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人在江湖”，果真“身不由己”？
时下有人常常发出“世风日下，江湖浑浊”的喟叹，更有的人与不正之风随波逐流，一旦被查究，则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人在江湖”，果真就“身不由己”吗？
人是高级智慧动物，可以能动地驾驭环境、超越环境乃至改造环境。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江湖”怎样浑浊，都应该不失本色地实践自己的理想，控制自己的行为，主宰自己的命运，秉持高尚的人生追求和积极的处世态度。倘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不能把握自己的言行，甚至让命运之舵为“江湖浊流”所左右，岂不成了失控盲驰的列车、脱缰狂奔的野马？
我们的社会环境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党内有腐败现象，社会有不正之风，市场有欺诈行为……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一味抱怨，更不应该“身不由己”地与“江湖浊流”同流合污。要知道，抱怨或许能暂时缓解剧烈的心理冲突，却于事无补，最终只会迷失人生的正确方向，使自己陷入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的泥沼之中，任怨愤之火吞噬自己的精神、锐气和才华。
客观地看，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不无浑浊之流，但绝对不是整个环境浑浊到有些人抱怨的那种程度，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一直是它无可怀疑的主流。它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社会成员奋斗进取、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个有志之人，理应高度珍惜它，精心呵护它，有效利用它。即使处在不利环境之下，处在浑浊“江湖”之中，也决不能泯灭心中的理想、信念与浩然正气，而应当出污泥而不染，始终恪守坚定的人生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进而影响“江湖”、改造“江湖”，使“江湖之水”日渐清澈纯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是对自己某些过错或罪责的巧妙推诿和自我解脱。譬如，有的人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但不知错认错，反而借口“不这样就办不成事”而我行我素；有的人溜须拍马、跑官要官，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借口“不这样不行”而一意孤行；有的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不但不认罪，反而借口“大家都在捞”而企图推卸罪责。
环境锻炼人也考验人。在不尽如人意的环境面前，是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不为“江湖浊流”所动摇，还是经不住冲击和诱惑，“身不由己”地在。“江湖”中随波逐流，不仅体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且反映着两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但愿我们能作出自己的正确抉择。
黑幕掠影：红墙下的“浪蝶狂花”
北京亚运村北辰花园。
一场大雪将花园里的一幢幢秀丽精致的别墅洋楼，严严实实地包裹得像孕妇的大肚子，变得臃肿、笨拙、虚幻。所有树木花草、水榭楼台的装饰、线条和陪衬都被强加上去的厚雪夸张得稚气而浑朴。雪，将大自然还原成一个纯粹的童话。
因为1990年亚运会的召开，政府巨额资金和外资大量投入，以体育场馆为中心，一座座式样新颖、功能完善的高档智能写字楼、公寓酒店、别墅花园拔地而起。亚运村地处城乡结合部，环境幽雅，吸引众多影视明星、商界巨贾、各色新贵、外籍人士纷纷在此买地购房，投资兴业。它西与中关村，东与朝阳门齐名为北京三大文化社区。
7号别墅，是某省来北京拓展业务，斥巨资在亚运村购置的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别墅小楼，整体面积300余平方米，上下两层共12个房间，包括9个客房、两个大厅，一间休息室及储物间，距小区南门约20分钟行程。门前绿草如茵，花木繁盛，还有一片面积不大、但清澈幽静的人工湖，整座别墅既有西欧洋楼的合理布局，又有我国乡村田园的恬美风光，十分雅致。
1999年3月7日，刘春洋的7号别墅装饰一新，开始接待客人了。入夜，她将十几名小姐召集拢来进行职业培训：“今天开张，生意好坏，直接关系到各位的利益多少。我说了，客人层次很高，对小姐的要求当然高。我给你们都标上序号，一一给客人介绍。客人们呢？统一实行会员制度，发送会员卡，办出入证，严密保安，你们所接待的都是我所认识的熟客，非熟客不接待。大家要讲职业道德，你们的工作是陪客人玩，要尽量让客人玩得开心，不要嘲弄客人。同时要注意个人卫生和举止，言语不能粗俗。”小姐们莫不顺从地按她的吩咐分头行事。
一身浅绿色的厚呢西装套裙配透明长丝袜、精心修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刘春洋亲自恭立在别墅的大门口，笑迎客人到来。
夜幕下，两道雪亮的灯柱直射过来，一辆烤漆锃亮的高级轿车无声地滑到门前“嘎”地止住。一个大背头、方膛脸、西装革履的中年汉子从前座开门弓身走了出来。
“哇噻，您好，干爸，您是我迎来的第一个客人。”刘春洋紧步喜笑颜开地迎了上去，来人不是别人，是赵局长。
“洋洋，”赵局长拍拍刘春洋的肩头，说，“这里就是你开办的模特训练学校？怎么不见你来办手续？”
“干爸，呆会儿我跟您细说，先上我的车吧。”刘春洋一把挽起赵局长的手，向停在不远的一辆桑塔纳走去。
赵局长搞不懂干女儿的模特训练学校为什么开学典礼不是在白天举行，而是放在晚上举行，且来的客人一到门口就要换乘主人的车才能进别墅。干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呢？其实，刘春洋开办这家地下妓院没有任何掩护手段，先前对外说兴办模特训练学校只是骗人的鬼话。
车子在漆黑的夜色中缓缓地穿行，两边的树木无声地向后退去，从树干间隙中可以看到人工湖面发出一层淡淡的暗光。不一会儿，前面就出现了7号别墅的隐约楼影。在白天，这幢楼房只能从湖上才能看到。
当刘春洋将干爸带进一楼灯火通明的大厅时，一群穿得极露的小姐嘻嘻笑笑地围了上来：“欢迎先生来这里作客。”
刘春洋附在一位高挑白净的女子（她就是负责收银的张芳菁）耳边嘀咕了几句后，就带赵局长上了二楼。
楼上，猩红色印度羊毛地毯，柔和的彩绘壁灯泛光，雪白的西女雕塑，每个打开的房间门口亭亭玉立着一位姿色绝佳、明眸如水的妩媚少女，向着客人发出迷人的浪笑……这一切将赵局长看得全身酥麻了，恍如进入了一座美女环绕的宫殿，自己就是众星捧月的王子。
“干爸，”刘春洋凑近赵局长悄声说道：“今天请您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感谢您老人家对干女儿的全力支持，我特地从长春请来3位俄罗斯姑娘，请你开开洋荤！”说罢，她伸指一勾，对面房间早已候在那里的3位蓝眼睛白长裙的俄罗斯小姐中的2人立即像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围了上来。
她们的装束着实让老领导吃了一惊：只见两个只有20来岁的姑娘身上仅穿了一件透明的纱质长裙，长裙里面什么也没穿，高高隆起的乳房，鲜红色的乳晕，幽美的乳沟，细细的蜂腰，浑圆高隆的俏臀，深深的肚脐眼，雪白而平滑的小腹，浑身上下纤毫毕现，裸露无遗，看得老领导大口张开就不知道合上了。
这两个俄罗斯小姐很乖，先是左右一个，替男人轻轻地按摩全身，而后慢慢地褪去她们身上的透明纱裙，开始为男人进行全方位地服务……
沉醉无边风情的赵局耳边传来莺声燕语：“领导，您老人家好不容易来这一次，我要让你玩个痛快。您说，要玩‘蚂蚁上树’，还是玩‘漫游世界’？”她伏在男人身上，咬着他的耳轮说。
“什么？”男人不知她讲的是什么暗语，小姐只好笑着叫他配合将这有着怪怪的名儿的玩法演绎了一遍。
不等全套的功夫表演完毕，客人早已是魂飞天外，输得一干二净。
7号别墅开张这一天，一炮打响，由于刘春洋精心准备，邀请的客人多达60余人，官职最低的是副科级，最高的是厅级干部。一般找一个小姐要1100元，过后小姐、老板各得550元。一个小姐一个晚上赚两三千元是常有的事，洋妞挣的更多些。
为了防止泄密，规定场所实行会员制，客人必须持刘春洋发给的一张名片为会员卡进出场所。别墅还制订了小姐礼貌周到服务准则。
真是应了那句古语“酒香不怕巷子深”，就在京都繁华之地，有一个美女如云的好去处，（按客人的话说，这里的小姐“盘靓、条正、活好、价高。”）整夜灯红酒绿，莺啼燕语。进出那里的莫不是一些“高素质”、“高档次”的当代新贵。
你见过一个地下俱乐部隐藏在首善之区的别墅村里，没有任何合法的行业招牌作掩护，那些花样百出的洋妞和东方靓妹只接待相当级别的会员们，而那些挺有来头的会员只能凭着一张特殊的通行证进入俱乐部？入夜，这里悄无声息，而在这幽静的别墅里，却上演着一幕幕不堪入目的男女春宫艳戏。这，就是一个有大学文化的东北妹独身勇闯京城而“创造”的一个现代神话。是她在全国第一个将现代管理制度引进了古老的卖春行当，是她在全国第一个将通向堕落深渊的特别通行证只发给能用公款消费的官员们，让他们在充满异域情调的西洋美女的挑逗下将权力的责任、人格的尊严和家庭伦理、社会法制统统扔在欲海里浸泡得一片苍白。
这个为期不到三个月的地下“妓院”在我公安的重拳出击下灰飞烟灭了，但它的组织严密性，服务对象的高层次，刺激贪官们进行公款高消费的危害性却是值得我们深刻思索的。这个地下俱乐部平均月收入高达150万元，平均每天接待客人有50多个。这些欲望膨胀的淫官们在当初，他们为自己能拥有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证而感到荣幸，对这里的特色服务赞不绝口，他们来这里仅仅是买性而已吗？
刘春洋在北京亚运村北辰花园7号别墅开办地下“妓院”，专门组织小姐向京都官员或来京办事的外省干部卖春赚钱。公安干警共查获涉嫌在7号别墅嫖娼的达140人，涉及全国11个省市，其中，党政干部、企业经理和法人就有66人，最高级别的是副厅级干部。
