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概念，是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是人类特有的和唯一的存在方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状态即为社会文明，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和生态文明发育成熟的程度，并进而决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进程；精神文明可以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生态文明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中，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支持，并对政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 科学技术的物质文明功能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科学技术对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1.科学技术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
物质文明的发展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不断进步的，在经历了石器文明、铜器文明、铁器文明和机器文明之后，我们已经进入了电力文明和计算机文明的新时代。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比重具有决定意义。从生产力诸要素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对比上看，20世纪初，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科技进步所占比重仅为5%～10%。到了20世纪中叶，科技进步所占比重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0%，80年代则上升到60%～80%，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平均为40%。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还导致了单位产品中固定资产额和投资额的下降。科技进步使美国1943～1960年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6倍，而投资增长仅为1.2倍。科技进步还促进了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单位产品的能耗、物耗量逐渐减少，产品成本逐渐下降。从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隔10年，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增长10倍。
第二，在产业结构布局中高新科技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钢铁、纺织、橡胶、造船等行业被称为“夕阳”工业；与此同时，生物工程、海洋开发、宇宙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朝阳”工业蒸蒸日上，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柱的信息产业发展迅猛。
高新科技产业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结构的布局，科技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不断降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各种产业结构比例，反映出经济发达的程度。第一产业占优势的属于农业国，第二产业占优势的国家属于工业国，第三产业占优势的国家属于进入后工业社会（或称信息社会）的国家。美、英、日等国的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已超过50%，所以被称为信息社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相对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则急剧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可见，科学技术的贡献已超过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动力。
第三，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技术贸易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在高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然反映到贸易上来，使贸易结构发生相应的转换。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贸易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非实物形态的贸易比重相对提高。非实物形态的贸易，又称无形贸易，包括技术贸易、专利买卖、设计、咨询服务、国际保险等。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相对提高，而实物形态的贸易相对下降。例如，1967年国际非实物形态的贸易总额为700亿～900亿美元，到1978年，非实物形态的贸易发展速度超过了商品贸易，后者增长了21.7%，而前者则增长了25%。这一增长，自然与高新科技所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异军突起有关。
其次，技术贸易与专利贸易已相对独立。技术贸易又分为物质化技术（硬件）贸易和智能化技术（软件）贸易两部分，而智能化技术体系在生产力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技术贸易或许可证贸易成为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并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现象。1964年世界技术贸易总额只有27亿美元，1987年则达到700亿美元。此外，在非实物形态贸易中，工程技术服务的发展也相对迅速，目前这类公司的国外贸易额占了它们总交易额的45%。
技术服务在国际分工中占主导地位。鉴于决定产品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比较成本”为主转向了以“比较技术”为主，从而引起了比较优势内涵的变化，以技术优势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取代了以资源优势为主导的国际分工。
2.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
科学技术是改变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多，技术手段的增加，人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数量日益庞大、质量日益优良的物质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提高了自己的消费水准，更新着自己的消费结构，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衣食住行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和提高。生活方式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和价值观的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生活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表明，人们怎样生活，人的生活活动和行为特征，是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三种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即渔猎经济时代游动迁徙的生活方式、农业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创造知识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信息网络技术的突破性成就使人类出现了“数字化生存”、“网络生存”的生活方式，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高清晰度电视、数码相机等数字化产品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网上购物、工作、学习、娱乐，使人们步入了虚拟生活。
第二，科学技术改善了人类的劳动条件，提高了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科学技术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劳动条件，减轻了人们的劳动负担。人类的生产工具从石器、铜器、铁器，到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再到内燃机和发电机的发明和应用、智能机器人的发明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这些成果都逐步从解放人的体力劳动向解放人的脑力劳动转变，使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弱，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新科技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现代化，X光、放射线、抗生素、电子诊断仪器、激光等一系列科技新成果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使人的平均寿命得以普遍延长。2001年2月，美、日、法、德、英、中六国科学家联合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分析的结果，这一项目的成功，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对遗传信息奥秘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新纪元，这些成果将为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作出新的革命性贡献。
二 科学技术的精神文明功能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类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和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然科学，参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挥着重要的精神文明功能，技术的进步也对这种功能的发挥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科学技术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往往是人们思想解放的先导，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1.科学技术引起思维方式的变革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04]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思维方式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近代科学史表明，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一些重大的科技革命往往会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例如，16世纪的日心说、17世纪和18世纪的牛顿力学、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每一种新理论被社会接受后，都使人们耳目一新，社会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中，科学理论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引人注目的一系列以交叉性、横断性、综合性为特点的新兴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环境科学、航天科学等。现代科技革命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特点是从机械的分析性思维走向辨证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把系统性思维、综合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整合于自身，成为一种创造性思维，使人的认识活动出现了数学化、模型化、形式化的趋势。
2.科学技术推动道德观念的进步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科学技术是建立道德行为和发展道德观念的知识基础。
第一，科学技术推动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农经济时代的封建社会，人工畜力的劳动方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了因循守旧、自由涣散的德行。近代科技促使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淘汰了这种农民的习惯，向人们提出了高效率、快节奏的“时间道德”新要求。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领域，进一步推动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像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具有主动进取、迅速应变、办事灵活等新品质；复杂的科技工作环境，促使个人交往和社会交往以简化的方式代替旧时的繁文缛节；紧张单调的劳动操作，则产生了人们对轻松愉快的生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的追求。科学家们所共同遵循的科学道德准则和科学精神，如探索精神、实证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等，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从而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
第二，科学精神扩大了人们的道德视野，促进了道德观念的变革。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都曾强烈地震撼上帝创世说，给统治西方若干世纪的宗教道德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道德观念的转变。在生态科学领域，人类对自身、对自然的价值和责任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生态学告诉我们，乱砍滥伐森林、污染环境等行为，客观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有碍人们的生活健康。因此，维护生态平衡，尽管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于人们开发、利用自然的行为可以作出人道主义抑或非人道主义的评价。可见，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视野扩展了，并由此改变了传统伦理学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缺陷。
第三，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必然冲击和促进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更新和进步。现代高新科技发展和应用，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克隆技术、网络技术、转基因技术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道德争议，这些成果大多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表明人类的道德观念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3.科学技术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科技与教育历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20世纪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
第一，教育规模的扩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科研部门需要高层次的人才，而且企业、社会的其他部门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需要量也在不断增加，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人的素质得以普遍提高。
第二，教育结构的改善。现代科技加速了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的多元化，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网络教育蓬勃兴起。特别是具有远程教育性质的网络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网络技术发展的结果。网络教育具有教学空间的拓展性、学习时间的灵活性、教育资源的共享性、教学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成为人类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指出：“建立在应用新技术基础上的远距离教学系统，在终身教育的广大领域中能够为高等教育数量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作出有效的贡献。”[105]
第三，教育内容的变革。现代科学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产生了大量新兴科学，如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等，这些新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科学领域间的崭新联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把人类引入大科学与高技术时代，产生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如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丰富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也在不断加强，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交叉科学。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重视知识更新，强调智能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把知识和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提倡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结构；注重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第四，教育手段的完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网络、通信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代的教育手段也在不断地快速更新，形成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多媒体。在现代化的教育中，幻灯、电影、电视、录音、录像、语言实验室、电子计算机等被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使教学过程变得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一改过去传统教学过程模式，实现了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即强化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调动了学生的主体积极性，更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第五，教育管理的革命。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应用，学生使用“一卡通”在校园内畅行无阻，电脑排课、选课、测试、登载，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教学管理无纸化，是20世纪在学校里发生的世纪性变化。
