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人生-债务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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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算术,除了充满惊恐之外,生活还会怎样呢?你正走向布伦。这座债务之城里住满了从来不懂算术的人们。”——悉尼·史密斯。

    “债务的遗害是多么深重啊!债务使人谎话连篇、卑鄙吝啬、自尊尽失、终日忧虑重重、口是心非。它使人不再坦诚、促人变老;多么像一把刀啊,它会刺伤诚实的心灵。”——道格拉斯·杰罗尔德。

    “按照我所能形成的最好理论,人类由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组成:欠债者与放债者。所有那些不够恰当的分类,哥特人与凯尔特人、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分类,都可以简化为这两种独到的分类。”——查尔斯·兰姆。

    陷入债务时,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麻烦。债务产生的原因并不重要。它像一块磨石一样挂在欠债人的脖子上,一直到他解脱为止。它像一场噩梦缠绕着他。它打扰了家庭的舒适安宁,破坏了家庭的幸福。

    即使那些有着固定的丰厚收入的人,如果深陷债务之中,日子久了也会被压垮。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一个人还能为了妻儿子女的未来生活节省什么呢?欠债者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也无力保全房屋与财产。他没钱存入银行,更没有钱购房置地。他的所有纯收入都必须用来偿付债务。

    甚至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拥有大量不动产的大老爷也经常因为巨额债务而感到意志消沉、痛苦不堪。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沾染了挥霍的恶习——嗜好赌博、赛马或生活得非常讲究——用不动产作抵押来借钱挥霍,从此便背上了债务的负担。或许,那些严格世袭的不动产不在此列——因为贵族早就挖空心思地设计好了一切。去世时,贵族的债务也就同时一笔勾销了。这样,他们可以花销民众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他的法定继承人却可以不受债务的拖累,继承他的这些不动产。但是,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人处在享有这种特权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债务和不动产总是同时被继承,而且债务的数额经常要超过不动产的价值。所以,英国的一大部分土地现在都是抵押权人或放贷人的财产。

    一个人能够不借债吗?有没有可能避免债务所带来的道德堕落呢?难道不能免掉债务、确保个人的独立吗?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即“量入为出”。不幸的是,现代很少有人这样做。我们借债时,总相信将来有能力清偿。我们抵挡不住花钱的诱惑。这个人想拥有精美的家具,住在高价租赁的房子里;另一个人喜欢品尝美酒,在剧院包厢里看歌剧;第三个人要举办晚宴和音乐会。——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无力支付,就不能沉溺于其中。如果宴会上的东西全部赊自屠夫、鸡贩、酒商等人,欠了无力偿还的一大笔钱,那么装模作样地举办宴会岂不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吗?

    一个人不应该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也不应该为了今天的奢侈生活而抵押下周或来年的收入。债务妨碍了未来生活,使我们对未来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这种债务制度是错误的做法。那些借债给别人、鼓励顾客借债的债权人和向别人借钱的债务人都应该同样受到谴责。一个人如果从不欠账,他就能够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处境。他总能够量入为出,合理地分配收入,为将来的不时之需预备一份积蓄。他总能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总是用现金购买物品,那么到年终时,他的家庭账户必定会有盈余。

    有天才的人也同样地会陷入债务之中。天才与节俭或自制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天才对于那些严格的和死板的通用算术规则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能干的人也经常对培根所谓的“商业智慧”不屑一顾。然而,培根本人都没有听从自己的忠告,他的毁灭就是因为奢侈浪费。年轻时,培根处境艰难;成年后,他的境况更加窘迫。他的一生杰出辉煌;但是,过分奢华的生活令其债务缠身,他变得对金钱充满了强烈的渴望。有一天,培根走到他的前厅时,债权人们正在那里等着他。他说:“请别动,先生们;因为我的堕落,才造就了你们的兴旺发达。”为了满足需求,培根收受了贿赂。他因此而受到了对手的围攻。他被判有罪,遭到降职,最终倾家荡产。

