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公社干部心中有愧，赶紧将岑国仁背去医院做了检查。还好，没有骨折，只是挫伤了韧带，就是常说的伤了筋，再就是有几处皮外伤，当即搽了些碘酒以消毒。他忍着疼，一拐一拐地回到家。他对医生开的药并不信任，胡乱服下后，拿酒磨起了田三七。他觉得还是土方子实用。喝了两盅三七酒，再拿药酒搓揉一阵筋络，从心理上，他就觉得好受多了。
岑国仁只能在家休养，牛就交给黄唯臻去放了。好在花儿是条温顺的母牛，赶到哪个山谷，它就在哪里吃草，从不跑到眼界之外去；遇到别的牛了，也不争不抢；从不惹事。而且懂人话，你一喊收工了，它就乖乖地跟着你回家。即便是不常放它的黄唯臻，也能吆喝得它团团转。
岑国仁给自己做了副木拐，往腋下一撑，虽然一瘸一拐，还是能勉强走动，做点简单的事，比如给鸡喂喂食，到菜园里扯扯草什么的。
这日他放下拐杖，坐在堂屋门口打草鞋，公社新来不久的申书记带着李光荣进门来了。他心里十分诧异。申书记每天都从聚善堂门口过，从来不进门，偶尔遇到岑国仁，不光不打招呼，连头都不点的。岑国仁垂头搓着手中的稻草，决计申书记不先打招呼，他就不理他。
国仁公啊，打草鞋呐？申书记意外地先打了招呼。
岑国仁心里就敞亮了，噢，哪阵风把书记吹来了？
来找你了解点情况呢。申书记说。
您尽管问，只要我晓得的。岑国仁手里仍不停地搓草绳，打草鞋。茶我就不给你们筛了，省得那些警惕性高的人说闲话。
正月间的时候，王元信是不是带着各队队长在聚善堂开过一个会？申书记问。
没有，开会在大队部开，哪能到我地主家来呢。岑国仁坚决地摇头，他们是来喝擂茶的，馋我屋里擂茶好喝呢。
好吧，就算不是开会，那他们在喝擂茶的时候，商量甚事？申书记又问。
岑国仁仍摇头，就是扯些闲话，我没听见商量甚事。
国仁公，你就不要包庇王元信了，隐瞒不报，罪加一等！李光荣不耐烦了，推一把岑国仁的肩膀，说的就是分黑土的事，你老实交代。
岑国仁这才明了所说何事，舔舔嘴唇，没有做声。队长们在聚善堂喝擂茶时，七嘴八舌地说起，多年以来，社员的口粮都不够吃，每到青黄不接时，碗里都是菜糊稀汤，人都饿得黄皮寡瘦了，哪有力气出工？不如把队里种不完的荒芜旱地分到各户，社员自己多种点红薯，多几口薯米饭吃。听说邻县早有人这么干了。还有人说，别说分点地种，卧龙岭深山里还有单干户呢，人家从来没入过社，活得好好的。扯白一阵，都要求王元信松口分地。王元信却滑头地说，大队又没有土地，土地都是各生产队的，种哪一块不种哪一块，种甚不种甚，分给哪个种不给哪个种，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但我有言在先，若是惹出甚事来了，你们自己担着，我可不替你们戴黑帽子啊！支书一言既出，队长们心领神会，擂茶还没喝饱，就心急火燎地先后走了。之后，各个生产队都悄悄地将种不完的荒芜地块分给了各家各户，并都反复交代，不得走漏风声。岑国仁也分到了大约两分旱地，那地草深过膝，已经多年没有耕种过，板结得很。他利用放牛的机会，扛锄上山，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才将它翻挖完毕。土松了，草晒死了，只等薯秧长成，一场雨浇过，就可以栽红薯了。两分地至少可以收获几百斤红薯。哪知现在东窗事发，岑国仁晓得，甚都栽不成了。他不明白的是，李光荣早晓得这事，他家中也分了这种所谓的黑土的，为何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呢？
不说就不说吧，说不说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申书记嘀咕着转了身，带着李光荣走了。申书记走路的样子让岑国仁想起了拂袖而去这个词。
