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文化及其基本构成
“文化”是一个歧义极多、见仁见智的范畴，不同的文化论者对其规定和强调的层面各不相同。文化一词，在汉语中是由“人文化成”一语简化而来的。《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国古代，文化指的是人类对物质财富、道德修养、精神生活的创造活动及其创造的成果。在国外，文化一词在英文中写作“culture”，德文中写作“die Kultur”，两者都来源于拉丁文“cultus”这一词根。这一词根后来又演变为“cultura”，原意是土壤耕作、加工成果，后来引申为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意思，指的是人对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影响以及人对自身的培养、训练。
英美文化论者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往往与“文明”一词等同，不严格区分两者。例如，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在他的《原始社会》一书中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culture or civilization）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英美学者的文化观与英美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传统直接相关。在文化学研究上，英美文化论者注重的是对文化事实以及对文化要素的分析，他们着重揭示的不是文化的变化形态，而是已存形态；他们关注的不是文化的价值性、生命性和创造性，而是文化的物质化、形态化。所以，他们在谈论文化问题时更多使用的是civilization（文明）而不是culture（文化）。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上，他们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文化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问题并强调文化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而德国则具有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文化研究传统，其代表是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他们强调文化的精神性、价值性、生命性和创造性，强调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根本区别。例如，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就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作过深入分析。所以，德国的文化论者严格区分“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其谈论文化问题时所使用的词汇是“die Kultur”。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学家斯本格勒就曾指出：“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这也说明文化是动态的、精神性的、有价值性和生命性的东西，而文明则是静态的、物质性的、形态化的东西。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不外乎两种，即广义的文化定义和狭义的文化定义。广义的文化定义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主体自身的一切活动和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的内容。我国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在谈论文化变迁时，曾有文化变迁四层次说。他说：“非常粗疏地说，文化变迁可以分为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不过，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三层次说”，即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即物的部分，制度文化即心物结合的部分，和精神文化即心的部分。物质文化通常被称为“文化的表层结构”，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是文化的各层面中极易变化的部分；制度文化通常被称为“文化的中层结构”，它是文化中最权威的因素，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精神文化通常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它最为保守，是文化的各层面中极难变化的部分，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物质层面的文化更富时代性，变化快；精神层面的文化更富民族性，变化慢。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它包括风俗习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认知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致思取向、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等。精神文化属于文化的心理层面，或曰“心的部分”。
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不涉及人类的文明。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文明一般是指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而文化则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成果（积极的和消极的）；文明主要是指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文化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整个过程及活动方式。文化作为社会历史范畴，是与自然相比较的，文化实质上是人化。文化越发达，表明人的主体性越强，人类发展越依赖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文化的积极成果便是文明。而文明是相对于野蛮、愚昧和无知的，它表示和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因此，文明是指文化中进步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的总和。文化进步的程度越高，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反过来，社会文明也就成为文化进步的衡量标志。
中国文化是指各民族的人民在中国的土壤上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中国文化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其他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化、改造了的外来文化（例如中国化的佛教等），又包括中国近代文化，还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无产阶级新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
二 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1.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构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反映了不同民族国家长期的生存方式、历史积淀以及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理由。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形成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和优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根据，因此，文化之间彼此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学习，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当前，威胁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主要元凶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力图将自己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与模式强加于他国。值得庆幸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已越来越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种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加拿大等国就反对美国提出的将文化、视听及服务产品等同于一般商品，任其自由流通，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是文化多样性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历史性事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130]。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同年11月，“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在杭州召开，会议通过了《杭州声明》，声明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不同国家与民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是其赖以生存、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声明还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经济全球化不应导致世界文化走向单一，而全球经济只有在一个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多样文化共同繁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
首先，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的积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曾经指出：“正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的社会才具有最鲜明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我们试图仿效我们同胞的习俗和风度。而且，我们非常方便地辨别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各自的言谈方式、风俗和服饰等等。”[131]文化的民族性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地理环境。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借用一位印第安人的话来说明人类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各自发展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民族的文化）。他说：“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杯子，一只陶杯，从这只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杯子不一样。”[132]在一个民族形成的初期，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第二，经济与政治状况。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33]毛泽东也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34]这些论述都表明，文化的民族差异性根本上应当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当中去寻找，应当到他们的经济关系与政治状况当中去寻找。第三，民族文化传统。传统就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并不断流传下来的东西，是“活在现在的过去”。马克思说，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35]黑格尔也强调：“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136]毛泽东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137]文化的民族性可以表现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它不仅体现在民族的形式上而且体现在民族的内容上。