与无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网上管理，如网上虚拟实验、实习，乃至旅游，都使学生获益匪浅。各种教学管理软件与学习软件的问世，也加强了教学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例如，根据学生的测试成绩为学生拟订学习计划，根据学生写作散文时用的句法、词法和语句结构为其打分。互联网可以让教学管理中心及时了解各个教室的教学情况乃至教师的情况，专用管理软件可以对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分析和处理，并能够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反映。
4.科学技术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电影、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项事业。科学技术对文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科学技术制造了大量的文化产物，如汽车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文化工业、文化产业乃至文化事业大量涌现，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文化品质注入了新质。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工业、广告工业等，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印刷工业和出版工业。
第二，科学技术使得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多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文学、艺术、小说、电影、电视的创作之中，为它们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表现、存储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许多音乐制作以及电影、电视中的特技镜头的处理，都需要借助电子技术、激光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来实现。
三 科学技术的政治文明功能
政治文明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与发展的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包括民主制度、法律制度、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权利监督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1.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革
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变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它的发展终将导致生产关系的改革。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在详细考察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革命之间的关系后指出：机器的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是使一般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起点。“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06]马克思、恩格斯还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成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107]。这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到底是作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
第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进步将直接引起人类思想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客观事实，它不迷信任何偶像和不变的教条，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力量。它积极参与社会的精神生活，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和革新，因而成为克服各种陈腐保守观念的伟大力量，成为进步阶级向旧世界作斗争的精神武器。近代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以科学为思想武器与封建教会势力进行了殊死搏斗，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赛尔维特的血液循环学说等科学理论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这些科学成果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大大推动了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催产剂。
2.科学技术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和决策民主化
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是支撑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石。两者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向政治思想领域渗透，终将唤起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在客观上也需要社会为之提供一个政治民主的环境。科学从求真的本质出发必然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承认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无所谓终极真理；科学要求人们尊重事实和规律的权威，而不是屈服于强权；科学倡导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独立精神等。科学和民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民主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也即科学技术越进步，民主精神、民主观念、民主作风就越深入人心。
科学技术也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手段和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主导技术，在现代政治民主化建设中可以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例如，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网络为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等提供了方便的渠道。现代科学技术也为决策民主化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面对社会管理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以往那种依靠个人决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社会的决策主体主要是由政府决策层、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系统，以至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共同组成，社会各界、各阶层对重大事务的决策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了。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与普及，也为健全政治监督机制，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手段。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电子政府、电子政务使政府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好、更有效、更便宜、更便捷的服务，增强了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3.科学技术是世界政治格局形成和转化的坚实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世界政治格局形成和转化的坚实基础，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事务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都与各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实力有关。现代化战争打的就是科学技术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充分说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端重要性。
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08]胡锦涛指出：“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109]
四 科学技术的生态文明功能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
1.绿色科技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科技支撑
近代以来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的社会效应。一方面科学技术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对于推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对传统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提出激烈的挑战，并因此引发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
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不能不引发人们的反思，人口、资源、环境的不平衡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的症结所在，决定了它的衰败趋势。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绿色科技的发展，促使人们用生态理论和观点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工业文明的衰败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兴起。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绿色科技是实现生态文明这一重大战略目标的重要科技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突破资源瓶颈和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绿色科技是指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的科技体系。绿色科技是一种“科技体系”，不是专指某一种科技或某产业部门的科技，它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当代兴起的科技革命，特别是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生态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等为绿色科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当代绿色科技实质上是指能够促进人类长远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科学技术。绿色科技的发展目的就是促进人和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
绿色科技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综合化。绿色科技综合化的特点表现在它遵循有机论自然观和系统论的方法论，在功能和内容上突出反映出各门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结合，常常越出现有专业分类的界限。例如，烟尘和污水的处理技术不仅需要用物理的方法、化学的方法，还需要用生物的方法，生物资源的深加工和提取不仅需要生物学、有机化学的知识，还需要生理学、病理学的知识；矿山尾矿利用不仅需要采矿技术、冶金技术，还涉及材料技术、建筑技术、生物技术、土壤技术。第二，生态化。所谓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整体性的观点看待绿色科技的发展，把从世界整体中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的有机整体中，把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运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第三，动态化。绿色科技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技术。
绿色科技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全新理念和导向，是与生态文明相吻合的科技发展方向。绿色科技的核心是研究和开发无毒、无害、无污染、可回收、可再生、可降解、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高效、洁净、安全、友好的技术和产品。从绿色科技的发展走向和趋势看，绿色化学是绿色科技发展的前沿，环境洁净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是绿色科技的重点，绿色政策和绿色市场牵动着绿色科技的发展。
发展绿色科技，实质上是要切实转变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技术实现方式，加强对生产经济活动过程中资源消耗与环境质量的控制，强调防止、治理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建立一种和谐、健康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通过绿色技术的采用，可以实现对物质资源在时间、空间和数量等方面的最佳利用，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产品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运行过程结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最终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现代社会，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的实现离不开绿色科技，发展绿色科技，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要依靠绿色技术的创新实现“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在全社会推进绿色技术为支撑的清洁生产模式和绿色生活消费模式，以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缓解人类活动对有限物质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环境产生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
2.绿色科技承载着生态文明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要求形成“人—自然”的整体价值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人—自然”系统整体的利益，即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又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人类在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同时，促进自然及环境健康发展。人类必须合理利用改造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稳定，使人人都享有良好的环境，不仅让当代人，而且让下一代都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做到公平、公正。
绿色科技承载着生态文明新型的人和自然关系，强调防止、治理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在现代社会，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那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的观念已经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人是生态圈的构成要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结果不对称的互动关系。无论人的作用有多大，人对自然的影响只是改变自然的具体演化方式，不可能毁灭自然，更不可能消除自然的存在。但自然对人的巨大反作用就可能毁灭人类。因此，在最高意义上，自然才是人的主宰，人只能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这表明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
3.绿色科技代表了21世纪生态文明科技发展的全新理念和导向
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在于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走向，用生态价值评价科学技术的发展，坚持走一条科学技术生态化的发展道路。科学技术是连接人类和自然的纽带，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价和调整。建设生态文明为现代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理念和方向，这就是生态科技观。这种新的科技观，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最高准则，以不断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的矛盾为最高宗旨，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目标。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将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侧重于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推行生态化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即要求科学技术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是指社会科技发展趋向于生态化形态，绿色科技居于科技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以完成科技成为环境优化力量的过程。
