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康熙休生养息，振兴经济
一国之本在于农，康熙朝在这一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的农业政策可算是下足了文章。
与中国历代帝王相比，康熙农业政策思想的内容最为丰富，既有对传统农业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清入关后，在直隶和京畿等地区，圈占百姓土地，以供养皇室、满洲贵族甚至八旗将士，圈地成了清初弊政之一。而康熙即皇帝位时，年仅八岁，权力完全掌握在鳌拜等四个辅政大臣手中。鳌拜是镶黄旗大臣，康熙初年，他“欲以正白旗屯庄予镶黄旗，而别圈民地圈补。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咸以不如指，罪至死”。 鳌拜继续推行圈地政策，凡是反对圈地的清朝大臣都被他陷害加罪，置之死地。他的圈地拨换方案涉及的人口众多，面积广泛，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当时，“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愬失业，尤有不忍见闻者”。康熙八年，康熙毅然下决心擒拿鳌拜，夺回权力。接着他就发布禁止圈地的谕令，同年六月，他谕户部：“比年以来，复将民间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业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康熙的这道谕令不仅禁止了继续圈地，而且将部分已圈占的土地，退还原主。此后，康熙又于十八年、二十三年宣布对圈占农田者治以重罪。二十四年，康熙再次颁旨：“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现存旗下余田给之。”
此外，康熙还用“更名田”的形式，把明末宗藩的土地归民垦种，借以招徕流民，安定秩序。明代宗藩在各地均占有大片庄田，明朝灭亡后，这些庄田有的被地主占有，有的则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他们要向地方官府缴纳田赋，但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明确下来。康熙初年，户部建议由占有者向政府缴纳地价，并派出部员到各省会同督、抚办理此事。这一措施实质上是要把明末宗藩的土地所有权收归清王朝所有，然后再让耕种者用缴付地价的方式，向清王朝买回土地所有权，这反倒加重了耕种者的负担。康熙亲政后，即于康熙八年三月谕令户部停止办理此事。他说：“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着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这就是把原来明末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据《大清会典》记载：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等省，都有这种更名地，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康熙的这一措施，承认了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对明末藩王土地的所有权，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鼓励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按民田同样缴纳田赋，也可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康熙创立“更名田”的形式，与禁止圈地一样，都是从改革土地占有关系着手，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经济政策。
康熙履次颁旨严禁圈地主要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汉族地主对清王朝的拥护。它对完成统一事业，巩固中央集权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而且客观上也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有利于清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康熙积极推行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的经济政策。
康熙亲政后，十分重视垦荒。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十四亿亩。其间约七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
顺治时，虽进行了垦荒，但“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效”。康熙初期，农业生产萧条凋敝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经济就难于恢复发展，财政来源有枯竭的危险，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康熙认识到这点，他说：“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真正做到落在实处，康熙对各地地方官员限期整改，各省荒地限五年内开垦完，到期清查时，若仍“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对于有主的荒地，由原来的主人负责开垦，三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当地保甲，发给当地户口，鼓励开垦荒地，永准为农。康熙年间，开垦重点在刚刚结束战争的云贵地区，还有地广人稀的湖广、四川等省份。
