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唐开斯特的罗伯特。
我曾经拥有、并消费这里的一切;
我曾经给予、并拥有这里的一切;
我曾经离开、并失去这里的一切。”
——1579年,墓志铭。
“对于许多游手好闲之徒而言,乞讨得来的一个便士比挣来得一个先令更让他感到满足。”——道格拉斯·杰罗尔德。
“偷了一头猪,却假惺惺地把猪蹄施舍于穷人。”——西班牙谚语。
若要慷慨,人必须先做到节俭。节俭不只方便自己,而且惠及他人。它兴建医院,捐助慈善,创办学校,扩大教育的影响力。仁爱出自于那些最善良的心灵。它的非凡精神使世上的大慈善家,——霍华德家族,克拉克森家族,纳维尔家族——变得高尚,并成为了道德的典范,国人的膜拜偶像。
我们普通大众的心中也有着同样的情感。无论是最贫穷的人,还是日常工作者,或者身份卑微者都有行善的天赋,并会因之而受益。它会带给施与者与领受者同样的快乐。
人并非只在富有时才可以帮助别人。约翰·庞兹并非富人。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许多贫儿免费学校。他性情温和,从自己的工资中省出钱来给学生买食物。他之所以吸引他们,因为他善良,有时也因为他给予困境中的学生的帮助;他教育他们,把他们送入社会工作,他的榜样激励着他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罗伯特·雷克斯也不是富翁,但是他创办了主日学校及其他学校。托马斯·莱特并不富裕,可是他在监狱做了许多善事。推动教育与禁酒运动的圣文森特·德·保罗和马修神父也不富裕。牛顿、瓦特、法拉第等伟人们;以及泽维尔、马丁、凯里、利文斯通等伟大的传教士们都不是富人。
实际上,我们夸大了财富的力量。为了改造人们,使他们脱离罪恶的行径,弃恶从善,我们募集了大量的善款。不过,光靠捐款还不够。只有品行才能完成这项工作。金钱从来都无法做到这点。钱财从来都不会造成社会的重大变革。要克服人们的放纵、鼠目寸光、亵渎宗教等恶习、引导他们在达成正当和高贵的目标时追求幸福,就必须要求他们具有真诚的决心、切实的献身和辛苦的工作。金钱可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但金钱自身却毫无用处。使徒保罗在大半个罗马帝国传播了基督教;但是,他靠做帐篷、而不是募捐为生。在慈善事业上,我们更需要的不是那些富人,而是那些热心、诚恳和诚实的人,他们更愿意资助慈善。
对黄金的热爱会使人放弃对其他一切事物的追求。对钱财的追求已经变成了国民的固定习惯。许多人都沉溺其中,对其它的所有幸福,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它们不值一文。而后,这些爱财之人希望通过捐助慈善来恢复他们的道德层次!他们的心中只有像山一样沉重的黄金。那些能够抵抗财富压力的人将会继续刻苦勤奋,意志坚定。他们不是普通人。因为,有钱人往往容易变得懒散,挥霍无度和自我放纵。
人们整日辛苦地劳动,希望能够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要摆脱贫困。实际上,他们已经生活富足了。他们不停地搜刮钱财,一先令一先令地攒钱,有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做出卑鄙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可能已经积累了自己享用不尽的大量财富。他们仍然忙碌不止,不断地绞尽脑汁,尽量地增加已经过剩的财富。这些人或许在早年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无法感受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对书本一无所知;有时他们甚至不会拼写自己的姓名。他们脑子里想到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金钱、以及如何赚钱。除了财富,他们没有任何信念。他们约束孩子,教他们学习自己的一切。
最后,这些积累的财富传到了孩子的手中。以前,他们花钱受到限制。现在他们可以随意消费。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他们大肆挥霍,不再像父辈那样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他们要做“绅土”,像“绅士”那样花钱。很快,好像长了翅膀似的,钱都飞走了。第一代人积累财富,第二代人肆意消费,第三代人变得一无所有,又重新陷入贫困。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兰开郡有一句谚语,“两代木屐鞋,一代长统靴。”第一代人穿木屐鞋,积累了“一笔财富”;他的富儿子花光了这笔财富;到了第三代,这家人重新又穿上了木屐鞋。在议会发表演说时,有人问一位议会荣誉勋章的候选人是否有许多钱。“许多钱?”他说;“啊,是的。我有许多钱!——我浑身上下都是钱!”