其次，任何文化都属于一定的时代，总要打上时代的印记，反映时代的内容，甚至体现出时代的精神，任何文化总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具有时代性。这里必须将文化的时代性与文化的进步性相区分开来。“一种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是一回事，而这种文化是否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发展趋势，是否体现了时代内容的先进方面却又是一回事。同一时代，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上，呈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发展趋势，存在着先进的或落后的、革命的或反动的两种不同的甚至决然相反的方面，这同时也在文化的发展上表现出来。”[138]换言之，文化的进步性表明的是这种文化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社会进步的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总之，任何文化总是一定空间中的存在，具有民族性。任何文化同时又是一定时间中的存在，具有时代性。超民族与超时代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既要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元素、富有中华民族特色，还要体现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总之，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色彩。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古教条”或“土教条”、“西教条”或“洋教条”、“马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古教条”或“土教条”。其基本特征是照抄照搬自己、祖先的经验或者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习惯于从自己、祖先或者古代权威“老祖宗”（如孔子、孟子和庄子）那里寻找“济世良药”和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教条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西教条”或“洋教条”。其基本特征是照抄照搬外国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和社会思潮。教条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马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从本本出发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的附会式理解来剪裁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第一种教条主义表面上是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实际上它没有认识到文化具有时代性。而第二种和第三种教条主义则根本无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存在。显然，用上述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必然使中国文化受到损伤。
3.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认同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时也指出，随着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9]。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世界文学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文化”。也就是说，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相互交往的扩大，各民族文化也在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一种世界性文化。但是，全球化的交往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和全球文化的同质化。首先，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40]斯大林也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141]其次，民族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一个民族如果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更应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性，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全球化时代都更加注重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以色列人要把早已死去的古希伯来文复活过来，马来西亚要为本无文字的马来语制定文字，并将其定为国语。再次，文化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能为其他民族所承认，并存在于世界的内在根据。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国际文化的内容，他对于国际文化将是一个寄生者，而一无贡献。总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难以导致文化的全球化。
尽管经济全球化难以导致文化的全球化，但是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问题。特别是目前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按照资本的逻辑推行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传播工具，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文化多样性的破坏和文化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
4.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及其特点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化加速推进，互联网成为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信息交流的主要平台。注重文化平台建设，加速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对话、融合，彼此之间需要真诚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相互学习。所谓相互尊重，就是不唯我独尊，不唯我独大，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要相互尊重，只有尊重才能有效地承认彼此存在的价值。所谓相互包容，就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宽容文化的多样性，彼此之间相互容纳。所谓相互学习，就是无论哪一种文化，都要向其他文化学习优秀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世界的文明都得到发展，也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
文化包括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两大部分，其中知识系统具有价值的中立性，价值系统具有意识形态性，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错综复杂，思想文化交锋呈现许多新特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这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
三 文化软实力及其作用
“软实力”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Soft Power）一文，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包括资源、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和软实力，并且认为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和动力。此后，约瑟夫·奈在《软实力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1999）、《美国力量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2001）和《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004）等论著中对“软实力”理论作了系统的阐发。约瑟夫·奈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软实力概念作过许多论述，在《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作了一个比较精要的概括：“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142]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体现了鲜明的冷战思维色彩，其目的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来解答美国如何持续地领导世界，更加巩固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我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的。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指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对内对外影响力。文化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强化社会成员对本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在外部对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吸引力、认同感，从而扩大国家的影响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文化软实力概念和发展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人文化建设思想，特别是他们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自觉。文化软实力概念是当今时代对于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的集中概括。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认识文化现象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矛盾运动。因此，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主要是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进行。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把社会三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思想系统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43]把文化与经济、政治相并列，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在毛泽东看来，民族的独立同样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就要在文化上坚持自身的民族性和独立性，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就难以支撑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因此，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提出了把科学文化建设作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之一。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下，我们在“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道路上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和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了文化重要性问题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地方、部门的领导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也出现了道德滑坡、落后社会风气滋生蔓延等现象。针对这些现象，邓小平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所讲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实也就是指文化建设。