岑国仁敏感到王元信会出事。午后他倚在门口吹风，王元信披着衣路过去公社，岑国仁想对他说点甚，张了张口，却甚也没说出来。后来王元信从公社出来了，见了岑国仁，似乎也想说点甚，张了张口，也是甚都没说出来，只是冲他笑了笑，披着衣走了。岑国仁看得出来，那是一种苦笑。
第二天一早，李光荣的鸭公嗓在喇叭里嘎嘎叫，通知全大队社员到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黄唯臻很奇怪，怎么是他喊喇叭了，平常不都是元信支书喊的么？又说，红火大太阳，正是耕田挖土的好时候，开甚会呢？岑国仁就很里手地说，人家要先解决走甚路的问题呢。
吃了早饭，黄唯臻上山放牛去了，岑国仁仍在家打草鞋。凡开群众大会，没有格外的通知，他们是不能参加的。岑国仁心思有点散乱，打出的草鞋也有点松散，不紧致。这样的草鞋穿半天就会烂掉。他叹口气，只好将刚打出的半只草鞋放下了。他操起粪箪，从阴沟里舀了水，将栽在院墙下的十几蔸丝瓜浇了一遍。刚放下粪箪，郭援朝背着枪过来了。
国仁公，我来通知你开会呢。郭援朝说，脸上有点不自在。
通知我开会还背枪？岑国仁瞥一眼他。
我是基干民兵，这是没子弹的空枪，做样子的，飒爽英姿五尺枪嘛！郭援朝说。
岑国仁拄着拐杖跟他出了门，一拐一拐的，戳得地面笃笃响。
郭援朝说，要不要我背你啊？
岑国仁说，你不怕别人说你背地主，没站稳立场啊？
郭援朝说，这会没人看见，我把你背过桥了再放下嘛。
岑国仁说，我可不敢要你背，会说我压迫贫下中农的。又问郭援朝，甚会要我也参加？郭援朝说，有人检举分黑土的事呢，这下好，麻屄上面屙泡屎，大家都搞不成了。岑国仁立即满脸发烧，郭援朝的话太粗鄙了。他摸一把脸，似乎要将那句话抹掉，又问，王元信没事吧？郭援朝说，没事才怪，公社说他是青龙桥大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坚决制止资本主义复辟，撤了他的职呢！刚刚宣布的，现在是李光荣当支书了。岑国仁倒吸口气，原来是这样。郭援朝迟疑了一下，又说，国仁公，等会若是斗争你，命令我请你吃竹桠子炒肉，你莫怪我噢，我会尽量轻点的。岑国仁点头道，你是奉命行事，我不会怪你。可是，分黑土的事凭甚要斗我呢？郭援朝说，你可能就是那个幕后指使的阶级敌人吧，样板戏里不都这样的么？岑国仁恍然，噢，原来是这样啊，心里倒沉静下来了。
进了大会堂，许多张熟悉的脸像向日葵一样朝他转过来。岑国仁微微一笑，冲他们点了点头，跟着郭援朝上了舞台。王元信背着手站在舞台右侧，绷着脸。岑国仁走过去与他并排站着。李光荣拿来一条长板凳，让他们坐下。王元信不坐，仍站着，岑国仁便也站着。
申书记拿起那只拖着一根长线的麦克风走到台口，挥挥手道：好了，国仁公也来了，我们接着开会！这个这个，唵，青龙桥大队就在公社的眼皮底下，居然会发生黑土事件，说明了什么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说明，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也松不得嘛！我想大家还记得那年搞包产到户吧？那是地委的试点，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还处分了好多干部。私分黑土可比包产到户要严重得多！它是甚性质？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嘛！这不是我空口打哇哇，这是有理论依据的！申书记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报纸，挥舞着。大家看，报上有篇理论文章叫《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复辟》，它举的例子里就有私分集体土地。文章是谁写的呢？岑佩琪，地委讲师团副主任，对，就是国仁公的儿子岑佩琪。人家是革命理论家，水平高，两只眼睛盯着我们的呢，一眼就看清事物的本质呢！你们以为，是我申某跟大家过不去，不准大家种黑土？不是的，是你们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我这个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有责任把你们拉回来，不然，就是我的失职，就要拿我是问！有人还狡辩，今天把国仁公叫来，就是让他证实确有其事，岑佩琪同志所言不虚。所以现在，我先问国仁公一句，分黑土的事，是不是在聚善堂商量的？