穷人往往因为不够节俭而受到惩罚,富人则因为节俭过头而遭到更大的报应。他们变得越来越吝啬,以为自己正日渐变得贫穷,会像乞丐般死去。我们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例。比如,伦敦的一位非常有钱的商人,过了一段贫苦的日子之后,去了乡下他出生的那个教区,向教堂申请领取穷人救济金。虽然家财万贯,但他终日惶恐不安,担心自己会变成穷人。当地的教会发给他救济金,他确实像叫花子一样地死去了。北方的一位富有的商人也在领取了救济金后死去了。当然,上述案例中的这些“贫穷的”富人的遗产执行人都向支付救济金的教区当局归还了那些费用。
“世上所有的富人和贪婪之人,”杰里米·泰勒说,“最终会发现,世人也会发现,他一生的小心谨慎,无非是邻居的一句话,‘他死时很有钱’;对于躺在坟墓里的他,财富毫无益处,而只会在末日审判之际增添一笔不光彩的记录。”
富裕和幸福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幸福与财富成反比。许多人一生中的最幸福时刻是他们与贫穷做斗争、逐渐摆脱贫穷的那些日子。那时,他们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为了将来的独立而省吃俭用;那时,在为了一日三餐的辛苦工作中他们滋养心灵,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富有;总体而言,他们在家里感觉更加幸福,对社会更有贡献。威廉·钱伯斯是爱丁堡的一位出版商。谈到早年的辛勤劳动时,他说,“回顾那段时光,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几乎觉得有些遗憾,我不能再有一次同样的经历。那时,口袋里没有一枚六便士的银币,在爱丁堡的一间小阁楼里专心学习,我感到非常快乐。比我现在坐在雅致和舒适的大厅里快乐多了。”
贫穷并非不光彩的事情。人们经常赞美贫穷而又诚实的人。如果没有降低人格去干错事、没有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没有坑蒙拐骗,那么一个人的贫穷就是最体面的和光荣的。但是,一个能够自谋生路、而且还能够储蓄的人不是穷人。一个能够用现金支付所购物品的人非但不是穷人,而且富裕得很。和懒散、到处欠债的绅士相比,他幸福得多啦。那些绅士的衣服、鞋子和事物都赊欠自裁缝、鞋匠和屠户。孟德斯鸠说,一无所有的人并不贫穷;一个不去工作、或者不能工作的人才真正贫穷。一个能够工作和乐于工作的人比那些家财万贯、无须工作的人要富裕得多。
没有什么能够比贫穷更能使人变得睿智。许多伟人都出身穷人。贫穷往往能净化道德,振奋精神。对于勇敢者而言,艰难的任务经常是最令人快乐的任务。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证明,勇敢、真诚、大度,和人的财富并不成比例,反而和他的寒微成正比。至勇者往往是赤贫者。他们总认为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现时需要。一位牧师说过,上帝制造了贫穷,但是没有制造痛苦。贫穷和痛苦之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诚实的贫穷是体面的,苦难却是丢脸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苦难都是管理不善、懒散和酗酒的后果;贫穷而不失诚实让人尊敬。对于能够恪守清贫的人而言,贫穷无损于他的尊严;但是,一个靠乞讨为生的人将会永远一事无成,而且贻害社会。
穷人往往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比富人幸福得多。尽管有人可能羡慕他们,但是没有人愿意沦落到他们的境地。穆尔曾讲述过一则关于一位贪吃的、整日享乐的东方暴君的故事。这位暴君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寻找最幸福的人。一旦找到,使者就要立刻抓住他并脱下他的衬衣,把衬衣带回皇宫,交给国王。这位使者发现了一个非常幸福的爱尔兰人,——他幸福快乐,唱歌跳舞,挥动着他的橡木棍。于是,这位使者过去抓住他,想脱下他的衣服。结果呢,他发现这个爱尔兰人竟然没有穿衬衣。