科技发展的生态化是调节人类社会活动与生态承载力，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途径。所谓科技发展的生态化，是指科技的发展要以实现科技生态价值为最高原则，强调科技的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注重研究和开发技术的生态功能，发展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高新技术，帮助自然生态系统渡过生态危机，达到新的生态平衡。具体而言，当一项科技成果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应予以鼓励和推广；而当它有害于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错误的，应予以限制和排斥。科技发展的生态化为我们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调整和重建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和行动规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向21世纪的生态文明，我们应该理性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准确把握绿色科技的特点和趋势，站在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新的起点上，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第二节 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广泛的前景，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实践基础。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指导下，当代中国的科技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看到中国科技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科技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
1.毛泽东的科技思想
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探索阶段。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1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1953年他提出“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很快就为党和国家所接受，演变成为具体实施的规划和措施。1956年前后，世界新科技革命已现端倪，威力日显。正是在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根据对所处时期的正确判断，毛泽东于1956年春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氢弹，首先将其确定为科技规划中的最大重点。在抓“两弹”研制的同时，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发出“我们也要求搞人造卫星”的指示。他提出了“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的打破常规的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不畏艰难，指示国务院“以两弹为主，突破尖端国防”，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两弹一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研制成功，不仅向世界表明了我们的国防科技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壮大。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讲道：“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11]毛泽东不但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还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
毛泽东的科技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一段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实践效果来看，其主要功绩是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有效进程，从“一五”期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建设起点，到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在国内，它使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中国开始迈向以利用科学技术为主的工业化社会，有了显著进步；以高科技工业的建立和兴起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成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因素大大增强，水平得以提高；在国际上，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两弹一星”的少数国家之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邓小平的科技思想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极为重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坚持下去。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并结合我国科技事业的具体实践，取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思想。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88年，邓小平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2]
第二，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继1984年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邓小平又提出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思想。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科技与经济相脱离，严重影响了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13]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科技生产力与科技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5年，中央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从体制上促进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依靠和抓好教育。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重视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曾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要求，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
第四，要加强对外开放和技术引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要发展就一定要对外开放，要认真学习、引进、改造、再创造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扩大面向世界的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
第五，中国必须在发展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作为20世纪新科技革命的象征，是不可忽视的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格局的经济、政治和国防地位，面对这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科技竞争，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预言：“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14]在邓小平的亲自决断下，我国“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它紧扣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主题和未来趋势，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规划了崭新的发展蓝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3.江泽民的科技思想
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实践中率先垂范，用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指导中国的科技事业，在理论上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比，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全新的时代，就是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新时代，这种独特的个性特征，就是来自他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背景。总体来讲，如果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是在战争年代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是在政治旋涡中磨难出来的政治领袖，那么，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就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科技革命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科技领域的领导人成长为一名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职业背景，使他不仅能够从科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发展科技事业的重要性，而且也使他对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及其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江泽民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构建了其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战略观、科学技术创新观、科学技术人才观、科学技术伦理观。
第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江泽民是以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为视角，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关系的基础上阐述科学技术动力的，他的科学技术动力观体现在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实践之一，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115]科技进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表明江泽民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深刻认识和理解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16]江泽民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科学技术战略观。正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从战略高度和科技发展大势出发，提出：“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之路。”[117]为了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江泽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构筑了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框架，这就是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优先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基础研究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努力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等。这些科技发展战略是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完成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部署，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治国方略。
第三，科学技术创新观。江泽民的科技创新观是其科技思想的核心。江泽民从对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和我国改革和建设需要的分析中指出，推进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之所以要把创新作为动力和源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118]。江泽民从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的事实中，从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逼人形势中，得出“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119]的结论。他指出“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120]江泽民一贯重视基础研究工作，认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先导和源泉。
第四，科学技术人才观。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高度评价了科技人才在新时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91年5月23日，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命题，这一论断是对科技人员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准确、完整的历史定位。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121]在如何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标准上，江泽民指出：“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要注重德才兼备。”立足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第五，科学技术伦理观。江泽民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在给人类带来莫大福祉的同时，科学技术的应用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痛苦。江泽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预见性地提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技伦理问题将是人类在21世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类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生态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和网络伦理问题。江泽民指出，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2]。
江泽民的科技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系统成果，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江泽民的科技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结晶，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技思想，他的直接来源是毛泽东、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变化是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其正确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江泽民科技思想的内在根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科技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对世界科技革命的认识理解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深刻地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基本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吸取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又要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之路。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主要特征
第一，时代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紧紧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把握住了当代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把握住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密切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科技思想的发展历程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萌芽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并成熟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
