代理的权限，不久他就创办了自己的搜狐公司。这次创业高峰中第一次有如此多的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海归下海，与城乡已经形成一定声势的个体私营经济一同合唱，社会的流行意识中第一次感到”个体经营经济”已经不再是”下三烂”干的没出息的事情了。

    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基础上，以刑满释放人员、城镇待业青年、部分农村不愿务农青年为代表掀起了第一次创业潮，我的六哥袁杰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电工，就不听父母所劝，办了自己的五金杂货商店，他也是我国的第一代个体户呢。而到了1986年左右中国改革向城市发展，在提高企业效率下当时仍为主要就业供应渠道的国企在承包制下用人需求减少，裁减冗员相当普遍，这导致了城市中待业者与待岗工人的创业潮。但这两次创业潮的主要群体在社会底层，虽也有太子党发财、官商勾结致富的情况，但平民事业是这两次创业的主要特色，且创业范围主要限在一般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那个时候牛的是”万元户”，可不是今天这样的”富豪榜”呢。

    第三次创业潮则扩及国际贸易、房地产、大型创造业领域，但这些范围显然不如当下的第四次创业潮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多及门类之细。第四次创业潮以大约2003年为开端，下及农村日渐外流的劳动力，上及海归知识分子、高校毕业无业生及国有企业二次创业者；创业者类型多样，涉及到高及高新技术、创意产业，低及大量的社区服务、家庭服务、一般城镇服务业，其中更因政府、高校、VC和投资银行对创业的推波助澜，而使得更多人把创业看作是一个平常事物，第四次浪潮中不仅出现了许多快速致富的财富新星，更有由媒体创业节目如《赢在中国》和《创智赢家》等掀起的社会创业风暴。

    我在很多大学的职业讲座中都说过，在我们一般人中也许只有5%的人适合创业，因为创业需要有超好的身体、超强的神经、前瞻的见识与面对黑白两道的胆色，因此大多数的人实际上不能承受创业的压力，但如果你不试你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那5%。因此，这个创业热潮时代不独指着正儿八经的创业者说，也是对着更大部份创业探索者说的。总之，在创业体验中，行动的价值大于说话，大家动手试试，然后会对自己的创业潜力或就有些迥然不同的结论。

    创业大赛里的演员

    遇到几位大学生朋友，很得意地告诉我他们现在是专业地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而且已经有好几次胜绩，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几乎不思考真正的创业，他们思考的是怎么样掌握评委的思路以及让评委们欣赏他们的思路。这已经非常象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训练，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再是创业而是拿创业赛的奖金，实际上整明白了路子他们就发现拿奖金比创业容易多了。而我作为一个经常被邀请去做创业大赛评委的人士就变得格外敏感自己是否被参赛者当傻冒玩弄了。

    在以下情况下，某个创业计划书是很容易引起我的怀疑：一是选手的背景是在多个创业大赛中获奖还在继续参赛的；二是如果是以前在其他赛事中出现过或者类似的项目计划书；三是创业项目而创业核心成员不从事具体工作而做所谓”管理方向把握”的；第四种也是我最忌讳的一种，就是用家庭不幸或者个人悲惨的出身换眼泪的，而这类表现在电视或者视频类大赛中常常能获得观众或者某些八卦评委的认同，我也因为有人跳不出这样的框框，曾经明确拒绝了一位我本有意投资而最终决定放弃的媒体创业大赛的优胜奖获得者的项目。

    实际生活中的创业其实是个残酷的游戏：艰辛、麻烦、缺少资源、不确定的危险，有钱进去没钱出来才是更经常的情况，简单的姿态、个人背景或者所谓感人故事不能打动市场，人们是非常功利地看你能给大家什么，最好是给的东西好而价钱还便宜，创业者最严峻的考验是能不能获得第一批顾客的欣赏，而顾客出于安全的原因往往不会很青睐小小的、不成熟的、刚起来的创业企业，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竞争失败的可能远大于总是成功的可能。当然开始创业并不难，只要有一点点技术、一点点产品、一点点资金、一点点商业模式知识、一点点协调能力、一点点服务精神就可以开始创业，但是坚持创业就很难，因为创业的过程是对于个人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承受能力、勤劳投入度和朋友交往能力的很大考验。而真正的创业成功则来源于对于清晰的目标的坚持，来自于在不断学习中的自我否定与构建新模式能力，来自于不断扩展的整合资源的能力。

