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中国经济主题：经济全球化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这是21世纪中国的主题。

    经济全球化：是鲜花还是陷阱

    一个幽灵，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对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肯德基、Windows 98这些全是经济全球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在21世纪，全球化将以新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国内外有许多人甚至认为，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一个陷阱，是发达国家的盛宴。据联合国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4万多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的运行，尤其是近期掀起的跨国并购浪潮，使其拥有的生产诸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此同时，跨国银行，跨国证券和跨国投资基金等的迅速发展，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优化配置。

    就总体和长远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推动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国际贸易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求平衡，它也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寒光凛凛的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只是全球化的追随者，而不是全球化的主人。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发展机遇，又是严峻挑战。就机遇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先天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结论。全球化为那些能够利用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跨国流动的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世界上200名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在过去的4年增加了一倍，达1万亿美元，世界上3位最大的富翁资产超过了共有6亿人口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购买一台电脑需要一个巴基斯坦人8年的收入，而在美国只要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经济全球化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贫困一夜之间重返东南亚”，造成全球在3年内损失2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的耗费。因此有人说，金融风暴是“和平时期的头号杀手”。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主权受到冲击。因为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大都实力弱小，竞争力不高而被挤垮，有些本国产品被外国名牌吞并，有的自行消失，此外，强大的西方传媒可以凭着现代的信息技术轻易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有关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

    时代在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那个国家能够像孤岛一样，与世隔绝。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既然全球化势不可挡，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地参与。

    经济大趋势：全球化

    20世纪50、60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工业化过程建立一个相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过程，不同国家沿着各自的道路“赛跑”，最后按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谁领先、谁落后。根据这种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投资，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

    从7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80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真正推动各国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的，主要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这些企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电子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制造过程。这样就带来了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重大变革。

    如果说，与60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际流动急剧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一个国家可运用的经济资源的来源日益国际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也逐渐国际化，外国消费者、外国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一个日本的Canon照相机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的生产者和设计者；瑞士航空公司为了降低劳务成本，已经把财务核算中心搬到了印度；英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罐酸奶在上市前可能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外贸的功能早已不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那种“互通有无”，“开放”也不仅仅是邓小平所认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即G7）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国都要遵从上述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裁断。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跨国企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可以乘机大举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但恐怕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的运气，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时间内获得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营造出中国经济的繁荣。

    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资，但这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靠的是与香港、台湾同文同种又近邻，这样的机会只能用一次。今后，在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制度的落后可能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竞争中的制度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阻碍中国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中国的制度现状。

    其实，无论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如何热切地盼望外资，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仍然可能逐年减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90年代上半期进人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谁要指望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就必定会失望。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香港或台湾，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吸引这样大量的中小资本。

    如果能吸纳的港台资本有限，那么今后中国就只能指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投资，这类外资的活动与港台中小资本完全不同。港台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给中国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但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几乎可以说，对大陆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而西方大企业的产品都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降低其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构成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最近，中国国内有关“要保护国有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点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大企业的高潮，就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

    在过去多年里进入中国的外资中，50％投入了制造业，30％投入了观光和房地产业。今后“外资热”逐渐消散，将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工业的技术进步会明显放慢，外资企业不会再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大批建设中的“开发区”和豪华公寓将难以售出，数千亿房地产投资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资源源不断为依据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迈入21世纪，国际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有多少困难，中国也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往回退是不可能的了。60年代中国曾经奉行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主义”政策，在那个时代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几十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要主张类似的政策，以维护现行体制，那么，其后果将不仅仅是国家的又一次落后，而且会立刻诱发严重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但是，如果以为在现行基本制度框架内作些小修小补，就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则未免太天真了？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比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又大得多。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中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只看到了外资带来的“甜头”，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并没有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然而，由于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已经相当深了，不可能退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状态，因此，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又不能应付它的挑战，这就是中国当前深刻的制度危机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更成功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谁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有几个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们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足一个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可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变革；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用一句中国80年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可能因为“坚守”这种制度而被“开除球籍”。

    谁在推动经济发展？国外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再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选择本国可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今后单凭本国的资源和市场，以及完全由本国政府独自操作、在本国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已很难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