第二，创新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产生于实践，形成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升华，具有极大的创新价值。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那么创新则是江泽民科技思想的灵魂。江泽民结合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态势、新特点和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情况进行了新的总结，他关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科技进步道路和技术创新道路的理论，关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维，关于有计划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论断，关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和科技伦理等方面的精辟见解，都前沿性和创造性反映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体现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系统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和完整的系统特征，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思想，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以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实现科技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为途经，以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为依托，以科技法制建设为保障，以高尚的科技道德为约束，以国际科技合作为必要条件，以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而形成的系统性的科技思想。其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的最新认识水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四，开放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时间上看，它吸收了从马克思到江泽民科技思想的精华，时间跨度是100多年。从空间上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立体的。江泽民不但主张积极引进世界大国的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而且要求中国的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的科学领域。他说：“中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科技的进步也需要中国。中国科学家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努力为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科技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123]
二 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1.向科学进军，奠定新中国发展的坚实基石
基础科学是当代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技术是极为落后的，工农业实用技术还停留在近代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当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不超过500人；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而且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名存实亡，由于得不到起码的资助，经费、设备和其他科研条件奇缺，一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研究项目都难以维持，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在基础条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我国成立了一支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并确立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经过数十年几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基础科学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生物学方面，1965年9月17日，我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国家。1963年1月2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将断肢再植手术应用于人体，1966年1月，又成功地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断手、断肢的再植成功，使我国在此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物理学方面，1959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超子，为任何基本粒子都有反粒子这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理论提供了新证据，从而在基本粒子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朱洪元、胡宁、何祚庥等人建立了一种通过强子研究强子结构，阐明强子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即“层子模型”，被国际著名科学家赞誉为“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在化学方面，1954年，朱子清等人的“贝母植物碱的研究”首次提出贝母碱的基本框架，并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汪猷等人系统研究了橘霉素结构与合成，改正了链霉素结构的空白构型，这些成果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试制与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重有机合成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煤焦油中分离出苯、苯酚、甲苯、菲、蒽等，再由这些原料合成了我国急需的染料和药物，建立了我国合成染料和合成药物工业。1965年以来，我国化学家唐敖庆关于配位场理论的研究具有创造性的发展，成为当时关于络合物的最有力的理论。
在天文学方面，我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射电天文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和高能天体物理学以及空间天文学等学科；填补了天文年历编算、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的空白；在诸如世界时测定、光电等高仪制造、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恒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理论、高能天体物理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
在数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数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20世纪50年代，华罗庚在解析数论和多复变函数研究方面，苏步青在一般空间上的微分几何领域，陈建功的直交级研究，吴文俊的示性类与示嵌论研究都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一个完整的数学研究体系逐步建立起来。60年代，我国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专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了一批优秀数学家。在解析数论领域，60年代陈景润在华林问题和狄利克雷问题研究上取得进展，1973年陈景润又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就。在函数理论研究领域，杨乐、张广厚的研究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
在地质学方面，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黄汲清的中国大地构造学、陈国达的地洼学说、张文佑的断块学说、张伯声的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陈宗基的土变流学、黄秉维关于海岸升降变化的学说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一些学说对石油和其他地下矿藏的勘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5年，我国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石油普查活动，形成了完整的陆相生油和成藏理论。基于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陆相生油理论，我国地质工作者于1959年在松辽盆地发现了世界级特大油田——大庆油田。
在高新科技发展方面，“两弹一星”代表了新中国的高科技水平。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下，中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把发展以原子弹、氢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出位置。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用现代科技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两年之后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美国从1939年开始研究原子弹，到1957年生产导弹核武器，用了近18年时间；中国从1956年开始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到1966年成功进行导弹核试验，仅用了10年时间。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重量为173公斤，比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总和还要重。卫星的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星上温控系统也都超过了其他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
“两弹一星”抢占了科技制高点，并带动了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增强了我国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24]
2.改革开放迎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人才”，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在科技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热情洋溢地说：“科学的春天来临了，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拥抱吧！”
这是在中国经历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科学大会，这次大会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使中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科学的新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确定了“六五”期间优先发展的7个领域和108个重点项目。1982年国家正式出台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在实施“攻关计划”的基础上，1983年和1984年国家又分别出台了“技术开发项目计划”、“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计划”。在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科技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国际封锁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原有的科技体制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不适应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提高科技自身发展能力为核心，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以改革拨款制度、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为突破口，在科技工作的运行和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
1988年9月，邓小平总结了20世纪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变化的新趋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在此基础上，江泽民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在1992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再次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1992～1998年，国家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科技系统结构，分流人才。在一些产业部门开展了“放开一片”的试点，推动一批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者与企业建立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科研机构创办了数千家科技企业，数百家获得了外贸进出口自营权。所属“五所二校”的改革试点，重点探索改革科研机构内部管理制度，调整组织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分流人员，保持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科研队伍。这一阶段的改革，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转变了观念、探索了思路、积累了经验。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从1999年至今，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重点，对科研院所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一是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这是对我国科技结构和布局的重大调整。二是对涉及36万人的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自2001年开始，国家正式启动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企业化转制，按照非营利机构运行和管理等方式进行分类型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优化科技系统结构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计划，旨在战略性地全面提高国家在21世纪的综合科技竞争力。1986～1990年，国家制定了《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并正式出台了“星火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新产品计划”、“火炬计划”等五个重大科技计划，特别是“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和“863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发展高科技和振兴农村科技与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6年3月，经数百名中国科学家广泛、全面、严格的科学论证，“863计划”出台，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作为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为了保证该计划的顺利实施，在借鉴国外高技术管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也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搞“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和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和科研组织管理开辟了一条新路。
始于1986年的“星火计划”，旨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星火计划”通过大批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示范，促进了农村技术进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星火计划”率先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开始了政府利用经济杠杆实施科技计划的新途径。仅1996～2000年，“星火计划”就累计创利2810多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8年开始实施的高科技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经过10多年的发展，建设和发展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1992～2002年，全国53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营业总收入从87.3亿元增长到15326.4亿元，区内企业的出口创汇从1991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329.2亿美元。通过建立一批被称为孵化器的机构（也称创业服务中心）来加速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至2003年全国已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00多家，已有6000多家企业从孵化器中“毕业”，其中30家已成为上市公司。通过项目的实施和引导，高新技术企业从小到大、滚动发展，收入超亿元的企业从1991年的7家上升为目前的1800多家，并扶持和培育了一批如联想、方正、华为、海尔等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
