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读中国外交
新世纪，我们站在年终的时间制高点回首眺望：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中国脚踏实地、蓬勃发展的奋进形象。在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特别是经过20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之后，今日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挺立在国际大舞台，已经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成果确实不同凡响。这一年，我们以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顺利升空并安全返航开端，以最终加入世贸组织而圆满告终，真可谓大事不断，喜事接踵。
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中国始终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折冲尊俎，主持正义，密切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其首倡的以互相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为新世纪地区多边安全树立了一个超越冷战思维的全新模式。今年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引人注目，其中体现了的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观念则为新世纪新型国家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2001年10月，当各国经济增长相继滑坡，当“9·11”恐怖袭击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之际，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如期在上海举行。与会首脑们聚议上海，共商发展大计，重申实现茂物目标的承诺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提出人力资源建设新思路，为亚太经合组织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也推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启。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功举行一如那夜黄浦江边璀璨的礼花，照亮了上海，照亮了中国。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临近年终，随着多哈会议的一声槌响，12月11日中国走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大家庭。那15年锲而不舍的追求，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如果说，1971年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成员，那么，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成员。至此，新中国完成了从最初的开门迎宾到今天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从政治、经济舞台到体育、文化等领域，中国正全方位地走向21世纪的新世界。
回首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不能不为祖国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在莫斯科世贸中心，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百年的期盼不再是梦想；当江泽民主席站在上海科技馆大厅中心，一一会见身着中国传统民族服装的19位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是奢望。我们不能不心潮澎湃，不能不想起百年的积弱和苦难：我们的祖辈是颊上刻着屈辱，脸上挂着泪水，惨遭铁蹄践踏走人20世纪的。今天，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是脸上写着欢笑，健步伴着凯歌，昂首挺胸跨入新纪元。
2002年11月，十六大在空前繁荣的形势下召开，外国媒体评论：中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飞跃，共产党确保了国内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已经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站在了国际舞台上，它已经成长起来，而且日益变得繁荣富强，其它国家再也不能忽视它了。
然而，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强权侵凌公理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亦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加速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弱国从来没有外交可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任重而道远，“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还需要我们发愤图强，开拓进取。我们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和故步自封的权利，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任何势力也休想阴挡住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铿锵脚步。
中国外交：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整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所为的是什么，所不为的是什么。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可见有所作为的核心就是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即国内的事。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国内的事，就要避免干扰，有所不为：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
总之，是不慕虚荣，不翘尾巴。这样一个方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中国又有十几亿人口和广大的领土，只要能够做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就没有任何外来力量可以打垮或颠覆中国。中国之忧不在外国而在萧墙之内。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安全，就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这个道理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仍然是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韬光养晦并非软弱而是韧性，它是忧患意识和坚强的自信心的结合。
韬光养晦的根据是对中国的力量、影响和国际地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人贵有自知之明。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大大提高，中国人为此感到自豪，友好的外国人感到高兴，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截至2000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过1万亿美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9，日本的1／5。人均产值则差得更多。据世界银行估计，即使中国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至少需要七八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淡水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耕地和草地资源则为32％。
现在，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这方面的处境并不美妙。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人口的千分比为0.4，而日本为4.7，美国为3.5，欧盟2.2，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约1.0。中国在校大学生总数仅为美国的40％。
199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NP比重平均约5.7％，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6.2％，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4％，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仅约3％。由此可见，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在人口上是大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小国；在总量上是大国，在人均上是小国。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影响所及主要在周边亚洲国家。中国有长期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脱贫致富，也不可能成为压迫别国的超级大国。
有些西方媒体夸大中国的成就和力量，宣称中国很快就将超过日本，赶上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把美国赶出亚洲。还有人说中国就像19世纪的德国，其上升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必然会打破世界的平衡，甚至引起大战。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是为炒作“中国威胁论”作铺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自我吹嘘，图虚名而受实祸，要面子而不要里子。谦虚谨慎、通情达理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中国能使美国相形见绌的软力量。请看，我国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实现香港及澳门的回归，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流一滴血而洗刷了百年国耻，这是何等难能。我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可独立寒秋，砥柱中流而不以邻为壑，这是何等可贵。这两件事在全世界赢得普遍赞扬，连美国也不得不为之叫好。外资源源而来，反华宣传一时失色。由此可见，柔可克刚，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统一的。
历史的板块运动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只是进入了一个暗流汹涌的新时期。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例如苏联的解体、两个德国的统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都是观察家们不曾预料到的。今后不可测的因素还很多，不知会有多少奇峰突起。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冷静沉着要求我们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这一条看来容易，实行起来却相当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而国际形势却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国与国的关系中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话做事必须力求掌握分寸、留有余地，不可图一时之痛快而过头。例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们与英国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在宣传中是否有必要把彭定康称为“千古罪人”，似乎值得商榷。今天此话言犹在耳，彭定康已经改任欧盟的外交委员，积极推动欧洲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我们还是要同他打交道。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崛起的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目光注视的焦点，而一些对别国有威胁的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拼命叫喊“中国威胁论”，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游戏。
自1990年日本一本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潜在的威胁》一文以来，短短几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势力从不同角度拼凑了多种“中国威胁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5种：
1.“极权威胁论”。即虽然中国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其“极权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西方的一种流行论调是“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极权国家”是祸根。美国是反共意识最为根深蒂固的国家，最难以容忍中国的稳定和崛起。
2.“军事威胁论”。1992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主权的区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钓鱼岛等岛屿，立即引起了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应。一些别有用心的新闻机构借题发挥，抛出了“中国军事威胁论”，诬称“中国正在扩军备战”，想做地区霸主。日本舆论大肆宣称，通过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21世纪的海洋霸权战略”。曾任美国驻北京和香港记者的芒罗和伯恩斯坦撰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极力宣扬“中国是世界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的惟一大国”。日美两国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声调也波及东南亚国家，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人甚至把中国打击“台独”势力说成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论点有：宣扬中国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和扩充军备，散布中国在“亚太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谬论；谣传中国向一些国家出售大批高性能武器，甚至转让核武器的相关技术给巴基斯坦等“不负责任的国家”，从而造成地区局势的矛盾和冲突升级；宣扬中国乘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收缩之机增强军力，试图填补亚太地区军事真空；宣扬中国准备利用其日益强大的海军实力，控制位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
3.“中国经济挑战论”。90年代以前，西方舆论大都宣传中国何等贫困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自90年代以来却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宣扬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富民强，说中国的强大会损害西方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经济进人新一轮增长期，中国成为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
德国《趋势》杂志称中国是“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美国媒体干脆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一些所谓对中国发展表示“担忧”的论调开始见于西方报端。