    按照旧的经济发展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本国的市场机制。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活跃的经济调节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总是在操纵着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政府仍然被视为最重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和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节一国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就不见得主要是本国的市场供求；相反，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国的市场机制和本国政府，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国外的“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业企业、银行以及无数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地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当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纵能力必然会趋于弱化。

    现在在中国所讲的经济发展，还是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观念，甚至不乏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距离现实就越来越远了。

    1997年1到9月，中国的工业增长了11％，出口增长了24％，因此，在这个11％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将近5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动的；而在出口的增长中，本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贡献是60％，其余40％则来自外资企业。换言之，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车间”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一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虽然这些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样都是对国际市场出口，但是，中国企业是在国内组织生产，到国外寻找销路，中国政府可以操纵其生产活动；而外资企业则基本上都是其母企业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出口活动是由其设在外国的总部调节的，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更无法操纵。因此，当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时，它们不仅把国际市场的变化传导到中国，从而造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外资企业的增加还逐渐缩小了中国领土内中国政府可操纵的经济活动的范围。

    今天，当中国政府谈到经济增长时，已经不能再单纯地以本国的供求变化和政府的目标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在中国领土内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是由外国企业组织、掌握的。比如，当中国政府希望整体经济增长10％时，如果本国企业达到了这个目标，而外资企业却决定压缩生产规模，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比计划的10％低。对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多少有点不舒服。

    政府和国际市场：谁调节谁？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了政府运作的环境，因此国家将不得不改变它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Giddens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一国政府会显得太弱小因而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小问题，则这个政府又显得太大了，因此最好不要介入。”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要求政府机构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不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更多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中国遇到的现实困难是，要做到这两点，都面临着国内的制度障碍，不仅很多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在随意干扰市场机制，而且中国的国际经济交往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是停留在中途，旧体制改头换面后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仍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对官员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行为目标有了很大改变。过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目标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政府机构和干部们既不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也不是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政府部门中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间接的经济利益。当行政事业机构有组织的此类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这样的“双轨制”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这种体制会继续干扰发育中的市场机制，阻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经营，恶化投资环境。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遇到了全球型规则和本国政策的矛盾，例如在消除投资障碍、开放金融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能加入经济全球化，那么这个政府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的制约。就像在球赛中一个运动员不能随意地挑选自己偏爱的比赛规则一样，当一个国家要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谋取利益时，它也不能选择性地遵守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准则，而把自己不喜欢的国际准则一概斥之为“干涉内政”，或以不合本国“国情”为由而加以拒绝。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机会稍纵即逝，也容不得一国政府采用外交手段、为获得对己有利韵国际规则而进行冗长的谈判。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大，那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干扰。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共生依存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外交上政府间的对等关系完全不同。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很多，中国面临着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竞争；而能够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特别是庞大的销售市场的发达国家却屈指可数。中国虽然号称有12亿人的潜在市场需求，但实际上相当一段时期内能够大量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最多只占大都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国对机械设备的购买力也因国有企业大量破产而日益萎缩，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当中国期待着长期在美国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维持一个巨额对美贸易顺差时，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连续多年为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让步。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都作过这样的让步，但那是建立在冷战条件下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冷战早已结束，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建立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双方在政治民主化和人权等方面的分歧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却日益突显出来。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将让中国每年从他们的口袋里赚走上千亿美元，而且意味着一批美国工人因为企业资本外流到中国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民众面前，将变得对中国至关重要。否则，美国议员就可能会提出，为什么美国要付出这样的重大代价和让步，去支持一个对美国造成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在这点上，政府间外交关系的改善并不能真正缓解矛盾。

    入世考问对内开放

    2001年在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中中国正式地走进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开始有着太多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下，中国将严格遵守在人世议定书中所做的所有承诺，这些承诺将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因此获得了更稳定的推进器。中国企业在这种全新的开放格局中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将得到验证。

    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更愿意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当对外开放在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加速的时候，对内开放竟然成了我们最强烈的呼唤。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进程中，对内开放竟然大大地滞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甚至我们竟然要以对外开放应该同时对内开放的名义，来为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要求本该拥有的平等权利。

