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初秋时节。桦树溪的初秋是最好的季节。太阳暖洋洋的，庄稼开始成熟，空气中洋溢着一股温暖的粮食的香气。那时候，收音机是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村支书家也没有。广播喇叭倒是家家有，公社的院子里也有，挂得高高的。广播喇叭一天只播出三次，早、午、晚，有公社广播站自办的节目，也有县、省、中央台的节目。孙能耐听了不过瘾，就常到供销社去，供销社有收音机，木头盒子似的，上海产的。一拧旋钮，吱吱啦啦地响，能收好几个台。
这天上午，孙能耐和往日一样，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没啥事，就不知不觉的来到了供销社。供销社的收音机里正播着新闻，新闻的最后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复播出。
重要广播，有什么重要广播呢？是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吗？不像。自从林彪叛逃以后，就很少播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那会是什么呢。孙能耐想着想着，突然浑身开始颤抖，一股冷气从脚底直升脑门。显然，他预感到了什么。他开始一遍一遍地上厕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煎熬着他。
下午四点，公社院里的大广播喇叭响了。一个男播音员浑厚而悲痛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哀乐，及其悲壮的哀乐。这一年里，这悲壮的哀乐已不止一次响起。孙能耐心中不祥的预感被证实了。他抱着脑袋，蹲在公社门口的土桥上，脸上的泪像水洗一样，鼻涕长长的，淌在了大襟上。
这时候，村里的抓猪匠李大吃嬉皮笑脸地走过来了。他胳膊下夹着篮球，准备到公社院子里的球场去。他并没有注意到蹲在桥旁的孙能耐，他也在听哀乐，听着听着，他便嘟囔一句：这是咋的了，又喂狗一个？
过去农村里孩子死了，就叫喂狗了。用草一捆，丫头捆一道，小子捆两道，扔到野甸子里，给野狗们改善伙食了。谁家的孩子得了重病，侥幸活过来了，就叫狗剩子。过去农村里叫狗剩子的很多。
抓猪匠刚说完喂狗一个，孙能耐就忽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抓猪匠的脖领子，左右开弓，一气扇了十几个大嘴巴。抓猪匠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孙能耐带到了大队部。
大队部里盂支书、我老舅、还有筐儿都在听广播，听孙能耐介绍了抓猪匠的反革命言论，都咬牙切齿。
孟支书说，好啊你个抓猪匠，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毛主席，能有你的今天吗？我看你早就喂狗了！你的阶级感情哪去了？让狗吃了？
我老舅愤怒地踹了抓猪匠一脚，说，你想让咱贫下中农吃二茬苦，遭二茬罪是不是？
我老舅那一脚正踹在抓猪匠的卵子上了，抓猪匠捂着裤裆，一屁股坐在地上，打着滚儿叫起来。筐儿红了脸，拽一下我老舅，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啥？筐儿看着地上的抓猪匠，心里有点儿可怜他。
要说抓猪匠，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后代，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没爹没妈，住在生产队喂牲口的棚子里，无收无管，像一棵野草，自由自在生长，一蹿就长成了大小伙子。在生产队的这些年里，抓猪匠李大吃学会了铡草、喂马、扫院子等杂活，还学会了赶车，成了年龄最小的老板子。顾名思义，李大吃能吃，而且不挑食，不管好的孬的，只要能吃，就稀里呼噜，一造就是几大碗。大伙儿说，这小子八成是饿死鬼托生的，吃啥啥香。后来，不知从谁家开始，找他抓猪。谁家养猪，都希望养个上食的，不挑拣，谁家都不愿意养挑吃挑喝的猪，又不是养猫。人们把那种挑吃挑喝的猪称为“奸臣”，恨得要死。村子里有个习俗，买猪的时候，谁把猪抓回家，那猪就随谁，如果抓猪的人上食，猪也上食。如果抓猪的人奸臣，猪也奸臣。不知谁独具慧眼，就看中了李大吃。李大吃也不负众望，只要是经他手抓的猪，个个能吃能睡，眼瞅着长膘。村里人抓猪一般都在打春之后，天一天比一天暖和了，猪羔子也伸开腰了，喂到腊月里，好的能长到二百多斤，杀了，卖给国家一半，留一半过年，挺肥的一件事。因此，一到春天里，李大吃就开忙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找他抓猪。李大吃从不推托，早晨起来不吃饭，吱吱哇哇地就把猪抓回来了。近的，就拎着两条腿，直接扔到猪圈里，远的，就用麻袋装了，背回来。李大吃从来不要什么报酬，只要主人家煮上半洋铁盆面条子，李大吃稀里呼噜造完，该干啥干啥，啥也不耽误。
抓猪匠的名就响了，李大吃就成了抓猪匠。
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抓猪匠，竟然说出对伟大领袖那么不敬的话，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无法忍受。
我老舅踹了抓猪匠一脚后，就打电话给公社民兵指挥部报告情况。不一会儿，民兵指挥部就把抓猪匠带走了。
筐儿一脸的惊恐，问，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
我老舅说，轻的要办学习班，重的就要送到县公安局，蹲笆篱子。
筐儿看看姨父孟支书，又看看父亲孙能耐。孟支书在地上踱着步，孙能耐低着头，一声不吱。
真让我老舅说对了，抓猪匠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县公安局。有小道消息说，抓猪匠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不仅仅是蹲笆篱子的问题，弄不好可能被枪毙。
屯子里就毛丫子了。抓猪匠千不好万不好，也不能眼看着他被枪毙了啊，他才多大啊，二十出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咋的也是咱贫下中农的后代，不能因为一句话就丢了命啊。几个岁数大的就去找孟支书，孟支书长长地叹气，说，我会尽力的，还要看他的命咋样。
孟支书就把我老舅和孙能耐叫到大队部，合计这件事。孟支书和我老舅是班子成员，孙能耐是原告。
孟支书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们得想想办法。
我老舅哼了一声，说，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孟支书点着一棵旱烟，深深地吸一口，说，不能这样看问题。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还说，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猪匠出身贫农，本质是好的，他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但还是学习不够，觉悟不高的结果，也是有口无心，我们还要以教育为主，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啊。
这时，妇女主任杨花推门进来，一进屋就哭哭啼啼，说，你们就救救抓猪匠吧，那孩子没爹没妈怪可怜的……又转向孙能耐，说，都怨你多管闲事，你就装听不着谁还能把你当聋子卖了？
孟支书有些不耐烦，说，我们商量事呢，没你事！
杨花说，我是妇女主任，也是班子成员。
孟支书摆摆手，说，就这样吧，明天我去县里，找革委会张主任，求他说句话。要不行，就把我抓起来。
孙能耐也慢腾腾地站起来，说，我跟你去吧。
一个星期后，抓猪匠被放回来了。被放回来的抓猪匠瘦了一圈儿，脸色青白，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人。人们越发可怜他了，就骂孙能耐，没事找事，害死人了。不知谁编了一段顺口溜：
五十多岁的老头，敢于反潮流，
戴着前进帽，梳着大背头，
逮住抓猪匠，送去蹲拘留，
喝着白菜汤，吃着窝窝头，
你说他到底牛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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