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0年代初期有幸拜读了宋淇先生的红学论文，除在《红楼梦学刊》上加以介绍外，主要是在编选《香港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时，收入他六篇文章，并以《新红学的发展方向》（署名林以亮）为首篇，从中亦可见我们对宋先生文章的推重之意和钦佩之情。
去年初，在梅节、陈庆浩二兄的努力下，将宋先生的红学著述整理成集，并委托大陆学界友人筹划出版事宜。蒙中国书店马建农先生的大力支持，终于获得出版，为广大读者和红学研究者献上一份厚重的佳作。在今日学术著作出版面临困难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来感谢中国书店对这部学术著作的关爱和奉献。
今天我们重读宋淇先生的著作，仿佛春风拂面，有一种获益良多的感受，同时也有无尽的感慨之叹。
当代历史大家缪钺先生有云：“熟读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点经验，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治学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还是不够的，同时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要有远见通识。”宋淇先生即是一位“有远见通识”的大家，他学富五车，融贯中西之学，这在本书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尤以《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一文最为典型。如果我们认真翻阅一下宋先生的另一部著作《红楼梦西游记》，看看他对英文本《红楼梦》（霍克思译）的评论，更可见这位学者所具有的中国学人气魄、中国学人的学养、中国学人的传统学风。在宋先生的著作中，我们难于看到那种懂得几句洋文洋词的炫耀，看不到那些生吞活剥、生搬硬凑、削足适履的洋词堆砌。他把西学“贯”通在中学之中，只把西学作为《红楼梦》的一个“参照系”，而不是简单的“比附”，把洋词当圭臬，把中国的东西当材料往里套的所谓“贯通”。这种学养、治学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值得我们后学者学习和思考。
读宋先生著作给我们的另一个感受是他对《红楼梦》（包括对脂砚斋批语）的阅读之细、思考之深、论述之细。他在“细”字所下的功夫，其眼明而又心细的本领，实为当今学人治学的典范。《识要》中许多文章不仅引述了大量少为他人注意的细节描写，而且引证了大量的脂批，互为印证，环环相扣，说服力极强。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那些“惊人骇俗”的断语，每一个“结论”都是在他平易近人的分析和叙述中自然“流”出的，没有丝毫剑拔弩张的“武断”感，更没让读者感到一种“黑云压城”的“强迫”感。反观大陆内某些学人太过于看重自己，他们把自己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学术、真学倒放在了其次。这些人常常露出一脸“霸气”，以为“自己”才是“权威”的象征。因此他们视“自己”为生命，为“自己”而争名、争霸。其实，他们忘记了我们不愿意忘记的一句真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在宋先生的著作中这个“理”字才是真正的魅力和学术生命力之所在。
今年恰值宋先生逝世五年，当此之际，《识要》的出版和今天大家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这位学者最好的缅怀。《红楼梦学刊》举办这样的学术座谈会，倡导了一种良好的风气，我希望这种良好的风气能够得到继续的发扬！
2002年9月6日
（原载《红楼长短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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