    从农村联产承包到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在夹缝中站起来的温州私营企业；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20余年的历程中，我们经历的每一次突破，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对内开放的烙印，我们经历的每一次飞越，无不有民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其见证。对内开放不仅为这20余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也为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论，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即是一部对内开放的历史。

    然而，当对外开放以WTO承诺方式，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而不可逆转的契约时，我们发现对内开放仍然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仍然颇多掣肘。有资料说，在80多个社会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电信、能源、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工程项目仍限制民间资本进人，保险业、金融业仍是民间资本的禁区。但是，另一组数据却显示，1980年至2000年民间投资7万亿多元，占全社会投资的30％，相当于国有经济投资的50％；在1999年的工业增加值中，民营经济已占2／3；全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800万家，其中民营经济占85％的份额；在国有企业销售额连续4年以每年10％-15％的速度下降时，民营经济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私营、个体和股份制经济已经成为全社会就业的主渠道。

    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并注定会成为21世纪中国主流经济。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竞争力，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而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民营经济的潜力和创造性，有赖于更加彻底的对内开放，有赖于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公正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的确立，有赖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对内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决定性意义。

    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更愿意指出，就对内开放而言，入世同样意味着机遇和挑战，而确定的不可逆转的开放进程，同样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维护，我们更愿意把今天看作一个开始；从今天开始为对内开放设定时间表，并且将这一切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如果入世之后的中国是一架加速飞行的庞大的喷气式飞机，那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就是它的双引擎，在21世纪的蓝天下，它们提供的能量缺一不可。

    二、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跨入21世纪，面临着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洪流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将进入大调整、大转折、大变化、大发展时期。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快速工业化阶段；但也存在不少困难问题，集中表现为明显的、多侧面的二元现象。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进行超长期预测，到2050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5万亿左右，人均约为10万元，经济总规模居世界各国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1世纪中国的经济将会是什么情景，其发展趋势怎样？

    21世纪中国：民营经济的天下

    谁都不会忘记，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曾经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差距谁都不会怀疑，民营经济的“牌位”一旦被扶了正，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莫大的活力。

    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其本身来说，更需要发展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到底是发展民营经济还是发展国有经济，这里面没有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对待客观规律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存在不少国有企业，直到普遍民营化的今天，在一些特殊领域还存在国有企业，但我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从美、英、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再到东欧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企业民营化而满打满算本国经济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可以这么说，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是民营经济。因此，我国下个世纪初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或者说发展非国有企业，来培育和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只有使非国有经济真正发展起来，社会资本真正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市场调节才能够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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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上世纪末的一场因网络技术而引发的大变革，正剧烈地震撼着这个崭新的世纪。经济领域尤为如此：财富的急剧积累，传统经济规律的失灵，不同国家经济权利的更迭，企业的崛起、兼并和消亡的频繁发生等等。往日的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所发生的变革做有效的解释。网络时代的到来呼唤着新经济学的诞生，认识网络、了解网络、使用网络、改造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赋予经济学的艰巨使命。

    互联网的核心不全在技术，技术之外的服务和商务才是互联网的灵魂。传统的行业，典型的如电信、金融、电子，一经网络的整合，将发生质的飞跃。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将摧毁各个产业间的界限，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网络经济=光速经济

    新时代的最初显露是在上世纪末九十年代，从美国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就可见端倪。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要比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高出10％，然而，当网络时代刚刚到来之时，1999年，这个差距已达22％。欧洲著名的经济专家LUCSOETE说：“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是战后第一次出现增长失衡——科技领先的国家远远走在了最前面。”

    随着网络在全球的迅猛发展，美国股市中的网络股不时上演一幕幕惊人的奇迹：1995年网景公司公开上市，这个投资仅1700万美元的公司一夜之间变成市场价值20亿美元的巨人：1997年5月，亚马逊公司公开上市到次年11月30日，其股票涨了2300%，三个月后再涨400％，达400亿美元……人们把这种由电脑和网络发展带动的经济现象称为——网络经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去年网络经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5070亿美元的产值，增加了230万个就业机会。网络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3000亿美元）和民航（3550亿美元）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7500亿美元）和保健产业（1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以68％年增长率飞速发展。