    而在创业大赛中，对应计划书逻辑的熟悉、商业模式表述的熟练度、评委的口味的把握、现场表现中的沉着与某些适当的戏剧性，这些东西不能说对于一个实际的创业毫无帮助，最多算是创业思路与前期表现的一部分，而且在这里我们假定评委能够代表了创业者在实际市场上面临的来自投资者、政府部门、用户、合作伙伴、员工等群体的需要与挑战，而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评委主要的思路来自于投资者，如果是媒体操办的大赛则更会有八卦评委。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赛的获奖者更象娱乐加规范格式考试的获胜者，而不是挑剔与变动不居的消费者选择中的获胜者。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规矩，创业者们得明白，今天我们大部分创业大赛所传递的不是创业之道而是来自创业素材的娱乐之道。

    能说话的企业家快绝了

    柳传志轻易不出面了，张朝阳据说也轻易不出面了，江南春也不太爱抛头露面了，连一向爱秀的潘石屹也开始尽量省着露面了。如今如果你是个跨国公司的高管，你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规定，违反者，斩！如果你是上市公司老总，你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规定，违反者，斩！如果你是国有大企业老总，你也不能乱说话，因为有说话规定，谁能说谁不能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都有讲究，违反者，斩！如果你是民营企业老总，现在也不能乱说话，因为现在规范化了，有公关了，有管理规范了。结果我们就越来越听不到企业家与高级职业经理人稿子以外的声音了。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对于企业管理防范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祸从口出”有帮助，尤其大企业，七嘴八舌，难免话说得有闪失，现在大家有了这个”风头之上有风险”的意识，知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利害。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不是好事，关于企业的信息只能从格式化的新闻发言人或者老总的新闻稿上念出来，大家要知道点快信息真信息难度更大了。我自己做《头脑风暴》节目，感到我们的企业家的嘴巴真的是越来越紧了，掏点东西那个难啊，而且很多时候人家干脆不来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你啊。

    所以啊，当初的那些个说话有趣有味有料有胆的企业家们将会纷纷从媒体上消失了，我们从他们的暴料里面得到娱乐的机会也大大萎缩了也，企业家如果要发言，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教育家、运动家、媒体明星与生活家了，他们因财富而得以有话语权，而净说些与企业和生意不相关的事情，俨然的，我们有成堆的三八人物，他们原是企业家，又不以企业家身份说话。于是，比尔盖茨、李嘉诚、牛根生等等等的一大票人，以企业兴，以慈善终。这倒也让我们另外一些人可以明白一些道理，财富不见得完全是用来享受的，它也可以用来满足更多的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是富人有更多运用财富的权力。所以到处做点生意就大喊大叫的行为让位于悄悄地挣钱，热闹地花钱的行为。我们少了很多大嘴巴的企业家，但是我们有更多大嘴巴的慈善家，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好，不说就不说吧。

    创业正如吸毒

    牛文文兄创立的《创业家》杂志一周年的时候，庆典就在他们举办的创业家年会上举办，同时也举办了成立企业创始人俱乐部的典礼。这个活动上来的人特别齐，不只是因为大家给牛文文面子，也是因为在这个场合大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柳传志、王文京、冯仑、冯军、包凡等在会上的发言都很实在，与现场创业者观众的互动也很好。我主持全天的会议非常受益，这样的活动我也非常乐于参与，正像一群同好者聚饮时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牛文文说，创业者在创业前或有种种疑虑，一旦参与创业则很快不能自拔，后来再去打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创业固然困难重重，但是创业中所感受的掌控感与自主性是任何其他工作中所没有的。我也理解这是为何不少企业的创始人在企业上市之后宁愿再套了现去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掌控感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亚洲人所占的创业比重是高的，而中国人又是高创业群体的集中地区，当然中国的创业者也有三个特点：一是为生活所迫的创业者与自主选择的机会创业者几乎一样多；二是中国创业者中不甘团队所限，宁愿自立创业者更多，因此小而多是中国创业者的重要特点；三是与美国人大致接近四十时才创业比，中国的创业者群体非常年轻。由于财富观念在中国的流行，因此创业本身在社会上富有魅力，很多的年轻人仅仅是感到自己不得其门而入而已。在经济危机中，创业本身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倡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业也就有了特殊的热度。