岑国仁想想说，我没听见他们商量。
申书记问，偏偏在地主家商量分黑土，这是偶然的吗？
岑国仁道，我告诉过你，他们是馋我家的擂茶。
擂茶明显是幌子嘛！你或怂恿或隐瞒，都不奇怪，是你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了的。我不逼你承认，让别人来揭发吧。下面，请纠把木上台来揭露黑土事件的真相！申书记向台下挥手。
岑国仁一听叫纠把木，不禁哑然失笑，台下也一片哗然。“纠把木”本是指那种歪扭着生长、纹理纠结、木质硬韧，因而也不便做成农具或木器的木头，乡下常以此比喻那些性格执拗、不能成器的人。被人直呼纠把木的李跃进不仅如此，还好吃懒做，经常在外打流，分给他的黑土也仍然荒着。
但是没人上台。申书记四下搜索，没见李跃进的踪影，眉毛不由得拧了起来，将麦克风拍得嘭嘭响，纠把木！请纠把木同志上台……这么严肃的路线斗争，难道你临阵脱逃？还是不见人吗？唵？嗯，也许上茅什去了。这样吧，若还有别的同志上台检举，我们也欢迎！革命不分先后，啊，有话说的都可以上台来！有吗？申书记眼光往台下来回扫，见没人搭腔，脸上窘迫起来。
我看这样吧，申书记你也不要再叫人来揭发检举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套也该玩厌了。我承认就是。王元信大声说。
好啊，你承认就行！申书记兴奋地道，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既然我承认，就让我说几句吧。王元信从申书记手中接过麦克风，扫一眼台下道，作为党员，我接受组织上的处理，但我保留我的意见。当初有人提议分土，我并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明确反对。我之所以承认，是承担我一个支书该负的责任。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大的错，更不承认分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口口声声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么？主人将自己的土地分到各户去种，以提高收成，吃饱肚子，就有错了？土地都是祖宗开垦遗传下来的，又不是谁恩赐的，你们这些外来的干部凭甚指手画脚？你们吃着国家粮，收成不好又不饿你们的肚子，管得也太宽了吧？
申书记插言道，你承认就行，莫扯那么多！
王元信不理睬，只顾说自己的。还有，将几竹篙都打不着的国仁公也请到台上来了。动不动，就说他是阶级敌人什么的。他是甚人双龙镇路边的草都清清楚楚！台上台下，有几个没占过公家便宜的？挖花生时吃花生，摘玉米时围裙里藏个玉米，叫花子烤火——都往胯下扒！就连我们大队干部，开会开累了，也花公家的钱买点酒菜来打牙祭呢！但我晓得有个人，别人的钞票落到脚下，他都不会去捡。他就是国仁公。除了出身不好，他哪里不好？有这样的敌人么？喝了他家的擂茶不说，还把这事赖他头上，说不过去吧？如今还有几家人讲客气，来客就打擂茶？再说了，人家几十年前就支持过共产党游击队呢，你们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台下立即有人回答，好人！
