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砸烂“高大半”

    “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轮冲击波，是掀起了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狂潮，参加者少说在5000万人以上。

    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在天安门连续八次大规模接见奔涌而来的红卫兵小将，各地大中学生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串联，党中央全力支持，任何人不得阻挡。进京总数超过1200万人。铁路客运呈现1949年以来最大高峰，全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股脑冲向铁道线。他们不仅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要前往全国大中城市和带有浓重红色革命标记的地方，去闯去看，去煽风点火，去转他一大圈。反正不用花钱买票，哪里都有接待站。

    所有旅客列车严重超员，红卫兵扒车，就差像印度人那样爬到车厢顶上了。半年当中，全国日均乘客很难准确统计。几乎所有列车都晚点，铁路员工不断遭到批评或者殴打。机车根本不够用。为了确保重点，吕正操一边挨批斗，一边艰难维持着铁道部，紧急抽调机车和载客车厢，连同乘务人员，搭配增编195个专列组，集中北京，突击抢运。北京站每天增开红卫兵专列达60对，同时特调14组客车做机动使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数字：1966年9月和10月，仅仅两个月的统计表明，铁道部突击增开红卫兵专列达到6996列，加上临时机动，就肯定超过7000列了。

    压力最大的要数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和京包线。四大干线连接无数支线，通往祖国心脏，通向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铁道部紧急动议，把北京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下车站，把永定门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上车站，其余大量列车一律改到西直门站集中调整。三大车站饱和到了极限。而红卫兵专列，不向普通乘客售票，只接受各地持有革命师生证明的红卫兵战友。所有这些非常举措，都是吕正操部长和武竞天副部长等老将们，在即将被“批倒批臭”之前被迫作出的。

    革命形势突飞猛进。9月21日，心神俱疲的吕正操将军最后一次主持全国铁路电话会议，要求全路职工不得离开生产岗位搞运动，各铁路单位要组建革命、生产两套班子，坚持生产，分期分批搞运动；吕将军痛心申辩：大多数铁路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干部是忠于毛主席的，绝不能统统将他们揪斗打倒。但是，一切都晚了，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在造反派看来，吕正操主持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并表态申辩，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是“走资派”玩弄“以生产压革命的一贯伎俩”，造反派要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坚决夺取你们把持了17年的党、政、财、文大权。

    吕将军余音未散，他自己就遭到造反派更惨烈揪斗。一切与他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党组织被彻底砸烂，绝大多数铁路干部被打翻在地。全国铁路秩序大乱：一方面，路外造反派拦截列车，强行登乘，围攻车站，捣毁设备，揪斗事件此起彼伏，频繁发生；另一方面，铁路内部运动扩大，斗争升温，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铺天盖地，新老矛盾恶性爆发。各种大标语怪口号，随着列车向全国开进。吕正操9月召开电话会。10月，上旬全路客车正点率仅为84%，中旬为79%，下旬则降至70%，最低一日正点率仅为66？郾9%。北京和上海两大客运站，正点率分别降到39%和51%；当月欠装货车累计31000多车。因山西大乱，致最急需的煤炭运输欠装25900多车，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电煤存库频频告急。

    这一时期，唯有大混乱大恐怖，伴之以“造反有理”的最激昂音响。位于长安街上的铁道部大楼里，涌满了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多所高校的红卫兵斗士。孩子们正在暴躁期，他们当然要干革命，这就和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返回铁路单位包括落实回城的老员工们搅在一起了，更与铁道部机关的运动阴谋家搅在一起了，几股力量又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全社会的造反组织搅在一起，多次揪斗围攻吕正操和武竞天，乱世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吕、武二将军曾率万马千军，抗日杀敌，分别在东北和华北创建了两个最早的大区铁路管理局；他们根本料想不到，今生今世会陷入如此一个可怕境地。

    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领王洪文，指挥战斗队冲击上海火车站，要乘车上京告状，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当日，造反派卧轨拦截各次客货列车，致36趟旅客列车停顿，近百趟客货列车滞留，沪宁铁路被迫中断30余小时，酿成“安亭事件”。铁路形势进一步恶化。

