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于是贵族政治逐渐消失。又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民生苦痛日增。于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种种解决的办法和思路。此外,教育的推广和思想的自由等因素,也造成了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局面。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诸子”包括各家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提到,诸子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隋书·经籍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敷、五行、医方十四家。
当时,各派各家都着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后,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书坑儒,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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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流传的先秦诸子之书有如下几种:
1.《管子》(管仲);2.《邓析子》(邓析);3.《墨子》(墨翟);4.《老子》(李耳);5.《文子》(老子弟子);6.《关尹子》(关尹子);7.《列子》(列御寇);8.《杨子》(杨朱);9.《商君书》(商鞅);10.《申子》(申不害);11.《尸子》(尸佼);12.《公孙龙子》(公孙龙);13.《庄子》(庄周);14.《慎子》(慎到);15.《尹文子》(尹文);16.《荀子》(荀卿);17.《鹖冠子》(楚人);18.《鬼谷子》(纵横家);19.《亢仓子》(庚桑楚);20.《韩非子》(韩非);21.《吕氏春秋》(吕不韦);22.《晏子春秋》(晏婴);23.《孙子兵法》(孙武)。
这23种书也有真伪,伪的又有部分伪作或全部伪作的。所以,运用诸子史料,一定要有相当的识别能力。
002我国早期的儒
儒,并不是单指儒家,在儒家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由于这些人收入低,地位低,做事时还要看人脸色行事,因此形成了一种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始性质,即术士。
墨子曾对儒的生活作过极为生动的描述:夏天五谷收割以后,他们就去给人办理丧事,孩子们都跟着,做完几起丧事,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他们靠别人的钱财生活,仗着别人的产业养尊处优。富人有丧事,他们就高兴地说:这可是衣食的来路啊!
尽管如此,儒中也有很多人不甘心做这种社会地位低下的职业,他们渴望进入政府机构,成为专门的典礼官,有的则希望成为君子儒,辅佐君主。所以,孔子才有了对学生们的告诫:“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希望弟子们勤奋努力,超越原来他那种低下的职位状况。可见,儒名的起源应该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时,儒这一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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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充、王弼、孔冲远、韩愈、柳宗元等。
儒家的着作和典籍主要有:《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春秋繁露》、《四书集注》等。
儒家学说主要有:德政说、仁政说、大同说、公羊三世说、性善说、性恶说、性三品说、气质之性说、与天地参说、天人感应说、天道自然说、天人交相胜说、天人合一说、以无为本说、天理人欲说、主静说、主敬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本末论、体用论、理气论、常变论、动静论、生死论、经学、谶纬之学、玄学、理学、心学、经世之学、现代儒学研究等。
关于儒家派别的划分有多种。除了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几派,主要有: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洛学(以北宋二程为代表)、闽学(以朱熹为代表)、泰州学派(以王艮为代表)、东林学派(以东林党为主)、乾嘉学派(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儒学的统称)。
003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的一系列儒家经典书籍。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的合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部书辑录在一起,加以注释,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宋代以后,“四书”被定为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读物。
其中,《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学生言行的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传说是曾参的学生记述曾参言论的书;《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孟子》是孟子及其学生的着作。
“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着作的合称。
《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它为孔子所编,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尚书》,为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的着作汇编,相传是孔子编选的;《礼》即《礼记》,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着的选集,相传多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易》即《易经》,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构成,是古代占卜所用的书;《春秋》是编年体的鲁史,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再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四书”、“五经”都是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但是其中也保存了我国古代的一些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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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原称“六艺”,分为“小艺”和“大艺”两部分。
“小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是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艺”则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从战国后期开始,这六种典籍被尊为“六经”。由此可见,“六经”就是所谓的“六艺”。确切地讲,“六经”就是“六艺”中的“大艺”。
汉初,“六经”与“六艺”常常并称,如司马迁着《史记》时仍称“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竞相尊崇儒术,“六经”之称才代替了“六艺”。
004道家学说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传统的看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道家哲学思想的最高概括是道、德二字,认为世界万物都源于“道”,即“道生万物”。“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物得以生,谓之德”,“德者道之舍”;事物的发展方向是循环的;“道”存在于自然界之先、之外。在先秦诸子学派中,道家思想最富于哲学内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基础。
