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好奇的人们在一阵“震动”之后，发现《新发现》的作者提供给我们的“曹雪芹佚诗”，却是“名花有主”，根本就不是曹雪芹的作品。这样说绝不是故意要扫作者和读者的兴致，而是事实即如此！
《新发现》的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特别强调他“发现了《红楼梦》传世以来第一个完整的曹雪芹诗词抄本”。这一说法也是这篇文章特别令人瞩目的原因之一。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新发现”的抄本不是“曹雪芹诗词抄本”，而是“节抄”《红楼梦》中的诗词抄本。这既不是“咬文嚼字”，也不是故作“吹毛求疵”。作者之所以以“新发现曹雪芹诗词抄本”为文题，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题目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从表面上看，《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把《红楼梦》中的“诗词”说成是“曹雪芹诗词”似乎顺理成章，“无懈可击”。其实，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缺少常识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作者在制造一种“混乱”，对读者是一种“误导”。
稍有常识的读者都知道，《红楼梦》中的诗词是曹雪芹创作小说时，根据小说情节的需要，代替小说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所写下的。严格地说，这些诗词是小说人物的“诗词”，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作者的“诗词”。这些诗词的内容、水平、风格，都必须与小说情节，人物的年龄、性别、身份、地位，乃至他们的文化教养相吻合。例如，王熙凤文化不高，她在联句时开口是“一夜北风紧”；来自乡间的积古婆子刘姥姥开口便是“大火烧了毛毛虫”“一头萝卜一头蒜”；薛蟠号称“呆霸王”，是一个粗人，开口便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而林黛玉、薛宝钗等一干人物是“文采风流”，所写的诗词则是“高山流水”“阳春白雪”。我们说刘姥姥、薛蟠的诗词是曹雪芹的风格呢，还是说林黛玉一干人的诗词是曹雪芹的风格呢？都不是。因此，人们不能把《红楼梦》中的诗词风格与曹雪芹的诗词风格之间画一个等号。前者是曹雪芹“工诗”才华的表现，说明他可以模拟各种人物的“诗才”；后者，我们只知道他“诗追李昌谷，狂于阮步兵”“诗笔有奇气”“诗胆昔如铁”，二者风格大相径庭，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我们要指出《新发现》作者所说的陈坦园的“抄本”是“《红楼梦》传世以来第一个完整的曹雪芹诗词抄本”，完全不是事实。首先作者所说的“第一”“完整”含义模糊。作者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定这个“第一”和“完整”的？第二，据我所知早在乾隆末年有人就发现了《红楼梦》的抄本，而且还在传抄，置于庙市高达数十金，那些抄本难道没有抄《红楼梦》中的“诗词”？能说不“完整”？《新发现》的作者可能说：“我指的是只抄《红楼梦》中诗词的抄本，而不是指《红楼梦》全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早在陈坦园之前的同治年间就已出版的莎彝尊的《红楼梦摘华》算第几呢？说到“完整”，陈坦园自己标明是“节抄”，显然他没有把《红楼梦》中的诗词“全抄”，已告诉我们不“完整”。即是如此，莎彝尊也摘抄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宝玉西江月词”“薛宝钗、林黛玉词”“锦香院妓女云儿唱的曲子”“宝玉唱的曲子”“冯紫英唱的曲子”，还有那支“寄生草”等。这些算不算“完整”呢？
很明显，《新发现》的作者所谓的“第一”“完整”，是违反历史事实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作者向读者展示的“曹雪芹诗词”实际上已是名花有主，并非是“曹雪芹诗词”！
一 《赠红楼女校书》诗作者是明义
《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说，在陈坦园《榕荫堂丛书》第十八册内载有两首“署名曹雪芹的佚诗”，是陈氏“在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二月初五日抄竣的”。据《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说：“陈氏在《赠红楼女校书》标题后署名‘曹雪芹’，并用小字注云：‘其父练（楝）亭康熙间为江宁织造’。”据此断定“陈坦园抄录此诗时另有所本”，而且“署名曹雪芹作是可信的”。
