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1）。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3）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4）；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5）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6）。方命（7）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8）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9）。其诗曰：‘畜君（10）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章句下》

    【注释】

    （1）雪宫：齐宣王的离宫，休闲时的居所。

    （2）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

    （3）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晏子，即齐国贤相晏婴。

    （4）转附、朝、琅邪：都是山名。

    （5）适：到。

    （6）睊睊：侧目而视。胥，皆、都。慝，恶。

    （7）方命：违背天命。

    （8）大：古代乐官之长。

    （9）《徵招》、《角招》：古代乐曲名。

    （10）畜：取悦、讨好。《吕氏春秋·适威》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宣王问道：“贤人也有这种欢乐吗？”

    孟子答道：“有啊！人们享受不到这种欢乐，就要埋怨他们的君主了。享受不到欢乐就埋怨他们的君主，是不对的；作为百姓的领导者却不与百姓同乐，也是不对的。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苦当做自己的忧苦，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做自己的忧患。以天下人之乐为乐，以天下人之忧为忧，这样之后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

    “从前，齐景公问晏子道：‘我想去转附、朝儛两座山游玩，然后沿着海边南下，一直游历到琅邪；我该怎样做，才能和先王的巡游相比呢？’晏子答道：‘问得好呀！天子到诸侯那里视察去叫巡狩。所谓巡狩，就是天子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去朝拜天子叫述职。所谓述职，就是汇报他履行职责的情况。都没有不和工作相联系的。春天巡察耕作状况，对那些困难的人给予补助；秋天巡察收获情况，周济歉收的人家。夏朝的民间谚语说：我王不游历，我怎得休息？我王不巡视，我何得赏赐？巡游又巡察，诸侯应效法。如今可不是这个样子了，出巡时兴师动众，四处征集粮食，使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辛苦操劳的人得不到休息。人人侧目而视，个个怨声载道，百姓就会因生活所迫而为非作歹。这样的巡游违背天意，虐待百姓，大吃大喝浪费钱财如同流水；流连荒亡，成了诸侯的隐忧。顺流而下，乐而忘返，这叫流；逆流而上，乐而忘返，这叫连；沉溺打猎，不知尽兴，这叫荒；嗜酒狂饮，不知满足，这叫亡。古代贤王圣君没有流、连、荒、亡这样的享乐行为。就看您怎么去做了。’

    “景公听了十分高兴，在都城内作好了充分的安排，然后从宫室搬到郊外。接着就发放物资赈济穷人。又召见乐官，说：‘给我做一首君臣同乐的曲子！’这就是《徵招》、《角招》两首吧。其中的歌词说：‘畜君有什么过错？’‘畜君’就是热爱君主的意思。”

    【述评】

    忧国忧民，心系苍生

    我们都知道，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一句妇孺皆知，流传千古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正是从孟子这里生发出去的。孟子在文章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虽然，孟子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之来谈治国之道的，但是孟子的词句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代豪杰志士。以民乐为乐，以民忧为忧，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些都是后来者因循着孟子的思路拓展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内涵。

    孟子的这一命题，是和“与民偕乐”、“与民同乐”一脉相传的。孟子之所以屡次把它拿出来说事，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统治者的表现着实令人忧虑，这不单单是统治者的危机，同时也是广大贫苦百姓的灾难。孟子所引用的晏子的一段掌故，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的现实政治状况。贫苦人民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统治者则方命虐民，饮食若流，用杜甫的话说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统治阶级如果再不去反省自己的政治，必然会导致恶劣的后果。孟子本着这一目的，提出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观念。这一观念也成为儒家“仁义”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

    从仁义的社会思维出发，中国古代的先圣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认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仁义之人，必须广泛地为民众服务，必须胸怀天下，为黎民谋求福祉。作为君王更应该“与民同乐”，以苍生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在这些先贤们的训导和引领下，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奉献精神得以延伸，成为华夏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全民族的信念和价值取向。

    让我们倾听这些声音：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些曾经是社会个体的声音回荡在历史的天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超越了时空，镌刻进了民族的心灵，成为了一个种群的精神粮食，滋养着一个民族的肌体，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这比孟子的“同乐”思想多了一份自我的牺牲，更具有一种悲壮的情怀。范仲淹没有把誓言只是放在嘴上，而是将它融入了自己的一生。天圣七年（1029年），30岁的范仲淹在朝廷中只是个小小的秘书阁校理，还没有资格进谏，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当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多不敢言，但范仲淹为了社稷利益，犯颜直谏，胆子的确不小。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范仲淹因此被贬。七年后，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

    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请和，范仲淹还朝，任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改革措施，包括限制以“恩荫”为官、选用干练的人员、严格执行政令等项，又主张兴修水利。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

    以国为念，不虑自身，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这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激励着无数像范仲淹这样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每当国家民族危亡时刻，就会挺身而出，甚至慷慨赴死。正如辛亥革命女杰秋瑾所写的那样：“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就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华民族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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