    1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发表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吕正操等铁道部领导，定性吕正操等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彻底揭开铁道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12月16日，吕正操主持的铁道部党委，在绝境中最后一次向全路发出电报，不得不推翻原先“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谓“可以相继开展运动，具体安排由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自定，不必报请铁道部党委批准”。至此，“高度集中、大联动机制、半军事化”的全国铁路管理系统，全面动乱。在造反者看来，“高、大、半”正是造反革命的绊脚石，必须彻底砸烂。

    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和山西造反派南北呼应，率先实施夺权，“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铁道部机关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顷刻行动起来，联合部分铁路单位战友们，于1月22日大举夺权成功，部属各业务司局的一切权力相继被夺。部、局两级干部一律遭受残酷批判斗争，斗完了“靠边站”。造反派把吕正操、武竞天与国务院分管铁路的副总理薄一波挂在一起，连续揪斗不分昼夜，戴高帽、挂黑牌，人身侮辱“喷气式”，直至死去活来。很快，全国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机车厂、各分局，包括车站、机务段，大权加小权，党政财文工，尽被夺权，无一遗漏。

    办公楼里闹夺权，铁道线上出大事。1月23日，东北发生铁路惨剧，第308次旅客列车在沈阳站冒进信号，与正在进站的第54次客车发生正面冲突相撞，造成死亡29人、重伤81人重大事故，致京哈线中断12小时；3月5日，昂昂溪车站内，引导员和扳道员忙于大辩论，争执中忘记扳道岔，造成383次客车与020次货车侧面冲突相撞，致机车重创1台，货车破损8辆，行车中断6个多小时……

    在蚌埠枢纽处，机务段和车辆段造反派大闹不休，抢占车站控制室、广播室，封闭道岔，中断蚌埠枢纽行车，两度切断运输达83小时，致使京沪、沪杭、陇海多处路段卡死，177趟列车被迫停运……

    铁道线上战火惊天

    夺了权怎么办？谁来掌权行令？第一轮斗倒了“走资派”，第二轮派战斗争只能更加激烈。权力真空出现以后，什么人都会往里头吸。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铁道部机关和直属业务局各个造反头头，赶快协商推举人选，组建夺权后的部级临时业务小组。结果，多个造反组织总算推出14个人来，代表着两大派，在争端吵闹中勉强维持乱局。

    条条铁路线上，两派越斗越勇，也越斗越狠。地方军民介入铁路，铁路干将杀向社会，势成“文革”一大特色。举例说，我少年时生活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此地夺权时间是1967年1月25日。夺权中，产业工人在军分区支持下成为主力，有钢铁、煤炭、军工各路枭雄，更有铁路工人。——从郑州经新乡、焦作，一条铁路北上太行，贯穿晋东南，抵达长治北。这条铁路后来延伸到太原，称太焦线，是全国极重要的战略运煤干线之一。长北机务段的总工姓岳，曾是著名的“毛泽东号”某任机车长，“文革”前，《人民画报》曾把岳工当封面刊出，岳家子女与我是相熟的。夺权前后，这条线归属郑州铁路局，属于著名造反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延伸到山西的势力范围。长治北机务段以及火车站的造反组织名叫“五四兵团”，全称“河南二七公社长北五四兵团”，在晋东南撼动山岳。为首一名头头称老徐，出山担任晋东南地区造反夺权副总指挥和长治市造反夺权总指挥。老徐离开扳道岔的小屋，昂首进驻市委大楼，要镇守一方。