2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构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初步完成了科技力量布局，基本实现了科技资源配置从计划导向到市场导向的转轨，基本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和分工定位，基本确立了科研机构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规范，并开始形成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激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使得科技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次会议总结了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精神，在全国形成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党的十五大再次提出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指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政府等为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能更加有效地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使得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协调发展。我国于1995年开始实施“211工程”，1996年制定实施了“技术创新工程”，1998年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倍增器，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它以最新科学成就为基础，应用知识创新的成果与新技术、新工艺相结合，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从而推动企业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决定着我国的发展前景与未来的命运。为此，我国必须从在国家层次上整合创新资源的角度，进行组织与制度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提高综合国力，加速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到1997年底，全国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9.3万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1.7万项，占18.3%。获国家奖励的成果有2086项。这些重大成果解决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批关键技术问题，提高了我国的科学研究和应用能力，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以人类基因组计划1%基因绘制图、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顺利返回、青藏铁路、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三 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焕发出新的活力，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对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作出了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还相对落后，我国的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还不强；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体制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据中国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组的研究表明：科技供给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参照国际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方法，得到的结果是：2001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一些重要指标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目前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为5%左右。在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使我国许多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陷入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许多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防领域日益加剧的对外技术依赖，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2.发明专利数量少
我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按每百万美元GDP平均计算，2000年我国公民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国际排名第31位，大约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1.8%。中国大陆在美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仅占非美国人发明专利的0.2%，而我国台湾地区占6.4%，韩国占4.6%。
3.科研成果质量不高
1993～2003年，美国每篇论文被引用12.23次，我国只有2.78次，排在世界第20位，比韩国、巴西和印度都低。国家三大科技奖之一的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曾连续六年空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六年中只有两项，反映出缺乏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4.拔尖创新人才匮乏
几十年前，我国还有一批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而今天这种领军人物已不多见。优秀尖子人才的严重匮乏，使我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和把握重大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很难作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科技贡献。
科技投入不足。1991～2000年，我国10年累计投入研发经费约为553亿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36，约为韩国的1/2。2003年，我国研发经费约为18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16。全国从事研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7和日本的1/13。这种投入强度很难支持高水平的研发活动。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我国原始性的技术创新与重大发明专利稀缺，除科技投入、教育和科技水平，以及创新文化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有效体制与动力机制相关。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保护力度低，损害了技术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在技术发展领域中的职能与市场职能还常常互相混淆，尚未完全建立起开放、法制、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资源配置尚不够系统、完善与有效。同时，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占销售额的比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0.5%左右，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大都在5%以下，大部分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都还没有研究开发活动。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尚未形成民主高效、责任明确的决策机制，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足，不易形成协同一致和分工合作的机制。在科技管理方面，决策与责任不对等，没有形成与事权相一致的责任追究制度。国家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之间缺乏有机衔接，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使科教兴国战略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条块分割现象比较突出，导致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由此可见，距离创新型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经过这些年的奋斗和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定基础和能力。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前列，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地；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第三节 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基本走向
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反映了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技发展的新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它对于我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1.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他强调，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深化科技改革，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会议明确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强调了自主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为我国近期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将走上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发展之路。
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我国未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是新时期指导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纲领性文件。这是第一次系统地把科技与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以及文化发展等进行综合考虑的一次科技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制定了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保障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满足小康生活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表示，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自身的要求，我国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目标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部署。第一阶段（2006～2010年）：实现战略调整，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科技发展的制度基础。第二阶段（2011～2020年）：加速科技发展，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第三阶段（2021～2050年）：科技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创新强国。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入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强国行列。在主流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使我国成为吸引国际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重要科技中心，并能够在基础科学方面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在高技术领域占据重要的战略制高点，有力地保障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自主创新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我国综合竞争力中最具有优势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将能充分满足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
《纲要》指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要提高到2.5%。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是1960年的2.32%，2004年为1.23%，与2.5%的目标还有差距。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2004年，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92%的49个主要国家中仅排名第24位。在未来的10年中，我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力争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超越常规技术发展阶段，迅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实施《纲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举措。这必将有利于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改变关键技术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局面；必将有利于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必将有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大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创新特征
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欧、日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国家创新系统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个伟大制度创新。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国家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主动，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的共同选择。
（1）美国全面领先。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等系列报告，认为在过去50多年里，技术是为美国带来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并提出美国应当在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富有创新的文化传统，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各种规范的法规、科技政策的保证，以总统为首的科技领导机构，研发和教育的高投入，以及能包容多元文化、鼓励自由思考，独自创新的社会环境系统，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型科技强国，并拥有当今世界最全面的国家创新体系。据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提供的资料表明，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有如下基本特征和主要优势。
第一，重视本国国民教育和对别国优秀人才的引进，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丰富人才资源。美国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1999年教育投入高达6350亿美元，占GDP的7.7%。从而为其成为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大学前100强排名当中，美国的大学要占到一半以上，这是美国科技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此外，美国广泛接纳全球优秀人才，奠定了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坚实基础。1999年在美留学生达49.1万，大约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其中约有25%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
第二，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其在科学研究及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出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研发支出约占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总支出的44%。美国的研发投入是第二大投入国日本的2.7倍。2000年，美国在研发活动上的支出比所有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主要科学与工程期刊的论文数量是科技研究产出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2001年，美国在主要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全世界的30.9%，比排在后面四位的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高科技产业占全世界的份额为29%～33%，2001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的市场份额为32%，比欧盟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
第三，拥有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官产学研各类机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互为有效补充并有密切的互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执行机构主要由私营企业、大学、联邦科研机构（联邦实验室等）、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组成。其中，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并承担了国家主要的基础研究任务。联邦科研机构则主要承担与国家使命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关键的竞争前沿技术的开发，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私营企业是美国技术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其研发经费约占美国研发总支出的70%。非营利研究机构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又不设在大学或由大学管辖，也不像工业企业那样以赢利为目标，主要是指各种私人非营利性研究所或公司，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国际斯坦福研究所、德拉皮尔实验室、巴特尔研究所、兰德公司、米特公司等。此类研究机构虽然数量不多，但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有影响，是其他三类研究机构的有益补充。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技术转让机构、咨询和评估机构、政策研究机构、风险投资公司等，它们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架构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上述各个类型的机构在执行各自的任务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如在企业与大学之间、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此外，中小企业是美国国家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创新发明是在小企业实现的，小企业的人均发明创造是大企业的两倍。小企业的研发回报率比大企业高出14%。