    当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出于爱好的创业，与出于交易价值而进行的创业，在这两类中今天前者得到的倡扬少很多，而迫于生活的创业则更不容易在今天的创业中得到人们的注意。《创业家》本身是一家创业型媒体，他们倡导基于交易价值的创业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政府与社会一般组织来说，只是热衷于谈论这一种创业，既不符合创业的基本面，也不合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本份。也就是说，在创业这个词汇下，不同的社会组织所说的创业与创业准备似乎不是一回事情：年轻人为正式创业而做的创业准备、大学生创业实践、社会青年的创业尝试、有模式可循的娩出型创业（或者如我们会议上所说的创二代）、可以得到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的创业，可能要在不同意义上为不同人所强调——有人可能为热情而创业，有人为他所拥有的一点资源而创业，有人觉得除了创业别无出路。

    韧者神圭

    韧是第一财经商业领袖奖的主题词。股市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说在股市挣钱的最重要规则是选龙头股，尤其是在低位时候进入，长期持有，总有翻身的时候，真正挣钱讲的是一个韧字。也有朋友给我说，人啊不是简单地争一时短长，非要上那个富豪榜显一下眼，而是在于你是否能长期地活着，说实话你要能活到九十其他人都牺牲了谁还能和你争啊？你要是活一百就算啥事没做还不是人瑞啊？所以人活着关键还是一个韧字，你得扛得住，耐得住。其实如果以每五年来说，五年前注册的企业能存活到五年后的只有大约6-7%，而如果以十年来说，十年前注册的企业能存活到十年后的只有大约2-3%，而如果用一百年来说，一百年前注册的企业能存活到百年后的只有大约不到千万分之一，所以站在一个企业角度活得长才是硬道理。

    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至少会受到六大诱惑：一是有很多苟且的资源，你相信今天可用，等完成了原始积累再立地成佛，殊不知道在大部分情况苟且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再容不得你改邪归正；二是没有长期的发展战略，有限的资源用在眼前看起来很有利可图的事情上，殊不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不为未来预备则未来不为你预备，越向前走难度越大；三是看满眼是挣钱机会，恨不得谁的钱都挣，殊不知战线越长漏洞就越多，破败的可能性越大；四是不在特定机会的奥妙上多下功夫，遇难则退，有先行之功，无收获之能，坐看别人发展，最多说一句”当初这事的渊源还与我有关”而已，殊不知商机由生而熟还是有所谓周期的，没有坚持当然就没有水滴石穿的效果；五是成于一时一地一品一策，奉为自己长期成功之不二法门，因此无法在快速变化的新的用户要求、新的商业竞争模式、新的投资者要求与新的政策形势下做出适当的应对，僵死在自己创立的以前的成功经验上，而没有不断持续创新发展的能力；六是过于追求控制感，而缺乏相对独立的品牌企业的运行能力，企业安危系于关键领导人一身，殊不知这种过度的个人掌控方式恰恰成为规模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风险，企业领导人无法承受对于自己的革命就无法超越，被自己企业的发展势头吞没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些因素正是导致绝大部分企业其实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消亡的基本原因。

    活得长靠啥？韧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所谓韧者何？从词义而论，韧者有强度但又有纤维状的弹性，所以不是脆硬。如果喻之于企业，韧意味着：其一乃是针对目标之持续用力，也就是说有战略、有方向的坚持；其二是着眼于长中短策略协调，资源分配布局的合理的坚持；其三是不轻言放弃大方向，又在动态中对于形势的要求有所回应做适当的对策的坚持；其四是注重学习并以更为高效与新颖的方式革新原有坚持方式的专注；其五是将团队能力建设放在重于个人控制欲之前式的坚持；其五是在坚持中对于消费者与合作伙伴的利益更有包容之心的坚持。有此六者，则企业本身的运行可以不断优化，而企业的命运也会得到更多人的祝福。