    美国政治家韦伯斯特因为身无分文而苦恼不堪,因为他既对钱财的事情漠不关心,又生活得非常奢侈。如果我们相信西奥多·帕克的话是真的,那么,像培根一样,韦伯斯特也收受了贿赂:“他负债累累,而且无力偿付。他借了钱而也不肯偿还。有时候他抓住别人的钱不肯放手。……作为一位美国参议员,他却要接受波士顿实业家们的养老金。他后来的演说都充满了贿赂的味道。”尽管门罗与杰斐逊两人都很诚实,但他们总是缺钱,而且经常欠债。

    今天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经常刺激人们去过度消费。他们可能是中等富裕之人;甚至也可能很贫穷;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中没有多少人具有这种道德勇气,看起来像贫穷的样子。为了维持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有必要像其他人那样生活。就这样,他们被卷入了债务的旋涡,以及由债务引起的所有烦恼、痛苦、寒酸与欺诈之中。

    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都没有必要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因此他们之中出名的欠债人为数不多。很多科学家都很贫穷,但他们通常都能够量入为出。开普勒的一生都在与贫穷和债务作斗争。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收入情况。身为德国皇帝的首席数学家,他竟然总是靠借债来维持生活。这迫使他不得不靠算命来谋生。“我的一生,”他曾经写道,“都在国库门口的乞讨中度过。”去世时,他只留下了二十二个克朗、两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堆手稿。莱布尼兹的身后也是一大堆债务;不过,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需要经常访问外国的王室、或者和那些与其身份礼节相称的要人聚会。

    与科学相关的最著名的债务人是约翰·亨特。他花掉了全部可利用的财富,都是他的劳动所得,来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收藏品,现在被称作亨特博物馆。他把所能弄到的钱都用来购买新物品。这些新物品都被木匠或瓦匠用来建造他的陈列馆。尽管在他去世之后,家人生活拮据,但把收藏品卖给国家所得的一万五千英镑,不仅还清了债务,同时还使他留名万世。

    伟大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在贫穷中通过艰苦奋斗而成为名人。有人一辈子都在贫困中挣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挥霍浪费。简·斯泰恩总是穷困潦倒,主要是由于他特别嗜好自酿的啤酒。因为,他开始是一名酿酒商,后来又成了一位酒馆老板。他有时喝酒,有时作画,有时还把亲眼目睹过的喝酒场面搬到画布上,甚至在他本人酩酊大醉时作画。他去世时欠债累累。死后,他的画作不断升值。到现在,它们已经价值连城。

    戈德史密斯是又一位逍遥自在的债务人。他的债务总是层出不穷。刚清偿一笔,又陷入了另一笔,而且越陷越深。做家庭教师时,他赚了第一笔钱——这是他的全部钱款——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匹马。亲戚们凑了50英镑,送他去内殿法学院去学习法律。但是,才到了都柏林,他就花光或者赌掉了所有的钱。接着,他去爱丁堡学医,因为替朋友作担保人,最后被迫逃离学校。此后,他两手空空地开始了欧洲之行,陪伴着他的只有笛子。一路上,他靠乞讨和演奏为生。回到英国时,他仍然是一贫如洗。后来,他自己经常说,几乎在欧洲的每个国家他都欠了债。

    甚至当戈德史密斯开始大量赚钱时,他仍然债务缠身。他总是一手进一手出。他被人催讨牛奶费;因为不交房租而被捕;不断地受到律师的威胁;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节俭的智慧。就在他的《韦克菲尔德的牧师》第二版发行的同一个月里,他开出的一张十五几尼的支票,在纽伯瑞遭到了拒付。在老证券大街出席博斯韦尔的晚宴时,他穿着“带有缎子衬里的珠皮大衣呢西装,和带花纹的真丝裤子”。这些衣服都属于他的裁缝。一直到去世,他都没有付钱。

    经济状况好转时,他的财务困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挣钱越多,他的开销就越缺乏理性,越挥霍无度。他无法拒绝让自己或别人享受。他甚至向别人借1个几尼,然后施舍给乞丐。他也会把正在穿的衣服、或者盖在床上的毯子送给别人。他无法拒绝任何人的要求。为了应付胡乱盲目的开支,他曾经许诺出书,并以此从别人手中借到了钱,但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他从不考虑明天,把已经抵押过的房产再次抵押给别人。就这样,去世时他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债务累累,正像刚开始时一样。去世时,他欠了2000多英镑的债。约翰逊惊讶地说:“难道从前人们这么信任诗人吗?”

