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2年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局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段充满传奇的风雨历程中，作为该局最高领导者的局长不仅仅见证了国家安全局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是带领它创造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这些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神秘人物，以对情报工作不同的见解，影响着国家安全局的运作方式，带领着国家安全局一步步登上情报事业的高峰。
他们在各自任期中的经历与作为，影响着国家安全局的走向与未来，而随着国家安全局的发展与情报事业地位的变迁，国家安全局局长个人的地位和职业发展潜力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这一段经历，不仅仅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页篇章，同时也是我们探寻国家安全局发展历程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从舰长到通信业务管理者——厄尔·斯通
严格来说，虽然厄尔·斯通是武装部队安全局首任局长，但他并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式成立之前，他的任期就结束了。虽然如此，但作为美国军方通信情报机构从分裂到合并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斯通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924年，海军通信部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密码研究的部门，并于1928年正式更名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第二十分部G处”，即海军G科。而陆军也于1929年设立了专门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通信情报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的通信情报几乎都由这两个部门所提供，而这也使得两个部门之间存在了一种无形的竞争关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局势的紧张迫使两个部门进行了第一次的分工合作，这一次的分工合作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两个情报部门所存在的争端。考虑到两个情报部门之间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敌对态度，1942年，擅长沟通交流，却完全没有无线电情报方面工作经验的厄尔·斯通被任命为海军G科的处长。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情报部门之间的争端，1943年3月，陆军助理参谋长提出了将陆军通信情报处和海军G科合并的建议。对此，海军方面竭力反对，作为处长的斯通甚至亲自致函海军通信处主任，表示坚决反对此项建议。此后，这项提议无疾而终，海、陆军的情报部门也没有在合作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在太平洋战场上，斯通领导的海军G科通过对日本情报的破译为珊瑚岛海战以及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1944年4月16日，斯通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号战列舰首任舰长；1945年3月23日，斯通又被晋升为准将，同时升任为太平洋舰队通信官；二战结束之后，斯通担任了海军通信主任。
在二战后，美国军费的急剧缩减影响到了各个部门，通信情报组织也不例外。为了避免通信情报方面的重复浪费，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通信情报组织。1949年8月，在国防部长詹姆斯·文森特·弗雷斯特尔的指示下，一个为探讨建立统一通信情报组织的委员会诞生了。委员会由6名军官组成，每个军种派出2名代表，其中，斯通就是海军方面的代表。
经过几个月的探讨，由于海军和空军都不想放弃独立的通信情报组织，最终这个设想不了了之。
在弗雷斯特尔去世后，接替他职位的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令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继续跟进对通信情报部门的整合。最终，在国会的压力下，海军和空军被迫作出让步，同意将三军的通信情报机构进行合并，但同时，每个军中依然保留着自己的通信情报组织。1949年5月20日，在约翰逊部长的密令下，武装部队安全局悄然成立。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使命是“负责除指定海陆空军单独进行的通信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外的所有通信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局长将由各个军种轮流选派，任期为2年一届。
1949年6月15日，斯通被选定为首任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局长。由于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组织，甚至连名称也不能向外透露，因此，斯通的任命也是在暗处进行的。为了避免引起众人的注意，对于斯通的下落，新闻处长只是含糊宣布：“斯通少将已经调职到参谋长联席会议。”
在武装部队安全局成立之际，一个顾问机构也随之而建立了，这个顾问机构被称为“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最初，该委员会只担任顾问的角色，对于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的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原则的制订与实施，其主要责任还是在武装部队安全局手中。但此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参联会突然修改了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的章程，将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大部分职能让渡给了这个“顾问机构”。一时之间，武装部队安全局从一个“统一”机构转变成为了一个“联合”机构。
1949年11月，武装部队通信情报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局长斯通出任委员会常任主席。该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三个军种各派出三名代表，再加上斯通。由于各个军种的代表最先考虑的始终是自己军种的利益，而按照委员会的章程规定，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要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才能实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委员会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委员之间几乎完全无法达成一致。
虽然成功建立了统一的通信情报部门，但实际上，美国此刻的通信情报工作依然还是在海陆空军三巨头的控制下。在斯通就任局长的第一年，一直致力于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整合以及对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活动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及程序。
在设施整合方面，斯通将机构内的工作人员按照通信情报和通信安全的职能划分为两个区块，一个区块的人员安置在阿林顿大院，另一个区块的人员则安置在海军安全站。由于斯通是海军出身，故而武装部队安全局总部以及行政机关很自然地设在了海军安全站。
在工作整合方面，斯通设置了通信情报督导组、通信安全督导组、研发督导组以及行政督导组四个小组。其中，通信情报督导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整合武装部队安全局旗下的业务部门，并最终将这些部门改组成为了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业务处，由负责该督导组的雷德菲尔德·马森上校担任处长。
