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中的成渝线

    中共建政之初，狠抓两件大事，一是治水患，二是修铁路。不如此不足以定天下。相比之下，中国治水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如今号令大部队上阵，以人海战术攻坚土石方，短时间可见功效。比如荆江大坝，很快就修成了。大坝修成后的管理，也不算很难。而修建铁路加上管理调度，还有造车修车，都是工业革命产物，则比治水要难得多。

    1949年，中国计有铁路线两万多公里，其中一半因战乱失修而无法通车运行。这些路东一段西一股，侧重东南部，放下西北部，未形成全国性铁道网。举例四川，众父老早在辛亥革命前就集资修路，到这时全川仍无铁路可行。

    所谓川汉铁路，自成都而重庆，是全路西段；自重庆沿长江到宜昌，是为中段；自宜昌抵汉口，是其东段。川中父老最迫切者，首先是西段。当年保路运动之形成，则以成渝两个中心城市为策源地。到抗战爆发前夕，即1936年5月，国民政府终于咬紧牙关，筹资上马，曾经开筑川汉铁路西段，誓要打通成渝山水。次年6月，成渝铁路果在川中父老一片欢呼声中，正式开工兴建。这是一件大事，川中礼炮声声，百姓热泪滚滚，也给中段湖北人民带来极大鼓舞。据当时报载，成渝路全长505公里，途经盼路至切的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地，人口相当集中，预计将在三年内筑成。

    未料，开工仅仅一个月，卢沟桥畔，枪炮声震响中国，“七七事变”致全面抗战爆发。成渝路上，银根当下困顿。成都至内江200公里路段，本是首期工程，现在修修停停，乱了章程。大批民工纷纷要求参军出川，为国死战。史载先后有30万四川健儿，杀向抗日前方。而长江下游，上海、南京、武汉，先后落入魔掌，三峡门户宜昌亦被敌攻破，巴蜀大地，危在旦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内大小事情均以抗敌为第一要义。成渝铁路施工三载，被迫停工于1941年春季。日寇铁蹄终未踏破巴山蜀水，四川人民贡献可谓巨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次年，国民政府乘胜主持成渝铁路复工，中段宜万线同时重测筹建，川鄂百姓又见希望之光。

    ——这就接上了前章所述，国共两党重开战，问天下谁主沉浮？

    国民政府于1948年调拨给成渝铁路8200万金元券，迅速贬值。工程建设只能苟延残喘。至此，成渝路仅完成工程总量34%，尚未铺轨。成为一条著名“烂尾路”或曰“烂腰路”。到1949年12月7日，中共刘邓大军全面接管工程局。大批北方战士潮水般涌来，全是不久前刚在家乡获得了土地的农家小子。他们黝黑的脸庞，壮实的身板，端着美式冲锋枪，四川人习惯上把这类后生叫做“大汉”，比如我姓赵，便称“赵大汉”。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在中南海里，进城不久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断召集滕代远和吕正操、武竞天等一干骁将，多次研讨全国铁路大计。虽说苏联老大哥前前后后送来许多专家，帮助咱们初建管理秩序，但开山辟路毕竟是咱自家差事。不是说中国铁路网不及印度吗，那好，从现在起，必须迎头赶上。不要说赶上一个印度，就是赶美国超英国，也敢于攀登跃进，其乐无穷。那时候，毛泽东刚刚打了许多大胜仗，所以他常常情不自禁地选取军事角度说话，以帮助自己下决心，也帮助臣属下决心，他总是说：怎么，这事儿比打仗还难吗？或说：我就不相信比打仗还难！一般讲，许多事情总比打仗容易些，但是具体到工业建设，制约因素甚多，很可能比打仗要难得多。或说打仗与建设，应是两码事。而共产党人最具有敢想敢干精神，在全世界要数第一。不管有多难，咱坚持实践论，先干起来再说。

    成渝铁路见风就长

    前头说，刘邓大军众官兵，多是北方大汉，最高首长邓小平却身材精短，四川盆地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大军接管工程局仅仅半个月，邓小平已将情况摸清，并迅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军政报告，谓“着重于修建成渝铁路”！真是“政治强，人才难得”，铁军打下江山，如何治理江山？邓小平坐镇大西南，深知川汉铁路特别是西段成渝线，连着四川父老心头肉，是几十年来的至痛。

    这段路，晚清政府修不通，外国人抢了路权也修不通，孙中山、詹天佑修不通，四川大小军阀修不通，蒋介石军政两上两下修不通，抗战前修不通，抗战之后还修不通，那么，我们这些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我们一来，此路必通。

    这是最强的政治。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致中央电报于重庆发出，当前诸事，应着重于修筑成渝铁路，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即从北京回电，对修成这条耽搁47年的铁路极表关切和支持。按照邓小平要求，毛泽东亲自调拨4000万斤小米折款，推动成渝铁路开工。邓小平主持西南局会议时，是这样传达该项决策的：中央支持我们，毛主席支持我们，同时要求我们“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铁路是国民经济先行官这句话，最早时，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

    邓小平在那一代中共领袖当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比朱德小18岁，比毛泽东小11岁，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小6岁。年岁小，魄力可不小，凡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拖拉拉。他当即着手成立了重庆铁路局，后来扩展为西南铁路工程局，统一指挥大西南地区铁路建设，按照铁道部颁布的新的全国统一标准，对原路进行勘测提高。这个新标准一直沿用至今，仍是詹天佑先生早期呼吁的1435毫米轨道标准。面对巨大困难，邓小平作出一项惊人决策，即命令西南军区麾下3万人民解放军，解下枪支弹药，组成筑路主力，上阵施工。当时，从全川招回一些失业工人，加一块儿才1.8万人，军队官兵如不上阵，便不能保证早日通车。这一来，筑路大军猛增到5万人。