“中国经济挑战论”包括“第三世界强国论”和“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所谓“第三世界强国论”是指按国际通行的汇率折算法，1992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192亿美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底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上涨到1.66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上升到6％。西方传媒纷纷引用此说，称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超级经济大国，到20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所谓“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指西方某些报刊不断渲染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之和已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同时，宣传海外华人资金如何雄厚，说“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华人已掌握东南亚经济命脉”。
1993年11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正在抬头的华人经济圈》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华人经济圈的规模。文章说，据美国一家大学的文献中心测算，以台湾和香港为中心，居住在大陆以外的华人约有5500万，拥有流动资产2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5000亿美元，流动资产是日本的2／3。文章认为，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的华人经济圈必将对亚太，特别是日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实，国外舆论所谈论的这个大中华经济圈，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经济共同体”，更不可能演变为“大中国实体”，西方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杞人忧天。
4.“中国全面危机论”。这种提法源于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说中国10亿贫困人口，会成为全球的负担。“中国全面危机论”包括“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农村危机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资源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其中“中国粮食危机论”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布朗多次就中国粮食问题发表惊人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到2030年将达到16亿，而中国的耕地则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迅速减少，中国粮食自我供给能力将大大下降，发出了“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呓语。他把1973年中国粮食产量水平当作2030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来预测，并作出推论，中国一旦缺粮，不得已会向国际市场购买，从而会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
由于非洲国家对粮食价格一直最为敏感，这一推论曾在非洲国家引起震动，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粮食问题品头论足。其实，事实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这几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库十分充足，朱镕基在1998年当选总理时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地说：“中国即使连续五年发生天灾，国家的粮食储备足够应付”。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无疑是对世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5.“中国文明威胁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行了集中描述。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让位于文明的冲突，它是世界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世界文明可分为8种，东方儒教文明是其中之一。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是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联盟向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力量发起了挑战。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撰文批驳亨廷顿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罕见的中西思想文化大论战。
除“中国文明威胁论”外，还有一种“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美国《新闻周刊》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自我的国家》文章，认为在西方国家的打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勃兴，“无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对此都会感到恐慌”。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战争题材”的文章和书籍明显比冷战之前要多。“狼来了，中国将挑起战争！”这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士点燃的“烽火”，他们煞有介事地假定未来中国将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爆发局部战争，意欲把“中国威胁论”推向通俗文化圈和未来学研究领域。有关文章多次描述中日因钓鱼岛主权之争，从而引起大规模海战。西方有些人士还对中国台湾保持一种特殊的兴趣，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统一进程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极力阻挠的实际心态，极力唆使外部介入。《与中国未来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下一场战争》、《龙击行动》、《必争之地》、《南海之战》、《中国攻击》等一批论文和小说都给中国戴上“好战”和“霸权”的帽子。
如《必争之地》开门见山地说：“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指挥官。他再次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派兵袭击越南海空军基地。鉴于日本96％以上的能源供应必须取道南海，中国封锁南海等于扼住了日本的经济命脉，日本首相随即要求美国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协助日本行动，但是美国人民不肯。于是日本试爆原子弹，向中国和美国显示其军事实力。越南此时也要求国际干预，法国与印支保持着传统关系，在越南有重大利益，因此法国强烈要求西方世界联合对付中国。美国派舰队在南海巡逻，而一艘军舰突遭击沉，中美爆发激烈海战。美国向中国发起核战争恐吓，而美国军事卫星显示，中国的战略导弹已经瞄准美国，中国的核潜艇在美国加州外海游弋，美国五角大楼研判华盛顿和纽约都在中国导弹射程之内，消息传出，美国人心大乱，发生城市暴动和种族冲突。中国还宣布将核弹头瞄准北约的几个重要成员国的首都，如伦敦和巴黎。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在中国的威胁下，美国及其盟国不敢轻举妄动。此后亚洲遍地烽火，中国以优势兵力扫除菲律宾、越南对南沙若干岛屿的占领，马来西亚不战而弃守南海岛屿，越南反攻中国海南岛，并在中越边境骚扰，但已经无力回天。中国经此一役，确定了在世界军事霸权的地位，亚洲国家大致默奉中国为新盟主。”
再如《中国攻击》，这是两个美国军事人员2000年写的所谓“小说”，书还没有出版，就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据一些炒作的媒体介绍，这部小说是以中国政府在福建大量集结兵力为开端，然而炮击金门。金门守军向台湾求援。这时，台湾岛内遭到神秘病毒的袭击，全岛大感冒，一片混乱，而中国军队又乔装奇袭台湾岛，控制了中正机场，占领了高雄，并用空中电磁驱动炸弹瓦解了台湾的空军，还使用中子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于是，美国也卷入了战争。所谓“中国攻击”，就是这样一场莫须有的所谓台海战争。
这样的一个纯粹无稽之谈，何以在美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并大力加以鼓吹？并不是因为台湾海峡真的会出现什么战争危机，而是因为它迎合了美国一些视中国为眼中钉的政客的不可告人的意图。他们无非就是希望制造出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以便为他们干预、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制造舆论。
此类小说和文章之所以在西方风行，究其实质，无非是西方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而借用舆论来对中国实行“软遏制”。从一部分“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那里，我们不难听到一部“新冷战”的序曲。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同他们竞争”。害怕别的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同自己竞争，这种忧患心理倒无可厚非，但因为别国强大就对其采取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有优先发展权，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流露，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逻辑。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过去积贫积后，任人宰割，今天发愤图强，靠自己的实力维护着国家的安全，彻底粉碎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让强大起来的中国成为一个全人类和平的“守护神”。
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中国的腾飞
韬光养晦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其实质不外乎埋头实干，不慕虚荣，不翘尾巴，就是所谓采取低姿态的意思。有的英文本把它翻译为“隐藏你的真实力量，等待时机”。外国人虽然没有这种说法，但也有同样的思想，一些国家也曾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战略。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受到美苏英法4国的占领和全欧洲的猜疑怨恨，原来统一的国家被分裂为东西德两国，分别被美苏所控制，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德国人忍辱负重，不急不躁，埋头苦干，把经济搞了上去，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它审时度势，积极与法国实现和解，创建欧洲共同市场，以融入欧洲化解人们对德国威胁的担忧，接受欧洲的德国的思想，不追求建立德国的欧洲。它一贯坚持严肃对待历史，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反复批判，划清界限。勃兰特总理在访问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主动下跪向牺牲者表示忏悔，这些行动赢得了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其结果是两个德国终于顺利统一，重振雄风，在世界和欧洲的威望都有所增长。
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韬光养晦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今天企图称霸世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以前它也曾韬光养晦过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卸任总统时曾经反复叮咛，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一心办好自己的事情，千万不可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后来，门罗总统又宣布美国不管其他地方的事，其他国家也不得干预美洲的事，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此后直到第二次大战，美国基本上坚持这一方针，满足于做美洲的地区大国，对英法德俄日等列强的争夺与战争隔岸观火，全身远害，利用时间，壮大自己。等到列强两败俱伤，它再作为生力军参加战斗，以风卷残云之势决定胜负，自然成为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坐收渔翁之利。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从弱到强，由衰变盛，常常要经过很长时期的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针无两头利，世间万事万物有得必有失，韬光养晦也不例外。这个政策有许多好处，但是也要付出一定代价。首先，这意味着在外交上要十分讲究策略，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不能急，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甚至要退却。忍让和退却是痛苦的，但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例如，1990年，尽管东欧苏联发生巨变，出了问题，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制裁我们，邓小平还是强调我们“要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同这些国家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都很牛气，都有不讲道理的时候，美国尤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耐心对待，巧妙周旋，以斗争求合作。由于坚持这一方针，同这些国家搞好了关系，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般而言，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豪言壮语激动人心，容易为公众所接受。韬光养晦的冷静规劝不是哗众取宠。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然地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也有一种大国情结。近200年来，中国备受外国压迫，1949年中华民族才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最近才在经济上初步翻身。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使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可以对外国人说不。但是自我陶醉、排外情绪也容易滋长。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是处于别国之上的中央帝国，就是处于别国之下的半殖民地，我们要做到对各个国家不卑不亢、平等相待，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过去是一无所有的革命者，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我们过去习惯于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今天面对的却是一个各国互为竞争对手又互为合作伙伴的更为复杂、互相依赖的世界，要尽可能谋求双赢。我们过去处于封闭的环境，习惯于也不得不自搞一套，另成体统；我们今天却需要与外部的开放世界接轨。无论从国家发展或民族心态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微妙时期，既要做到保持昂扬斗志，又要防止骄傲自满。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如凤凰从劫火中重生，但是我们的复兴还仅仅是开始，前面的道路还漫长修远，崎岖曲折，荆棘载途。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而言，今后仍然是尽力埋头实干之时，不是安享富贵尊荣之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内求发展，外保和平；戒绝浮躁，远离虚荣；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变创新；自力更生，交友善邻；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弱国无外交
