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间谍事件

    2010年6月28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FBI逮捕了10名在美国搜集情报的俄罗斯特工，另有1人在逃。这些俄罗斯特工在美国潜伏多年，通过高科技手段暗中联络，用各种方法向美国政府决策层渗透，搜集美国核武器、对俄政策等情报。

    一开始，11名嫌疑人中，2名监禁在波士顿，3名监禁在华盛顿，根据联邦法官的命令，FBI将这5人移送到纽约，与另外5人一同审理，他们被指控为俄罗斯情报机关从事非法情报活动和洗钱。后来，第11名嫌疑人在塞浦路斯被捕，此人交保后又不知所踪。被逮捕的10人中，有8人是夫妇，另外两人便是安娜·查普曼和米哈伊尔·谢缅科。2010年7月9日，10名间谍案嫌疑人在纽约联邦法院承认，他们为俄罗斯政府效力，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根据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一旦嫌疑人认罪，司法部将撤销对他们的刑事指控。

    根据FBI的调查，被捕的10名嫌疑人虽然具备间谍的一切因素——接受过良好的训练、配备尖端的电子设备、熟知美国文化和美式生活，而且擅长编故事；为了防止真实身份被识破，他们没有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奉命向莫斯科提供经济问题、美国政府、政治家和军方的简报，很遗憾，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非常可怜，多是些政治八卦、政策对话之类，一些内容甚至可以在网站上查到。由于美国司法部掌握的证据少之又少，因此他们成功避开了间谍罪的指控。

    为了尽快平息间谍事件给美俄两国造成的尴尬，俄罗斯选择了交换间谍的解决方式，俄罗斯释放四名在俄被判刑的美国间谍及其家属，从而换回被美国扣押的10名俄罗斯间谍。作为间谍交换协议的一部分，被叛徒出卖的“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被遣返回俄罗斯。身材火辣、面容姣好、身份神秘、行踪不定，人们对女特工的一切想象都可以在安娜·查普曼的身上找到印证，间谍事件之后，查普曼得到了俄罗斯高层领导的关注，回国后更是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她被普京总理接见，还获得总统梅德韦杰夫颁发的国家最高勋章，俄罗斯人将她看作心目中的女英雄。同时，一些小报也不停地挖她的私生活，她的成长、求学经历，她和前男友们的情史，在她的家乡伏尔加格勒，市议会议员则提名安娜为荣誉公民。

    这位被人们称为传奇的美女间谍是俄罗斯人，1982年出生在乌克兰，后在伏尔加格勒长大，她的父亲库斯琴科是克格勃的高官。青年时期，她考入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最终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她能说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四种语言。离开俄罗斯后，她开始游历世界各国。

    在英国工作期间，安娜和神经病科实习大夫亚历克斯·查普曼相爱，最终结婚。婚后，她从夫姓，将名字改为安娜·查普曼。亚历克斯是一个来自英国南部的伯恩茅斯的小伙子，21岁时第一次在舞池中见到安娜，便对她一见钟情，两人陷入热恋后很快就注册结婚，没有通知双方父母，也没有钱买结婚戒指。安娜的父母得知女儿结婚后，出钱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埃及的蜜月旅行，后来，他们到了津巴布韦，因为安娜的父母就住在那里。这时，亚历克斯才知道，安娜的父亲曾经是克格勃的高官。

    在四年的婚姻生活中，亚历克斯一直觉得安娜受到俄罗斯方面的限制。亚历克斯和安娜曾经计划生个孩子，后来安娜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想到美国开创事业——她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房产代理网站，这家网站在纽约也有生意。

    2005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娜总是独自去见俄罗斯朋友，亚历克斯怀疑，那时她已经开始为情报部门工作了。当安娜因从事间谍活动被FBI逮捕时，亚历克斯一点都没有惊讶。不过，亚历克斯的父亲却不相信，他觉得儿媳妇纯真、善良，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不可能是俄罗斯的特工。事实证明，安娜是一个善良的特工，她并不是为了英国护照嫁给亚历克斯的，他们的婚姻也不是一个温柔的圈套，他们曾经彼此相爱过，只不过，安娜的身份让简单的婚姻变得复杂了。

