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以后，面对文学领域留下的巨大空白，有人试图重新选定一个作家作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抗战前冯雪峰曾企图去接近和争取周作人[539]，后来周恩来又选定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来领导文艺界的抗战活动[540]。周作人的散文写作与郭沫若的社会活动都各有重大贡献于文学史，但事实上，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民族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企及。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不能用册封的形式来选定的，它只能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风雨相伴中经受考验。
我们所谓的鲁迅传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态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它虽然不可能以战前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依然是凝聚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核心力量，总是会通过貌似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已经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道路所证明。我们只有确认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有可能对巴金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所理解。
鲁迅精神传统的主要内涵，是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这是鲁迅战斗传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核心，也是其活的灵魂。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鲁迅精神，没有群体的批判实践也不是鲁迅的批判策略，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日常细节一味作高谈阔论，更不是鲁迅所认可的批判方法。鲁迅是极富有专制体制下反抗经验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所面对的黑暗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凭着热情与勇敢是决不能胜以对方的，所以他对于暴虎冯河之类的莽撞做法一向嗤之以鼻，这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煞费苦心寻找同盟军、布成统一战线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正是激进而且“左”的可爱的青年们决不肯给以理解和原谅的。再者，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从社会实践为出发点，总是从具体事件的斗争上升为一般批判精神，所以他一再拒绝出国去做流亡寓公，宁肯不顾危险站立在他所深深热爱却不得不接受其怨恨相报的现实社会当中，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功成名就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招人讥骂的杂文写作的原因所在。
巴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与鲁迅相似。他们在走上文坛前都接受过西方的某些社会思潮，并且以此为旗帜投身于社会运动，也都曾经因为理想的失败而陷入深刻的绝望。后来他们以小说创作闻名于文坛，成为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虚构性的文学创作，转向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鲁迅在社会理想方面持现实的战斗态度，他渴望与先锋性的社会思潮结成同盟，从他者的理想中寻求未来道路；而巴金很早就接受并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自以为是接受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因此对于别的社会思潮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在1949年中国政治史试图拉开社会主义的序幕时，他曾经努力从中找到与自己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在1950年代他写了许多欢欣鼓舞的文章，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并非全是虚情假意的话。正如他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柏克曼等人在十月革命后也都满腔热忱地回到俄罗斯去参加新世界的建设一样，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绝不可能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标题是“我是来学习的”[541]，这句话正是柏克曼当年回到俄罗斯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发言标题。我想当时的巴金也一定会想到克鲁泡特金等人在俄罗斯的遭遇和事迹。克鲁泡特金晚年隐居在莫斯科的郊外别墅，埋头写作皇皇巨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因为他觉得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政权以后，更应该关注精神道德的建设和善良人性的培养。巴金深受克氏的影响，这才有了他在“文革”浩劫以后的《随想录》的写作，这也是巴金的伦理学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与鲁迅去世时怀着对旧世界的怨毒，喊着“一个都不宽恕”的悲愤咒语有所不同。鲁迅绝望而战斗，无比深刻；巴金则始终有理想的照耀，他的绝望中有温情，多少是含有遗憾惋惜的因素。
与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一样，巴金晚年选择写《随想录》也是充满了争议的。鲁迅晚年杂文正是《随想录》的思想渊源和血脉渊源，巴金在《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542]《随想录》是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在“文革”劫后余生的经历下，许多受尽摧残的老知识分子带着累累伤痕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他们的荣誉恢复了，生活安定了，写作也自由了，但在精神上依然含着被奴役的教训和恐惧。他们有的选择沉默，把自己锁闭在痛苦与怨恨中不能自拔；有的害怕重投罗网，万事急于紧跟表态；有的思想僵化，唯有延续旧的思维模式故步自封；也有的年老体衰，虽有想法但限于世故，不再满腔热忱地关注社会的进步和民主，也不愿意将社会发展的脉搏与自己生命的跳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理解，但不再愿意把心里话公布于众，生命与时代脱离了。然而巴金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当时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包括以他夫人萧珊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但后来因为生病，逐一都放弃了，唯剩下五卷《随想录》，他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一字一字地写完。这部《随想录》预先没有完整周密的计划，而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步步深入，不断回应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尤其是文学领域的各种争论。我们一般把《随想录》仅仅理解为巴金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忏悔，这未必不在无意中缩小了《随想录》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在我看来，反思“文革”只是整部《随想录》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也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随想录》所关注的是19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领域深入推进的过程，《随想录》是参与其全过程的一部重要文献，巴金当时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信心的，理想主义依然是《随想录》的主调。从1978年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从1978年底到1986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就不难想象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的原因。
