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河杀手

    2003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连环凶杀案——“绿河连环杀人案”在西雅图开庭，这位连续杀害几十名妇女的杀手加里·里奇韦在法庭上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令人毛骨悚然的“绿河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从1982年开始，美国西雅图南部绿河沿岸开始出现恐怖气氛，那里的48位年轻女子先后遇害，先后被发现的失踪女性尸体也让该地的民众陷入恐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西雅图瑞登区一家卡车工厂的油漆工人加里·里奇韦。

    里奇韦的第一个猎物是16岁的少女奥帕尔。1982年8月，奥帕尔突然失踪。三天后，一位钓鱼爱好者在沿着绿河划船钓鱼时发现了两具少女的尸骸，他惊恐万分地回到地面，跑到警察局报警。警察封锁了现场，开始打捞尸骸，结果，除了报案人说的两具尸骸，警方还发现了第三具女尸。经鉴定，第三具尸体正是奥帕尔，她是被人勒死的，另外两具尸体也是少女，死于一个星期前，她们同样是被勒死的。不过，沉尸河底的时间不到两天。

    当“绿河连环杀人案”屡次占据报纸头条时，西雅图警方成立了专案小组，全力追查凶手。就在警察搜集线索时，怀有8个月身孕的16岁少女玛丽·玛格丽特失踪，警察觉得，玛格丽特失踪案和“绿河杀手”肯定有关。当警方投入调查时，另外两名16岁的少女也失踪了。几个月里，西雅图警方全力破案，被害者却越来越多，到1983年4月，已经有14位少女神秘失踪。警方认为，案件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因为发现尸骸的位置都在绿河附近，于是警方给杀手起了一个代号——“绿河杀手”。

    1983年5月，21岁的卡罗尔·克里斯汀被杀。她是被鱼线绞死的。凶手在抛尸现场蹩脚地复制了《最后的晚餐》的场景，似乎在嘲笑警方的无能。1983年夏天，又有9位少女失踪，警方焦头烂额，当地居民则陷入了恐慌。侦查中，警方发现了少女失踪案的一些共同点，被害人都是白人女性，她们都是14到23岁的女子，有的是在“红灯区”工作的妓女，有的是离家出走的少女，失踪地点则多是公共汽车站或者是汽车旅馆。

    由于妓女没有固定的住所，常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更换住址，这样一来，即使失踪也不能马上被人知道，这给警方调查嫌疑人带来了很大困难。警方设想，既然凶手将杀害对象指向妓女，那就从嫖客开始调查。西雅图警方在一些脱衣舞厅和酒吧进行调查，还派出女警员乔装成妓女，其间，里奇韦曾经勾引过一位装扮成妓女的警察，可是警方没有过多注意。

    1984年，案件出现了转机。34岁的玛丽·马尔瓦尔被杀后，她的男友告诉警方，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友时，她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警方调查发现，这辆车归加里·里奇韦所有，当警方找他核实时，里奇韦不承认认识马尔瓦尔，但是他已经被列入嫌疑人名单。警方对他进行了审讯，还用测谎仪进行测试，没想到，他竟然奇迹般地通过了测试。1987年，警方再次搜查了里奇韦的家，还获取了他的唾液和毛发样本，由于当时的检测技术有限，警方没有获得有力线索。

    后来，由于被害人总数超过了40人，案件由FBI接管，十几位联邦探员组成了专案组，全力追查凶手。随着材料的增多，专案组又加入了许多人，鼎盛时期，共有56人参与侦查工作。他们盘问了4000名嫌疑犯，筛选出100个重点对象，可惜收效甚微。专案组组长雷切特认为，一个在妓女街工作的出租车司机最有可能是凶手，当警方监视这名司机时，又有无辜女子被害，一时间，FBI的专案小组成了笑料，雷切特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迟迟找不到凶手，专案组被迫解散，成员都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工作，只有雷切特继续在追寻线索。转眼20年过去了，“绿河杀手”不再作案，却依旧逍遥法外。一些人在网络上建立了“绿河疑案”网站，公开搜集相关线索，记者还专门为这件案子写了一本书，名叫《寻找“绿河杀手”》。