    安娜的朋友透露，她在英国生活时，经常光顾著名的布吉斯夜总会，她知道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最喜欢这家夜总会。安娜和布吉斯夜总会的经理杰克·帕金森·史密斯非常熟悉，而史密斯和威廉王子、哈里王子也非常熟悉。这样一来，安娜想要和王子私下见面并不是难事。安娜的目的是通过两位王子打入英国王室的社交圈，从而打入世界各国王室的社交圈，为此，她结识了伦敦的社交名媛肖莎娜·达敦，后者经常参加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举办的王室派对，而且，她认识很多王室成员。安娜最终成功与否尚不可知，当安娜作为俄罗斯间谍被遣返回国后，军情五处开始重新核查英国王子的安保措施。

    迁居美国后，安娜在纽约继续经营她的房产代理网站，在网上经营房地产生意，网站总价值约200万美元，因此，她能够住在曼哈顿商业区的公寓里。在网上，安娜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成功的企业家，在网友印象中，她是一个美丽高贵、穿着时髦的女人，拥有内衣模特般的身材，漂亮而且自信。安娜被FBI盯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试图用美色勾引奥巴马的白宫顾问。一位FBI的高官曾经说，他们发现安娜接触的美国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甚至开始触及总统身边的人，这让FBI非常担心，她可能会从这位高官身上获得重要的情报。后来，FBI方面又否定了这一说法。

    法院的起诉文件说，安娜和一位俄罗斯“上线”一直保持联系，从2010年1月开始，他们每个星期三都会通信，为了避免见面，两人使用专门配置的笔记本进行联络，用秘密无线网络传递情报，这一材料当然来自FBI的监听。FBI从2010年1月开始监听安娜，一直到6月底，FBI未发现安娜的行动有任何差错，以至于FBI将她定义为“接受过高等情报行动训练的特工人员”。

    2010年6月，一位由FBI探员假扮的俄罗斯驻美使馆官员和安娜见面，两人对过暗语之后，FBI探员要求安娜将一本假护照给另外一位女间谍，安娜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分开后，FBI继续跟踪安娜，发现她用假名字和假地址买了一部手机，这样是为了避免美国当局怀疑她。可是，安娜没有马上执行任务，第二天，她将任务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说，那本护照是伪造的，并且吩咐她将护照交给警方，安娜在通知律师后报了警，而且没有和那位“俄罗斯官员”见面。即使这样，她也没能逃脱被捕的命运。

    事后证明，安娜是被俄罗斯的叛逃间谍波捷耶夫出卖了。亚历山大·波捷耶夫曾经是一个双面特工，他从1999年开始为CIA工作，那时，他手里掌握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俄罗斯特工名单，后来，他出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美国分支负责人，其间多次向美方泄密，双面间谍的身份暴露后，波捷耶夫谎称自己要去乌克兰，因为他的情妇为他生了孩子，结果他登上了开往白俄罗斯的火车，随后取道德国，最终到达美国。安娜曾说，在她被捕之前，一位美国特工用加密号码给她打过电话，而她的号码除了她自己，只有波捷耶夫和她的俄罗斯“上线”知道，因此，出卖她的只能是波捷耶夫。

    2010年7月16日，美国政府又遣返了一位间谍案涉案人员。名叫阿列克谢·卡列特尼科夫的年轻人曾经两次赴美国，且每次都是在微软工作。第一次是2008年，卡列特尼科夫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微软总部实习，之后返回俄罗斯；2009年，他实习的部门聘用他为初级软件测试员。23岁的卡列特尼科夫从第二次进入美国后便受到FBI的监视，于2010年6月28日在西雅图被捕。司法部未找到证明卡列特尼科夫搜集、传递机密信息的证据，因此认为他和间谍案有牵连，但不是重要人物。卡列特尼科夫被遣返后，微软重新审查了他的工作内容，没有找到危及软件、公司内部资源或者客户安全的证据。