    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亲自主持成渝铁路复工典礼大会。举目望去，齐刷刷一片黄军装，小钢炮换成了铁镐大锤，是另一种威武雄壮。更有毛泽东钦批的4000万斤小米壮胆。邓小平用川音讲话，底气十足。他对转战千里的官兵们说：“我们进军大西南，是要下决心把大西南建设好，现在，就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吧！”

    整个四川盆地里，满满一锅煮沸的水：

    一边，是追剿国民党残部的枪炮轰鸣；

    一边，是斗倒地主分田分地的口号阵阵。

    一边，是镇压大批敌对旧势力的刑场枪声；

    一边，是筑路工地震荡人心的劳动歌谣。

    一边，百姓观看新川剧《白毛女》，群情激愤；

    一边，百姓把家中的寿材板抬出来，把门板卸下来，送往铁路工地，全力支援新政建设。

    据史料记载：四川乡民，一听说工地需要人，就自带干粮行李，自备钎镐筐杠，纷纷涌来参加筑路，餐风宿露而不计报酬；科技人员日夜奔劳于现场，抓紧领导和技术监督，说是赶上报国良机了；整个成渝铁路，尚需铁路枕木129万根，除了10万根由指挥部招商承办外，其余部分，全部由四川人民在极短时间内备齐并送达沿线工地。

    一条路，把千千万万川蜀百姓与中共新政权，紧密联系起来了。

    共和国第一条铁路，在马灯和火把的照耀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见风就长，日新月异。五百公里铁路，翻山越岭，且工具落后，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铺轨了，就完成了，就等着机车入川了！这消息从川东从长江像惊雷一般传到湖北，先是令人难以置信，继而鄂人深受刺激：中段宜万铁路，何时上马开工？

    确实，距开工典礼不过两年，即1952年7月1日，就见崭新的蒸汽机车，身披大红花，开上了成渝铁道。通车典礼大会在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开始，那时候放礼炮使用真炮弹，大型火炮，中小型迫击炮，一齐射向远山。会场上人山人海，蜂屯蚁聚，大举歌舞。一个精短身影再次出现在主席台上，还是邓小平。他剃着光头，挽着袖子，显示着一种川人特有的固执力量。而同他一起登台者，不仅有中共高级将领刘伯承、贺龙，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赵建民，重庆市市长陈锡联，更有巴蜀民国老将刘文辉、熊克武等川中耆宿，全是几十年来名震川内外、一跺脚就要打翻盆地的非凡人物。他们和中共将领们并肩站在一起，彰显强悍，气干云天。中央政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从京城带来三面锦绣大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各赠一面！毛是党政主席，周是政府总理，朱是军队象征以及国家副主席。这三位顶级人物题词赠旗，足见中央对铁路的重视。

    毛泽东题：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周恩来题：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朱老总题：庆祝成渝铁路完工。一定要把天成路修好，并把川黔滇桂等联系起来。

    当时有主流媒体评论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使用自产材料修成的第一条千里干线。”这话基本上没有错，但对于“新中国第一条”的提法，也存有争议。因为还有一条路，也是中共新政在国民政府原先基础上很快修通的，那就是湘桂铁路“来宾至睦南关段”，这条自广西来宾驶向越南边境的重要铁路，全长400余公里。由衡阳铁路局完成。它开工比成渝路晚，通车却比成渝路早半年多。只是它不及成渝铁路影响大。另外，还有一条更具战略意义的铁路，即东起甘肃天水，西至兰州的天兰路，全长354公里，亦于1952年国庆节建成通车。筑路主力是第一野战军部队和铁道兵团，加铁路工程队。这条路，真正使陇海线得以贯通，一下子拉近了大西北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与中央政权的距离，使火车可从江苏连云港直达遥远兰州，成为横贯中国东西部的第一条大动脉。

    一句话，以上三条铁路，在国民党旧有基础上，全部于1952年10月1日前完竣通车，当年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不断改造提高，其强国作用不可估量，至今仍是西部大开发主干线。

    三条路神速通车，提供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大批作战部队放下枪支弹药，担任了筑路主力军。到1953年，解放军多支部队正式改建为铁道兵，由王震将军出任第一任司令员。原铁道兵团随之撤销。铁道兵上升为一个大兵种，与政府铁道部长期联合筑路。这件大事情，一直关联到三十年后的整体裁军，又一直关联到改革开放。利与弊，是相互转化的。

    当年，还诞生了一样宝贝，至今惹人喜爱，深入人心，可谓久经考验而弥新。这就是全国人民极为熟悉的中国铁路路徽。催生她的组织者，是早年中央军委铁道部。自1949年5月起向全国征得图案3200多种，到1950年1月19日，经过层层选拔直至正式颁布。脱颖而出者的设计者是谁？是国家交通部业务处的一位才子，名叫陈永昶。他的设计方案呼声最高，最后一举夺魁。整个徽标为“Ω”字型，代表火车头正面和钢轨横断面；顶部冒尖为“人”，代表中国人民；中部“I”字代表铁道工字钢，寓意为“人民铁路”。整个图案简洁、庄重、鲜明，不易雷同，便于记忆，特别好看。打那以后，上至铁道部长，下至餐车师傅，无人不爱；大至机车建筑，小至茶缸水桶，无处不鲜；乃至帽徽纽扣，亦成时尚。她不仅标志着一种行业特征，而且象征了计划经济时代一种自豪优越和人群等级。想当年，能到铁路系统工作生活，是多少人向往渴求的……这枚徽章，让人高度认可，过目不忘，倘若评选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行业标志”，她定然名列前茅。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艺术生命力不是闹的……