第四，拥有健全的科技立法体系，尽力为企业和个人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推动美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美国是世界上实行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已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美国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创新的环境，并维护了本国的利益。同时，建立企业技术创新退税政策；实施一系列政府—企业伙伴关系计划和鼓励出口贸易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立法推广联邦技术转让，促进科研成果向产业界的转化。
第五，完善的资本市场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场所，促进了社会化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且有力地弥补了金融系统中间接融资与科技创新不能有效结合的制度缺陷。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具有较为成熟的风险投资体制也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第六，拥有明显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优势和完备的创新基础设施。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技术优势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对高端市场的占领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创新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和图书馆等。美国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凭借其巨大的投入和不断的积累，为美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在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竞争力核心的今天，美国为了力图保持其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地位，近几十年，历届美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科技发展，制定新的科技政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出台科技计划，重点扶持航空航天科技、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纳米科技、能源科技和环境科技的发展；提出了诸如国际空间站计划，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和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植物基因组计划，国家纳米计划，国家能源计划，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和国家气候变化技术计划等，并正在出台相应的国家计划，促进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融合；“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助反恐，加大了对有关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的投入，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已达1227亿美元；美国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用工业技术创新的重大计划，用于鼓励、促进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持产业优势。
（2）日本创新立国。日本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总结日本科技创新，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研发投入大。据文部省近年发表的白皮书，日本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总经费约为16.5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超过英、法、德三国之和。
其次，企业研发能力强。民间企业不仅是大部分研究经费的使用者而且也是大部分研究经费的提供者。
再次，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日本政府通过制定长期规划、积极的投资与教育政策等，在推动企业增强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组织产官学合作、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日本政府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走以引进和消化欧美技术为主的模仿型“技术立国”之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向注重基础研究和独创性自主技术开发的“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战略转变。
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已基本完成了机械化、电气化和燃料石油化的技术革命，并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门类齐全、具有近代科技及教育水平的工业化强国。这段时期，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政策：引进外国专门人才和技术；加强本国人才培养，建立从初等到高等的教育体系；成立负责科技发展的政府组织机构；颁布专利法，引进国际技术标准体系，制定科技奖励政策；成立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化设备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和学术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其间，日本的科技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前的经济恢复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国内的科技资源大多被用于消化引进技术，并向民间大企业倾斜。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期，各大企业兴起了设立“中央研究所”的热潮。政府同时制定了各种科技政策，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低增长转型期，整个科技政策取向多样化、体系化，并在科技体制方面发展了“研究组合”等产学官合作的组织。在80年代后创新型国家时期，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产业的空洞化、赶超战略效力的衰退以及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等原因，日本的通产省和科学技术厅在这一时期都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口号，日本的高新技术进入世界的最前列，创新型国家逐渐形成。
日本从一个曾经落后的东亚小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科技强国，究其原因是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特点，成功地选择了先模仿后独创，先低科技后高科技的正确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
（3）以色列尊重知识。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以来，在仅有约500万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很差的条件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实现了创新立国，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令很多大国难以望其项背。
据报道，以犹太人为主要人口的以色列，14岁以上人均每月读一本书，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及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上成为世界之最。在犹太社会里，尊重知识和智慧，学者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犹太人不仅非常重视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创新性的才能。学习以思考为基础，思考必须有怀疑精神。由此，在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卓越的科学家、各种专业人才，其数量占其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以色列按人均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全国民用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多年来一直在4%以上。2004年该比例为4.6%。2002年每万名劳动力中科学家（工程师）数量为135人，居世界第一。以色列在世界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占世界的1%左右，人均论文数排世界第三，人均论文引用数排世界第四。高技术产品占以色列工业出口的一半以上，在农业、生物、数据安全、医疗设备等许多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色列在建国之初，继续了19世纪末以来的科学传统，建立了希伯来大学、以色列工学院和农业研究组织等高等科研机构。1967年由于六日战争和法国的武器禁运之后，需要独立的技术开发能力。工贸部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大量预算用于研发活动，这一时期，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航空和电子工业开始起飞。1984年后研发活动扩大且更加面向民用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兴起，以色列和平进程启动，推出了积极的公立—私立伙伴关系的项目。这一阶段推出了不少重要政策，如1991年开始了技术孵化器计划（TI）等。
（4）韩国后发赶超。韩国是一个从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成功范例。20世纪4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韩国的工业化50年代开始起步，以轻纺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6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造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到90年代末期，韩国已被称为“亚洲最具技术经济实力的经济体制之一”。研究表明，韩国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始终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
经历了经济崛起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深切认识到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从“引进、模仿”战略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战略。1997年12月，韩国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革新五年”计划，提出2002年政府对研发的投入达到政府预算的5%以上，从根本上改变韩国的科技现状，提升韩国的科技实力；1998年，韩国政府发布“2025年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计划”，力争2005年科技竞争力达到世界第十二位，2015年达到世界第十位，2025年达到世界第七位，成为亚太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并在部分科技领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韩国政府确立了科技政策调整思路，科技开发战略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创造性的一流科学技术转变，国家研发管理体制由过去部门分散型向综合协调型转变，科研开发由强调投入和拓展研究领域向提高研究质量和强化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变，国家研究开发体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由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为主向产学研均衡发展转变。
（5）俄罗斯大国转型。俄罗斯是一个科技和产业潜力非常雄厚的国家，但又是一个缺乏创新活力的国家。截止到目前，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只占约5%。而且只有5个工业部门产值超过工业平均增加值。在创新经费支出方面，俄罗斯的特点是大部分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占48.1%），而用于购买新工艺技术的费用只占创新经费的2.4%，用于购买专利权、生产许可、工业样机和模型的费用只占0.5%。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有资金，约占74%，国外投资占10%，联邦和地方财政预算拨款占4.4%，非预算基金占3.4%，其他经费（个人投资、贷款等）占8.2%。创新产品在创新企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例1997年为19%，1998年下降为13%。目前，俄罗斯的民用高科产品出口额占其总数的0.3%～0.5%（中国占6%）。
进入21世纪，在普京总统“振兴俄罗斯”的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全面实施国家科技创新活动战略，目的是积极有效地利用各种智力潜力，注重原始创新，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做法是：推动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建立合理的机制，迅速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管理；完善高等院校的技术创新中心；加速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进程；维护知识产权，等等。
2002年，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俄罗斯联邦至2010年及未来的科技发展基本政策”，将发展基础研究、最重要的应用研究与开发列为国家科技政策支持的首位，规定基础研究优先领域既要考虑国家利益，又要考虑世界科学、工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并要求根据科学、工艺和技术的优先领域开展最重要的应用研究和开发，解决国家面临的综合科技与工艺问题。为此，政府加大了科技投入，加强了国家调控，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发展科技创新队伍，并通过专项行动计划，支持科学与教育的结合，大力支持先进制造技术、信息科技、航空航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
（6）印度的强国之梦。印度力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其大国梦想。印度独立之后，一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和传播。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58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印度第一个科技政策（《科学政策决议案》），明确提出了科技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思路。在这项政策指引下，印度进入了全面建设科技体系的时期，建立了一大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为后来印度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正值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新技术革命，印度政府在《科学政策决议案》的基础上宣布了《技术政策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科技是发展经济的基础，重申靠自身力量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性。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科技人员的数量已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进入21世纪，印度的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已经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并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空间技术和核技术。但是印度的科技发展并不均衡，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科技领域，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印度的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也呈下滑态势。为扭转这一情况，2001年，印度政府制定了新的“科技政策实施战略”，大力支持空间科技、核技术、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海洋科技的发展。此外，还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以及一系列应用技术发展的重点，并计划未来五年政府的科技投入翻一番。2003年，印度政府又出台了新的科技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加大科技投入、开展制度改革和加强国际合作等，力争早日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转型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过程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科技创新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高，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都在30%以下，等等。同时，各国又都根据本国国情，在创新措施上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总之，在世纪之交，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一股一浪高过一浪的世界性潮流。
二 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
1.自主创新的含义