在政治上,道家把社会动荡不安归咎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兼并征战,因而对儒家礼仪德政的说教不满,对法家的变法革新也持否定态度,要求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社会自由发展,率民走“清静无为”的道路;庄子更提倡一种“无君”的社会。
道家的经典主要是《老子》,也叫《道德经》,还有《庄子》等。道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老庄的认识论方法还从哲学和艺术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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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约公元前600~前470年),姓李,名耳,《庄子》称他为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
据说老子在出生时,因为耳朵特别大,所以取名叫“耳”,又叫老聃,聃即是耳朵大的意思。
另外,《史记正义》上记载:老子的母亲怀孕长达八十一年,后来在一棵李树下,割开左腋,生下了老子。老子一出生时,就是一个白胡须、白眉毛的老头。因此也就称他为“老子”。
不过,《史记正义》还有一说:老子是号,“老”是“考”的意思,“子”就是“孳”的意思,也就是“考教众理,达成圣孽,乃孽生万物。善化济物无遗也”。他是圣人,研究了许多的道理,善于育化别人,神圣地孽生出万物,济物又没有遗留,因此称他为老子。
005法家的典籍《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并把这些理论和方法集中到韩非子的作品集《韩非子》里,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秦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之后,汉朝又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集权体制便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家庭,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他“喜刑名法术之学”,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韩非子多次向韩王提出强国富民的策略,但未被采纳。在孤愤之中,韩非子写下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战国后期,为躲避战乱,韩非子全家迁至今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酒店镇的韩棠村。身为贵族的韩非子从小立志要成就一番伟业。于是,在弱冠之年他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拜师于当时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荀子。
韩非子为人正直、天资聪慧又勤学不怠,因而荀子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公元前233年,秦王发兵攻打韩国,向韩国索要韩非子,韩王就派韩非子出使秦国。韩非子到秦国后,秦王很高兴,和他促膝畅谈天下大事。韩非子劝秦王不要先攻打韩国,应先将赵国消灭掉。秦王以为韩非子有私心,便开始猜疑,置之而不重用。
李斯、姚贾因嫉妒而进谗言诋毁韩非子,说他本是韩国公子,终究为韩而非为秦尽全力。如果秦王不用而放他回韩国,则犹如放虎归山,给秦国留下祸患,所以最好杀了他。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子论罪下狱。李斯为了赶尽杀绝,便落井下石,派人送毒药给韩非子,逼他自杀。等秦王要召见韩非子时,才知道他已身死狱中。
韩非子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共汇集了三百多则寓言故事。其中,“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寓言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法理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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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学说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法家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过于迷信法律的功能,过分强调治国应用重典,“以刑去刑”,而且认为对轻罪也要实行重罚。这违背了“罪罚相当”的基本法理。
法家还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事情。这说明了法家对人性的认识过于狭隘和悲观。
他们还认为,对于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将士就应给予包括官职在内的极高赏赐,唯有这样,才能激励将士们浴血奋战。这反映了法家的阶级局限性。
法家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法家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006墨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
墨家是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是儒家最大的反对派,与儒家齐名,创始人是墨子。
墨子,名翟(约公元前480~前420年),鲁国人,出身于“贱人”阶层,曾做过造车的工匠、大夫。早年受过儒家教育,但后来背叛了儒家,创立了墨家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纪律严明,生活俭朴,积极参与政治。学派负责人称“钜子”。
墨子以孔子提出的“爱人”论为出发点,向统治阶级提出种种要求,对统治阶级的自利、自私诸事提出限制,对社会上因自爱、自利而引发的争夺和战争进行抨击,比孔子的人本学说有更为具体的政治措施,对统治阶级的限制更为严格。
墨子提出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认为,运用这十大主张要视不同诸侯国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其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欲要治世,必先寻世乱之所由起。
墨子还具有“天志”、“明鬼”的观念,认为天的意志是衡量人们言行的准则,要求人们尊天帝、敬鬼神,一言一行都必须“取法于天”,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另外,墨子在认识论方面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其后的学说对这一点进行了发展。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可谓是中国唯物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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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说,即不分尊卑贵贱,上下左右,人人互相爱,以爱己之心去爱人。他认为当时国家互相攻打,家与家互篡,是因为“不相爱”,或者叫“交相恶”。所以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这是墨子处理人们之间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他的基本政治主张。
“非攻”是墨子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墨子从其兴利除害的救世目的出发反对战争,确切地说是不合他所谓义、利的那种战争,即“攻”,认为它是“天下之巨害”。墨子一生奔波于各国之间,制止了多起即将发生的战争,维护了小国的利益,实践着他“非攻”的主张,如止楚攻宋、劝齐息战等。
但是墨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墨子“非攻”主张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即“攻”。而对正义的战争,墨子是持支持态度的,他称正义的战争为“诛”。对于正义的战争,墨子是充分肯定而且予以支持的。
007名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
名家是中国秦代以前注重辩论技巧,探讨名称概念之间、名称与实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派别。他们注重对名词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倡“控名责实”。当时称之为“辩者”。由于成文法的公布,“辩者”在社会上充当了类似律师的角色,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所以又称“刑名之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此外还有邓析、尹文和后期墨家的一些学者。