    互联网将诸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将让所有人最终心服口服。从电子邮件到IP电话，从浏览器到搜索引擎，互联网将使任何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它：从综合门户到垂直门户，从B2C电子商务到B2B电子商务，互联网同样使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它的冲击。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诸多的商家积极地投身于这场网络风暴之中呢？答案是网络自身的魅力。

    INTERNET作为经济活动的平台具有三大特点：（1）时空压缩，任何一个网络用户当他拥有一台终端连上互联网时，地理因素的作用对其活动的限制便大为缩小。（2）双向互动，网络上的消费着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交互的联系。（3）虚拟空间，厂商、消费者、政府、非赢利机构甚至个人都在建设自己的网站，这些站点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虚拟空间。

    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新经济表现出许多优势：（1）交易费用大大降低。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易，可以避免流通的无序和中介层次，互联网的时空压缩效应将在电子商务中反映出来。经济活动中有关空间和时间隔离造成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从而使交易费用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2）交易时间延长。1周五天，每天工作8小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劳动制度。但如现在到亚马逊网上书店去买书，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周末工作日，肯定不会吃闭门羹。最重要的是，如将纽约、东京、香港等市场连接在一起，交易将是24小时连轴运行。（3）光速经济。互联网上，信息传播是以光速进行的，这也将带动整体经济运行的速度加快。（4）大小不分。需求决定供给，需求决定了厂商的规模的大小。然而在网络经济中，需求有了新含义：需求是消费者的点击率和忠诚度之积。由于互联网是互动的，每天都有新站点诞生，顾客有很多的选择，要保持较高的点击率和忠诚度是非常困难的。不管这个站点是个人或机构所建，只要点击率和忠诚度高，它就是一个大厂商。

    正是由于网络经济的这些优势，使得任何一个企图置身于其外的企业必然成为网络时代的输家！

    我国企业在改造过程中，就是要注意降低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例如，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良好的完善的物流体系来降低运送成本，通过网络来降低信息成本，而且后者潜力最大，也最明显。

    构建中国的网络经济

    中国网络现在还很不经济，主要是其网民数量有限，美国网民接近1亿，而中国网民2001年底才2000多万，支出能力更是相差很大。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快速扩大现有的网民数量，拓宽通路。没有网民数量的规模就不可能有网络经济。但中国的有线电视用户已经拥有了8000万户，而且还在快速增长，有线网络虽然分割很严重，但在中等城市也已经具有了规模经济，大城市更是极具发展潜力。

    由于中国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最新的网络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家电的进一步拓展，中国到2002年，入网人数可能达到3000～5000万人，相关上网人口超过一亿五，进入网络经济快速增长状态，但同时也将直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网络公司竞争将异常激烈。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网络技术起点高，直接追踪了国际最新的技术；第二、巨大的电子消费品市场，通过信息家电的发展可能会极大地推动网民上网；第三、中国文化的天然平台。中国的文化底蕴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第四、国家的保护。国家非常重视网络技术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网络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是中国有很多中心城市拥有规模非常大的有线网络群体，通过对传统网络的改造就能提供丰富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电视商场、电视远程教育、电视点播和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电视网络炒股等。

    当然，阻碍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很多，主要是政企不分、管制太强。尽管打破垄断的进程和中国网民的增长都较快，但历年调查下来，不变的是一大遗憾：资费高，1998年74％的网民认为资费太高，而在中国上网的人数中，50％是在单位上网者，即大量人用公费上网，仍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令人担忧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阻碍中国人上网的重要原因就是接入设备基本是计算机，其操作过于复杂和价格偏高，使普通老百姓上网困难，现在网民的主要构成是年青的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发展网络经济的瓶颈。

    互联网的本土性和全球性是统一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在互联网时代迎头赶上，必须借助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和国际先进经验。因此，中国必须更加开放，才能在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全球化浪潮中更加积极主动。