    上文所列举的戈德史密斯和其他人的事例说明了这个世界对天才的粗暴对待,同时也证明了文人与艺术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无能。有人一直认为,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地对待那些天才,政府应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不像其他人或者普通民众那样做事,——表现出自尊和厉行节俭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或政府为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将于事无补。我们或许会同情可怜的戈德史密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始至终,戈德史密斯的真正敌人是自己。他收入丰厚,在14年里总共赚了8000英镑。如果在今天,这笔钱的数目还要大得多。他的《地球与有生命的自然史》赚了850英镑,——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是编写的比较有水平。约翰逊这样谈论他,“他也就能区分一匹马和一头牛,这就是他的动物学知识水平。”他的《好脾气的男人》一书赚了500英镑。他的其他作品也大致如此。他和约翰逊一样成功。但是,他缺乏约翰逊的冷静、自制与自尊。

    然而,在认真思考生活时,戈德史密斯也知道正确的生活道路,但他缺乏勇气去那样做。在写给弟弟亨利的信中,谈到他侄儿的职业时,他写到:“我亲爱的弟弟,要教育孩子学会节俭与朴素。让他看看他的糊涂伯父的下场吧。在从经历中学会节俭的必要性之前,我在书中得知人应该公正无私和慷慨大方。我养成了达观者的习惯与思维方式,而自己却处身于奸诈欺骗的环境中。就这样,因为经济拮据而又过于慷慨,我经常忘了公正的准则,使自己沦落到了与那些因为我的施舍而感谢我的人同样的境地。”

    人们对待债务的态度和方式千差万别。有人好像没有负担;有人感觉压力不大;有人则把债权人看作是迫害者,而自己则是受苦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道义上的感觉更为强烈,——使用别人的物品,而没有支付相应的金钱,——他们穿着没有付钱的衣服,吃着没有付钱的肉,喝着没有付钱的酒,用屠夫、杂货商、酒商和菜贩的东西来招待客人。他们必定会感觉到,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寒酸的、不诚实的,心理负担也必定非常得沉重。

    在沃尔特·斯科特勋爵的一生中,最感人的一件事是康斯特布尔出版公司失败后他的所作所为。他和这家出版公司的渊源颇深。他修建了阿伯兹福德庄园,成了一位地主,还是县治安官,认为自己是一位富人。但是,康斯特布尔公司突然倒闭了,他发现自己欠了10万多英镑的外债。“这太令人难以接受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说,“一生的劳动成果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最后我又变成了穷人。但是,如果上帝还能让我健康而又强壮地再活上几年,我一定能够挽回这一切,对此我深信不疑。”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完蛋了,他自己也几乎这么认为。但他还从来没有失去勇气。当债权人提议折中还债时,荣誉感使他不愿采纳他们的建议。“不,先生们。”他回答说;“只要给我时间,我就能还清所有的欠债。”尽管债务都是因为别人签订的合同而造成的,但他承担了债务的所有法律责任。秉持着绝不妥协的正直原则,他下定决心,只要能够做到,他就要还清最后一分钱。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去挣钱还债。但是,这件事却使他付出了生命。

    他离开了自己城里的住宅和家具,并且把个人财物托付给债权人作为信用抵押,以此来约束自己每年清偿一定数量的债务。他开始写作新的文学作品用来还债,其中有些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这些作品使他能够还清一大部分的债务,但是却无助于提高他的声望。他的第一批写作计划之一是撰写九卷本的《拿破仑·波拿巴的生平》。他在痛苦、忧郁与绝望中写了大约13个月。这本书带给他大约14000英镑。尽管受到了身体瘫痪的打击,但他继续写作了大约四年,还清了三分之二的债务。在文学史上,这项成就恐怕无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斯科特身体瘫痪,几乎拿不住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牺牲与努力证明斯科特是一位真正的英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保持着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医生劝告他不要从事过度的脑力劳动时,他回答说,“如果闲着没有事情做,我会发疯的。和这点相比,死亡一点都不令人害怕。”就在那次致命的发作之前不久,在阿伯兹福德庄园的房子前面的草坪上,他坐在椅子上打盹。他突然惊醒过来,掀掉盖在身上的格子花纹布,大声地喊道:“这真是闲得难过!送我回房间。把书桌的钥匙拿过来。”他们把他推进书房,把笔和纸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他抓不住笔;也无法写字;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他的精神并没有被战胜,但是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和枯竭了。最后死去的时候,他就像小孩一样睡着了。