春秋战国之际,学术兴盛,百家争鸣,各家各派都在申说自己的学说,批驳他人的学说。随着辩论的深入,人们发现许多旧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有待于社会的认同,于是,名实不符的问题亟待解决。到了战国中期,随着名辩思潮的发展,名家学派应运而生。
名家学派的创始者为春秋末期的邓析,他当郑国大夫的时候,正值子产执政。为了给子产出难题,他为人辩护,能将是说成非,非说成是,使执法者难以定案。子产认为他是一个大祸害,于是便把他杀了。由此说明,研究辩论规律,制定辩论规则是当时的重要任务。由此形成了名辩学派。
在邓析之后,又出现了三个基本学派:宋研、尹文学派,惠施学派和公孙龙学派。
其中,公孙龙学派强调名词概念的相互区别,认为一个概念只能指一个事物,而不能既指这一事物,又指另一事物,否则的话,就会产生逻辑混乱。
公孙龙着名的“白马非马”命题,最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学说的诡辩性质。他认为,“马”这个词,是指马的形态,凡具有马的形态的都命名为马。“白”这个词,是指白的颜色,凡是白颜色的都命名为白。“白马”是马的形态再加上白颜色,亦即白颜色的马。可见,马与白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说“白马非马”。
惠施学派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相同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是“同”,不相同的事物表面上看来不同,是“异”,但实际上也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同”。因此“同”也是“同”,“异”也是“同”,“同”和“异”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样的。
在诸子百家中,名家以自己凌厉的论辩,细致入微的分析而着称于世。它与儒、墨、道、法、阴阳等家并列为当时地位十分显赫的“显学”中。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秦代之后消失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名家也就随着销声匿迹了。
趣味链接:名家领袖人物公孙龙
名家领袖公孙龙(公元前320~前250年),以诡辩闻名于世。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公孙龙着有《公孙龙子》一书,书中一篇《白马论》,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公孙龙通过三点论证,力求证明这个命题。第一点是:马,是用来描述外形的:白。是用来描述颜色的。“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第二点是:“马”,包括一切马,不管颜色上的区别:“白马”只包括白马,不包括黄、黑等颜色的马。第三点是:“马”,因为有色,所以有白马,如果没有白马,同样有马:“白马”,是马和白的综合,而不仅仅是马。
《公孙龙子》另有一篇《坚白论》,提出了“离坚白说”。公孙龙的证明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假设有坚而白的石,那么,没有坚仍有白石,没有白仍有坚石。因此,坚和白是彼此分离的。他说,用眼看,只能看见一白石:用手摸,只能摸到一坚石。感觉到白石不能感觉到坚,感觉到坚石不能感觉到白。第二部分是,坚、白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当中。即使实际世界中完全没有坚物、白物,而坚还是坚,白还是白。坚和白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其他坚白物而存在。这是有事实证明的,这个事实是,实际世界中有些物坚而不白,另有些物白而不坚。所以坚、白显然是彼此分离的。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和“离坚白说”在中国古代都是着名的哲学命题。
008阴阳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以“阴阳”解说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一种学说派别。据现存史料记载,最早使用阴阳解说事物运动变化的是西周末年的思想家伯阳父,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邹衍。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的概括,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它最初指的是日光向背,后来在《易经》中被做了哲学概括,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形成的,并由阴阳的对立斗争而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
西周的伯阳父用阴阳解说地震。邹衍则用它来解说王朝的更替,并把阴阳和五行两个哲学概念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性能的相生相克体现着阴阳两个方面的相反相成,由此推动着社会的变化和王朝的更替。
一般说来,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一半建立在对客观事物观察的基础上,反映出一定的科学认识,一半是出于神秘的推测,结合着巫术,将其与人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成为妄说。
阴阳家的着作,现在已大都湮没不存,仅在《管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中,保留了《四时》、《轻重己》、《五行》、《水地》、《度地》、《月令》等篇。阴阳家中集大成者邹衍的着作也大都流失了,但他的一些言论却散见于《史记》等典籍之中。
趣味链接:看风水的由来
“看风水”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流行颇广的一种迷信行为,又称“相地术”或“地理之学”,旧时社会中专营此道的职业者称“风水先生”。看风水的基本内容是:在选择宅基和坟地时,必须注意该地的风向山水,合者得福禄,不合者遭祸殃。
看风水从根本上是一种迷信活动,约产生于战国末年燕、齐一带方士之中。在此之前,人们在营宅下葬时,对地形与时日虽有所选择,但多与宗教礼俗相关联,而燕、齐方士则以阴阳五行附和人事,有关的迷信禁忌也就应运而生。
汉代已经有了许多将阴阳五行贯穿于社会各种活动之中的着作,其中与风水有关的大致有两派,一派是形法家,一派是堪舆家,亦称“日者”,讲究下葬立宅的时令。东汉以来,这种思想就在社会上传开了。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风水学中也夹杂着一些比较科学的理论,这需要人们认真去辨别。
009理学思想和代表
理学,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理学家们认为,合乎自己愿望的事物就是“理”,就是一种自然。在这一点上,“理”与老庄学派的“道”有点相近。
理学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很多理学家将“理”规定为宇宙的根源,认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一切都是从“理”而来,这个“理”是自己存在的,是永恒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封建的伦理纲常也是“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实际上就把封建伦理关系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所以理学为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强迫人们信奉。
理学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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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阴阳学等。
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三大派别,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010心学的思想和代表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宋代陆九渊主张,既然气聚合为人时,理成为人的本性、精神,那么,人心也就是理,并且因为整个宇宙也都是气的或聚合或消散的状态,那么,这个理也就到处贯通。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也就是整个宇宙,宇宙也就是人的心。因此,只要心中能够先树立一个大的志向,或者说是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就可以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和引诱。
