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苏东坡

    桂花飘香的夜晚，明月如霜，洒在被痛苦情感鞭挞的我身上，失魂落魄地靠在窗前，想起不幸早逝的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不能自拔。此刻的我，与往常一样，习惯地翻开案头那本《苏东坡传》，读着，读着，仿佛东坡横亘于岁月那头，朝我微微笑着。此时的我心是净的，也是静的。每每念母心痛，东坡给我的慰藉，不仅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东坡到处有西湖”，一行诗句跳入眼帘，触动我萌发循东坡足迹游惠州排遣心如刀绞般苦痛的念头。于是罗浮山下，西子湖畔，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东坡，体会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的深意。

    从惠州东坡诗词地图中可知，东坡一生留下两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以及卷帙浩繁的散文，是我国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优的作家之一。他在书法、绘画、饮食、医药、禅学等方面也有极其丰硕的建树。“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这就是东坡《寓居合江楼》。合江楼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齐名，如今古迹难寻。苏东坡抵惠后，前后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一个多月。

    嘉祐寺如今在东坡小学内，寺前有苏东坡塑像。苏诗为证：“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雀朝，暮与牛羊夕。”苏东坡曾两次居住在嘉祐寺，前后一共一年零两个多月。

    在惠州的最后3个月，东坡买地白鹤峰，修“思无邪斋”，建“德有邻堂”，凿水井，和翟夫子、林婆等邻居亲善往来。白鹤峰现存东坡井和东坡亭。《迁居》曰：“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东坡痛定思痛后，便是安然度过，便是笑对千层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大自然之无尽藏也，而我与之所共适。”这无声之境，便是苏东坡的极致。

    苏东坡在寓惠两年多时间内，曾顺道游览了罗浮山，写下了《游罗浮山--首示儿子过》：“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看见小儿子苏过才华出众，已是老怀欢慰。他还曾多次与苏过游览白水山、浴汤泉、观瀑布、赏佛迹，至暮方归。《游白水书付过》一文写道：“暮归，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如今山下九龙潭峭壁上，仍刻有东坡此游诗句：“一洗胸中九云梦。”东坡诗曰：“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胜地钟灵传异事，巨人留迹寄苍苔。”只有苏东坡才可以这样潇潇洒洒，笑对失意后的人生，特别在晚年被流放时，他居然兴致勃勃挥毫而作：“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这是何等的洒脱呵！当我踏进西湖景区，东坡写西湖的两句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便脱口而出。漫步苏堤，遥望“玉塔卧微澜”，还有两旁一长溜彩色的纸风车，顿觉亲切、舒坦。还有脚下西新桥，本来是东坡为便利交通而建，却又成了一个“苏堤玩月”。

    西湖孤山南麓有东坡纪念馆，馆内陈列东坡寓惠的文物、图片资料200余件，如原东新桥的一段铁索、清代惠州知府伊秉绶摹勒的“德有邻堂”和“思无邪斋”匾额石刻等。馆前方有座朝云墓，墓形像一把半开半阖的摺扇，其周围松林杳深。墓旁红柱、碧瓦、攒尖顶的四角形小亭，就是孤山栖禅寺和尚希固为纪念朝云所建的“六如亭”。朝云去后，孤单的学士为她写下了“千古第一梅词”：“素面常嫌粉眐，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此刻，东坡悼念妻子的那一阕词《江城子--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又一次在我脑海里浮现。被生活的疾苦和失母的痛楚沾染了灵魂的我，已经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东坡的疼痛了，旁边的小草见证了我又一次被文学的力量击溃，跪地掩面，泣不成声。

    跌宕的人生充满悬念，但东坡始终处变不惊，他的乐观态度感染了自宋以后的千百万文人。在那些年代，有人挣扎，有人落拓，有人隐忍，有人自杀，可是，他们都不是苏东坡，那需要多大的忍耐力和多么坚定的梦想啊！

    显然，东坡是一个伟人，体现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他也是一个凡人，任凭世俗尘埃掩盖。他是当时的石，后世的玉。他也许一生所做的只是秉承他的天性，而他一生所承受的是常人不可企及的悲喜。我们现在感受的东坡只是对他诗文的一种诠注，而千年前的他的所思所为，我们不可体验，不管他当时如何苦难，后人对他如何赞誉，都不可能完整叙说一个真正的东坡。他是这样真的一个人，其文，其字，其人，重叠起来，就是如此一个清朗的影子。他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生而亡矣。”果然他完成的是一个真诚的东坡，后人接受的是一个美丽的东坡。他的一首诗正好作为写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苏门第子陈师道这样概括苏东坡才高一世却又备受打击的一生。面对这样的人生，东坡没有愤懑，没有颓废，在一声短暂的叹息后，洗却人生的喧哗，剩下的是没有世故没有虚伪的纯真，没有功利没有浮躁的追寻，真诚的勇敢、洒脱的情怀得到了完美结合，折射出这位文贯千古的文学大家独特而高贵的人格魅力。

    从清丽到凄怆

    “堕情者醉其芳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漫读李清照的词作，总觉得这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女词人，兼有婉约豪放之所长，始终和生活相激荡，将词作的时代性和个人艺术的独创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传统词风得到充实和改造，成为宋代婉约派之宗。

    李清照经历了南北宋之际的沧桑巨变，前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词风也随着她的生活遭遇的变化而变化。前期，她的生活是欢快活泼的，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双方性趣相投，校勘古书，唱和诗词，或鉴赏书画，或搜集金石，生活十分的优裕美好。但由于赵明诚经常外出做官，有的是闺怨和离情。故其词前期多清新妍媚，抒写少女心情的词，流丽婉秀，明快活泼，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词人少女时代一次郊游活动的剪影，在轻快的节拍中传达出当时开朗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性格；抒写离愁别恨的词，艳丽温存，含蕴深厚，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词人在少妇时期生活的剪影，通过对海棠“绿肥红瘦”的描写，抒发在暮春时节深居闺中的感伤情绪，即对春光的留恋和惜别以及对自己青春将逝的烦闷与苦恼。前期代表作《醉花阴》淋漓尽致地体现这一创作个性。词一开头就描写一系列美好的景物和美好的环境，但由于与丈夫别离，虽然处在舒适的环境中，心中仍是愁闷。在这凉爽的秋夜，有金兽焚香，有玉枕纱厨，这本是青春夫妻在重阳佳节共度的好环境；然而现在夫妻离别，因而这佳节美景，反而勾起人的离愁别恨。她只好白天焚香闷坐，黄昏后把酒对菊，独自一人，更添惆怅，更觉魂消；由于有刻骨离愁，所以衣带渐宽，腰肢瘦损。“人比黄花瘦”，极其的艳丽，极其的温存，细腻地表白了她的少妇心理，透露了真实的情操。这种以空灵飞动性的笔触，抒写闺阁之情，为传统的抒情词吹进清新的空气。