据一份斯通向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提交的工作进度报告中显示，自1949年7月15日武装部队安全局展开运作以来，6个月内，斯通完成了全部设施以及人员的交接及整合工作。虽然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但斯通始终还是未能解决通信情报机构内存在的根本问题。在各军种的相关机构看来，斯通这个局长并不具备控制权，仅仅是作为一个“协调者”而存在，因此，除了海军之外，武装部队安全局与其他军种的情报机构之间，始终未能达成很好的合作。
1950年6月，在美国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此刻的武装部队安全局显然还无法确立其作为通信情报中央机构的地位，而斯通自然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对海陆空三军情报机构给予统一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斯通提出在向战场下达任务方面，武装部队安全局应该获得更大的权力，并且能够真正实现对情报处理活动的统一指导。最终，这一提议只有海军部表示支持，在空军和陆军的极力反对下，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始终未能采纳斯通的建议。
最终的情况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糟糕得多，由于自身条件不足，又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武装部队安全局几乎未能发挥任何效用。而陆军和空军方面，由于相关情报设施数量紧张，却又不断重复着相互之间的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尽管种种矛盾和问题最终未能得到解决，但在斯通任职期间，他努力改善各个机构之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机构之间的矛盾。在华盛顿方面，斯通也竭力协调各个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促进了通信情报员与情报分析员之间的交流。
1951年6月，斯通任期结束。在斯通担任局长的两年间，虽然未能真正统一各个军种的通信情报机构，但在人事协调方面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斯通的领导下，新成立的武装部队安全局虽然一直未能与各军种下的情报机构达成理想的合作关系，但至少在业务上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在武装部队安全局与各个通信情报用户的关系方面，斯通制订了“门户开放”
政策，鼓励各机构在武装部队安全局设置联络办公室，加强了各个机构之间的情报交流，并提高了通信情报在情报领域的价值。
卡奈因：国家安全局之父
陆军中将拉尔夫·朱利安·卡奈因，武装部队安全局第二任局长，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后人称他为“国家安全局之父”，而在国家安全局的官方网站上，他被称为“伟大的统一者”。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卡奈因担任了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国家安全局恐怕活不过50年代”。
与“协调者”厄尔·斯通相比，卡奈因显然更适合做一名管理者——他凭借着强力的手腕、坚定的性格以及非凡的勇气整合了美国混乱的情报界；他欣赏并尊重人才，从各个方面为他的员工考虑；他戎马半生，虽对密码学和这些高端的科技几乎一无所知，可他却成功地将一群骄傲的天才们团结了起来，让他们为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卡奈因在最初离开家乡的时候并没想过成为一名军人，他在西北大学读完了医学预科，并为成为一名医生而做好了准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奈因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军人，并展现出了他非凡的天赋，而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军人将会是他终生的事业。卡奈因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因其卓越的战功，获得了多枚勋章。
1951年1月，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斯通任期将满之际，下一任局长的选举开始了。由于斯通是海军出身，故而此次只有陆军和空军具有提名权。但是空军没有提交任何候选人，而陆军也只提交了一名候选人，这名候选人就是卡奈因少将。最终，卡奈因毫无悬念地当选了下一任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
斯通将武装部队安全局总部设置在了首都华盛顿的阿林顿大院以及海军安全站内，由于战争的爆发，政府担心首都遭到袭击而导致该情报局被摧毁，于是决定进行新的选址计划。1950年10月，选址委员会选定了一处位于内地的肯塔基州诺克斯堡，这里十分偏僻，以至于许多效力于武装部队安全局的职员萌生了辞职的打算。在卡奈因上任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他询问对新选址的看法，卡奈因直率地表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并向莱勒少将表示希望能够直接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1952年1月，在卡奈因的努力下，国防部长下令重新进行新的选址，最终，马里兰州的米德堡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总部。这一次的选址事件让卡奈因赢得了几乎全部雇员的拥戴。
当时的杜鲁门政府非常注重节约开支，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情报部门存在的资源浪费问题凸显出来，因此，杜鲁门总统决定要对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大的统一整合。1950年8月，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被杜鲁门任命为第四任中央情报主任，一场巨大的变革由此在美国情报领域拉开了序幕。
1951年12月，史密斯提交了一份关于武装部队安全部存在问题的报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3天后，在总统指示下，以乔治·艾伯特·布劳内尔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委员会中的成员没有任何一名来自军队。
经过调查，布劳内尔委员会意识到，此时美国通信情报系统中所存在的大问题并非来自于武装部队安全局内部，而是来自上级机构。1952年6月13日，布劳内尔委员会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建议将美国一切通信情报的搜集和处理活动控制权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并任命国防部长直接领导武装部队安全局，而无需再经过参联会等机构。同时，报告中也提出，建议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将部分控制权下放给军队，以便军队的情报机构能够及时为各自的部队提供情报支持。6月下旬，国防部长洛维特将布劳内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转交给了卡奈因。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卡奈因表示支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了被列为美国政府“绝密”档案的总统备忘录。11月4日，武装部队安全局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局，卡奈因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长。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长的任期延长为6年，最短不少于4年。
卡奈因非常体恤下属，这也是他赢得雇员拥戴的原因之一。1953年7月，卡奈因前往海军安全站视察。由于站内有一个文职人员工作的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和一个气窗，因此屋里十分闷热，而虽工作人员已经建议过多次，希望安装一个换气窗，但这项建议却犹如石沉大海。当卡奈因走进屋子询问文职人员的工作情况时，一个还认不清军衔的工作人员不由得抱怨道：“要是那个气窗上能装个风扇，我想就会好受多了！”众人都吓坏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卡奈因对员工的抱怨却并未产生不悦，而在卡奈因离开后，马上就有人来安装换气扇了。