申书记赶紧从王元信手中夺过麦克风，大声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不是开斗争会，只是让国仁公做个证明。嗯，元信同志的态度很好，承认了错误，摆明了道理。我作为公社书记，有人检举，当然要调查处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含糊不得！否则，矛盾上交到县里去了，影响更加恶劣，对谁都没有好处！这个要请大家理解！分了的黑土，一律要上交生产队。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谁还往枪口上撞，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散会！
台下群众议论纷纷，长吁短叹，惋惜那些下了力气的土地。岑国仁随着王元信往台下走，碰碰王元信的手臂，支书，看你说的，搞得我不好意思呢。
王元信摆摆手，都连累你了，不好意思的是我呢。以后我不是支书了，你各方面小点心。
两人出了大会堂，申书记走过来冲岑国仁说，国仁公啊，公事公办，还请您谅解啊，其实呢，我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印证佩琪同志的文章呢。我们基层干部嘛，水平不高，有机会，还请您在佩琪同志面前美言几句噢！
岑国仁客气地点点头，盯着申书记的口袋，申书记，能不能把那张报纸给我学习学习？
行啊，就是要多看报多学习呢！申书记说着掏出报纸来，给了岑国仁。
岑国仁回到聚善堂，戴上老花镜，将岑佩琪那篇几乎占了整版的文章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读了几遍。他最深的印象是里面引用了很多导师与领袖的语录。
黄唯臻放牛回来了，问，老倌子看的甚呢那么聚精会神？
看你儿子的文章呢。岑国仁应道，摇摇头，可是我这个老高中生，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呢？
房前屋后，点瓜种豆。那些瓜豆是农家饭菜的重要来源，也是岑国仁耕读生活的诗意点缀。你播下种子，看着它发芽抽茎，爬上墙头篱边，绽开花儿朵朵，结出累累果实，便感到生命之真切，会怀抱某种难以言喻的希望。空闲之时，欣赏一会儿瓜叶上的露珠，观察一下蜜蜂在花蕊里采蜜的舞蹈，就可以忘掉一切琐碎与烦恼。可是喇叭里宣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每个人丁只充许在屋基周围栽种五蔸瓜菜，多出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公社组织了割尾巴的民兵小分队，要挨家挨户地检查。岑国仁在聚善堂内墙脚种了一排丝瓜，外墙脚栽了一排南瓜，总共有二十几蔸。丝瓜藤爬到了一人高的藤架上，藤叶青翠，黄花耀眼，嫩丝瓜已有一拃长。南瓜藤更为茂盛一些，生猛地爬上了墙头，谎花吹得如喇叭，小南瓜如攥起的绿拳头。与其让民兵来割，不如自己处理了吧。岑国仁心头一硬，扯掉了两根长得瘦弱点的瓜藤，但接下来，他就下不了手了。虽是草木，那也是命呢，它碍着谁了？听天由命吧。
岑国仁从牛栏里牵出花儿，跛着脚从菁华堂门前过。郭援朝带着民兵小分队过来，将自家种在路边的一排苦瓜藤一蔸不剩的扯掉了。藤蔓扔得到处到是。小分队正要往聚善堂去，郭癞子突然冲出门口，一手揪住儿子的胸口，另一手就往儿子脸上扇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郭援朝脑壳往旁边一甩，脸就红了。
你这狗日的图积极，一根都不给我留，你不吃菜的啊？郭癞子怒骂着又要扇第二下，郭援朝一把将他推开了。好啊你敢打老子，你打，你打，你打啊！郭癞子挺起胸朝儿子逼过去。
郭援朝连退了两步，将手举了起来。老子不认人，只认理，你不让开我真打啊！
