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浪漫

    幸德秋水等人的死，代表着日本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运动陷入了一个新低潮，在历史上，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冬季……

    乐观主义者们本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心态继续为信仰而奋斗着，而悲观主义者们则认为穷途末路已经来临，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加入其它合法党派，试图以曲线来救国。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三十日，一代圣君明治天皇驾崩，享年60岁。

    继位的是皇子嘉仁，也就是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是个文艺青年，爱好写诗作词，一生中光是和歌汉诗就写了一千三百多首，而且质量也很高，后世专家普遍认为这人的文学造诣在历代所有天皇中都属最上乘的那一溜。

    不过要论政治方面的手腕和魄力，他就不行了，至少不如他爹明治天皇。

    因此在旧人去新人来的交替之季，日本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

    话说当时日本的国家大权其实主要被集中在了六个人身上：山县有朋，井上馨，松方正义，大山岩，西园寺公望以及桂太郎。

    这六个人都是明治朝的重臣，合称六元老，虽然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总理任命以及内阁各部大臣名单都由天皇决定，但实际上在大正天皇刚上位那会儿，这一份权力是被六元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的。

    当然，六个人并非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彼此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吵打架也是家常便饭的。

    虽然这六位爷从来都没觉得自己的这种做法有任何不妥，但这却并非是具有正义感的广大日本人民的看法。

    大正二年（1913）二月，国会中突然有人发难，提交了对当时桂太郎内阁的不信任案——认为首相桂太郎的上台有问题。

    不信任案的矛头其实直指六元老——“这些人表面上把忠君爱国当成小调常挂嘴边，好像自己真的是忠爱之辈一般，可实际上如何呢？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将当今圣上当做自己的挡箭牌，明面上口称忠君爱国之言，背地里却大行男盗女娼之实，把持政权打击异己的违宪之徒罢了。”

    这话说的很重，自明治维新以来，哪怕是社会主义激进派如大杉荣幸德秋水等人，也都不敢用如此的口气谩骂政府元老，可话得说回来，虽然讲得是粗鲁了些，但却句句在理，根据宪法，无论是首相还是各部大臣的任命，都应该由天皇自行斟酌决定，而不是这些大臣们自己商量好了再把皇上当橡皮图章用，现在六元老的做法，确实是违宪了。

    当然了，毕竟是六大元老，纵然是国会，要针对他们发出不信任案，肯定是需要勇气的。

    这群勇气十足的议员们中，为首带头的那个，叫犬养毅。

    犬养毅，立宪国民党党员，也是当时日本民党的中心人物。

    早在明治十五年（1882）时，他就参加了大隈重信组建的立宪改进党，明治二十三年（1890）当选为日本众议院的第一批议员，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任文部大臣，应该讲，是一个资历与实力具备的家伙。

    明治天皇驾崩之后，犬养毅率领立宪国民党和另一个叫立宪政友会的政党组成同盟，其实本来这伙人也没想生事，但实在是那六位元老这种一手遮天的手段太过分，于是信奉民主自由的两党便当着全国会的面对内阁发起了难。

    再说这不信任案提交之后，确实是朝野震动，时任首相桂太郎不得不下令国会临时休会，以作缓兵之计。可这招却并不好使，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两党的党员们立刻带着支持他们的群众势力在上野公园等地展开大规模集会，大伙声泪俱下痛诉桂内阁和六大元老的专政独裁，表示只有天皇才有权停开或是解散国会，他一个小小的内阁总理居然敢代天行权，简直是造了反了。

    说着说着就激动了起来，也不知是谁一声令下，然后所有的人就都高呼着要民主反专权的口号直冲国会议事堂。

    虽然在军警的奋战之下一帮活老百姓终结还是没能踏入国会大楼一步，但在之后的数日里，东京各地不断爆发出各种声讨内阁的集会演讲，甚至发展到最后还出现了针对亲桂内阁议员的暴力行径。

    2月10日，迫于压力的桂太郎再开国会，但由于此前他莫名停会，使得大多数内阁对桂内阁都抱有莫大的不爽，而且桂首相此前甚至还一度假传圣旨要以天皇的名义解散国会，这更是让广大议员骂不绝口。不得已之下，议会重开的第二天，桂内阁总辞职。

    史称大正政变，也叫第一次护宪运动。

    这场护宪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立宪国民党和立宪政友会这两党依靠宪法强逼内阁解散的事情，除了两党名声和人气大涨之外，也让民主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大家终于明白，只要团结起来，以民主为矛，那么即便是再强的盾如内阁，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大正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世界局势的混乱，日本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

    这话听起来有点给人趁乱大发财的感觉，实际上也差不多，因为西洋列强在各自的土地上彼此争斗，无暇东顾亚洲，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利用了如此良机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你如果上过高中历史也该明白，这段时间被历史教科书称之为“民族资本产业的黄金期”。

    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带来了思想的开放，除了民主主义之外，民本主义论调也开始流行了起来，除了提倡人权要求政府注重下层平民生活之外，普选运动也被搞了起来。

    当时日本选议员的规矩我们之前说过，需要每年达到一定的纳税额度才有资格投票，而这个普选运动，就是希望废除这种因财产收入等身外之物所造成的门槛，他们提倡哪怕是一介黄包车夫，也应该具有投票的权利。

    而继普选之后，更加耸人听闻的论调也被提了出来，那就是天皇机关说。

    所谓天皇机关说，就是认为自古以来君临日本列岛的神之代言人天皇以及全体皇室，只不过是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罢了，就类似于公司法人这样的概念，而并不是宪法中所说的“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归天皇统治”，如果真要问一句日本该归谁所有，那么毫无疑问，日本乃是全体日本国民的日本。