    没几天，反被对立派——“河南公安公社”给抓到郑州去了。不久，老徐又杀回长治，把长治北铁路单位建造成了全地区一派大本营。晋东南地区两大派，一派称“联字号”反攻市区，一派称“红字号”。1967年8月，两派在长治北机务段发生数千人恶战，打响了太行山上“文革”战争第一枪。仗由此越打越大，直至重型武器上阵。其中使用的“喀秋莎”火箭炮，是全国“文革”战场上级别最高的现代火炮。一直打到长治市成为一座空城、死城，几十万市民百姓倾城而逃。长治北铁路基地成为“联字号”反攻市区司令部，至为坚强。这仗一直打到第二年乃至第三年。武斗期间，两派为争夺境内铁路控制权，曾经先后5次炸断铁道，长治这边炸断2次，晋城、高平方向炸断3次，致使机车大颠覆。我写了一部名为《牺牲者》的纪实长卷，为此曾经采访这位老徐先生，对这一带的铁路灾难是熟悉的。在这条铁路上，老徐曾经从河南调集重兵开赴山西作战，他说：从新乡调兵上来，弟兄们全副武装，总部签发专列运送，弟兄们放下半截车厢，枪口一律对外，迎风挺立前进。各站一路绿灯，刮风一样增援长治北，那速度，那效率，比军队打仗都要快。

    这一派长治北铁路基地，挨炮弹至少在8000发以上，同样，一派以此地为阵地，至少也对外发射炮弹上万发。全区两派参战人数超过6万人，打死数千人，伤亡总计2万人。

    这条铁道被多次炸断，北京军区奉军委命令，派遣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将军，带部队前往战地镇守，结果，整连整连部队被“红字号”武装强行缴械，几度险遭围歼，并被驱逐出来。最终，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联合向该地区多次空投停战命令，同时派遣涉及5个军番号的大批野战军入晋，军队官兵和“联字号”共同发起大反攻，在一片血光之中夺取了全区胜利。老徐则升到地区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这时候再看，铁路设施、车站机房一应基础建设，早已百孔千疮，满目疮痍了。

    冷静调研后可知，就一个地区而言，山西晋东南的“文革”战争，其规模其惨烈均为全国之首。而整个中国铁路系统的灾难，各地却差不多。有铁道部史料记载：“京广、京沪、陇海、宝成、浙赣、哈大等主要干线的运输，都因两派群众组织冲突而几度中断，特别是郑州、徐州、兰州、成都、武汉、沈阳、长春等客货枢纽站，均因武斗升级而遭到破坏。”这个记述，是真实有据的。而今天的年轻读者们，却很难相信这一切确切发生过。一场“文革”，不应在我们民族记忆中抹去。

    要说新建铁路，多是“文革”中后期的事。宜万铁路则不可能上马。就连早已开工的“三线”重点工程都干不下去。比如成昆铁路，北京早有限令工期，结果如何？在已经建成的成都以南地区，白家站道口，由铁路局一派武装占领，实行封锁；在北段建设工地上，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工程停顿，筑路工人基本跑光，剩下铁道兵战士们艰难维持。直到“九大”以后才重整旗鼓，突击完活儿。那年头，哪里还顾得上修筑宜万铁路呢？

    从1967年6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军事管制，仍未解决多大问题。9月统计，铁路货运日均装车水平，只能完成计划装车任务的46%，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上海周边稍好一些。其余郑州、徐州、南京、西安、成都等各大枢纽，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山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两派武斗反而正式拉开战幕；长春、四平、瓦房店等地区两派打得火爆，整个东北铁路堵塞难行，大批原油、木材、粮食不能入关。

    1967年基本上打了一年，到1968年春节前，铁路运输降到最低点。周恩来组织铁道部军管会于1月召开“全国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强令全国18个铁路局两派头头，集中到北京推进“革命大联合”。两派头头却认为到北京开会是一场高端决战，照样吵翻天。2月2日，津浦铁路徐州地区两列客车又被一派武装劫持，乘警枪支被抢夺，山西等地铁路屡被炸毁，煤炭运不动。当局因而动用“重典”，实行专政强权，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认为，运动已经搞垮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及其司令部，各省旧体系均被摧毁，必须建立“革命委员会”新的权威，要放弃什么红卫兵啦、造反派啦，创建一个“万里山河一片红”的新世界，恢复铁桶般的新秩序，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岂能容忍天下血战不休？两派长期为省地政权而战，最后势必危及最高权力。

