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体制的关系，从千百年的文学史来看，没有体制，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但没有文学，体制却依然强硬的存在。文学在躲避着体制，但文学不可能从整体上离开体制而存在。这就是文学和体制的关系。从中国最早的第一部诗歌集《诗经》说起，《诗经》中除了那些民歌、民谣之外，大量的是那些直接描绘宫廷生活场景的诗和专为宫廷演唱而作的诗作。这些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体制的产物。而《楚辞》，则同样和当时的社会体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就没有悲愤的屈原。没有悲愤的屈原，又哪有今天瑰宝样的《楚辞》？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有那些大量的唐朝的“边塞诗”，这些，大多与政治生活及体制形态密不可分。还有我们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要么是直接描绘社会的政治生活，要么是体制笼罩之下的家族生活；而从家族日常中体现的政治与体制，却是更为细腻、复杂的政治。后边一部的《西游记》，从表面看，和社会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里边的结构形态和我们的社会形态是何其相似，比如“大闹天宫”中的天神们，他们的座次、权力、等级，和我们人的政治生活有什么差别？就连唐僧、悟空、八戒、沙僧这师徒四人之间，也有着等级这种体制的约束。在这师徒四人中，为什么人们是如此地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从根本说就是喜欢他大闹天宫的那种精神，那种敢于为人所不敢为的精神，敢于蔑视等级和权力的精神。
说到《西游记》，可以讨论古典文学中另外一种离政治体制较远的作品，代表人物自然是陶渊明，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大量的田园诗，今天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另外一脉美之又美的作品，比如李渔的一些小品，周作人的随笔，沈从文的小说，直到当代作家汪曾祺的作品。这一脉文学，他们似乎是田园的，日常的，唯美的，远离社会生活的，但他们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他们与社会体制、政治生活鲜明的态度，那就是鲜明的对立和远离，甚至是逃离，躲避。换句话说，没有他们体验、洞察过的政治生活，也就没有他们心之向往的远离社会的田园生活，也就没有他们一系列的唯烟火为美的田园诗、日常短文和田园小说。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文学作品无法真正地逃离体制而存在，逃离社会而存在，逃离政治而独自发展。这不仅因为逃离本身就是体制的外衍，另一方面，只有混乱、复杂、强烈的体制生活才能证明田园作品存在的不朽的意义，如果体制的生活充满清明、秩序和田园之类，这些田园作品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失去了他生长的土壤。
另一个问题，是作家面对体制的立场问题。面对社会生活时的态度问题。换言之，文学并不一定要躲避政治，问题是你在写作时和社会政治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暖昧、默契的态度，还是强烈对立的态度，再或是疏远旁观的态度。我们可以分析世界上所有的名著，尤其是那些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名著，在内容、体裁上就取材于社会重大题材的作品。从俄罗斯文学说起，早一些的如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臣》，在面对社会体制和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时，作家的态度是嘲弄、讽刺和批判。在批判中幽默，在幽默中痛心。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说《卡拉马左夫兄弟》《白痴》《罪与罚》，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前夜》《父与子》，直到契诃夫大量的中短篇，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态度，在面对社会政治时，无不是冷峻的分析和批判，无不是对人、人民、民族和土地怀着博大而深沉的爱，而对体制怀着清醒的认识和批驳。再向后说，帕斯特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和社会体制的关系何止是分析批判，简直就是剑拔弩张。再说欧洲这一时期的名著，如大家熟知的《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还乡》《金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它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挂在嘴上的名著，除了作品本身所包含的不朽的艺术成就之外，还有就是作家与社会那种对立的紧张关系。没有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就没有小说中震撼人心的张力。文学到了20世纪，作家、文学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文学开始疏远社会内容，转向自身的探寻。在故事中，对社会体制的那紧张关系不是说得到了缓解，而是说有了一种放弃。社会形态与人物那种复杂、深刻的紧张关系被推向了故事的幕后，成为一种淡淡的模糊的背景，而人本身，人的内心，人的混乱意识等等与相关的——而不是与社会相关的那些变异的东西取代了社会形态在故事中的地位，占据了小说最为刺目的位置。还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够准确但却明晰的表达，18、19世纪的文学，是在社会生活中刻画人物，而20世纪的文学，是用人的复杂性来排除社会生活，淡化社会生活。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我们能够数得上来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克鲁亚克的《在路上》，艾伦·金斯堡的《嚎叫》《祈祷》，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还有《兔子跑了》等作品，其社会内容仍然构成小说的主要成分，仍然是作家们和社会保持紧张对立的关系。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20世纪拉美文学的崛起。在崛起的拉美文学中，他们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也同样和他们的国家、社会、体制有着紧张而复杂的关系。拉美作家不回避这种关系，而是在作品中进行大量的描绘和展示，从写作内容上讲，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某种相似之处。虽然，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总体看似乎小说的内容是社会内容在退场，在移位，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在热切地关注着作家本人所处的社会，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体制，仍然产生了一大批无愧于20世纪的经典名著。这就进一步证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关注还是不关注社会、政治和体制，而在于如何地关注。我们经常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是他永远持有对社会独立的批判精神。作家可以如陶渊明那样立足田园，疏淡体制，但你不疏淡，不逃避时，那一定是有着鲜明的写作立场，没有这样的立场，没有这样的关系，你就不要去写作。
谈到了作家和体制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应该面对，那就是作家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这是不需要去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却有许多作家没有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他写了一辈子的作品，写了五百万字，八百万字，一千万字，都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也就等于没有自己的文学，哪怕你的确写过一千万字，哪怕你的小说曾经非常畅销。但是，单有自己的文学观还不行，因为文学表达的主旨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你身边的那个世界，那个成为了历史的世界，所以，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世界观。要有独立的对世界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要能以自己个性的认知能力来判断世界和历史。文学不怕偏颇的、极端的，哪怕是狭隘的、错误的对世界的看法，但文学害怕你对世界没有看法，害怕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人家对世界的看法，是人云亦云的对世界的看法。一旦你对世界有了“我的看法”，你在写作时，你在面对文学和体制这无法摆脱的关系时，你的写作就不会是僵硬的、老化的。同样是和社会保持着紧张对立的关系，但你的作品，一定和他人的作品有着根本的区别，就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不同样，因为他们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观，而且还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托尔斯泰对世界怀着深切的博爱和宽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对世界怀着令人震颤的冷静。托尔斯泰对他的民族和他的生活用他情感的血液去抚摸和过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用他因理性而发冷的骨骼去梳理他的民族和生活。正是这样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成就两位俄罗斯的文学巨匠。
2006年12月17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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