    很多的企业把做大做强当成做长的实现方式，这是不是正确呢？的确，做大做强在很多意义上有助于做长，首先是因为做大做强了将改变资源的影响面，容易获得多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源的倾斜；其次做大做强了也更容易从战略高度与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至少是承受更多从这个角度思考与对待问题的要求与压力；最后做大做强了，面对的竞争压力水平就高多了，因此追赶与看齐的对象与标杆都会发生改变。但是，很多想做大与做强的企业往往会活得更短，因为很多企业追求做大但并没有明白做强的道理，因此在片面追求做大的过程中行为模式并没有不断革新改进醇化优化，所以小时没死大时死得更快；也有不少企业规模大了，但是格局模式还是小的时候的做法，因此不能承受做大时候的社会要求与市场压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企业做强从中长线来看还是有一定规则的，在缺乏相当的知识、人才与支持资源的情况下片面追求发展中的大跃进，并不能支持企业延续得更长，更别说持续做大了。

    因此，当我们回头看那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那些活得长而且做得大还比较强的企业，那些领导企业走得长还基本上走得好的企业家，从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好、郑永刚，到较新一代的马云、张朝阳、潘刚、周成建，我感到他们在资源整合之道上很大程度的反映了中国特色从而保持发展了的高速度，同时又在进步之道上广有学习不断对原有模式进行修正，他们不是没有犯错误，他们透过多元的学习机制拥有对于错误的快速修正与限偏能力；他们不是没有犹豫，但是他们的犹豫增加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向的更严谨的条件限制，而不是简单放弃，而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是在坚持中反思自己，在探索中寻找实现自己原来方向的新形式，他们是有理想的改良主义者，同时又是有高度主见的积极学习者，这就是他们对于企业的领导管理中韧的意义与定义的注解，也是他们对于韧的方式的丰富性与能动性的演绎，更是他们向我们展示的韧之可鉴性魅力。

    借你妈的钱创业

    很多人做创业方案的时候，往往为了获奖或者拿到投资者的钱而把自己的创业构想说得天花乱坠，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这项目在三年五年后真的会那么好么？你爸爸妈妈有那么多存款么？他们的利率才多高？有那么高的回报率为啥不借你爸爸妈妈的钱去投资？是的，当这样问的时候大家才会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方案其实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才驱使他们转移风险。但是恰恰是自我对于风险的敏感与压力才可能逼使自己以超常的勤奋、超常的坚持、超常的发挥寻找到了出路，而转移了压力的投资更可能让你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反正钱也不是我的。我常常想，为啥看起来很多大公司投资资源很充分，但他们也往往很脆弱，而经济周期的下一波总是一些开始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生意压力论来说，很可能就是大资本往往在项目选择、企业兼并方面有过于充分的融资渠道与富余头寸，而那些小公司念兹在兹的就那几个本钱，往往面临不成功就是死的局面，而恰恰那个局面让他们有了更强的压力逼使他们背水一战。在IT门户网站初起的时候，有个叫亿唐的公司拿到的风投资金最多，而恰恰是那个公司到现在也没有做出来。

    在一个湖北企业家与浦东发展银行管理人员的对话会上，一个银行管理人员针对一些企业家提出的银行应该针对那些没有任何抵押与担保的中小企业给予支持的问题上表示，这混淆了资本与资金问题，一个企业没有起码的资本，而希望通过银行提供的资金来替代他们的资本风险本来就是不合适的。这个话其实有一定道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所谓本分与本心，也就是说凭心而论这件事情到底你做得做不得，创业的基本特点是谁也没练过，你最多的可能就是比别人多见点与多想点，因此就本心而论，我们总要自己走开几步，找一个踏实的感觉，再来说事情。