当然，康熙要使田野开辟，不仅是为了“足民”，更是为了使国家“久安长治”。所以康熙制订了有利于发展垦荒的措施。第一，康熙放宽开荒的起科年限。新垦荒地原定免赋三年，康熙十年改为免赋四年，康熙十一年又放宽到免赋六年，康熙十二年进一步放宽到十年后起科。起科年限的放宽能提高垦荒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以后向这些新垦土地征收赋税。第二，康熙鼓励在旗下额地之外的圈地上开垦耕种。康熙十八年十月，康熙采纳了如下的奏议：“奉天、锦州等处，旗下荒地甚多，民欲耕种，旗下指为圈地。如档册未经圈给而妄称为圈地者，察出以重治罪。应如所请，将被圈之地概行查明，除旗下额地之外，俱退与州县官员，劝民垦种。”康熙的这一措施打击了圈地占有者，扩大了垦荒范围。第三，康熙还在经济上帮助人们发展垦荒。他规定：“有情愿开垦者，准其开垦；无力者，通省文武各官，给与牛种招垦。”第四，康熙对开垦后的地田，允许归开垦者所有，并在法律上加以保护，保障垦荒者的经济利益。康熙十九年，规定盛京满洲自垦地“勿入官”。次年又规定：凡数年无人耕种之地即算荒地，允许人们开垦，原主“不得复问”。对垦荒者，政府还“给以印信，永准为业”。康熙二十七年，还规定：对垦荒地，如有“豪强霸占，该督抚题参治罪”。第五，康熙把整饬吏治与奖励垦荒结合起来，使上层建筑能为发展经济服务。康熙十年，修订《劝垦章程》规定：贡监生员招徕垦荒二十顷以上通于文义者授县丞，不通者授百总，招垦百顷以上通于文义者授知县，不通者授守备。这些措施促使为官者以垦荒为要务，如当时进士李时谦，为山西潞城知县，“尝给牛种及纺织具，劝民耕织，清积年逋赋，勤课诸生，治行推潞城第一”。康熙的一系列措施对垦荒确实起了促进作用，所以成效显著。使得“自古以来，无从开垦”的地区也大量“迁民”垦种，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康熙末年的全国耕田面积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一百七十四万余顷，超过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耕田面积。
除了垦荒之外，康熙还十分重视屯田。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新强屯田，始康熙之季。”新疆是抗击沙俄帝国侵略的前方，康熙十分重视在新疆进行屯田。康熙在新疆广泛进行屯田，目的是使“边防与屯政相为表里”，把屯田与保卫边疆结合起来。通过边疆军民的辛勤劳动，不久即在新疆“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天山左右，水土沃饶，前后垦辟十数万亩”，成绩十分显著。此外，康熙还在黑龙江、直隶等地推行屯田政策。
康熙认为“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所以积极采取积粮备荒、赈济灾民和兴修水利的措施，防止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康熙三十九年七月谕户部：“……今闻直隶各省雨泽以时，秋成大熟，当此丰收之的，正当以饥馑为念。诚恐岁丰谷贱，小民罔知爱惜，粒米狼戾，以致家无储蓄，一遇岁歉，遂致仳离。著该督抚严饬地方有司，晓谕民间，撙节烦费，加意积贮，务使盖藏有余，阊阎充裕，以副朕重农敦本，爱养元元至意。”
如果遇到灾荒，康熙不但蠲免灾区赋税，而且积极赈济灾民。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渝户部：“……畿辅地方去岁荒歉，已经蠲免钱粮，特发帑金，兼支仓粟赈济。虽小民糊口有资，其籽粒牛具，恐多匮乏。今时届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经营措给，将误俶载之期。播种不齐，仓箱何望？直隶被灾州县卫所，穷民有不能自备牛种等项者，该府督率有司劝谕捐输，及时分行助给，务令田畴偏得耕耨，毋致稍有荒芜。”康熙的这一系列措施显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繁荣。
康熙亲政后，一直对兴修水利十分关注。他晚年时曾说：“朕于河务留心最切，经历最深，往年屡次阅河时，精力尚强，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黄河关系最大，……河工虽已告成，尤当时加巡视，不可疏忽。今春多风而少雨，恐秋间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堤防。”康熙不仅重视水利，而且多次亲临黄河视察，第四篇已着重做了叙述。他对水利、气象等科学有一定的了解，力图使他的治河方案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如此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帝王是罕见的。康熙时，对为患最大的黄河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工程，甚至在军情紧急之时也不终止。同时，康熙又在各省兴修各项水利，江浙的海塘也在康熙年间几经修治。
康熙为了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经济，缓和国内矛盾，从财富的分配着眼，调整租税，多次蠲免钱粮。
首先，康熙能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地主调整对佃农的关系。康熙四十二年，山东遭灾，他除了命令截留漕米赈济外，并劝导地主减租作为救济。他说：“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贫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此等情由，尔东省大臣庶僚及有产业之富人，亦当深加体念。似此荒歉之岁，虽不能大为拯济，若能轻减其田租等项，各赡养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尔等田地日后亦不至荒芜。”康熙这一政策的实行，既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减少自然灾害对封建经济的破坏，又节省了政府的救灾经费。康熙四十九年，为了让佃农也受到豁免钱粮的经济利益，他谕户部讨论豁免钱粮的实施方案，后经户部议覆：“嗣后凡遇豁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从之。”康熙既要地主在豁免钱粮时，向佃户免租，又反对免租过多，最后决定三七开的办法，这分明是利用租税关系来调节封建国家、地主、佃农三者间的矛盾关系。同时，让佃农也受到部分豁免钱粮的优待。