    强治铁路，就是治理全国大乱的前沿阵地；2月4日，周恩来将徐州铁路中断等紧急报告整理后，提笔给毛泽东郑重写信：“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你看，十字线、三角线、一条线，俱遭破坏，还能剩下几条好线？周恩来信中建议：“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为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看信后，立即批复：“完全同意，退总理办。”你看，周认为“完全是反革命行为”，毛批示“完全同意”，性质由此发生转变，杀戒必开。仅隔一天，即196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强硬命令，颁告全国，从标题即可以看出阵阵杀气来——《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分子的命令》。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紧急行动起来，对“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各地“坏头头”，“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对派组织堡垒实施军事包围，争取群众，镇压反革命。——颁令当天，在保存下来的中央文献档案中，有一份1968年2月12日整理的《主席指示》，记录如下：

    总理说：第一阶段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

    以上都是最高当局毫不含糊的严厉指令。可叹天下大乱，一部分地区，已被派战分割占据，信息不畅，派头头们只顾提着枪，匆匆往复于各个据点间指挥战斗，两耳失聪。上头已是龙颜震怒，下头尚在埋头酣战，困守中的战士们还在深情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歌声凄厉。没有几个人能够控制局面，战火仍在熊熊燃烧。前头说过，我所在的晋东南地区，“联字号”依托铁路，运炮运兵；“红字号”针锋相对5次炸毁铁路，以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联字号”利用军分区包括69军军用通讯，反复告急北京，控告“红字号”对铁路的破坏；“红字号”却全然不顾。

    周恩来2月2日致毛信中所写“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时间与晋东南战争相吻合，2月12日，毛泽东说了“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这话“红字号”也根本听不到。到2月17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行动，针对晋东南地区单独发布《二一七通知》，同时大举出兵，即与保护铁路、晋煤外运紧密相关。在与晋东南相邻的晋南地区，与“红字号”同一派的“318”组织，居然把南同蒲铁路线上的列车序号，都改为自己组织的名称了——318次列车！于是伴随军用飞机在太行山里3次低空播撒《二一七通知》和国、省两级严厉指令传单，大批地面部队，从河南、河北、太原三个方向，挺进晋东南，总兵力涉及5个军番号，先后两次增兵达到20个团。至此，“红字号”的覆灭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同一时期，从3月5日起，到5月15日止，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在北京一口气开了71天，形成一个两派斗争难解难分的马拉松会议，差不多创了全国行业大会历时最长纪录。毛泽东、周恩来等诸位中央大员，两度亲自接见会议代表，其重视程度达到顶级。

    北京会议刚散，广西、陕西告急，两省持续发生破坏铁路交通、劫持援越物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袭击部队官兵、洗劫车船银行等等一系列两派武斗事件。中央针对广西发布了《七三布告》，针对陕西发布了《七二四布告》，一时间产生了震慑作用。隔一年，山西在党的“九大”以后竟然重开战火，晋南、晋中比原先打得更加激烈，铁路进一步遭到破坏。为此，中央不得不针对山西发布了《七二三布告》制止武斗。全国局势终于渐趋缓解。这三个《布告》的背后，还得依靠军队力量武装进剿，光靠《布告》肯定不灵。由此而加重加深了“文革”灾难在诸省民众间的悲剧色彩，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铁路系统而言，如徐州、保定和山西等地，两大派在此后的几年中，长期反反复复斗争着、较量着，不可平息。整个铁路战线，上百万职工，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遭受到一次巨大的伤残迫害，留下道道疤痕无比深重，几十年难以平复。