    靖康二年（1127），她和赵明诚相继避兵江南，丧失了向来珍藏的大部分金石书画，后来赵明诚又病在建康，她就辗转漂流于杭州、越州、金华一带，饱尝了人世凄凉况味。《声声慢》是她后期的杰作，概括而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后她自己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境界之逼真，情绪之迫切，写尽了她茕独凄惶的天涯沧落之悲。开头七对十四个字没有泪，却胜于泪，字字反映出作者的孤独与凄清，沉痛和心酸，然而这种沉痛并不是心灵脆弱的表现，而是一颗坚强的心灵的忧郁。里面有的不仅仅是哀愁，而是比这更多的令人难受的凄酸；里面仿佛没有眼泪，却有更多的酸液苦汁。南渡以后，李清照所感受的已不是“寂寞深闺”中的闲愁，也不是“离情别恨”，而是社会加给她的沉痛。当然也远不是因相思之情所引起的“人比黄花瘦”的程度所能代替得了的。社会的动乱，山河的破碎，丈夫的去世，使她的人和心也相继憔悴不堪。自己的满腹才学又得不到施展，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也变成泡影而破灭，如同这满地堆积的黄花一样，还有什么可摘，还有什么可寄托呢？在这种百感交集的心情下，一个人孤单单地守着窗儿，听着飘打在窗外梧桐树上的点点滴滴的雨声，自然界的秋雨不过是打在梧桐树上，而有一种比秋雨更令人心寒的无影而无情的风雨吹打在她的心上。这位历经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年老无靠的女词人能经得起这种冷酷而无情的现实折磨吗？这首词里没有一滴眼泪，然而它却远远超过了千百万滴眼泪所能表达的那种凄酸程度，显出忧愤深沉、凄壮感怆的词风。

    中年李清照又遭受身辱的灾难，从此就在孤苦生活中度过晚年，真是满目愁惨。在后期，李清照是孀居的孤苦，是萧条流离的凄惶晚景。因生活环境之变易，故其后期词一变为苍凉激越，晚年又多凄清淡静。如《永遇乐（落日熔金）》，词人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抒发自己的幽愤。通过一些细微情节的描写，深沉地反映了作者在历尽沧桑以后的幽凉心境，同早年那种受不了寂寞的心情相比，一动一静，非常鲜明。又如《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词情极其悲苦，“物是人非事事休”，点明一切悲苦的缘由，这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变化，而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变化，无穷的事情，无尽的痛苦，都在其中，真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晚年的遭遇，国破家亡之恨，流离患难之苦，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如《渔家傲》交织着乱离之感和家国之痛。此类词虽然抒写的是个人不幸和沉痛，但她个人的不幸与沉痛和时代的不幸与沉痛融合起来，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较深的思想性。

    叛逆与卫道的较量

    两千多年来，封建礼教的锁链无时不在封锁和切断女人通向“人”的道路。女人的形象被扭曲，才智被压抑，爱情被淹没。然而谁也无法阻挡她们冲破礼教的樊篱，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

    元代爱情剧《西厢记》中的红娘，寄寓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审美追求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对后来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千年以来大众所认可的追求爱情幸福代表人物。

    红娘作为婢女，有着一种受压迫奴役者的是非标准和从这种标准出发的正义感，不论和莺莺误会性冲突，还是和崔母针锋相对的斗争，都体现了甘冒风险、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劳动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应该说，她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崔母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剧中红娘与崔母的一番交锋，看似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但她的行为轨迹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当崔母看出莺莺同张生私下结合的破绽之后，崔张两人惊慌失措而红娘却从容镇静，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为他们辩理。在“拷红”这节里，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胆泼辣的性格和见义勇为、敢于同封建礼教作坚决斗争的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崔母一见红娘，未说任何理由，就劈头盖脑断喝：“小贱人，为何不跪下？”气势汹汹地想来下马威。接着又是一句恶狠狠的反问：“你知罪么？”红娘素知崔母“心数多，性情刍”，估计她早晚可能识破崔张的秘密，因而早就为他们“提心在口”，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准备了一套对付的办法。她不卑不亢，沉着应战，以“红娘不知罪”应答，试探崔母究竟知道多少，能搪塞尽量搪塞过去，实在搪塞不过去再另做打算。当崔母责问：“谁着你和小姐到花园去？”红娘先是一口咬定“不曾去”，并且不甘示弱地向崔母反问道：“谁叫来？”当被告知有人证时，红娘知道不能再隐瞒，迅速改变策略，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把事情的原因经过一清二楚地摆出来。

    红娘不慌不忙，款款道来：“那夜和小姐刺绣，听说张生病了，咱们就背着夫人去张生那里问候。”崔母迫不及待地问：“他说了些什么？”红娘说：“他埋怨夫人恩将仇报，害得他喜变作忧，故而生病，他叫我先回去，小姐随后就回。”崔母着急了：“她是个女孩子家，叫她随后怎么好？”红娘说：“我只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何须你--问缘因，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红娘的答话，先着重叙述崔张结合的经过，实际上包含着巧妙的用心。其一，老夫人是很看重宰相家风的，红娘针对这种心理，大说特说崔张结合的风流韵事，先声夺人，造成“木已成舟”的声势。其二，老夫人许婚又赖婚，在内心已存内疚之情，红娘在叙说时，不时说到张生的病因，实是旁敲侧击，意在暗示老夫人：这件事与你有一定的责任，从而给她的内疚之情加码，作出让步。其三，出于对自己处境的考虑，也轻描淡写地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既与前面“红娘不知罪”照应，又为下面的辩驳创造了条件。

    崔母深深感觉到覆水难收的严峻事实，但从心理上实在难于接受，于是就迁怒于红娘：“这端事都是你这个贱人。”这时红娘觉得暗示与正面劝说已不足以制服老夫人。于是她变换战术，直截了当地反击道：“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红娘出其不意地反守为攻，一下子把罪过推在崔母身上，不由得使崔母大吃一惊，不得不气焰顿减而又无可奈何地问：“怎么是我的过错？”红娘便以伶牙利齿，有理有据地进行那段精彩的论辩。她首先指出，当日贼军包围普救寺时，老夫人“许退军者，以女妻之”，而如今“兵退身安，夫人侮却前言”，这分明是失信的行为。崔张自谋结合，正是由老夫人的食言造成的。红娘的这几句话，言简意明，很有分量，一举击中老夫人的要害，从而使自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而使老夫人威风扫地，一下子从审问者陷入被告的地位。接下去，红娘又指出老夫人当初既然不肯成就崔张婚事，就应该“酬之以金帛”，早点把张生打发走，而不应该将他留在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今日闹出事来，过失只在老夫人一边，与他人是毫不相干的。在分清是非之后，红娘进一步对老夫人说明利害关系，指出事端既然由老夫人引起，老夫人只有息事宁人才是上策；不然的话，把事情闹大了张扬出去，必然“辱没相国家谱”。崔母顽固地阻挠崔张的婚事，无非是觉得莺莺是相国的女儿，而张生是个“白衣秀才”，他们之间不是“门当户对”，莺莺嫁给张生有损相国家谱。一向以自己的“家谱”为骄傲的崔母，害怕的正是“玷辱家门”；红娘的这几句话恰好触及到她的痛处，使她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眼前的现实问题。为了打破老夫人打官司的幻想，红娘又进而警告她：如果把张生送官治罪，“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家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这样必然使自己声名狼藉，落得个“不贤”的下场。最后红娘因势利导，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提出一个崔母不愿实行又不得不实行的方案：“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让崔张结为夫妻。红娘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搬出了崔母百般呵护的“家谱”进行反击，说得老夫人无言可对，不得不应允了崔张的婚事。