《旧约·箴言》第三十章中亚古珥说得最好:“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于我。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的饮食。”人的快乐天性分布不均。这种不均比财富的不均重要得多。大卫·休姆说,知足常乐的天性至少可以抵得上每年一千英镑的收入。蒙田曾经评价说,财富带给人的快乐很少。人性的善恶并不取决于财富。灵魂的力量远大于财富,它决定了人性的善恶,因而成了决定快乐或忧伤的天性的唯一原因。
英国素以乐善好施而为人称颂。基佐先生说,来到英国的外国人看到到处都是用来纪念解救各种苦难的、高贵的、人们自愿捐资兴建的纪念物。那时,他的心里对英国人的丰富资源感到了惊奇,对英国人使用资源的方式也感到由衷地钦佩。但这只是外国人的看法。本国慈善家的观点可能更深入透彻,倾向于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捐赠的效果。他们以为,慈善是否只起到了好作用,这一点值得怀疑。和人一样,慈善有时是盲目的,而且经常被人误导。除非明智地使用金钱,否则它就会经常害人而不是助人。如果施舍能够帮助穷人提高改善自己,那么伦敦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了;因为大约有三百万英镑被用于慈善;每三个伦敦居民中,就有一个受到慈善机构的救助。
为慈善而募集钱财非常容易。捐助名单总是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有很多原因,比如,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向富人要求募捐;捐钱是件非常容易做的事情;捐钱可以节省时间;捐钱被看作是人的宗教职责等等。然而,如果不假思索地捐钱、不考虑这些钱的使用,非但不会使同胞受益,反而可能常常带给他们最大的伤害。真正的慈善不在于捐赠钱财;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慈善捐款分发给穷人,那么慈善捐款只会损坏他们的自尊基础,毁掉这项道德工作本身。慈善事业的许多做法制造了许多罪恶,而它们的本意却是要消除这些罪恶。它助长了穷人依赖他人施舍的恶习;它使得穷人对那些近在咫尺的、更健康的福利手段视而不见。
只有施舍的慈善是毫无意义的纵容,而且往往是一种恶习;仅仅施舍钱财不能达到慈善的目的。一位作家最近曾经说过,“品德高尚者所犯的罪行、虔诚者对神灵的亵渎、聪明睿智者所做的蠢事几乎都不如仁慈者的残忍。在这个世界上,聪明睿智者的大部分工作是为了消除好心人的过失。”
“公共慈善事业,”已故的利顿勋爵说,“往往只是对大众的懒散和恶习的奖赏。这一点使我们了解到,人类智慧中的谬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多么不幸的教训啊!这浪费了多少善意和同情捐赠的物资啊!个人的过失对慈善、甚至对国家的道德品质,造成了多么大的曲解啊!慈善是对于人的自尊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是一种贵族式的情感!当穆罕默德不加控制、同意人们恣意放纵、肆意淫乱时、当他鼓励慈善这一最易实行的美德时,他证实了自己对同类的洞察力。”
在伦敦,有些神职人员认为,慈善事业不利于在人民中间传播宗教。斯通牧师说,“如果牧师看望穷人时,一只手里拿着《圣经》,而另一只手里没有面包、毛毯或者金钱时,他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现在的慈善救济体制就是一直在这样滋养着贪图物质享受的精神;他们的那些自私的期待都得到了满足。现行的慈善体制没有使人们了解关于节俭的最重要的和有益的教训,即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状况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是告诉他们,贫穷本身就足以构成申请救济金的理由。就这样,他们变得更加挥霍浪费、邪恶堕落、坑蒙拐骗、虚伪做作。”
真正的慈善家是那些努力消除苦难、依赖和贫穷的人,特别是那些坚持不懈地帮助穷人自立的人。这就是“教区传教妇女协会”的巨大优势所在。在伦敦的几个教区里,她们与居民们进行亲密的交流,用各种方法尽力地帮助他们。但是,她们避免盲目地施舍钱财。她们的目标是“帮助穷人自立,通过使他们感到能够自立来提高和改善他们。”慈善事业在各个阶级都可以发挥作用;最令人高兴的是,有许多声望颇高的妇女参与了这项高贵的事业。