    应该讲这话说的真心叫一个大逆不道，等于是直接涉嫌在那里否定宪法，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当时居然也被容忍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持天皇机关说的几个领头人物，居然还并非是社会主义者，而多为当时的日本权贵，比如枢密院议长，男爵一木喜德郎，陆军大将渡边锭太郎以及贵族院敕选议员兼枢密院顾问美浓部达吉等人。

    因为言论如此地自由，空气如此地宽松，所以这种现象也被后世称为大正民主。

    伴随着民主概念不断的深入人心，终于，社会主义的春天再度降临了。

    其实普选也好天皇机关说也罢，这都是当年社会主义者们只限于偷偷臆想但却压根无法大张旗鼓宣传的东西，现在既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如此正大光明地提了出来，那显然表示，是时候东山再起了。

    大正十一年（1922）七月十五日，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涉谷成立了。

    为首的核心人物有三个：堺利彦，山川均和荒畑寒村。

    同年11月，日本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因此标准的称呼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简称日共。

    接着，他们又发布了自己的纲领——《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君主制，废除贵族院，给予18岁以上任何男女青年予选举权，公民拥有出版，结党以及游行的自由，废止军队以及秘密警察，每天法定工作时间8小时，所有耕地统统没收然后退还给农民，等等。

    此外，在对外方面，纲领中亦有提及：中止一切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撤出所有驻外国士兵。

    虽然时值大正民主，可面对这样的一个政党，政府还是坚决地给出了NO的答案。

    所以，日本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一个非法组织。

    不过，大正民主这民主二字倒也不是白给的，尽管日本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但在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并没有去围剿他们，非但没有围剿，反而还给予了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但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劳农派以合法的政治身份。

    然而，好景不长。

    话说在大正五年（1916）的时候，天皇立了年仅15岁的裕仁亲王为皇太子，这也就是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昭和天皇。

    然后在大正十年（1921），裕仁太子又被当上了摄政，顾名思义，即帮助天皇处理政务，以便将来接班。

    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二十七日，裕仁太子以摄政的身份出席了第四十八次国会的开幕式。因为从皇宫到国会大厦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太子爷是乘着车过去的。

    那个时候天皇是神，太子也是神，而且也没有网络电视之类的东西，因此当太子出行时，引来的无数围观的群众。

    当车队来到东京南边虎之门时，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据后来裕仁回忆说，当时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只以为是有人在放礼炮。

    其实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如此，毕竟谁敢在皇太子出行的地方行凶呢？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但很快，太子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就在“砰”那一声响起的同时，他坐的那辆车的窗玻璃也碎了，然后同车的侍从长入江为守亦捂住了自己的身体，鲜血顺着指缝不断地往外渗。

    常人所不敢为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惊天大事终于发生了。

    随着一声“有人要杀太子殿下！”的凌冽叫声划破长空，周围围观的老百姓顿时群情激奋，齐刷刷地就转动起了脖子，用愤怒的眼神搜索器了凶手。

    几乎是瞬间，大家就发现了一个二十来岁，手里拿着一杆还在冒着青烟的长枪的年轻男子，并且嘴里喊着“革命万岁”。

    “就他！打！”

    顷刻间，包含着万分怒火的拳头如雨点般地砸在了那名男子的身上。

    再顷刻间，又是一声急喊：“别打了！别再打了！”

    喊这话的是周边负责警戒的警察，因为怕犯人被打死了没口供，所以他们还不得不以身护犯，抵挡群众的怒拳。

    最终那位男子在警察的拼死救护下被送进了警察局，也没费什么功夫，反正一进去就全撩了，他叫难波大助，当年24岁，老家山口县，共产主义者。

    其实这孩子的家庭出身还是挺不错的，他爹叫难波作之进，是山口县议员，从小也是一路顺风地成长着，大正八年（1919）上京（东京）读书，结果在京期间，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然后又阴差阳错地在贫民窟里住了一段时间，跟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便更加坚定地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大正十一年（1922），难波大助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也就是类似于早稻田大学附属高中这样的概念，但读了一年就退学了，找了一份临时工的活儿一边干一边搞革命。

    不过他的革命理念比较极端，在难波大助看来，眼下的日本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皇权，只有将皇权在民间的威望彻底拔除了，那么社会主义之路也就畅通了。

    于是他就想到了刺杀皇室成员。

    本来目标是大正天皇的，但考虑到这位天皇比较宅不怎么爱出门，于是大助便把目标转移到了正值风光无限的摄政太子爷身上去了。

    应该讲这是一次极为失败的暗杀行动——既没有杀死想要杀的人，也没有达到难波大助“以暗杀手段来动摇皇权威信”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周围群众在事发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痛打暗杀者。

    好在警察叔叔救护及时，这才留了一个活口。

    事发之后，举国上下当然是朝野震惊，惊完之后，政府部门开始着手处理此事。

    首先是凶手难波大助，在排除了哥们儿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后，大审院便认定他干犯天条，依照宪法判了他大逆罪，并处以死刑。

    这本没什么可二话的，大助本人也表示，自己既然敢做这事儿，就绝不怕上刑场。在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死刑判决下达后，他还当场高呼口号，称日本无产劳动者，日本共产党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共产国际万万岁。

    法官却只是冷笑，说你等事情全完了再喊也不迟啊亲。

    难波大助并不知道，在他被关押期间，外面的世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虽然当时已经是朗朗乾坤的民主青天了，株连九族这种原始黑暗的勾当是肯定不会再存在于律法书面之上了，但理论上没有不见得实际上也没有。