    革命与生产的惨剧

    当年，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叫做“抓革命，促生产”。先说一下抓革命方面。

    铁路职工精神上和心灵上横遭重创，在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无情加深。当时，军管干部一味向“左”推动运动，以严酷手段，将大批铁路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我们从铁道部相关史料中仅仅摘取一厂一例，足以触目惊心：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中国铁路工业的一个骨干工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个工厂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列为试点单位。全厂车间、科室以上领导干部共有167人，其中竟有102人以各种罪名受到审查和迫害；全厂8000余名职工，1600余人成为审查对象。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绝大多数因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受到严厉审查；全厂有246人被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有33人被迫害致死。……1969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转发该厂《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称“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二七厂领导大权”，工人中“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这个“经验”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一伙人策划炮制的，进而在各地推广，流毒全国，特别是在各铁路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可叹这么多铁路老职工惨遭迫害，致人人自危，打击面真是太大太狠，中国铁路事业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是开端较早又人数较多的一大行业。历经晚清、各国列强、民族资本家、日本侵略者、北满、汪伪、各省军阀、国民政府等多个时期和多个集团的管理与浸染，凡参与期间工作者，一代又一代，自然具有斯时斯地的历史色彩。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逻辑，俱是严重历史问题。假如詹天佑先生尚在人间，想来军代表们决不会放过他：晚清洋学生，官至二品大臣，旧政府部级大员，还为反动阶级修铁路，亲手建立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实为残渣余孽，全国最大的反动技术权威，天哪，詹天佑先生哪里活得成呢？

    再看促生产方面：

    1970年，铁道部这块大牌子，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洪流中被淹没掉了。6月底，铁道部军事管制人员突然撤出。7月1日，中央宣布：铁道部、交通部和邮政部合并为一个部，重新组建新的交通部革命委员会，由杨杰出任该部党政一把手。从此，原国家铁道部的职能业务在这里演变为铁路运输组、机车车辆组、铁路工业组，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援建坦赞铁路的办公室。唉，咱自己国家本来穷困缺钱，尚未把铁路事业搞上去，却跑到远方沙漠里，白白送上一条500多公里的大铁路，好像咱们真的很肥胖。

    几大部合并为更加庞大的交通部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组长”。在中国，组长这个名称，本来可大可小，不足为奇。而铁路问题最突出的是：规章制度大半废弛，劳动纪律极端散漫，职工工资长年不动，派性斗争你死我活，造反干部盲目指挥，机构动荡上下混乱，行车事故频繁发生。

    1970年9月7日，上海开往昆明的23次旅客快车颠覆，3节车厢在黔桂铁路龙里桥地段翻至桥下，死亡37人，伤133人。

    1970年11月29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机务局470号机车发生锅炉爆炸责任事故。

    1971年4月28日，成昆铁路下普雄与铁西之间，4320次路用机车与9013次货车发生正面相撞，死亡26人，伤105人。报废机车3台，报废货车14辆。事故原因很简单：制动风管没人接，刹车失灵。

    1971年12月7日，京广线琉璃河站，451次市郊客车与839次火车发生严重追尾，火车头冲到站台上，压塌了站房，致14人死亡，22人受伤。原因也很简单：道岔没人扳，司机睡大觉。

    仅仅在1971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生重大行车事故和各类大事故，竟然达到336件，主要干线累计中断行车高达1.3万多个小时！

    我们仅从人事动荡这一个角度看问题，便知其乱：自正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以下，到全国各个铁路局，多数铁路老领导、老专家被打倒，大批铁路管理内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监督劳动，其家庭基本破败解体。这是中上层。

    再看基层，人心无定，谁还愿意在基础岗位上劳苦坚守？单说我们最熟悉的列车乘务员吧，据1973年摸底，全国已有大批乘务员离开了列车，计7081人。原来，这些人员纷纷被抽调上去了，或搞专案小组，或搞群众专政，或整日大批判，或参加工宣队，还有数不清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加文艺宣传队员，到处登台表演。乘务员如此，其他各个岗位的员工大同小异，谁长期留在基层干，谁就是没本事，谁就是窝囊。前面写到了长治北机务段那位一派头头老徐，在本派胜利之后，很是如意，先在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干了一阵子保卫组，一身军装加黑又亮的小皮鞋，挂小手枪。接着又抓了一阵子地区文工团，像“常青指路”那样给众多美女做党代表。最后落脚地区体委当了主任，正式转干，有了行政级别。