    扯哪儿去了？还说川汉铁路。西段成渝路开通，国际国内影响极大。那么中段宜万路有希望吗？川东鄂西大武汉，父老乡亲望眼穿，何日开工接上下，好比二次把身翻。

    大跃进教训太沉重

    中共执政几年后，毛泽东与滕代远、吕正操两位将军在中南海有过一番谈话。毛笑道：“说我修铁路有瘾？我看啊，我修铁路的瘾，还没有你二位大呢！修那么多铁路，如果没地方放啊，我就放到你们家里去！”

    吕正操便以浓厚的东北口音轻松回应：“俺们家没有那么大地方，要放铁路，就放到你和周总理家去！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你们的家啊！”这话说得真到位。

    毛转而正色道：“当年，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一场革命。我们今天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掀起一场修建铁路的运动。没有铁路，就没有新中国的经济革命，这是互为作用的一对儿因果。”

    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那场保路运动，他年轻时，正是从这场事变中当兵吃粮走上社会的。

    红色中国的铁路建设大规模发动起来了。不幸的是，随之而来推动的一场大跃进，乱了章法。

    上世纪50年代，铁道部先后组建了四个铁路勘察设计院：铁一院先驻兰州后迁西安，负责西北广大地区；铁二院驻成都，专管西南片；铁三院驻天津，包片华北、东北；铁四院驻武汉，承担中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铁路勘察与设计。这条川汉铁路包括宜万段，即归铁四院统筹范围。从地质条件说，应是最复杂最艰险的一片国土。要让铁路穿越其间，铁四院使出了全部力气，不间断地奋战了半个多世纪。

    宜万铁路设计方案，在当年大跃进的激奋年代里骤然升温。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个个热血沸腾，恨不得把自己的身躯拆下来，为国家铺设新铁道。只可惜，全民族这难得的激情，这高涨的干劲儿，却在全国工程盲目上马的一片惨败中，白白燃烧掉大半。当时，铁道部在跃进中提出口号“多修路，多造车，多拉快跑”，响彻云霄。

    向左，再向左，理想的车轮如果一味向左，便会转回原地，或比转回原地还要惨。

    跃进到后期，跃不动了，铁四院本身反而落到史上最不景气的时刻。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干不下去了，全院编制压缩再压缩，大批人员被辞退回乡而去，说是要减轻大汉口的城市负担。宜万铁路施工设计方案，尚未来得及评论分析，便匆匆存到档案室深处，留待将来再说吧。

    川汉铁路宜万段，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历史教训只能记取，总结思考不容回避。大跃进运动，对中国铁路建设虽然也有成果，但造成的损失更大。从1958年春季始，全国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放卫星等等脱离实际的做法，导致铁路系统一场盲目的机构大调整：各大管理分局，一阵子下调为运输分局，一阵子重新改回管理分局，一阵子又干脆撤销了管理分局；新建的工程总局、设计总局和基建局搞起大合并，商务局和货运局、计划局和统计局也来了一个大合并，人事局和教育局加上劳资局同时动荡一回。紧接着，车务局、货运局和旅客局三家大合并。

    还有技术局、行车安监室、职工生活局、监察局乃至政治部，统统变动了一次甚至多次，上中下权限不清，人心躁乱。更躁乱的是，对各大单位突然实行铁路与地方双重领导，全国搞起了所谓工企大下放，说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在全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大调整实际上仍在一口大锅里搅粥，原来是“条条”管，现在与“块块”一起管，一个司令变成俩，欲速则不达。所谓调整、合并、撤销、下放只能增加混乱，譬如，铁路局由原来的17个局猛增到28个局，出现“一省一局或者一省多局”的态势，于是在一条干线路上人为地增加了限制关口，上海周边大量卸空货车不能及时向华北、东北排送。运输组织反而陷入被动。

    铁路工程局和铁路管理局两家，在大跃进期间合并为“工管合一”的一大家，加上铁路局兼属地方了，于是，便只在咱家地盘上修铁路吧！整个资金体系全变了，铁道部首次向下实行投资大包干，说不清这算什么体制。大银砣子变成了散碎银两，优越性也就看不见了。

    本来，铁道部于1957年4月编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要建成两万公里新铁路。尽管这已是建国前全国铁路的总和，但还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到1958年再看，指标太低了嘛！两万公里还叫大跃进吗？于是迅猛提高，改为15年内建8万公里！你们还是低嘛，胆子再大些嘛，看看钢铁指标，再看看你们，想当白旗吗？经过层层加码，4月会议加，9月会议再加，最后把“二五”计划提高为3万公里进而提到5万公里，把15年计划由8万公里提高到12万公里，同时喊出“全党办铁路，全民办铁路”的口号。可叹直到2009年，我们全中国的铁路运营总长度还不到9万公里呢。