外交的实质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2000年，日本右翼再次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并搭建神庙。在此以前的1996年，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及1998年，日本军舰击沉了一艘名叫“钓鱼台”的港澳保钓船。1999年，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再次拟登钓鱼岛插旗等等一系列无视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所有事实证明，日本右翼分子对中国的钓鱼岛垂涎依旧，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中国南沙群岛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各种资源如渔业、油气等极其丰富的宝岛，其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目前，我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的海域有80多万平方公里被周边国家非法划入其势力范围，掀起蓝色“圈地”运动。提出所谓“主权”要求并分割海域的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其中越、菲马三国还派兵对岛礁进行军事占领。到1991年底，我国南海的270多个岛礁中有44个分别被越、菲、马占据，在这些占领者当中，越南还大言不惭地提出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据报道，到90年代，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1999年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m3（上标），分别是我国当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而和此极不对称的一个事实是：目前我国在南沙还没有打出一桶油，更令人难堪的是，中国渔船在南海自己的领海作业时被菲律宾军方抓扣或撞沉的事时有发生。）海上交通线处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国反对北约东扩，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1999年3月，北约发动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从另一方面讲，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台湾及南海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
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弱国无外交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
中国外交战略的突破口在哪？
当前中国外交被动的原因在于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有关人士分析评估：美国联合日本、北约盟国，经过10年的运筹帷幄，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严格说来，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很难有所作为。即使中国不愿与美国迎头相撞，低调处理外交事务，但只要公开表露任何对美国不满的情绪，哪怕仅仅出于道义，都会遭到美国毫不留情的打压。在这样严密的包围圈里，中国的战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外交战略选择的余地很小。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每跳出一步，都要消耗巨大的战略资源。相反，美国显得比较从容。布什政府捏了不少牌，每出一张牌，都令中国愤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显然，要改变当前中国外交被动的局面，首先必须冲破美国设下的战略包围圈，为自己觅得广阔的战略空间。
常规思路难打开局面
当然，中国外交积累的问题很多，按照常规性思路是很难打开局面的。必须谋求权变，善出奇兵，选择非常恰当的外交战略突破口，一举改变外交被动的局面。孙子日：“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外交战略需要奇正结合，因它是以整个世界作为其活动的平台，变化起来更是无穷无尽，不可莫测。那些外交战略艺术炉火纯青的大战略家，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对自己胜利充满信心，对战略突击方向善于出奇，对战略手段的实施变幻莫测。
回顾70年代初，中国由于文革动乱，内政外交陷入困境。尤其在外交方面，中国推行既反帝又反修的路线，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正面交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几位开国元勋，及时果断地选择尼克逊这位老牌的反共政治家作为外交战略的突破口，以建立全球战略新格局这个大局为重，甚至不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中国获得了宽阔的外交战略回旋空间，获得了比较充裕的经济发展时间。这样，中国从突破中美关系入手，很快打开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与苏联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在80年后期取得全面恢复。
然而时过境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突破口的美国及其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如今反而成了中国的劲敌。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如果继续固执于陈年老账，对共和党人怀抱幻想，那么中国的外交工作就会陷于被动，今后还会忙于应付美国制造的一连串危机，直到将中国的战略资源消耗殆尽为止。那么，目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在中国：在中国的政治稳定、在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的选择
应该承认，中国在冷战期间游移于两强之间，左右逢源，与七十年代末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如古巴，朝鲜，印度等，中国获得了与其综合国力不对称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麻痹大意，未能居安思危的错误战略造成目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说美国是纸老虎，因为当时中国有铁拳头。现在有许多人却认为扎个纸拳头吓唬吓唬台湾就够了，纸老虎都真的吓人了。忧患可以兴国！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诉我们，该是我们急起直追的关键时候了。据有关媒体指出：“我方早就从俄罗斯引进了苏一27的技术，到现在年产量多少，年产能力多少？一说年产七架，这样就能以武促统？战补怎么办，邻国趁火打劫怎么办？我们技术消化了多少，自己的衍生机型在哪里？又走回八十年代中，新技术引进一代过五年又落后一代的老毛病。驱逐舰虽然不多，好歹一代一代再搞，吨位在提高，武器在升级，可两栖攻击舰在哪里，影子都没有，难道我们的攻台方案里登陆居然不需要水面舰艇火力？想想来回四百多里的海面，拿什么保证登陆时在每个登陆点都能有一天以上的全方位密集炮火支援？坦克搞了‘八〇’式，‘九八’式，打越南用不着，印度用不着，还想打俄罗斯？打台湾用得着，怎么运啊？武装直升机不能飞两百里打完再飞两百里回来补充吧？可见九六年危机以后我们根本没有提高警惕，端正思想，陈水扁是意外，布什政策还是意外，其实一点不意外。这根本是敌人自知时间不在他们一边，所以在一步一步先发制人，可我们却陶醉在“时间不在他们一边”的梦想中睡大觉。”
邓小平同志说韬光养晦的时候，他是对的。两只老虎打架，猴子当然要给这只煽煽风，给那只治治伤，然后顾左右而若无其事。但如果一只老虎把猴子认作敌人，张口来咬怎么办？猴子不论怎么韬光养晦都会被咬死，这时正确的战略抉择又是什么，咬回去？没用。猴子现在还是吃素的猴子，牙不行，白送死。另一只老虎病了，还挺重，怎么办？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以新型驱逐舰、新型潜艇、新型战斗机为代表的新一代主战装备以及其相配套的新型导弹、鱼雷、舰炮、电子战装备等武器系统陆续交付使用，中国海军已形成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从科索沃战争的消烟中，高科技、高信息时代的未来战争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我们发现，我们军队所担负的使命与任务增加了新的紧迫感，科技强军，任重道远！
伴随着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活动的深入，21世纪将是一个海洋世纪，从历史到现实的海洋权益争夺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无情的事实，海军兴则海权兴，国家强；反之，海军弱，则海权弱，国家衰。为了确保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军事安全，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强大的中国海军呼唤航空母舰的到来。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据统计：当今世界上，美国拥有15艘大型航空母舰，其中，俄罗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巴西、泰国、印度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拥有1艘到几艘不等的航空母舰，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至少应该拥有2艘到4艘航母及配套舰只，特别是要建设信息化程度很高的大型航母战斗群，以形成一支强大的区域型海军力量。
可以预见，当拥有数只航母编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出现在我国的领海海域时，将不再会有人胆敢觊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民也将不会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被外国军舰追逐，撞翻和扣留。祖国的领海将更加干净、清澈和平静。美丽的太平洋也将变成真真正正的“太平洋”。
二、“定性不准”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变得愈来愈模糊，以至当事的双方都说不太清楚对方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对美国而言，面对中国的崛起确实很矛盾：反对这个崛起没有道理，美国自己就推崇强大和崛起；但如果不遏制中国，又担心将出现一个强大对手，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中国面对代表当今先进生产力、发达科技及现代文化的美国，一方面自然要好生学习兼容，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战略和遏制举动进行反制。
在这样“模糊不定”的大框架下，中美关系近年来时冷时热，纠葛不断，就毫不为怪了。在日常运作层面，双方只好更多采取实用态度，“多做些贸易，少谈些主义”。中国称对美要“斗而不破”，即争斗的同时又不要彻底撕破脸面；美国则有些“求同存异”的味道，有利益交接的地方就合作，有冲突的地方就打硬牌。
如何看待布什访华？
美国总统布什二度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攀上新的高度，是两国发展建设性合作进程又一里程碑。布什选择在2月21日抵达北京具有深刻含意，显然经过悉心部署，绝非偶然。由此可见美方对中国态度的重视，更希望借由历史的厚度表现美国有意提升双边关系的诚意。
在似乎已步入正常。布什在踏上亚洲之行前声称，他将努力发展与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就反恐怖斗争和经济贸易等方面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坦诚的对话。虽然中美关系还不能用“出现重大转折”、“开始升温”等乐观的词语来形容，但双方很快抛开意识形态差异、进入实务外交的速度之快，却是有目共睹。很快结束磨合期而步入务实阶段，是“9.11”事件后新的国际局势所使然。中国对美国反恐怖立场的支持，在缓解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上所表现的“不露声色的斡旋”，对美国驻军中亚、菲律宾的“不吭声”，均显示中国不是也不想成为美国的敌人。同样，美国在经济依然未走出衰退的情况下，把中国市场看作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无法掂定两者的分量
没有像克林顿总统一样把访华作为“专项活动”，布什的访华时间短且连带访问日本和韩国，说明布什政府尚未明确中国在美国外交天平上究竟占多少分量。同样，布什不回避“前总统尼克逊访华30周年”这样重大的历史纪念日，则隐含着布什政府倾向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期许。
布什政府的这种“迈前脚而不动后脚”的外交姿态，与其外交战略重点转移有关。布什总统曾声称要把外交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把日本当作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很显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日本，在市场购买力方面强于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更接近西方价值观，在外交上比中国更容易驾驭。
不过，在布什政府的反恐怖战争和建立导弹防御体系两大要务中，日本在国际舞台的边缘化，似乎在促使美国重新考虑日本和中国在外交棋盘上的位置。目前日本在经济上的“久靡不振”，也好像在刺激布什“再看一眼中国”，看中国是否会对美国外交和经济复苏有更大帮助。另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如果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减轻所谓“邪恶轴心”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则可能会提高中国在其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
可见，“先日后中”是访问程序，也是外交心态。布什的亚洲之行，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称量中日谁重谁轻的“摸底之行”，并不是像有些论者所猜度的那样，是对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摸底”。
布什在反恐怖战争中建立了声誉。要想维护他在美国民众中的高支持率，最关键的是能把美国经济从衰退导向复苏。但是，自安然丑闻引爆后，人们对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复苏的预言不再乐观。因为安然破产案反映出美国经济衰退不仅在于高科技领域的泡沫，也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漏洞。
中美双方的“硬”与“软”
中国对美政策有“硬”与“软”之分。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引进美国资金和技术，反对美国干预中国人权、宗教、言论自由，是中国要坚决维护的原则。因为直接关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经济利益。而对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扩展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进攻伊拉克等问题上，中国则会灵活处理，进退自如，不会与美国针锋相对。
中美双方的“硬”与“软”，大部分正好交错。你硬我软，便不会发生硬碰硬的冲突。一些有可能存在冲突的部位，如台湾问题、武器扩散、导弹防御体系，双方都在作适度调整。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在发表把大多数民进党成员与少数台独分子区别开来的讲话后，赢得国际社会好评，称之为“大国风范”。美国政府接着重申“一个中国”是美国的长期国策，对大陆所倡导的通商、通航、通邮“三通”政策表示赞同。对于布什政府所致力的导弹防御体系，继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后，中国也对尚处于设计和实验过程中的防御计划采取旁观加警告的态度。至于在最可能爆发冲突的经济领域，中国很可能会从政治上找到理由，让美国人占点便宜。
始终骨鲠在喉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一根鱼骨，卡在中美关系的喉咙。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布什在中国学生的紧紧追问下，勉强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也表明美国将坚守承诺，协助台湾自卫。布什希望北京和台北能和平解决问题，但在关键字眼上运用“和平解决”而避开“和平统一”似乎意有所指，透露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丝毫不松软的态度和立场。
与此同时，布什的亚洲之行针对台湾问题所释出的信息，极可能被台北当局解读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都会保护台湾的错误信息。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家做主，不时流露按捺不住的台独意识的敏感时刻，布什在北京“坚持”不提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只提《与台湾关系法》，更有可能将台北推往不实际的台独梦想。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所谓的和平就是海峡两岸不应该有以武力突破僵局的妄想，任何一方都不应有任何方式的挑衅行动。因此，台北方面还是要务实审慎看待台海局势的发展。