卡奈因非常体恤员工，但对叛徒却是毫不手软的。1954年10月，国家安全局发生了建立以来的首件间谍丑闻事件，物理学家小约瑟夫·西德尼·彼得森因向荷兰出卖国家安全局情报而被捕。彼得森很快被解职了，但接下来国家安全局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起诉彼得森？
如果起诉的话，一些被政府竭力保护的秘密将有可能被外界所知。虽然有此顾虑，但卡奈因却坚持要拿彼得森开刀，杀一儆百。最后，美国情报委员会采纳了卡奈因的建议，但只允许以保密级别最低的文件作为起诉的证据。最终，彼得森被判处了7年徒刑。
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国家安全局此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战后，英美曾签订一份电讯情报协议，协议规定英国电讯情报机构负责对西欧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进行监听，而美国则负责两个目标，即共产党欧洲和共产党亚洲。但美国人没想到的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初，他的盟友却刻意隐瞒了情报，致使国家安全局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一事件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国家安全局在应对突发事件上杂乱无章，显然还不具备承担起作为美国情报部门中枢机构的能力。
对此，卡奈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雇用麦金西公司的顾问检查国家安全局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这批顾问很快进入了国家安全局的大楼，对国家安全局的组织机构以及截获的电报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建议卡奈因对国家安全局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
根据顾问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方案，国家安全局开始了一场巨大的机构改组行动。电讯情报机构将按照不同的目标来进行部门组建，每个部门都有其特定的纪律。另外，成立了4个新的业务处，即苏联高级密码处、苏联一般密码处、亚洲共产党国家处以及其他国家处等。苏联高级密码处将会取代负责所有高级密码分析的NSA-70处，并将全力负责破译苏联的密码系统；而监听中低级苏联密码系统的任务则交由苏联一般密码处负责；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通信则由亚洲共产党国家处负责监听。国安局在此后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场变革所引起的反应一直持续了30多年。
“闪电”计划是国安局历史上所实施过的费用最高、影响最深远的计划之一。而“闪电”计划的促成者就是卡奈因。
1956年7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几个高级设备计划人员和卡奈因讨论起了关于国家安全局的设备更新问题：虽然国安局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努力研发更先进的计算机，但对于破译人员而言，他们总是需要更好的设备来处理越来越多的资料，工程师的速度永远也不能满足破译人员的需求。
当时，国家安全局正在研制一款号称比当时的计算机要先进100倍的机器，国安局给它命名为“收获”。但这款计算机至少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面世，对此，卡奈因感到十分恼火。他几乎是吼道：“我要你们去给我造出一部一千兆周的机器！立刻！我会把经费搞到手的！”
这可不只是卡奈因在鸡尾酒会上的一句唠叨，几天以后，一个名为“闪电”的计划正式启动，这个计划的目标便是在5年内研制出“一千兆周的机器”，预算2500万美元。“闪电”计划的实施使电子计算机科学的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促进了国家安全局“收获”计算机的发展。在此后的14年中，国家安全局一直使用“收获”系统，直至1976年才更换另一个更为先进的系统。
1956年11月23日，卡奈因最后一次以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身份走出了国家安全局大楼，留下了传奇般的声誉。
卡特：敢跟五角大楼叫板的局长
出身军人世家的马歇尔·西尔维斯特·卡特是国家安全局的第五任局长，他堪称历代国家安全局局长中最合格的局长之一。在他任期的4年里，国家安全局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时期，他与五角大楼数次叫板，为扞卫国家安全局的独立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卡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任职于海岸炮兵部队以及战争部参谋长后勤小组，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战区副参谋长。战后，他成为乔治·马歇尔的高级助手。此后，他还陆续担任过美国大陆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美国驻朝鲜第八军参谋长和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防空中心司令等。
1962年4月，卡特成为了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卡特是个非常桀骜不驯的人，在出任中情局副局长期间，他曾数次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发生争执，并且几乎每次都占了上风，这让麦克纳马拉怒火中烧。卡特在中情局任职3年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有意擢升他为上将，麦克纳马拉却表示坚决反对，以此报了此前卡特数次给他难堪的仇。
1965年4月11日，麦科恩的职位被退役海军中将威廉·雷伯恩取代，卡特也随之坐了冷板凳。由于《国家安全法》中有一条规定：军方不得同时占据中情局两个最高职位。最终卡特被迫离开了副局长的职位，并从中将降为少将。
在卡特丢掉职务的一个多月后，第四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戈登·布莱克任期届满，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赛勒斯·万斯提名由卡特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职务。
此时的国家安全局对材料分析缺乏重视，总是直接把自己所搜集的材料交给中央情报局分析处理，而这就使得国家安全局局长在情报方面缺乏全面的了解，总是被别的机构牵着鼻子走。这些情况卡特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若是他任职国家安全局局长，那么只对万斯或者麦克纳马拉负责。卡特所提出的条件被接纳了，这就使得他能够直接接受上面的命令，而免于被一群中层官僚任意差遣。
由于国家安全局的保密级别非同一般，所以任职于国家安全局的雇员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甚至连华盛顿都只有少数的官方人士知道国家安全局的存在。这使得国安局人员总是士气低迷，似乎无论如何努力，他们所做的工作都难以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赏识。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卡特开始邀请政府高官前往米德堡总部视察演讲。1967年9月26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一片欢呼中抵达了米德堡，在国家安全局发表了演说，他对所有的侦听人员表示，虽然“你们中大多数人长期从事着意义非凡的劳动而不求得到公众的赞赏……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在政府的最上层，确实有人了解并十分赞赏你们的努力，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
应邀前来的还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国家安全局委员会执行秘书布朗利·史密斯、特工处处长詹姆斯·罗利以及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帕特里克·科因等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应邀而来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一人出自国防部。从建制上来说，国家安全局是“国防部内一个独立的机构”。