    1958年，铁路运输压力已达极限，突然，又要急剧承担全民大炼钢铁的巨大运量。铁道部只好拼命加速制造机车车辆。要在一个冬季和第二年当中，造出4200台蒸汽机车外加13万辆货车车皮，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结果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里，拼了老命，仅造出机车1678台，新造车皮仅57097余辆。造车时没有钢材，自己蛮炼，后果更加严重。一度还提倡“以木代铁”、“以铁代钢”的干法，解救燃眉。

    仅在1959年，铁路计划就历经了七次提高变动，高喊着“县县通火车，社社修铁路”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在中国，不但根本实现不了，更没有“县县社社上火车”这个必要。而口号一喊，外加一句“书记挂帅”，各地还真来劲了，转眼间，条条土铁路疯狂上马。最早以山西盂县为先锋，向全国人民报喜，特别是要向毛主席报喜，称一举修成了土铁路。只不过一问长度，方知仅仅修了1？郾5公里，也就是一去二三里，四五六朵花，并不知欲从何处开往何处，火车头和车皮又如何调度摆放？仔细一问才弄清楚，那火车头竟是用旧汽车改造的代用品，造成一则十足的笑话，敢以汽车拉火车。

    从1958年春季始，铁道部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在全路上下反保守，誓要破除迷信，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放卫星。结果事与愿违。举例说，上海附近常州站，货场被严重堵塞，重车大量积压，只好大规模调动4万劳力前来突击搬运。此举被誉为“蚂蚁搬泰山”，省部两级竟然联合召开现场会，号召以此为例，解决全国各大铁路枢纽“卸不下，装不上，运不了，排不走”的严重局面。

    9月，铁路战线经过全路准备，要专门放一颗“运输大卫星”，创造一项日装车新纪录。谁不放卫星，谁就会落在后边，就有可能被指责为“白旗”进而拔掉。9月28日，“卫星上天”，全路创造了日装车52132车新纪录。这个概念说的是：在当年大跃进日均装车25000车前提下，又翻了一番多。此前放过一颗卫星，为日装车35000车，现在恭喜实现了大幅度突破。在创造此项新纪录之前，全路上下总动员，做了多日准备，到正日子那天，以短途运输倒腾法增加装车数，例如一日之内，不妨在两个小站之间集中兵力，两装两卸或者三装三卸，拉他几个来回，数字不就上去了！在资源短缺的地方，不妨组织灰渣或者土方，有啥算啥，能装上车就行。一切为了“52132”这颗大卫星。此后，铁道部要求10月上旬全国日装车水平力保40000车以上，实际根本坚持不下去，末了还是跌回到日装28459车。

    为了挺近高指标，货运部门急火攻心，干脆采取“平车加帮，棚车揭顶”的办法，实行突击战，结果，有3000多辆棚车被盲目揭去顶盖，大批机车原有法定结构遭到破坏；由于人手不够，装卸设备落后，便有唐山站等地，首创“高站台、低货位”装车法，竟然利用货物重力下坠的原始力量加速装车，对货物对货车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唐山装车法却大开现场会，一再推广，全路很快建成高站台达到241处并悍然投入使用。

    人们头脑发热，不仅野蛮装卸，而且野马行车。许多机车日夜冒险奔驰，不惜强行超轴超速，各类事故频繁发生。重货超载后，往往压断货车弹簧，钢梁折断压弯，燃轴切轴，机车受损。到1958年底，9万辆保有货车竟有2万辆破损停驶，占五分之一以上，另有大批车辆带病运行。12月份货车误点超过三分之一，四季度事故大增，比上年同期翻了一倍。

    说到大跃进时期的铁路事故，自是惊心动魄。1959年1月6日，苏家屯机务段5006号机车“白水表”行车，致锅炉爆炸，一死三伤，机车大破，钢轨损坏近200根，中断行车几十个小时。这一年发生事故之多，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已成为一桩历史秘密；只看第二年事故记载，也足够人们联想：1960年，全国铁路行车事故高达46487件，其中大事故和重大事故达到612件，远远高于平常年份。而在1965年，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发生不过88件，对比一下，你看相差有多大。

    修建新铁路，更是前热后冷。铁道部被逼加地方党政发烧，造成战线过长、投资分散、兵力不足、材料短缺等一系列大问题。1958年到1960年连续三年跃进，投资上马171个较大铁路项目，结果勉强完成42项，复被下马四分之三，造成极大浪费。突出者有六大干线，即内昆线、成昆线、滇黔线、川黔线、湘黔线、川豫线，都在火热开工之后最终停败，京广线和津浦线也遭同样命运。还有哈尔滨客站、裕国编组站、武昌客站、广州客站等大型工程也被迫停工，很长时间无法恢复重建。令人无比痛心的是，三年间半废工程的资金，为三年新建铁路总投资的62？郾8%，竟将17？郾6亿元人民币付之东流了！这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这些钱能办多少事，能给饥饿中的同胞们换回多少粮食啊。

    三年当中每年实增铁路约3000多公里，总延长11000多公里，只可惜这代价这成本，却是太高太高。而每项工程总是发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民工日夜拼命大干，干个一年半载，这些工程又下马废弃了，浪费了无比可贵的劳动力；与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川汉铁路宜万段，这时节只是勘测，未能开工上马，孰喜乎？孰悲乎？我们说不清。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便开工也不会完工！宜万铁路仍旧是一个水中月、镜中花的残梦罢了。

    一转眼，大跃进实在跃不动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大面积减产减收。共产浮夸强迫命令，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病饿惨死。中国跌入最可怕的困难时期。许多人冷静下来，始知搞建设确比打仗还要难。

