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末时，我曾经为《小说选刊》写过一篇文章，叫《仰仗土地的文化》，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不很确定地说：“那些真正从土地的历史中产生的民族的与人群的观念、关系、血缘、宗法、制度、风俗、道德以及特有的政治形式、争斗形式、生存形式和纯属某一块土地上的音乐、文学、诗、戏剧、神话、传说、歌谣、美术等文化范畴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土地文化的主干。”现在，我想应该把我说的“纯属某一块土地上的音乐、文学、诗、戏剧、神话、传说、歌谣、美术等文化范畴的东西”，都归属为民间文化。都是民间文化的元素。民间文化，不仅是民间的，草根的，它也是某一地域的。强烈的地域性特色，使它只属于某些人，而不属于所有的人。

    有的人，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的滋养，比如所有的乡村人；有的人缺少或者干脆就不受民间文化的丝毫影响，比如一部分的都市人，尤其是大都市的人。我有幸出生在乡村，有幸受到了许多民间文化元素的滋养。换句话说，没有民间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我的小说创作就不是今天的样子，而是另外一番别的模样。

    在民间文化的元素中，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应该是地方戏。是河南的豫剧、曲剧、越调等。老实说，我对地方戏的偏爱，胜过于对许多名著的偏爱。比如你们东北的“二人转”，每次到东北，我都要到剧场去看一场。“二人转”，我以为是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当然不是萧红的小说，也不是今天迟子建的小说，它有些像30年代张天翼的那些小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东北真正优秀的作家并没有受到多少“二人转”的影响，像萧红的作品，那么诗意，那么透明，那么忧伤，几乎和“二人转”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迟子建的小说，温暖、美，也透着明净的诗意，但也和“二人转”没有多少关系。她们的小说都有浓烈的民间文化，但没有太大的“二人转”的影响。但我的小说，有着很强的河南戏的影响。比如说故事，我的小说都比较注重故事，注重人物的情感冲突，这和舞台上讲究的戏剧冲突有一脉相连之处。还有语言。大家说《日光流年》的语言如何如何，尤其说得多的开头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大家想一想，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秦腔，几乎所有的地方戏，在表现舞台人物要死时，是不是都有一大段伴着音乐的程式表演，然后是在突然之间，乐断锣响，人物轰然倒地，气绝而亡。这是不是锣声嘭的一响，人物便要倒地死亡？“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这是《日光流年》全书的开头，也是全书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的基调，可它和舞台戏的死亡与音乐是何等的相似，如出一辙。河南的作家张宇说他在看《日光流年》时，简直就是在看豫剧的大段唱词。由此，大家可以想象我小说和地方戏的某种关系。在全国的地方戏中，河南豫剧有其它剧种无法比拟的优势。豫剧能唱悲，能唱喜，能高亢，能悲壮，能诙谐，能幽默，能诗意的叙述，能大刀阔斧的跳跃，可是国戏京剧，却更适合高亢和悲壮，而不是太适宜委婉凄楚。你们想，京剧中有多少唱段能催人泪下？并不多，几乎没有。而南方的戏，昆曲、越调、黄梅戏，则剧剧委婉，段段凄楚，而有哪一出戏能像京剧样高亢悲壮？同样是几乎没有。可是豫剧，这些情感元素却都在其中，都宜于表现。很多人说《丁庄梦》读起来一唱三叹，其实你不妨就把它看成一出较大的豫剧小说就行了。或者说，它就是用散文叙述体写的一出豫剧或者曲剧罢了。

    小的时候，我随着母亲到我们村的剧场看豫剧，尽管是“文革”，尽管那时候演的都是移植的豫剧《红灯记》《沙家浜》和新编的豫剧《焦裕禄》，但这些戏仍然使少年的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现在，河南电视台有个栏目叫《梨园春》，主要内容是地方戏唱段的擂台赛，每到周末，有时间我就会打开电视去听，去看。久而久之，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方戏走进了你的骨髓，如何会对你的创作没有影响？如何在你的小说中没有表现？

