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话伤了卡特琳娜的心，也伤了她的感情。当晚，她饮泣着离开了我。我说：我把皮箱给您提回去！她却急急摇手，说：不！不！她一回房就紧紧掩上了门。我只好将皮箱又藏进了壁橱。事实上，好几家报纸都绘声绘色连续报道了有关马尔采克杀人的新闻，我怀疑卡特琳娜一定也看到了，这一定更使她受到了强烈刺激。看门老人说：有记者在门口转来转去盯着要采访卡特琳娜，他都给回绝了。我给了些小费给看门老人，要他多照顾卡特琳娜，给她送些吃食去，别让人去打搅她。

    再也听不到卡特琳娜悠扬动听的口琴声了。她有意避着我。两天后，听看门老人说，卡特琳娜白天已开始去上学，傍晚就去电影院上班，夜间十二点后才回来。我希望她心情能逐渐平静安宁下来，我心中对她有一种微妙的情感，但我自知慎重和保持行为高尚。我迫切地想给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有心不去打搅她，但那只装满了中国瑰宝的皮箱放在我壁橱内肯定不妥。我想她不把皮箱拿回去可能是因为马尔采克还活着，还有记者找她了解财宝的去向，而且她知道了全部实情后，这笔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会使她产生反常的心理。但我也不能这样长期为她保存这只皮箱，我得同她商量这件事。谁知，就在十二月八日，发生了太平洋战争。

    那天，黎明前的四点多钟，我在床上听到了炮声和飞机声。天蒙蒙亮时，黄浦江方向大炮声和飞机声更震耳。我穿衣起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担心着卡特琳娜，我去敲她的门。她不开门，只问：谁？我说是我，怕她害怕所以敲门。她生硬地说她不怕，请我去睡。如她所说的，她高傲而又自卑。我想至少现在她还不想同我接近，我只好回房休息。清晨外出时，知道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舰已被击沉，一艘美舰投降。这才明白日本已向英美宣战，并且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上午十点钟，日军就开进了公共租界。虽然日军尚未开进法租界，但我明白：法国本土早被德国占领，上海法租界成了“海外孤儿”，法租界当局对日寇只有更加“协力”才能保持残局，“孤岛”已经陷落，法租界也在日寇魔掌之中，我所在的晚报一定会很快被封闭或勒令停刊的。我忙回去将一些信件、照片及抗日书刊报纸在房里焚毁以防万一。只是，我绝未想到日寇的魔爪会飞快地伸向美丽天真的卡特琳娜。

    那是第二天清晨，看门老人气急慌忙地告诉我：卡特琳娜昨夜从电影院下班回来，被在门口等候着的日本宪兵会同法国巡捕房的巡捕抓走了，还关照看门老人不许泄露这事。我设法托人去法国巡捕房打听，也无下文。此时，我发现我是深深爱着卡特琳娜的！这已经超越了同情和关心，超越了友谊了！但是，更出乎料想的事发生了。当夜我在房里刚睡下后，有人来敲门。我问是谁，看门老人苍老的声音说有重要事找我。我披衣开门，看见的是日本便衣宪兵和法国巡捕房的巡捕。他们让我穿好衣服，铐上了我的手。他们在屋里翻抄，终于从壁橱里找出那只卡特琳娜寄存的牛皮箱。我顿时明白了：万恶的侵华日寇水银泻地似的处处密布下警觉的眼睛时刻不忘掠夺搜罗中国的财富。我估计我的被捕是卡特琳娜被捕后受了酷刑供出了皮箱下落造成的。但是否确实如此，已无法印证了！

    我戴着手铐被关在数十人像沙丁鱼般拥挤的一间平房里，规定必须盘腿而坐，不许交谈。审讯我的是日寇宪兵队特高科长永田。一个小眼睛龇牙光头的少佐，四十来岁，微笑时更显得阴险凶狠。审讯时，竟指挥宪兵不断用香烟头烧炙我的手背，一烧一个伤口，疼痛钻心。他起先问我为什么在美商的晚报工作，又问干过什么抗日勾当，我都应付过去了。后来，永田盘问的都是关于皮箱的事。我强调是邻居寄存的，不知内有何物。他们又将我揪起送进牢房。