    经过这么一大通折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哪个也没有发挥好。铁路系统权力下放，一放即乱，转而猛收。196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重新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带有半军事化性质，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铁道部”。后来，大伙儿用“高、大、半”三个字，高度概括了铁路体制特征。就在这个月，铁道部召开全路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到会讲话。邓指出：要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铁路运行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先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或者建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嘛！——整章建制，是大会的中心内容。据此，铁道部向全国颁布了一系列新规章，“一省一局或一省多局”的模式也随之瓦解。大跃进期间近30个管理局减回到17个，大部分铁路分局和各大工程局重新恢复。如此格局一直保持至1983年。

    大发烧换来的无非是大降温。中央在铁路建设方面只能紧缩财政，修路方针随之转变为“先旧线，后新线，先支线，后干线，先煤铁支线，后其他支线”，宜万铁路计划就更得靠边站了。

    困难时期无情到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从1961年7月起，铁道部开始在全路精简人员，又动员5万人参加铁道兵。年底净减57万人，到1962年10月，全国铁路职工总数由1960年的215万多人，压缩到128万余人，两年净减87？郾35万人。这项由于全局性大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涉及许多政策和职工利益，种种问题，复又遗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爆发，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也没有平息。大跃进，大折腾，教训真是太沉重了，全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

    元气大伤，恢复起来需要时日，一直到196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也没有超过37000公里。这年年初，滕代远将军到全国政协任副主席，吕正操将军升任铁道部长；这时期的铁道兵，总兵力达到10个师2个独立团。

    1965年7月1日，中国第一个地下铁道交通系统——北京地铁正式复工，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标志。

    要让主席睡好觉

    形势好转了，川汉铁路宜万段才能看到希望。不过，这次新希望，实非经济催生，更多的来自政治和军事需求。大前提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反修防修”当做头等战略而缘起的。1964年，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纲领性口号，要大搞“三线建设”，以期应对战争。其他中央领导人据此宣讲：“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

    什么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究竟指什么？许多人答不上来，我自己也说不好。这个名词关联范围颇大。就铁道部而言，首长们一开始说的“三线”，主要指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和贵昆铁路三大西南干线，同时包括“一厂”，即资阳机车厂。全国铁路建设重点由此转向西南地区。而在铁道部之外，这个名词的外延越扩越大，连秦岭山、中条山、太行山包括贺兰山里的兵工建设、黄河中上游两岸动迁工厂，都是三线建设，乃至各地还有“小三线”建设。人们既不知道此建设起自何时，亦不明白该工程何时完竣，当时都是保密的，您就甭多问了。这一干就是十多年。整个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乃至整个大西北大西南，东一处西一片，至今遗留下很多空厂子。当然，国家的工业布局也同时得到改善。一时间，人们普遍笼统地把“三线”建设理解为“祖国对付外敌战争的第三道防线”。如今天说离退休老干部，叫退居二线，是说他还在搞调研，尚没有完全退下去，好给老干部一个心神安慰。倘称“请您退居三线”，则是骂人。你可以把三线建设理解为：最后一道国防退守线的总称，没有第四线一说。

    从战争形态讲，东南沿海前线，东北华北边境，肯定是第一线，要直接冲杀；第二线是中部地区，要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后勤保障；第三线，要建好祖国的西北西南，美、苏的远程火力打不到这里。我们则可以从容造枪造炮，运筹帷幄，养精蓄锐，组织战略大反攻。如此划分，使得铁路工程再一次排到了首要地位，还是先行官。

    总之三线建设是战略性的，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1964年9月10日，三线建设之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总指挥，吕正操等5人为副总指挥。直属工程指挥部，吕正操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了让大西南三条干线与武汉铁路中枢相连接，并符合“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地处湘鄂西武陵山区的恩施州广大地区重被纳入视线范围，“川汉铁路”正式提升到国防议事日程。宜万段的新希望就是这么来的。总指挥部成立20天之后，即9月30日，铁道部给驻武汉的第四设计院拍发“铁申116号密电”，指令此前湘黔路之勘测工作马上停止，人员全部调往川汉线实施勘测。又过一个月，即10月29日，铁道部正式下达“铁密基勘字4028号”文件，确定川汉铁路西线为近期三线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代号为“4101任务”，要求铁四院立即实地勘测，拿出设计方案。吕正操将军在重庆召见铁四院方力副院长，详细听取“4101”工程准备情况并亲自下达具体任务；到11月24日，“4101勘测设计总队”在川东秀山宣告成立，由铁四院党委书记杨嘉恩任政委、代院长郭耻干为总队长、黄宝玮为总工程师，率领精兵强将，全面投入战斗。

    很快，铁四院“4101总队”和铁二院、铁三院共同组成的30多支“半军事化”队伍，包括勘测队、地质队、水文队，总计近5000名工程技术人员，浩浩荡荡开进武陵山区和大巴山区，在湘、鄂、川、黔35万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间，正式展开勘测。

    与此同时，西南三条铁路干线大会战，也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工地上集结了铁路工程正规企业加地方民兵达10？郾2万人，铁道兵出动7？郾9万人，总计达到18？郾1万人，形成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正规兵力最多的大会战。为此，特别任命吕正操将军兼任铁道兵政委。一位特殊命运的元帅彭德怀，也被“放”在了这里，挂了一个副总指挥头衔。