美国人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人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妄想！看看地图就知道，有了台湾的军事基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才能形成击首尾呼应，击尾首呼应的有机整体，加上关岛的总预备队，才是一盘活棋。如果台湾被中国控制，韩国美军是死棋，日本美军是危棋，其他基地互相支援不便，中俄海军可联手东进太平洋。对中国，南沙问题不打自解；对俄罗斯，复兴在望，欧盟面临地缘政治的选边问题，最终将倾向反对美国NMD，建立独立的中立的欧洲政府。听听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就知道，美国没提中国的共产主义，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一切都清楚了。那美国在等什么呢？美国等的是中国的乱。中国一乱，共产党四分五裂，各种势力抬头，在中央和地方以民主之名争权夺利，黑社会趁虚而入，军心不稳，经济停滞。台湾当然可以自决，选择政治形态。此时独立，美国派兵保护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定生活的权利，名正而言顺。所以有尼克松的和平演变说。和平演变失败后，美国人霸王硬上弓，强取豪夺遏制中国是正常反应。这一点，从最近的言论和政策可以看出来，美国反华势力一方面制造“中国威胁论”，赤裸裸的叫嚣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就是中国，一方面对国会说，要给中国贸易，促进中国民主发展。想一边抓住中国市场，一边在政治社会领域引发危机，狼子野心不死。
中美在台海“摊牌”的底线
台湾问题目前被普遍认为是中美之间可能的近期冲突之导火线，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将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不惜一战。台湾若垂死抵抗，就会冒全岛被彻底打烂的风险；大陆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沿海某些重点城市及重要战略目标遭台湾反击报复的可能。美国若直接介入台海之战，则将激起中国大陆民众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中国大陆政府在空前的内部压力及前任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从未屈服过外部干涉和威胁的传统效应下，唯一的选择就是与美国血战到底，即使双方相互甩起核弹，中国大陆也必须决胜台海。
有人会问，一旦中美双方为台海危机摊牌，双方在战略上各会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显而易见，美国的回旋余地较大——有限干涉或不干涉台海事务可能都还值得考虑；而中国大陆现政权及整个中华民族在此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几乎是零，即没有退路，没商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台海若失利将很可能直接导致中国大陆现政权的垮台和一次新的大规模民族危机，中国还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和个人能承担得起如此重大的历史代价。
在中国大陆方面，一大难言之隐乃是不便向外界全面明了昭示失去台湾的严重后果，以免让人窥探到自己敏感的底线。而对美国的明眼人来讲，保护台湾只宜搞预防性的“阻吓”。不宜真正与中国大陆大规模开战，也将是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唯一明智选择。
比较起来，中国大陆更担心的是一旦台海危机处理不当后严重的连锁反应，即后危机问题。而对于危机发生前及危机本身应对原则的把握反倒来得相对从容些，归纳成三句话：台湾不独立不打，台湾独立则必打，即使有美国干涉也要打胜。
而美国则明显更关心对台海前危机状态和危机本身的处理把握。本来，维持台海“和而不统”的状态，应是最有利于美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中国威胁”为名持续置台湾于美国的保护伞控制之下，使之有求于美国。另一方面可以不时打打台湾牌刺激牵制中国大陆，同时为自己商业进军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所以美国实际上是最不愿意和最怕在台海开战的，比台湾还怕，因为台湾若与大陆开战，还能来个“若为独立故，拼它个鱼死网破”，反正一旦失去了便永远失去了。
这样就迫使中美双方要在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基础上重新寻求利益的交集点，如果再没有了利益交集点，那便意味着离战争交集点的距离不远了。
中美利益交集点
对于中国人来讲，台湾问题本乃中国内政，完全轮不到你美国人来指手画脚。美国仗着自己目前势力强大，硬要进来掺和一把，如有利问题的和平解决，大家也就作罢，但如果它竟敢明火执仗地支持保护台湾“独立”，中国人定会对此不依不饶。对于美国人来讲，台湾的事情不宜弄大，引火烧身总是不明智的选择，在新形势下想方设法寻找各方在此问题上的利益交集点才能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至少，美国应坚持“美国支持在台湾不宣布独立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而美方若在不鼓励支持台湾独立原则上出现任何的含混、摇摆，以至阴谋，都很可能导致台海大战的爆发。
中美：谁能支配亚洲？
美国正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亚洲的支配权，这场外交争霸战可能将亚洲明显划分成中美的两个势力范围。美国与中国目前都一再派员巡回亚洲各国，防止有国家投入敌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说，美国企图孤立中共，因此中国必须巩固邦谊，瓦解美国的企图。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赛早已存在多年，即使是在外界认为双方应该正在积极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刻，美国也未打铁趁热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而转与日本强化军事联盟关系。这让中国大感吃惊，也更视日本为亚洲对手。但眼前的中美外交缠斗，则有产生两个明显的势力范围之虞。
布什政府已挑明双方在亚洲的竞争气氛，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此外，布什政府鼓吹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NMD）也让亚洲的支持国家与中国的分歧益形尖锐化。
中美之间的竞争气氛已开始转换成具体的行动。中国一向反对参与国家集团，决定在今年的“上海五国集团”会晤时，带头成立有“东方北约”之称的“上海合作组”，严厉抨击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哈萨克、俄罗斯、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六国。对北京而言，这项行动有助于中国在中亚取得与美国相当的均势。在“上海合作组织”合力对抗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时，中国同时也在国防安全层面上加深成员国间的关系。
大体而言，中国对东南亚邻国采取的是多方策略。利用邻近的地利之便与邻国建立商业关系、出售武器、提供与展延贷款、派遣官员互访、兴建大陆通往邻国铁路、公路、协助军事现代化、同意合力清理湄公河等。
所有这些都是远在西方的美国鞭长莫及之处，但其手中也有王牌。除了超级强权地位外，美国不是亚洲邻国反倒能让美国扮演亚洲安全保证人的角色。
美国单极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外交策略
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建立世界反恐联盟，最后以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向世人宣告了美国单极统治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外交如何进行？
（1）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和平外交应该继续坚持。美国对世界的单极统治主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世界进行“军事管制”。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虽然美国在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但是核大国之间互相的核威慑不可能完全排除。军事冲突不仅对中国不利，同时对美国也不利，对世界都不利。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我们应该警惕美国利用第三国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实行依法外交策略。中国应该立刻着手进行各种涉外立法。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不跟美国进行军事较量，但是可以也只能在法制的范围内与美国进行和平的较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搞“民族主义”的喊打喊杀，我们只要进行温和但坚决的法律行动。比如，对今年4月1日美国间谍飞机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撞毁我战机的事件，我们就完全可以按国际法和国内法进行处理。什么民族感情之类东西我们可以不用来解决两国之间的纠纷，实际上也没有作用。讲法制的国家，毕竟还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在文明的框架内进行抗争，可以得到美国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搞的就是依法外交，只不过美国搞的是治外法权，比如对台湾问题进行国内立法，对西藏问题进行国内立法等。我们不搞治外法权，我们只要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搞好自己主权内的事情。
（3）以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取代军事战略合作。中国应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与交流，这种合作交流应该成为国家间合作交流的主要内容。同时不要搞太多的军事结盟与合作。因为在美国单极统治的现实之下，中国若与他国搞军事结盟与合作太过明显，那么美国就可能将中国作为其显在的军事挑衅或威胁，从而加大遏制中国的强度。中国应该承认美国对全球军事管制的现实，放手让美国消耗其实力。中国应该努力在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跟美国一争高下，最重要的是要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将中国的和谐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最后从文化上改变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和平、团结的大同世界。
（4）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发挥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牵制美国各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美国单极军事管制下，联合国这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机制可能更加具有作用。一是因为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世界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各种冲突和战争基本上都局限于弱小国家之间的纠纷；二是因为世界各主要大国之间由原来的军事较量转为和平较量（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的较量），美国主导的民主与法制的价值观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最终的国际化必然成为有效制约美国在国内搞民主法制而在国际搞强权专制的有力武器。因此，联合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寻求国际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场所。
总之，中国应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坚持“和谐外交”的战略，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经济、科技、环保以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又要坚持依法外交，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团结世界各国争取国际民主与法制，最终制约美国的国际强权与专制行为。美国必将看到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的后果是消耗自身国力，民主与法制的价值观最终成为制约其称霸全球的障碍，不得不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将联合国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三、中俄从“上海五国”到“世纪之约”
2001年刚刚完成“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俄罗斯，与普京总统着眼于21世纪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签署了意义重大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信念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阐明中俄在21世纪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合作方向。
对俄罗斯而言，签署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普京在亚洲外交政策上的一项成就，是中俄外交关系稳定的一项重要指标。继1950年中苏签署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中苏关系由50年代的“和”、60年代的“争”、70年代的“斗”、80年代追求“正常化”到90年代的“完全正常化”后，普京积极延续叶利钦的中俄友好合作的政策，一年来他积极筹备俄中两国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准备工作，用以巩固俄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后的交往，这对俄国发展远东经济，融入亚太经济体系，稳定东南亚区域安全，以及平衡俄美中全球战略格局与发展多级体系具有积极战略意义。
立足现实，更着眼未来，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保障，也是两国努力追求的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各国对中俄关系中长期前景确实有不同看法，但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由于中俄之间特殊的地缘政治、人口地理、历史文化等特点，中俄之间国家力量的消长变化有可能对未来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看法虽然只是一种估测，但也不是没有值得思考的道理。因此，如何使中俄关系不仅仅是在目前和不远的将来、而且是长久地保持稳定就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确实需要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需要从现在起就一步步奠定，而不是等到将来。《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即是中俄发展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俄两国实现崛起与复兴的国家战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多极国际关系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制衡美国“一极独霸”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举措。
“中国加俄罗斯就是半个太阳”
1999年底，叶利钦为普京丢下一句“你要照看好俄罗斯”的话后，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过他的休闲生活去了。叶利钦在和平年景的俄罗斯政坛，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他入主克宫的这八年中，俄罗斯的经济大为不妙，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50％，国力大衰。这固然有旧体制被强行废止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下子又难以完善，致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几乎都陷于失效的原因；有政治关系的解体使原有经济联系骤然中断，以及受政局动荡的拖累的原因；而政府出台的错误改革政策，不能不说是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连西方政界和学术界都认为，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资本主义试验”。叶利钦执政八年中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在中俄关系上，不仅没有在原有的中苏关系上后退，而且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久拖未决即又极富敏感的边界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而且形成了制度；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领导人观点完全一致等；仅这几点，就足以为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俄两国都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的邻国，难怪叶利钦在访问上海期间曾夸口说，“中国加俄罗斯就是一个庞然大物”，“中国加俄罗斯就是半个太阳”。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俄罗斯的国土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一位，自然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俄罗斯航天航空科技力量，也是世界一流的。中俄两个毗邻大国，都曾经为人类进步和和平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又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繁重任务，都需要在国际上寻找平等合作的伙伴，都需要周边地区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因此，无论从安全还是从共同的经济发展，中俄关系只能趋好，没有半点理由开倒车。普京上台后也曾多次表示，中俄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不会因为时局的变动而动摇。