    我小时候在体委训练，谁见了老徐都得赶紧巴结，人家还去扳什么道岔！邓小平复出整顿一年多，老徐也绝不会返回铁路。到1975年开始“批林批邓”，老徐即和同一派人开赴太原，与太原铁路局本派战友再掀狂澜，要“击退老走资派的疯狂复辟和反扑，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顺便补充几句，1976年10月以后，晋东南老干部和原先受压的“红字号”一举翻身，非整老徐不可。这位老徐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一口气钻进东北老家深山密林，过了两年多逃亡生活，山西方面两次赴东北去抓他，都没抓到。倘若他不曾跑掉，不死也得断条腿。后来他跟我说，铁路上的派性反复太大，斗争极其严重，“文革”后，他们长治北同派战友均被抓回郑州局或新乡分局受审，大部分头头被判刑，“遭老罪啦！”

    总之，铁路系统十年动乱已到如此地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宜万铁路还是“促”不上去。尽管此间也曾产生过一些小小的希望火花。

    希望火花闪烁在军管会

    这朵“文革”中的希望火花，是由军人们点燃的。铁道部合并为交通部，上上下下各个铁道单位继续实行军管。军人们当然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威武集团，于是，驻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交通部第四工程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名号很长，于1971年5月13日给国家交通部军管会打了报告，重提修建川汉铁路西段一案。此报告为——（机密）四铁军〔71〕43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如下几条：

    一是宜昌修建了葛洲坝水利工程，急需向西修建铁路配合。

    二是鄂西南沿清江两岸矿产资源丰富，亟待开发。

    三是湖北省已经取消了原有清江梯级水库开发规划，使修铁路与修水库不再冲突。

    四是现行清江方案比原先秀山方案可缩短218公里，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等等。

    报告同时承认，此路经恩施到重庆，“存在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艰巨、造价较高的问题”，但是，仍然请求交通部在“确定后尽早通知我局，以便进行勘测设计工作”。

    北京交通部军管会，要“抓革命促生产”，便毫不含糊地依据此报告，下达了对川汉铁路西段的勘测任务。谁也不去考虑，在那时修建宜万铁路，哪里有这笔钱呢？这条路即使勘测了，开工了，也是盲目的，终将半途而废。就像葛洲坝工程那样，大哄大起猛干了好几年，人民币花掉无数，突然发现从一开始就设计不对头，是个“三边”工程：边设计，边修改，边施工，结果只好全盘推倒重来，已筑大坝炸掉重修，真是不堪回首。

    一朵希望火花，产生在军管会，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转眼就熄灭了。

    小平整顿大起大落

    众所周知，“文革”中期邓小平复出，对全国乱局大力整顿。首当其冲，重中之重，便是整顿铁路秩序。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抱病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人们忽然想起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了太久太久，却还远远没有实现呢。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铁道部重新恢复为一个独立大部，新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议由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从此，解放军同志们那昂扬身影不见了。是的，大红大火革命一场，不能推动历史前进，旧有秩序就只能恢复回去。造反者管这边叫“复辟”。不管叫啥吧，万里领导铁道部，于1975年1月26日复而办公。

    时局依然艰危。力拥造反包括曾经造反的人们，把邓小平和万里的重新出山，斥责为“走资派还在走”，是一股反“文革”“右倾翻案风”，因此只有继续革命，坚决斗争下去。毛泽东虽然感叹运动搞了好几年，现在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他决不能容忍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待干部一大底线。谁想搞整顿，也好，但必须在这个底线范围之内，必须在“文革”路线轨道上运行，所以他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不用说，四届人大，小平整顿，都是在激烈斗争形势下进行的。