    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是非常平庸的，甚至就是去一个单位做员工也做不到劳模或者骨干，就是做到退休也就是个平常员工，我怎么知道你平庸的呢，因为你可能不想探索、不想承担、不爱学习、不求进取，因此你就那样了；而到了创业上，那不一样啊，需要你迈开步子，亲自操练，很多人可能就是做个小生意的德行，或者也享受做个小生意，还有些人不行，得去折腾，去寻找更多的资源。拿不拿自己妈的钱或者自己那点钱去创业的区别，就是针对那个钱的用法与用心方法的区别。但我要说这个世界上创业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做点一般小生意或者有点样子的一个生意而已，能做到这步就算对得起你妈的钱了。做到这个地步，然后你再去折腾也不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你妈借你的起步钱，才让你学会了对投资负责的态度，也在客观上产生了更高的经营成功概率。

    自由职业者兴起

    我们《头脑风暴》将专做一期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节目，重点是针对80后中的自由职业者群体。80后具有从小见识多、个性受压制少、想象力相对充分、群体意识弱等特点，而且普遍擅长使用电脑和各类信息技术，催生了他们更多的从事自由职业的可能性。韩寒大概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由职业者——自由作家，没有单位给自己发工资，靠自己写文字挣钱，也不去组织与管理多大的团队。

    更多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在家宅着但开个网店、在家里做软件或者广告设计、承接翻译或者资料编辑工作、提供心理咨询或者其他咨询服务、人文旅游的导游服务，将来我们更多的电话调查员只需要在家里就可以做电脑辅助的电话调查，而且更多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变成了没有单位或者懒得管理团队、而靠自己吃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承接别人委托他们的业务，也可以自己设计东西然后通过网络推销。与传统的自由职业者——律师、专栏作家、画家、独立学者比较，新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所能从事的职业工作范围更广，类型更多，创造性也更强。现在的青年创业有一种趋向就是一开始就把大家往上市、得到风险投资的思路上引，其实那种小概率事件进一步缩小了成功的可能，恰恰相反，那些与自己的爱好与专长结合的自我雇佣性质的自由职业，倒不失为一种更为实际可行的创业之路，也许不一定要做大做强，但的确更有可能做上手做开心。

    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兴起是一个时代社会空间增加的表现，它提供了既不同于传统的公有单位的官僚化就业模式，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性单位的就业模式，而更接近于自由爱好式的从业模式，是一种新的职业选择；自由职业群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我们开始初步富裕、从苦力劳动很少享受的时代到讲究消费品质与生活质量的时代，我们的服务开始有了更多样与更精细的要求，这样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人在服务领域别出心裁，提供独特、个性化的服务创造；自由职业者因为不受制于团队，所以他们通常较少为公司政治或者大组织的人际关系磨掉太多棱角，他们会在自己成长的同时更多保留自然的个性，这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独立主张。自由职业者虽然看起来是个体，却也未必不存在重大的商业资源，尤其他们在创新方面的努力很有可能在群体规模的效应下产生某些只有很个体的追求才能产生的突破，这样他们也可能会得到资本的青睐或者为其他规模企业收购，从而进入规模化的方向，而自由职业者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选择换跑道，也可以选择拿了现金继续做自己的自由职业者。总之，自由职业群体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肯定，也值得我们的政府给予支持。我们也要习惯将来更多地与自由职业者合作，与他们成为商业与社会上的朋友。

    铁疙瘩中的低碳创业

    我与钢雕是一见钟情，几年前来参观南湖商业环境的时候参观了铁哥们，虽然那个时候他们更像小作坊生产，但我马上就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后来我就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买了他们的一组钢雕乐队，现在这组乐队在我们家门口的竹林掩映下，透着独特的味道。在我们今天的低碳思路中，新能源、清洁生产、生产过程节能、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构成了一个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前两个环节会热一点，而后两个环节就没那么热，一如中国人重视进口的吃货，而不重视拉出来东西的处理一样。实际上，我们的热闹如果不能贯穿这四个环节，很多事情就要事倍功半。而钢雕正处在这样的第四个环节上，实际上今天废旧物资处理与城乡垃圾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日益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了政治问题。十二五规划将推动的绿色工业革命，必将对于循环经济全环节的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与支持。