面向新世纪，中俄关系应有一个跨越式发展，这是世界格局的要求，也是中俄两国人民的期盼。中俄关系已有一个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良好框架，现在的任务是要继续保持和强化这一协作伙伴关系，具体落实这一战略性关系的细节。能不能这样说，中俄关系的现状是，政治关系好于经济关系，上层关系好于基层关系。政治与经济、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关系好了，上层关系好了，会直接推动经济关系；但经济关系如果长期滞后不前，那就会影响着中俄两国伙伴关系的基础，影响着两国的政治关系的发展。近十年来，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制约着俄罗斯的军事改革，直接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力。我们不是“弱邻无忧”的信奉者，我们期盼着俄罗斯的经济走出困境，振兴强大起来。我们也时刻警惕着并希望俄罗斯同样时刻警惕着那种“威胁论”的冷战思维的露头。中国强大了，不会称霸，不会威胁别人，“永不称霸”，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向全世界宣布了的。俄罗斯上下如有“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有人说过：“假如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饿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对一切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把它遏止在萌芽状态。
中俄关系有发展空间
2001年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将达三次之多，6月中旬普京至中国参加上海五国论坛，会上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决议将上海五国会议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性组织。7月中旬江泽民访俄，10月普京将会前往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峰会。中俄交往空前频繁，中俄贸易去年突破80亿美元大关，此际，俄罗斯希望藉着中国这个桥梁，展开与亚太地区经济整合，以促进俄远东经济发展。
提升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另一关键即是修建西伯利亚输往中国与韩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希望藉由中国、韩国与日本资金的投入来建造管道，就目前而言，中国与俄罗斯虽协商多次，但由于各自的政治利益与受国际形势所迫而毫无具体结果。这次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后，今后双方较无后顾之忧可以对此展开具体运作。
武器交易是中俄贸易的焦点，2000年中俄8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武器交易即占16亿，这次中国还打算向俄罗斯购买38架苏30一MKK战机，生产厂家将由阿木勒航空工业体与苏霍依飞航公司竞争。
此外，中俄经济的另一增长来源是铝的交易，过去铝的交易量不但小，且不受政府的规范，俄罗斯萨拉铝厂代表表示，今后中俄铝的生产与供应都将视双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定。
现在俄罗斯还希望远东的海陆空港皆能成为中日韩货物运往欧洲国家的转运站，远东经济发展将支持俄罗斯今后1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5％的增长，预计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4570亿美元，这次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为中俄经济增长提供了契机。
中俄两国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俄罗斯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与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最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60—70年代中苏对抗时期，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国防建设，同期的亚洲一些国家却早已经济迅速起飞，拉大了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苏联解体后，90年代的俄罗斯仍属政治和军事大国，俄凭借强大的军事资源，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武器的供应者，中俄睦邻友好也就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与国内建设的必备条件之一。
中俄两国同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重大议题方面，中俄的合作能够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合法权益，尤其在反对分裂主义，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反单极主义方面双方更能取得相互声援与合作，降低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干涉。中国西部边陲同中亚国家接壤，这里远离中央政治与经济中心，并且大量居住着回教少数民族，历来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薄弱环节，中国与俄罗斯一样，不希望出现破坏性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危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在东北亚地区，中俄都不愿见到美日同盟的加强，反对美国研制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纵使在美国执意发展NMD的情形下，中俄仍紧咬反导条约不放，这既可加强中俄道义上的联合，又可增加中俄与美国实质性谈判的空间。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是希望俄罗斯作为一个稳定因素进入亚太地区，来平衡中俄美日之间的势力。
中俄两国10年来秉持着睦邻友好与互利互惠的原则，逐步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使中俄关系发展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中俄都积极强调相互不结盟政策，力图使自己在国际体系中能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再者，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关系达到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并重的时代，若今后中俄政府决心解决能源运输供应与武器交易中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中俄贸易将会获得实质性的增长。
中俄关系的两面性
为什么中俄在这时刻能渐行渐近？这与其说是两国与生俱来的意愿，不如说是当前国际形势所使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成为独霸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之后，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像中俄这样的大国都在极力扭转这种局面，试图造就一个多极的世界，以便在许多问题上共进退。对中俄而言，在诸如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等课题上，更需要一致的立场。中俄之间这些年来的协作关系基本上都是朝着国家共同利益这个大方向发展。
除了共同的需要之外，两国也有各自需要和对方携手的理由。在中国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受到美国的非敌非友政策所困扰，特别是自从布什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处处是惊涛骇浪，即使近期局面已稍有改善，可是，仍让北京感受良深，觉得只有和世界其他大国建立较为牢靠的关系，才能在美国包抄围堵中不至于孤军作战。俄国毕竟是大国，俗语说，破船也有三斤铁，它当然是建立协作关系的首选。此外，出于地缘战略上的需要，搞好和俄国的关系，将可稳定北边大片江山，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需求。
在俄国方面，自从它由前苏联的强国时代堕落到成为三流国家之后，西方国家对它有时是表面上的敷衍，有时根本不把它看在眼里，对此，俄国人是如寒天饮水，冷暖自知；矢志要恢复当年沙皇鼎盛的普京也一样心知肚明。面对这样的事实，能和在经济上正日益强盛起来的中国携手同行，不啻是一项最佳的选择。此外，这些年来力求在经济上有所作为的俄国也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武器买家，密切的外交关系也将可促成更大宗的武器交易。
可是，就和任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样，中俄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各自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特别是在战略上，双方既有共同应付美国的意图，可是，却又无法建成结盟的关系，把美国当作共同的敌人。这不仅是因为中俄两国合起来的综合力量不足与美国相抗衡，同时也没有和美国敌对和抗衡的理由，较实际的状况是，在少数课题上，中俄需要和美国周旋，在更多课题上，和美国交往是利多于弊，甚至是势所不能免的。因此，中俄之间建立起联合战线来对抗美国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更明显的是，一旦美国改变战略手段，中俄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鉴于中俄在过去的历史情结很深，恩怨不断，这就注定双方的合作只能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在国际关系变幻不定的大环境中，两国的携手合作既有其可行性，也有脆弱的一面。
四、中国是欧盟的“一块基石”
中国与欧盟1975年5月建交。25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在政治领域，特别是1995年以来，中欧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欧盟先后制定了《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欧盟对华新战略》和《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3个对华政策文件，指出“欧洲同中国的关系必然成为欧洲对外关系，包括亚洲和全球关系中的一块基石”，主张同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中国也一再重申，中国与欧盟都是当今世界舞台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全面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国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世界，中国与欧盟都是具有重要分量的和平力量，而且相互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利益冲突。双方对待彼此重要性的认识更趋明晰。中国视欧盟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上升的一极，欧盟则视中国为“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现在，欧盟的总产值已超过美国，内部的政治联合和防务合作不断深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加强。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言，中国重视欧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中国将发展与欧盟的关系置于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中欧合作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近几年来，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高层交往频繁，已经形成领导人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1998年开始，中欧建立了每年一次的领导人会晤制度，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近年来，中欧高层互访频繁，1999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相继访问欧盟部分成员国；荷兰女王、芬兰总统、德国总理等欧洲领导人也访问了中国。今年以来，中国3位副总理已先后对欧盟一些成员国进行了访问；西班牙首相等欧盟国家领导人也访问了中国。中欧高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加深了双方的理解，极大地促进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中欧发展长期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欧盟大力发展对华关系不仅是为进入中国巨大市场、获得经济利益提供条件，也是长期战略需要。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步伐，目前正致力于独立防务建设，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加紧内部机构改革，进行欧盟扩大谈判，欧元正式进入流通。今年以来，欧盟对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强烈不满，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欧盟意欲通过这些努力使其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中国关于多极世界的主张符合欧盟的长期战略目标。
中国也重视欧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把发展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置于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中国认为，发展与欧盟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对欧盟及其成员国进行了访问，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和扩大彼此合作广泛交换意见，对加深相互了解、推动中欧关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欧经贸领域的合作发展较快，双方贸易额连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欧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1997年中国同欧盟贸易总额为430亿美元，而2000年贸易额达到690.3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4％。2001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慢的形势下，双方贸易仍呈较快增长势头，总额达368.86亿美元。
欧盟还是中国引进外资与技术的重要地区，而且对华投资大项目较多，技术含量高。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投资项目近1.2万个，协议金额400亿欧元，实际投资220多亿欧元。2002年前6个月，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601个，合同金额23.78亿美元，实际投资19.5亿美元。
但是，从中欧总体经济规模看，双方的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合作的领域和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欧盟对华贸易还落后于日本和美国，欧盟的对华投资仅占其对外总投资的2.24％。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为中欧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欧盟如果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彻底改变对华贸易中的某些歧视性政策，取消对中国向欧盟出口产品的限制，取消它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无疑会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欧经贸合作水平。