近几年还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其他社团。它们提供了许多可喜的更高水平的、更理性的、以及更具基督教精神的慈善形式。这类协会的重要工作内容涉及改善工人的住所,建造澡堂和洗衣房,为工人、海员和仆人建造住房,培养工人深谋远虑和节俭的习惯,在人民中扩大知识的好处。这些社团没有削弱人们的自立。他们真正地帮助人们自立,只有他们才值得获得嘉奖和受到鼓励。他们倾向于改善大众的条件;他们是博爱精神的最高体现;在任何时代,他们都会结出硕果。
伦敦的一流医院之一是由书商托马斯·盖伊创建的。人们都说他一直是个吝啬鬼。不管怎么说,他肯定一直是位节约和省吃俭用的人。如果不节约,他就不可能创立这样的基金。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必须能够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看起来,托马斯·盖伊很早就有了做慈善事业的想法。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塔姆沃思兴建和捐赠了一座救济院。它共收留了十四个穷人;每年还发给他们养老金。后来,因为一个和他的职业相符合的想法,他又为他们建了一座图书馆。以前他本人在塔姆沃思受过教育,曾经亲眼目睹了许多忍饥挨饿和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寒风肆虐的冬天受苦受难。这座救济院就是他为了救助他们而做出的贡献。那时,盖伊是伦敦的一位书商。盖伊的发达不是因为卖书,而是因为买卖南海公司的股票。当股市崩盘时,他手上没有股票。但是,他已经赚了几十万英镑的利润。这笔钱主要被用来修建和捐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家医院。1724年,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这家医院封顶竣工。
在伦敦的大慈善家中,我们不能忘记美国银行家皮博迪先生的名字。我们需要一本书来记录关于他的事迹;但是,我们在此只能用一段文字粗略地描述一下。他是那些最早注意到伦敦的工人阶级无房可住、或者至少是采取了补救措施的人之一。那时,伦敦正在大量地修建地上地下铁路,开创和拓宽新的街道,兴建新的公共建筑。穷人的住房被摧毁,他们被赶离老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或许他们居住得更加拥挤不堪,滋生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成立了各种协会和公司来试图救治这些不幸。悉尼·沃特洛爵士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许多人纷纷仿效他的做法。不过,一直到皮博迪先生为伦敦的穷人留下了大量的捐赠之后,才能采取大规模的、广泛的做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他的财产托管人已经在这座大都市的许多地方修建了一排排的工人住所。这些住所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到其他地区。皮博迪住所成了工人住所的范例。它们是干净、整洁和舒适的住所。在这些住所里,酗酒大幅减少;人们的道德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皮博迪先生希望,他的慷慨好施应该“直接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他希望“不仅现在的伦敦人、而且将来的伦敦人都会欣赏和感激”这一切。从托管人所做的一切来看,毫无疑问地,他们忠实而又高贵地执行了他的本意。
所有这些救助穷人的慈善家们起初都是中等收入的人。有些人曾一度穷困潦倒。约瑟夫·惠特沃思爵士曾是索斯沃克的克莱门特先生手下的一个技术工人。克莱门特先生是龙门刨床的发明者。约西亚·梅森爵士曾先后做过沿街叫卖的小贩,面包房工人,鞋匠,地毯编织工,珠宝匠,戒指匠(这时他第一次赚了一千英镑),制笔商,炼铜匠,电镀工。在最后的这个行当中,他发了大财。皮博迪先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美国的一个小职员一直到伦敦的银行家。他们的那些捐赠都是自制、勤勉、冷静和节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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