这与前些时发生在厦门的特大走私案里赖昌星的“红楼”里的“红粉兵团”，用肉弹放倒一个个贪官，大把捞金的充满邪恶、淫荡、和野心的卑污灵魂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不能不让我们从中带来深深的反省：“反腐：治标更要治本”。
反腐：“治标更要治本”
日益严重的腐败是政府发挥有效作用的最大障碍。腐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诸如高关税、贸易壁垒、对某些产业的补贴和税收减免、物价管制、信贷分配、行业垄断等过度的政府干预，形成了寻租租金，从而产生腐败。此外，制度缺陷也会使腐败盛行，诸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立法和司法力量薄弱，文牍主义等。因而，铲除腐败有赖于政府机构改革，而克服制度和机构方面的缺陷，又有助于抑制腐败。腐败一旦成为根深蒂固的风气，那就很难予以纠正。结果是腐败将继续存在下去，其不良后果也将一起伴随下去。以至于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发出感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利用政治运动的手段来反腐败，这是治标的做法，当然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后我们还应当从导致腐败的经济根源分析，采取治本的改革性措施，例如尽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坚定不移地推行机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进而减少创造“租金”的机会。
唯有从现行制度中寻找原因，才能明白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养着一支庞大的官员队伍，1995年底全国的党政工团管理人员超过3，600万，占职工总数的32％，全年支付他们的工资奖金为4，700亿元；若再加上农村的690万吃皇粮的人，养各级干部的花费在1996年即已达11，000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尽管国家所费甚巨，但因官员数量过大，他们名义上的人均工资收入并不多。例如，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官员的月工资收人就不足1000元，还不及大饭店的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许多权力的官员们面对的又是对权力的软约束机制，结果就出现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如果能强化对干部的社会监督，或者能裁撤冗余的官员以适当提高在位官员的薪资，都有助于遏制腐败。邓小平曾明白地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想遏制腐败，不仅要强调教育干部和党纪，更要从“根”上断绝腐败分子的后路。
二、政府活力从哪儿来？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
自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可以看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上的三大趋势：非国有化、市场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变化首推非国有化。改革之初，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占77.6％，其余部分均为准公有的集体工业，基本上不存在个体或私营工业。而到了1996年，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仅占28.8％，集体工业占40.4％，个体、私营及合资、外资等工业则占30.8％。显然，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有经济。1996年，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多户；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个体、私营经济的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0％以上；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经济非国有化的趋势。
另一变化是市场化趋势，它出现于80年代、在90年代明显加快成形。目前在商品市场上，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95％以上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已开始出现；技术、产权、房地产、期货等市场交易也都陆续形成了规模。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市场化了。改革前国有企业95％的经济活动是依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现在这一比例已降到5％以下；今天，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组织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再也不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了。而那些在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则一向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随着市场化趋势的出现，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强。
再次是国际化。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GDP的10％左右，而199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36％，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至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已超过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近2，000亿美元。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愈来愈国际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社会的五大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也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两层型社会结构转化为三层型结构。改革前中国的社会呈现典型的“国家、个人”两层型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等）制度直接统治个人。改革以来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的组织之外，出现了一个民间社会，如民营企业、民间社团、各类中介组织、民办媒体、民办学校、城镇社区组织等。结果原来的两层型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社会、个人”三层型结构。这样的结构变化相对地减弱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而个人的选择机会则日益多样化、对行政机构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同时，也形成了广阔的公共生活空间及个人生活空间，也因此大大地激活了人的潜能与活力。
其次是出现了中产阶层。改革前的中国只存在着官僚特权阶层和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根本没有中产阶层。改革以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问财富的迅速积累，一个收入丰裕、生活富足、资产殷实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据保守的估计，全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人数远远超过100万，而资产超过千万元和上亿元的也大有人在。如将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这个阶层已有相当可观的人数。尽管他们目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大，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主导着市场的发展趋向、控制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第三，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逐渐增强。以前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附着在国家机器这张“皮”上的“毛”，既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从整体上看，改革前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只能被动地听凭对他们的“改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批知识分子脱离了旧体制的羁困，既在经济上自立，也在观念上日趋独立。