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指出，维护社会稳定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稳定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离不开团结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始终高度重视保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坚决打击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势力，成功地保持了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会凸现出来。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问题，影响了团结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失败，20年来的发展成就就可能付之东流。因此，稳定是一项战略性任务，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稳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只有维护团结稳定的局面，经济文化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证。没有谁愿意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也没有谁愿意生活在犯罪猖獗、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因此，维护政治团结和社会安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再次，稳定是判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广大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参与经济文化管理，参与社会管理，营造团结祥和的政治环境；对少数破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好，人民内部自然会团结统一，人民内部矛盾自然会以温和的方式及时得到解决；而敌对分子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自然会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有效的制裁，社会稳定自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好，人民内部矛盾往往计划为敌我矛盾，而危害社会稳定的敌对分子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制裁和处理，社会稳定自然难以实现。因此，能否维护社会稳定，是检验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准。
他分析了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因素之一。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分配结果不公平和分配规则不公平两个层次。收入分配结果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正常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刺激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我国有着深厚的平均主义传统，从古代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信念，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都让人们对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公平有种抵触心理。然而，我们要看到，如果只是收入分配结果不公平，而收入分配规则是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确实反映的是劳动者能力和贡献的大小，那么分配结果的不公平虽然会让人们觉得心里不舒服，但还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当前对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是收入分配规则的不公平。在我国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有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起来的，可也有利用权力、地位，通过不正当手段富起来的。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感到自己受到了无理剥夺，他们对于当前的收入分配规则并不认同，对于通过权力地位富起来的人群怀着仇视的心理。这种心理，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有人煽风点火，这种心理很快会演化为危害社会稳定的外在行动。
其次，腐败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又一重大威胁。腐败是不公平收入规则的主要表现。虽然目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反腐工作形势依然严峻。腐败现象的蔓延不仅严重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干扰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已成为产生社会不满的重要根源，直接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可能成为诱发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所以引起广泛的震荡，与公众对腐败的反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教训不可忽视。
再次，失业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另一重大威胁。失业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国企下岗职工也大量增加，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失业人群：我国每年有大量新增的劳动力需要安置，但社会提供不了相应数量的工作职位，因此每年都有许多人处于待业状态，这部分人也构成了失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失业人群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比较艰难，心理压力往往很大。为获取收入，许多失业人员，尤其是年轻人，采取了盗窃、抢劫等非法手段，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因素；另一些失业人员，主要是中老年下岗职工，采取了越级上访、静坐示威等方式，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布赫在分析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后，着重谈了如何做好稳定工作。他说，首先，要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既要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实现收人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更要改变收入分配规则中的不合理部分，实现收入分配规则的公平。当前，社会对收入分配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规则的不合理上，尤其对其中的权钱交易、非法致富、“黑色”与“灰色”收入、诚实劳动者受穷等反应强烈。所以，利益分配的调节要把注意力转向收入差距背后的分配过程中去，理顺分配秩序，为公众提供平等参与分配的机会。为此，在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应通过充分发育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均等的就业与劳动机会：通过市场规则为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收入的初次分配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而在再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计划力量，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扶助低收入，从而逐步把无序的分配秩序引向有序。要坚决打击非法获取收入的行为，重点要反腐败。
其次，要坚决打击腐败行为。官员内心道德约束的弱化，官员权力过大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反腐败，就从官员面临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同时人手，内外兼修，标本兼治，使官员不敢腐败，不齿于腐败，也不能腐败。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遏制腐败的根本之举。这三观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基础，人们的思想、言论、行动无不受到它们的影响，其中尤以世界观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世界观如果不正确，那么即使有再好再严密的制度去监督官员，官员如果想腐化，恐怕也不是不可能找到漏洞的。
如果世界观不改造，那么制度建设永远只能处于滞后的状态，也不可能从源头上清理腐败。
然而，光有世界观的改造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反腐败而言，对官员施以外部的制约与监督更为重要。而官员面临的最主要的外部约束便是制度。因此，必须依靠制度创新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等。在制度创新中，缩减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与管制是一个重要内容，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权力之间的治衡，也是制度反腐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党的各级纪检部门是监督干部的重要机关，但由于纪检部门的权限所制，只有存在群众检举或有人揭发时，纪检部门的监督才能发挥作用。而且，按照党的领导体制，各级纪检机关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检委的双重领导，因此，纪检机关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媒体监督也是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而且在信息社会里，媒体往往被称为“无冕之王”。但在我国现行媒体运作体制下，媒体这一“无冕之王”，往往得听“有冕之王”的，因此，即便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大媒体，也往往只能“拍苍蝇”而不敢“打老虎”，使得官位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受到媒体的监督。因此，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我们应该拓宽监督渠道，从各个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其中，最终要的是拓宽民主渠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优势，让人民群众来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在考察配备领导班子、提拔任用干部前，应增加民意测验，给群众提供制约和监督领导干部的机会和手段：
对已任职的干部，在工作中要采取调整、交流和回避等方法并及时调整干部的工作地域，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对分管人、财、物的干部要适当分散其权力，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格局，形成相互制约的格局。
再次，要着力解决好就业问题。政府要将解决就业作为重点工作来做。要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需求。要注意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和经济形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大投入，搞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同时，要打破地区封锁，为劳动力跨城乡、跨区域就业创造条件。要抓好下岗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财政要增加投入，建立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就业培训。要广造舆论，动员新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劳动者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制度的竞争性、流动性、市场导向的特征，树立新的就业观念，树立自主就业的观念。改变依赖政府安排就业的观念，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自己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或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摒弃把工作分为贵贱高低的陈旧观念，改变只有在工业部门就业才算就业的观念，主要转向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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