    这些间谍证明，尽管冷战已经结束，美俄双方的间谍活动并没有消失。从这个10人的间谍小组来看，俄罗斯在美国的间谍网络非常庞大，像安娜这样的年轻间谍已经熟悉西方文化，适应美国生活，而且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加密电话、秘密无线网络等通信设备。很显然，这些人都是经过优中选优的残酷选拔后被派往美国的，属于才智出众的现代年轻人。

    被捕的10人中，唐纳德·希思菲尔德于20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随后供职于一家国际咨询机构；迈克尔·佐托利供职于电信企业，与妻子帕特丽夏·米尔斯育有一子；维基·佩莱斯和胡安·拉扎罗夫妇曾在一所学校教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学课程，佩莱斯还经常撰写专栏批评美国的拉美政策；米哈伊尔·谢缅科则通晓五种语言，公开身份是华盛顿一家俄罗斯旅行社的员工，平日里他刻意以古怪、笨拙的形象示人。这些人都不是平庸的泛泛之辈，而是有着高学历、专业技能、聪明而且能干的间谍人员。

    为了掩饰身份，俄罗斯方面有时给间谍人员使用死亡者的证件，像查普曼和谢缅科则使用真实姓名，纯美国式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最好掩护。FBI发现，俄罗斯似乎有“放长线钓大鱼”的准备，他们希望像查普曼、谢缅科这样的特工在美国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那里学习、工作、结婚生子，逐渐融入美国社会，逐步接近目标，获取所需情报。

    让FBI蒙羞的恐怖袭击

    到目前为止，“9·11”事件已经过去10多年。在这十几年里，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并于2011年消灭了恐怖袭击的策划者本·拉登。可以说，美国针对“9·11”事件的报复行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数不清的广播、电视和书籍都依然在分析“9·11”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遭到了多方的谴责，作为最失职的情报机构，FBI和CIA成为政府、媒体指责的焦点。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和美国民众，同时也改变了FBI和CIA，这种改变是循序渐进发生的，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FBI能做的、唯一能避免这一权力机构再次蒙羞的事就是调查出真相，事实证明，这件事并不像FBI想象的那么简单。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FBI综合了多家情报部门的信息，在两个星期里确定了劫机者的身份，随后在FBI的网站上列出了19名被认为是劫机者的恐怖分子，包括姓名、照片、出生日期和地址等。19名恐怖分子全部是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2名来自阿联酋，1名来自黎巴嫩，1名来自埃及，他们持合法证件入境，到“9·11”事件发生时，只有3人是逾期逗留。19人在美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们穿的衣服和美国人一样，FBI也没有找到他们在海外的任何犯罪线索。经过媒体的一再考证，却发现其中至少有6人身份有误。FBI认定，这6人已经在撞机中死亡，实际上，他们还活着，且与恐怖袭击无关。6名当事人称，他们的身份被盗用——有人冒名顶替了他们的身份，盗用了相关材料。

    FBI认定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是恐怖袭击中的一个劫机者，巧合的是，沙特有一位电气工程师正是这个名字。他在1993年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毕业后曾经在丹佛居住。1995年，他的公寓被窃贼闯入，护照和一些文件被盗，这可能是他的身份被人顶替的直接原因。当看到FBI公布的信息时，身在沙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非常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夜之间变成开着飞机撞大楼的恐怖分子，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开飞机。更有趣的是，FBI为这位劫机者配的照片是另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奥马里的沙特人的照片。他是一位阿拉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他正在突尼斯参加飞行培训。