即使仍留在国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也都保有一定的自由领地。这种变化既有助于知识阶层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知识阶层有可能作为社会进步的思想前导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社会中的富有或中产阶层的人数正在逐步增加；但另一方面，贫困化的人口仍为数巨大，城市里的下岗、失业人数还在不断上升。据官方数字，1996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城镇里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1，176万人。到1997年1季度末，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1，096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227万，下岗职工已达900多万，仅此三项合计就已超过2，000万人，达历年来的最高点。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复关入贸，下岗待业的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已构成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为数巨大的进城流民（一些城市居民称之为“盲流”），生活十分艰苦，其权益许多得不到保护。
第五，城市化现象。中国的建制市至1996年底已达666个，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2％，建制市的城镇居民达两亿人。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迅速传播，使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受到城市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得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早在90年代初，由农村流入城市、设法定居的人口即已超过五千万人。加入WTO取消户籍限制后，城市人口膨胀的将更快。
文化变迁的三个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中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社会民族风貌的文化也有剧烈的变化。首先，社会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日渐疏离。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都显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趋向。继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后，开始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也同时出现了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等观念畸形演变。
其次是“西化”思潮日益扩散。作为先行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影响已波及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思想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等方面，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宗教哲学、权力哲学、实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各种理论都被介绍到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影响则更是广泛深远。在工具文化如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的影响也十分深入。例如，在大众文化方面，如电影、电视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社交礼仪中，西方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以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为代表的西方传媒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第三是多元化的趋向。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削弱了，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虽然社会主义文化仍在坚守自己日益紧缩的阵地，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正在异军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都有复兴之势。各民族、各地域、各种人群的亚文化更是层出不穷、形式繁多。可以说，多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政治层面的转变
政治上变化是逐渐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改革开始以来，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它们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各个领域，奠定了依法治国的法规基础。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显著增强，遵守法律、不做违法的事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用法律维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民告官的事例屡见不鲜；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党也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并在党章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距离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90年代以来，各国在讨论发展的核心问题时，最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前者是指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是指从乡村型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既激发了经济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强大的漩涡和逆流，它们可能是破坏稳定的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单是前一个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
在上述两个转型过程中，我们所必须面临和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政府如何“转型”？它不是指取消政府的作用，而是指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应当对哪些领域进行干预？政府职能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第一，我们应正确看待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较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形式，无论是国际市场竞争，还是国内市场竞争，都会给企业和技术进步带来强烈的刺激因素，从而摆脱技术创新、技术变革的羁绊，以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明智正常，是无可争议的。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全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这需要我们超越这种神话，超越“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范式。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个历史性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成功。在转型过程中通常出现通货膨胀率攀升，突发性失业高潮，财政赤字突然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相当多的人生活状况变得恶化，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研究与开发以及社会秩序、法律及实施等等被忽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轨过程时指出，苏联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转轨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基本情况的误解，陷于“华盛顿共识”主张和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改革模式，从而低估了市场经济中的信息问题，实行休克疗法，虽然被休克了，但却未能得到疗效。相反，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主义道路（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采用务实主义原则（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好猫），吸取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第二，在许多方面政府与市场既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政府的作用，也不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对市场友好，而不是排斥市场。