    关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在一个晚上，永田释放了我，叮嘱什么都不准说。我回到住处，看门老人见到我，慌忙向我解释那晚他是被逼着敲我房门的。我当然不计较这个，急忙问他：卡特琳娜回来没有？他叹息地摇头说没有。我心中明白：日本宪兵最狠毒，皮箱被他们夺走了，说不定还会杀人灭口。第二天上午，我到报馆，才知晚报已作为敌产被封。遇到那位在晚报跑社会新闻的记者，他告诉我：马尔采克已被引渡给日本宪兵。我对卡特琳娜的前途更加悲观。我牵挂着她，但我们的邂逅与交往像流星一扫而过，她也像一颗流星消逝隐没在云海雾幛中渺渺不知去向了！

    在日寇暗无天日的铁蹄下，仇恨心使我下决心尽快离开陷落了的“孤岛”到抗日的土地上去。

    一个寒冷的黎明，我带着简单的行装，踏上了北去的征程。

    七

    再回到上海，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二月里了。内战风云险恶，我通过民主人士的关系进了一家民营报馆，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了解各方面的政治经济情况。

    到了上海，我就想起了当年与卡特琳娜的那段虽然短暂却永世难忘的际遇。我在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采访，目的是了解国民党政府如何对待战犯及日本军人投降后的思想动态。想不到在那里查阅花名册时，突然发现了那个日本宪兵特务永田的名字，这个永田是日本宪兵特务机关樱花机关的头头。我向管理处处长黄光汉上校提出，把永田找来谈话。

    永田双鬓已有白发，比以前多了点卑贱的笑容，劈腿在我对面的凳上坐下。我问他：你认识我吗？他笑着用小眼瞅瞅我摇头说不。我伸出双手，让他看手背上的伤疤，提起了往事。他狰狞的脸上阴暗起来，站起身卑微地对我深深鞠了一躬，似是谢罪。

    我问他卡特琳娜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呵，那个漂亮白俄姑娘早释放了！我说：没有的事，你胡说！她一定被你们杀了！他又站起鞠躬，说确实放了，不过比我迟放两三个月。我又问起马尔采克，他说处死了，马尔采克是个杀人犯。但卡特琳娜不同，她单纯老实，她宣称那只皮箱里的东西本不属于她，她不要，后来就放了她。永田又说：她对你很好，很帮你说话，还说她爱着你！永田说得坚决，我也只好相信他。我问那箱中国瑰宝，他说上缴了。我问在何处，他摇头说不知道。后来，又采访了其他几个日俘。我将那箱瑰宝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黄光汉，我说这是我提供的证词，希望能将这批宝物从日寇手中追查回来。

    归来的路上，卡特琳娜的倩影老是缠绕在我眼前。我坐车去到金神父路，去到那幢当年我与卡特琳娜比邻而居的旧公寓探访故居。岁月沧桑，老看门人早就死了，换了个新的老头看门。我掏出记者名片，告诉他我当年曾住在这里，要求去原先住的三楼看看。他陪着我上楼。楼梯依旧，我上楼时仿佛看到卡特琳娜风采夺目从楼梯上下来，朝我笑着点头……但只是幻觉！那里换了新住户，房门紧闭，我只能懊丧而索然无趣地离开，默默凭吊，心事浩茫。

    时光如水，但总淹没不了我对卡特琳娜的思念。有时我听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声，徜徉在被改名为林森路的霞飞路上，看到一些已被改称为“苏侨”的“白俄”时，我总会想起美丽的卡特琳娜，但怎么可能从大千世界中找到一颗早已消失的流星呢？！

    我是不相信永田的话的。我始终认为卡特琳娜是被他们暗害了！他们在中国杀害过多少无辜的好人啊！我实在不能相信永田的话！谁知，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秋季里的一天，在外交部上海办事处工作的一个姓秦的同志同我闲谈，说他近来很忙，因为应苏联政府的要求安排留在上海的苏侨立即回国。办事处已经送走了好几批苏侨。我突然忍不住问他：有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苏侨吗？我形容了一下卡特琳娜的模样。想不到老秦说：有一个！她的绰号叫“公主”，年龄大约二十七八岁，单身！一头金发，很美，会画画。她卖画并且在淮海路（霞飞路先改名为林森路，解放后又改名为淮海路了！）靠近思南路一家苏侨开的罗宋大菜馆里帮人管账……我急急地问：她现在还在那里吗？

    遗憾的是老秦说：不，她急于回祖国！第一批就被送走了！

    我心里充满了酸甜苦辣，眼眶湿润了！既有欣慰也有悲伤和感慨。多么离奇神秘、变化莫测的人生呀！我高兴的是她还活在人世间，更高兴的是她终于作为一个苏侨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故土。我想起了她那幅临摹的画——《荒塘》，那塘边的老树，水上的倒影，树荫覆盖的池塘；想起了她那悠扬动听的口琴声中流淌出的俄罗斯大地上的阳光、山野和河流；更想起了那幅她自画的肖像画《流星》，仿佛又看到了她美丽动人脉脉含情的蓝眼睛……