    其次，民间文化元素中对我影响较大的应该是民间文学。我说的民间文学包括民间传说、寓言故事、民间歌谣等等。这些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藏，它的丰富，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不光是说我们文学最早的源头是民间文学，一切文学与艺术的源头，祖师爷都是民间文学；而且还是说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丰富到无可丰富，复杂到无可复杂的境地，但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在民间文化中都有对应的表现，都能找到一脉相承的根源。比如说爱情，这是永恒永恒的文学内容，可我们民族的四大悲剧传说：“白蛇和许仙”“化蝶”“天仙配”以及“孟姜女”等，大家想想，是爱情的至纯至美没有表现出来，还是爱情中的等级观念、贫富差距、城乡区分、金钱至上、权力至上、性差异以及爱情中最常见的见异思迁，这些可能导致爱情悲剧的因素、根本，都在这些传说中有所揭示和描绘。还有我们小说最常表现的门第、权贵、黄金，凡是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表现过的，几乎民间故事中都有所涉及，无非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表现的深度不同罢了。我看过巴西作家保罗·戈埃罗的一本小说，十年前翻译过来叫《炼金术士》，几年前再译再版时叫《牧羊少年奇遇记》。这两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都不是好名字，两次出版都没有在中国卖好，但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小说，在拉美，在欧洲，在美国都卖得极好，是克林顿一家人最爱看的一本书。翻译了三十多个国家，畅销全世界。它讲的是巴西的一个少年，三天同做了一个梦，梦见埃及的金字塔下边某某处的地下，埋有无数的黄金和宝物，于是，巴西乡村的这个牧羊少年就在某一天赶着他的羊群到埃及寻宝，路上经历了无数风险、饥饿、被盗、羊群死尽以及坏人的诱惑，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到了埃及的金字塔下，按照梦中的指引，在某一处找到宝藏，挖开之后，发现了木箱、罐子，一层层打开，一个个打开，最中心的罐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纸条，上写着：“真正的宝物不在这儿，而是埋在你家房后的某某树下。”于是，孩子又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了家里，站到了他家房后的某某树下，忽然明白，他不用再去那树下挖宝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宝物，宝物就是他历经磨难，长大了，成熟了。成长的经历就是他的财富，就是他要找的黄金、宝物。这是巴西作家戈埃罗的小说《牧羊少年奇遇记》的故事，可这个故事和我小时候听到的民间故事一模一样。小的时候，城里孩子看的书是《安徒生童话集》，我们听的就是这样的民间故事。说某某村的一个孩子，梦见遥远的地方埋着一罐黄金，他第二天天亮启程，逃荒要饭，春夏秋冬，帮人干活，帮人打工，所吃的苦头和牧羊少年一模一样，但学会了一身劳动的技艺。可到他梦见的地方，把那地方掘地三尺，果然挖出了一个中国套盒，一个一个盒子打开，最里边的盒子里也同样一无所有，但有一张纸条，上写：“黄金就埋在你家后院的枣树下边。”这孩子回到自家枣树下边，挖地三尺，挖出一个罐子，罐里有一张纸条，这孩子看看纸条，微笑一下，又把那纸条和罐子埋在了枣树下边。

    从此，这孩子长大了。

    因为，那纸条上也这样写着：“你长大了。”

    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朝着东南走》。现在，大家比较一下，我们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巴西的民间故事是何其相似，几乎同根生成。而一个地方是在遥远的拉丁美洲，一个地方却是世界的东方。我为什么说这些？这就是说好的民间故事的世界性，跨地域性。开始时，我讲到民间文化的地域性特色，特点，属性，使它只属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而不属于另一地方，另一些人，但它转化为文学之后，故事中那些内在的，根本的东西，就超越了地域性，只有了跨地域的因素，使民间故事有了现实的文学意义。为什么大家谈到我的小说都会说到神秘性、寓言性，如《受活》《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和《丁庄梦》等，其实，和我说的民间文化，民间传说不无关系。甚至有着直接的影响。

    2006年12月19日下午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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