    首当其冲的是难波大助他爹难波作之进，老头当年都快六十了，结果突如其来地就成了罪大恶极之人，被取消了议员身份不说，还陷入了全日本人民的唾骂之中。

    而老头最后是因为儿子所犯下的大罪而把自己关在一间小黑屋里，茶饭不进直到活活饿死。

    然后是他的哥哥难波正太郎，虽然太子裕仁在事发后明确表示过，希望不要累及相关人士，包括犯人的亲属，但我估计这也就是一句说过算过的客套话，难波大助的哥哥还是被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给开除了一切职务，回家待业。

    再然后，是山口县县令，所在辖区出了这么一个乱臣贼子，当然难辞其咎，罚扣2个月的薪水。

    接着是当时的警视厅警务部长正力松太郎，哥们儿也引咎辞职了。

    不过最冤的当属难波大助的小学校长，舆论认为，大助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叛贼，全都因为当年启蒙有问题，于是乎，这位校长先生也就莫名其妙地丢了饭碗。

    最后是难波大助的家乡山口县熊毛郡周防村，被取消了来年（1925）的新年庆典。

    对此，大助本人也感到不安了。

    “我坚信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拥有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先驱者而骄傲的权力，但如果事先直到会如此殃及家人亲朋的话，那也绝对不会干那种事情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对不住皇太子，其实皇室并非是共产主义之敌，之所以要针对皇室，这纯粹是一种态度，一种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表明立场的态度。”

    他是这么说的。

    此外，难波大助还表示，希望自己的这次行为不会造成社会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希望共产主义事业也不要因此受牵连。

    这怎么可能嘛。

    连亲爹都被株连得饿死了，更何况主义乎。

    难波大助是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十五日被枪毙的，而在此之前的当年3月，日本共产党就因为迫于各种压力，尤其是刺杀事件之后那铺天盖地的唾弃谴责声而宣布解散了。

    不过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仅仅过了两年多（1926），在德田球一，佐野学，福本和夫等人的筹划下，日本共产党第三次党大会在山形县召开，标志着日共重生。

    一般在历史上，把1922年的称之为第一次日本共产党，而1926年的，则叫做第二次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的斗争之工运篇

    话说在日本共产党成立之后，无论第一次第二次，主要做的都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搞政治运动，说白了就是造反，整天琢磨着怎么推翻天皇建立新社会，这个我们上一章说过了，而第二件事，则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政党。

    我相信没有人会对这句话陌生。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里，它都是通用的信条，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而言，搞工人运动为穷人伸张正义争取权利顺便吸收广大劳苦大众的加入那都是自己的本分甚至常态。

    可日本却不同。

    在日本，共产党搞工人运动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穷人，而是帮助自己。

    还记得难波大助是怎么被抓的么？没错，他是被周围愤怒的群众一举拿下，要不是警察保护及时，几乎就要被活活打死。

    为什么？因为他企图暗杀天皇。

    日本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那便是天皇。不是说他位高权重能搞特殊，而是广大老百姓发自内心地认为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几乎很少有人怀疑，现在冷不丁地冒出个日本共产党，又冷不丁地说要推翻天皇，不管天皇该不该被推翻，至少这种说法是绝对没市场的，再加上自之前虎之门事件后，日共基本上被彻底定性为了恐怖组织，在这节骨眼上如果要是再不做一些能够拉拢或者说赢得群众的事情，那很可能就要在日本无立锥之地了。

    而要说起在日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那么有一个关键词就不能不提了，叫做“烟囱男”。

    简而言之，就是在烟囱上面的男人。之所以会成为工会的象征，自然是有典故的。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昭和五年（1930）的十一月六日，地点在日本的神奈川县。

    一年前（1929）的10月24日，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黑色星期五，纽约股市那突如其来的大爆跌宣告了金融危机的到来，全世界都被拖进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每个人都开始变得贫穷，而那无尽头的贫穷又让大家感到了无限的恐怖。

    这场危机无论是对经营者还是劳动者而言，都可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但人类毕竟是人类，一旦出了状况，只要生命尚有一线存在，总会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渡过难关，尽管有时候这办法很不是办法。

    经营者为了提高利润，最好的办法就是压低成本，将成本压到无法再压为止，尤其是人力成本——反正金融危机找工作难，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一个月只给你20日元甚至是15日元，当时的日元已经贬值了很多，住帝国饭店是肯定想都别想了，15日元一个月也就够混个糊口，但资本家们却全然不怕，大有一副反正你若是不做的话有的是人做，怎么样，做还是不做？

    工人们当然不想做，可怎奈何这年头工作实在难找，你要不去受人压榨的话那就只能呆在家里饿肚子，而大家伙基本上都是拖儿带女有家有伴的人，所以也就只能忍耐忍耐再忍耐了。

    而经营者们也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故而不但丝毫不考虑工人们的死活，反而还屡屡变本加厉地剥削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到了无法再恶劣的地步，工资也一减再减，至于工作时间，那是真的恨不得让这些劳动者们24小时地围着机器运转。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虽说大伙都是为了一口吃的在那里忍气吞声，可你真的干得太过分了，总会有人反抗的。

    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各地工潮不断，有直接上门砍厂长的，也有几十个一百个人拿起棍棒武器将厂子占领当成据点要求厂方提高待遇的，当然也有罢工的，只不过无论选择哪种斗争方式，都会遭到生产经营者和统治当局勾结起来的镇压，成功的例子，几乎一个也没有。