    红娘的这一席话，顺理成章，尖锐而又得体，既明判了是非曲直，又说清了利害得失，听起来处处为崔母着想，实际上处处抓住崔母的弱点，使她毫无招架的工夫。红娘的指责，崔母拿不出辩驳的理由；红娘的建议，崔母又找不到别的选择余地。她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终于无可奈何地同意将莺莺许配给张生。所以“拷红”这折实际上成了红娘对崔母的审问和指责，集中地体现了正义对虚伪，爱情对礼教的胜利。红娘在这场尖锐斗争中获得胜利，保证了崔张自由结合的圆满实现，从而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终属。

    管鲍之交

    “管鲍之交”，这个典故源自《列子·力命》，《史记·管晏列传》亦载此事。闲来读管仲，入之于目，思之于心，自然有所收获。举凡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立”的价值观念，“承君命，奉社稷，持宗庙”、生死为齐国的人生追求，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功业，在此姑且不说，仅就他与鲍叔牙友爱一世而论，不觉油然而生羡意。

    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二人相知很深。他们两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一样地出资出力，分红的时候管仲总要多拿一些。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干，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他贪生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齐国朝政很乱，公子们为了避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公子小白。不久，齐国发生暴乱，国王被杀死，国家没有了君主。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急忙动身往齐国赶，争夺王位。两支队伍正好在路上相遇，管仲驱车拦截小白，引弓射箭，正中小白的腰带，小白弯腰装死，骗过管仲。小白当上国王后，就让鲁国把公子纠杀死，把管仲囚禁起来。小白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助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却认为自己没有当丞相的能力，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小白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让他当丞相？”鲍叔牙马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公子纠效命。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小白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

    管仲当了齐国丞相，而鲍叔牙却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的合力治理下，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小白成为诸侯王中的霸主，史称“齐桓公”。

    提起鲍叔牙对管仲的理解和宽容，两千多年来众人时常赞叹。友谊的基础是彼此相知。因为相知，管仲可以多取而无愧；因为相知，鲍叔牙让出相位而坦然。管鲍的友谊如温润的水，掬之可净面可滋养生命。读“管鲍”，使我领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真谛！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和宽容，这样志同道合的人才算得上是朋友。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被誉为交友的最高境界。

    苏张之谊

    读《史记》苏秦和张仪的列传，听着苏秦倡“合纵”、张仪倡“连横”的滔滔雄辩，在感受一个群雄逐鹿、风云激荡的时代中，感悟着他俩的一段耐人寻味的友情，不由地感叹：“苏秦与张仪惺惺相惜的友情，经得起风雨的锤炼。”

    其实，这两个人对待友情也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苏秦出道较早，在赵国当宰相，而张仪当时刚出道，郁郁不得志，看到苏秦已成大事，便想投身门下，找到一条晋升的捷径。于是，张仪投奔苏秦，期望求取晋见的机会，却被拒之门外。几天后，苏秦的属下安排他住下来。苏秦没有热情款待昔日的同门，吃饭的时候，不但没有同坐，还安置他在最末的位置，吃着仆役们才吃的粗饭。苏秦还经常用话语去羞辱他，说：“以阁下的才干，怎么会潦倒到如此田地呢？我实在没有法子帮你，你还是靠自己的运气罢！祝你好运了。”

    张仪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自信自己的才能绝不比苏秦差，你苏秦能够做到赵国的宰相，致力于把六个弱小的国家团结起来对付秦国，那么我就去投奔你的敌人秦国，与你针锋相对，辅助秦王一统天下，到时候再看我们鹿死谁手！当张仪从苏秦那里出来后，苏秦暗中派了一个自己的门人伪装成商人，沿途跟随着他，帮助他衣食车马，协助他顺利到达秦国。秦国当时正是欲一统天下的秦惠王当政，正在招贤纳士，广揽天下英才。张仪见了秦惠王以后，把自己的破解合纵的连横大计献于秦惠王，果然得到信任和重用，被任命为客卿。

    这个时候，苏秦的门人才把真相告诉张仪说：“苏秦为了唤醒你的自尊和自信，故意采取激将的办法，盼望你能够在秦国掌权帮助苏秦实现他六国合纵的大业。现在苏秦的目的达到了，我要告别你回去复命了。”张仪这才恍然大悟。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在纳闷，以他和苏秦的同窗之谊，苏秦为什么那样对待自己呢？原来老同学是怕他贪图一时的眼前小利，过分安于现状而丧失了斗志。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激励自己的上进心。他对苏秦的门人说：“请你转告苏先生，我不会让他失望的。”苏秦慧眼识英雄，造就了一位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

    尽管以后张仪成为苏秦的对手，但是苏秦张仪的同窗之谊令人敬佩仰慕，堪与春秋时期的管仲、鲍叔牙媲美。如果苏秦不是采取激将的办法，而是留下张仪在自己的手下做个小官，历史上不仅没有了这一段美好的佳话，而且也绝对就没有了在战国末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张仪了。

    由此可见，侮辱朋友以激发他的斗志和上进心确实是一个怪招。要想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还真的需要这样的诤友。纵使苏秦最先的动机出于私心，怕盟约未完成，而遭到秦国的攻击，但他真心赏识张仪暗中相助，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张仪也回应愿在苏秦当权时，不敢奢谈攻赵。两位虽都是权谋家，但恪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朋友之义，却是一致的。毫无疑问，两人作为那个乱世的英雄，作为著名的外交家，成为了我们民族的千古楷模。

    都是嫉妒惹的祸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拜鬼谷子为师，两人一起学习兵法，情谊甚厚，结拜为兄弟。

    有一年，魏惠王招求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富贵。临行时，他对孙膑说：“咱们弟兄情同手足，如我能获魏王重用，一定迎接孙兄，共同建功立业。”

    庞涓拜见魏惠王，倾尽所学，滔滔不绝地讲了治国安邦、统兵打仗之策。魏惠王听了，很兴奋，便委予重任，执掌魏国兵权。庞涓确有本领，不仅带兵入侵宋、鲁、卫、郑，使这些诸侯小国纷纷来魏朝贺，而且还领兵打败了当时很是强大的齐国军队！这提高了他的声威与地位，大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气势了。