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区域集团，双方经贸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欧盟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无限的潜力”，中欧合作的空间还相当宽广。
中欧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欧盟是继日本和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引进外资及技术的重要地区。中国则是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居美国、瑞士和日本之后。欧盟对华投资大项目较多，而且技术含量高，芬兰诺基亚、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荷兰菲利普、比利时贝尔等，都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欧洲公司。在双边贸易方面，据中国海关统计，1999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557亿美元，增长14％，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3％；进口255亿美元，增长23.2。欧盟专家预测，从第一季度的贸易发展势头看，今年的欧中贸易将会比去年有较大增长。
中欧关系虽然不断稳定发展，但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双方在诸如人权等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现在双方正在不断加强各种对话，以期加深相互理解。在贸易领域，欧盟虽已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中国产品仍在反倾销、数量限制等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能促使欧盟改变带有歧视性的对华贸易政策。
总体看来，中欧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中欧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五、中日不再战？
中日目前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中国一直对日本太宽容（在日本看来就是太软弱），而日本则一直寸步不让、得寸进尺，拒不认罪。虽然这里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中国不讲原则的宽容和宽大客观上不利于让日本深入反省和认罪。中国越是让步，越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日本则越是嚣张，反而觉得他们自己有理，无理取闹的反而是中国。
因此，对日本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公正合理解决问题的形象，日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必须让它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受害者不能反而去同情加害者，免去加害者应负的责任——这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目前看来是没有达到这一举动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目的，相反为中日关系埋下了冲突的隐患。事实表明，对日本施行谦让、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是根本不管用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以直报怨”——即以公道为标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的持久战
2001年8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四点半，日本小泉首相终于去到靖国神社，以“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名义登记注册后，在靖国神社本殿行使了“一个礼节”的神道参拜仪式。在参拜之前，福田官房长官发表了小泉就此问题的一个公开谈话。谈话中称“（小泉）很惭愧收回曾经说过的话”（注：指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至此，备受注目的靖国神社问题告一段落。
对于小泉声言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了严重警告。例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5月17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此问题指出：“日方目前的做法显然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势将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态度不可谓不严厉。
7月上旬，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三位干事长访问中国，就靖国神社问题投石问路。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7日的报道，中国方面提出了三项要求：参拜的时间移到8月15日之外；明确参拜的性质是私人参拜；慰灵的对象是一般战殁者而不是甲级战犯。这三项建议实际上比较灵活，与中文媒体的厉声谴责有所差距。而自民党于事长山崎拓回到日本后对小泉的建议则是请求小泉把参拜的日子移到15日以外。从目前的情况看，小泉听从了这位自民党元老的意见，把原定的8月15日参拜改为13日参拜，且在参拜的“公”“私”形式上打擦边球，对中国的建议打了折扣。
1982年中国政府首次就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抗议，1985年又就在任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提出抗议。屈指算来，这两个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已经近20年了。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方面的态度还算好，但自此以后，日本越来越表现得强硬露骨，每年的终战日都有成群结队的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右翼的民间团体要求摆脱tt自虐历史意识”、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终于导致今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美化日本侵略的新版历史教科书。这近20年间，中日关系都因此而面临着严峻的倒退。例如，总有日本的某些在任内阁大臣在美化侵略历史问题上“失言”或“忘言”，然后在中国和韩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道歉、辞职了事，过后不久又有这样的“失言”或“忘言”事件发生，引致新一轮的中韩政府和民间的抗议浪潮。
这真是中日间的一场持久战，说不清是谁牵着谁的鼻子走。从目前看，日本右翼势力在这场持久战中越来越占上风，因为它表现得越来越强硬露骨。
小泉的妥协，不是缘于他本人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真诚反思和忏悔，而是出于中韩人民的强烈反应和中韩政府的严重警告；日本一些政治家和民间人士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新版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出于他们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真诚反省和歉疚，而是担心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的严重失衡会影响日本的经贸利益。而且，日本某些舆论还认为，中国和韩国老是“唠叨”那些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只不过是惦记着从日本的口袋里捞取日元贷款或其他利益的一个借口。
总之，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可以顾及中国、韩国的面子和情绪而做一些策略性退让，但那只是“退一步、进两步”而已。
如果作恶者不自觉醒，由别人通过压力和舆论要他反悔，这只能起一时之效。看来，靖国神社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幽灵，还会在今后的中日关系中萦绕飘荡，侵蚀着中日之间的信任基础。对于日本方面的口服心不服式的妥协、挤牙膏式的道歉、一有时机就重新翻案的种种行为，中国除了愤怒、谴责和批判以外，又有什么好的建设性的方法呢？已经有近20年了，这对于中国外交的智慧和魄力真是一个考验。
中日友好，必须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的友好，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公道和正义得不到伸张，那么任何对中日友好的吹嘘和粉饰都是徒劳的，一相情愿的“中日友好”最终只能如泡沫般破灭。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近年来，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中日关系一直龃龉不断，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在影响中日关系的种种消极因素中，台湾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一时难以解开的结。
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
一段时期以来，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笼罩着较强的政治色彩，成为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日台关系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不断提升。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各届日本政府都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对“台独”的支持也呈“民间化”的特点。但从1987年开始，日政府却不断打出“台湾牌”，欲与台发展官方关系，当年2月，日本首先造成与台湾官方往来的既成事实，同时制造“光华寮事件”，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此后，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进入90年代，双方官方往来更频繁，交往级别也更高。台“立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长经济部长”、“外交部次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相继访日。此外，日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d994年，日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至今，这股势力仍在积极方动。
二、日台关系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日政府也已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指手画脚。首先，中日建交后很长一段时期，日媒体对台的报道一直较为冷淡，但李登辉上台后，台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引起了日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台湾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有关台湾的肯定性报道明显增加，。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国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台“总统直选”都引起了日媒体的高度关注与充分报道。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普通民众对台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1997年2月，日本国内跨党派亲台议员组织大联合，成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众参两院议员三百多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40％。近两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日政府还借此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说三道四。1995年，在李登辉访美、我国作出强烈反应并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后，日高层官员公然向我国表明反对态度，其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多次公开对此表示“关注”，并要求我国“克制”，这是中日建交以来首次有这么多日高层官员就“台海安全”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三、日本政府正一步步更深地卷入台湾问题，并日益暴露出欲借台湾问题来牵制我国的倾向。1996年，日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以“因台湾海峡演习，延缓第四次对华贷款”相威胁，支持李代辉当选台“总统”。与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相比，这对我国利益有更具实质意义的危害性。这两年，日企图利用美国来共同建立亚洲地区的安全架构，并借此涉入台湾问题。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都表示，如果日本周边有事，日美应加强安全合作。对于这个“周边”的解释，日右翼人士公然指出包括台湾海峡，日政府对此含糊其辞，既不反对，也不赞成，1997年9月日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其立场并无任何变化。虽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但却避开了“是中国内政”这一措辞；虽称日“不认为围绕台湾问题会发生纠纷”，实际上回避了就可能发生的台湾危机作正面表态。反映出日本确有利用台湾安全问题来牵制我国的意向。
日本涉入台湾问题的原因
一、从地缘上讲，台湾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往往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台日命运休戚相关。实质上，日在80年代提出的保卫1000海里海上航线的战略任务，其范围就包括台湾东西两侧海域。
二、日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日实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在事实上存在的“遏制与围堵中国”的政策意识驱使下，中国已经成为美日在东北亚的主要假想敌，在美对华政策的经验之下，日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将台湾看作是遏制我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我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竞争的力量；而且如台湾“独立分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无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主权，一时难以就日占领下的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进行争论。因此，对我国统一问题，日认为，“最好是维持现状”。
三、日台经济关系密切，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当前日本不仅是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其第二大出口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70亿一10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的9大贸易商社占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都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也与台相关产业关系极为密切，NEC、Epson等大商社在台湾均有重大利益。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台湾市场在日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日企业界也越来越重视台湾，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因此，巩固和发展日在台政治、经济利益，将是日今后对台政策的基本着眼点。