第二，康熙亲政后，多次蠲免钱粮。据《清圣祖实录》统计，康熙一朝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共免钱粮五百四十五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康熙五十年宣布的，三年之内，各省轮流通免地丁粮赋一次，总额达三千八百余万。康熙朝虽然为了统一而征战频繁，军费增加，但他宁可自己节俭，他说：“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小民脂膏也。”当时每日出入宫廷，与康熙过从甚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的《康熙皇帝》一书中也说：“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当然减免粮赋的主要受益者是地主阶级，这—措施虽然暂时减少了政府收入，但在政治上却取得了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支持、拥护，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则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力量，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客观上也减轻了部分农民的负担。
第三，康熙还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赋役不均是明末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积弊，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地主的优免特权。官僚地主不但本身可以享受优免特权，而且常常利用特权，把别人的田地拨至自己名下，规避赋役，以致赋役的负担不得不转嫁到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身上。这个积弊，明末一直无法革除，清初虽加禁革，仍难清除。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奏请：“东省累民之事，第一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连阡陌，不应差役，遂有奸猾百姓，将田亩诡寄绅衿贡监户下，希图避役，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若不力为禁革，小民困苦，何日得除。请通限二月之内，将从前诡寄田亩，许其自首，尽行退出。嗣后凡绅衿等田地，与民人一列当差。庶积弊一清，小民得免偏枯之累。”康熙批准了这一奏议，采取措施缩小优免特权，使赋役不均的现象有所纠正。康熙五十一年又宣布了“自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
康熙严禁官吏扰民制止官吏滥征私派，额外苛索。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抚穆尔赛在其管辖的文水等县多加火耗，窃为己有，并借嫁女之机，向属官索取礼物。康熙接奏后，即判穆尔索死刑。
康熙的一系列重农政策，既在理论上接受了传统的农本论，又冲破了“重本抑末”的藩篱，奉行重农而不抑商；他强调“亲历亲见”，“凡事必须亲历乃知”。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在康熙三十年，在玉泉山种植水稻，一亩终于收了一石。
康熙在对待海外贸易、手工业和商业诸问题上，一改“重农抑商”的传统，推行了一些有利其发展的经济政策。这更是康熙经济政策的杰出之处。清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正在产生、发展，但明末清初的战乱一度使工商业受到破坏。康熙朝出现的统一局面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在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君主，康熙囿于阶级的局限，固然不可能积极地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扶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是，康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经济，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不是一概地扼杀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在适当限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利用它。
首先表现在海外贸易上，康熙没有像前朝皇帝一样禁止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他颇有远见地指出：“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康熙主张开海贸易，是从征税可以充实兵饷这一优势出发，但“财货流通，各省俱有稗益”。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贸易逐渐增加。康熙既准许外国商船来我国沿海通商，又对此严加管理，还不许私人同外国商人贸易。这不仅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鉴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嚣张，而有所警惕。康熙四十七年二月指出：“江浙海口，禁止私贩船只，著部院保举贤能司官，前往巡察。”