    万里思路与小平相一致。他上任铁道部第二天，即1月27日，中共中央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由万里担任组长；次日，邓小平从速约见万里，坚决推动整顿。万里对邓实话实说，放谈当前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十分复杂，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体制管理混乱，干部权限不清，思想很难统一。邓小平对万里指示三条，几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第一是体制问题，要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你这个铁道部，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是干部问题，要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全权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是运输生产问题，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这三条，条条都是硬邦邦的。

    万里精神倍增，进而谈及深层问题：铁路系统自“文革”以来，造反派闹得很凶，各局派性严重。故要调查研究，争取在半年之内解决问题，把铁路搞上去。邓小平一听要用半年时间，当即表态：“不行！不能拖，不能等，需要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这是史载邓小平当时的原话，连用两个“最”字。

    万里年富力强有魄力，已为世所传颂，他要的就是邓小平这个钢铁后盾。马上，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掀开了铁路整顿的大幕。

    仅过一周，即2月6日晚，邓小平又约万里前来汇报，参加者还有纪登奎和王震两位副总理。邓指示，铁道部从速起草一个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精短文件，进而以中共中央名义号令天下。

    只过了4天，即2月11日晚，邓小平再次约见万里，副总理谷牧在座。邓要求，这份中央文件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针对性强。并且，邓亲自向万里口授文件主要内容，强调：铁路要集中，要克服派性，实行中央集权管理。

    万里上任仅月余，邓小平即于2月28日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重点仍是借助铁路解决全国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公开讲：只说抓革命，不敢说促生产，是大错特错。当讲到对待闹派性的人时，邓小平不留半些余地，说：“大派小派都要解散！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开，钻出来的新头头再调开，不服从调动的不发工资！”造反派闹革命，意气风发好几年了，一听邓小平敢讲这个话，又是要调开，又是要扣工资，不恼火才怪。

    邓小平讲话，同时推出那份由万里组织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发1975年9号文件”，一时间震动全国。人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自发地重温和学习这个由铁道部起草的“九号文件”。其中一段话，又是邓小平在修改时亲自增写的：“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宜久拖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以处分。”这在“文革”以来，分明是一种稀有声音。

    铁道部于3月7日召开全路电话会议，万里部长亲自传达“九号文件”。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也举行了千人万人的广播大会，一些省市把传达“九号文件”扩大到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声势浩大。难怪江青等“文革派”决然不可容忍，要号召全国战友们，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万里也是强硬得很。他不吃“文革派”那一套，亲自带领工作组，专程开赴问题最严重的徐州地区，去解决“老、大、难”问题，刀刀见血。

    万里返京后3月22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认真听取万里作专题汇报。25日，邓再次主持会议听取万里汇报。当万里讲到军队和铁路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搞派性时，邓小平说：“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了决心，从4月1日起开始行动，犯了错误我们承担！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

    4月底，连续21个月不能完成计划的徐州铁路局，居然提前3天完成了全月运输任务。

    6月，万里开赴郑州局解决难题。

    7月，徐州、郑州、太原、南京、向塘、长沙、昆明等铁路枢纽，基本改变堵塞局面。

    下半年风云突变！从北京到全国，“文革派”纷纷行动起来，首当其冲瞄准铁路，大举“反击右倾翻案风”。12月，兰州铁路局一批人正面围攻铁道部工作组，公开批判铁道部是“全国典型的复辟部”；进入1976年2月，郑州局又乱，一批人喊出“生产怎么上去，就叫它怎么下来”等口号，宣称“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冲突最严重的仍然是我所熟悉的山西省，太原铁路局此刻成了全省同一派战友龙头老大，公开在太原地区揪斗、殴打、绑架了19个单位的30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要重新打倒“老走资派”。8月23日，这批人在省城大规模游斗了中共山西省委主要领导王谦。晋东南“联字号”和全省同一派战友们，大举涌向省城参战。针锋相对啊。