郭癞子不示弱，眼睛瞪起桐子壳大，你狗屁的理！盘古开天地就种菜了，世上还有扯菜的理啊，你给我栽活这些菜，要不你莫回家吃饭！
看热闹的人们围了过来。郭援朝脸越来越红，再次扬起手，欲朝郭癞子扇过去。岑国仁看了他一眼。郭援朝愣了愣，把手放下，侧身一顶，将郭癞子撞开，走了。
岑国仁牵着花儿上了山。腿没全好，不能打柴，他就躺在草地上发呆，听牛铃响过来响过去。花儿有时会走过来，嗅嗅他的脸，似乎想看看他是不是活着。云影从他身上凉凉地掠过去，让他想了很多很多，却又都不明晰。放完牛回到家中时，他看到墙下留下了十蔸瓜苗，丝瓜与南瓜各五蔸，留下的都是长得最壮实的。扯掉的那些藤蔓不知哪去了，地上没有一丁点残枝败叶。大概是黄唯臻收拾的，放到阴沟里沤肥去了。
过了一天，岑国仁听到申书记在喇叭里表扬郭援朝，说他大公无私，勇敢地捍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说郭援朝评上了先进，到县里接受表彰去了。又过了一天，傍晚时分，岑国仁端着饭碗坐在聚善堂门口吃饭，郭援朝从县里回来了，左胸上佩戴着一朵红绸子扎的花，像个新郎官。岑国仁打了个招呼，援朝回来了？回来了。郭援朝兴奋地点一下头，笑得既自豪，又羞涩。
割尾巴运动也就是一阵风，风过去了就过去了，人们并不当一回事。秋天来临时，路边、河边、田边等边角闲地又被人争先恐后地挖了出来，点上了萝卜菜。及至来年，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又纷纷种上了各样瓜菜，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岑国仁不仅在墙内外种上了丝瓜南瓜，还将檐下那口破缸也利用上了，填上土，种了一蔸扁豆。那蔸扁豆生命力格外旺盛，探出芽后就弯弯曲曲地往上爬，日复一日，一刻也没有停息。岑国仁赶紧给它搭了架子，它便沿着架子一直爬一直爬，竟爬到屋柱上，攀附并遮盖住了那个日夜聒噪的喇叭，继而爬到屋檐上，把它的枝蔓铺到瓦上去了。秋天再次来临，扁豆藤绽开紫白相间的花，结出串串扁豆，像一只只白耳朵，倾听着这个世上发生的事。
闲时，岑国仁喜欢在堂屋门口放一把竹躺椅，静静地躺下来，听头上喇叭匣子里的声音。无论广播的报纸社论，还是放的革命歌曲，他一律听得津津有味。有了那条从公社广播站延伸过来的铁丝，他才不至于与外面的世界脱节。听得多了，样板戏里的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他或跟着旋律的起伏而思绪辽远，或于冥冥中进入广袤无际的梦乡。但某天，一首从未耳闻的雄浑低沉的曲子哀婉地起伏，令他觉出世界的异样。后来他才晓得，那是哀乐。哀乐之后，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播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他坐了起来。喇叭里反复播着，他反复听着那条消息。黄唯臻闻声过来了，因惊愕而张开的嘴巴久久关闭不拢。他们一句话不说，好似中了蛊，全身都动弹不得。院墙之外，山还是那座卧龙岭，水还是那条双龙河，他们的心，却似乎塌了一角。
数天后，公社在大会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岑国仁和黄唯臻都参加了。会场门口放着一箩筐纸扎的小白花，他取了一朵小心地别在胸口上。舞台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披着黑纱，缀着白花。会议内容就是听高音喇叭里北京天安门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大会一开始，岑国仁就听到身后有人低声哭泣。没过一会儿，好多人受了感染，捂面痛哭。有两个人哭得晕倒在地上，维持秩序的民兵赶紧将他们送去了医院。