康熙五十七年又规定：“如有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者，查出照例治罪”。康熙晚年时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已预见到必须警惕从海上来的侵略。他还提出要整顿海防：“沿海炮台，足资防守。明代即有之，应令各地方设立”，作好了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在对待工商问题上，康熙也一反历史上的陈见，从重农恤商、利商便民出发，对工商业不采取绝对的抑制政策。他曾明确指出：“商人为四民之—”，肯定并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他反对封建官吏对商人随意苛索勒取，维护工商的经济利益。康熙六年规定以“不亏行户”为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如扰害商人的首恶要以光棍例治罪。康熙八年，安徽滁州椒县知县克减铺户银五十九两零七分，就被发往宁古塔做了光棍。康熙的这些政策，将封建国家给工商业的严格束缚松了绑，客观上非常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纺织业方面，康熙五十一年，取消了对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同意“有力者畅为”所欲，遂使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有开五六百张机”的大手工业工场主。由此可见康熙的这一政策顺应了江南纺织业的发展要求。
在采矿业方面，康熙破清初严禁的旧制，放宽了限制，许民开采。如康熙五十二年，谕大学士等官员时说：“提督康泰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现在差官力行驱逐’等语。朕念此等偷开矿厂之徒，皆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民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果如滇省矿开所出颇多，亦可资助兵饷，此处所出无多，该地方文武官员作何设法，使穷民获有微利，养赡生命，但不得聚众生事，妄行不法，似属可行。”康熙对待采矿与对待工商一样，目的依旧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发展工商增加财政收入。总的说来，康熙的工商政策是“天地间自然之利生，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不致生事耳”，对清初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康熙一行秉承“育德勤民”的宗旨，尽心竭力地治理国家，他甚至将“育德勤民”四个字刻入玺文化，随时警醒自己勿忘此安邦定国之道。
康熙皇帝是清朝入关以后十位皇帝中最为出色的一个。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策略。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五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二十万人，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如此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片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统一战线策略：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
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即使是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
§§§第二节 勤学勤政 学者型皇帝
康熙皇帝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是历史上最博学的帝王之一。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康熙皇帝更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康熙不仅是一上政治上的至高无尚者，他还想做一个学术上的仲裁者。
康熙自出生就有了特别优厚的教育环境。他的父亲顺治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熏陶。康熙自小接受祖母的教诲，又向祖母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骑射，跟随汉族老师接受儒学教育。康熙五岁时就直接到书房读书，昼夜苦读，废寝忘食。他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用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直至花甲之年，他仍手不释卷，重视史籍的编纂，下令编纂《康熙字典》《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古今图书集成》《皇舆全览图》等宏篇巨制，为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付出了汗马功劳。他自已则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书传世，写下1147首诗词流传至今。
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中，像康熙那样酷爱科学、重视科学的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年仅八岁的玄烨能登上龙位宝座，除了他的天赋、其祖母孝庄皇后疼爱有加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玄烨出过天花，熬过了当时视为不治之症的一难。建王朝对皇位的继承人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传嫡不传庶，立长不立幼。”玄烨既不是皇后所生，母亲又不是满族女子，也非皇子之长。