继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在整个社会建设和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144]。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讲话中，江泽民不仅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而且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并列，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开始实现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分法向“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的逻辑转换。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在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纲领和政治建设纲领的同时，正式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同时也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5]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面对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以胡锦涛为总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此外，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也充分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性质、方式上会有所差别，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竞争的焦点和重心会有所侧重。过去国际竞争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军事硬实力、经济硬实力、科技硬实力等方面的较量上。自20世纪末以来，文化与经济的全面渗透、相互交融、互相促进，带来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和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分量。于是，文化的竞争开始被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因为如此，文化产业目前已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不断输出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所谓的“和平演变”。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提高，但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则明显偏弱，发展滞后，这就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总之，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它具有社会整合、价值认同、教育塑造等多种社会功能，深深地渗透到综合国力其他构成要素当中，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因此，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和平崛起”，不仅需要硬实力的增强，而且也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第二节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一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出一幅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景象。中国共产党人经过60余年的艰苦探索，不仅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而且在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而不断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文化生活需求。
1.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精神，不仅对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工作。1958年，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正式通过《文物保护法》。1985年1月，我国政府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志着我国对遗产的保护管理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重新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并明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2005年，国务院还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后者规定以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也是继《文物保护法》颁布以来的又一重要法律，从而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刚刚结束的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至今，我国已有41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数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包括29处文化遗产、8处自然遗产和4处文化与自然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4个项目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务院先后分6批共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批102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09座历史名城，25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此外，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截至2009年10月31日）新发现550283处不可移动文物。
新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投入资金，实施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一系列大型古典修复项目。1953年，毛泽东安排吴晗组织力量进行《资治通鉴》的校点工作；随后又提出标点“前四史”（“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4本书），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在众多的史学专家、历史学教授和专业出版编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历时20年，最终完成了“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点校和出版，全书共计3758卷，分为299册，总计约3800万字。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共有24部类，116部分典，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以来我国历史上2万多种优秀文献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儒家、诸子百家、佛道诸教以及志书等优秀文献资料，是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截至2010年3月，已出版了《文学典》、《哲学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50余册，近1.3亿字，全部出版后的《中华大典》预计有近8亿字。进入21世纪后，政府还启动和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正是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弘扬。正如华盛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吴惠秋所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很多文化瑰宝，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得越来越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肯尼亚渔业部部长阿马松·金吉也认为，尽管中国近年来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变革，但中国共产党一直能够确保中华民族丰富、悠久的历史不为时代遗忘，并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元素和习俗沿袭至今。同时，中医中药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中国国内得以传扬，更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和接受。
2.国民素质普遍提高，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国民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不断得以增强。我们知道，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围绕着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全社会大力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以及理想信念教育等，从而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新风气和新面貌。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胎胞中脱胎出来，封建遗留的旧思想文化的影响仍然比较大，还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党和政府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整党建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以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强调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对于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教育改造活动，由于知识分子大都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旧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深处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的自我教育运动，帮助知识分子树立新的世界观。此外，对旧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吸毒、娼妓、赌博等现象进行了整治和扫除。其间，社会上涌现了一批时代的道德楷模，如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华罗庚、钱学森等。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铁人精神”，以“两弹一星”元勋们为代表的攀登科学高峰、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精神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人民群高亢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从此以后思想道德建设可以说是全方位、有计划地展开，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此，党中央十分重视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通过各种媒体和优秀文艺作品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我们国家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评选等。目前，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和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评选都已开展了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的评选使我们对各行各业所涌现的一批又一批道德楷模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的评选，也大大地推动了文明建设的步伐，促进了全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如今文明之火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犹如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此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中，我们党还培育了抗洪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五种革命精神”、孔繁森精神、郑培民精神、抗“非典”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高度统一。
