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
那是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胜友一走进办公室的门,我们几个就觉出不对劲儿。他脸色发灰,浑身透出倦意,可以说不是走进来的,而是摇晃着进来的。我们忙问他怎么了?他简单说了两个字:低烧,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气。
我们都知道他连日在赶写记述邓小平两次南巡活动和深圳改革历程的大型电影政论片《历史的抉择》,一下子就明白他又是累坏了。从去年秋天起,胜友也不知怎么对政论影视片着了魔,一口气接连写出纪录那场否年罕见的特大洪灾的《力挽狂澜》上、下集,总体阐述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十年潮》4集,论述依法治国的《基石》3集,实录中国人口重负的《人口纵横》8集,演释商业文化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的《商魂》8集,与人合作等五部政论系列电视片,加起来一共是25集。这简直也是深圳速度了。我们都觉得胜友又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生命形式的喷发点,不喷则已,一喷就像高压水笼头喷出的粗水柱,倾刻之间就哗哗哗地流成一条河。后来,弄得我们都来不及问他又在新写什么,而只是被他一次次地通告什么时间又看新片……
他的低烧已连发多日,我们就一起批判他再也不能这么玩命了。他耷拉着脑袋听着,最后,却还是闷闷地甩给我们一句:玩这个命还值得。
所谓这个命,我们都知道是指中国的改革。曾有评论家说过,张胜友是中国真正的改革作家,我觉得这话说得真是对极了。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胜友就对这场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革命投注了空前的热情,你跟他说话,三句话后他准跟你谈改革,所以我们都戏称他为改革家。他听了每每默然一笑,感到十分自豪。的确,在他的生命意识里,改革已占据了绝大部分,他把他的笔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中国的改革事业。
张胜友早年走上文坛,是写散文。他的散文写得相当不错,有的篇什被选人大中学教科书。但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大潮勃然兴起之后,胜友就把他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最能直接反映改革事业的报告文学,与他的大学同窗好友胡平一起,写出了《世界大串连》、《历史沉思录》、《摇撼中国之窗的飓风》、《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东方大爆炸》等一部又一部震动文坛的报告文学佳作。所有这些作品,全部是关系到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事件,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张胜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与社会大潮共起伏,与时代风雨同震荡。不说他是文学家而说他是政治评论家也许更合适。因为他所关注的,首先不是结构语言遣词造句文笔意境,而是对开放和改革的大声讴歌,对改革阻力的大加挞伐。他期望能用自己的笔,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助一臂之力。所以,他的作品绝不是小桥流水的浅吟低唱,而总是气势恢宏的黄钟大吕,充溢着忧患意识、参与意识、批判意识、奋激意识和改革意识。
这样强烈地参与社会生活,自然会得到读者和观众好评如潮,但是却也给胜友个人带来一系列麻烦与挫折。中国的改革事业历来是最艰难的事业,对于作家来说,改革文学也是步履维艰的风雨历程。张胜友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曾引来一场官司,有时来头还挺大,其势汹汹,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每一次,胜友倒是都顶住了,并且初衷不改,绝不写违心之作;可是,从现世的好处来说,升官发财住房晋级出国……所有这些利益全都与他无缘。这两年有许多能力、才华和贡献远逊于他的人,都跑到他的上面做了官,而他却始终是一介寒儒,老是在夹缝中挣扎。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胜友推心置腹地回答说:这就要看你追求什么了。我一不求官,二不求名,三不求发财,只管写我的,写我认为应该写和值得写的,这就行了呗。
我也曾问过张胜友,为什么你会对改革这样的炽烈如火,甚至不惜以身相许?他操着那永远也咬不清字音的闽西普通话,实实在在地说:
我认为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这么说.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鹦鹉学舌,而是我自己经过严肃思考,从我的内心深处得出的结论。以我的个人经历来说,我当过红卫兵,亲身感受过文革极左思潮的戮害;又当过农民,种地、盖房子,还走村串户地做过裁缝匠,对下层老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后来我上大学期间,正赶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同班同学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的争论,我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嬗变,思想终于渐趋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不盲从,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并开始把思考的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舞台。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就敏锐地感觉到,改革能给我们古老的民族带来生机和希望,舍此,我们再没有别的出路。作为一个作家,我虽不能冲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呐喊助阵,扫除障碍。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的。