四、日本对台曾实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多年来在某些日本人心中，对台湾的觊觎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心中有不尽的“台湾情结”，对台湾的眷恋之情总是难以释怀。部分极端的日本人认为，即使再度殖民台湾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是让两岸实现统一则将是日本的梦魇。同时，日本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也培养了一批具有不尽的“日本情结”的台湾人，这样，两股力量形成的合力使日在“台独”运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日曾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有的日本人还亲自参加“台独”活动，成为台独力量的“外籍军团”。70年代以后，“台独”的大本营先后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没有终止。近两年来，日本某些对台湾过分关心的民间人士或在野政客甚至国会议员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又一次活动起来，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台湾问题自中日建交时起就是一个难题，日外交人士认为，今后动摇中日关系的潜在威胁可能不再是“过去”（历史问题），而是“未来”，即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日本政坛上的一些人，不甘心长期在台湾问题上无所作为，他们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展示有志于在台湾问题上一试锋芒的意愿。正如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所说的那样：“在台湾问题上，老惹麻烦的是美国人，但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人”。
美国“依日防中”的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展开上任以来首趟东北亚之行，先到日本，再经韩国到中国，除了在外交上显示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国，在实际效果上也要显示美国“依日防中”的一贯战略安排。作者以为，在中、美、日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日本如果与中国处于持续战略紧张中，而日本又靠美国来缓解这种战略紧张，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已经开始其上任来的第一次东北亚之行，中美日三角关系再次成为亚太地区关注的焦点。由布什这次东北亚三国行引出的远不仅是一个中美关系话题，而必然要涉及复杂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布什与小泉的会晤议题，除了在第二阶段反恐上更大程度（朝鲜问题似乎列在这个大范畴下）的合作、促进日本经济改革、驻日美军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外，在对外政策与安全问题上一个显著事项是协调美日两国的对华政策。
当然，可以预料的是，布什与小泉会在公开场合低调谈论所谓“中国问题”：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在亚洲扩大中的影响。华盛顿视中国为其在亚洲的主要对手，而视日本则为其在亚洲的主要伙伴。
去年，中国与东南亚决定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和朝野，美国也吃了一惊。行动迟缓的小泉政府在中国之后着手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
固然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三边之间存在一个“10加3东亚合作框架”，但中日在东南亚的布局，是明显的战略竞争。布什政府对日本的新东南亚政策当然是满意的与支持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如何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应有地位。
美国在中亚的反恐已经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地图，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支持远超出了预期，同样加强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影响。美日之间在反恐问题上合作极为愉快，布什在东京对小泉的表现大加赞扬，也将寻求日本对美国第二阶段反恐的更大程度支持。
中国的亚洲战略的核心是与亚洲各国建设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奠定中国的亚洲地区依托。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步意识到在亚洲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寻求自身在亚洲地区地位的重要性。
六、东盟与中国“唇”与“齿”
中国与东盟全面对话伙伴
近几年来，中国一东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很快，势头很好。短短几年，中国从东盟的协商对话国发展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双方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政治领域，双方各个层次的交往频繁，政治对话升级，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1994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1996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后访问菲律宾。1996年，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访问了越南。1997年，李鹏总理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了正式访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了越南。在1998年11月APEC会议期间，江主席会见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领导人。1999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合作框架文件，与越南和文莱发表了未来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1999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出席第三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前后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实现首次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中国一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关系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1998年胡锦涛副主席出席了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东盟一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999年11月28日，朱镕基总理又应邀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第三次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对话合作框架运作良好，目前共有五个并行的总体对活框架：中国一东盟高官政治磋商、中国与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与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与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和东盟北京委员会。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会至今已举行了，五次，1999年4月在昆明举行的第五次高官会上，双方就中国和东盟各自发展情况、中国与东盟关系、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中国与东盟经贸联委会就进一步加深双方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充分交换了意见。中国与东盟科技联委会正在就气象、地震、遥感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探讨。双方建立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基金，中国捐资70万美元，用以资助联委会决定的合作项目，其中人员交流项目已于1997年底和1998年初实施。
中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经贸、科技合作已成为双方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从1994年的13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35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1999年1～10月，双方贸易总额达214.8亿美元，同比上升15.7％。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逐年增长。在劳务合作和承包工程方面，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市场。中国与新、马、泰、越、菲、印尼六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除官方的合作项目外，中国与东盟的民间科技合作也在增加。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商会问的合作正在逐步发展。1997年4月，贸促会与东盟商会签署谅解备忘录，成立中国与东盟商务理事会。此外，中国与东盟在环保、邮电、交通、海运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同程度地向前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不断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及联合国等重要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双方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增进本地区国家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步高招：中国与东盟定设自由贸易区
当2001年11月6日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用十年时间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台湾报章认为：十年内难设立，而朱镕基总理在“10+1”会议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也许用不了十年，可能是五至十年。这一充满信心的回答是对今后五年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呈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当然，要实现五至十年设区的目标，我还需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
直面现实增加共识
东南亚地区各国在政局、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与华政经关系等方面情况各异，对此，我们在设区中既要有共同政策，也要有一定的区别政策，同时还要实施积极的辅助政策和行动，来推动设区“势”的形成，来使设区成为东南亚各国长期的内在需要。
就目前而言，一是要减轻东南亚对中国人世的普遍压力，使其在短期利益上得到较多的好处；二是根据东南亚各国对设区的不同态度和发展与我经贸合作迫切性的不同，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对设区最积极的新加坡。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由去年的9.9％骤降至今年的负增长，这一大幅度下滑对新加坡政府、企业、广大民众可谓是措手不及。在此情况下，新加坡将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作为其经济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我应积极响应，而不可无动于衷或行动迟缓。新加坡虽然国小人少，但该国是我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新贸易额占中国与东南亚贸易额近三分之一。我积极响应，有利于保持新加坡政府和企业对密切与我经贸关系包括设区的积极性。
2.对设区较为积极的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等国。其中前三国的国家领导人刚刚上任，有许多问题需要理顺，尤其是印尼国内有极端伊斯兰教组织问题、菲律宾国内有绑架问题等棘手问题。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迅速能使其经济得以复苏则是这些国家政府特别需要的。对此，我应主动出击，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强化合作深度，密切经济融合，来进一步提高其设区的积极性。
3.对于马来西亚。马最近报章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当时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合作论坛概念的一部分，言下之意是对现由中国提出设区并得以实现，有种不平衡心态。马有将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总部设在吉隆坡的想法。马哈蒂尔近来还多次提醒东南亚国家不要被外来势力趁火打劫（这虽不是直指中国，但可以此了解马的心态）。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学日籍教授大前研一提出了“中国经济黑洞论”，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将成为黑洞，将吞噬东盟、台湾、韩国，他的论据之一是：“东南亚外资向中国转移，包括东南亚国家及华人向中国的投资，其结果是造成东南亚经济的负增长，这将引发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中马贸易额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额中居第二位。对马我应放低姿态，切不可给它形成一个概念：“中国要用经济增长势头形成经济扩张来左右周边东南亚经济或马经济”。我应进一步增进中马高层往来和增强马对华的信任。建议利用明年3月在博鳌召开的亚洲论坛机会，使马感受到设区利大于弊。
4.对于越、缅、柬、老。这是东盟四个新成员国，经济水平较低，与我国贸易额在东盟较少。我在设区中对四国相对优惠的同时，应积极推动在越、老边境设边贸区，对缅边境的姐告边贸区要重视解决现存问题；应将湄公河流域开发与我云南等西南地区开放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西部开放开发，而且可有力促进双边贸易。
5.对于韩、日共同参与设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我对策建议是：不拒绝、不积极，重研讨、轻行动，尊重东盟意见。
6.美国等国对设区不会袖手旁观，我要抓紧对策研究，一方面以消除戒心为主，使其感到设区有利于美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向广度和深度融合，使应运而生的设区不断强化成东盟的内在需要，从而减少受外界所左右。
渐替台湾一步重棋
在2001年11月6日前后尤其是这些天，东南亚国家和台湾的媒体均发表大量文章报道，关注设区这一重要新闻。据悉，台湾原“经济部长”赵耀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哭了，担心未来的台湾边缘化。可以肯定地说，设区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
“10+1”会议结束隔天，台湾宣布放弃“戒急用忍”政策。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执行长江丙坤11月13日表示：“目前最忧虑的是日前东盟各国与中国大陆开会决定加强合作，未来极可能形成重要的区域型经济体，届时台湾有被边缘化的疑虑，我国朝野应正视其后续发展以及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
近月来，台“国安局”与“经济部”、“财政部”、“警政署”持续密商，认为设区是大陆“经济统战”的一部分。为防止大陆与东盟达成设区协议后台湾受冷落，11月17日，台“外交部部长”田弘茂前往东南亚秘密访问，目的是加强台湾与东南亚的关系。日前，台驻马来西亚经济文化办事处撰文称：“在去年中国大陆提出设区设想之前，东盟为之提出建立东盟与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但中共刻意排除日、韩，显示中共有意在新的自由贸易区中居于领导地位，同时也可以结合东盟，扩大发挥其本身的政经影响力，与美、日、欧等政经体系分庭抗礼。”该处进一步挑拨大陆与东南亚关系道：“中国大陆经济已崛起，不仅大量取代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东盟国家农工产品，而且更吸走了超过三分之二进入亚洲新兴市场的外来投资，使得东盟国家经济备受威胁，并导致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东盟国家选择以区域合作代替相互竞争，自是不得已的选择”。