历史记载，当时清宫有一科学顾问式的人物——汤若望，他是德国人，任朝廷“钦天监监正”之职，与皇帝和皇太后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建议要立三子玄烨为皇帝，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身体有了免疫力；而福全未出过天花，极有可能步先帝的后尘。在玄烨幼小的心灵中，就已深深地认识到预防疾病、医疗保健的重要性。于是在他即位之后，于公元一六八二年，便下令在全国推广人痘接种术，以预防天花这种传染病，并推广到欧亚许多国家。这比英国医生琴纳在1796年研究试种牛痘成功早了一百多年。康熙他又谕令传教士在宫中用化学方法试制西药，特为之建立了配有全套白银实验用具的实验室；谕令用金银制成旅行药壶，巡行时将西药试剂赐给随驾人等。
康熙产生了对科技的浓厚兴趣后，原顺治帝寝宫、养心殿、御膳处都是康熙西学的教室。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等，均应诏进讲。每日清晨，上驷院所备马匹将几位洋人接入大内，直至黄昏方将其送回寓所。其间康熙总要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小时。传教士们用汉语或满语讲解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化学、医学、解剖学、地理学、药理学，乃至拉丁文、西方乐理乐器、欧洲哲学、西洋绘画等。康熙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
康熙非常注重应用科学。他掌握了比例规、大半圆仪、照准仪、象限仪、水平仪、罗盘仪、天文钟等测量、观测仪器的全部操作方法，“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他命人将一些精妙的天文仪器搬进他的内室，安放在御座两旁，经常用它们在御花园内观测日食、月食和不断变化的行星、星系。即便外出巡幸，也常令内廷人员背负这些沉重的仪器跟随左右。六次南巡，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测量湖河水位，山地距离，用坚实可靠的资料，正确指导了治河工程，并将用数学计算河水流量的方法教给河臣。除传教士进献的科学仪器外，他还谕令制作其他仪器。今北京古天象台八件巨大天文仪器中的六件，都是康熙时期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结合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制作的。
其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勤奋专注的学习热忱，使传教士们惊叹不已。
法国传教士白晋说：“因为他本来就对新奇东西感兴趣，所以自从他有了某些欧洲的科学知识之后，就表现出了学习这些科学的强烈欲望。”
传教士们在日记和文章中崇敬地记道：“皇上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前，把我们教给他的几何学，大部分作了实际应用。”
“皇上告诉我们说，他已阅读过我们的讲义，为了向我们表明他已懂得这些，便用我们的图例，自己作了一般的演算。”“最后，他对于一堆谷物先作一番计算，再加丈量，然后对比函数表求得之积是否与丈量的结果相等。”
“与我们在一起达两小时，他阅读了我们用鞑靼文写出的定律，令我们解释给他听，皇上在透彻理解之后，把我们所讲亲自动笔写了一遍，竟与我们的口授相符。”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好吃懒做，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这位皇帝的学习是异常仔细和用心的。无论是几何中的棘手问题还是我们拙劣的语言，都不能使他泄气。他听我们讲解时的耐心和注意力都是相当值得赞叹的。”
康熙酷爱数学。《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记载：“连续两年如此专心致志，以致把处理其他事务以外的剩下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数学上了，同时他把这种学习当作他最大的乐趣。”
康熙下令，将已被利玛窦译成汉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译成满文；将传教士进讲法国数学家巴蒂《理论与应用几何学》的满文讲义译成汉文。他亲撰序文，亲自审校，亲自验证两书差别，命人在皇城内用满汉两种文字印刷成书，发行全国。
他的算盘打得很好，比西法运算还快。他能熟练地用对数运算习题，用对数表分析三角。还多次向学臣、后为著名数学家的陈厚耀等，讲解开方法、定位法、虚拟法、借根法等西洋数学知识，并亲自将几何原理教给了一位他所钟爱的皇子。
康熙三十一年，他更在金銮宝殿为群臣用数学知识一一验算太极图等。他还测算正午日影所到之处，命人取日晷表放于乾清门外、太阳地中，群臣侯至正午，果见日影与康熙所作标志互相吻合……俨然是举办了一次御前数学讲座。
康熙重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应用。平三藩时，他命南怀仁以西方“制炮妙法”，督造适用于南方山地作战的轻便火炮。南怀仁造出了多种类型的火炮，在卢沟桥炮场演放，他屡次亲临视察，演放最长的一次达三个月，共发实弹二万一千余枚，有的火炮连发三四百枚完好无损。平定准噶尔之后，他邀请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协助，由何国宗、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参加研究，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经纬度测绘方法，绘制出第一部详细的全国地图。经过十年的努力，采用包括“太阳正午高弧定纬度法”等测绘方法，实地勘测各省，用“梯形投影法”、以一比一百四十万比例尺精心绘制，中国地图绘制史上的空前巨作《皇舆全览图》诞生了。二百年后，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它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