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既要提高政府自身的效率和使用公共资源的效率，也要提高和改进政府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这包括干预的范围应当缩小，从“无所不管”转向“有限领域”，从“过度干预（越位）”转向“适度干预（定位）”，从公共服务的“缺少干预（缺位）”转向“加强干预（到位）”；干预手段要转变，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干预基于“人治”转向“法治”，干预本身是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制约的；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各类挑战；提高干预的透明度，减少干预过程中的“寻租”现象。
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使在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和组织有效市场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转型本身产生不稳定、不公平和多种痛苦，没有政府支持，既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减少转型成本和社会风险以及政治不稳定；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必须由政府出面应付这些挑战。
第三，政府发挥有效的作用，有赖于政府的自身变革。如同市场存在缺陷，政府也是一个有缺陷的机构。首先决策者面临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就中国的50年计划工作实践而言，“计划赶不上变化”却是真实的写照；其次公共机构或政府官员的目标常常是部门利益目标或者个人目标，并不一定代表公众利益目标或国家目标，他们往往更关注个人的升迁、连任名誉、形象（包括竞相上电视镜头等）以及其他个人利益，当这些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前者；再有各种利集集团利用寻租方式影响政府政策以谋私利，从而将其所获收益以及成本转嫁他人或其他集团利益；最后，政府机构存在大量的极其普遍的滥用职权，工作效率低下等弊端。政府改革的目标就是减少上述弊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一个公开的立法系统，独立的透明的司法系统，受过良好专业训练并能支付适当报酬的公务员队伍，保证廉洁奉公。实行政务公开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公开，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
第四、制定全面的、的长远发展战略。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必须确定新的综合发展观。这个框架着眼于全面的发展、长远的发展（超过10—15年），寻求把国家发展的、社会的、结构的人类发展方面与宏观经济分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社会结构方面是指廉洁、高效的政府，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系统，组织良好的、监管有力的金融体系，确有保障的良好的社会安全网；人类发展方面是指教育发展、科学和技术发展、知识传播，为落后地区赶超先进地区提供了可能性；物质方面是指提供干净水和排污设施，寻求足够的、可靠的和适当价格的能源，提供道路、交通和通讯，没有现代通讯便不能战胜贫困，不能提供平等和机会，保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持续发展。
新的改革战略，其宗旨是“富民为本”，改革不仅使更多的人口受益，而且也使利益受损的人得到必要的、基本的补偿（包括经济补偿和非经济补偿）。改革不仅应坚持效率原则，而且也应坚持政府原则，使社会弱势人群获得最大利益。改革有多种途径，调整有多种方案，不能一味强调改革的“效率最大化”目标，还应兼顾改革的“成本、风险或代价最小化”目标，在多种方案中总能设计出使社会脆弱群体，如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贫困人口、退休人员、高龄老人（指80岁以上老年人口）、妇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获得最大利益，使受损害者得到补偿的方案，尽一切力量使受损者数目和他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范围和程度，这样的方案既能达到改革的经济目标、同时也能达到改革的社会目标。
新的发展战略，不仅仅提高人均GDP水平、而且还要提高以健康、教育、文化水准为标志的人民生活质量，消除绝对贫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第五，强化政府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软件投资。投资通常分为两类：一是硬件投资，是指对厂房与设备的投资；二是软件投资，是反映对促进一国或地区长期发展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投资，包括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加快整个社会的转型，成功的发展变革不仅会影响我们行为和内容，而且会影响我们行为和方式，它要求的是开放、合作和参与，维护社会组织，积累社会资本，这是发展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三、失业，中国社会最大的隐忧
中国近年的失业情况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但是，人们对当前失业状况的判断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为3％左右，部分国内学者则估计失业率高达28％。是什么造成如此大的分歧？中国目前真正的失业情况怎样？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定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在参考时期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比较上述两种定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现行的失业统计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
首先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仅限于城镇，却不包括农村的失业人员。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70％的国家，因土地的缺乏、生产技术的提高及近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能力的下降，中国农村不少农民处于闲置状态。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是中国最庞大但没有正式被统计的失业大军。
其次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据中国统计部门估计，中国的登记失业率比实际失业率偏低约0.8％，以1998年为例，当年的登记失业率为3.1％，而登记失业率的人数约为660万人，即使0.8％的偏差，已相当于低估了约170万的失业人数。
最后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人数并没有包括企业下岗职工。下岗是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失业现象。所谓下岗职工，是指在企业无工作岗位叁个月以上，但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继续从原企业领取低于工资的生活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且未在社会上有其他职业的人员。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问卷调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推测，目前下岗职工中，约有75％需要就业，这部分的下岗职工事实上是处于失业状态。那么，目前中国约1100万的下岗工人中，约有820万属于失业人员。