    此外，一个名叫萨利姆·哈姆齐的沙特人也被FBI认定为劫机者，在沙特“沙特皇家委员会”工作的一名男子与此人同名；韦尔·谢里被列入劫机者的名单，在沙特，韦尔·谢里是一个驻印度孟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名飞行员。FBI的资料显示，这位恐怖分子曾经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等地居住过，真实的韦尔·谢里的确在那里住过，他当时正在参加飞行培训；赛义德·格哈姆迪则是一位住在利雅得的飞行员的名字。

    虽然外界一再质疑FBI公布资料的准确度，FBI局长罗伯特·米勒也曾承认，劫机者可能持假护照入境，探员在确认资料上有疏忽。最终，FBI的发言人还是认定6位死者确实是劫机者，他们也会按照这个线索一直追查下去。

    历经21个月的调查后，“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近6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应该为这次恐怖袭击负责任，因为他们错过了太多粉碎这个阴谋的机会。当然，不管是哪届政府，FBI和CIA都逃不了干系。2000年1月，CIA一直跟踪其中2位劫机者，他们去马来西亚参加基地组织的会议，CIA也一路跟随。最后，特工竟然把他们跟丢了。此后，这两人持伪造护照进入美国，CIA却没有将这个消息告知FBI。

    FBI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发生在2000年4月。当时，英籍巴基斯坦人尼亚兹·汗走进了FBI在新泽西州内瓦克的办公室，他对FBI探员说，基地组织即将对他进行培训，目的是劫持民用飞机或者民航客机。可惜，探员们并没有相信他的话。事后，尼亚兹·汗接受了电视采访，他对“9·11”事件表示遗憾，“我可是一年前就告诉他们了”。

    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一位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工作的FBI探员曾经给他的上司写过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提醒到，需要注意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的中东人，因为本·拉登的追随者可能借此机会渗入民航系统。他推测，基地组织可能将成员送到飞行学校学习，然后再通过协调行动，将这些人安插到全球各地的民航系统中当飞行员，或者从事安检、飞机维修等工作，这对他们发动空中恐怖袭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份备忘录在送到FBI总部后，没有交给情报分析人员，而是交给了调查人员。当时，FBI上下都在为美国军舰在也门遇袭的事情忙碌，根本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份猜测性的备忘录。于是，FBI高层并不知道这份备忘录的存在，自然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事后证明，在19名劫机者中，至少有一人曾经在亚利桑那州接受飞行训练。

    2001年9月，FBI通过公共图书馆电脑和私人电脑查获了一批劫机犯和同伴的网络电子邮件。数百封未加密的电子邮件从袭击事件发生前的45天开始在劫机犯和他们的同伴之间往来，邮件由英语和阿拉伯语写成，有些是随意的聊天，有的则是他们的行动部署。邮件中的细节将袭击的主要策划者指向中东的基地组织。

    2001年10月，美军对阿富汗境内的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发动了战争，与塔利班交战期间，美军在阿富汗抓获了本·拉登的司机、也门男子萨利姆·艾哈迈德·哈姆丹。当时，他正开着一辆装有两个地对空导弹的车。哈姆丹承认，他的确曾经担任本·拉登的司机，而且非常了解本·拉登在“9·11”事件中扮演的角色。1996年，哈姆丹离开也门，辗转到了阿富汗，后来成为本·拉登的司机，同时成为本·拉登安全小组的成员。他曾经无意间听本·拉登说，他本以为“9·11”袭击最多死1500人，听到新闻报道后，他显得非常高兴。哈姆丹的证词再次证明了“9·11”事件和本·拉登之间的关系。

    不过，哈姆丹一再强调，他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本·拉登工作的，并不是恐怖分子，也没有参与“9·11”事件的行动。即使哈姆丹本人和他的律师都极力撇清和本·拉登的关系，反恐军事法庭依然认定，哈姆丹可以和本·拉登近距离接触，不可能对基地组织的活动一无所知，为此，他被关进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