    这期间，孙膑仍在山中学艺。鬼谷子见他为人诚挚正派，便授其《孙子兵法》。因此，孙膑此刻的才学远超过庞涓了。魏国有个叫墨翟的人，向魏惠王推荐孙膑。于是，魏惠王派使臣请孙膑下山。

    孙膑到魏国，先去看望庞涓，并住在他府里。庞涓表面表示欢迎，但心里很是不安。

    魏惠王会见孙膑，高兴地说：“先生独得孙武兵法，才能非凡。我想封你为副军师，卿以为如何？”庞涓最忌讳的事情发生了，他暗自咬牙地说：“臣与孙膑，同窗结义，孙膑是臣的兄长，怎么能屈居副职？不如先拜为客卿，待建立功绩后，直接封为军师。”

    魏王听罢，便同意了。其实，这不过是庞涓防范孙膑与他争权的计谋：客卿，半为宾客，半为臣属，没有实权，只空享一种较高的礼遇而已。

    从此，孙膑与庞涓朝夕相处，一起论谈兵法。孙膑辩出精彩，展现渊博学识，使庞涓产生强烈嫉妒心，坐寝不安。

    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庞涓眼里闪着嫉妒的光，开始卑劣地谋害孙膑，诬陷孙膑私通齐国。魏惠王十分恼怒，办了孙膑的罪，在孙膑的脸上黥字，施以膑刑。

    孙膑知道被庞涓谋害的真相后，便装疯避祸。他常常披头散发，在猪圈泥水中滚倒，瞪着两眼，又哭、又笑……这时，曾举荐孙膑的墨翟，把孙膑的境遇和才能告诉齐国大将田忌。田忌把情况报告了齐威王，齐威王派使臣把孙膑救出来，为齐国效力。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包围了邯郸。赵国向齐威王求救。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

    田忌起兵，在孙膑策划下，演绎了一场围魏救赵的战局，在桂陵大胜魏军。庞涓几乎全军覆灭，仅以身免。他知道孙膑在齐国与自己为敌，日夜不安，终于想出一条离间计：他派人潜入齐国，用重金贿赂齐国宰相邹忌，要他除掉孙膑。邹忌恐有朝一日被孙膑取代，便暗中设下圈套，告发孙膑帮助田忌，要夺取齐国王位。齐威王听信谗言，削去田忌兵权，罢免了孙膑的军师之职。

    公元前341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那时候，齐威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齐宣王派田忌、孙膑带兵救韩国。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庞涓只好退兵赶回魏国。

    此时，齐军已退。一路上，孙膑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

    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因嫉妒而存有卑鄙心理者，最终必定引火自焚。这就是孙膑与庞涓故事给后人的启示。

    贵抵万里江山

    余尝读《三国演义》，常被刘关张结义之情所感动。小说第八十一回写道，关羽被害，刘备怒斩养子刘封，哀痛公关，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赵云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则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

    而此时张飞在阆中，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以至于丧身部属刀下。刘备听此凶信放声大哭，昏绝于地，醒来又哭曰：“联想布衣之时，与关张结义，誓死同生死；今朕为天子，正欲与两弟同享富贵，不幸俱死于非命！”决心兴师动众大伐东吴，结果兵败猇亭，火烧连营七百里，最后托孤孔明，驾崩于白帝。

    刘备重义气、轻富贵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每每读到这里，不由得翻起小说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里，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而说誓曰：“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于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刘关张三人，即使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甚至有对立的一面，却能共患难同生死，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兄弟关系，乃至知交关系。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三人具有共性之处，即“忠义”。忠义维系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样，他们以“誓扶汉室”为旗帜，以“忠义”为号角，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圈子。刘备还能设身处地为部属设想。曹操囚禁徐庶之母，赚徐母笔迹诈修家书，逼徐庶弃刘备归自己。其间孙乾献计：“苦留”住徐庶，“切勿放去”，使曹操杀其母，从而使徐庶为报母仇而“力攻操”。刘备即严词拒绝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所以，徐庶才人在曹营，心在汉营，以报答刘备仁义之恩。

    至于刘备对待孔明，始终敬爱有加。为求教孔明，刘备三顾茅庐，两次不遇，仍旧耐心寻访，第三次又遇孔明昼寝未醒，刘备就吩咐关张在门口等候，自己拱立阶下，半晌，孔明未醒。张飞大怒，要屋后放火，刘备严厉斥责张飞，童子欲报，刘备却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直等孔明醒来。可见刘备真诚之心备至。白帝遗诏托孤之时，刘备不仅把全部大事托付给孔明，而且真诚地告以“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的心腹之言，使孔明感激涕流，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刘备吹响“忠义”的号角，带领圈子里的人，与其他派系进行你争我夺的斗争。在残酷的战斗中，圈子里的人历经艰难险阻，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促使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立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取得了三国鼎立的地位。

    清明诗话

    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淮南子》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清明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清明习俗和节日文化。

    清明墓祭，由来已久，是我国历史悠久、借以祭奠先人的民风习俗。反映古人扫墓的情景，有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错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还有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气候特点，也写出清明时节易使人缅怀逝去的亲友这种普遍的心情。站在亲人墓前祭扫，那恋情、那哀思、那“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怎不令人万分伤感、无限酸楚呢？南宋诗人高菊卿的诗句：“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不仅写了祭扫，还写了踏青归来的细节和感慨。

    民间踏青习俗，始于唐、盛于宋。欧阳修《踏青》：“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北宋诗人张先有“芳草拾翠莫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的佳句，描绘郊野踏青游人往来不绝，妇女乘春游之际采撷花草，时已黄昏仍流连忘返的盛况。而宋代诗人吴惟信则更生动地勾画出人们游春的动人场面：“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古代的清明节，在民间还进行踢球、射柳、放风筝、荡秋千等有益的体育活动。宋人黄峪的“未到清明先焚火，还依桑下系秋千”，道出了荡秋千成风。清代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成为吟咏风筝之绝唱。

    宋代王禹偁的《清明》诗，不写踏青饮酒，而写一贫士乞得邻家烟火、借火读书的发奋精神：“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烧窗分与读书灯。”宋代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郊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妄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诗人以清明扫墓想到人的生死问题，进而有感于人生的价值，表现了诗人旷达之中包含郁勃、不愿与俗沉浮的兀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的愤慨之情。唐代诗人张继在《阊门即事》一诗中则写道：“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见新烟。”在诗人笔下，人间天堂的苏州，清明时节却是一片田园荒败的凄凉景象，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召募”的不满，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春醪集》中泪与笑

    在春雨潇潇中，我漫读着梁遇春随笔，揣摩他独特的“观察点”。正如他在《英国小品文选》译注中说：“做小品文字的人最要紧的是观察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从新观察点看去，一定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意思，除去不少从前的偏见，找到无数看了足以发味的地方。”他随笔中处处闪烁着惊人之语，让我回味无穷。