一些国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针对以上的偏差，对官方的失业率进行了修正。他们估计，目前全国的失业率由20％～28％不等。如美国一研究所便根据失业登记0.8％的低估计和下岗工人35％的再就业率，估计2000年的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为7.6％，全国失业率为26％，全国失业率高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差不多7倍。而20％的失业率，则意味全国居民家庭中平均每2.3户就有一人失业，由此可见，中国失业情况已相当严重。
然而类似上述的研究也可能高估中国实际的失业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普遍存在所谓的经济学上所说的“隐性就业”情况。所谓隐性就业，是指职工名义上处于失业状态，没有收入来源，而实际上却有工作岗位，有工资可得。隐性就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失业问题。
准确的统计资料往往是政府正确决策的前提。目前失业情况已成为中国政府改革决策中的一个决定性考虑因素，高估或低估失业率，都可能引致政策失当；高估失业率，便会动摇改革者的信心，拖慢改革的进程，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低估失业率，则可能引致社会动荡。在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期间，政府实在有必要加强对失业情况，特别是隐性就业的调查摸底工作。
有中国特色的失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失业情况都是与经济成长呈反向关系的，这也就是说一国经济不断增长，经济规模就会扩大，雇佣需求随之增加，就业情况也就好转，反之一国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情况就恶化。可是中国却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就业情况快速恶化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1998年到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跌至7％，但与同期亚洲各国相比，还属于高增长，而2000年增长率更回升到8％。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失业人数却呈加速度上升趋势。据中国官方估计，1995年中国的下岗失业职工人数为400万，1996年增加为800万，1997年增加为1200万，1998年增加为1600万，1999年增加为2000多万。
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业反而恶化，这一反常现象如何产生的呢？这也许与农民进城的狂潮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可上市出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劳动力和其它商品一样，也是在质量和价格上进行竞争。素质高、价格低的劳动力就具有竞争力。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有两种劳动力，一种是城市户口劳动力，另一种是农村户口劳动力。城市户口劳动力与农村户口劳动力的竞争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虽然说城市劳动力的总体素质高于农村劳动力，但国有企业的大多数失业者却是城市中素质较差的劳动力，而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往往又是农村中素质最高的劳动力，所以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者在素质方面很难与农村劳动力竞争。此外由于多年来国家对城市居民的优惠，使城市劳动者的收入远高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因此城市劳动者要想在劳动力价格上与农村劳动者竞争也是很困难的。农民要求的工资水平比城市居民低不少，对住房等社会福利也没有过多的要求。以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农村劳动力是一种价廉物美的商品，比城市劳动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可是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目前中国存在两个经济，一个是中国政府经营的国有经济，另一个是外资、私人经营的私有经济。国有企业按照政府的政策优先雇佣城市劳动力，而私有企业却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优先雇佣农村劳动力。近年来，新兴崛起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却日益下滑。由于私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以雇佣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不但对解决城市劳动人口的失业没有帮助，反而雪上加霜，加重了城市失业问题。外资、私营企业不愿意雇佣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所要求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农民高；第二，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特别技术；第三，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平时懒散惯了，不适应私企、外企严格的管理。
以前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中国社会中令人羡慕的阶层。他们受到国家的特殊关怀，有终身雇用制确保一生不需为生计发愁，享有住房、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这些都是在私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特别是个体劳动者、农民劳动者所不享有的特权。可是当这些昔日的“主人翁”离开了国有企业，他们就什么特权也没有了。因此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不仅失去了职业，同时社会地位也降低了。所以下岗失业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心理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以往中国是按照严格的身份制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市场经济则是按照平等竞争的原则来分配社会财富。目前中国有两大社会阶层：城市人和农村人。城市人靠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与农村人竞争，而农村人则靠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与城市人竞争。显然自然法则的力量超过了人为政策的力量，中国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逐步改善的同时，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情况日益恶化。
中国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问题呢？上上策是把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搞上去，使其有能力养活自己的职工。中国政府已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试图实现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可是成效不显着，最后不得不缩小国有企业人员规模，大量裁员。同时，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因此，这些下岗工人处境十分艰难。
80年代初，国有企业实现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90％左右，现在下降到只有30％左右。可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目前却雇佣着1.1亿职工，占中国工业劳动人口的2／3。以1／3的工业产值养活2／3的工业劳动人口显然是十分吃力的。简单的计算表明，占工业产值1／3的国有企业只能养活1／3的工业劳动人口，所以国有企业必须裁员一半，才能实现产值与雇员人数的平衡。所以，大量裁员也就成了必然而无奈之举。
由于中国政府已准备大大缩小国有企业的规模，把大量的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找到国有企业再就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只有四条出路：一是到新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找到职位；二是转到外资、私营企业就职；三是从事自营业的个体经济；四是呆在家里吃国家救济。