其实，陈坦园抄录的这首诗原载明义（我斋）《绿烟琐窗集》抄本中。这本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曾经刊印过。1984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应学术界的要求”予以重印，人们已不难于找到。在这本诗集中，明义以《题红楼梦》为诗题，写下了咏《红楼梦》的二十首诗。其诗题下自注云：
曹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邹，备记风月繁华之。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
其第14首诗云：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其第15首诗云：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是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陈坦园所抄录的两首，与上录二首文字只有个别差异。那么，陈氏的“另有所本”者又是什么呢？原来陈氏无缘得见“庐山真面目”，抄的是“二手货”——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第22则，其原文如下：
康熙间，曹练（应为“楝”——引者）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曰：“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在这条“诗话”中，袁枚除了“抄录”明义诗题下自注的文字外，还把明义注中的“先人”二字误解为“其父”，故说曹雪芹为曹寅“其子”，给后世人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造成了许多麻烦。
但是，袁枚在抄录的两首诗的作者问题上是明确的。“诗话”中说的是“我斋题云”。陈氏在迻录“诗话”中这两首诗时，根本没有读明白“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的意思，竟以此句加了个“赠红楼女校书”的诗题，又把“诗话”中的“曹雪芹”“其父练（楝）亭康熙间为江宁织造”诸语加以“改造”“移置”到所加的诗题下。袁枚与明义有过从，他在抄录明义诗时只选其中两首，这是写“诗话”的体例所限，不可能全抄。其中有个别文字不同，很可能是“信手拈来”所致，这种情况在古人“诗话”一类著作中是不乏其例的。陈氏所录二首诗恰与袁枚所引明义“题云”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说明陈氏所“本”即袁枚的《随园诗话》。
可叹芹溪无缘！
二 明义《醉后听歌》从何处来
《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作者为了证明《赠红楼女校书》二首为“曹雪芹佚诗”，说“陈坦园对明义是了解的，他在《榕荫堂丛书》第十八册《耕畸纪抄》中，还辑录了明义《醉后听歌》七言律诗一首，并在题下署‘明义字我斋，明瑞之族弟’，故不会张冠李戴”。乍读这段文字真的以为《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找到了一条“坚实”的证据，能够证明《赠红楼女校书》二首不是出于袁枚《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而确是“另有所本”。遗憾的是，当我们进一步核查之后发现，陈氏辑录的明义《醉后听歌》恰恰也出在袁枚《诗话》之中。陈氏是从《诗话》中抄录的，连那小注都是从《诗话》中“拿来”的。这一事实，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它没有帮上《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的大忙，反是给“拆了台”。
其一，明义的《醉后听歌》，载于《绿烟琐窗集》（抄本）中，在《题红楼梦》二十首之后，中隔《失燕诗》五首。原诗题为《听歌醉后作》，共五首。袁枚在写《诗话》时改题作《醉后听歌》，所录为原诗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请看原诗：
官柳萧萧石路平，欢场回首隔重城。
可怜骄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
凉风吹面酒初醒，马上敲诗鞭未停。
寄语金吾城慢闭，梦魂还要再来听。
其二，袁枚在《诗话》卷五第49则抄录了明义的《听歌醉后作》中的二首诗。《诗话》原文是：
明将军瑞殉节缅甸，赐谥忠烈，工于吟诗……弟明义，字我斋，诗尤娴雅。其《醉后听歌》云……
所引诗二首文字是一字不差。