    2003年，FBI认定了一名基地组织成员卡利德，他出生在巴基斯坦，在美国接受过工程师培训，他是恐怖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也是被查明的第20位参与者。他从2001年8月加入恐怖袭击的策划小组，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袭击事件，在劫机犯行动之前，他因故离开了美国。这也解开了FBI的一个疑虑，四架被劫飞机中，有三架飞机上有五名劫机犯，一架有四名劫机犯。调查初期，FBI就怀疑，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进行这样的行动安排？如果说其中一名成员临时离开，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卡利德说，基地组织花了五年时间策划这次行动，也花了很长时间选择攻击的目标，他们的选项中有白宫，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核电站。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懂得如何申请签证、用匕首割断别人的喉咙以及如何冲入机舱。在整个行动中，卡利德算是负责实际管理的中层领导，他负责安排劫机人员的培训，负责向本·拉登的助手报告行动信息，他还授权劫机者头目阿塔莱对攻击目标和时间做最后的决定。

    卡利德说，美国政府一定不会觉得，一个小型化、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行动小组就可以实施这样的行动。“9·11”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罗莫尔也说，卡利德等人的行动总是能够应对日常的挑战，他们修正计划，让新的成员加入其中，随时都可以做出变动。相反，美国政府则像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面对卡利德的行动小组时，就像一头大象遇到了蛇。

    多年来，为了调查“9·11”事件的真相，FBI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行动，动用了7000名特工，对18万人进行了访谈，结果仍然是不清不楚。FBI探员不能确定，为什么劫机犯要在发动袭击之前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为什么要在9月1日往返飞行于波特兰和波士顿？唯一可以确信的是，2000年1月，基地组织在吉隆坡举行会议时，“9·11”恐怖袭击的决议已经通过。此外，FBI和国会的调查人员仍然在为恐怖分子是否得到美国境内基地组织的资助争论不休。劫机者在美国境内活动期间，是什么人为他们提供后勤援助？如果真的有固定的组织帮助他们，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境内存在着基地组织的联络网，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活动着？

    最开始，FBI并不相信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直到2002年年初，探员们也没有找到劫机者接受任何组织资助的证据。当时，FBI、司法部门和情报官员将劫机者一行人描绘成接受过严格训练、独自行动、没和其他恐怖分子有任何牵扯的人员。他们在不知情的侨民那里获得帮助，顺利进入美国后，便在居住的地方隐藏了起来。他们从来不在公众场合下暴露，因此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也没有引起当地执法部门的注意。2002年夏天，FBI发现，国内至少有14个嫌疑人和劫机犯有联系，他们住在圣地亚哥等地方，其中四人曾经被FBI监视过，两人和沙特政府有关系，他们定期给行动小组汇款，而且每次都是小额款项。这样一来，美国当局就不会因大规模的金钱往来注意他们。

    新世纪使命

    作为美国主要的调查和情报部门，FBI向来以犯罪调查、拘捕罪犯为主要工作内容，预防犯罪并不是工作的重点。“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变化，FBI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FBI的优先任务不再是跟踪和抓捕罪犯，而要在恐怖分子发动袭击之前制止他们。打击恐怖主义成为FBI在后“9·11”时代的重要使命。

    “9·11”事件之后，FBI因未能及时避免这次恐怖袭击而备受诟病，要求FBI改革重组的呼声越来越大，一些人甚至觉得FBI在反恐情报方面根本就一无是处，要求成立新的情报机构取而代之。为了防止FBI重蹈覆辙，在类似的“9·11”事件中再次失误，FBI局长罗伯特·米勒开始对FBI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FBI的电脑设备。米勒是一个对新技术非常敏感的人，他随身携带PDA，喜欢用电子邮件，演讲时喜欢用电脑做图像演示，就任FBI局长后，他曾要求助手在他的电脑上安装微软的办公软件，结果没能装成，原因是微软的软件太过先进，无法与FBI的计算机网络兼容。 由此可见，FBI的电脑设备早已跟不上时代了。

