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二）

    从1929年《灭亡》问世起的五六年时间，既是巴金的创作高潮时期，又是他的精神危机时期。这期间的巴金几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流浪在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巴金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线路是：上海——福建——广东——青岛——北京——东京——上海），直到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他的朋友们邀他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也找到了自己在文坛上所建立的积极的价值取向。

    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的人生道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给了巴金一个确定性的知识分子岗位，而且帮助他完成了一种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新文学的知识分子队伍主要是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流浪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前者往往没有固定的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他们以笔为旗，聚集在现代都市里，厕身于社会底层，吸收各类流行信息与观念，观察各种社会阴暗与罪恶，他们才气横溢又备受压抑，思想激进又意气用事，他们的创作里喷发出一股巨大的怨恨力量，冲击着平庸社会的常识常态；而后者，因为有确定的工作岗位而比较务实，他们对现实也充满清醒的批判意识，但不是偏激的怨天尤人，而是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在平凡工作中一步一步积累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丁玲以及大大小小的左翼作家差不多都属于前者；而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朱自清、夏硏尊、老舍以及后来的沈从文等均属于后者。在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意识逐渐向大众的市场意识转换的过渡中，两者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前者敏锐、浮躁、激进，受到的压力也相应比较大，这往往使他们的事业追求有好的开端却无善的终结，不免陷于失败的悲惨处境；而后者因为有比较稳定的生活保障，容易获得社会信誉，对文学主流的发展能够产生影响，荣誉多于前者。巴金早期显然是属于流浪型的知识分子，但随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和出任总编辑，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也逐渐确立起来，对社会和主流文学开始产生比较稳定的影响。

    我在《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大众之间》一文中探讨了巴金作为一个流浪型知识分子在政治信仰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状况到了1935年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仁们，可以说是一个怀有安那其理想的文学青年团体，他们不是政治性的团体，而是文化性的团体，他们有着鲜明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关系，最初推出的文化生活丛书也是有着明显的安那其色彩，在经营形式与方法上，他们按照安那其的劳动原则，像巴金、吴朗西等人，都是义务地奉献而不取报酬，只知耕耘不问收获是他们理想的工作态度。但即使如此，有了明确的社会工作岗位以后的这群青年人，也不再扮演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的角色，也不再承担边缘性的文学先锋的职能。他们在出版实践中不但完成了从流浪型知识分子向岗位型知识分子的转型，也完成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换。1940年代，巴金主持了《克鲁泡特金全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却不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名义，另以平明书店的名义刊印，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编辑出版中外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文学丛刊》《译文丛书》、一系列长篇小说和戏剧书系。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保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中流砥柱。本文并不准备全面探讨巴金在文化市场中的实践和成就，所以把话题集中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在新文学从先锋走向常态的文学主流的过程里，巴金的成功之路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之于巴金人生道路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发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他与鲁迅发生了联系，成为鲁迅旗帜下文学新生代中的一员。我经常在有关鲁迅的传记里读到鲁迅的晚年处境孤立的说法，为了突出鲁迅晚年的悲壮，许多学者把鲁迅描写成是一个四处树敌、心境凄凉的孤独老人。其实这是错看了鲁迅，也不理解鲁迅所具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素质。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奋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早年支持光复会的反清，中年加盟《新青年》，后来又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最后又担当起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责任，成为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鲁迅总是寻找到社会上最有活力、最有革命性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的思想之前卫可能已经超越了那些思潮，但他仍然愿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结为盟友，共同担负起战斗的责任。但是，在鲁迅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就在他与周扬等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左联也濒于解散（不久真的解散了）之际，也就是他为了对付同一阵营里的冷箭决定“横站”的时候，他发现在他身边活跃着一批值得信任的文学青年。这批青年中有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有来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和吴朗西，有帮助他编辑《译文》的黄源，有先编《自由谈》后编《中流》的黎烈文，有主持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出版的赵家璧，有编辑《作家》杂志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青年中间，最有活动能量并能够团结人的是胡风和巴金，当时因为巴金的关系使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如章靳以（主编《文季月刊》）、萧乾（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等也间接地围绕在鲁迅的周围。我把这批青年作家和青年编辑称为当时的“文学新生代”，他们年纪相仿，都充满了热情和理想，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仿，对当时的黑暗环境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中少数是左联成员，更多的是站在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也有的是被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排挤在外，更有像萧红那样没有参加左联，却自觉追随鲁迅的青年，他们几乎都是从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从事喜欢的文学事业。他们身上没有一般流浪知识分子常见的毛病，如浪漫成性、偏激好斗、狂妄自大、不负责任、喜欢窝里斗等等，而是对文学充满信心，认真向上，真诚待人，对鲁迅先生都满怀着自觉的敬意，愿为先生做任何事情。一般学者对此的解释，常常是偏重鲁迅对青年人的呵护和支持的一面，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任何关系的合作都是双向的，当鲁迅对那些青年人满腔热情地给以支持时，他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左联“元帅”们所不具备的信任感和希望所在。当时有个日本人问鲁迅为什么要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合作时，鲁迅用很赞扬的口气说，巴金做事认真。鲁迅识人是从具体的行为着眼的。[533]