由上可知，陈坦园所录《醉后听歌》并非抄自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而是从袁枚《诗话》中迻录的，有诗题可证。而陈氏在“题下署‘明义字我斋，明瑞之族弟’”，又是从《诗话》中“弟明义，字我斋”一语中“化”出来的。
综上所述的内容，我们可以断言《赠红楼女校书》二首诗的原作者是明义，把本属明义的诗说成“曹雪芹佚诗”，是无法让人相信的。
三 《风花雪月》曲作者是朱权
陈坦园的《呵冻闲抄》中抄录了四支《风花雪月吟》（黄莺儿）曲，《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作者把它归列到未署名的“曹雪芹佚诗”。在分析这些诗词曲“未署名”的原因时，《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作者说：“不署曹雪芹名的原因可能主要为避免政治上的牵连”，“如果不署曹雪芹的姓名，杂在其他诗词中还可以遮人耳目，要是署上曹雪芹的名字，则容易引起朝廷官府、世俗小人的猜忌、注意，故陈坦园只录曹雪芹的诗词而不署其名。”对于这些“振振有词”的分析是否符合事实，我们这里暂不讨论，现在只说这4支曲子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的佚诗（曲）”。
据我初步考察结果，这四支咏风、咏花、咏雪、咏月的曲子，原载于明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以下简称《风月锦囊》）中，后又收入《增订解人颐广集》，原题为“南商调黄莺儿”《风花雪月吟》。这四支曲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他生得晚了些，而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笫十七子朱权写的。据罗锦堂先生著《中国散曲史》（1983年版第127—129页）上的介绍，我们知道朱权自号臞仙，一号涵虚子，又号丹邱先生。他懂音律，著有《太和正音谱》《琼林雅韶》等；编撰《北雅》三卷（已佚），曾作杂剧十二种，今存《卓文君奔相如》《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二种；传奇《荆钗记》一种；散曲中小令有《出队子》《天上谣》两首；套数有《醉花院》《喜迁莺》两套。
在《风月锦囊》中，朱权名下共收入八支曲，除《风花雪月》四支外，还有“春夏秋冬”四景词。将陈坦园所抄的四支“风花雪月”曲与《风月锦囊》中朱权所写的曲子进行文字上的对照，虽有个别出入，但二者确为一人（朱权）所作。例如“咏风”曲：
无影更无踪。卷杨花，西复东，江湖常把扁舟送。飘黄叶舞空，推白云出峰。过园林，乱摆花枝动。吼青松，穿帘入户，银烛影摇红。
——陈坦园《呵冻闲抄》
无影又无踪。卷杨花，西复东，江湖常把扁舟送。飘黄叶舞空，推白云出峰。过园社，乱摆花枝动。吼青松，穿帘入户，银烛影摇红。
——《增订解人颐广集》
无影又无踪，卷杨花，西复东，过园林乱摆花枝动。飘黄叶舞空，推浮云出峰，江湖上常把孤舟送。吼青松，穿帘入户，银在影摇红。
——《风月锦囊》，据罗锦堂著《中国散曲史》
比较三者，虽有文字上的差异，个别词句前后次序有变动，但我们绝不会把三者的著作权说成是“曹雪芹”，这一点恐怕是无须再“考”再“证”的。因此，不论《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作者说出多少“未署名”曹雪芹的原因，我们都不会相信这四支曲子的作者是曹雪芹！
四 “楚航无题诗”作者是李湘
陈坦园《呵冻闲抄》第17页抄录了十首“楚航无题诗”，《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也把它列到“未署名”曹雪芹的名下。其实，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既是“无题”怎么前面又来个“楚航”二宇呢？既有了“楚航”二字下面就不应出现“无题”。那么，怎么会闹出“楚航无题诗”的笑话来的呢？经过检索，我们发现“楚航”是“无题诗”的作者。可能是“竖”抄的原因，将作者名字与诗题连在了一起，而《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作者“忽视”了此一常识性的问题。
楚航何许人也？室名别号索引一类工具书中一查就可以查到的。原来他就是山东历城人李湘，字楚航。按图索骥，我们查到李湘有室名“槐荫书屋”“松鹤山房”，著有《槐荫书屋诗抄》。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槐荫书屋诗抄》的宣统辛亥（1911年）6月大公石印馆石印本，卷首有“李楚航先生诗序”，署“光绪癸巳（1893年）涂月中浣津门后学徐寿谨书于齐州寄舍”。在《槐荫书屋诗抄》第16页下有诗题《书怀十首》，与陈氏《呵冻闲抄》中所抄录的十首诗文字、顺序上有出入，有颠倒。例如《诗抄》的第一首原文如下：
飘飘天地一沙鸥，过眼云烟逐水流。
半世名场秃髩髮，终年家计在眉头。
鸡坛零落宾朋少，药裹频烦婢仆愁。