    斯科特感觉到,就像每个敏感的人感觉到得那样,与负债相比,贫穷的负担压力轻得多。贫穷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它甚至可能激励精神伟大的人奋发向上。“金山与宝座的下面,”吉恩·保罗说,“埋藏着无数精神巨人。”里克特甚至认为贫穷是一件好事,在生命中应该早些到来。毫无疑问,斯科特的负担过于沉重,因为那时他已经步入垂暮之年。

    约翰逊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却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从来都不知道财富为何物。他的思想总是比他的财富更了不起;正是思想使人变得富有或者贫穷、幸福或者痛苦。约翰逊的粗鲁和直率的外表下掩盖着他的男子气概和高贵本性。他很早就经历了贫困与债务,并希望自己能够远离二者。上大学时,他的鞋子破了,脚经常露出来,但是他穷得买不起新鞋。他知识渊博,但是口袋空无一文。读者可以从他的《生平》中了解到在伦敦的最初几年里他如何在困苦与贫穷中挣扎。他一天的食宿费只有四个半便士,由于穷得付不起一张床位,他只好与萨维奇一起整晚地在大街上游荡。他勇敢地努力奋斗,从不哀叹和抱怨命运,而是尽力地改变命运。

    这些早期的苦难与挣扎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伤痕;但是,它们也扩大和丰富了他的阅历,使他更富有同情心。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的心中仍然挂念着那些比他更穷困的人;他总是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或者比他更穷苦的人。

    鉴于他的悲伤经历,在债务问题上,没有人比约翰逊更有资格发言了。“千万要记住,”他在给博斯韦尔的信中说,“不要仅仅把债务看作是一种麻烦;你会发现债务其实是一场灾难。首要的事情是不要拖欠任何人的债务。不论你有多少,都不要把钱花得一干二净。节俭不仅是生活安定的基础,而且是行善的前提。”在给辛普森律师的信中,他说,“小债务就像小子弹,它们从四处呼啸而来,我们很少能够躲过它们而不受伤害。大债务就像大炮,响声震天,而危险很小。因此,你必须能够偿还那些小额的债务,这样你才能够有充裕的时间来应付其它事情。”“先生,”在给耐心而又虚心的博斯韦尔的信中,他说,“尽可能地使自己心安神定;总是量入为出,这样你就不会错得离谱。”

    那些靠智慧、才干、或天分谋生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养成了奢侈浪费的坏习惯。查尔斯·诺迪尔这样描写一位卓越的天才,“在知识和艺术生活中,他是一位天使;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他只是个孩子。”同样的话或许可以用来评价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专业工作中,以致于无心考虑自己的努力成果如何换成英镑、先令和便士。如果他们把金钱因素放到首位,世人大概就不会继承他们的那些天才作品了。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一版卖了5英镑。如果仅仅为了这点版权费,他就不会花费多年的心血来写作它。同样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通过工作而赚取生活所需,席勒也不会辛苦工作20年而攀登上思想的巅峰。

    与此同时,天才也不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算术法则。如果少挣多花,他们就会债务缠身。他们也不应该抱怨世人排斥他们,不接纳他们。他们的自立或穷困潦都取决于自身的品行;如果挥霍无度,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承受同样的后果。在《潘登尼斯》一书中,在刻画夏登上尉的性格时,萨克雷说了许多文人的坏话。其实,他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而已。“如果一名律师,”他说,“或者一个士兵,或者一位牧师入不敷出,不付清账单,那么他就必须进监狱;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文人之所以没有被忽视,因为他们是文人。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指望社会大众,因为他们是文人,对他们的过错网开一面。为了这个世界,同时也为了他们本身,文人与艺术家有必要像其他人一样考虑“为苦难的日子做好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斯塔尔夫人说,“想象力和艺术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舒适与幸福。”世人应该慷慨地帮助他们;所有的好人都应该帮助他们;但最好的做法是,他们应该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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