显然，卡特更想强调的是国家安全局的独立性。也因此，卡特与军方在国家安全局的控制归属问题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
卡特一直力求使国家安全局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机构而非被归属于国防部下。在与五角大楼的对抗中，他为国家安全局成功争取到了一枚新的局徽。
在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会议大厅里，挂着委员会各成员机构的徽章，中央情报局的徽章上部分写着“中央情报局”，而在其下方则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徽章，上部分写着“原子能委员会”，下方也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但国家安全局的徽章下方写的却是“国防部”。对此，卡特感到十分恼怒，在参加完例会回到国家安全局后，他立即令美术师理查德·纳奇曼设计一个新的局徽，要求局徽下部分要写上“美利坚合众国”而非“国防部”。卡特强调：“我要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一大堆该死的闪电和利箭，还有画在老鹰屁股下面的那堆东西！”
于是一个新的局徽产生了，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象征，一直沿用到今日。局徽的设计图案简洁而雅致，是一头神态刚毅的雄鹰，展开的双翅贴近身体，呈现出一种豪迈的保护姿态。在雄鹰的利爪中，紧握着一把古老的钥匙。
这枚新局徽的产生在卡特看来象征着国家安全局的“独立”，但在五角大楼看来，却是象征着“造反”。虽然并没有法典规定这是违法的，但为了避免国防部的干涉，卡特决定一步步推进他的改革。起初，卡特下令在内部的信笺上印上了新的局徽。大约过了3个月，卡特下令在内部业务通信上印上新的局徽，之后再开始逐步对外使用新局徽。当五角大楼特别情报办公室主任约翰·奥加拉发现并意图让卡特对新局徽的使用提交申请时，这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由于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对情报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国家安全局所提出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国家安全局在政府全力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到1969年，国安局密码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了9.5万人之多。1966年，一座造价1200多万美元的九层塔楼落成；两年之后，一幢造价570万美元，建筑面积16万平方英尺的S楼投入使用；此后，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员工的需求，宿舍进行了扩建，并增建了一个能够容纳1000人就餐的餐厅，以及一幢造价84.4万美元的娱乐大楼；此后，又增建了一座造价200万美元的部队支援楼；……国家安全局正在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帝国，建立起一座神秘的“黑城市”。
1967年秋，美国国内的社会骚乱日渐升级，对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此，陆军部建立了一支专门用于对付社会骚乱的部队。很快，陆军部便向卡特发来了一封密信，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所有可能受到国外影响而在国内发生社会骚乱的情报提供给他们。1969年7月1日，一项代号“尖塔”的监听行动被上级批准。在此项行动中，只要收发电报的一方是美国人，或在电文中提到任何一个美国人，这份被截获的电报就会列入“绝密”，以掩盖“尖塔”行动的非法性。
1966年9月，在卡特的批准下，国家安全局与国防情报局联合组建了一个高度保密的机构——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专门用于侦听世界范围内导弹发射等隐蔽或公开的军事行动。该系统堪称电子谍报世界的预警神经中枢，一旦发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反常军事活动迹象，便会立即通过中心的重要情报直通线路通知有关机构。
1967年，中东局势动荡，阿以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情报船“自由”号在途经西西里岛南海岸之际突然遭到袭击。据悉，“自由”号此次受袭是以色列政府发动空袭导致的“误伤”，鉴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复杂的友谊，政府高官考虑让“自由”号沉没，如此一来，新闻记者就无法拍到照片来煽动国民对以色列的反感情绪，同时也能避免以色列政府的尴尬。为了保护“自由”号上的机密不被泄露，卡特下令海军尽最大可能将船上的所有机密资料销毁，并尽量抢救船上的电子设备。政府则对外宣称：“这是一艘通信研究船，主要用于测试整个地中海地区几个美国大使馆间的通信能力。”7月，伤痕累累的“自由”号回到了诺福克港，卡特曾试图请求国防部拨款修缮“自由”号，但最终未得到批准。1968年6月28日，“自由”号正式退役。
关于此次“自由”号事件，卡特曾在事发后不久下令国家安全局进行情报搜集追踪，最终得出结论：以军绝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船只，这并非所谓的“误伤”，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虽然卡特也同意这一点，但最终这项结论未被公开，而此次活动的细节也被列为最高机密。毕竟这次任务是国家安全局对其“最亲密”盟友发动的间谍活动。
1965年，卡特将水上情报工厂“牛津”号情报船派往东南亚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为陷入越战中的美军提供情报支持。“牛津”号在东南亚通过对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的监听，使得美国的谈判者得以先发制人，占尽先机。到1968年1月的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在越南成功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电子监控网络，几乎截获了所有越南的军事情报，并准确预言了北越所发动的猛烈进攻。国家安全局出色地完成了情报监控任务，但可惜，西贡和华盛顿的领导者们却未能有效地将这些情报加以利用。
1969年7月31日，卡特正式退役。对于卡特的退役，五角大楼的重要人物们大概并不会感到惋惜，但卡特在国家安全局的功绩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切也让卡特最终成功入选了美国军事情报名人堂。
最年轻的局长——鲍比·雷·英曼
作为国家安全局第九任局长，海军中将鲍比·雷·英曼是一位少有的专家型领导，并且以他极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圆滑的处世方法使得国家安全局在最大限度上获得了政府及国会的支持，从而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几乎都认为英曼是全国最好的情报工作人员。
英曼性格的形成与他早年的经历脱不了干系。英曼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罗纳斯堡的一个偏僻的贫困小镇。在进入中学后不久，英曼就意识到，不被欺负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欺负你的人成为你的保护人。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英曼开始讨好那些欺负他的同学，并以帮助他们做作业来获得他们的好感。同时，英曼也不忘巴结学生中的团体骨干，毕竟他们才是学生中的真正领导者。这些往事对英曼日后的性格形成及处世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英曼最初进入海军预备役之际只打算干3年便退伍，但在英曼被调到巴黎后，便一改初衷，决定在海军干一辈子。1973年，经过国家战争学院进修后，英曼被任命成为太平洋舰队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之后，他开始平步青云，官至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及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时，英曼也是第一个获得四星上将军衔的海军情报专家。