    进入21世纪，人们以为“绿河杀手”永远都不会被绳之以法，他或者已经死了，或者因为其他案件被送进了监狱，而“绿河连环杀人案”可能永远无法告破。直到2001年11月30日，西雅图警方突然宣布，他们抓住了一位“绿河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加里·里奇韦。

    “绿河连环杀人案”被重新调查，缘起于2001年4月。当时，雷切特出任华盛顿州金县的警察局局长，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绿河杀手”这个案子，于是，他重新安排了人员，继续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由于犯罪痕迹学的技术取得进步，警方重新核对了里奇韦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里奇韦的唾液样本和受害人体内的精液样本具有相同的DNA结构，警方不禁感慨，如果案件发生时，警方就具备先进的科技水平，案件可能早就告破了。

    2001年9月30日，西雅图警方在一家货车公司门口将里奇韦带走，随后搜索了他的住所。加里·里奇韦出生在犹他州盐湖城，被捕之前，他和妻子住在西雅图南郊的中产阶级社区，每天到工厂上夜班。从20岁起，他在这家工厂担任夜班油漆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里奇韦身材矮小、头发稀疏，还戴着眼镜，光看他的外貌，没有人会想到他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很友善，邻居说，里奇韦平时衣着整洁，做事一丝不苟，见到人也会温和地打招呼，他平时不太出门，周末的时候都是待在家里。他还有个儿子，他对儿子也非常好。因为“绿河杀手”和里奇韦给人的印象差距太大，他的邻居一度怀疑警方抓错人了。不过，同事们对他的印象和他的邻居不太一样。他的同事说，里奇韦个性有点奇怪，有点神经质。

    实际上，警方当年的调查出了一点偏差。西雅图警方在调查凶手时，运用了刚刚兴起的心理分析图像方法，他们认为，犯下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一定有犯罪前科，吸烟、酗酒，在单亲家庭长大，人格存在缺陷。可是他们错了。里奇韦没有任何前科，他不吸烟也不喝酒，在父母陪伴下长大，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当然，这并不代表他的心理没有问题。

    1970年，里奇韦和相恋几年的女友结婚，当时他正在服兵役。后来，他被派往菲律宾，一年后回国。他本想重回爱人怀抱，结果等待他的不是温暖的家庭，而是妻子呈上的离婚协议书。原来，在他身处他乡期间，妻子已经另结新欢。经过一年多的拉锯战，里奇韦最终和妻子协议离婚，此后，他开始痛恨女人。1972年，他第二次结婚，妻子发现，他变得非常怪异，有时候很晚回家，身上还带着泥和土，1980年，妻子和他分居，一年后离婚。此后，他又多次走入婚姻，可惜都好景不长。

    在多数案件中，他见到被害者的第一眼就起了杀心，在不知道对方名字的情况下，他就将人杀死，事后连长相都不记得。里奇韦说，他痛恨妓女。作案时，他会先让被害人上车，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然后再将对方勒死，抛尸荒野，里奇韦说，这样一来，女人就不会抛弃他了。他之所以选择妓女下手，是因为她们很容易被带走，不会引起他人注意，也没有人会向警方报警。

    历史上的连环杀手除了杀人，还会干一些盗车、入室行窃的勾当，里奇韦却没有。很长时间里，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娶妻生子，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32年。一些犯罪专家甚至怀疑，他真的是“绿河杀手”吗？奇怪的是，里奇韦心理素质非常好，他曾经两次接受警方的谎言测试，结果都顺利过关。如果不是DNA技术的发展，恐怕他还在逍遥法外。

    在警方列出的被杀女子名单中，有6名女子并不在名单上，按照里奇韦的证词，警方又找到了4具尸体，此外，警方认定他在1984年已经停止杀人了，里奇韦却说，他在1990年和1998年先后杀死了两名女子。由于案情复杂，警方缺乏可以直接提出指控的证据，两年时间里，他和控方陷入了僵持。最后，控方和里奇韦达成了“认罪求情协议”，里奇韦认罪，配合警方调查，以换来法官豁免他的死刑。