    梁遇春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初散文创作领域的一颗慧星。他于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在北大英文系毕业，先后在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逝世，他留下了二十种翻译作品和两本散文集（《春醪集》、《泪与笑》）。这些议论知识和人生的杂文存在着惊人的矛盾。他憎恶社会现实的黑暗，鄙弃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痛恨知识界中的“绅士”、“君子”们不苟言笑、谨小慎微的死气沉沉、灰色平庸的作风。他热爱生活，渴求光明和进步，却又远离革命和人民，找不到光明进步之路；他有渊博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文化知识，但对最先进的哲学思维却一无所知，便限制了他在思想王国的自由驰骋；他有强大的智力和穷尽人生奥秘的追求，却缺乏洞察人生底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

    追溯梁遇春的思想渊源，可归咎于蒙田“怀疑论”思想的深刻影响。“怀疑论”思想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政治上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哲学上反对独断论，主张百家争鸣；思想上反对昏昧、保守、僵化、迷信、盲从，崇尚理性精神，鼓吹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政治上表现无政府主义，哲学上导致不可知论，思想上虚无迷惘，悲观厌世，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统一在梁遇春身上，形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虽然梁遇春思想十分驳杂，自相矛盾，但他的杂文有许多新颖可喜的见解，他总是呕心沥血对某个问题的独特和微妙的感受，谈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新见解。这是其随笔的优点，也是其随笔的缺点，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他杂文的“二律背反”。

    第一，表现在他对知识界的独断、平庸、盲从的批评，大胆提出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鼓吹理性的批判精神。譬如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他痛感当时知识界中许多没有个性的人，不会独立思考，只会人云亦云地复述别人未必懂、自己根本不懂的俗透了的大道理的不幸，便代表他们向社会发出大声疾呼：“还我头来！”这篇随笔提醒我们肩膀上扛着的脑袋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要有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在《知识贩卖的伙计》中，他嘲讽当时知识文化界的名流学者、教授，不过是“知识贩卖所里的伙计”，“他们把知识的源泉--怀疑精神--一笔勾销”，这样，“人们天天嚷道天才没有出世，其实是许多天才遭了这班伙计的毒箭”。

    第二，表现在他主张人应该“任性顺情”生气勃勃地占有生活，享受生活，应该“敢想”、“敢笑”、“敢哭”、“敢说”、“敢做”、“敢闯”，反对中庸之道、四平八稳、死气沉沉的人生。《泪与笑》一文，体现他独特的“逆向思维”思想，从自己感受出发，说笑是感到无限生的悲哀，泪是肯定人生的表示，是人生的甘露。在《流浪汉》中，他把“绅士”、“君子”和“流浪汉”对立起来加以褒贬，列举了文学史上许多有流浪汉习性的文学家，与虚伪的绅士不同，是“循性而动”的。

    第三，表现在他善于从矛盾对立中论述问题，发挥新鲜的见解。譬如人们在争论“人生观”，他却偏要探讨“人死观”（《人死观》）；人们在恭维“Gentleman”，他却赞赏“流浪汉”（《论流浪汉》）；人们认为失恋是痛苦的，他却认为婚后的“失恋”，才是人生惨剧（《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人们赞美春天，他却认为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跟疮痍满目的现实是协调的，而阶前草绿、窗外花红的春天同杂乱下劣的人生太不调和（《又是一个春草绿》）；人们喜欢风和日朗，他却赞赏春雨连绵，因为在阴霾四布、急雨滂沱时刻，就是连那沾沾自喜的老财也会苦闷，不似晴天丽日时那样盛气凌人，昂首阔步（《春雨》）。他就是这样总是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过人的思辨才能，殚精竭虑地去追索知识和人生的真谛，而且这种探索几乎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第四，表现在他强调“经验”与“行”的重要性，企图突破“狭的笼”。在《途中》，他认为“读书是间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才是直接的去了解人生，万卷书可以搁下不念，万里路非放步走不可”，强调“读万卷”与“行万里”相结合。但是他生活经历过于狭窄，“学校、家庭、图书馆”与“车中、船上、人行道”成为他进入生活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所以他虽以穷究知识和人生奥秘为己任，却无由探得真谛，即使是那些迸射智慧火花的警句，也不是穿越时空界限的星光。正如废名评介其散文“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

    掩卷长思，我的梁遇春印象，始终是个惊人的矛盾存在。梁遇春是个“抑郁质”与“多血质”辩证统一的人，他的性格是矛盾这两方面的起伏消长，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始终是个旁观者，“隔岸观火”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使他在《救火队》里把舍己为人、为人类扑灭火灾的救火夫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由于脱离革命和人民并且受到生活阅历的限制，尽管博学多思，聪明绝顶，也无法给在黑暗中苦苦徘徊、探索的自己指出一条通向光明和进步的康庄大道，不能不陷入深深的苦闷和矛盾。于是，在他多愁善感的诗心中，仍然笼罩着无法突破的黑暗。他的敏感而脆弱的心弦，不时弹拔出失望、凄凉的哀调。这确实是恼人的矛盾，是时代苦闷和社会苦闷的象征。

    仁厚长者文坛侠客

    周颖南，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今年来常在我的耳畔回响。越洋电话里，有他亲切的声音：“志忠，《新华文学》收到了吗？”我很是兴奋地答道：“拜读了，南洋花开，文学果结，周颖南文学专辑。”每次与周先生一聊，谈得最多的还是家乡书事。

    家乡事务，事无大小，周先生时刻关注！他与家乡书事，在莆田传为美谈。20世纪的书事我就不说，不说他与中国现代诸多文艺大家如俞平伯、丰子恺、刘海粟、叶圣陶、巴金、冰心等的深厚友情，资助大师出书的段段佳话；不说他为弘扬中华文化，为祖国的文教事业、希望工程等捐献资金数百万元，赠送图书达万册以上；单说他本世纪以来，先后捐献资金几十万元，支持家乡出版各类书籍，不遗余力地为家乡文化人专著出版写序。与他交往的文化人无不感念：周先生是一个质朴、谦逊、热情的，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仁厚长者，是一个有着慷慨侠义之风的文坛侠客。

    书画是仙游乡土文化中极为亮丽的景观。2001年初夏，《仙游古今书画选》待印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周先生即刻往家乡汇去5万元资助款，满腔热情地书写序言：“自唐宋以来，有郑良士、余日华、陈谠、蔡襄、蔡京、蔡卞、郑侨、郑芍等丹青妙手、书法名家载入史册。受先贤遗韵濡染，现当代的仙游又涌现李霞、李耕、黄羲、张英等著名画家为代表的仙游画派。”由此，他呼吁家乡书画家继承发扬宝贵的艺术传统，并资助1万元出版《李耕画集》，为《邵世霖画集》、《郑新儒篆刻》、《张响画集》等写序，衷心祝愿仙游书画艺术发扬光大！

    这就是周颖南先生的风格。当他已在南洋成家落户，却不断地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为故乡文化忙碌奔波。有人说他不是“酒楼老板”，而是“文化使者”。他年届古稀，满腔热忱却不曾退减，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他，这位海外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文艺理论家和鉴赏家，新加坡儒商代表，被誉为“南洋一支笔”。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感叹道：“我生平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既是企业家又是文学家的人，有之自周颖南先生始。”