1977年7月5日，46岁的英曼成为了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从上任之初，英曼便决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局长，而不是让副局长掌控实权，自己则沦为对外打交道的代表。当时担任副局长的本森·巴夫汉任期将至，业务副局长罗伯特·德雷克接任副局长的呼声很高，虽然英曼心中并不是太情愿，但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最终还是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德雷克。但英曼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两年后就会更换新人。英曼并不希望副局长的任期过长，因为那样很有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局长的管理权限。在德雷克之后，英曼出人意料地选择了A组主管安·卡拉克里斯蒂作为副局长，从而开了任命女性担任副局长的先河。
为了能够亲自掌管国家安全局内部的具体业务活动，英曼上任后开始频繁出入各个部门。一次，他前往探访负责非共产党国家情报的G组时，一步入G7组工作区，便看到墙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英曼将军的到来！
您是继卡奈因将军之后第一个探访G7组的局长！”
英曼具备一身出色的外交本领，在与国会打交道的时候，他采取了中学时面对欺负自己的同学时的策略——将敌人变成盟友。长期以来，国会的委员们已经习惯了国家安全局的保密作风，以及对待他们探寻一些事情的真相时的搪塞态度，而这也是国会一直对国家安全局颇有微词的原因之一。英曼完全改变了这种做法，他以坦诚的态度和充满恭维的言行去对待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完全赢得了自由派以及保守派的支持，甚至被公认为是情报界中声望最高、最具有才干的人。
在政府里，英曼游刃有余地周旋在政府人员间，对于英曼所提出的要求，政府几乎不会说“不”。国家安全局曾有一项耗资巨大的关于对苏联情报搜集的工程，要完成这项工程，超过预算开支是必然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并不打算对这项工程付出更多的经费，英曼却告诉布朗，“它具有重大的潜在价值，一旦这个项目成功，将会主要给国防部带来不可估量的回报。”在英曼的说服下，国家安全局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更多的经费。
在70年代末期，正是在政府和国会的支持下，国家安全局的地位才陡然上升，实力也日渐壮大。它已经逐步拥有了自己的海陆空部队，遍布全世界的侦听站，甚至遥远太空中的大型侦听装置。而英曼也成了情报界的魔王，全知全能的奇才。到1980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情报工厂。据美国审计局1980年的一项报告显示，国家安全局每年生产的秘密文件达到5000万份，甚至比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密件的总和数还要多。可见，它的规模及运转早已不是其他情报机构能够匹敌的了。
英曼对得到国会及政府的支持并不感到满足，他的下一步动作是要确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领域内的垄断地位。英曼的这一构想无疑会触动中央情报局的利益。此后，英曼与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在各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在一项规模巨大的卫星建造方案上，英曼和特纳的观点产生了分歧，英曼要求在天空中布置更多的窃听器，但特纳却希望能够配置更多的电子眼。最终，在国会的支持下，英曼赢得了这场较量。据说，在此期间，为了争取到某议员的支持，英曼曾私下交给了该议员一份机密情报。
虽然英曼赢得了这一次的较量，但也因此使得中情局与国安局之间的关系更为恶化了。特纳开始强烈指责并抱怨英曼企图在间谍活动以及密码领域都独占鳌头，为了争功不择手段的行径。与此同时，英曼也早已经对中情局总是封锁消息的行为感到不满。1980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伊朗激进分子挟持为人质，美国政府立即展开了营救工作。由于中情局对消息的封锁，英曼直至美国即将采取行动之际才了解到这一消息。对这件事，英曼大为恼火，并立刻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卫·琼斯发出了警告：国家安全局已经截获了有关这个计划的情报。这一警告让琼斯大为恐慌，为了防止秘密泄露，琼斯下令在整个营救行动中严格限制使用无线电通信，这使得营救行动的效率大大降低，而从某个方面来说，间接导致了此次营救计划的失败。
由于国家安全局的特殊保密性质，国安局的局长们一向行事低调。但为了能够成为密码界的龙头老大，英曼开始在一系列的讲座和采访中向众多新闻界精英透露一些独家消息，由此成功拉拢了他们，甚至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以及广播电视网的主管及高级编辑们也成为他的盟友。要知道，英曼是许多独家消息的唯一来源，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会想得罪他，因此，在与媒体的交锋中，英曼占据了主导地位，新闻界对他奉若神明。
1960年，国家安全局曾发生过一起震惊情报界的叛逃事件，两名涉案人员都具有同性恋倾向，这导致国家安全局一度陷入了“同性恋恐慌”中，凡是有工作人员被发现有同性恋倾向，就会遭到被解雇的命运。
1980年7月，一名语言专家被怀疑是一名同性恋者，此后，这名有6年工龄的专家承认了自己的性向，但他却并不打算辞职，并与华盛顿的同性恋维权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同性恋维权组织的介入下，国家安全局有些慌神了，如果这个雇员坚持要对国家安全局提出诉讼，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到时候，这个一直隐藏在暗处的机构难免会被放在聚光灯下。最终，国家安全局做出了让步，经过双方协商，这位语言专家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自己将会向家人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并绝不会因为此事遭到讹诈，将国家安全局的机密透露出去。国家安全局的这一妥协给英曼带来了麻烦，关于英曼是同性恋者的谣言四处流传。虽然英曼极力否认，但这一谣言却还是风传了很长时间。
英曼在国家安全局的任期将满之际，当局正认真考虑让这位获得众人喜欢的出色中将担任中央情报局的二把手。1981年2月，英曼被晋升为海军上将，并且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任命。在国会批准这一任命的听证会上，自由派和保守派难得地达成了一致。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理查德·卢加尔回忆：“如果说两党在什么事情上曾意见一致，并都十分热情的话，大概就是批准英曼的任职这件事。”
1981年2月23日，英曼获得了国防情报局所颁发的国防最高服役奖，而在国家安全局的历史上，只有4名官员接受过这一奖项。
麦康奈尔：国家安全局的“文雅绅士”
国家安全局第十三任局长约翰·迈克尔·麦康奈尔是一位性格温和沉稳而不失刚强的人，他勤奋好学，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常被他的同事们称为“文雅绅士”。他领导国家安全局走出了冷战后经费急剧减少的困顿处境，并为情报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麦康奈尔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加入了美国海军，于1968年成为美国海军调查部的一名反情报分析人员，开始了他26年的情报生涯。
海湾战争期间，麦康奈尔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国防部长切尼的情报参谋，并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在海湾战争打响之前，情报界虽然搜集了多方面的情报，但却迟迟没有给出情报分析的定论，这是情报界一直存在的拖沓问题。在侵略行动发起前22个小时，麦康奈尔果断地下了定论，认为萨达姆打算入侵科威特，这一果敢的做事风格得到了切尼的赞赏。麦康奈尔拥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他总是能够用简单的话语解释清楚复杂的情况，媒体因此将他称为“情报分析人员的典范”。
在冷战期间，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监控对象是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国家安全局顿时失去了主要目标，而且其角色定位也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伴随着战后经费的不断减少，国家安全局陷入了复杂而困顿的境地。麦康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接手了国家安全局。