    2003年11月5日，54岁的里奇韦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过去20年里，他先后杀死了48位女性，其中18人不到18岁。这个数字只是警方保守的估计，因为加拿大警方怀疑他和温哥华一个贫穷社区失踪的45名女性有关，美国警方也扩大了调查范围，看他是否和美国西岸、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妇女失踪案有关，警方担心这些人已经遇害，但是没有发现一具尸体。

    2003年12月18日，金县高等法院判处里奇韦48个终身监禁，不得保释。2005年，里奇韦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绿河杀手》。

    谢伟思的悲剧

    二战后期，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苏联，国际上，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威慑苏联，国内则兴起了惩治共产党的运动，美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都成为“潜在间谍”。有过打击共产党经历的胡佛也频频出手，不断夸大共产党人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以扩大FBI的职权，创造新的战绩，申请更多的活动经费。胡佛到了晚年时曾说，共产党的威胁不过是用来吓唬统治者的谎言罢了。

    FBI大力打击共产党人或许出于自己的目的，打击行动却取得了令胡佛非常满意的效果。经过FBI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轮番镇压，1944年到1956年间，美国共产党人数锐减，从8万人下降到2万人，到1974年，美国境内只有2000多共产党人。

    新中国成立后，FBI又重新找到了打击共产党的理由。50年代，参议院麦卡锡在国会上发表讲话，称国务院里窝藏着共产党人，这些人的目的就是颠覆美国。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FBI也出面帮忙，逮捕任何有亲共、反美倾向的美国人，其中自然有许多人无辜受难，成了“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有“中国通”之称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就是其中之一。

    谢伟思的父亲是浸礼会的传教士，1905年带着妻子到中国成都创办了基督教青年会，四年后，家中的长子在成都出生，他就是谢伟思。谢伟思在成都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11岁时，他跟父母迁居到上海，在那里就读美国学校，回到美国后，他在家乡加利福尼亚州读中学，后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

    1933年，谢伟思通过国务院的考试，成为一名外交人员，后来他自费回到中国，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工作。两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到北京担任文化官员。在北京期间，他开始读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全面进修中国语言和文化，他还亲身体验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和美国驻中国的其他官员相比，他更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谢伟思被调到上海的美国驻华总领事馆，后又调到“陪都”重庆，1944年，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见到了和上海、重庆不一样的中国，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可惜，他的这些报告全部石沉大海。

    谢伟思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即使他不是共产党人，也会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做出一些判断。在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期间，他建议美国同时给予中共支持，这样不仅可以尽快打败日本，也可以和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他还建议美国在中共控制的地区设立领事馆，美国方面也在考虑，后来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作罢。1945年，谢伟思再次前往延安，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他被调回华盛顿。

    在华盛顿等待新的职位安排期间，谢伟思将一些关于中国情况的文件与《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夫分享。《美亚》杂志是一份双周刊，主要刊登一些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贾夫曾经到过延安，当时正因为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受到FBI的监视，与贾夫之间的往来，让谢伟思惹上了麻烦。

    1945年1月26日，《美亚》刊登了一篇有关泰国局势的文章，结果和FBI获得的机密资料非常相似，3月11日，《美亚》杂志纽约办事处被FBI查抄，相关人员受到调查和监视。6月6日，贾夫、谢伟思等五人被FBI逮捕，谢伟思一时间成为“赤色分子”，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被搜查，全部文件被没收。

    谢伟思最终被判无罪，但是整个事件给他留下了“行为有失检点和谨慎”的把柄。之后，谢伟思被派到日本，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其间，国务院根据FBI提供的材料，又对谢伟思进行了四次调查，可是没有一次查出他的不当行为。

    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兴起之时，谢伟思被指控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伙与合作者”，当时，他即将到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赞，赴任途中，他被华盛顿召回，接受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讯问，结果，“忠诚审查委员会”裁决谢伟思无罪。1951年，谢伟思再次接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传讯，这一次，他被安上了一个新的罪名，并得出了一个不利的结论：“对他的忠诚是有理由表示怀疑的”。判决生效后，谢伟思被开除出国务院。