康熙二十年左右六月的一天，康熙发现丰泽园稻田中有一颗稻谷高出众稻之上，谷粒已经成熟，于是将其收藏作种，年年反复试验选种，再试验，再选种，培育出了一个新的优良稻种——出色如丹砂、一岁两熟的“御稻种”。而后扩大范围，在北京、承德试种。十年以后，向群臣公布。又经过二十余年的试验和培育，始向江南推广。
康熙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气象研究工作，他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并要求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按期上报，经常进行综合比较。
康熙六次南巡、三次西征、多次视察东北的过程中，均亲自调查研究当地地形、地貌及农作物，并作详细记录。他记录了途中用仪器测量一些地区方位、高低、远近的情况；记录了他在瀚海沙漠发现“螺蚌甲”而推测该地曾经是海洋的地理变迁；记录了他发现木化石和鱼化石的确切地点和对该化石的详细描述等等。
对于西方科技的学习和应用，开阔了康熙的眼界，打开了康熙的思路，使他具有了自然科学家的眼光和头脑。
可以说，满洲文化造就了康熙的勇武和进取精神，蒙古文化又练就了他的高远与大度的品质，汉族儒家思想的熏陶出他的仁爱与与韬略，他的开放与创新精神则是受了传教士西方文化的影响。康熙博取众长，养成了博大而深厚的文化素养。
康熙不但熟读传统文学经典，还特别崇尚自然科学，以致如此身体力行。《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其祖母恐其苦读有伤身体，曾加以劝止说：“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但康熙嗜读不辍，《清圣祖实录》记载：“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自登基后，康熙一面忙于政务一面如此勤奋学习，甚至出现咯血，差点“过劳死”，长年如此，积劳成疾，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
§§§第三节 创设“博学鸿词科”，广纳人才
康熙执政生涯中，儒家思想是他的思想根基，他自五岁始就接受中华传统儒学思想的熏陶，从小就尊孔重道、读经论史视为自己的本分。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大儒，如李光地、张英……“博学鸿词科”的创设，更让京城内外人才荟萃于京，盛况空前。
康熙亲政期间，一直尊孔重道，对宋儒朱熹的理学思想推崇备至。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作为治国的根本良策。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康熙特设“博学鸿词科”，作为进士之上的高级科目，千方百计吸引明代的遗老及各种有影响的儒学名人参政。康熙皇帝下诏：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终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按察，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
这样的诏书一下，京城和各省的官员哪里敢有一丝怠慢，纷纷向朝廷举荐人才。到了第二年，即康熙十八年，一共推举上来的有名有才者一百多人齐集京城体仁阁参加考试。有很大一部分来参加考试的人，春天刚刚开始就到了京城，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些名人学士的尊崇，说现在天气还很冷，不能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特意下令安排驿馆，清政府还给他们优厚待遇，除发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皇帝还亲自赐予了丰盛的宴席加以款待，让他们休息到阳春三月，才参加考试。
一眨眼，时间在雨滴声中悄然过去，阳春三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考试也在体仁阁里如期进行。这一天，康熙皇帝亲自主持考试，更神奇的是考试的题目只是一首诗和一篇赋，这么简单的题目，让这些本来就饱读诗书的名士才子信手拈来，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考试结束后，试卷也先呈康熙亲自阅览，再由阅卷官大学士四人共同审阅，提出录取人选后由康熙钦定上。这一次考试共录取了五十人，其中一等中就有汤斌、朱彝尊等人，二等中有李来泰、毛奇龄等人。均得以委以重任。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于京。
但是，在参加考试的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明朝官员们的后代，免不了心里记挂着前朝的事情，所以对现在的清政府有着抵触情绪。怀着这种抵触情绪，很多有才有能的人故意不好好地答题，试卷上漏洞百出。
据清朝一个叫陈康祺的人做的笔记，上面记载着说：明朝户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严绳孙只是写了一首诗，而故意不把试卷做完。明朝御史彭孟宗的孙子孙遹还出言不逊，故意冒犯。还有朱尊彝、潘耒、施润章这些人故意把音韵和平仄搞乱。康熙皇帝在查看他们的考卷时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康熙帝不拘一格，甚至还亲自阅卷，可见他的一番苦心。康熙皇帝看了这些丝毫也没有生气，也不去追究他们的故意怠慢。最后根据考试结果，录取了个二十个一等，三十个二等，这些人要么进入了翰林院去做编修了，有的到了国史馆中，去修订明史。甚至连选拔了但都不愿前来的杜越、傅山、王方毂这几个人，康熙皇帝也授予他们内阁中书的头衔，以表示对他们的尊崇。
高官厚禄使这些文人学士也逐渐放弃了反清的立场。连没有被录取的文人学士也不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