    当然，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新的机遇，同时更是一场新的挑战。互联网也不仅仅是一个寻求财富的梦想，同时更是一种创新式的摧毁力。如果没有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深入研究，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互联网思想和策略，如果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仍是简单的模仿与追随，那么我们有可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为此我们倡导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策略应该是：步子要加快，头脑要冷静！

    世界知名预测大师约翰奈斯比在近著《全球吊诡》一书中指出，国际互联网科技将带领人类进入数字化生活与全民电脑化的世界，而电脑网络相当于20世纪的公路网与电力网，成为下一世纪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础建设。可以预期，国际互联网也会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创造更多的新兴产业和商业机会。中国的互联网远未成熟，但是我们不应该只盯着现状，而应该去敏锐地把握趋势。目前互联网也的确问题很多，但是我们不应该只盯着问题，而应该从速的去感知机遇和威胁。当然更应该从变革的全局上去分析和应对。

    21世纪消费行为透视

    刺激消费是发展经济的永恒主题，只有了解未来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21世纪中国的经济才能奏出动人的乐章。展望未来，新世纪消费行为将会出现以下一些特征：

    消费的理性化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趋于复杂化和理性化。一方面，由于商品供应丰富、充裕、客观上要求消费者在购物时对不同厂家、不同品牌、不同价格的商品进行精心选择，以满足自己的消费心理已基本成熟，消费者有能力在购物时做出理智的分析和选择，更加冷静、更加慎重地对待每一个消费环节。

    消费的个性化

    知识经济时代，人们通过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新传播工具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多，内容也更加丰富。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商品由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转向多品种的小批量生产，品种的日益丰富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此外，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全球互联网的出现，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全球市场一体化不断加强，使人们能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工作需要和生活习惯去选择自己满意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消费层次的细化，使得消费个性化的特点也越来越突出。

    消费的静态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脑的广泛使用和通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渐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网络经济的出现，产生了许多新犁的跨国经营方式，传统的营销渠道、交易方式受到巨大挑战。如，网上购物、电视直销等营销形式的出现，使得顾客只需点击鼠标或打个电话，厂家就会马上送货上门或邮寄而至，可以预见，静态购物行为将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普及。

    消费的智能化

    随着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不断应用，科技知识、信息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内容。

    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高科技产品的消费。一方面，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使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产品趋向智能化、数字化和知识化；另一方面，21世纪将有大量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因此，那些知识含量丰富或知识价值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产品将成为消费的主要对象。

    二是信息的消费。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信息在人们消费内容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三是文化的消费。知识和技能成为人们竞争的焦点，人们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投入将在大增加，家庭消费支出的重点逐渐转向强智能化教育，文化消费成为消费主流。

    消费的绿色化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加强，“绿色商品”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绿色食品”、“绿色日用品”及“绿色交通工具”将成为消费的热点。所谓“绿色商品”，是指没有污染，不伤害消费者利益的商品。今后，消费者用的、食的、穿的、住的、行的等等都必须按照防害、防毒、防污染的要求来生产，否则将遭到淘汰和受到法律制裁。

    消费的人本化

    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人们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人们对自身及生态环境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健康保险意识不断增强。据专家预测，21世纪，在人们的食品消费结构中，高营养的基因农作物比重将不断提高，太阳能、核能将成为人们能源消费的主要对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技术帮助人们保持心理健康。此外，自动化系统将代替人们保持心理健康。此外，自动化系统将代替人类大部分体力和脑力劳动，人们会有更多的闲暇进行健美、保健、娱乐等消费，与之相关的服务也将蓬勃发展。

    消费的多元化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人们的消费方式更加多姿多彩，消费趋同化倾向已基本消失，消费的多元化则成了新的取向。

    消费的全球化

    现代信息技术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克服了地域和时问的束缚，科技进步使市场边界逐渐消失，互联网将地球缩小成一张“网”，全球出现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的有关住处能迅速传递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将扩大到全球领域。

    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从而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大市场。各国也纷纷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引导本国消费走向国际化。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商品投入到国际市场，商品和服务过境流量越来越大，市场和产品都更具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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