到新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就职十分不易，因为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成的股份制企业本身已是人满为患，不可能大量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外资、私营企业也不受欢迎，外资、私营企业更加愿意雇佣价廉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少数有技术、有专长的人员以外，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要想在外资、私营企业找到工作将是很困难的。
从事自营业的个体经济也很艰难，现在早已不是摆个小摊就可赚大钱的时代了。目前，中国官方、民间普遍都有一种看法：在发达国家中，不从事直接生产的第三产业都很发达，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落后，所以中国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法来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发达国家发达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强大制造业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居民富裕，消费信贷完善的基础上的。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尚不发达、居民生活刚步入小康的国家不可能培养出强大的第三产业。前些年中国的各大城市建起的许多大型百货商店，由于竞争过于激烈，现在大多数面临经营艰难的困境，破产倒闭者亦不在少数。口袋中没有余钱的老百姓并不需要那样多的服务行业。2000年国庆黄金周消费不旺也证明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口袋并不充实。
由于下岗失业的国有企业劳动者在价格和素质方面均没有竞争力，在残酷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只能成为淘汰的对象。除非中国政府制定出特别的保护城市劳动者的政策，国有企业的大部分下岗失业者将难于摆脱呆在家里吃国家救济的命运。而且又由于国家的财政很紧张，失业救济金数额极其有限，下岗工人长期呆在家里吃国家救济的话，想要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也很困难。
轻装上阵为竞争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有自由购买最便宜的劳动力，而雇员也有自由寻找开价最高的地方出售自己，这也就是所谓双向选择的自由。现在许多中国人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找到工作，也是享受到西方国家的自由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好处。如果西方国家对外关闭劳动力市场，不允许雇佣外国人，在短期内的确可以改善本国的就业情况。但从长期来看，一个不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整个市场的经济社会缺乏活力，缺乏竞争力，是弊大于利的愚行。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选择是以保证城镇人口就业为主要目的的，这就必须容纳大量的冗员，“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从而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轻装上阵的私有企业进行平等竞争，造成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而破产倒闭又造成了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选择是裁减大量的冗员，以便轻装上阵与私有企业进行平等的竞争，但这同样要造成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因此国有企业不论怎样改革，其结果都会导致大量失业下岗人员的出现。
中国要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劳动力也不可能摆脱作为商品上市出售的局面。所以中国的城市中出现大批失业者，出现一大批城市贫民应该说是导入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的城市失业人口问题将成为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对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大考验。
四、政治改革：从基层改起
中国有广袤的乡村阡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村民自治蔚为大观，基层民主生根开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一旦被农民掌握，便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深入。这种深刻变革，使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空前高涨，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活跃，形成推动农村跨世纪发展的强大力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农民萌发了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推动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方向大步迈进，同时也促使农民的管理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往被人管理逐步走向自我管理，从习俗约束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权威机关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现有73.2万个村委会，553.4万个村民小组，300多万村委会干部。来自他们的一个普遍声音是，实施的村委会组织法是一部扩大农村民主，深受农民欢迎，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法律。
如果不戴“有色眼镜”，任何人都须正视中国农村民主蓬勃发展的态势。当深入中国的农村，就会发现村委会直接选举制度日趋完善，民主化程度有了新的提高。1999年，共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完成了新一届村委会的选举工作。2000年，有9个省、自治区完成了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工作。2001年上半年，北京、吉林、辽宁正在进行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工作。从民政部掌握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做到了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普遍设立了秘密写票处，当场公布选举结果，选举程序和过程基本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农村还开始重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些经常性民主形式作用的发挥。许多农村重新依法选举了村民代表，并对村民会议议事规则、村民代表的产生、培训、职责作了详细规定。村务公开注重实效，在原有村务公开栏的基础上，向着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向着与乡镇政务公开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每前进一步，总要破除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障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依法推进村民自治，需要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全新的社会观念作保障。权威人士认为，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包括：一是认为农民素质低，村委会组织法太超前；二是认为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党支部拥有统管村级事务决策权，既要抓大也不放小；三是认为实行村民自治就是允许搞无政府主义，可以摆脱党的领导任意行事；四是认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实质就是领导关系。
法律的先导性、权威性与村民自治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实施该法中必然要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据反映，突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和谐；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职能不明确等。
依法推行村民自治，历史性地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通过亿万中国农民的实践形成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方兴未艾，前景灿烂。
椰风海韵民主潮