然而，《随想录》是一部文学性的著作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文献。这与鲁迅的后期杂文一样，是文学性的思想评论和社会批判。鲁迅曾经说他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543]而且鲁迅在创作这一“全体”的社会典型时往往运用了涵盖量很大的艺术概括手法。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随想录》非常有帮助。巴金的人生道路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者家庭事件在他的感情上掀起巨澜的时候，他总是诉诸文学想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痛苦。《灭亡》的创作是一次，《家》的创作也是一次，而《随想录》又是一次。所不同的是，《随想录》用的是文学性的散文创作，与虚构性的小说有不同的艺术特点。表面上看，《随想录》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讲真话”，就是要真实地面对历史，真实地反思自己。但如果简单地把《随想录》完全当作老人的良心忏悔来对待，而看不到《随想录》文本所含的文学象征、隐喻、暗示等修辞意义，那还是会引起误读甚至误解。
巴金创作有一个基本的手法，那就是通过自我揭露和自我批判，通过以己推人的形式来达到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早在1930年代初他创作《家》的时候就使用过这种表现方法。当时他的《灭亡》等小说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而他却巧妙地以揭露自己家庭黑幕为手段，展开了对专制社会的实质性批判。《家》所描写的高家是一个专制、黑暗、充满了罪恶的封建家庭，但又是一个文学象征，象征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专制本质。由于用了自我揭露的表现手法，《家》不仅畅销无阻，而且在市民报纸上连载将近一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由此带来了另一种误解：人们长期把小说里的高家与巴金自己的李家当作了一回事，把高老太爷和巴金的爷爷当作了同一个人。
在《随想录》里，巴金为自己在极“左”路线的淫威时代曾经有过的迷茫与怯懦而忏悔，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心参与对朋友的批判而痛心，由此上升为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指导。有人对照鲁迅后期杂文与巴金晚年的《随想录》，觉得巴金并没有鲁迅批判社会那样尖锐泼辣，刺刀见红的爽快，因此感到很不满足。但是他们不了解巴金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晚年鲁迅是参与了左翼文艺运动，成为自觉的反抗组织中的成员，是听了“将令”在与统治者作敌对的战斗，像冲锋陷阵的战士；而巴金所面对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慢慢地从“文革”的阴影里摆脱出来的整体性转轨，思想解放路线、改革开放政策，都是当时的既定国策，但即使是正确而明智的国策和路线，要改变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模式，同样是极为艰巨的。整个19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都选择并支持了一个明智的国策和路线，奋起与“文革”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极“左”路线的余孽进行反复的较量，但是由于正反两种力量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执政党，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在多次反复和多次实践中慢慢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艰难地追求进步和发展。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巴金在《随想录》里采取的特殊的表现方法。所以我认为，鲁迅从未有过丝毫奴颜媚骨地战斗，和巴金以忏悔自己曾经有过的软弱而现身说法，其勇气其境界是相当一致的。
巴金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方法，来源于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通过谴责自己来达到谴责社会上普遍的不正义行为，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来涵盖社会上的某些普遍现象，这是托尔斯泰晚年忏悔经常使用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随想录》里非常普遍。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概括社会上某些普遍性的思想言论，或者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易于接受他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里塑造了一个忏悔的自我形象，而这个“我”，既包含了作家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些声音，又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包括对“歌德派”的描述、对自己在“文革”中喝了迷魂汤的描写、对“文革”之前的盲目信任和歌颂等等，都是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虽然每一个形象巴金都是以“我”的面目出现，仿佛是在讲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历史经过，但他说出来的恰恰是带有共性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因而《随想录》里的“我”具有更大的社会涵盖性。通过对这个“我”的忏悔，并不是仅仅为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批判，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建设更高境界的精神道德的完善。
正是因为《随想录》含有的深刻历史内容和象征的艺术力量，正是因为巴金写作的背后凝聚了鲁迅、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卢梭等人文巨匠的精神血脉，巴金先生笔下这个自我忏悔的“我”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量，才会融化一大批老知识分子已经结冰的心。我们不妨读一下《“毒草病”》里巴金对曹禺的规劝，他对老朋友的一片拳拳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544]，曹禺为之深深感动，在日记里一再提到这一点。[545]再看看冰心老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柔宁静的诗人，从青年时代的《寄小读者》就奠定了爱与美的人生理想，一生也没有做过怒目金刚。但在她的晚年，显然是在巴金的《随想录》的感染下，她也写作了《我请求》《万般皆上品》《〈孩子心中的“文革”〉序》等脍炙人口的文章，真正抒发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忧思。[546]1980年代中国老作家是一道非常亮眼的文坛景象，巴金、冰心、夏衍、萧乾、曹禺、吴祖光、柯灵、王西彦等等，他们都以残朽之年重新捡拾起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崇高的威望掮起历史的闸门，放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奔向新的未来。这时候的巴金，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迅精神在当代传承的代表性人物。
五四新文学传统薪尽火传。《随想录》的丰富内涵和写作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尊敬，成为五四新文学精神铭刻在当代的一座丰碑。
2005年10月24日于上海
（初刊《文学报》200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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