    然而即便如此，工人们为了能够过上稍许好一点或者说活得稍微更像一个人一点，依然在不懈地斗争着。

    昭和五年（1930）九月，位于神奈川的富士纺川崎工厂内，两千多名女工以集体罢工的形式要求厂方答应她们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等条件。

    但是经营方因考虑到毕竟这帮工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过久地坚持下去，只要耗着，时间一长自然也就散了，所以不管女工们怎么闹，他们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即放着不管，等其自散。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这样的罢工事件最长不会超过俩礼拜，理由也正如厂方所想的那样，大伙家里头都有要养活的人，就算自己能硬撑，可老人孩子怎么办？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的罢工，却意外坚持了很久，从9月初开始一直到10月末，整整两个月时间里，罢工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些许，有愈发壮大的趋势。

    厂方很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背后给这帮女人暗地里发钱了，以至于她们可以做到可着劲儿地闹却不用顾忌家里。

    至于发钱的是哪位好汉，他们也大致能猜到，那就是一旦碰到工潮学潮就会特别活分的日本共产党。

    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事和日共有关，所以就算想通知警察来清剿赤匪也是毫无用处的。

    面对这种情况，经营方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对策，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继续这么跟他们耗下去，虽说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钱多还是日本共产党钱多，但若是一旦答应这两千女工的要求，那肯定会造成很大一笔开销，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耗着看看，等到真的无法支撑的时候再答应也不迟啊。

    于是罢工就这么继续了下去，渐渐的，形势似乎又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工人那边原本相当高涨的士气开始变得低落了下去。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你日本共产党在背后支援工人，发放补贴，可当时的工人对于共产组织并不是特别了解，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究竟为何要帮助自己，同时，对于众工人而言，这样的补贴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可以一直发放到罢工宣告胜利，同样也是个问题。

    如此一来，大伙的信心被动摇也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这种严峻形势，日本共产党决定出绝招，实行绝地大反击。

    11月12日，在富士纱厂那40米高的大烟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青年男子，只见他一手扯着一面红旗，一边大声叫道：“不许开除工人！要求改善待遇！”

    此人名叫田边洁，北海道出身，那一年25岁，住在神奈川县的镰仓，算起来也是个工人运动的老手了，尽管并非日本共产党的直接党员，但却是日共一系的日全协（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会）成员，而事发当时，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富士纱厂中的一名普通的办公室人员。

    面对这突如其来，都不知道他怎么爬上去的宛如从天而降的田边洁，工厂方面是大吃一惊，惊完之后赶忙上前谈判，但他们爬不上烟囱，只能拿着个大喇叭在下面喊话，说哥们儿你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别激动，不管你想干什么，想说什么，总之先从烟囱上下来吧。

    但田边洁的态度却出奇地强硬，他从烟囱上丢下了写满了字的几张纸，纸上列满了一条一条的条件，在条件的最后，用偌大的红字写着：如若不答应，这辈子都不下来。

    而他提出的这些个条件，要远比罢工初期女工们提出的条件苛刻许多，如果说在2个月前，女工的条件若只是把工资从20日元涨到30日元的话，那在田边洁的这张纸上，则写的至少是50日元……

    这让经营者们非常难以接受，但眼瞅着这哥们儿又不肯下来，无奈之下，只得把警察给请了过来。但警察来了也没用，情况依然没好转，田边洁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求他们答应了条件才肯下，于是警察也没了办法，只得把更强硬的人给叫了过来，那就是特高科。

    特高科，全称特别高等警察，隶属于日本内务省，主要职责有两个：对外打探情报，即间谍，比如那位著名的土肥原贤二，就是特高中的战斗机；对内他们监控民众，也就是类似于锦衣卫一般的特务，需要指出的是，在昭和时代前期，也就是昭和二十年（1945）之前，特高在日本国内主要的监控镇压对象是日本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势必就是得推翻三座大山，在日本，位于三座大山最顶上的山顶尖儿，是天皇。

    同时日本共产党还反战，这和当年一片欢呼的大东亚圣战气氛显得相当格格不入。

    所以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需要被镇压的对象。

    然而，即便是特高科前来，却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办法，田边洁依然呆在烟囱上寸步不移，时不时地还挥一挥红旗喊两声口号啥的，十分嚣张。

    不仅如此，那些以为了口供从不怕见血，杀人不眨眼弄死人如弄死蚂蚁而闻名于世的特高警察，在看到了烟囱上的田边洁后，非但没有了往常的那种霸气，反而还相当客气地请求表示，哥们儿您要不先下来，下来了我们慢慢商量？

    田边洁的态度自然还是和之前一样，这会儿他手里不知何时又多出了一个饭团，身边还放着一个水壶，看样子似乎是打算长期作战了。

    站在特高身边的工厂老板及各股东非常焦急，连声说特高大人你们有枪么，把他给射下来吧。

    特高说我们平日里也就欺负欺负老百姓，这烟囱高40米，现在又是11月秋风正大，子弹根本打不准，别做梦了。更何况这爬烟囱的小子现如今正是最拉风最出名的时候，全国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导他的事儿，要是真把他给射下来，那舆论压力可就太大了。

    听了这话之后，厂方便提议说，干脆就别管这个爬烟囱的了，我们该干嘛还干嘛，到时候他上面的水喝完了饭团吃光了，岂不是还得乖乖下来？若真是不肯下，那爱死不死，反正他的命也不值钱。