    铁哥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他们不只把回收的废旧钢铁简单地处理，而且加工出了艺术品位，甚至开发出可与青少年教育与大众娱乐做更多的结合的项目，这样就让废旧材料有了更多的附加值与更多的创造使用的空间，他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做法也推动了自己的产品的规模化前景，是一种产业化操作的方式，这比较一些艺术家纯粹艺术创作的做法（比如大家在世博的宝钢大舞台看到的用废旧材料做的凤凰）更具有对于经济低碳化的贡献能力。所以他们不只是对于废旧钢铁的回收处理有帮助，也对于其他类别的废旧材料的回收艺术化处理有启发。

    而这样的艺术探索也能给更多的年轻人以激励，一是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可以创业，那么创业的基础应该是更为广泛的；二是废旧钢铁可以有这样的艺术处理，那么还可以做更多的探索，比如现在的铁哥们的作品中抽象化作品很有限，所以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甚至超越铁哥们。不大可能指望艺术化能解决废旧物资回收使用的大比重，但是它可以激发我们对于废旧物资回收使用的重视，以及激发更多的使用模式的设计开发。南湖历史上是中共最早的一大会议的举办地，因此可以看作是红色革命的发源地之一，而今天像钢雕这样一个本来不起眼的艺术类型能得到南湖的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规模化与扩展化的趋向，这是很不简单的，我也期望南湖能成为以钢雕为起头的绿色艺术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作为一个多面文化人

    我首先是个生意人，从本质上来说，做每件事情都有生意的算计。我原先是农家子弟出身，从播种、除草、抓虫、浇粪、收割、剪棉花，到脱粒、磨粉、养猪、养羊，我都干过。我有八个哥哥，三个姐姐，加在一起我排第十二。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就要有很多面，因为每个哥哥、姐姐的脾气都不一样，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生存，要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为了不要一辈子挖地，我拼命读书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工作了，到机关做了公务员，开始还以为可以当到总理，后来发现原来根本不喜欢官僚机关；后来去读社会学博士，但是发现搞社会学的人其实很少真正懂社会；后来出去留学，发现很多出去留学的人连中国的事情也不知道，而且留学国家的事情也不知道。

    我们学的任何学科，都相当于比较初级的戏剧学院。社会学家戈德曼教授说：人生其实就是演戏，我们不论做什么角色其实都是演戏。我做过生意人，也做主持人，也做作家，做诗人。我一天写一首诗，坚持几年差不多写了五六千首；我做主持人，和生活里面的自己是很像的。我们是朴素地演戏，不自觉地扮演各种角色，而戏剧学院的学生是自觉地演戏，管理角色。

    比如别人给我打电话，开口就说：袁总，好久没有见你了。我就知道下面该说”我的孩子快毕业了。想要找个工作，你看有合适安排的工作吗”，基本上十个里有九个半都是说这事。他给你打个电话，就算不想帮忙也不会一口回绝，不会说”对不起，你的孩子跟我不搭界”，肯定要假装对他说”我尽量吧”，因为这时候扮演的角色是朋友，是哥们，这个就是角色要求。但是如果扮演一个职业经理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HR经理就会跟我说：”袁总怎么又弄一个进来”，职业经理人的演戏方式是格式化的。为什么麦当劳做得比中国餐厅好？因为他们很标准化，薯条每一根都那么重，每个汉堡包都那么高那么宽。世界各地都开中国餐厅，中国菜太个性化了，没有办法那么标准化，也就没有办法规模化。一个公司里，要把事情管好，很重要的是要把流程格式化、标准化，选择的人就必须是标准化的。什么样的人才能标准化呢？就是不能太动感情的，不能太动态掌握的。职业经理人就要扮演格式化的角色，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要扮演一个柔性化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每次我说完话之后，别人心里热乎乎的，能让尽量多的人一个人干两份活。这样场景性的角色与格式化的角色配合，才是一个公司管理的全部。

    一个公司里的管理本质上来说也是演戏，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现在是董事长，当团队只有四五个人的时候，特别希望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所谓董事长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超级民工，创业需要身体超标，身体超级强。过了五年把小头目培养出来了，小头目手下有一帮小喽罗，出现问题时就骂到小头目，但要关着门骂，如果开着门骂，小头目在小喽罗面前就没有威信了，关着门骂和开着门骂效果是不一样的。到了第三个阶段，团队有一百个人了，演戏的方法又不一样了。要把小头目拉好，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能独当一面，当然也有其他公司也来挖墙脚。