    仅仅半年多，“三线”当中的川黔铁路，全长463公里，宣告通车。重庆与贵阳从此连为一线。时在1965年7月。

    又过半年多，全长644公里的贵昆铁路宣告通车，贵阳与昆明从此连为一线。通车时间为1966年3月。

    第三条线——成昆铁路，因“文革”爆发而受挫，原定1968年通车延至1970年7月始通。该路全程1083公里，终将成都和昆明连为一线。

    不管打仗没打仗，到1971年，三线建设总投资完成340多亿元，为祖国大西北和大西南的长期建设奠定了基础，这场大战役总算没有白打，钱也没有白花。

    吕正操深山遇“敌情”

    接着说川汉铁路宜万段。大西南三条干线都通了，这里还是难以开工，成了一块啃不动的铁骨头。

    是党中央、国务院不够重视吗？不是。

    是指挥部、吕正操不够劳心吗？不是。

    是铁四院、工程师不够玩命吗？还不是。

    让我们慢慢解说当年实情。

    2008年6月，我们武汉拜访铁四院老一代人。哦，当年苦战“4101”，他们还都是年轻汉子，如今乡音未改鬓毛衰了；更有一批人，竟已过世。

    突出的是一位古稀老者，名叫张绪尧，长期奋战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域，后来他做了四院副总工程师。他没有半些腐儒气，倒更像一位老军人，一辈子热情豪爽。

    “是啊，”张老纵声大笑，“当年干铁路，就是半军事化的，六四年要上三线，进山找路，我们全部穿军装，发枪发子弹，就还是半军事化了。”

    勘测铁路也要穿军装发武器？

    “是哩！阶级斗争嘛，山太大林太深了。打1950年部队就清山剿匪，直到1964年，湘鄂西还有土匪出没哟。成立4101指挥部，又同时恢复了湘鄂剿匪司令部嘛，挂靠湖南省军区。每一支铁路勘察队，就是一个武装民兵排，发军装，给我发了1支美式卡宾枪，5发子弹，我还是409支队民兵排的团支书。”

    打着土匪了吗？

    “我们这支队伍没打着，但在深山里见到土匪残迹了。上级讲解敌情说，这是一股老牌土匪，昼伏夜出，匪首还是个女的，惯使双枪，爬大山跟山猫一样利索，熟悉地形。经常下山突袭抢掠供销社的物资，盐巴肉菜，他们也要维持嘛。武装勘测，一是为了保卫安全，二是伺机消灭他们。不光为了我们的安全，还要保卫各级首长。吕正操名气太响了，名震天下的大将军，铁道兵政委嘛。铁道部长，大工程司令员，不能栽到土匪手里。”

    那是当然！不过吕正操上将用得着钻深山吗？

    “钻啊，那时候，干部吃大苦，是真不是假。嗨，我们没有撞上土匪，倒是和吕司令撞上了，就在深山里头，还挨过他一通批！”

    有资料记载，吕正操亲自带枪深入川东鄂西，实地踏勘7000多公里，跟年轻人一样跋山涉水。

    他怎么和张绪尧409支队撞上的？

    “说起来还是因为枪，”张老一支接一支抽烟，“那天在湘鄂西409驻地，中午饭，炊事班包饺子，等大伙儿来吃。我的枪刚刚放在炊事班。一名炊事员，玩大勺的，没玩过枪，这时候趁我不在，就拿枪过过手瘾吧，没想到枪里有子弹，上了膛的，他摆弄几下，一扣扳机，啪的一枪，打响了！”

    一下子走火了？枪声回荡在深山空谷之中，四野皆惊。

    “嗨，你说巧不巧，吕正操恰恰路过这里。老部长带着一支队伍，刚在恩施这边视察完，正顺着酉水向西走，要从鄂西过境到湘西去。对，酉水从湖北来凤县向西倒流，进入湖南沅江。吕正操正走到409驻地附近，忽听山里一声枪响，马上警觉，喝问，哪里打枪？这不，老将军带着人马，顺着敌情就摸上来了。就是说，炊事员开了我的枪，一枪召来一个大首长。”

    有点儿意思。谈话极轻松。

    “我们赶紧迎上去啊。老部长一脸严肃，说，我是吕正操，刚才是你们这里打枪吗？众人一听是吕部长，哪敢多语。可是咱的枪出事咱承当呀，我就鼓足勇气，上前立正敬礼：报告吕部长，是我的枪不小心走了火。吕正操直接问：打死人没有？我赶紧说，报告首长，没有打着人，打穿了工房的三层板壁！”

    好了，没事儿了。深山里飘散着饭菜香。

    张老接着侃：“人家打了一辈子仗，这种事儿见多了，吕部长说，没打死人就行。现在，我的肚子已经呱呱叫啦，就在你们这里开饭啦！我们赶紧说，报告首长，409队今天包水饺，不知首长是否习惯？吕正操哈哈大笑，说北方人能在这地方赶上包饺子，口福啊，是啥馅啊？你们这一枪打得好嘛！大伙儿这下都乐了。”

    接下来，热腾腾的北方水饺上了石板桌。409支队驻地存有当地苞谷酒，此刻尤其馋人。吕正操特地把张绪尧叫过来，满口东北话，大子味儿，说今天是你的枪惹了祸，你还是个团支书，所以要罚你。罚啥呢，这点儿好酒还不能都罚到你的肚子里，就罚你讲一段共青团的故事吧。