检点残书聊自慰，百城权拜小诸侯。
在陈氏《呵冻闲抄》中，这第一首被抄在第七首位置上。诗中的“髩髮”作“鬂发”，“在眉头”作“绉眉头”，“药裹”作“药灶”，余皆同。《槐荫书屋诗抄》中有的诗句下有小注，如第九首“更惟名士贪心重”句下小注云：“古语才人好色，学人好财”；又如第十首首句“一自归来绿野堂”句下小注云：“先君子有绿野东山堂额。”陈氏《呵冻闲抄》均无，并将第十首移做第一首，首句做“早赋归来绿满堂”。这些不同，有两种可能造成。
（1）陈坦园所据底本有可能是李湘的原抄本，文字、顺序都相同，是李湘刻印前又加了诗题《书怀十首》，顺序有移，并加了小注。
（2）可能陈氏抄录时自行改窜原诗文字、顺序，并删去小注。我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这十首诗的作者是李湘（楚航），而不是曹雪芹。当然，这十首诗也就不是什么“曹雪芹佚诗”了。
那么，除了陈坦园标明“节抄”自《红楼梦》中的六十首诗词曲及本文所指出的“署名”的和“未署名”的诗词曲非曹雪芹“佚诗”外，其他的“未署名”的诗词是否就是“曹雪芹佚诗”了呢？也不是。本文开头说过，那些“未署名”的诗词曲皆“名花有主”，根本与曹雪芹无缘。
五 《四时景诗·闺情》作者是郑奎妻
《四时景诗·闺情》在《新发现的普雪芹诗词抄本》一文中，被列为“更重要”的八首“曹雪芹佚诗”。为此，作者在《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中专门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这八首七言诗，陈坦园两次收入他抄编的《榕荫堂丛书》。第一次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陈氏把这四组诗抄录在《榕荫堂丛书》第十七册《呵冻闲抄》第40页，并加有总标题《四时景诗》，题下小字注‘闺情’，没有署曹雪芹名，和明确署名的唐、宋、元、明、清一些作者的诗词夹杂在一起。第二次是经过十年后，陈氏在光绪四年（1878年）又把这组诗收编在《榕荫堂丛书》第二十三册《曹雪芹雅制节抄》中，去掉了总标题，只按春、夏、秋、冬标出题目，全文录入。这是陈坦园认定的‘《红楼梦》八十回外的曹雪芹佚诗’”。
这个介绍对于我们了解《四时景诗·闺情》如何从前面（第十七册）混入到后面（第二十三册）很有帮助。但是说这八首诗是“曹雪芹佚诗”，究竟是陈坦园“认定”的，还是作者自己“认定”的，这里不做争论。我们要指出，不论是谁“认定”的，这八首诗都不是“《红楼梦》八十回外的曹雪芹佚诗”。
早在今年2月20日，诗词大家刘文约先生在给湖北黄梅县诗人童曼筠先生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四时景诗·闺情》“出于《剪灯新话·渭河（塘）奇遇记》”，并指出“此四诗是写在四幅屏风上，未署作者姓名”。刘先生随信抄示了八首诗的全文，文字与《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所录八首诗略有文字上的出入，但可以肯定二者同属于一个作者是无疑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找到瞿佑《剪灯新话·渭塘奇遇记》篇[1]进行认真核对，证明刘文约先生抄示的八首诗确实见于《剪灯新话》一书。其原文是：
……壁上贴金花笺笺四幅，题诗于上，诗体则效东坡四时词，字画则师赵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春风吹花落红雪，杨柳荫浓啼百舌。东家蝴蝶西家飞，前岁樱桃今岁结。秋迁蹴罢鬓鬌髿，粉汗凝香沁绿纱。侍女亦知心内事，银瓶汲水煮新茶。”第二幅云……第三幅云……第四幅云……
后三题六首文字与《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所录文字只有“日常”作“日长”，“荫下立”作“阴畔立”，“夜半斜”作“月半斜”，“半开”作“未开”，“绣帏”作“绣幕”，“呵手”作“呵笔”，“斜插”作“斜压”之区别，其他全同。这个事实充分证明《四时景诗·闺情》远在元末明初的瞿佑《剪灯新话》中就已出现了，并为后人所传抄吟诵。
最近，鲁歌先生在《也谈“曹雪芹佚诗”》[2]一文中对瞿佑的生活年代、《剪灯新话》的成书时间和《四时景诗·闺情》的作者做了翔实的考证，指出它的作者乃“郑奎妻”。正如鲁歌先生在文末所说：
《剪灯新话》卷二《渭塘奇遇记》中的内容，在《国色天香·山房日录》《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一见赏心篇》《绿窗女史》《艳异编》《情史》卷九《王生》篇、《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闺奇部外编》中有。瞿佑比曹雪芹（约1715年—约1763年）大368岁，瞿佑死后280余年曹雪芹才出生，因而瞿佑《剪灯新话》中就已经有八首诗绝不是“曹雪芹佚诗”！