    1976年，黎明前最黑暗令人窒息。邓小平再一次倒了下去，万里挨批，整顿夭折。这一年，郑州局发生全局性大堵塞12次，少运货物达1400万吨，比发生特大洪水的上一年还少运400万吨，相当于全局100天没有装车；京广、陇海两大干线重又陷入半瘫痪状态，运量下降到50年代水平；兰州局一批人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口号，震惊全国极为著名；甘肃省156个重点企业中，有40个全停产，33个半停产；山西煤炭大量积压，南方十几个省市煤炭告急；东北入关物资严重受阻；贵州机车不能出库，货物列车停开62天，造成磷矿石无法外运，致12个省市80多家相关工厂停产；全路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比上年上升17？郾8%；新建铁路仅完成铺轨300余公里。6月26日，中央批转《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把运输困境巨大责任归咎于邓、万整顿。

    有人糊涂，说“文革”十年，铁路各方面指标数字是增长的呀，比如总运量就增长了嘛！其实呢，绝对数字虽有增长，但平均年增长率为4%，大大低于“文革”前11%的增长速度。而1976年的严重事故比“文革”前1965年增加642%，直接经济损失增加808%；再看“文革”十年间，国家投资铁路为326亿多元，铁路固定资产因此净值增长96%，运输部门增长更多，而上缴利税只增加了40%，总体经济效益不仅没有增长，国家反而赔惨了。还看1976年，运输部门每万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仅755块钱，远远低于1965年的1044元，甚至比1953年的881元还要低呢！另有一些数字太专业，这里不列举了，譬如“客货换算周转量”、“每万营业公里保有机车台数”等等，读者们都弄不明白。总之，十年“文革”，投入与产出极不相符，铁路大亏损，国家大赔本，人民不挣钱。

    再看“文革”中修筑新铁路，也无法令人满意。全国每年新增铁路不足1000公里，10年间通过各种不计成本的大会战，总共修成新路9000余公里，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繁忙干线改造则严重不足。大会战造成施工质量低下，亦极普遍。比如焦枝铁路，从山西晋东南运出煤来，纵贯河南，运行753公里可达湖北枝城，为此豫、鄂两省总计上阵115万人。全线突击抢进度，突击铺轨道，突击大典礼，不仅工程质量不保，完工后反而需要多次整治改造，多次补充提高，修修补补“擦屁股”好几年——1970年上半年宣告完工，到1975年才交付运营；襄渝铁路更难，840公里，上阵83万人，1968年开工，1973年铺轨，直到1978年6月始交付运营，整整煎熬了10年。

    经过十载乱世磨难，又经过两年较量徘徊，一转眼十几年逝去。严冰结冻太厚实，春风融化须有时。时间进入1978年深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国大地上，重新呈现出春阳，吹荡起春风，播撒下春雨，绽放起春花了。

    身心两创深重，需要一一抚慰。全国铁路职工200万人，简单一查，天哪，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所谓“反坏右”，所谓“走资派”，还有所谓“右倾案”、“四清案”，竟然波及了几十万人。将近五分之一的干部群众受冤受批遭了大罪。单说知识分子一项，冤假错案竟迫害了19087人！1978年12月1日，铁道部在京直属机关召开落实政策大会，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整整进行了3年。其中包括：复查处理历史老案1？郾2万多件，“四清”案9900多件，反右倾错案8500多件，错划右派案1？郾9万多件。更可怕的是“文革”诸案多达20？郾4万件，总加起来，全路复查平反或落实政策的案子达到了25？郾4万件！上至吕正操、万里两位正部长和副部长武竞天，下至所有铁道岗位的受冤者，脊背上那口黑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他们中间，有的含恨逝去，有的年老力衰，还有18757名专业人员学非所用，有17992名职工子女因家庭受害而被株连。

    沉痛的历史教训，必须总结并且永远铭记。

    如此看来，结束了一场灾难性运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铁路系统恢复了秩序，铁道建设更要大干快上。那么，读者们牵肠挂肚的川汉铁路宜万段，是不是就可以风展红旗大举动工呢？孙中山、詹天佑的未竟事业和川鄂人民一代又一代百年梦想，是不是就可以很快实现呢？答案仍然不可确定。中国的事情太复杂，要想修通宜万铁路，还远远没到时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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