    告别外交官的生涯，谢伟思在一家制造阀门的公司找到了工作，他重新学习如何设计阀门产品，经过摸索和钻研，他还获得了一款新产品的专利，糊口谋生的同时，他也在为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申诉。1957年，麦卡锡风头过去，最高法院否定了当初“忠诚审查委员会”对谢伟思的判决，恢复了他被开除的职位，谢伟思得以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只可惜，他再也没有受到重用。

    1962年5月，谢伟思提前退休，回到老家伯克利定居。他选择通过继续进修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1964年，他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开始进修哲学博士的课程，不久，他受聘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1971年，时隔26年后，谢伟思重新回到中国，见到了许多老朋友。1984年，谢伟思再次访华，受到胡耀邦和李先念的接见。1999年，谢伟思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

    是替罪羊还是叛国者

    1945年，美国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向世人证明了原子弹的威力，凭借对原子弹设计、制造技术的垄断，战后的美国在军事上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世界范围内无人能敌。仅仅过了四年，苏联就成功爆破了原子弹，美国人怀疑，苏联人一定是盗取了他们的核技术，才能在短时间里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于是，FBI开始调查战争期间苏联在美国建立的间谍网络。伴随着FBI的调查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一对在美国生活的犹太夫妇——卢森堡夫妇成为间谍案的主角，由此引出了被胡佛称作“世纪大案”的美苏间谍案。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太太朱利叶斯·卢森堡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大学时代。卢森堡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大学期间，他支持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妻子朱利叶斯是他的老乡，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分子，她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躺在纽约市的街道上罢工，逼迫雇主在妇女权益上做出让步。

    二战期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曾经到美国、英国等西方盟国的犹太人社团访问，宣传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努力，动员西方犹太人支持苏联。经过广播演讲、参加集会等宣传手段后，西方犹太人产生了强烈的亲苏氛围，有的人为苏联军民提供金钱和物资支持，有的人则被克格勃招募，成为苏联间谍。

    1942年，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的塞米诺夫——他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特工——将埃赛尔·卢森堡招募为间谍。利用工作机会，埃赛尔将他在工厂里得到的最新情报送到莫斯科。塞米诺夫被召回莫斯科后，由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菲克力索夫接替他的工作。1943年，菲克力索夫在纽约工业街的一幢简陋楼房里见到了埃赛尔，他给埃赛尔一个莱卡相机，以便他能将得到的文件拍下来，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减少见面的次数。

    整个二战期间，埃赛尔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其中包括国防工业的技术情报，如无线电引信技术。在导弹上安装无线电，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当时，美国军队花大力气研究这项技术，相关文件都是高度保密的。埃赛尔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机密文件，不过他可以自由出入工厂，他看到了制造引信所需的零件，一些零件是制造过程中废弃的，准备丢弃到垃圾场等待处理。埃赛尔灵机一动，他将废弃的零件重新组装回去，形成了一个完好的引信。

    引信组装好了，如何运输却成了最大的难题。重达9公斤的引信，埃赛尔肯定无法凭借一人之力将它搬出去。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将引信装在纸箱子里，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去垃圾场途中，他又买了一箱货物，他叫司机先将货物运到他家，然后再去垃圾场。利用这个机会，埃塞尔将引信搬到了自己楼上。经过周密的安排，埃赛尔将引信交给了菲克力索夫。克格勃在拿到这个引信后，立刻想办法运回了苏联。

    除了给菲克力索夫提供情报，埃赛尔还负责发展新的间谍，妻弟大卫·格林葛纳斯成为他第一个发展的对象。当时，大卫·格林葛纳斯正参与“曼哈顿工程”，负责原子弹项目的服务，埃赛尔希望通过大卫获得有关原子弹的技术机密。只可惜，大卫只是一个底层的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与原子弹相关的机密内容。