1992年5月，麦康奈尔正式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第十三任局长。上任之初，麦康奈尔就面临着不得不进行裁员和压缩编制以解决国家安全局经费危机的问题。10月，麦康奈尔开始了一项重大改革：将国家安全局内副局长职位减少40%，中层管理人员减少29%，基层管理人员减少50%，并且将能够直接对局长作汇报的人数从90人减少到15人。
相比裁员，国家安全局新的角色定位更加迫在眉睫。在苏联解体之后，失去目标的国家安全局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产生了混乱，在这样的局势下，麦康奈尔决定将国家安全局的视线转向对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两大领域，大力推动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以保护电子信息的传播免遭敌人破坏。
同时，国家安全局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以及局部地区的冲突上。在麦康奈尔领导期间，国家安全局就成功截获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塞尔维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之间在南斯拉夫地区的种族冲突情报。
在确定了新的定位和新的目标后，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冷战期间，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监控目标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因此专门吸纳了大量的俄语人才，而第三世界的语言却被忽视了，这也导致如今国家安全局小语种人才的稀缺，使得在新定位下，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难以展开。
面对这个问题，麦康奈尔一方面要求俄语专家们开始学另一种新的语言或技术，另一方面则开始面向社会进行小语种专业人才的招聘，并积极展开与教育界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
1993年，克林顿总统考虑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由于没有足够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专家，国家安全局以“军事情报与安全指挥部”的名义登了一则十分奇特的广告，内容是“招聘125名能够为美国驻南斯拉夫的军队担任笔译及口译的专业人才”，并称这项工作“将在危险而严酷的环境中进行”。
1994年，克林顿总统令美国军队前往海地维护秩序，同样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系统内，只有三名专家懂得海地的克雷约尔语。最终，国家安全局不得不雇用了一些会说克雷约尔语的打工者。
虽然国家安全局与教育界展开了合作，但由于语言工作的枯燥乏味，大多数从事语言学习的人更倾向于从事国际商务工作，而并非通信情报监听，因此，很大一部分的小语种专业毕业生都没有到国家安全局工作。
在科技领域，国家安全局一直努力完善机器翻译技术，通过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长期合作，开发出了若干语种的文字以及语音识别系统和翻译系统，虽然一直以来技术上都不断提高，但依旧难以满足国家安全局对语言信息的处理需求。
此外，在国家安全局所面临的问题中，少数族裔员工以及女性员工的聘用比例问题也十分敏感。1988年，根据国会对情报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家安全局内女性员工以及少数族裔员工聘用比例严重不足。到1993年，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94年，国会和五角大楼监察长就这一问题专门召见了麦康奈尔。
为解决这一问题，麦康奈尔对他的招聘人员下了命令，要求在员工招聘比例中，要存在18%的少数族裔人员。最终，新招的少数族裔人员实际上达到了38.3%。结果，麦康奈尔遭到了白人员工的抱怨。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麦康奈尔在国家安全局成立了“员工多样性计划办公室”。但最终的结果是，满意的人依然寥寥无几，甚至有人提出了质疑，若是为了满足人员聘用指标，而轻率地将缺乏经验的雇员引进国安局，是否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虽然一路上，麦康奈尔在国家安全局所做的努力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但不可否认，他带领着国家安全局走出了冷战后的低迷困境。
1996年，麦康奈尔在国家安全局任期届满退役，但他的情报生涯却走向了另一个新的高潮。
退役后，麦康奈尔加入了布兹-阿伦与汉密尔顿咨询公司，这是一家与情报及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战略咨询公司，是五角大楼一个长期合作的情报承包商。“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这一职位，专门负责所有情报机构的管理协调工作。2007年2月，在布什总统的提名下，麦康奈尔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麦康奈尔任职后一直致力于对情报界的改革。为了促进情报界各机构之间的整合及协作，麦康奈尔带领部下制订了详细的“100计划”和“500计划”，增进情报界的情报共享，促进情报人员组成多元化。同时，为了使美国情报机构在搜集情报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在麦康奈尔的努力下，国会于2007年8月通过了《保护美国法案》。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麦康奈尔展示了其理性而务实的态度。近年来，麦康奈尔曾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了许多他对中国的看法。麦康奈尔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世界经济的霸主依然会是美国。在军事方面，麦康奈尔表示，中国军备力量更注重防御，对美国并不会构成威胁。此外，麦康奈尔还认为，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美国境内进行着活跃的行动，试图搜集美国的机密情报。
睿智果断的“裁员狂人”——迈克尔·文森特·海登
冷战以后，大国之间的对抗形势日渐缓解，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也有了巨大改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员编制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到第十五任局长迈克尔·文森特·海登接任之际，国家安全局的人员编制问题更甚于前。为了进行有效的改革，海登大刀阔斧，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裁员最多的局长。
海登在大学期间就入选了预备役军官培训队，毕业后获得了少尉军衔。此后，海登在获得现代美国史硕士学位后加入了美国空军。1999年3月，海登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处于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局不仅在管理上承受着强大的内外压力，在业务工作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两项重任压在了海登的肩上：一是必须继续压缩人员编制；二是必须对国安局实施改组以适应对互联网及新通信工具的监听工作。
在压缩人员编制方面，为了减少雇员人数，海登提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将原本由正式雇员所承担的一些高度机密工作交由外部合同承包商完成。
这项计划被称为“创始者”，于2000年正式出台。因为这项计划，国家安全局里1500名正式员工和800名合同工失去了工作。承包商会负责给失业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当然，失业者如果不愿意也可以选择自谋出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安全局正在设法进行大规模裁员的时候，该局内的信息安全处却在极力阻止一批专家人才的流失，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计算机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信息安全工作在商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私营公司对计算机专家以及信息安全专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而国家安全局则成了猎头公司的首要挖角目标。为了招揽新的人才来弥补人才外流的缺口，国家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招聘网页，开始公开面向社会招聘。