在椰风海韵，景色万千的海南岛。村民法规建设走在了中国的前例，海南省起草了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出台了村务公开办法。各市县、乡镇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办法或规范性文件，大多数村建立了关于学习、工作、会议、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一部分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形成了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多层次的法规制度体系，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制度保障。”
作为年轻的大特区，海南大踏步迈开了依法治省的脚步，其中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加强村民自治作为依法治省战略的重要一环，进行了具体安排。还抓住全省进行第二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机，大张旗鼓，将村委会组织法普及到农家小院。城乡基层干部的骨干培训至关重要，六千多人接受了培训，为有力实施法律提供了人才保障。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引人注目。据称，1998年6月始海南进行了第二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一直持续到转年的春节前。在进行选举前，各市县、乡镇都成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各村都成立了村选举委员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保证直接选举制度的落实。认真做好选民登记和张榜公布工作，做到不重、不错、不漏。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认真组织选举大会，设立主会场和投票站，大多数选民直接到主会场和投票站投票，基本上做到了当天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海南省政府负责人归纳了这次选举的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村民非常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把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当做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十分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踊跃参选，参选率很高。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为了行使民主权利，纷纷回村参选。二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成员年龄有所下降，政治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全省约有七十名大专文化程度的村民被选入村委会班子。三是村民不但踊跃选举，而且敢于罢免不胜任的村委会成员。
民主选举的村委会诞生了，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各地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琼海市石壁镇赤坡村创造了“一二三阳光工程”，即凡是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先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初步方案，再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方案进行二次审议，做出决定，然后由村委会将方案在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三次向全体村民公布。各村还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村民对日常村务的民主管理。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委会定期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普遍建立。各村普遍建立了固定的村务公开栏，成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并逐步做到公开内容、形式、程序、时间和管理的规范化。长期主管农村事务的海南省副省长于迅深有体会地说，实践证明，村务公开是实现民主监督的有效方式，深得农村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增强了村干部廉洁勤政的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增强了村民管理村务的参与意识，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五、俄罗斯的“警示录”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通常这样论证俄罗斯民主化改革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经济衰退是由休克疗法所导致，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以质疑的。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战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认为民主化改革是休克疗法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搞民主化，同样可以搞休克疗法。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是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特军政官。其次，实行民主化，并不意味一定会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西方国家一度风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积累了新的历史经验后，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又开始走红。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重蹈覆辙。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改革拴在一起，从逻辑上讲不通。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搞得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它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要严重得多。因此，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治疗半途而废，就不好说了。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于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但其经济困境又超过了俄罗斯。总之，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搞的程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拿中国改革与俄罗斯（苏联）改革进行比较，但是科学家在进行实验时，必须安排对照实验，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才能在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假定是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就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两国在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如果只是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上有所区别，就可以视为一种对照实验；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许多显著的差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只是一种泛泛之论。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分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截止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外围体制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实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要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自己承担改革的风险与代价。