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不仅体现在公民道德素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根本改变，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口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1949年，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到2008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99.5%，初中毛入学率达98.5%，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3.58%。高等教育方面，194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仅为12万人，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08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907万人，为1949年的243倍，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职业教育也发展迅猛，每年有1000万名左右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职业人才的需求。目前，我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8.5年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200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这些数据都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方面都有了较大改观。
3.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贯彻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国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有价值的文化创新成果，突出地表现在科学技术、文艺作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各个领域。在科学技术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国科技工作者吹响了“向科技进军”的号角，而且捷报频传。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1959年，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研制成功，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1960年，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己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成功发射；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景润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国家先后制定了阶段性和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改革和完善了科技管理体制，加大科研投资力度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这一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可谓硕果累累。据统计，1981～2008年，我国累计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78.2万项；累计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87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301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0353项；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14位科学家获得2000年开始评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获得了国家奖励。1986～2008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以16.9%和24.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递增，至2008年底，我国专利部门已累计受理国内专利申请403万件，授予专利权214万件。“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成功探月、袁隆平的超级杂交水稻等重大发明成果充分展开了当代中国科技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在文艺领域，文艺创作日益繁荣，精品佳作不断涌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广大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颂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貌为主题创造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长篇小说有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等；戏剧有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诗歌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公刘的《在北方》、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此外还有大量歌颂人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电影有《桥》、《中华儿女》、《林则徐》、《钢铁战士》、《李时珍》、《董存瑞》、《祝福》、《李双双》；舞剧有《东方红》、《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杂技有“舞狮子”、“钻火圈”。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解放，文艺创作十分活跃，文艺创作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都空前多样化。无论是在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方面，还是在电影、曲艺、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1991年，文化部设立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文华奖”最初为一年一届，1998年起改为两年一届，2004年起改为三年一届，与“中国艺术节奖”两奖合一，放在艺术节上评选。自1991年以来，我国先后有500多部舞台艺术作品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小说《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戏曲《明月照母心》、《变脸》、《桃花扇》，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舞剧《丝路花雨》、《阿炳》、《大梦敦煌》，电影《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周恩来》，儿童剧《红领巾》、《一二三齐步走》，杂技剧《天鹅湖》，美术作品《父亲》等，堪称脍炙人口的文学艺术经典。此外，中央宣传部自1992年起设“五个一工程奖”。到目前为止，共有电影122部、电视剧291部、戏剧243部、歌曲193首、广播剧159部获奖。如电影《张思德》、《太行山上》，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延安颂》、《插树岭》，话剧《立秋》，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舞剧《红河谷》，歌曲《吉祥三宝》，长篇小说《笨花》、《国家干部》等，这些都是近年来文艺界的创新力作，广受群众喜爱和欢迎。由文化部、财政部启动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旨在扶持舞台艺术发展的重大文化建设项目。自2002年启动以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推出了50台精品剧目和一批优秀作品，凝聚和培育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对于繁荣艺术创作、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发挥着自然科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的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设置专门机构，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的重大基础工程。20世纪60年代初，为改变此前以苏联教科书为教材的状况，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各学科最高研究水平的教材，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及《形式逻辑》、《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美学概论》等；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理论、文史、艺术著作。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展开研究，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199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正式设立以来，直接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优秀成果、出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自设立至今已累计投入26.5亿元，资助各类项目24283个，推出研究成果45000多项，其中有3500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进入21世纪，党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主要任务有：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三是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四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五是建设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审议和修改工作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形成一批阶段性成果，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不断拓展。所有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特点。
4.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对外文化交流在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营造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外交成为新中国整体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以文化为纽带，在对外交往的诸多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和发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感情与文化往来，探索和建立与未建交国家及地区的文化联系。例如，1951年新中国第一支青年文工团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一行270人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20世纪60年代东方歌舞团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70年代开展“文物外交”、“乒乓外交”。在对外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同时，我们还引进芭蕾舞、交响乐、歌剧、油画等西方的文化艺术品种，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更为重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和交流范围逐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据统计，目前，我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间和地方，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交流上我们一方面继续高度重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文化。统计显示，1978～200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已近39万，留学人员在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77.7%的部属高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先后举办了“国际交响音乐年”、“国际民族歌舞年”、“国际美术年”等国际艺术主题年活动，集中引进20多个国家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从2004年起（截至2010年10月），我国在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近年来，每年在境外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周）50多次，展映国产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选送200多部次国产影片参加近百个国际电影节，其中不少影片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扩大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5.