康熙皇帝为什么对他们能这样宽容，甚至连出言不逊的人他都不治他们的罪呢？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圣祖开博学鸿词科，概有其深意。”他说的这个深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的时候，清朝的统治还很不牢固的，内忧外患，有一大堆的事儿等待处理。明朝遗留下来的老的官员或者是官员的子孙都抱着对清朝统治不合作的态度。那时西北的准格尔蒙古也虎视眈眈地威胁着清朝。西南又出了平西王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在派出军队去平定那些战争和叛乱的时候，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这么多战乱，还有叛军，大家还非常响应，主要原因在于“德泽未洽”。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清朝政府的仁德和恩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汉族人也来参加科举考试，以便笼络这些有才能的汉族人的心。对那些汉族的士绅，特别是江南地方经济和文化都非常的发达地区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出来做官，为朝廷效力。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才会这样宽容大度，什么都不计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广揽天下所有饱读诗书的人，笼络他们的心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康熙录用的50个读书人里面，大多数是东南来的，光是江苏和浙江两个省就占了38个。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其实就是想笼络有经济有文化的江南硕学鸿儒。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对当时很多文人墨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许多多的汉族人士对清政府的偏见和疏离慢慢消减了。他们纷纷到朝廷里当官，东南地区的人心就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康熙尊崇理学，士大夫亦以名节为尚。康熙执政期间，以清官辈出著称，于成龙、汤斌、李光地、张伯行、陈鹏年、宋荦、郭绣等都以造福百姓、清廉一生闻名于世。
正所谓自博学鸿词科起，“从此遗民不世袭”。 博学鸿词科的设立对清朝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和确保全国的稳定统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四节 木兰秋狝，军事训练
开辟木兰围场是清政府“肄武绥藩”，巩固北部边防的战略决策。在木兰围场，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此地成为当时除北京以外的、最重要的政务中心。
清军入关后，娴熟骑射的八旗子弟逐渐骄逸自安，耽于游乐，战斗力日益衰退。而当时的北方又战乱频仍，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沙俄重占黑龙江的雅克萨，又入侵喀尔喀蒙古色楞格河流域，煽动民族分裂；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察哈尔蒙古布尔尼叛乱，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漠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进攻和硕特部，侵占青海，次年，又侵入新疆。并勾结沙俄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内忧外患给刚刚以“弓矢定天下”的清王朝笼罩了一层阴影。因此，整饬武备，团结蒙古诸部，巩固北部边防，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作为游牧民族的后代，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放弃世代流传下来的骑射本领，更为了建设一支能征善战、勇于骑射之骠悍之军队。从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始，康熙就选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游牧地，建立围场。这样既可锻炼军伍，提高战斗力，又可借助满、蒙民族围猎的活动，联络感情，加强团结，从而实现“以蒙古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安国大计。
康熙开辟木兰围场，依据古代天子礼制，天子诸侯如遇境内无患，每年将举行围猎。康熙建立了每岁行围制，名曰“秋狝”。《尔雅·释天》里云，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用都统赵景处，以安不忘危，每岁秋冬校猎于塞上。”“木兰秋狝大典”就这样成为一项严肃的国家制度，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让后世永远遵行。通过校猎行围活动，训练八旗兵长途跋涉、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行军野战、严守纪律的能力。清廷能取得平定三藩、抗击沙俄、征剿准噶尔等的大胜利，与康熙每年要举行的围猎政策是分不开的。