岑国仁和黄唯臻都有种丧魂失魄的感觉。
哀伤的气氛没有持续太久，无论发生甚事，总还得种田吃饭。就连喇叭匣子里，除了宣传如何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也慢慢地放起了欢快的革命歌曲。大约个把月之后，喇叭里又突然宣布，胜利粉碎了反党集团“四人帮”。公社又召开了万人大会，举行了庆祝游行，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挥舞红旗，沿着双龙镇不长的小街和沿河的道路转了几圈。岑国仁听到喇叭里反复朗诵郭沫若做的水调歌头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虽然郎朗上口，却一点诗意没有，他不喜欢这样的口水词。跟古人的词比，差了几万里。他更不解的是，四人帮的成员之一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她怎会反党呢？当然这不是他应操心的事，你只是小人物，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他没料到，世事的变化将会深深地影响他余下的人生。
一天黄唯臻撕掉一张挂历，叫道，哎呀差点又忘记，还过几天就是你七十周岁了，去年就该给你祝寿的，今年可别再错过日子！老倌子，你赶紧跟佩琪佩瑶说一声，要他们都回双龙镇给你祝寿吧，我们全家好久没有团聚了。
岑国仁便去镇上邮政所，给岑佩瑶挂了长途电话，要她回家给自己祝寿，并让她转告岑佩琪也一起来。岑国仁很久没主动跟儿子通话了，他不想破这个例，所以想请女儿代劳。岑佩瑶听了父亲的话，沉默一会儿才说，爹，我会回来给您祝寿，可哥他回不来了。
岑国仁问，为何？
岑佩瑶压低嗓门，他前几天被逮捕了，同事揭发了他，说他与“四人帮”下面的人勾结，犯了反革命罪。您先别跟妈说，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岑国仁脑子里顿时嗡嗡作响，甚也听不见了。
这么大的事，岑国仁不可能瞒着堂客。黄唯臻一听，就要去莲城看望孙女孙儿。岑国仁不许她去，晓红晓东都不小了，你担心甚呢？你去也起不了作用，只会给他们添乱呢。他们爹刚出事，居委会如果晓得你这个地主奶奶又去了，愈发对他们另眼相看。再说你这把年纪了，路上万一有个闪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黄唯臻说，我不管这么多，出了这种事，他们娘三个不需要家人安慰安慰？万一想不开呢？趁着岑国仁放牛上了山，黄唯臻提起袋子毅然决然地出了门。她先搭上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到了没有了娘家人的娘家黄家驿，然后搭上了途经莲城的长途班车。
由于忧心如焚，路又颠簸，她晕车得厉害。幸好一个窗边的乘客跟她换了位置，她将头伸出窗外，呕了个一塌糊涂，呕到最后，只吐出一些酱油似的胃液。在莲城南站下车时，她已虚弱得动不了，在候车室坐了半天，喝了点茶水，才有所缓和。到小店里吃了碗米粉，恢复一些气力，她才搭轮渡过莲水进了城。
距上次离开莲城已有十五年之久，但莲城变化不大，楼房老旧，街巷依然。暮色苍茫中，黄唯臻准确地找到了梳子巷十九号，儿子一家居住的地方。门关闭着，窗内也没有灯光。她敲了敲门，里面静悄悄的没有反应。门口的铅丝上也没有晾着的衣服，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她问隔壁的一个中年妇女，请问赵贤淑一家还是住在隔壁吗？她避开了儿子的名字。中年妇女警惕地瞥她一眼，你是她甚人？她陪着笑脸，我是她婆婆。中年妇女噢一声，是你啊，有两天没见到她们了，你再等等吧。她只好退到门对面的墙脚，捡两块断砖头，垫着屁股坐下来。秋风掠过梧桐树梢，黄叶打着旋飘落，打着了她的头。她抹了抹头发，两眼瞟着巷子两头。可是直到半夜，都没见人来开那扇门。