台湾这一驻马机构的研究报告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分析道：“在亚洲诸国纷纷进行经济整合之际，台湾因政治因素，始终被排除在外。我国必须留心的是，现阶段在若干关键产业上，我国虽仍享有相对优势，但我国若一直未能参与这个西太平洋国家经济整合的架构与进程，这种相对优势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会消失。我国的出口有很大部分也是依存这个区域，如果这个区域逐步形成自由贸易区，为降低区域内的流通成本，加上市场规模扩大，势必形成区内自主性的产业垂直与水平分工，造成对我国产品的排挤效应，届时恐将会加速国内厂商外移。我国面对此一趋势，允宜未雨绸缪，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政府部门应加速研究如何以适当的名义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或透过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洽签，以避免我国在亚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被边缘化。”
台湾与东南亚的进出口关系甚为密切，台湾在东南亚的投资额远超大陆。东南亚少数国家担心目前热衷设区而与台湾贸易额下降或吸引台资减少。这是目前牵制设区的主要因素。
在投资东南亚方面，台湾在越南、柬埔寨均居越、柬吸引外资的第2位，在马来西亚、泰国投资均居第3位，在印尼和菲律宾均居第5位，远远高于大陆。
就台湾而言，目前，一方面不甘被边缘化，不甘被大陆挤出东南亚；另一方面又难以阻挡设区的趋势，就连台自己的企业都不听话，“政府”要其“南向”而企业却蜂拥“北上”。
就东南亚而言，一方面从趋势上来看，东南亚与大陆的贸易增长速度将快于台湾，大陆在东南亚的投资也正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两岸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程度台湾较大陆更为密切。东南亚由于目前经济复苏受阻，故看好快速增长的中国，愿增进经济关系，但它们也不得不顾及与台湾经济利益密切的现实。
政府造势企业取利
如果说12月11日中国正式人世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广阔的合作空间的话，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则无疑是其具体体现和在本区域内的重大举措。中国与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和经济互补性，将为相互间企业进入对方市场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新的贸易机制，将使得相互问企业在区内17亿人口大市场选择新的经营发展方向，开展新的经营合作，实现新的跨国投资和国际营销，来共同分享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机会和利益。这种新的发展空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总是担心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担心你抢我的国际投资、我抢你的国际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这种高瞻远瞩、新机制新合作新发展的新思维，不失为明智之举。
虽然较短时间内达成设区共识是顺利的，但还仅仅才是开始，下一步除了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部长及高官具体磋商外，在我国国内，则需政府正确引导、非政府组织有效协助、企业积极行动，三者互动，协力发展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
一、政府积极地指导和引导
在市场经济和企业自主经营中，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十分重要，它可避免资源的浪费或闲置而有效促进企业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它可减少企业决策失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而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它可为企业调整经营导向提供信息参考。对此建议：
1.政府定期公布东南亚市场主要商品供求信息，发布商情分析报告。
2.政府有关部门经常与有代表性企业家们交流，听取意见，向企业介绍东南亚投资环境和可合作项目。
3.加快我与东南亚在人力资源、金融、通讯、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推动我商业银行更多进入东南亚，并起到协助我企业进入东南亚的作用。
4.政府部门组织企业家，前往东南亚国家考察、洽谈，增进相互间企业接触和企业对东南亚市场的接触。此种形式是大家所熟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
5.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研讨会”和我与东南亚十国分别召开双边企业经贸合作研讨会作为中国与东盟联委会基金项目，每年召开一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研讨会”可深入探讨设区问题，推动设区；双边企业经贸合作研讨会可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有利于加快经济融合。
6.实施优惠政策，积极推动我企业开展与我接壤的越、缅、老的投资和贸易，其中对云南姐告边境贸易区（去年国家计委批复设立）要抓好政策落实，促其发挥作用。
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均有许多商会、行业公会等非政府组织，绝大多数企业加入了有关商会。这些组织具有工作的灵活性和桥梁性、组织成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政府利用其，可了解企业所思所想，引导企业经营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亚国家分别成立了由我已进入企业组成的中国商会，我驻东南亚使馆商务处应积极发挥其作用。
中国与东盟商务理事会已于2001年11月8日成立，这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商会之间形成机制性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设区中应积极发挥其作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商会之间应建立广泛、密切、长期的合作关系，可共同举办促进经贸合作的研讨会、展销会、洽谈会、招商会、论坛，为企业广开通商之路。同时，应经常、及时地为其会员企业提供商务信息，为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向政府部门反映经贸合作中的问题和提出建议，为政府当好助手和参谋。
三、强化企业的东南亚意识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府一致同意设区这一信号，对双方企业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这一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将进入一个突破性的新阶段，预示着区域贸易一体化将大大提高区内的贸易量，从而减少将鸡蛋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的风险，预示着相互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展开。这些均为相互间企业经贸合作提供了更新、更多的机遇。
虽然设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个五至十年的时间，但这也正是一个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过程，是个经济日益融合的过程。对此，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来强化我国企业家在对外发展中的“东南亚意识”，使其在经营发展战略上考虑到自由贸易区在设立过程中和设立后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从而能顺势取利。
七、中国与非洲“兄弟”般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巩固和发展，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形成了患难与共、平等互利、真诚友好、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
至1999年，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949—1979年）。
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尊重，中非关系生机勃勃，牢固坚实，其主要特点是：1.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积极声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2.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和压力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为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坦赞铁路闻名于世。3.非洲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密切合作，积极支持我国统一大业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后期（1979～1999年）。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形势的两大主流，中国与非洲也随之进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新时期，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务实：1.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非，江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掀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近10年来，非洲共有46位总统、1位国王、17位总理访华。2.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同西方进行斗争，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的斗争，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心非洲，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3.中非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发展，增加了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中国政府还从1995年起，向非洲国家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对援外项目进行合资合作。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达65亿美元。4.中非文教卫生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除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教育、卫生、军事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外，还增加了对非洲经济管理人员和外交人员的培训。
八、中国大胆的“走出去”
自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的国家就以既抱着希望，也抱着害怕的眼光求助中国。希望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她的十二亿人口等等都将可能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害怕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从邻居国家吸引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意识到了这些邻居国家对自己的害怕，并且已经从自己的角度开始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考虑减轻东南亚邻国的担忧
中国为此作出的重大行动之一就是呼吁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来说，这个联盟中最重要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度尼西亚因为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它的领土之大、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之丰富。
中国采取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就是政府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和承包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让中国的公司适应在全球环境中运作对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向外国资本和竞争者开放市场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国政府鼓励的在海外进行能源业的投资将帮助中国满足不断扩张的经济对资源的需要，同时可以让中国有一个控制燃料的手段。
“走出去”的战略也可以帮助实现中国的政治目的。它帮助中国让世界，包括东南亚邻国相信，中国不仅仅从这些邻国中吸引走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也可能向这些邻国投入资本。在亚洲，中国和美国似乎在日益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竞争，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绝对规模上还很小，但确实可以帮助中国只衡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影响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正在因为美国试图将反恐怖战争扩张到东南亚地区而在日益增长。
然而，对于具体的中国公司来说，两个因素仍然在制约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一个是世界别的地方市场的吸引力。中国的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拉丁美洲，北美洲和欧洲。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东南亚邻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例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动乱中中国人成为暴力目标损害了印度尼西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中国资本的“走出去”战略
中国已经制订了投资海外以确保自然资源供应、并向外界表明它不仅仅是能够吸收外国投资的战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制订得正是时候，虽然双方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机场起飞的DC-10型飞机每星期两次飞往中国的工业城市广州。从2001年12月开始，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飞到中国广州的直达航班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亚洲新兴大国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关系的一个例子。
在经过了35年之后，中国的中国银行将在雅加达重新开设之行，着眼于获得印度尼西亚改善基础设施合同，中国的勘察人员已经制订修建桥梁和铁路的计划。雅加达也希望吸引正在日益富裕的中国人前往印尼旅游。经常在上海和雅加达之间来往的印尼著名经济学家。MariPangestu说，“在最近的两年中，双方的兴趣不断加强。对于印尼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觉醒。”
对于中国，进入印尼市场——世界上人口第四大的国家和东南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表明中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经济大国的成熟。北京从来没有隐藏自己在全球的雄心。在2001年提出的5年计划中，总理朱镕基提出中国需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的绝对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其增长速度却很高。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的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是7200万美元，2000年中国政府批准的新投资是10800万美元，增长了50％。由于中国越来越多的公司绕过政府的外汇管制而进行投资，因此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数量实际上比中国政府公布的大得多。
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增长表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无法满足的胃口和中国公司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这预示中国在该地区将有着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意味日本和美国作为该地区唯一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时代已开始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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