    FBI对卢森堡夫妇的调查要从一个未完全烧毁的密码本说起。FBI得知，克格勃特工有一个工作惯例，他们在全世界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一页只能用一次，用后马上销毁。一次，苏联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将密码本烧干净，让FBI获得了从波兰人手中重金购买苏联机密的机会。FBI很快就破译了克格勃的通讯录，第一个被查出来的间谍是德裔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向苏联方面透露原子弹的技术机密。

    富克斯说，他在参与“曼哈顿工程”期间，曾经向一位苏联间谍提供过有关原子弹制造的情报。FBI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对富克斯身边的人展开调查。富克斯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只知道代号“雷蒙德”。FBI循着线索调查到了费城的一位化学家哈利·戈尔德。他也是一名苏联间谍。

    1950年，当FBI探员搜查哈利·戈尔德的房间时，发现他利用全美旅行的机会搜集有关原子弹的情报。证据确凿，FBI逮捕了戈尔德。戈尔德承认，他是富克斯和苏联间谍的接头人，他同时为几个苏联间谍传递情报。FBI调查发现，与戈尔德联系的苏联间谍都是美国军事计划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大卫·格林葛纳斯。

    大卫·格林葛纳斯和妻子露丝·格林葛纳斯都是美国共产党成员，被埃赛尔招募后，大卫也在寻找机会拿到一些关键的资料。1945年，趁回纽约休假的机会，露丝交给朱利叶斯几张记录纸和有关弹头模型的草图。朱利叶斯还给露丝一个用来核对暗号的标志物，后来，这个标志物成为指控卢森堡夫妇叛国的有力证据。

    戈尔德被逮捕之后，埃赛尔曾劝说格林葛纳斯夫妇出国避一避风头，但是他们没有听从劝告。后来，大卫·格林葛纳斯被捕，并且同意和FBI合作。没过多久，卢森堡夫妇被捕。美国政府对卢森堡夫妇提出的指控是，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的前三个月，卢森堡夫妇曾经向苏联提供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机密。在未宣判之前，胡佛已经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是“20世纪最重大的罪犯”。 不久，卢森堡夫妇的同伙莫尔顿·索贝尔在墨西哥被捕获，当时，他正在寻找海外的帮助。

    1951年，卢森堡夫妇和莫尔顿·索贝尔一同在纽约市联邦法院接受审判，法官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犯有“阴谋叛国和间谍罪”，经过陪审团的确认，两人被判处死刑，莫尔顿·索贝尔则被判刑30年。随后，卢森堡夫妇被关押在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其间，他们的律师一再上诉，但是都被驳回。

    到1953年，已经被关押三年的卢森堡夫妇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卢森堡夫妇发出声援，巴黎、伦敦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罗马教皇也对美国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美国民间为他们请愿的呼声越来越大，总统艾森豪威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原判，理由是：“这样的判决只会死两个人，拿到原子弹技术机密的苏联人可能会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许多科学家证实，卢森堡夫妇从大卫·格林葛纳斯那里获得的情报价值很小，相反，富克斯泄露的机密更为重要。1953年6月19日，卢森堡夫妇被押解到刑室，坐上了执行死刑的电椅。临刑前，他们再次声明自己是无罪的。吊诡的是，富克斯最后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一般来说，各国情报部门对深入本国的间谍人员都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除了少数深度潜伏者之外。除非间谍人员做了危害本国安全的事，否则的话，情报部门只会秘密监控，不会实施抓捕。为了满足一定时期内的政治需要，国家之间也会低调处理间谍案件。到了卢森堡夫妇一案，美国政府竟然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高调地将夫妇二人送上了电椅，不禁让人怀疑，美国导演了一出杀鸡儆猴的戏码？

    况且，如果严格地说，卢森堡夫妇并没有将情报送给敌国，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算是盟国，他们的行为不至于被定为叛国罪。或许，5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共气氛也是卢森堡夫妇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他们被捕期间，正值麦卡锡在美国国内煽动反共，一时间，任何与苏联有牵连的人都可能被判定为间谍，而被指控泄露原子弹机密的卢森堡夫妇无疑成为反共人士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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