    但是这一提议却被特高的人以极为坚定的态度给否决了，于此同时，特高还表示，此人不宜在烟囱上久留，必须要在三天之内让他下来，不然，拿你工厂长是问。

    这应该说算是一个惊天的消息了。因为自打日本有工潮的那天起，特高也好警察也好基本上都是站在经营方那一边欺压穷苦的工人们，但这一回却发生了一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不怎么能让外人知道的原因。

    话说在富士纱厂边上的不远处，便是一条叫做东海道线的铁路，这条铁道是连接关西到首都东京的重要线路。

    且说就在这一年秋天，昭和天皇坐着专列从东京出发，走东海道线去关系巡幸，幸完一圈之后沿路返回，预计在11月16日的时候，专列会经过工厂这个位置。

    试想一下，在那个把天皇捧得比耶稣如来更高的大日本帝国时代，若是让皇上凑巧看到这烟囱上居然站着一名挥动着要革天皇命，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红旗的哥们儿，同时嘴里还在喊着一些尽管听不到可看也知道多半不是好内容的口号，天皇会怎么想？

    一旦天皇对此有了不好的联想，真的生气了，要彻查了，当然，他田边洁是肯定逃不掉拖出去乱棍打死的下场，可其他人呢？

    首先，那家提供反革命宣传场所的工厂是肯定保不住了，顷刻间灰飞烟灭夷为平地，同时，作为田边洁单位领导的厂长也很难逃其咎，很有可能也跟着一块儿人头落地；其次，地方警察治安不力，在自己的辖区里居然发生了这种娃娃闹的事儿，至少也得判他个饭碗不保；第三，名满天下的特高科当然也要跟着一块儿沾包。

    总之一句话，田边洁要真闹将起来，谁都没好处。

    事实上日本共产党也正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事儿，才让这家伙放心大胆地爬烟囱的，正所谓有恃无恐，就是这么回事儿。

    而另一方面，作为很有可能被连坐进大牢的特高警察们自然也就顾不上自己的阶级立场了，开始以最为强硬的态度和手段逼迫富士纱厂的经营者们答应工人的条件，而对方说到底也就是普通的奸商，除了会变着法儿地榨钱之外什么也不会，且为人相当欺软怕硬，现在被特高这么一喝二吓的，也就只得乖乖答应了他们。

    11月16日，僵持了4天的局面急转直下，最终以经营方无条件接受工人全部条件，签署了新的劳动合同这一全面胜利的结局而告终，至于那位斗争英雄田边洁，也就自然从已经呆了4天100多小时的烟囱上爬了下来。

    在他两脚落地那一瞬间的10分钟之后，天皇的专列从工厂边上的轨道呼啸而过。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劳动者方面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

    同时，一个崭新的词汇也就此诞生——烟囱男。特指那些在工潮中能够舍生忘死崭露头角的工人英雄们。

    田边洁，作为史上第一位烟囱男，却并非是最后一个，事实上，在他的事迹被媒体披露之后，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们纷纷效仿了起来，以此为方式和经营方开展起斗。

    昭和六年（1931），和富士纱厂只有一墙之隔的东洋纺纱厂的烟囱上，出现了一名挥舞着红旗的身份不明男子，要求工厂减少工作时间。

    昭和七年（1933），尼崎日本电梯厂的工人们展开罢工运动，一位工人代表爬上了大阪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烟囱上摇旗呐喊，大声示威。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多。

    尽管时过境迁，不会再有第二次天皇专列在附近开过的机会，但工人们却依然在为改善自身生活而拼命努力着。

    不过，那位天字第一号的烟囱男下场却是极为悲惨，昭和八年（1933）二月十四日清晨，他的遗体突然就出现在了横浜市内一条河的岸边，根据官方媒体的报导，说是死于事故，但发行于当月28日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却声称，田边洁是被警察逮捕后，严刑拷打致死的，在文中，他们用了“虐杀”这两个字。

    顺便一说，在关于田边洁那篇报导文章的边上，还刊登着一位日本共产党相关人士被警察给干掉的死讯，他的名字叫小林多喜二，就是写《蟹工船》的那位大作家。

    民主的死刑

    既然话赶话地已经说到了小林多喜二，那就干脆顺着继续往下说吧。

    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拉开了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

    一般认为，这同时也是大正民主终结的象征。

    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灾难，无论对被害国还是加害国而言都是如此。

    所以当时涌现出了很多反战人士，而他们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直接就是日本共产党员。

    那么，有没有其他政坛人士站出来反战的呢？

    有，但相当少，接近于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都被杀怕了。

    就在九一八爆发后第二年（1932）的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被一群军人刺杀于自家府邸。

    话说宪政之神犬养毅就在九一八爆发后的第三个月当上了日本第二十九任总理大臣，他上任的时候，正逢世界金融危机，再加上关东军一言不发地这么突然就强占了东北，引得国际舆论哗然，可谓是危机重重。

    因此犬养毅等于说就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在他上台后，先是任命了经济高手，第七届日本银行行长高桥是清出任主管财政的大藏大臣，重新翻新国家经济政策，以应对金融风暴；而对于日本出兵中国，也持极大的反对态度，竭力主张避免战争扩大化，以免引发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干涉。

    同时，犬养毅还削减了当年日本的军费，甚至做出了裁军的决定。

    这当然就引起了军方的诸多不满，尤其是年轻的少壮派军官们，本来这些人以为九一八之后能大张旗鼓进军中原了，结果迎来的却是减军费和裁军，于是顿时就怒声载道，然后就起了杀心。