这一席话令我为之动容。我知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而绝非故做姿态地唱高调。作为一个不断写出力作的报告文学家,胜友这几年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找到办公室来的读者们对他毕恭毕敬奉若神明,他却还是那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气度,说话从不盛气凌人装腔拿调,做事还是踏踏实实为别人考虑得很周全。我们这些同事都很喜欢与他共事,不但政治上、文学上经常得益于他,就连人生的许多问题也经常向他讨教。
张胜友这两年读了大量书籍,主要是政治、经济、哲学类的书,诸如《社会变革中的哲学思考》、《新时期的经济理论探索》、《大转变时期》、《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以及颇有争议的《改革新思维》、《山坳上的中国》、《谁来承包》、《大失败》等。读这些书,给了他一种登高望远的感觉,使他关于社会的思考更深入更扎实更自觉。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问题,胜友有他独特的一些思索和结论。比如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10年,提出了商品经济新观念。这对于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是一种反拨。这10年走得是相当艰难的,新旧体制的摩擦与碰撞时起时伏,异常激烈,处在第一线上的改革者有许多人碰得遍体鳞伤。第二个阶段是今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在中国掀起第二波改革大潮,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大突破,这就使中国的改革发生了质的飞跃,使我们异常艰辛、复杂的改革,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
关于中国的改革理论问题,张胜友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平同志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出白猫黑猫论,实质是生产力标准问题,是对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冲击经济的彻底拨乱反正。第二阶段是提出姓社姓资论,实质是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显然,廓清这些理论迷雾,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强大的影响力。
我问胜友现在又在思考什么问题?他回答说:连续完成6部影视片,身体亏得厉害,十几年来的积累也显得有点挖空,需要休息和重新读一批书。
话虽是这么说,可是对于艰苦奋斗惯了的张胜友来说,哪里舍得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有时,我们小集体强迫拉他跟我们去郊游,他也总是不断跟我们谈起他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他曾说自己是把一个沉重的枷锁背负在肩上,一边不堪重负,一边又心甘情愿地在真理的沼泽地里爬行。
我问他:不堪重负的是什么?
他说:最表层的是现象,比如几次赶写本子时,不是我自己发烧39度,一边打针一边写作;就是老母亲生病,一边带母亲看病服侍病人,一边赶写本子。就其深层意思来说,搞改革文学与一般的文学创作还不一样,是非常耗费心血的事情,特别是写作之外的耗费更超过写作本身。读者只看到我一部部作品发表出来,博得好评,只看到这成功的一面,殊不知因为我选择的题材政治上都比较敏感,经常要对付意想不到的干扰,甚至还有不少写好的作品发表不出来。比如,1988年,我同胡平合作写了反映中国近代百年变革史的政论电视片《世纪风》;1989年,我又写过描绘中国十年改革的大型电视系列片,题为《历史大跨越》,共12集,后期制作都完成了,后来都没有播出。去年我完成了一部国际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也没有刊载出来。改革文学因其敏感而显得极其脆弱,创作之外的心血耗费往往超过创作本身。
那么你心甘情愿的又是什么呢?
他说:我大概天生来就是这个命,愿意写停不下来,哪怕写得很累。我这么玩命地写,自讨苦吃,既不是受名利的驱使,也不是受金钱的诱惑,而好像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运动,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活法。这么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我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创作初衷,也不能想象还会改变自己的创作初衷。我把自己的这种创作状态,归结为一个作家进入了自觉的创作期。
见我深深地叹息一声,胜友知道我此刻无可言说的心境,倒反过来安慰我说:
其实也是乐在其中嘛。过去我曾经多次说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我感到幸福。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一个产生大作品和大作家的国度,改革开放是一场充满挑战性的社会运动,每天都有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为我们的写作不断提供新鲜的和最丰厚的养料。现在我又逐渐适应了影视政论片这种现代传媒的写作形式,运用影视画面较之报告文学有着更为自由的时空转换和更为广阔的思想驰骋天地,故而乐此不疲。
我故意调侃他一句:你还挺阿Q的啊。
胜友一脸严肃地回答说:我这不是阿Q。比起那些身处第一线的改革家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所受到的麻烦能算什么呢?张胜友今年44岁,乃文革前老高二届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时,以高分考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寒窗四载,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任记者至今。他为人刚介耿直,嫉恶如仇,闲暇时最大乐趣是串门找朋友们神聊,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不会唱歌不善跳舞,也不爬山不游水不玩麻将牌,最喜欢与人争辩,于唇枪舌剑之中自己满足别人也满足……
载《文学报》1992年11月26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