    正是他眷恋故土文化的缘故，我有幸与周先生神交久矣。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负责编辑《仙游文学》起，就开始拜读周先生1978年在新加坡出版的《迎春夜话》，之后陆续阅读了《南国声华》、《南国情思》、《映华楼随笔》、《文化之旅》、《颖南选集》、《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周颖南新世纪文集》等30多部作品，如今书柜上摆放着一摞摞沉甸甸的周颖南厚书。这2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周颖南先生对古今中外的书画诗章、美食文化乃至佛学，无不涉猎。

    2003年我开始主编《仙谿乡讯》，周颖南先生每每举行新书发布会，便会电话告知我。收到这位“文坛健将、企业达人”的讯息后，我如获至宝，随即写成消息，在家乡的新闻媒体上发布。印象极为深刻的是，由王蒙主编的《周颖南文库》15卷本出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开辟了“周颖南文库”，收藏其作品。这是该馆设立的第一个外籍华人作家文库。我想周先生之所以获此殊荣，在于他竭诚尽智弘扬中华文化的感情，如在血液，奔流不息。在“寻根”信念的指引下，他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将中华文化在“新土扎根”，又将侨居地的文化与中华文化融汇发展，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应该是海外华文文学的走向，也是华文作家通向新生的道路。

    正是这“念根、护根、培根”的动机，周颖南先生对我这样普通的故土文人，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多年来，他与我通信中，如数家珍地诉说故土文学--郑怀兴，原来是编写地方戏剧的高手，进而撰写电视连续剧，最近推出了长篇小说《血祭山河》。这种创作热情，值得欢呼！范文林、蔡庆中等联合著作的《“三国演义”诗词歌赋试释》，为研读这部古典名著的读者，提供解读的工具。阿火编著的家乡有史以来第一部洋洋大观的《莆田方言辞典》，成为研究莆田方言的重要工具书。陈德铸推出新著《九鲤湖与九仙探秘》，表现驰骋在千年历史舞台上的另一番风景。如此助我一解乡思情之大用也！

    2008年5月，将届耄耋之年的周颖南先生，率领“家庭兵团”回乡探亲访友，祭扫先人墓园。我有幸与周先生结伴同游家乡名胜菜溪岩。沿途倾听周先生出口成章的洪亮声音，领略周先生慈祥笑容的长者风范，一天下来，尚感余兴未了，晚上又陪同周先生畅游兰溪公园，在灯火阑珊时，又在周先生旧居小憩，大家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闲聊中，周先生告诉我早年在家乡读书、写作的逸闻趣事。“儿时，我就像独生子一样受到父母的宠爱。到了可以读书识字时，父亲就教我一些简短的古文，如《春夜宴桃李园》、《陋室铭》之类的文章。到了刚刚能握笔的时候，父亲还特地装订了一本小册子，要我抄抄写写，自己端端正正地在封面上写了‘文阵雄师’。”这四个字，似乎注定周颖南要和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令他这一生时时事事都要围绕“中华文化”而竭力奔忙。显然，故土赋予了周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周颖南的言行中也包含着对故土的情深，对中华文化的至爱。正如萧乾先生所说，他让人领会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一年元旦，周先生为我的新书《守望家园》写序，催促我辛勤耕耘，打好根底，成为千千万万文化创造者和实践者中的一员闯将！他说，正是有了这样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中华文化才可得以复兴！去年周先生八十华诞庆典暨新书发布会之际，我与家乡许多文化人有机会获赠新书《文阵雄师--周颖南文库研讨会言论集》、《华人世界名家档案--周颖南卷》、《周颖南与世界华文文学》、《周颖南散文解读》、《颖南八记》等，让我获益匪浅，积淀在心中那股钦佩、敬爱之情喷然而出。

    探幽索隐情致理达

    案头放着这本文学论丛《梅溪集》，是福建师大文学院黄裔副教授的近著。每当翻阅集里的论文，就仿佛回到大学课堂，如痴如醉地谛听黄裔先生那如行云流水、情致而理达的讲授，真是记忆犹新，别样亲切。

    黄裔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5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论文收录大会论文选，在一定范围产生影响。且先后在域外、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30多篇论文，有四篇被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和《文字改革丛刊》转载，或被《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登。编著有《新编中学文言文注译评析》等三种，合著《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部高校现当代文学教材和多种科普读物。新近出版的这本文学论丛，就汇总了他的部分研究成果。

    琉球汉诗研究是此书最为突出的部分，5篇近5万言，是作者不懈探索研究的结晶。琉球汉诗，是琉球诗人用古汉语创作的诗篇，是冲绳文学天宇的一颗流星，是东方文学史上的一个哑谜。说是“流星”，指这种文学样式“生存期”仅200年；说是“哑谜”，只因琉球三度覆灭，屡经浩劫，汉诗资料散失殆尽，虽经各国研究者竞相钩沉，仍存不少难解之谜。作者借重琉球学家王耀华、徐恭生二位教授从日本带回的诗稿，才得以首开国内琉球汉诗的研究，使这本论丛具有研究上的拓荒性。

    郁达夫研究是此书精粹部分，是作者潜心研究郁达夫人品文品的体悟，许多观点道人之所未道。譬如，发现郁达夫的“三大自卑”，使人看到郁达夫自卑感的总体特征。对郁达夫恋情小说归纳的五种“情节模式”，其独到分析，为人们找到了研究郁达夫小说的钥匙。

    《〈战士和苍蝇〉考辨》考证出“苍蝇”指梁启超，解决了评论界久悬未决的问题，否定了某杂文辞典的陈源说，得到日本鲁迅专家丸尾常喜教授的认可与好评。

    《梅溪集》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资料性和工具性。《论“沉沦小说派”》、《无意树旗帜却成为旗帜》，“初探”、“五探”琉球汉诗诸篇，涉及文学观、女性观、文学思潮、心理学等理论问题；《老舍郁达夫人品比较》、《老舍郁达夫文品比较》诸篇，透过现象看本质，能“找出规律，上升理论”。《〈战士和苍蝇〉考辨》、《追本溯源：重探现代评价派》诸篇，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再探”、“三探”、“四探”、“五探”琉球汉诗等篇章，参阅乾隆年间礼部奏折，考查日本《那霸市史》的许多家谱及《久米村史》等资料，且屡用条目形式，对诗人、诗集进行诠释与介绍，便于读者理解，显然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

    理趣与情韵之美

    郑清为是仙游县作协主席，《仙游文学》主编，省作家协会会员，与我共事十几年，我觉得他是一位专心致志于读书作文，追求纯正艺术趣味的传统型文人。这位关心呵护文学青年的慈祥老人，退而不休，笔耕不辍，继诗集《枫叶心痕》出版之后，新近又出版一部散文集《笔影情痕》。我认真通读全文，一种以前就有的对他散文的感觉，现在似乎更加强烈了，那就是他的散文追求简练朴实，用最少的字句，传达最微妙的情思，表现出独有的理趣与情韵之美。