    再说事发当天，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杀进总理官邸，拿枪指住了犬养毅，后者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仍是很淡定，说你们有什么事就好好说吧，总能说明白的。

    但刺杀者们却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回了四个字：“问答无用。”

    接着，又大喊一声：“开枪！”

    犬养毅，享年77岁。

    这是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或者说里程碑意义的刺杀，因为参与刺杀的那几个军人，虽在后来确实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可也只是以相对轻微的刑罚被处理了事。数年以后，又大多蒙恩赦获释，转眼间就分别在满洲和华北任要职。

    当时海军方面的军法会议的判决长明确表示：“给予死刑，似乎是当作殉教者处理，这不太好”。

    现役军官组团枪杀现任首相结果却安然无恙，这让当时的日本政坛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平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小心得罪了军方而遭同一下场，而对于军人而言，则无疑是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剂。

    这主要是因为在大正时代和昭和初期，日本军人地位过于低下的缘故。

    众所周知，日本曾经是武士的国度，而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取消了武士这个阶层，但概念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军人，再加上明治年间对外战争不断，对内有西南战争，对外有甲午日俄，因此军人地位很高，并且也一直以武士自居，可到了大正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内外形势趋于稳定，军人渐渐也就没了用武之地，在很多政客和文化人眼里，属于被国家养着蹭白饭的累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军人穿着军装坐火车外出办私事，被一群大学生撞上了，于是学生们纷纷批评他不应该穿着公家的衣服来做自己的事情，这属于腐败，在一片指责声中，那位倒霉的兵哥哥灰溜溜地走下了火车，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找个没人的角落独自抽泣一番。

    尽管此事真伪莫辨，但当时日本军人地位并不崇高这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五一五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导向和民间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确实有很多人对于军人的暴行政府的不良庇护进行了抨击，但更多的舆论机构却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很明显地被这种恐怖行径给震慑到了，当时报纸上甚至还有大量亲军方的报导，认为那几个军人做出这种事情情有可原，至于诸政客们，则纷纷开始购买私宅，以避免像犬养毅那样被刺杀于官邸之中。

    五一五事件的发生，其实就意味着日本已经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军人开始主导起了一切，没有人敢对军方的意见说三道四，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战争开始被扩大了。

    但是，就是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下，仍是有那么一拨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不畏任何威胁，大声地对战争说起了“NO”，他们就是日本共产党。

    虽然在事件刚开始那会儿日共一度支持过军方，甚至还公开宣称建立人民和军队的统一战线，打倒万恶的资产阶级，但很快他们就琢磨过味儿来了，知道军人专权绝非是为了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消灭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对外战争。

    发动战争就意味着要榨取大量民脂民膏充作军费，小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加凄苦，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希望出现的局面，所以，随着战争形势的推进，广大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们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反战的阵线上。

    对此，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抓无赦。

    昭和八年（1933），他们抓住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小林多喜二。

    此人生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秋田县人，家中系贫困小农，不过好在有个经商成功且很重情义的大伯，因此多喜二得以接受资助完成学业，还进入了北海道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了拓殖银行小樽分行当职员，不管在哪个时代，在银行当班总是一份相对体面的活儿，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下可好了，穷孩子一跃枝头变成了凤凰，可没想到的是，多喜二的那颗心，却并没有就此安分下来。

    早在当年读商科学校的时候，他就在教授大熊信行以及后辈伊藤整等人的带领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而且联想到自己以前贫穷的家世，使得多喜二对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论者。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还并非是反战，而是搞工运。

    在掺乎各种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小林多喜二似乎自带个人天赋，那就是虽为商科出身的他，却写的一手好文章，于是大家便让他专门摇笔杆子，就这样，作家小林多喜二诞生了，哥们儿隔三差五地就写了各种长短不一的文章，发表在各种大小不一的报刊杂志上，或支持无产阶级闹革命，或影射反动政府没人性。

    然后在昭和三年（1928），哥们儿火了。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一起名为三一五事件的事儿。且说当年的3月15日，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共产主义者大搜捕，受牵连进监狱的一度超过了1600人。

    为此，小林多喜二专门写下了一篇题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文章，并在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其实还并非揭露政府惨无人道地追捕共产主义者，而是详细描绘了负责抓捕审问那些被捕者们的特高人员的残暴无道，尤其是对于他们拷打共产主义小青年的桥段，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就在拷打现场一般。

    昭和四年（1929），多喜二又发表新作《蟹工船》，从此名声大振，一跃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以及政府眼中的通缉要犯。

    不过他毫无畏惧，不仅继续执笔为劳苦大众呐喊疾呼，而且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加入了反战阵营。

    于是，就被特高给盯上了。

    虽然关于特高的简单介绍之前已经做过了，但想来想去果然还是觉得有必要详细来掰扯一番。

    特高的成立，说起来还和幸德秋水有关。

    话说当年秋水犯了大逆事件被送上刑场之后，也引发了日本政府内部的一场讨论，为了避免今后再度出现类似的“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首相桂太郎语）”，在当年（1911）的8月，国会投票通过了成立秘密警察组织的提案，这便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由来。

    特高成立之初，下设只有两个係，一个叫特高係，负责直接镇压各种他们所认为的反政府运动，例如游行，罢工或者是安放炸弹等；另一个叫检阅係，职责是新闻出版审查，看看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里头有没有反政府言论。

    然而，随着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日益活跃，特高也开始与时俱进地变得更为庞大了起来，到了昭和三年（1928），光是拨给全日本特高组织的预算，就已经超过了200万日元。