    其实，FBI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陈旧落后，这个问题在10年前就存在了。多年来，FBI总部的办公硬件一直处在“不给力”的状态，更不用说各地分部了。前局长弗里曾多次向国会申请经费，以更新落后的办公设备，直到他辞掉局长的职位，经费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FBI探员都生活在石器时代，当他们需要将“9·11”事件中19名劫机者的照片送到全国的56个分部时，竟然需要联邦快递公司帮忙，原因是总部的扫描仪不够用。面对无法提供有效帮助的硬件系统，即使FBI探员个个头脑聪明，还是无法将工作做到完善。

    “9·11”事件后，米勒下决心将FBI总部打造成现代化的办公场所，他申请了一项5亿美元的经费，专门用来改造FBI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设施。米勒如此大手笔地为FBI总部和各地区的分部购置电脑、办公软件等，最终导致预算超出了1亿多美元，所幸效果还真的不错。更新后的总部电脑不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疑犯的彩色照片，还可以和分部实现信息共享。

    米勒还主持筹建了一个大型的反恐数据库，用来搜集有关潜伏在美国境内的恐怖组织的信息，这些信息将用来识别、破获恐怖组织的行动。2008年，在司法部提交给国会的财政预算中，成立一个反恐数据库是米勒的新构想，数据库预算大概在1200万美元，主要用来雇佣职员和办公支出。

    FBI对这个数据库的定义是“海量”，即无所不包地搜集有关恐怖分子的信息，为此，这项议案引发了众议院的争论。有的议员担心，如果操作失误，反恐数据库将变成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部门，引发新一轮的民权危机。

    实际上。数据库这个概念并不是FBI首先提出的，2004年，美国全国反恐中心就设立了数据库，用来收集禁飞人员名单和嫌疑恐怖分子的名单，这个数据库和航空公司、执法部门、海关部门及海外领事馆共享，不到四年时间，反恐中心数据库收录的档案从最初的10万份增长到43.5万份。那时，一些民权组织就认为，任何类型的反恐数据库都是侵犯公民隐私权，都应该取缔。有多少人在名单上，名单依据什么标准制定，信息怎样运用，怎样证实信息的真实性，这些都无法确定。

    事实证明，仅仅依靠海量信息，并不足以识别出嫌疑恐怖分子，在FBI以往的操作中，就曾因为使用数据库而频频出错。在FBI的禁飞名单上，不仅有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还有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和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一些小孩子也榜上有名，这些人在机场被警察拦下，搞得多方陷入尴尬。2004年和2005年，还有两个国际航班因为FBI的禁飞名单被迫改变航向。

    每一年，FBI都会对国内的数以百万人进行筛查，然后将一些嫌疑人的数据放入数据库，其中一些与恐怖分子同名同姓的人就被错误地列进了黑名单，有的人因此被禁止登机和出入境，有的人则遭到搜查和盘问。美国审计署发现，有数千人被FBI错误地列入恐怖分子或者嫌疑恐怖分子的名单，名单中甚至还有已经去世的人。

    在FBI的反恐数据库中，一些偏远地区的地点，如“麦当劳儿童乐园”、“爆米花厂”、“跳蚤市场”等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2008年，印第安纳州有8591个目标有可能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一时间，原本风平浪静的印第安纳州变成了美国最危险的地区，一些海滩、协会、商场，甚至冰淇淋售卖机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FBI到底是有点过于草木皆兵呢，还是在收集信息过程中太多毛糙呢？

    米勒的第三项改革便是人事。米勒在为打击恐怖主义做人事安排时发现，从1993年开始，FBI的纽约地区分部负责处理有关恐怖主义的事件。米勒觉得不应该将保护国家的责任交给纽约地区分部，于是将这项任务交给了FBI总部，他还调配了1200名特工和情报分析专家专门处理相关的情报。

    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米勒从缉毒队抽调了500人到反恐队伍，将专门用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探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尽管如此，从整体来看，反恐队伍只占FBI员工总数的1/5。FBI官员一直强调，FBI在反恐水平上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反恐人才，米勒不得不将其他情报领域出色的官员调来指挥反恐行动。