自主创新是指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为宗旨，“以我为主”发展与整合创新资源，进行创新活动，提高创新能力的科技战略方针，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创新三个方面。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中具有战略突破性的科学活动，是一种超前的科学思维或挑战现有科技理论的重大科技创新。集成创新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与工具等，对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集成和优化，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的动态过程。消化创新是指在引进技术后，对先进技术进行研究再创新的过程。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今后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重点跨越，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集成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撑发展，就是从现实的急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引领未来，就是着眼于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新时期科技发展的基点，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其目的在于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塑造新时期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要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核心，并实现以下重要目标：一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使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三是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四是在重大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五是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六是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七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在科学发展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信息、生物、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八是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创新体系。
2.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
当代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更加普遍，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保持领先地位，用技术控制市场和资源，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知识产权有可能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最不确定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比较优势，就可能获得发展的机遇和主动权，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否则将会不断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甚至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21世纪头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巨和宏大的社会进步过程。这一进程从根本上拓展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视野，由此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巨大科技需求，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发展所面临的新环境、新任务以及基本国情的特殊需求，决定了我国未来只能走创新主导的发展道路。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才能突破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瓶颈约束，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进入21世纪，我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将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各方面矛盾凸显，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将出现递减趋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结构调整，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加快科技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加强自主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
第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驱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逐步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瓶颈性约束，矛盾非常突出。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承受的。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28%，一次性能源占全球的12.1%，淡水占全球的15%，水泥占全球的50%，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消耗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量只有发达国家的1/4～1/6。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策选择。
第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必须依靠自主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多年来，结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问题，已从数量结构变化转变为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素质，传统的主要着眼于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的思想和方法很难见效。新的思路和途径就是要把自主创新作为促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通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
第三，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面临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必须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但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不断加剧，我国产业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依赖国外的状况日益突出，国家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使我国难以掌握战略的主动权。所以，胡锦涛及时强调：“实践告诉我们，对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全局的尖端科技，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取得突破，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125]
目前，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技术标准等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巨大障碍。因此，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扭转我国在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上依赖国外的状况，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
三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1.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的实践探索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探索。
1949～1977年是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探索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创新体系以政府主导型为特征。具体地说，国家创新体系以政府计划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组织体系相应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源于政府所认为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需要；创新决策由各级政府制定；政府是创新资源的投入主体，资源按政府计划配置；创新执行者的创新收益不直接取决于他们所实现的创新成果，同时也不直接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损失。这种创新体系不但有明确而且强烈的国家目标，而且有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对创新活动进行全面的指令型管理。它的主要方法为：政府制定具有权威性的创新任务，创新活动的展开依靠政府力量强力推动，创新资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这种体系特征的形成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①新中国赖以发展的科技基础和创新资源极其薄弱，创新资源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长远追求等国家目标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最高效率、最大效益地调配创新资源，既要加强资源之间的协同，又要集中资源以解决最为关键的问题。②中国的创新体系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计划指令的方式配置创新资源。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现实的强大压力，使得政府往往不得不统一规划和配置各种创新资源，以尽快提高国家的国防实力。④对创新体系中的绝大多数行动者而言，以实现百年强国梦想为追求，希望国家独立而且强盛，希望国家发展科学，最大限度地用科学资源实现富国强兵，以洗刷民族耻辱，这是基本的理想。在没有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对创新资源的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往往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富强和自身追求的便捷途径。
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现代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创新体系中政府计划配置创新资源时的一个基本理念。因此，《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规划》可以作为这种对创新资源进行计划配置的典型代表。这次规划确定的科技发展基本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具体地说，一是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方向，把各个科学部门的力量汇合在统一的目标下。二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技成就，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国外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三是必须及时地、积极地积累自己的科学储备。科学储备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理论的储备，既包括基础科学理论，也包括技术科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理论。
根据“任务带学科”的规划思路，这次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为主干进行的。规划提出了6类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12项重点任务，规划包括了当时与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的各种主要的具体技术性研究项目和应用性研究项目，并且包括了科学基础理论的若干研究项目。这种政府主导型创新体系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在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充分调动各种创新资源。它未必是高效益的，但却是高效率的。因为它能够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计划、需要随时调集和分散，较少受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局部利益的干扰，从而能够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这种组织化的优势也使得中国在既没有深厚科学背景，也没有发达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规划科学”的成功。在特定领域中，这种科技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大强化了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要的科技实力，建立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促进了此后中国高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用较少的钱，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取得了“两弹一星”等曾经使世界瞩目的成就。在半导体、计算机、空间科学、分子生物学等尖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成功是诸多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集体协作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中国也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日本学者这样评价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确立了完整的工业基础。”然而，这种以计划经济为基本制度安排的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政府对创新资源的计划配置往往与创新活动的探索性之间存在冲突。创新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通常不可预期，全面计划往往是不可能的。虽然可以通过科学家等参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计划的准确性，但这种“计划”支持仍然难以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不断调整作出迅速的反应，计划易于成为一种事后的调整。由于计划的决策者远离信息源，无法了解瞬息万变的创新环境，同时决策过程和程序复杂，决策相对于需求时滞过长，导致政府对创新的计划管理缺乏适应社会变化的灵活性，不但决策者往往由于信息缺乏而出现失误，而且出现失误也难以及时得以纠正，往往会导致创新资源浪费和配置低效。同时还易于滋长决策者的官僚和腐败，这种官僚和腐败对于创新行为的滋扰，也往往缺乏制度化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抑制。
其二，以政府的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之间以“线性”的方式相联系，其结果是科技与经济脱节，不利于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也不利于科技成果迅速推广。在这种政府指令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以及创新转移的模式可以大体概括为：国家的研发机构进行研究开发→国家的设计院进行设计、制定标准→国家的企业进行批量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由于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快速信息反馈与交流，一些国家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虽然面向工业生产，但实际上与企业生产实践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虽然研究活动主要是应用性和开发性的，但大多数研究开发成果仍然不能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因而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便是在某些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对于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提高往往难以起到作用。
从企业的行为看，如果企业的发展由市场的供需变动引导，追求利润的机制将诱使企业家努力采用新技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利润不再是衡量企业效益的尺度，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又常常不能按时分配物资，经营者被迫维持大量的储存，没有利用资源的激励。职工超员、物资超储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便成为没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全部特征”[126]。这样，尽管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有一定的研发实力，但缺乏技术创新的热情和动力。特别是当部门和企业的资源完全由计划分配，产品统购统销，生产按照指令进行时，改进效率、提高产品种类和质量的创新行为更丧失了应有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成为单纯的生产单位，难以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