    从公元1912年到1945年这三十多年里，1日元等于现在大概5000日元。

    钱多了自然人也就多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每个县的县警里，拥有特高身份的警察一般占总警员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些都是正规编制，如果要算上特高们自己花钱雇佣着的各种线人以及政府请来的各类临时工，那这个数字则远要再翻上几番了。

    同时，特高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一般警察权限所不能比拟的，比方说，特高拥有直接抓捕自己认为是可疑对象的权力，再比方说，地方县警的特高课课长在大多数行动前都无需提前请示地方警察长官和行政长官，直接动手即可。

    不过，若只是系统庞大了一点，预算多了一些，权力大了几级，那特高终究不过是在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过的普通秘密警察罢了，事实上这个组织之所以被后世不吝以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禽兽不如等贬义词来形容，主要还是因为其恐怖的工作方法。

    特高的行事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惜一切方法消灭自己所认为的敌人。

    具体说来，包括了严刑逼供，安插卧底，钓鱼执法，栽赃诬陷等等。

    第一个和第二个我们就不说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行。

    所谓钓鱼执法，打比方而言就是某共产主义小青年太郎某天走在家门口，突然碰到了老邻居左卫门，于是两人很自然地就各自站住了脚步聊起了大天，而对于日本的现状，比如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发动罪恶的战争等等，左卫门都表现出了一个爱国日本人应有的愤怒。

    而太郎毕竟是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洗礼的进步青年，看问题又深又远，因此直接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抨击起了内阁甚至天皇，说得兴起，还告诉了老邻居一个小秘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日本。

    于是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群人就冲进了太郎的家里，把他给抓走了。

    其实左卫门的真实身份，是特高收买来的线人，他根据上头的指示，整天找那些被划上“社会主义者”标签的人套近乎然后聊天，诱惑他们说出一些不和谐言论，然后告密。而这种钓鱼执法，也是战时特高抓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人士屡试不爽的妙法。

    而栽赃诬陷，倒不是把普通老百姓硬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而打入监牢，说句公道话，以特高那无孔不入的情报搜索能力，一般情况下还远不至于要去抓活老百姓来凑数。

    事实上栽赃诬陷这档子事儿是这么操作的：假设在东京某地有一群潜藏着的社会主义分子，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共产一家，为首的叫共产太郎，这伙人虽然确实都系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同时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平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至于社会主义言论和宣传虽然确实一直在做，但隐蔽工作做得很好，从来都没有露出破绽过。对于这样一群人，即便是特高，却也是不能随随便便把他们抓进大牢的。

    但特高毕竟是特高，有证据要上，没证据，创造证据也要上。

    某年某月某日，在共产一家聚集地附近，发生了一起银行劫案，遭抢金额一万日元，所幸无人伤亡，据目击者称，抢劫犯虽然蒙面无法看清脸，但却清楚地说过一句话：“老子是共产太郎，为了社会主义，把钱交出来！”

    就这样，共产一家以银行抢劫犯的名义，全数被擒获了。

    相信你早就猜了出来，没错，本次劫案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特高。

    这种在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的情况下冒充社会主义分子干一票惊天大案然后贼喊捉贼，也算是特高比较常用的手段。

    此外，特高搜集情报的能力也堪称是当时天下一绝。

    车站广场书店这种地方自不必说，总之在那个年头的日本，有人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特高的存在，就算是没人的地方，也会留有一双特高的眼睛在那里监视着一切。

    这并非是夸张的修辞，据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几个并非共产党党员但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青年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共浴室里泡澡，一边泡，一边大家就开始谈起了当下时势，然后理所当然地对日本发动战争一事表达了种种不满情绪，并且各自都说了一些不怎么特别和谐的言论。

    不和谐归不和谐，但任谁都能看出，这真心就是朋友相聚发发牢骚罢了。

    结果第二天那一池子的人就全被特高请去喝茶了，在审讯室里，他们昨天泡澡时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说话时的语气神态和肢体动作，都被特高人员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

    复述完之后很心平气和地问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那几个倒霉孩子当时就吓得腿都在打颤了，而秘密警察们其实也并不想真对这帮只会耍嘴皮子实际上人畜无害的左翼小青年干什么，所以一顿口头教训之后，便放他们回去了。

    而这帮人一直到老死，都没琢磨明白自己当年泡澡堂子时侃大山的内容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说了那么多，除了让你知道特高是个怎样的组织之外，还为了告诉你，一旦被他们盯上，那就几乎没有脱逃升天的可能，而且除非人家对你那条破命不感兴趣，不然你基本上连活路都没有。

    事实上小林多喜二自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后，就在特高那里挂上了号，而且还是重点对象，这主要原因倒还不光是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这一方，最主要的是文中对于特高拷打共产党的具体流程和细节描写得惟妙惟肖很有即视感，让读者身历其境仿佛就在挨打者身旁一般。

    这让特高上下感到了一丝寒意。

    要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调查，跟踪，线人，钓鱼，逮捕，审问等等，都应该是秘密进行的，现在不光让人曝光于天下，而且还让一个共产党员曝光，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特高身边也有对方的卧底。

    无所不在窥探着他人秘密的秘密警察如今也被人无所不在地秘密窥探着，这显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再加上自昭和六年（1931）十月他加入共产党后，就一直在从事着各种工运和反战活动，危险系数十足，所以特高上头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小林多喜二捉拿归案，然后撬开他的嘴巴，问出卧底到底是谁。