    当晚，我去了淮海路思南路口，找到了那家罗宋大菜馆。老板已换成中国人了。我点了一个罗宋汤和一道猪排外加果酱面包。罗宋汤的香味使我想起当年卡特琳娜送罗宋汤给我吃时带来的温馨。

    我问老板：以前这儿苏侨开馆子时，你见到过一个美丽的金发的管账女人吗？老板是个五十岁光景满脸带笑的宁波人，早年在海参崴住过，他自己兼做厨师，点头说：有的，有的！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你觉得她有多漂亮她就有多漂亮，人也善良。只是她吃过不少苦，左手少一只小指头……

    我打断他的话，惊讶地问：怎么？

    宁波老板说：听说以前她被日本鬼子捉去过。逼供时用刀砍掉了她一个小拇指。

    我心酸难过得险些落下泪来。

    宁波老板接着说：她会画画，你来看，里边墙上她还留下了一幅自己少女时的肖像画没带走呢！我盘下这馆店时，她说：我爱中国爱上海，过去有过很好的中国朋友，我走了，这画就送给你留在这儿做个纪念吧……

    我随老板走近画前，看到那确实就是我见到过的卡特琳娜画的那幅《流星》！

    画仍放在镂雕的金属框里。凝视着画上的卡特琳娜，我唏嘘起来，喉咙哽咽了，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想要那幅画，但老板摇头说：这是不卖的！那晚又下着绵绵秋雨，雨丝淅淅沥沥，我像诀别似的淋着雨离开了那家罗宋大菜馆。

    卡特琳娜已经踏上她曾向往并苦恋着的故土，回到了祖国。但听说作为“苏侨”的白俄回去后，多数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带的集中营里去了，她也有这样的厄运吗？……

    我为她深深祝福！……

    风风雨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苏联早已解体，俄罗斯飘扬起了三色旗，那颗美丽的流星如今在哪儿？卡特琳娜该有七十多岁了！她还活着吗？谁能回答我呢？……

    今夜，残梦消逝，醒来时，我心头梗塞着淡淡的失落感。窗外，雨声风声仍在簌簌地响，夜空黝黑，没有星星，也不会有流星。我闭上了眼，知道又要失眠了……

    原载《四川文学》

    注释：

    [1]阿连阔夫由于在新疆图谋不轨，后来被引渡回苏联，在斜米经过公审被判死刑。

    天下樱花一样红

    人上了年岁，有什么事上了心就摆脱不开。白天，收到信后，我就老在回忆着佐野勋的事，琢磨着该怎么把他的事写出来给烈士陵园寄去。

    （上）

    那年我二十三岁，在师政治部姚副主任手下当参谋，随军转战在沂蒙山地区。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鬼子开始了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综合所有的情报，这次是敌酋俊六亲自指挥，共有日军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此外还有临沂、费县、蒙阴、沂水、莒县的守备队和伪军，共计五万多兵力。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派我到敌工部张部长处取紧急情报。姚副主任说：“你会日文，所以张部长要你去。”我打起背包就跟着敌工部派来的一个联络员启程了。

    张部长在边沿区的一个叫石井沟的大庄子上住着。石井沟是个“外白里红”的地方，伪庄长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张部长能够得到掩护。联络员带着我利用夜色曲曲折折绕道进庄，来到一户有短墙围成院子的人家。联络员让我翻墙进去，他就不见了。

    有个声音叫我名字，这是张部长。我们没点灯，就黑着进屋谈话。张部长要我马上到地窖里去译一份情报。地窖是藏地瓜和蔬菜的，点着盏小油灯，我就把情报译了出来。

    这情报是我们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联系的一个日本从军僧手中搞到的。从军僧名叫佐野勋，是一个禅僧，又是预备役少尉。从军僧在日军中的任务是收拾战死者的遗骨和念经，但有其特殊地位，需要上前线，就是越过步哨线到接近敌人的地方也是可以的。佐野勋有少尉军官的待遇，就是日本宪兵对他也不能过多干预。这次他提供的情报，是从济南日本军部搞到的绝密文件，简直就是一份扫荡沂蒙山的全面计划，兵力部署、部队番号、火力配备、师旅团长名单、进攻日期、包围路线等等，都写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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