    清为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作家，他很注重散文的说理艺术，并在写作中锲而不舍地探索。他曾经对我说：“写散文，要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当然，清为散文中所言之理，并非是枯燥无味的抽象说教，而是情的滋润，趣的韵味；从表现形式来看，清为散文中所体现的理乃是与事、景、情相融合。作家的人生智慧通过这一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生动而传神，深入而通透。

    纵观清为的散文，可见他写的比较富有理趣的散文，大凡是他平时习以为见的常物，且为他较为亲近而感情有所寄寓者。如《菊之恋》一文写道：“这些菊苗多系掐茎断根插条培植，它们无怨无悔，一经插入泥土，浇以清水，早则三五天，迟则八九天，即便吐芽伸叶，当年栽培，当年开花，秉性平易近人，不养尊处优，不媚不俗，不亢不卑，给我留下极好印象。”最后作家由这一现象的描述、分析，抒发自己的感情：“由之，爱菊之心愈炽，恋菊之意愈强，似乎那天空的云彩，那太阳的光芒，那海潮的浪花，那人间的真情，无不与东篱菊花有关，无不属于菊花之钟情者。”《石痴》一文情趣盎然，理趣诱人，作家以石自喻，确实有入木凿石之感；文章最后写道：“我爱石，我痴石，我愿与中华大地上所有石子一起闪光，我愿作为人民手里的一颗小石，至老不辞，至死不二。”这种情感的流露，与《根》一文有异曲同功之妙：“他们说，老根从地下走向地上，贡献之心不灭，生命之火不熄，既可被人引为燃烧，亦可被人创作艺术。”《蕃薯》抒写自己对蕃薯的深深情结：“我尤喜欢极普通极凡俗的蕃薯具有极鲜明的性格，无论受人宠爱或遭人歧视，依然插条成活落地生根默默成长无私奉献，从无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自满、怨悔或动摇。”这些哲思妙趣，显得圆融通脱，言近旨远。

    正如一位散文作家所说的，“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如《山之魂》一文，寄寓着作家的人生体验和处世态度，极富有情韵之美：

    看茫茫尘世，喜见“无尘”之奇，因有“无尘”之悟，深感“无尘”之可赏，教我倾心爱慕而生“无尘”之恋么。我徜徉于“无尘山庄”之畔，流连忘返，或立或坐，或偃仰，或欹卧，深深地呼吸着唯有此处才有的“无尘”的新鲜空气，尽情地享受林荫深处流出的绿色清风，怡然自得地回味着被山花的芳芬薰染过的燕语莺歌，悠悠陶醉在这举世无双的“无尘”风景里，借此上山的难得机会，敞开胸怀，摊开五脏六腑，亲切地体验山庄与我心灵所产生出来的“无尘”感应，任纯净的阳光伴和泉声流注心田，冲刷心垢，排闼杂念，升华人格，陶冶品行，拒绝市尘世浊对思想家园的侵蚀，远离名利欲望堆砌的人造迷宫，把“山斗尽文章”的郑樵读进永远的岁月，把“无尘山庄”读成至纯至洁的人生圣地。这段文字叙中有议，议带抒情，情理交融，迭宕回旋，有理趣隽永情韵悠长的特点。

    拢起永远的情结

    王斌的散文，大多首发在市报副刊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与王斌相识之后，便开始陆陆续续地读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常常为他的真性情、真体验所感染。

    这次王斌将发表过的前后相差十多年的作品收编成集，显然是他写作道路上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小结，记载了他文字成长的一个过程。不久前，我拜读了这本名为《春雨潇潇》的散文集，感到别样亲切。

    “情从肺腑出”，我十分欣赏“乡音悠扬”、“灯下心语”这类散文，写得细腻、流畅、情真，体现了作者文字功底下的一股股不绝如缕的情愫，拢成了一串串永远的情结。王斌的散文正是毫不矫饰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和心灵，所以能如此感人。这在记述家事、忆念亲人的一类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挚厚朴。如《故乡的小巷》“勾起一段令人思索与回味的历史”，《家有一棵龙眼树》“以平常心善待生命，常葆生命的活力，去创造新的生活”，《春夜寻父》“在熙熙攘攘利往利来的世俗尘埃中，父子之间该有一口不干涸的泉眼”。我觉得《春雨潇潇》中最见性情的文字，当推与母亲有关的篇什，如《叮咛》的母子情长情深情细腻，品之怦然心动，《永远的思念》的“最使我思念的还是母亲”，款款心曲，情动于衷。还有《清明时节忆母亲》、《飞不出的思绪》等篇，写母亲的勤劳、写母亲的慈爱、写母亲的细心……一个细节，一句对话，都是那样的情深意切，都似刀刻斧凿般地打动人心。

    “逍遥游屐”专辑里的游记文字，虽然所写之景，多是大家所习见，但当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去浏览这些山山水水时，不乏有美的享受和新的发现，作者对事物作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一处胜迹，一幅景色，一个事物形态，他能从不同角度作细致的描绘，并从中释放别样的心智情感。如《初识华山》，作者描绘华山是为“留给人间一种粗犷美、奇险美、自然美，再也没有别的欲望”，从而联想到自己没有华山般的骨气，常常囿于名利的欲望中，还在尘嚣重围中东奔西突，表达了自己羡慕华山那样气昂神清、恬淡无邪、荡涤尘世的超凡脱俗的生存方式。还有如《静静的苹果园》重新认识朝夕相处的大自然，《天下沙漠第一泉》对宦海显贵也作了一番刻画，“在大自然面前以虔诚超然、净化的面具，祈求神圣如佛的灵光”。《依偎鸣沙山》的“大自然的美在于公允，在于高洁，在于隽永”，作者用自己的话道出了绘景中感悟的人生哲理。

    “岁月驼铃”专辑里的人生况味、生活启悟，有让我为之动容的段落，也有让我深深记忆的片断，仿佛是一股清泉缓缓地流入我的心田，让我时而莞尔，如《偶涉阅览室》里的我“欲想辩言，却又忍气吞声，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后，也就心平气静”；让我时而深思，如《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世界鲜花如毡，世俗的眼光凉心彻骨”。作者回眸知青生涯，一只“猪肚袋”装下了故事，虽然“故事不多，但真实且美丽”，留下了生命的印记，成为化不开的知青情结。“鹅毛飞絮”专辑里的短文，如《秋夜写意》、《面海小语》、《太阳礼赞》、《相信明天》等篇什，就像一首首乐曲，让人不住地侧耳倾听，去感觉那共同的脉动、憧憬和寄托。

    十多年来，王斌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才有这部《春雨潇潇》的问世，我相信作者坚持走下去，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我的散文观

    散文是我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若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不好。如同人家向我打听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他有什么特征？我倒一时无从说起了。