机构管理问题远远不是海登面临的最大挑战。新世纪来临之际，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各种不断变化的监控目标、非传统的敌人以及联盟，数字化密码与全球性的信息爆炸等，成了国家安全局情报搜集工作面临的新的挑战。面对这一切，国家安全局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后盾。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国安局的财政状况依然处于上一任所留下的巨大混乱中，并且预算和经费远远达不到国安局的需求。
2000年1月24日，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电脑系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故障，直至28日凌晨才得以解决。在整个故障事件中，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连续4天没有收到任何一条国家安全局发来的情报。更令人意外的是，这起事故之后，调查小组经过调查发现，此次系统瘫痪并非由病毒“千年虫”引起，也不是某些电脑黑客的杰作，而是由于电脑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它已经老化得不能支撑运作了。
国家安全局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设备，然而现在，却只能抓住科技发展的尾巴苟延残喘。随着新科技在全世界的普及，通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却又参差不齐，这就使得国家安全局必须不断找到新的侦听手段对付新的通信方式，同时也不能放弃维护旧的侦听手段以对付依然沿用旧的通信方式的国家或地区。除此之外，通信量的猛增也给国家安全局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即使所有信息都能被拦截，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手对每一条信息进行分析。
国家安全局的问题让海登意识到，如果要生存，机构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海登决定要对国家安全局的运作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于是他组建了两个专门负责此事的行动小组，内部小组由19名中层管理人员组成，外部小组由5位外聘管理专家组成。
内部小组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的主要问题出在过去和现在的领导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安全局的领导层都存在着严重的领导危机，正是因为领导层的指挥失当，才将国安局置于绝境。尤其是现任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和前任局长肯尼斯·米尼汉以及他们的前任之间不断进行的争权夺利，导致国安局在这十年中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加以实施。
外部小组也直言不讳地抨击了国家安全局在执行任务上的缓慢与拖沓，并指出国家安全局若是不能将注意力从类似微波窃听器这种陈旧科技上转移到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科技上，那么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对于国家安全局一直以来所奉行的“神秘文化”，两个小组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国家安全局高度神秘的形象已经不再适应当前需要了，若是继续下去，只会将国家安全局置于一个孤立的境地。
在弄清楚存在的问题之后，1999年11月15日，海登拟订了一个“百日变革”计划，目的是在3个多月内的时间里将所有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为了扫清改革路上的阻力，海登废除了许多手握大权的高级管理组织，并对唯一保留下来的行政领导小组进行了彻底的精简，大大加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同时，为了解决国家安全局内部的财政问题，海登雇用了国安局内部的第一位财务主管贝弗利·怀特。怀特曾是巴尔的摩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并获得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被调往伦敦，海登选择了一名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并已经退休的情报人员作为他的新副手，此人名叫小威廉·布莱克，曾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局欧洲主管，苏联方面密码破译组组长，局长的信息战特别助理，海外特别情报处处长等。
在海登的任期内，美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1”事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为打击恐怖行动，海登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展开了对美国公民的国际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方面的监控。虽然这项计划长存争议，但在当时却获得了布什总统的认可。
2005年5月，海登在国家安全局任期届满卸任，被晋升为上将，并正式调任为新设立的国家情报第一副总监，与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一起开始了对美国情报界的改革。
12月，《纽约时报》披露了“9·11”后，国家安全局在布什总统授意下不需经过法院批准就能对涉嫌恐怖活动的美国公民展开窃听的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在“窃听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家安全局电话数据库计划的曝光又将国安局推上了风口浪尖。据《今日美国报》透露，在“9·11”事件后不久，国家安全局就以查找恐怖分子为由，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南方公司以及韦里孙通信公司等三大电信服务商达成协议，通过这些运营商将美国各地的家用以及商用电话记录收入一个专门的数据库，以便国家安全局进行查探。《纽约时报》在2006年5月14日的报道中将海登称为“窃听门”的设计师，并认为在海登任职国安局局长期间，曾在高层建议下为“窃听门”开方便之门。
“窃听门”事件曝光之际，从国家安全局局长之位卸任不久的海登正在争取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而对于媒体的指责与国会的质疑，海登解释道：
“国安局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国安局的一切活动都曾向国会中的适当人员汇报，当然也包括众议员和参议院。”在听证会上，海登也坚定地表示，这项计划是经过布什总统亲自批准的，并且十分必要，而国安局所监控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美国公民，而是恐怖分子。此外，他还表示国家局这么做只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利益。
2006年5月23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终通过了布什总统关于海登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提名。31日，海登正式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基斯·亚历山大：国家安全局强硬的“沙皇”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第十六任局长，同时兼任中央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战联合职能合成司令部司令，陆军中将基斯·亚历山大在现当代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他拥有对包括海军第10舰队、陆军第2军以及空军第24航空队等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并控制着负责间谍培训技术的学术精英和专门对世界各国大使馆展开监听的特殊数据搜集中心。