经细查，除上举《剪灯新话》诸书外，《四时景诗·闺情》亦载明湖广桃源人江盈科撰《闺秀诗评》，载《说郛续四十六》上本1638页上栏：“郑奎妻《四时词》”外，尚有《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四首。江盈科评：“右八咏体，不甚古而郁光丽，时露风韵，盖女子中锦心绣口者。”
六 《四时景词》作者郑正鹄
陈坦园在《呵冻闲抄》所录的“未署名”诗词曲中，第7页上有四首题为《四时景词》，《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作者以其内容或“词题”与《红楼梦》中的《春夜即事》《夏夜即事》《秋夜即事》《冬夜即事》的题目和内容相似，而误认为它是“曹雪芹佚诗”。这四首《四时景词》原文如下：
春风花草香，游赏过池塘，踏青归去马蹄忙。邀嘉客，醉壶觞，一曲满庭芳。
夏令正清和，鱼戏动新荷，西湖十里好烟波。银浪里，掷金梭，人唱采莲歌。
秋景入郊虚，简编可卷舒，十年读尽五车书。出白屋，步云衢，潭潭府中居。
冬岭秀孤松，六出舞回风，乌鹊争栖飞上桐。梅影瘦，月朦胧，人在广寒宫。
那么，《四时景词》真的是曹雪芹的“佚诗”吗？也不是。
据我查到《增订解人颐广集》卷三就收了这四首词。说来也真是一种巧合，这四首《四时景词》也见于另一个抄本，抄者是湖北黄梅县的卞孔阶先生。卞先生虽早已驾黄鹤西去，但抄本却保留在他的后人手中，并录有《四时景词》，文字竟与陈坦园所录的《四时景词》完全相同，署名为郑正鹄。关于郑氏的身世，目前所知还不多。据老友童曼筠提供的材料，郑正鹄系安徽英山县（今归湖北）人，清末曾任甘肃省天水县知县，事应见于《天水县志》。这位县太爷颇有点墨水，刚到任时地方官吏和势利刁民因其相貌不扬，欲辱之，乃请画师画了一幅《青蛙图》，约至县衙“进献”，并请郑题诗，以试其才。郑接过一看，《青蛙图》所绘河边一株树，柳荫下栖息一只张口的青蛙。郑看后已知其意，若无其事，当众题诗云：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以此回敬那些居心叵测的“进献”者。
由此可知，郑正鹄在诗词曲上也下过一番工夫，既能写出颇含讽刺意味的《青蛙诗》，也能写出闲情逸致的《四时景词》来。
七 《行香子·山居》作者蒋贡岩
陈坦园《呵冻闲抄》第19页有两首词，题为《山居·行香子》，第22页抄了九支散曲，题为《对玉环带清江引》，原文都很长，但为了省去读者的翻检之劳，兹照录如下：
地僻无喧，小室幽闲。杜门兀坐，俗事休缠。安贫乐道，志趣萧然。也不过分，不骄谄，不私偏。听天由命，守此心田。荣辱事于我何干！盈庭花草，满架书篇。尽可消闲，可适意，可图安。
竹篱茅舍，只要心宽。布衣得暖，不破不鲜。且尝野菜，饭只三餐。我也不聋，也不哑，也不颠，看穿世界，成败眼前。且模糊消遣流年，胸中潇洒，有甚相缠。但喜时歌，畅时饮，倦时眠。
《山居·行香子》（《呵冻闲抄》第19页）
乐处酣歌，时光容易过。苦处奔波，早晚偏难度。世界号婆娑，苦乐平分破。佩玉鸣珂，趋跄费揣摩。戴笠披蓑，安闲莫羡他。别人骑马我骑骡，更有徒行个。日月疾如梭，天地如旋磨。也非故意相促迫。
覆辙翻舟，那个曾回首。大剑长矛，那个曾丢手！无数世间，凭着人承受。拜将封侯，是英雄钓钩。按簿持筹，是愚夫枷纽。休题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后。步步使机谋，也要天来凑。行年五十曾参透。
皂帽丝绦，一第犹难料。紫绶绯袍，一品犹嫌小！量尽海波涛，人心难忖着。翠养翎毛，为谁头上好？豕养脂膏，为谁肠内饱？千寻鸟道上云霄，何处多经到？平地好逍遥，高处多颠倒。世人只是回头少！
画栋雕梁，权收纸半张。绿鬓红妆，消除泪几行。此事本寻常，漫说多磨障。百草芬芳，须防秋降霜。万木萎黄，须思春再阳。假如傀儡一登场，多少悲欢状！傍人费忖量，兀自生惆怅。不知刊定传奇上。
西陌东畴，是儿孙马牛。赵舞秦讴，是欢喜冤仇。万事总悠悠，劳生何苦求？一簇眉头，算前又算后。三寸舌矛，说媸又说丑。饶君一日可千秋，落得多僝僽。青山暗里游，玄牝空中守。羲皇一梦君知否？
麋鹿山边，终日防弓箭。鹦鹉檐前，终岁愁猫犬。身在畏途间，顷刻忧机变。思爱牵连，多成仇怨缘。涕泪流涟，多因欢喜缠。白驹过隙更加鞭，何苦多留恋。灵台一寸偏，蔟起冰和炭。任教世事如闪电！
铁锁重关，财宝终须散。玉液金丹，迟速难违限。但放此心宽，万事从天断。不坐蒲团，西方掉臂还。不戴儒冠，南华合眼看。人间苦海黑漫漫，送尽聪明汉。饿来粥与饘，睡要床与簟。此外不须多缱绻。
百瓮黄齑，须了今生事。一缕红丝，须是前生系。人事有推移，总是天安置。智似灵龟，何尝脱死期！巧似蜘蛛，何尝不忍饥。命通若在四更时，夜半犹憔悴。千年荐福碑，九日滕王记。劝君且待时辰至。
你会使乖，别人也不呆。你要钱财，前生须带来。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时刻运该，人来还你债。时衰运衰，你被他人卖。尝言作善可消灾，怕你难担戴。对镜且开怀，见怀何须怪！一任桑田变沧海。
《对玉环带清江引》（《呵冻闲抄》第22页）
《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中将《山居·行香子》和《对玉环带清江引》亦列入“可能”是“曹雪芹佚诗”的行列。但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卞孔阶先生的诗词曲抄本中亦抄录了相同题目，而文字竟也相同。不过，在卞先生的抄本上赫然标出了作者的姓名——他不是曹雪芹，而是蒋贡岩。那么，蒋贡岩又系何许人也？