    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我也可以说，散文的范围包括得很宽，比如说通讯、特写、游记、杂文、小品文等等，我们所熟读、所喜爱的《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陈情表》、《李陵答苏武书》、《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不管它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表”、是“书”、是“文”、是“言”……其实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来说理，来歌颂，来讽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有时“大题小做”，有时“小题大做”，从一粒砂来看一个世界，真是从心所欲，丰富多彩！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顷，迅速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得无处追寻。

    因此，要捉住“灵感”，写散文就比做诗容易多了，诗究竟是“做”的，少不得要注意些格律声韵，流畅的诗情，一下子在声韵格律上涩住了！“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这一歇也许要歇上几天或几十天，也许歇得只剩下些断句。但是，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的语言。这语言乃是他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有音乐性的语言。

    我以为，散文不仅可以对读者“动之以情”，而且可以动之以理（通常说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趣（通常说的是“引起兴趣”），动之以识（通常说的是“引人入胜”），动之以志（通常说的是“鼓舞人心”）……这里的“动”，不仅是感动，还可以是触动、推动、挑动、煽动、打动，或是动心，动容，动气，动愤，以至于动魄惊心。

    因此，我认为散文作用于读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那种把散文归属于纯文学，进一步以为抒情散文才是正宗的观点，是狭隘的，不利于散文发展。在诸种艺术互相渗透影响的今天，应该有广义的散文观，也就是广义散文，包括抒情散文、杂文、随笔、小品、书信、通讯、笔记、讲演……散文的昌盛和散文巨匠的出现，都需要这样一个广阔而丰厚的基础。我以为如此。

    驰骋诗情“三仙”间

    自2011年6月10日起，中外诗人在仙游进行为期3天的采风。他们把仙游的“仙景、仙梦、仙作”作为创作主题，在仙游优美的自然山水中，丰富的人文景观中，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启诗歌创作灵感，给世人献上《映像·仙游》诗集。这是中外诗人以实际行动给力港城“后花园”，为推介仙游所进行的一次文化创意活动。

    仙游，早在古代就“人因地而成仙，地因仙而成名”。近年来，仙游把集聚全县最主要旅游资源、占县域面积二分之一的北部山区7个乡镇划入生态旅游经济区，以整合旅游资源为抓手，统一开发经营九鲤湖、麦斜岩、菜溪岩等十大风景区，打造祈梦度假、体验观光、工艺休闲、民俗文化等十大功能区，培育新型生态产业集聚区，创造“山、人、水”相融合的人间仙景，成为湄洲湾港口城市的“后花园”。

    于是，仙游叫响了“梦幻仙游，海西仙都”品牌。仙游作为中国梦文化之乡，成为我国汉族居住区祈梦风俗的发源地，九鲤湖供奉的何氏九仙是我国民间流传历史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司梦神灵。当前，仙游举资建设九鲤湖核心景区“中华祈梦园”、“九鲤圆梦园”等祈梦项目。仙梦融通“天道”，通过诗人的浪漫情怀和现实感悟，演绎仙梦传奇，展现仙梦魅力，实现诲人以砺志启智、自强不息，催人以惜时奋举、无愧苍生！

    而今，与仙景、仙梦并驾齐驱的“仙作”，打造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并因此而饮誉四海。此次，中外诗人在感悟“仙作”

    时，既有奔腾豪放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有婉约流畅的抒情气息，他们一直在用一颗诗人的心感悟着“仙作”的裂变，张扬“仙作”藏富于民的功绩。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历可见，成为他们创作创新的源泉。

    仙景、仙梦、“仙作”，构成仙游文化的三大元素。这次“三仙”成为中外诗人创作的三大意象。他们在仙游所写之“仙景”、所咏之“仙作”，即为客观之“象”；借“仙梦”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映像·仙游》，必将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

    简论美的本质

    “美是难的！”千古浩叹，恰似蒙娜丽莎的微笑，谁个识透。因此美只能接近，而不可穷尽。初涉美海的我，循着长者的珍贵足迹，漫步在美学园林里，或许能从地上拾起一瓣落英，从枝头摘下一朵彩云。

    人们欣赏美，其实就是对在对象上显示出来的自身本质力量的观照。诚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自己的。”我散步在花园中，红杏含笑，碧桃点头对人说：“认识你自己！”我徜徘于日月星辰的璀璨光辉之下，日月星辰都向人注目致意说：“认识你自己！”大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精灵。我欣赏松柏的美，是取其坚贞不屈、具有生命力的一面；我欣赏杨柳的美，是取其婀娜多姿、含有春意的一面；我欣赏平湖秋月的美，是取其浩洁宁静、玲珑透彻的一面。所有的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我的审美对象，是因为“物中有我”，我之所以能够欣赏这些事物的美，是因为“我中有物”。固然是客观事物的美引起我的美感，但我所能欣赏的，总是我自己所具有的，对象是我的一面镜子，从中我照出了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所以，离开了人，离开了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就无法对美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论述。

    人能够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特点、属性和规律使其发生某种变化，同时实现自己的目的，在上面打上自己的性格和意志的印记。恩格斯指出：“鹰比人看得远得多，可是人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得多的嗅觉，可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物件的特定标志的嗅味的百分之一。”因为人不仅要认识外在事物，而且把自己的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识对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只有当人类的本质力量在实践过程及其成品中感性地显现出来，得到人们的观照，引起人们感情上的愉悦，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才能形成。美就是这样地在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形成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

    当然，“癞虾蟆不会被误作白天鹅”，美是有其客观性的。李泽厚认为：“美与善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都只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才有意义。宽广的客观社会性和生动的具体形象性是美的两个基本属性条件。”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是个成熟青年妇女的肖像，清秀端丽，仪表大方，最吸引人的是她那种神秘莫测的微笑，充分显示了她丰富瑰丽的心灵美，刻画出一个非常高雅优美的性格。画家以其独有的敏捷捕捉住蒙娜丽莎灵魂深处，似乎有着深藏的、颇费猜测的东西，用生花妙笔描绘出永葆青春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比真人还要生动”的肖像杰作，塑造一个撩开了中世纪的面纱，蕴含着对新时代的无限喜悦，满怀憧憬地走向生活的妇女典型，是达·芬奇用自己全身心来完成的。这幅画既是佐贡多夫人的传神写照，也是画家的美学理想和性格自我表现，是美的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完美统一的典范。

    列宁曾经说过：“人的有目的活动”，是“客观的过程”的形式。可以说，主体创造美的活动，必然具有客观性。尽管在欣赏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个性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存在着独特的审美要求，所以各自的审美感受也可能不一致。对于大海，情人会把海浪看成柔情的浪波，孩子会把涛声说成是慈母深情的歌，水手会把海洋比作是思情的泪水汇合成的。但这些不同的感受，都是由不同欣赏者的生活实践的所决定的，而非自我意识的随心所欲。因为美从本质上看，都是来源于主体与客体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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