曾与亚历山大共事的美国陆军前副参谋长保罗·米诺尔曾称赞他说：“亚历山大非常精明，他能够用对方的语言与他进行交谈，他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大家都喜欢与他共事，所以他总是能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对他的评价则是：“强硬的沙皇亚历山大，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想要的。”
亚历山大于197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先后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管理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专业理学硕士学位、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专业理学硕士学位、海军研究生院系统技术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和物理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亚历山大曾在一线部队从事情报保障工作，并先后担任第一装甲师情报参谋、第二装甲师第五二二情报营作训参谋兼副官、陆军总体情报计划副主任兼作战参谋等职务，并参加了“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此外，他还曾在多个美军基地服过役，担任过各级情报的指挥职务。1997年，亚历山大进入了情报机关，先后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副主任、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以及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司令，并于2003年被任命为陆军司令部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
亚历山大非常推崇科技手段在军队中的运用，他鼓励部队在日常活动中要多做观察，将自己观察所见反馈给情报机构，并充分利用掌上电脑查询街道地图，以及搜索能查询到资料的恐怖分子的信息。
在伊拉克战争后，伊境内开始频频发生针对美军的恐怖袭击，对此，美军展开了以消灭各类反美武装高级头目为目的的“斩首”行动，搜集萨达姆等前政府高官以及“基地”组织高级头目的有关情报成为了亚历山大所领导的陆军情报部的主要任务。其间，亚历山大集合了各方面的专家，对各种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于2003年7月发现并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11月确定了萨达姆的藏身之所，配合部队行动顺利活捉萨达姆。亚历山大出色的表现引起了美军高层的注意，2005年8月，亚历山大接替海登，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新任局长，并兼任中央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战联合职能合成司令部司令。
亚历山大上任后面临着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在现当代，国家安全局所监控的重点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是各国之间的通信，还是反美的武装恐怖分子。国家安全局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构建的巨大监听网络在监控核武器生产、国际非法贸易以及探查“基地”组织网络方面有着非常显着的进展，但在对付反美武装恐怖分子方面却始终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绩。
在亚历山大的前任海登局长主政期间，国家安全局曾实施过一项名为“开路先锋”的设备升级计划，对国家安全局的科技设备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升级，以便国家安全局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信息截获并对情报目标进行追踪的工作任务。亚历山大对这一计划非常赞赏，上任之后，他开始继承并发展这项计划，但由于该升级计划的进度远远落后于预定的计划，并且严重超出预算，使得亚历山大在推进该项计划时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并未放弃，他解释道，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计划实施的方式太过激进。亚历山大还表示，国家安全局在他的领导下将会迈着“更小，但是逐渐上升的步伐”推进技术方面的改革。
被媒体曝光的“9·11”事件后的国家安全局“窃听门”事件除了影响到前任局长海登以外，给新上任的亚历山大也带来了不少麻烦。作为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亚历山大接到了一个名为“宪法权利中心”的民间组织的起诉。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监听事件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也直接批评布什政府屡次违反法律。
“窃听门”事件的影响久久未能平息，直至今日，美国国内关于情报活动与公民隐私之间的问题依然颇具争议。20世纪70年代情报界所存在的权力滥用，以及好莱坞电影的夸张演绎，使得美国民众一直对美国的情报机构都抱持怀疑态度，尤其在“窃听门”的影响下，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时时都在窃听他们的通信，打探他们的隐私。
在“窃听门”的余波还未散去时，媒体披露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曾从国家安全局获得了一份该局窃听名单上的美国人的详细资料，这一消息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亚历山大不得不站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称，国家安全局提供这些资料都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的，而这些资料也只会提供给拥有安全许可的官员，以便让他们对情报进行分析和解读。亚历山大还表示，美国公民并不是国家安全局的监控目标，只是在某些时候，当美国公民与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通话时，国安局在监控这些嫌疑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收录到与之通话的美国人的声音和信息资料。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们的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很可能有过度保护的倾向。在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害怕侵犯到美国人的隐私而漏掉了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为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都畏畏缩缩。”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亚历山大一直呈现出小心谨慎的态度，而美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对美国公民自由和隐私的扞卫，但事实证明，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在任何时候放弃过对情报的搜集和窃听，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对他的盟友，还是对他的国民。
亚历山大在美国反恐形势异常复杂的时期接手了国家安全局，由于该局是传统上高度保密的情报机构，因此对于亚历山大如何带领国家安全局进行反恐活动的细节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亚历山大在国家安全局留下的传奇故事相信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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