    不仅不能骂，还要多鼓励他们，在这个阶段要允许他们做错事。比如这件事有三种做法，自己的做法最好，但他们的做法至少不会犯事，就让他去干。到了这个阶段，就不需要老在公司里面待着。像我这个公司有九个分公司，每个公司里演戏的时候都很有意思。我不在的时候，同事问总经理时会说”老大，这个项目怎么弄”，这时候老大是他。我一进去，他们就不喊老大了，因为更大的老大来了，所以我尽量不到公司晃悠，都是用短信联系，发短信告诉他怎么做。他继续在公司当老大，我是后台，他是前台。董事长只有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才是搞管理的，其他时候都是搞辅导的。

    公司的管理改革，最重要的是调整和变革，在管理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时候，不能用原来的管理机制，因为八零后九零后和多生子女时代是不一样的。老板不是天生的，老板在每一个阶段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管理学院、商学院或者其他老板能去拷贝的，而是高度动态的，要不停地琢磨。学校里教授的关于管理、商业的内容太格式化了，MBA学完了之后创业反而很难。单面的文化人，是很少能够真正受到人们的尊敬的。文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很难赢得尊敬，或者同一个圈子里面赢得尊敬也是比较低的。一只猫要想赢得其他猫的尊敬，用的方法就是与狗比赛跳高，跳下去狗的骨头摔断了，猫一点没事，狗就奉猫为精英。同理，你要赢得尊敬，就要离开你这个圈子。

    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的，一个圈子塑造了里面所谓的专业知识、专业认知和职业行为模式，但大家冒出来的难度都很大。社会学里观察那些冒出来的人其实是属于在结构之间打洞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圈子上打个洞，跳到另外一个圈子结构里去，比较容易受到那一个圈子的认可。以前作家写作的时候会采风体验生活，有的到乡下，有的到工厂，就是走到另外的圈子里去感受。原先自己的圈子常常会限制我们，也不容易激起公众的共鸣。赵本山、小沈阳最不一样的就是把生活里各种各样的表情放到舞台上表演出来了，再比如”乡村爱情”，因为我有农村的背景，很能激起我的某些共鸣，但又超越了我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所以就形成了共鸣。学生一直处于单纯的结构之中，戏剧学院的学生只在舞台表演这个圈圈和框框里的话，不太容易出什么特别像样的东西。

    我不仅仅去做主持人，还会写很多的书。上研究生的时候出了第一本书，现在我一年能出八本书，三个月出一本书是正常的。每天写一篇博客，用不了多久就能出一本书。去年写了一本书叫《调教》，讲述父母怎么调教小孩，小孩怎么调教父母，即互动式调教，是针对现在的家庭关系来写的，这个就是日常的记载。为什么能够三个月写一本书？因为是用口语写的，一般人特别能读懂，而今天的人已经不怎么读书了，很多人的文字水平比以前下降很多，用口语写的书他们爱看。我的一个书商朋友，找了一个速记，和我用MSN聊天，聊了16天，又出了一本书。MSN对话从来没有出过书，人们就有新鲜感，对于新一代来说，新鲜的东西胜于陈旧的东西。

    当然，在我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角色我从来不扮演，就是行贿人的角色。现在做生意大都有回扣，我因为出书出得快，见了谁都送书。后来发现送书给别人的时候，我的身份被限定成读书人，而如果把五千块钱给他，角色就成了行贿人。太多人认为社会就这么黑暗，以为在一起喝顿酒、吃顿饭、演场戏就行了，其实社会的黑暗部分是我们行为的黑暗造成的。万科王石说他从不行贿，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也这样选择角色。

    当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如果能带来一些迥然不同的东西，就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了。今天我的这种工作方式，很有效的改变了跟媒体之间的合作，资源调动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比如做完了一件事，原先只有这个内部结构里的人知道，如果有能力整合一些媒体，就发现影响力比其他人大很多，会产生一个效应，别人跟你合作的机会就大了。现在大多数的客户都是主动上门的，因为当我在不同的结构里活动的时候，很多结构里的人都知道我了，这个时候人们对我的推崇度和接受度就非常高。