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近年来，经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加强，文化市场繁荣有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文化事业是指政府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兴办的公益性文化内容。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称之为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演出事业单位、艺术创作事业单位、图书文献事业单位、文物事业单位、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广播电视事业单位、报纸杂志事业单位等。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政府通过“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初步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30多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全国文化事业费呈现大幅度增长。据统计，200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198.96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30多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9）》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有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和村文化室137665个。截至2010年底，全国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级服务点83.1万个，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05.28TB，全国90%的行政村可通过互联网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累积服务人次超过8.9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覆盖全部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用户达1280多万户。中央财政对“西新工程”累计投入194.8亿元，西藏、新疆等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能力、广播电视节目译制能力得到大大加强。2008年3月开始，文化文物部门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逐步实施免费开放，2008年列入免费开放试点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500余家。此外，群众文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基本上划分为三类：一是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的行业（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行业），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我们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贯彻“创新主体、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不断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04～200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达22%，高于同期GDP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3.6个百分点。根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7630亿元，占同期GDP的2.43%；文化产业法人单位的全年营业收入为27244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占98.4%；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为1182万，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53%，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91%。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在我国初步形成。
二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和解决。
1.文化危机
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主要是就中国文化内部或本身而言，强调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矛盾和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总体处在一个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化社会过渡和转变的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必然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所有制结构上，我们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方式上，我们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分配方式，走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先富与共富上，我们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共同富裕。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阶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必然反映到思想领域，带了观念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原本被压抑的利益需求全部迸发出来，人们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对政治的热情渐渐冷落，转向对物质追求的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价值认同出现危机，出现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第二，利益结构的调整，促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分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开始走向多样化，特别是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严重挑战。第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面临危机。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总是有一个形而上的思维，似乎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把传统当成我们前进过程中的束缚、羁绊。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究竟继承什么，怎么继承仍然是一个在实践中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以致许多人提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文化断裂现象。总之，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危机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2.文化安全
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侧重于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争的交流、交融、交锋加剧。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对弱势国家大肆推行一系列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企图把它们那一套文化与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自然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重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文化霸权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利用和控制各种媒介进行文化输出和渗透。“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来自美国。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影片总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146]最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世界上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以来不断地鼓吹文化是一种娱乐商品和服务，要求将文化产品纳入关贸总协定，实现文化产业的自由化。美国妄图把世界文化也全部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运行逻辑之中，从而通过文化产品的不断输出将其价值观念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47]总之，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这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正冲击着一切民族分界线，尤其是对弱势国家民族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3.文化失衡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是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文化发展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等。第一，中国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的严重失衡。从总体上来看，与硬实力相比，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还比较薄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硬实力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两者之间的落差还比较大。文化发展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的比重不足4%。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10%以上的水平。第二，文化发展的城乡、区域、民族差异。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民族文化体系并存的国家，因此，城乡、区域、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就形成了差异。农村一直被认为是“文化的飞地”。有数据显示，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1733.6元，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仅为378元。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设施方面，城乡二元机制使我国公共文化投入长期向城市倾斜，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体育设施集中在城市，广大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严重短缺，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认为，与中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不平衡的发展形势相一致，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在整体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资本的局部过剩。文化产业诸多指标均显示，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产业单位过于集中、产业能力过剩、资产收益下降的情况；中西部地区则产业发展不足，资产收益大大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大有可为。此外，文化产品生产质量与数量不对等、文化创新与文化体制不相称都属于文化失衡的表现，这些都制约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路径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路径，概括地说，就是“弘马、开源、引流、创新”。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所谓“弘马”，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争志气，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二 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