“木兰”是满语，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的鹿鸣之声，以引诱鹿类前来并将其捕获。后人将皇帝围猎的专用场地称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木兰秋狝一般于八月举行。皇帝亲率人马于五月或七月从北京启程。出古北口，沿线经由巴克什营、两间房、常山峪、王家营、喀喇河屯、热河、钓鱼台、黄土坎、中关、什巴尔汰、波罗河屯、张三营、济哈尔朗图、阿穆呼朗图等十余处行宫，供清帝途中小憩、食宿。这十余座行宫中以势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规模最大。行围前，皇帝先驻跸热河行宫。此时御行营护军先头到达围场，先择地形，于水草佳处建御营。于八月到达木兰围场。
康熙本人有着近乎狂热的狩猎嗜好。对于木兰秋狝的军事意义，他有过阐述：“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古北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扎萨至乌兰布通，朕亲率大军生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拉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拉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大军前往，击败策凌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士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尔等诸臣、咸宜知之。”康熙还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一七二二年，康熙在最后一次木兰秋狝结束返回北京后对文武大臣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从小开始，康熙就在满洲侍卫默尔根的教练下，刻苦学习骑马和射箭。默尔根非常严厉，在康熙姿势、方法等方面稍有不当时，必定严厉批评，必须加以改正。正是在默尔根的严格训练下，使康熙的狩猎技艺炉火纯青，愈发精湛。这一点，在康熙晚年时还念念不忘。康熙四年、五年，年仅十二三岁的康熙就曾两度前往南苑校射行围。据《钦定热河志》记载，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至康熙六十一年的他去世前夕的四十二年中，康熙曾到木兰围场四十八次。跟随在康熙身边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和作家高士奇的著作中，都有康熙狩猎的详细描述，对康熙皇帝的狩猎本领倍加赞赏。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的一次出巡中，康熙在一周之内打死八只老虎。康熙二十二年在巡游五台山的归途中，在路旁又打死一只猛虎。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也是个狩猎能手，但于康熙相比，仍然自愧不如。他认为康熙在狩猎方面有极深的造诣，神勇天赐，力能挽强，无论什么猎物，一入其眼，康熙皇帝往往都能一发射中。康熙狩猎，主要是使用火枪和弓箭，在他晚年，曾对自己的狩猎收获作过统计，共获老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豹二十五只、猞猁狲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只、野猪一百三十二头、鹿数百只、至于其他小型动物，难以统计，如有一次他在一天之内就射中兔子三百一十八只。康熙还最爱哨鹿。哨鹿是一咱诱猎鹿的方式。“哨鹿者，凡鹿始鸣，恒在白露后，效其声呼之，可引至。”哨鹿时，康熙先令侍卫将鹿群赶到深山之中，并让他们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发出鹿的叫声，吸引大批母鹿靠近，然后再带弓发射，随即取鹿血饮用。据说吃了大补，可以益寿延年。曾随康熙多次围猎的大学士汪灏在他的《随銮纪恩》中，描绘了康熙围猎额勒苏台的情景：“午刻，天雨晴，旋止。见远山人行如蚁，渐出林间若黑线然。又见近山人马飞空下坡，如麻撒米。而连觉移动者为兵为骑，红白飘扬，星光不定者为旗为帜，往来若飞、时出时没者为鹿为麋。须臾，风荡云卷，围势已成，鹿纷驰四奔，突围欲出，则所至扬鞭呵止之，俄而黄纛从中来，皇上自山顶纵辔直穿场中，天威所临矢无虚发，有应矢即殪者，有带箭仍奔者，所获不计其数。”
每至行围季节，康熙总要亲自率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亲信侍卫、八旗官兵等数万大军，由古北口出塞，开赴木兰围场。浩浩荡荡，与行军无异。围猎场面，实际上木兰秋狝是清政府组织的一场颇有声势的军事训练活动，亦是与满、蒙等民族的联合军事演习。每岁行围，车驾人马数以万计，顿时塞外山谷，旌旗飘扬，人马浩荡，不见首尾。所经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军纪异常严明。无论兵士还是宗室的贵族王公“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
木兰秋狝期间，皇帝会在围场随时宴赏随围的蒙古王公。秋狝结束，皇帝还要在东道张三营行宫或西道阿穆呼朗图行宫设宴蒙古王公官员及兵丁，并赐食物、布疋、绸缎、白银等。当地盟长则代表所属蒙古各部在驻地向皇帝进宴。宴会中，表演民族传统的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乐曲）、教駣（驯生驹）、相扑（摔咬）等节目。宴会将结束，当地盟长向清帝呈白马、白驼等，献“九白”之礼，表求对朝廷的忠诚。
通过木兰秋狝，密切、加强了满族与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从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通过木兰秋狝，清军的战斗力也有了提高。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零年），清军在康熙帝的亲自指挥下，在木兰围场北部的乌兰布通一举击败进行分裂活动的噶尔丹部。以后，清军在平定蒙族的封建割据、武装叛乱和抵制沙俄入侵的战斗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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