    当时特高部长叫安倍源基，人称狩赤猎人，就是专抓共产主义者的意思。

    说来也巧，这位安倍大人中学是在山口县德山中学念的，跟之前那位要杀天皇的难波大助居然还是校友。

    可多喜二也不是等闲之辈，哥们儿不光会写文章，还会玩躲猫猫，自加入日共那天起这人就开始跟特高玩起了游击战，神出鬼没地来无影去无踪，时不时地还抛出一两篇匕首文，给共产党的各类杂志写写稿什么的，让追捕者们大为头痛。

    昭和八年（1933），一个叫三船留吉的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向小林多喜二提议说，想和他一起共同拜访著名的诗人今村横夫。

    因为三船留吉是那年头圈中有名的进步青年，故而多喜二没有多想便同意了他的提议，然后两人约定当年的2月20日在东京赤坂福吉町的艺妓屋街接头。

    然而，到了那天，在那个约定的地方，小林多喜二遇见的却是以三船留吉为首的特高搜查队员。

    其实那位三船君的真实身份是特高所打入日共的卧底，本来上头看这家伙混的风生水起，准备让他长期潜伏下去的，但为了抓捕小林多喜二这条大鱼，也就只能忍痛暴露了。

    当天下午5点半，小林被抓进了东京筑地警署。

    抓进去之后，特高对多喜二进行了例行拷打讯问，打算从他口中问出自己身边的卧底是谁，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和他共同从事反战反政府活动的其他日共同志的联系方式。

    但小林多喜二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在刑讯过程中没有透露只字片语，甚至都不承认自己就是小林多喜二。

    这本来也是常态，很少有共产党员在挨第一顿打时就全招了的，故而当时关押多喜二的筑地警察署特高主任水谷下令，再打一顿。

    第二顿打完后小林多喜二终于扛不住了，招了，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小林多喜二。

    说完之后，又紧闭上了嘴，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

    于是特高又打了他第三顿，这顿打完后，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因为仍是一无所获，故而想接着打第四顿，但主打手筑地警署特高课课长毛利基发现，挨打的那个貌似不行了。

    毛利课长觉得大事不妙，于是连忙带手下将人送进了医院，而医生问起伤势情况以及为何受伤时，陪同一起的特高人员却全都推说不知。

    一问三不知自然就很难展开治疗，因此在当天晚上八点不到的时候，小林多喜二终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虽说当时流行一旦被抓进特高就不可能再活着出来了这么一句话，但从被捕到死掉不过三个多小时也的确是创下了新纪录，更何况死的那个又是相当出名的人，所以即便是特高，也不得不对小林多喜二的死因开始加以掩饰。

    21日，特高发布了一条公告：著名共产党人小林多喜二先生，在特高办公室里接受常规问话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虽经多方全力抢救，但终因技术有限而回天乏力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卒年30岁。据医院方面说，小林先生的死因是心脏麻痹。

    22日，小林家的家属前来领取了多喜二的遗体。

    然后他们就愤怒了。

    小林多喜二的遗体全身到处是伤并且肿大异常，尤其是下半身，又黑又肿，一看就知道是挨打后的内出血，所以当时家属就提出质疑，要求解剖尸体，查明真正死因。然而特高却一口拒绝，不仅如此，甚至还通知了东京都内所有拥有解剖验尸能力的医院，勒令他们不许为小林多喜二的尸体解剖检验。

    迫于淫威，还真是没有一家医院敢接手这活儿。

    这下，全日本都愤怒了。

    其实本来特高做事毒辣手段下作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小林多喜二这么个角色被抓进去任谁都知道是凶多吉少，你就算把他活活打死再吊电线杆上，大家也只会觉得这才是特高风格。

    可现在你却侮辱了大众的智商，这就不可饶恕了。

    面对着满身大小的伤痕和淤血，居然还指鹿为马地说死因是心脏麻痹，麻痹你妹。

    再加上原本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医院也遭到了特高的威胁，被迫不为小林多喜二解剖尸体，这更让全社会人人自危，觉得以后要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估计也是一般的下场。

    所以，反应也就出奇之大了。

    23日，堪称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的《赤旗报》率先发难，头版头条大幅度刊载了小林多喜二的遗容照以及他遗体的各处伤痕，接着，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大家有照片贴照片，没照片画油画，反正是在瞬间就把多喜二那悲催的死讯和死状传遍了整个日本。

    同时展开互动的还有中国方面的众多左翼文化人，比如鲁迅就专门派了唁电去日本，称“我们将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可是没用。

    小林多喜二之死以及之后社会的巨大反响并没有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任何动摇性影响，战争依然按照军方的意思被扩大了，而且整个政局也逐渐为他们所掌控。

    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1483名陆军青年官兵在首都东京发动了一起未遂的政变，他们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口号，端枪扛炮地杀进了各路高官的宅邸。

    动机是要求改革，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万民”体系，同时“清君侧”。

    当时日本确实是贫富差距比较大，政客豪商以及军队高官们过着一掷千金的豪放生活，而底层的升斗小民们则要为每一分钱的花销而打足算盘，因此就有士兵觉得这世道不好，要改正。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要将那些身居高官的大政治家大将军们全部弄死，改天换地打造一个新世界。

    这件史称二二六事件的兵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大批国家栋梁被乱军杀害，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日本著名经济家高桥是清，再比如陆军省军务局长，人称皇军之脑的永田铁山。

    同时，造成的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二二六事件意味着日本基本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虽然直接参与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都遭到了程度不等的惩罚，但从此往后在这个国家军人的话就是一切，连昭和天皇都不敢刺激军部，而反对战争扩大的呼声清一色地被无视，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至于民主，则已经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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