    我们今天新招的员工大多是八零后，而爸爸妈妈们在公司里领导八零后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太大改变的，这说明家庭管理模式转变了，但是组织管理模式没有转变。结果当八零后走上工作岗位跟老一代一起工作的时候，会互相看不上。八零后是跳槽率极高的一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八零后还是比较善良的，不会跟你起冲突，也不会在电脑里弄一个病毒，他们会惹不起躲得起，不行就走人。其实今天的管理机制已经是老一代的管理机制，不是管理独生子女的，老舞台新戏码与新角色，不配套。如果少数人是有这个问题，这个叫问题；如果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问题，这个不叫问题，叫形势，这是个角色关系的问题。

    如果用以前心理学、尤其是西方搬来的心理学跟我们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做咨询也是不行的。我在很多学校当兼职老师，比如在清华或是交大，好处在于能经常跟同学们互动，能够更加清晰地体会到这个不同到底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感受带到工作中去，推动尝试这样的变革。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主力，独生代和多生代之间在管理模式上如何衔接，管理模式本身要如何进化才能适应原本就发生的改变，我在学校活动就可以体会这种变化，也能模拟进行角色调整。

    一个人关键要有一技之长。文化人有很多种，有一种很擅长写论文，或者是做老师，而我要做的文化人，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我在孔夫子那里找到了榜样。孔夫子没有写过书，留下来的论语其实是口语，这种讲法是非常案例化的，非常咨询化的。从本质上来说，孔夫子是个咨询师。孔夫子在春秋的时候，天天惶惶不可终日，跑来跑去，因为没有长期客户。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他不算特别成功到鲁国当了一段时间司法部长，时间也不长，又继续跑来跑去。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长期就业，就生活在草根阶层，对老百姓的东西，理解就深了。

    圣经跟论语也是很像的，耶稣都是针对具体的情况讲，而且特别会打比方。耶稣也好，孔夫子也好，针对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他们是咨询师，同时也是教育家，扮演了很多角色。

    每个人至少需要会做一样事，作为金刚钻来揽瓷器活。中国人都是很讲面子的，里子其实只有一个，面子有很多个，关键能在某一个东西上面具有竞争力。所以很多人问我做了那么多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一个咨询顾问，在角色关系中，无论是性格特点、学问特点、兴趣特点，还是处理问题的风格特点，都是一个天生的咨询者。所以我会踏踏实实做好咨询这个工作。大家虽然有很多可以选择，但至少要有一样是自己可以做得非常好的方面。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包括健康都是很有限的，只有集中在一点上面才有所突破，专攻一个多多少少都会有所突破的。里子和多个面子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同一个结构里得到的空间和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就需要红杏出墙。对我来说有深切的体会，我做咨询，所以能够在学校里面开课，不少同学都很喜欢，而且觉得比较有帮助；除此之外我还写书，这样我这棵树上就长了很多果实，果实越多，得到的关注度就会比较高，得到的维护和资源条件就会更好，反过来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果实，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在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要选择一个自己爱好的前进方向；在进行职业规划的时候，不止到一个好的单位里就够了，而是需要接触到社会很多的方面，尤其是要深入到其他的社会结构上去，把技能融入其他的知识结构，产生出新的果实。同时，把这些果实整合起来的时候也反过来支持和加强我们原先的技能。比如张艺谋是个好导演，也是个很强的生意人，从印象丽江，到印象刘三姐，再到最近做的印象系列，而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个超级印象系列。正因为张艺谋深入到这么多的领域中，跨越了多个面，所以他在这一代文化人中，就是社会资源的整合者。

    同样是表演艺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舞台，另一方面在舞台上获得的信息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文化人需要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表层的肤浅的符号。中国人的兴趣爱好差异非常大，从二人转等下里巴人的民间艺术，到高雅的正常人都不明白的艺术，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是用跨界的形式实现的。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汉代、唐代、包括现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不以传承为主，而是非常开放没有太强的排斥性。在跨越接纳的过程中，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创建，超越任何的本源。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无论你做什么，本质上就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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