    巴金就这样成为鲁迅旗帜下的文学新生代的一员。从文学史的角度似乎还很难为这个既非社团又非组织的作家编辑群体命名，这批青年是当时上海文坛上最活跃的力量，又掌握着各种生机勃勃的现代传播媒体——刊物和出版社（所以当时鲁迅的声音可以在几家刊物上同时发出，足以振聋发聩），正能够发挥积极而健康的作用。鲁迅把他们团结在身边，支持他们各种文学出版活动，也深得青年们的尊敬。就这样，在克服党派与宗派的争斗，超越流派与社团的局限，独立于官方和左翼宗派势力之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一次展示出极有光彩的一页。如果鲁迅不是因为肺结核过早去世的话，以他为旗帜的这股新生力量在未来文坛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一点，当时身处中共地下党领导地位的冯雪峰已经意识到了，当左联解散、鲁迅拒绝参加周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时，这批文学新生代也都拒绝参加，还发表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双方对阵的架势也已经摆开了，冯雪峰立刻嘱咐茅盾两边的活动都要参加，这显然是有着明确的统战的目的。[534]但由于鲁迅突然去世，这一文学新生代的积极能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他们最后一次集中的能量爆发是在鲁迅的追悼活动中，真是有声有色，负责护送灵柩的正是这批倾心于先生的青年人。这以后，抗战的炮声催促他们各奔东西，各自经历了命运的考验。但鲁迅的精神传统也在他们这一代的文学实践中继续体现出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胡风和巴金：一个创办《七月》《希望》，以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文学观影响青年作家，特立独行中团结和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另一个则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岗位，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新人。他们在1940年代以后的文学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显然超过了他们个人的创作的影响，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即成为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学团队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地比较鲁迅与巴金两人的言论及其表述方式，那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容易淹没一切本来更加值得注意的相似性。但如果深入到两者关系的发生及演变的全过程去看，他们之间的继承和联系是相当深刻的。巴金对鲁迅的认识有过一个质的变化。在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之前，巴金与鲁迅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但由于彼此间生活圈子的不同，好像没有什么亲密来往的机会。1930年代前期巴金是一个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的激进的反抗者，个人行为上基本与文坛主流不直接发生关系[535]，他只是以发行量越来越大的创作实绩来普及和传播新文学的精神传统，但是在1935年以后巴金亲炙于晚年鲁迅的人格精神，并具体地在鲁迅身边工作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巴金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与文坛的疏离感很快消失，而且渐渐地卷入了文坛冲突和文坛活动。鲁迅晚年与周扬集团的两次大冲突，一次是“两个口号”之争，引起争议的是胡风的一篇文章（当然背后还有冯雪峰和鲁迅）；还有一次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发布，而起草者正是巴金和黎烈文。这是巴金主动请缨捉笔的结果。[536]所以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雄赳赳的信里，把胡风、巴金、黄源三人列入主要攻击对象并不是无的放矢。[537]鲁迅撒手西去，配合鲁迅编辑《译文》的黄源不久也离开上海去了苏北战区，巴金则坚持编辑出版《译文丛书》，推出了五十多种世界名著，把鲁迅生前规划的工作计划一直坚持到195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文学社、译文社、中流社、文丛社等四家杂志联合组成战时刊物《呐喊》（后更名《烽火》）宣传抗战，之所以取名《呐喊》也是有继承鲁迅的意思，这家刊物列名主编为茅盾和巴金，但自始至终的编辑工作也是巴金一人在承担。在这个民间工作岗位上，巴金一直默默承担了文学薪传的工作，他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全面的，不仅仅以创作传播自己的影响，而且通过编辑出版工作、培养新人、团结作家、翻译大量进步的思想读物……来传播和普及他的理想。许多文学青年都是在他的推荐下走上文坛，从而坚定了一生的文学道路。

    我过去读过一份萧乾在“文革”中的检讨交代，这样介绍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文学编辑圈的情况：“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底子比不上开明，但能拥有新作家特别多，这样使巴金在文艺界形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实际上抗战前巴金、靳以及我（指萧乾本人——引者）三个人是形成一个小圈子。”[538]这一说法至少反映了当时以这批年轻编辑为中心的新生代的产生，这是结合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学力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文学生力军。但是萧乾这个说法也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在抗战前文学新生代的真正的“核心”只能是鲁迅，不可能是巴、靳、萧三人。但在抗战以后的文学活动中，巴金在编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可以肯定的。19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巴金和老舍两位非左翼作家的推崇，显然不完全出自文学上的评价。抗战前，巴金和老舍与一般的非左翼作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抗战的文学实践中就不一样了：老舍整个主持了文艺家抗敌协会的日常工作，成为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巴金则通过他的民间出版工作，把一大群作家团结在周围，也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巴金从一个边缘的自由撰稿人和文学先锋，通过民间工作岗位的实践，终于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学领军人物。

    2005年10月24日于黑水斋

    （初刊《文艺报》200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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