据童曼筠先生来信中介绍，这位蒋贡岩先生系湖北黄梅县人，与卞先生是同乡。他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因怀才不遇而只能靠设帐授徒度日。这位举人颇善诗词曲，闲来无事以吟诗词为乐。他曾写过一首咏《秦淮月》的诗。其云：
长城迤逦绵山海，淮水萦行绕建康。
安得秦时明镜在，照他南北几沧桑。
如果就此诗的内容做些“大胆”的推想，这位蒋贡岩先生当年极可能去过南京（建康）旅游，也说不定就是在石头城内有幸与陈坦园相识。倘如是，陈蒋之间还可能有一些诗酒往还，留下了《山居·行香子》《对玉环带清江引》给陈坦园做纪念，而陈闲时抄入了自己的《呵冻闲抄》之中。
应该感谢卞孔阶先生，他对自己同乡的“著作权”颇重视，抄了人家的诗署上人家的名姓。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连人家的名字都不提一句，因此害得后人“张冠李戴”，再让后人花点笔墨做一番“考辨”了！
八 《河豚诗》作者于月卿
在陈坦园《呵冻闲抄》第49页上，抄有三首《河豚诗》，没有署名，因此作者在《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中亦疑为“曹雪芹佚诗”，并全文抄录：
河干异品数鯸鲐，万里风帆日下来。
芦蕨掘残潮雪上，扬花落遍浪云开。
应教橄榄堆千颗，讵惜醉醑泻百杯。
莫艳荔枝登北地，有谁携此到燕台？
妙溯鯸鲐扬子津，江南风味擅三春。
常用半苦芦芽荐，旧与回甘谏果陈。
浴尽井华疑顿释，调来姜露讶何因？
世间毒甚河鱼味，既饱欢娱未惜身。
芦笋芽肥纲细穿，喜看出清渊。
群分燕尾方名辨，品汰鱼鞓食谱传。
融珀膏流云液润，凝脂乳滑雪花旋。
漫嫌唐突西施甚，应为烟波过别船。
《河豚诗》（《呵冻闲抄》第49页）
那么，这三首诗是否真的是“曹雪芹佚诗”呢？也不是。
卞孔阶先生的诗词抄本上也抄录了这三首诗。可惜的是，卞氏的抄本在后人手中保存不善，有些损失。但这三首诗还保留了诗题——《河豚诗》、作者署名——月卿，还有诗的前四句，即：
河干异品数鯸鲐，万里风帆日下来。
芦蕨掘残潮雪上，扬花落遍浪云开。
从诗题到诗的前四句的文字，与陈坦园《呵冻闲抄》所录完全一致，说明二者完全出自同一作者同一诗题之诗，这一判断当不会是牵强附会的。
月卿何许人也？她就是与陈坦园同时代（清光绪年间）以诗词著名的“诗妓”于月卿。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记载，于月卿字蕊声，江苏金坛人，著有《织素轩诗》集。她写有《野花》二首，其云：
蓬门漫笑托根低，不共扬花趁马蹄。
混迹自忾依旷野，添妆未许入深闺。
荣枯有命劳嘘植，闻达无心谢品题。
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助萋萋。
惭愧飘零大道旁，本来无意绽青黄。
东君曾许分余韵，村女何仿理俭妆。
讵借馨香迷蝴蝶，不胜蹂躏怨牛羊。
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枝吊夕阳。
以“野花”自寓，以诗寄意，跃然纸上。
《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中曾提及陈坦园的经历，其中有如下一段话颇令人注意。文云：
他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约32岁，曾出任金陵（今南京）尚衣副使，故《榕丛》第14册《课余随录》后附《题金陵花十品》小记云：“仆于道光乙巳（1845年）暮春来典金陵尚衣副使”，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任满后北归，故《题金陵名花十品》。小记又云：“……兹将差满旋都……时在道光乙已（1849年）榴红蒲绿之月……”
我很怀疑陈坦园与于月卿之间可能有过往来。于诗中有“闻达无心谢品题”一句，会不会与《题金陵名花十品》有关呢？我想江苏的红学同道或许可以从《金坛县志》或《江苏诗征》一类典籍中寻出更多的线索来。说不定于月卿《河豚诗》已收入《江苏诗征》之中。
九 “题画”诗作者范氏
曹雪芹“工诗善画”，这是见诸记载的事实。敦敏有《题芹圃画石》，在《赠芹圃》诗中又说：“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前小注中也说：“其人工诗善画”，并有“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之句，这些都说明曹雪芹在诗画方面确有造诣，为朋辈所推崇。因此，曹雪芹的诗画是否尚留人间，就成为红学研究界极为关心的一件大事。