    这下子张绪尧有话说了，他刚刚整理了一份先进女团员邹燕妮的材料，故事就在嘴边上。

    张老回忆说：“邹燕妮是个特别勇敢的好姑娘，勘测当中和男技术员一样，爬高山，攀绝壁，下深潭，钻溶洞，事迹很生动。咱拣最主要的，专讲小邹只身探溶洞、冒险救战友，浑身受伤不下火线等等，真把吕正操给讲得激动起来，他把筷子一放，称赞说，好！这个小邹姑娘就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女英雄，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她！”咣当！又是半碗酒见底了。

    此后，409支队将邹燕妮事迹层层上报，广泛宣传，带动整个4101工地全体青年以苦为乐，奋勇劳作。西南建设工程总指挥部授予邹燕妮“溶洞姑娘“光荣称号。

    这位张绪尧老人，相当有趣，大故事里头套小故事，小人物引出大人物，颇具特色。于是，我们去翻检铁四院的老报纸，看看能不能重读“溶洞姑娘”邹燕妮的故事。几十年过去，眼下决战宜万铁路，可怕的溶洞仍然是世界级大难题，更是全路绕不过去的拦路虎。铁四院机关报叫做《先锋报》，取筑路勘测先锋上阵之意，其前身叫做《勘测设计报》，已有半个世纪历史。老报纸早已泛黄发脆，弥散着一种怀旧情绪。结果，又生趣事，我们尚未翻到“溶洞姑娘”，反而见到了前头讲述者张绪尧本人的报道。这篇文章标题夺人眼目，叫做《踏上了老鹰都飞不上去的顶峰》，“溶洞姑娘”没见着，“险峰小子”现身了。文章充满了生动的细节：

    在湘鄂西一座光秃秃的尖峰上，技术员张绪尧和队友们遇到挑战。这座山峰高达百米，一侧是悬崖峭壁，下有深潭激流；另一侧崖势稍缓，尚可登攀。这天上午，张绪尧身挂4米长折叠尺，奋身攀岩。初时尚有树枝可抓，张绪尧逐步登高。抵达半山腰，人影渐小，树藤全无，山势几近直立，小张手脚并用，寻找可利用的立足处，一点一点爬到山尖尖上。内衣竟被汗水浸透。山尖上没有半步平地，张绪尧只能趴在石尖上，举起标尺，供山下队员测量。他全神贯注，直至完工。当他试图小心下崖时，脚下岩石竟已风化松动，忽然塌陷，4尺标杆脱手飞向悬崖。小张急中生智倒向斜坡一侧，山石又塌，只见张绪尧如同一只布袋，跌跌撞撞，沿山体急速翻滚下落，直至摔到山脚下，趴那儿不动了。队友们哭喊着冲向山脚，实施抢救。

    张绪尧凭着年轻健硕的体魄，落崖时注意保护头颅，虽经高崖跌落而幸存。对此，前来督察的4101总队政治部领导李东旭感叹道：勘测队员们所遭遇的艰险，丝毫不亚于当年剿匪战斗，张绪尧是好样的！自然，“溶洞姑娘”邹燕妮肯定也是好样的……

    一篇篇讴歌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报道，就这样留至今天。在这些记载了往昔火红岁月的报纸上，还登发了一首勘测队员所填旧体诗词，用语豪放，颇见才情，词牌待考：

    水也弯弯，山尽羊肠，富路孰开？问渔樵老叟，稚童少妇，路从何来？测旗飘飘，花杆林立，钻机轰鸣，银线金丝手自裁；楼堂里，灯光亮彻夜，方案登台。

    英雄爱国情怀，献出了青春与干才。为中华崛起，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万折难回，一年奋争，万人共计，赢得千山共举杯。凌烟阁，数风流人物，四院争魁！

    武装大勘测延续到1965年夏季，铁四局上上下下“灯光亮彻夜”，一口气拿出6条线路比较方案，并奉命提交中南海定夺。可叹世事难料，许多难题，又接踵而来了。

    多灾多难的宜万铁路，到底能不能开工上马呢？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啊。

    最高规格的回报

    好你个川汉铁路宜万段！自詹天佑开工未成以来，到60年代，半个世纪光景，改朝换代，大英雄轮番登场，多次勘测设计，多次不能开工。此次，三线工程大动干戈，铁四局一举拿出6套比较方案，奉命提交到北京来，难道又是一个干不成？

    川汉铁路4101工程勘测总队，把几年间“溶洞姑娘”和“险峰小子”等几千名战友的血汗成果集中起来，在秀山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工程方案民主评选会，要最终向北京提交一份大比较、大参谋式的综合方案。

    这一套崭新的川汉线选线报告，由铁四院党委报铁道部吕正操，又报国务院周恩来，最后报毛泽东。报告涉及6大方案，包括65个局部方案，起点相同都是武汉，终点都是大西南，选线利弊互见。

    吕正操将军可不是个粗人。他面对半人高一大摞报告，颇费思量，情知毛、周根本看不过来，理应让领袖有个直观的东西才好。两年前，他在中南海晋见主席，毛泽东凭着墙壁上挂起的一张勘测大草图，听取吕正操的选线汇报。临了，毛指示说：“资源啦线路啦，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有根据才能比选嘛。你们既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拉拉不紧张地进行调查。”吕正操等人当即表态遵命。有记载说，毛泽东从沙发里往起一站，左手叉腰，右手习惯性地对着大草图抓了一大圈，又顺势向远方挥去，讲出一句湖南老话来：“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嘛！”酉指酉阳，秀指秀山，黔指黔江，彭指彭水，是湖南老人们对晚辈人敢于吃苦的教导。毛在这里借用，意在强调大跃进吃亏之后，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川汉铁路要选线，还用我教吗？你们走他一遭嘛！