她只好到小旅社的通铺客房订了个五毛钱的铺位，马马虎虎睡了一晚。翌日一早，她吃了碗健米茶和两个穿眼粑粑，便又坐到那扇门前的台阶上了。隔壁中年妇女探头问了句，还没等到啊？她嗯了一声。中年妇女递给她一个马扎，缩回屋里去了。她在门口坐了一整天，饿了就去小店里买两个馒头，喝碗海带汤。
天又黑了。除了继续等，她别无他法。赵贤淑是没有工作单位的，没有地方可找；晓红二十岁了，虽没有当知青下放，却也不知参加工作没有；晓东应读高中了吧，但是在哪所学校上学呢？也从没听说过。她屁股都坐麻了，双腿也发酸了，只好起身在巷子里转几圈，再回到门口去坐。
后来，大概到了凌晨了，她感到一根棍子拨了她一下。睁眼一看，不是棍子，是一支枪。她抬起头，看到两个戴红袖标的人，袖标上有“联防”二字。
干什么的？持枪的人喝道。
我……我来找家人的。她结结巴巴。
户口呢？
我没户口，我是乡下人。她说。
那证明呢？
我走得急，忘了打证明。她讨好地望着他们。
一没户口，二没证明，是出来打流的吧？我们正抓流窜犯呢！
我不是流窜犯，真不是的。她一只手抓着胸口，似要掏出心来给他们看。
你什么成分？
我……我……她说不出话。
走，跟我们去派出所就晓得了。那人又拿枪管拨了她一下。
她只好跟着他们走。拐了一道弯，进入另一条街道，就到了派出所。但没有人来审她，她被押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十来个人，站的站，蹲的蹲。她躲到墙角，坐在地上萎缩成一团。她实在太困倦了。她时睡时醒，一丁点响动都让她心惊肉跳。
终于挨到天亮，黄唯臻被叫了出去。一个穿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的妹子扑过来。这个就是我奶奶！奶奶，你怎么来了？她认出是长大了的岑晓红，喉头一哽，竟说不出话。晓红抓起她的手，迫不及待地走出派出所，转回乌衣巷，打开了那扇她守候了两天的门。晓红关上门，才告诉奶奶，她如今在街道办的纸箱厂做临时工，睡在集体宿舍，若不是今早回来拿衣服遇见邻居，还不晓得奶奶来了呢。黄唯臻点着头，一个劲地抹眼泪，那眼泪却越抹越多。晓红扶她在床沿上坐下，又说，母亲和弟弟到长沙找关系去了，父亲被捕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想见个面都不知关在哪。父亲的事，还是她打电话告诉姑姑的。
你爹怎会反革命呢？他不是这种人啊！黄唯臻眼巴巴地望着孙女。
我爹脑壳有毛病了，只热衷搞政治斗争。岑晓红皱起眉说。去年地委江书记调省里工作前，专门找他谈话，让他去商业局当局长，他偏不去，说这是莲城最大走资派的调虎离山之计，是想让他离开反修防修斗争的前沿阵地。说什么只要走资派还在走，他坚决不下火线。他还整了江书记的材料报给省里甚至中央，得罪了不少人。他若听江书记的话，哪会落到今天的地步，我的工作也早解决了……唉！
他在里面不会挨打吧？黄唯臻怯怯道。
挨打也是他咎由自取。岑晓红噘着嘴道，朝窗外看了看。奶奶，我赶紧送你回去吧，你又帮不上忙，革命群众晓得了不太好。
你和你妈还有你弟弟，都要好好的啊！黄唯臻担心地道。
奶奶你放心，这种事又不只我们一家遇到，日子总会过下去的。
岑晓红倒了水让她洗了把脸，然后就带着她去吃了碗牛肉粉，再去汽车站买了回程的车票。孙女的一番话让黄唯臻心里沉稳了些，但她和孙女告别时，眼睛还是热辣难忍。进站后，她回头朝晓红挥手，想将手伸直一点，却怎么也做不到。好像那不是她的手，只是一段枯树枝。
黄唯臻回到双龙镇两年之后，岑晓红来了信，告诉爷爷奶奶，父亲犯现行反革命罪，被莲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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