其三，创新活动所依赖的资源由政府根据国家目标按计划供给，创新者往往按计划使用政府的投资，因此其创新的自主性受到很大约束，与此相应，以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为特征的“小科学”以及以企业家和研发人员自主决策开展的创新活动往往难以充分发展。在政府行政指令下的创新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持，但创新行为一旦脱离国家明确计划的范畴，失去国家指令硬性约束的行政力量，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便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交流。国家的高度计划与部门间的严重分割和强烈的地方主义并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创新体系的特有景象。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分割状态，保护了包括各时代技术在内的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即包含手工业、半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多种水平的技术体系），降低了技术升级的速率，巩固并扩大了部门间、地区间的技术差距。同时，这种分割也部分抵消了计划本应具有的集中资源优化配置的组织优势。
其四，对创新行为缺乏足够的激励，创新动力不足。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投资，主要的对象是研究机构，而非研究者个人。即使是对机构的资助，也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这不但使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而且易于使最有优势的科学家难以获得应有的支持，水平一般的研究人员由于身处国家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政府的投资，导致对有限资源的配置也不是高效的。政府对科技活动和发明的奖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但由于产权形式主要是国有产权，其激励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发明奖励条例》规定发明产权属于国家，国家所属的任何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这从表面上看有利于新技术的广泛社会应用，但却助长了“搭便车”的行为，抑制了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不可能成为人们广泛而持久的追求。
第二，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探索。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创新体系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导引型转化，其目的是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个转化过程以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为核心线索，通过政府一系列不断向目标趋近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来完成，因而政府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并成为此过渡过程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创新之路是通过设立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来完成的。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的，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等措施，科研机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活力不断增强，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一切都加速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科研经费大多以国家科技计划的形式出现，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不在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全面规划创新活动，而在于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作为目标导向，激活社会创新行为，并引导新的创新主体趋向成熟。因此，这里所说的“导引”具有“主导”和“引导”双重含义。这种“政府导引”型的创新系统是一种过渡状态，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建立“政府协调”型创新体系，以逐步确立企业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
这一时期尽管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先后展开，这些改革也涉及创新体系的不同侧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创新体系的转型主要发生在“政府主导型”创新系统外层运作带，尚未全面触及“政府主导”创新系统的内核。
其特点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重塑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扩大市场调节来替代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运行机制，以激发人们创新的积极性。不论是激励手段的不断完善，技术市场的逐步拓展，还是扩大科技系统自主权，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事实上都体现了这种思路；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往往在各个系统内部相对独立地展开，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结合，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和协作的制度安排不多，还不能够比较全面地促进不同行动者之间在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方面的交互作用；对“政府主导”创新系统的变革，主要的变革对象是外层运作带，尚未真正触及其基本制度安排。依靠行政手段的运作机制是“政府指令”创新系统的表现特征，但更重要的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重塑并没有真正改变这种制度基础，重塑的理论出发点依然是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体制仍然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如198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出现新运行机制的一些特点，如鼓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和科技机构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但并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
由于尚未触及“政府主导”创新系统的制度内核，因此，尽管在此期间的创新系统重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是不可能的。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中指出“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而且相反“厂办科研机构力图脱离企业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特别是部门改组，企业下放后，各部门有进一步对科研机构加强控制的趋势”[127]。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探索。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从内核层面展开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变革，确立了建立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
这种转变以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为前提。首先是认识到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8]以这种思想上的突破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改革走向。
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中国创新体系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开始逐渐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创新体系中以往所承担的诸多职能需要由其他角色承担，因此创新主体的重塑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和管理模式，因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之间的协同和配套也成为创新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从1992年之后中国创新体系改革和调整的相关制度安排看，以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组合形成联合决策集团的制度安排明显增多。
随着国际范围内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不断发展，进入90年代，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产业界也开始更加有意识地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来研究和指导我国的创新体系建设问题。1996年，国家科委邀请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对中国科技改革十年进行了评价，在题为《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的报告中，国际专家组指出：“在中国，我们看到至少有四个重要的委员会通过旨在促进科技改革的方式，在政策制定和计划的分配中起积极作用，并以此刺激在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创新。但是，我们未能明确了解它们之间的各种活动是如何协调的。”国际专家组还认为：“确定某种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概念，并运用这种概念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目前看来是有用的。”[129]
1996年以来，国家经贸委、科技部推出了《技术创新工程》，1998年，中国科学院推出了《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创新系统理论和中国创新体系研究的相关成果。1999年，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社论《科学在中国：承诺与意义》，明确指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经贸委2002年颁布了《“十五”全国技术创新纲要》、《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管理办法》。2005年1月，科技部颁布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纲要》。
2003年6月，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化的新挑战和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出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把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全面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建立了我国的基本科技体系；转型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初步格局，为中国走创新型国家之路打下了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特别是着眼于2020年的这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决定未来15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科技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2.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现途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载人航天、超级水稻、超级计算机等重大成就，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主要目标的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科技结构得到优化，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科学论文、发明专利等重要指标方面，我国目前都处在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成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技术大国。国家创新体系尚不完善，体制和机制有待深化改革；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投入不足，而且资源分散；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匮乏，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作出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贡献。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制约。我们一定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新路子。
第一，以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为中心，努力实现科技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是无法满足我国自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的。实践一再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应该是我国科技工作坚定不移的指导方针。为此，我们要积极调整科技发展思路，一是在发展路径上，要加强自主创新，不断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二是在创新方式上，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集成和突破；三是在创新体制上，要以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四是在发展部署上，要强调科技创新与科技普及、人才培养并重，扩大科技创新的社会基础；五是在国际合作上，要全面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有效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
第二，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实现重点领域的技术集成创新和突破。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这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课题，努力把科技资源集中到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领域，集中到事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性研究领域，集中到事关科技事业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抓紧科技攻关，力争在一些重大领域取得突破，特别是在解决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重大科技问题上要有所突破，在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要有所突破，在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上要有所突破。
第三，围绕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当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将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我们要紧紧围绕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这个主题，继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重点解决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决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努力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够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有效动员能力，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使各部分有效整合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当前要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重点，围绕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引进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第四，加强科技宏观管理，努力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已直接面向生产、生活实践，科技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科技投入主体日益多元化。科技发展环境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对加强科技宏观管理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我们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科技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协调，加强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必须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加大对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金融支持，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实施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依托国家和地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积极推进重大装备的自主开发和制造；建设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为知识产权的产生与转移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大胆使用青年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创新人才，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法制，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各级各类人才；加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建立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在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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