《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文开列了《题桃竹间植图》《题渔樵耕牧图》《题老妪骑牛吹笛图》《题杨妃醉卧图》《题朱买臣采樵读书图》《题韩信乞食漂母图》等，并作为“曹雪芹佚诗”出示给世人，自然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因为这些“题画诗”如果真的是曹雪芹的“佚诗”，那么它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些画极有可能是曹雪芹所作，《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可谓“一石二鸟”。
但是，天公不作美，竟让我们查出了这些题画诗中的一位作者——范氏。这位范氏的身世才学见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说她是清江人，范梈孙女，著有《范氏诗》一卷。（清）朱彝尊的《明诗综》卷82[3]对范氏身世记载较为详尽，其文云：
范氏清江（一云新涂），梈孙女，早寡，选入禁中，偶题画寄意，高后见之，封为夫人，遣还乡。
《明诗综》中录其《题老妪骑牛吹笛图》与《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文中所列题名全同。其诗云：
玉环赐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更多。
争似阿婆牛背隐，笛中吹出太平歌。
这首诗亦收入（清）陈邦彦等编《历代题画诗类》卷51，同书卷61中还收入范梈《题张果老骑驴图》[4]，说明范氏祖孙对“题画”颇有兴趣，亦因为他们的家世地位的原因有机会看到一些鲜为后人所见的画品。特别是范氏身为明宫人，才可能得见这些画并“偶题画寄意”。
事有巧合，近日检得明双峰堂余文台梓行《万锦情林》卷之四、五、六上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其第三十六篇：《题老妪骑牛图》，诗前小序云：“国朝，太祖皇帝平陈友谅，屯兵康山，军士乏食。有一老媪，骑牛吹笛，指家助米。后绘其图像，太祖题曰：……”诗同上所引，只是“玉环”作“杨妃”、“赐死”作“空死”，“怨”作“泪”，孤本小说第一册，第180页。余同。
尽管目前还无法确指《题老妪骑牛吹笛图》以外的其他几首“题画”诗是否都是范氏祖孙的作品，但由此一首《题老妪骑牛吹笛图》确可以断定其诗画作者绝非曹雪芹。因为在元末明初之际，曹雪芹尚未出生呢！
十 对新发现“曹雪芹佚诗”的反思
围绕《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我竟写了十篇“考辨”文章。这是应该感谢“新发现”作者的。在此，我想申明一点，即作者发现的“雪芹雅制节抄”，对于我们了解嘉道以后那股“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风气，乃至《红楼梦》深入人心的影响，是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也是有意义的，有功劳的。我们每一个读者不会因为其中一些判断上的失误而完全抹煞“新发现”作者的贡献。问题的关键是，这篇文章中用了大量夸张式的语言和武断的“结论”，严重地影响了《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在“新发现”作者结束全文时，说到《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刊出前的情况，其文有云：
文稿请《鲁迅研究年刊》主编阎愈新编审审阅，并得到西北大学学报主编符景垣编审的热情支持审定。经阎、符二君周详策划，才能公之于世。
由此可见，不仅“新发现”作者本人十分重视《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的发表，而且也得到他人的支持，甚至是“周详策划”。这就难免引起读者的疑问，对于《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中某些常见的或稍加寻查即可识别的一些诗词曲怎么能如此轻率地断定为“曹雪芹佚诗”，并把它公诸于世呢？难道“审阅”“审定”“策划”时真的一点没有发现其中明显的错误吗？这一点令我感到十分费解。
特别令我感到惊奇的是，陕西《文化艺术报》于1995年1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曹雪芹佚诗在西大发现，×××一举震动红学界”的“专稿”，其开头就说：
两个世纪以来，有关作者的其他文字材料却发现甚少，留下来的只有曹雪芹赠敦诚、敦敏兄弟一首诗中的两句，专家们浩搜穷稽，至今未发现第三句曹诗。为此，成千上万的红学家不辞辛劳，继续孜孜不倦在浩瀚的卷帙里搜求，希图发现第三句曹文曹诗……
1994年11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传开了：“西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发现了曹雪芹的八首佚诗！”
在这篇“专稿”的结尾，作者再一次说道：