    现在，全路勘测业已完成，吕正操将军在“酉秀黔彭”上下走过好几遭了。铁四院出了新成果，总不能还让领袖去观看那张老草图吧。草图不直观，不生动，不立体，不鲜明。在吕正操指示下，铁四院开动脑筋，动手制作，化文字方案为巨大模型，辅之以可移动电化路网挂图，培训了专人解说，对这套1∶50000比例尺的大模型进行直观讲解。同时由副院长方力、副总工程师黄宝玮和许道洪、曹晋伦等3名工程师组成一个五人赴京汇报班子。当一切成龙配套之后，经吕正操诰示拍板，连人员带模型，一举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规格啊！一项工程，模型摆到了人民大会堂待审。汇报班底在大会堂日夜值班，随时恭候中央首长到来。只因首长们各有一大摊子事，人人日理万机，很难集中在一块儿同时听取汇报。五人汇报小组责任心极强。一连数月，他们每日上午9时到达大会堂，每晚10时返回招待所，坚守阵地不放松。中央首长们说不准啥时候就会突然来到，从曹晋伦工程师后来撰写的《中央领导听我们汇报》一文中可知：陈毅外长是在一天晚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抽空前来的；贺龙元帅是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看完农业展览而来的；彭真市长则是在一个夜间偕夫人前来。还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陶铸、李井泉等多位领导人，先后前来听取汇报。规格已是极高。小组成员们印象最深者是总理周恩来，他因此而亲临大会堂审议模型，现场办公。如此高端阵容，足见中共那一代人对川汉铁路之重视。

    然而此刻的中国，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毛泽东在1965年前后所密切关注的，是所谓阶级斗争新风暴，是城乡社教大运动，是囤积炮弹，调整炮口，准备向他认为的党内另一个司令部开火。毛尤其关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而赫是怎样对待斯大林的？伟大领袖还会关切一条路或者其他什么工程吗？铁四院汇报小组眼巴巴坚守到最后时刻，也没能盼得最高领袖的到来，直至“文革”前夕，他们奉命将模型撤出大会堂，搬往铁道科研院封存，然后全体离京，黯然神伤返回武汉。

    毛泽东是否再度召见吕正操垂询此路，亦未见记载。

    汇报组成员曹晋伦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周恩来。周是前来认真听取汇报并且现场办公的第一首长，也是决策此路命运的关键人物。曹先生的回忆很具体：

    ……上午，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进了展厅。周总理直接向我们走来，主动伸出右手与我握手，问：“你是铁四院的工程师吗？”我说是。周总理又问我的年龄，我回答今年49岁了，周总理说：“好，正是干工作的时候，你们要为国家铁路建设多做贡献啊！”此刻，我感到总理的手是冰凉的，但握得很有力。方院长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负责汇报。周总理听得非常仔细。由于汇报当中缺少这条铁路与长江水运的比较，周总理便提问说：川汉铁路是东西走向的运输通道，而长江也是东西走向的运输通道，黄金水道嘛，那么，长江的运能到底有多大？如果对水道现状加以改造，运能将增加多少？这项工程困难程度如何？改造水道要多少费用？可惜，我们没有拿出过这方面的比较方案。沉吟片刻，周总理又对另一条铁路的选线加以肯定，这就是筹建中的焦柳铁路。这条铁道从河南焦作装上晋东南的煤炭，可以直运广西柳州。周恩来说：“焦柳线经过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四西嘛！符合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精神，是有利战备的。”研究川汉铁路，周同时肯定焦柳铁路，说明他对全国铁路布局是经过了通盘考虑的。

    时近中午，周总理对大伙儿说，大会堂餐厅的炸酱面做得不错，今天中午我请客，请大家吃炸酱面啦！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当下就在展厅旁边的客厅里摆了两张圆桌，大家入座开饭。总理请我们吃面，也算肯定和尊重我们铁四院的辛劳吧。当时方院长和周总理等首长坐在一桌，我们和国务院其他随员坐在另一桌。周总理谈笑风生，情绪很好。他端着碗走到我们这边来，问大家吃得好不好，见我们桌上的面条还剩了不少，就说：我还没吃饱，再来一点，你们也多吃嘛！说完就用筷子在我们桌上夹了些面条，放到自己碗里。

    餐后，周总理也不休息，召集所有人员到餐厅旁一个小会议室开会，继续听取大家对线路各方案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对大家说：关于这几条线路的取舍问题，今天还不能定下来。要等邓小平和李井泉同志提出意见后，中央才能作出决定。因为邓和李这时兼任着整个西南建设的总指挥……

    从曹晋伦先生回忆中可见，在“文革”前兴建川汉铁路宜万段，也许是有希望的，周恩来似乎持以乐观态度，至少不打算轻易否决，并为此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尽管国家的财力非常紧张。但是，此后再也没有了消息，直到1965年岁末，铁四院汇报小组接到撤离大会堂的命令。

    几个月以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举国动乱，震惊全世界。铁路系统首当其冲，自上而下遭到严重冲击，宜万铁路的命运，自是可想而知。所痛心者，本来就比较落后的中国铁路事业，与世界铁路之间的差距，在十几年间进一步拉大。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样一条上下期盼人人焦急——不过数百公里的宜万铁路，居然几番筹措难以修通。一转眼，从1949年算起，十七个春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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