所谓“开源”，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做到“古为今用”。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和积极的因素，例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整体思维，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以人为本、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以及勤俭、务实、重教、敬业、乐群、互信、日新、进取的价值观念，等等。
先进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而是深深植根于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之中，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148]先进文化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同时，先进文化是集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之大成，它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资源。因此，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其中既有消极、保守、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也有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精华。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必须运用科学而合理的评价尺度和价值坐标。只有站在当代实践、当代科学和当代文化的最前沿，站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交汇点上，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为现实的参照系统和价值坐标，运用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相统一，历史评价的尺度与道德评价的尺度相统一，生产力标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相统一的多维评价标准，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审查和评价，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从而才能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的主要资源有：
第一，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富有吃苦耐劳、刚健进取、锲而不舍、反抗强暴、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和勤劳、善良、朴实、节俭的美德。这些精神和美德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继续弘扬和光大的。
第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科学的理性传统，有着著称于世的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创造，有着勇于发明、勤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需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启蒙的、革新的、民主的、爱国主义传统和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空谈、崇尚实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空谈误国”，力图从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出发，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提出治世之道，“思以其道易天下”。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战斗的无神论传统。这种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可以作为批判粗俗的唯心主义的有力武器。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说，当古希腊和印度人很早就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适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有机宇宙的学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也认为，耗散结构理论与西方传统思想不一致，而与中国研究整体的传统思维方式相符合。中国传统哲学虽然知性思维不甚发达，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辩证思维）却非常发达，这也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准备了条件。
第七，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崇尚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思想。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思想，具有普遍的价值，对处理当今的环境问题和国际争端，对于今天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从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 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所谓“引流”，就是积极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长处，充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做到“洋为中用”。
在学习外来文化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学习世界各种先进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法东曾多次强调和倡导向国外学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注意到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重要性。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三藏法师不远万里到印度去取经；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兴起了一个学习西方文化、民主和科学的高潮，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他说，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不但学习苏联的马列主义，而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其实，毛泽东认为不仅要向苏联学习，而且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49]毛泽东还强调，不仅我们现在要向别人学习，即使将来国家富强了，我们仍然也要谦虚谨慎，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一万年都要学习，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150]。
在学习国外方面，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分辨地学习，并为我所用。毛泽东曾尖锐地批判那些对外国的东西毫无分析盲目地借鉴的做法。他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151]毛泽东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52]总之，“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53]。
当今世界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阔的世界眼光，积极参与到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当中，汲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和智慧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四 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所谓“创新”，就是在“弘马”、“开源”（“古为今用”）、“引流”（“洋为中用”）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推陈出新”）。文化创新包括文化观念的创新、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以及文化产业的创新等。
文化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进行综合创新。
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今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始终以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凝聚和激励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和动力；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升华，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反映和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团结和领导全体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着力培育社会主义的“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也是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坚决反对多元化，这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教训。
第二，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时代的主旋律，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的。因此，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服务于封建帝王将相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又不同于服务于少数有钱人的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同于少数人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而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三面向”的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富有时代意识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和塑造适应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胜利的一项基础工程。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高度重视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要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下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与国外文化进行对话，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与此同时也要坚持批判和抵制国外各种腐朽思想和文化的侵蚀。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很好总结。”他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批判、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熔铸于社会主义文化之中，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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