    米勒的做法打破了FBI内部升迁的惯例，加之工作重心的转变，高压力、低薪水的工作环境，使得FBI的一些高层选择辞职，转而到待遇比较丰厚的企业或者政府其他部门工作，短时间里，FBI高层官员走马灯般替换，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从2001年9月开始，FBI的24个高级职位全部换人，他们曾是长期监视基地组织的专家，而那些来自其他情报领域的官员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为此有人认为，FBI探员根本不适合执行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因为米勒换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31岁，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探员，使得FBI的人事因素成为无法深入打击恐怖主义的阻力。此外，FBI探员中会讲阿拉伯语的只有区区几十人，不足以应付海量的信息。为此，米勒准备成立一个语言中心，聘请翻译和情报分析专家完成这项工作，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米勒的计划并没有通过。

    外界批评声不断，米勒依旧按照反恐的标准改革着FBI，不得不承认，自“9·11”事件以来，FBI表现一直很出色，尤其在防范恐怖主义方面。不过，要想挖掘基地组织的犯罪，仅仅靠数据库和分析方法还不够，FBI还需要更多掌握阿拉伯语言、了解中东文化、具有丰富情报分析经验的探员，目前为止，这些都是FBI所不具备的。许多FBI官员虽然身居要职，但对反恐并没有多么深入的了解，“9·11”事件调查期间，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团之间的关联，也不知道本·拉登和阿卜杜勒·拉赫曼之间的关系。

    FBI缺乏语言天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大量雇佣其他族裔的情报人员。和只招收白人男性的英国军情五处类似，FBI对外语人才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因此，FBI总部很少出现其他族裔、外语熟练的情报人员。在FBI总部，掌握西班牙语、俄语、越南语、日语、朝鲜语和汉语（粤语）等外语的探员大约只有1400人，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按照规定，具备熟练外语能力的探员必须是美国公民，且通过严格的背景审查。如果有人在海外有亲戚或者朋友，基本上无法通过考试，一位懂得阿拉伯语的探员因为出生在埃及被排除在反恐调查行动之外。

    到2008年，FBI内部掌握一定程度阿拉伯语的探员也只有33人，至于懂得有关阿拉伯文化、知识的人，在FBI全体在编探员中，大约只有1%，这些探员基本不参与FBI的国际反恐行动。此外，在雇佣语言人才方面，FBI和CIA都成了私营公司的手下败将，论薪资、福利和工作内容，掌握外语的人才更喜欢到企业工作，而不是参与反恐斗争。

    受制于人员配备的不足，FBI在调查有关恐怖分子的行动中开始用大力气，出狠招，既出现了滥用职权的现象，还将调查范围无限地夸大。2001年到2006年，FBI以调查恐怖主义行径的名义，调查了绿色和平组织、善待动物组织等团体，这些调查已经超越了FBI自身的权限。FBI在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将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FBI探员还为反战示威者拍摄照片，美其名曰调查恐怖主义活动，于是，绿色和平组织的集会活动、标语都遭到了暗中监视，结果前后调查了3年多，最终也没有找到多少足以提出指控的证据。

    FBI调查范围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他们一般采用“一网打尽”的办法，调查对方的工作，社交圈，与朋友交谈的内容、时间，社交活动的规律等，还要求电信公司提供对方的个人电话和邮件。FBI使用一种被称为“紧急公文”的国家安全信函，要求电信公司提供一些电话号码的通话记录和电话号码的交际圈情况。后来，FBI被禁止使用“紧急公文”，实际上，FBI的做法从来没有得到授权。

    FBI官员称，这是一种调查方法，叫作“线索分析法”，在调查“9·11”事件期间大量使用。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能全面地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找到与之密切联系的嫌疑恐怖分子。这种方法容易伤及无辜，牵扯到与恐怖分子无关的普通人。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部门的负责人认为，FBI正在从单纯调查犯罪行为转型成能够发现、阻止恐怖主义行为的组织，越权事件是FBI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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