到了明代,王守仁认为,人心中都有天生的良知,所以儒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把心中的良知推广到每一件事物。他和陆九渊一样,认为不必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察事物,要认识天理,只要考察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趣味链接: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着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鹅湖寺,故得名。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自东晋以来,历经唐、宋、明等朝,都聚居过许多学者,曾经是一个着名的文化中心。
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这和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由此可见宋代朱陆鹅湖之会的盛况。
鹅湖书院之所以誉满江南,乃至闻名全国,主要是因为宋代着名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曾在这里讲过学,进行过学术辩论的缘故。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因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在这里,发生了朱、陆两派学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这次争论,就是哲学史上着名的“鹅湖之会”。争论的实质,都是为了互争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两派学说之间的分歧,故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尽管如此,“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却有很大的影响。
011先秦的“天人之辩”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先秦“天人之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看法,形成了先秦哲学的一大特色。
所谓“天人之辩”,是指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辩论。商周时期,人们把天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人之辩”真正开始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展开。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对鬼神产生怀疑,但孔子并未因此引导到唯物主义。道家代表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这种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叫人顺从命运则是消极的。孟子则片面夸大理性的功能作用,以为通过思维能“知天”。
先秦哲学家们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思考,都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涉及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总之,先秦“天人之辩”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考。
趣味链接:先秦的“义利之辩”
所谓“义”,是指一定的行为道德;所谓“利”是指个人利益。讨论行为道德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义利之辩”。
在先秦,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义利是矛盾的,解决义利的方法是重义轻利。
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绝对统一的,不存在任何矛盾。他们不认为存在有利无义或有义无利的现象。
孟子认为,追求义是人们行为的唯一目的,而对利的任何关注,都有损于人们道德行为的纯洁性和高尚性,所以利是一种有害的念头,必须在思想上加以排除。
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个人的利欲和社会的道德要求是完全相反的,个人的利欲只能是恶,而应首先规范的是善,所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义利不相容,它们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战胜另一个的关系。
“义利之辩”,是现实生活中义和利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思想中的反映。各种不同的观点,体现了先秦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不同的利益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过,这些观点也有相通的地方,即一般都认为,在义利关系中义是主要的,个人利益应该遵循和服从义。可以说,重义轻利是先秦义利之辩的主要倾向。
012魏晋的“风流”思潮
想要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风流”境界,还是要看魏晋时期的文人,尤其是竹林七贤。在《庄子注》中,向秀与郭象对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弃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论的解释。这种人的品格,正是后人所说的“风流”。
《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魏晋时候的清谈,记载了许多着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三四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新语》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
《世说新语》中有刘伶的一个故事。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人我祥中?’”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新语》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比如说,晋人盛赞当时一些名人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若玉山”。
阮籍、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月,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风流”的境界。
中国的“风流”含义中有“情”的意味。庄子认为圣人无情。《世说新语》中也记载许多人无情的故事,最着名的是谢安的故事。
何晏与王弼关于“情”曾经有过一些讨论。王弼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由此可见,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世说新语》记载了王戎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性”的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说新语》有一则说,阮籍喝醉之后经常躺在漂亮女人的身边睡觉,但从来没有其他的举动。他们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
趣味链接:玄学的由来
所谓玄学,指的是中国古代以解说、阐述、发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形式,以探求事物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变化的根据为主旨的一种学说。它并不是一种“玄之又玄”、“神秘莫测”的学问。
玄学的代表人物有魏晋时期的何晏、王弼、嵇康、郭象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玄学家常把儒家思想跟道家思想结合。推崇“三玄”书籍中的思想。所谓“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人们认为这三部书内容之奥妙,真可以说玄之又玄,所以称之为“三玄”)。他们对三玄的有无、本末、一多、才性、言意、名教、内圣外王、王道霸术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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