当经济改革深入到单位，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对于俄罗斯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可以让你去“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改革一上手就要触动单位人，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譬如能源产业职工与制造产业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让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账（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在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的好几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全民社会保障，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却想要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知道嘲笑别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对苏式计划经济进行了修正，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地方上各自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种下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前苏联实行的则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某一类产品由俄罗斯的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整个经互会国家的需要，另外一些产品则专门由乌克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或者东德的企业生产。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要求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同时必须保障整个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与紧密联系。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一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更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
前苏联实行思想控制，使得原来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凭借强权维持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僵化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敏锐性，对于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和持续地强化着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足以说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伪与无能。美国朝野的“宪法爱国主义”共识使“民族熔炉”至今保持着同化与多元化的均衡与活力，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却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猛烈反弹。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高奏“全球化”的凯歌，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无法在一国之内维持统一市场。绝对不能低估思想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作用。
从“缓和”初见成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一个“军转民”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美国和苏联都存在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但显然后者的分利集团更为强大。美国的军工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私营部门，在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和支持下，通过转产、裁员、合并、破产等不同方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军转民”的过渡。苏联与俄罗斯的国营军工企业原来是苏联工业的嫡长子，与军方一起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不到国家财政揭不开锅的时候，绝对不肯放弃把锅里的东西抢到自己碗里来。从比较政治社会学的意义来讲，这个专权的国家机器，并不必然是一个强韧的国家机器，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并不必然是这个不能有所作为的跛脚政权。“硬政府”不等于“强组织”。强组织指的是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一个专权的政府并不等于一个有效的组织，一个能够很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正常职责和功能的政府，也可能是其它领域里相当“软”的一个政府。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这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一个相当“软”的政府。苏文指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在俄罗斯政府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他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看法：所谓金融工业寡头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胡鞍钢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性腐败，二是地下经济性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性腐败，四是寻租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腐败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酿成严重后果。
由于没有形成比较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和反对派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已存在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按照丁学良的说法，“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财富的转手过程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俄罗斯政府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很多资产，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等的方式，付出极少的一点钱，也就是象征性地付钱给政府，来“空手道”式地接管国有企业的资产。“分封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就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他们把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换来的宝贵外汇存到国外不拿回来。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时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数还不到这个大出血数字的1／101（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者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在80年代末，曾有过“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痞子，是指在“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流氓。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全球性摩擦与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经受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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