当有关消息通过报刊披露后，立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二百余年来曹雪芹遗墨罕如漠中露珠，一些陆续发现的遗迹均被红学权威否定，因此对于袁卿武一夜之间发现了八首（其实还要多）曹诗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惊喜，感到欢欣鼓舞。
作者为了加强“专稿”的权威性，特别在文末说道：
……首都师大的李燕杰教授也来信致意，并索要当期《西大学报》，而此期学报早已脱销。一位叫石昕生的江苏省红学会理事、研究了四十余年红学的专家在致函中称：“你的发现对于红学界来说，不亚于原子弹对广岛、长崎的影响。”
西北大学的红学家×××教授认为：“袁的发现基本可信。”《西北大学学报》主编符景垣研究员认为，从目前所接触到的现有资料看，袁卿武的发现基本是可信的，“可能具有极大珍贵的价值”。
对于这些故意张扬性的文字，我真是不忍心再次转引在这里，让广大读者重读一遍。这样做似乎不留面子，存心让人一丝不挂。如今公开辩驳实属必要，不得不为之。但是这绝非是因为“专稿”作者把“成千上万的红学家”说得一文不值，更非是因为“一条爆炸性新闻”太耀眼而令人产生某种嫉妒，即如“专稿”作者所暗示的“相当多的人感到惊喜，感到欢欣鼓舞”之外的相当少的一些人意欲“否定”其价值。其实，当今天把“新发现”作者“一夜之间发现了八首（其实还要多）曹诗”的真正作者找出来，让事实告诉这位“专稿”作者，他就会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专稿”作者应该说些什么，不应该说些什么了。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而繁难的工作，它既需要一种不畏艰苦的探索精神，又需要具备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有益的古训。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永远牢记住：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
曹雪芹一生经历坎坷，中年溘然而逝，后世人不胜惋惜。他生前既没有钱去沽酒，也没有钱去上“名人大辞典”，更不用说出一本自己的诗词集。那时的大款们也有赞助刻诗集的，可惜当时的曹雪芹没有“明星”“新秀”一类的“名气”，所以也轮不到他。也或许曹雪芹太傲岸，对大款们时常翻“白眼”，不屑为一诗集的刻印而去“扣富儿们”。结果，今天我们除了从敦诚的集子中看到“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诗外，再也看不到他一首或多首“完整”的诗了！这是一代小说大师曹雪芹的不幸，也是我们后世人的一大遗憾。因为，不论是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还是那些致力于红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确实希望能在今天发现《红楼梦》之外的“曹雪芹佚诗”。这种心情完全是一致的，可以说“心同此想，众所共盼”。倘若是有谁真的发现了一首或是若干首“曹雪芹佚诗”，其功不在禹下，虽不一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确实可以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这毕竟是我们的愿望，愿望不能代替事实，更不能因为大家的期盼而“以假充真”，把不是曹雪芹的“佚诗”，硬是派到曹雪芹的头上。这样做法不仅学术道德所不允许，恐怕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曹雪芹！
行文至此，我还想到我们新闻界的“无冕皇帝”们，如今红学已是“红”得发紫，“热”得烫手了，你们又时不时地冒出个“一声震得人方恐”的“震惊人类”“新发现”，再“激起千层浪、万顷波”，闹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红）灾，让读者怎么“受”得了啊！本已“拥挤”的红学世界，再发高烧，人们如何承受？你们“悠着点”，小心太“震动”了，“吓”昏了头的人说不定不穿裤子就跑到大街上，到那时候岂不太惨兮兮了！倘如是，你们那时恐怕也要流下“一把辛酸泪”了！
1995年1月12日——3月12日于京华放眼堂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2—3期）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卷二。
[2]载《北京日报》1995年3月13日第7版。
[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4]见陈邦彦等编《历代题画诗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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